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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两种量油的器具。油钩子是油撇子的前身，好比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前身一样，是过渡，是初级阶段。在我们闵楼大队，小队长以上的干部吃油都用油撇子，而作为我们社员，几乎家家都用油钩子。每到饭时，当我们贫下中农同志们闻到从队长们家里飘出的油香时，都抽搐着鼻子，使劲地闻。边闻边感叹：奶奶的，什么时候，咱也不用油钩子，用油撇子!油钩子就是用金属条把一头砸扁，弯成直角，从油罐子或油瓶里往外勾油的。一般都是自家制造，有的家是用铝条砸的，有的家是用铁条砸的。我们家是用钢条砸的。钢条砸起来比铝条和铁条有难度。铝条瘫，铁条肉，而钢条有骨头，为砸我家的油钩子，爷爷的虎口都震裂了。
       油撇子制造起来技术含量比油钩子高，把直径和小酒盅口差不多的一圆形铁片中间砸凹，用锡把一小铁条焊在圆片的一侧，就成了，就能从油罐里往外提油。油撇子自家造不了，都是在我们村西的集上买。我们村有个高级社员，她男人叫庆国，比我长一辈，我是“凡”字辈，按理叫庆国个叔，庆国叔在我们村西三十里外的西岗煤矿上下窑底，是采煤厂。他家吃油用油撇子。油撇子中间凹的比大队支书闵宪发家的还深。有次庆国婶和村里的人在一起拉呱，拉着拉着拉起了吃油。她问身边几个婶子嫂的，这半年了，一家共吃了多少油?一堆老娘们有的说三两，有的说四两。当时“溜沟子”婶正赶上给儿说媳妇，便狠狠心说了半斤。其实她家吃油可省了，一般都是用青水煮菜，锅里哪有油星?奶奶见大家在说虚数，就也昧了昧良心，说了五两半。庆国婶一听，就把嘴撇得像碟子，说我家吃的油说起来是你们几家加起来的数。大家问多少?庆国婶说，一斤半。大家听了都说乖乖，真厉害，那你们家都成“喝油虎”了。就感到震惊，心想支书闵宪发半年才吃了一斤二两油，她们家半年竟吃了一斤半，那不和咱们村以前的地主老汪一样。老汪虽是地主，但他一个咸鸭蛋还吃一天呢!就是早上吃三分之一，吃到蛋黄了，然后用纸把口糊了，放到午饭时再吃。晌午饭把蛋黄吃一半，再留一半，然后用纸糊上，留给晚上，一个咸鸭蛋吃一天。你看人家庆国家，比老汪还老汪，于是给她起了个绰号叫“地主”。
       我们家老少三代共十六口人，那个时候，队里一人一年供应一两油，我们家一年才领一斤六两油，所以油就显得金贵。那时，家里掌握“油权”的是奶奶。油一般都被奶奶锁在柜子里，等到饭菜做好了，奶奶才踮着锥子一样的小脚，用哆嗦的手打开柜子，请神一样，从柜子里抱出那个粗瓷的大黑油罐子。从柜子到锅台奶奶一共要走二十八步，每走一步，她的锥子一样的小脚都锥子一样扎在我和哥哥的心上。来到锅边，奶奶用那个钢条砸成的油钩子从油罐里勾上三钩子。一边勾一边说一啦。站在锅台边的我和哥哥就学着奶奶的样子喊，一啦。奶奶说二啦，我俩就跟着喊二啦。我和哥哥的数学启蒙教育，就是在奶奶的喊叫声中开始的。当奶奶喊“三啦”时，锅里就开出三朵字钱般的油花子，像嫩绿的荷叶，懒洋洋地躺在锅里，很好看，馋得哥哥直咽口水。
       那时我没咽口水，因为这朵之中有一朵属于我。舀饭的时候，奶奶执勺，分别把这三朵油花舀到爷爷、母亲和我的碗里。奶奶说，爷爷是家里的顶梁柱，爷爷的身体壮实，我们家的日子才会过得滋润红火，所以爷爷理应分享一朵；母亲当时奶着妹妹，需要油水，分享一朵是情理之中的。可这朵母亲不舍得吃，总是用筷子挑出一半放到父亲碗里。于是，母亲碗中的那朵支离破碎，很是凄惨。我是家中最小的一个(妹妹还小，还在吃奶)，奶奶说你是长材，缺谁的也不能委屈了你。于是我碗中那朵又大又圆，成了这三朵中开得最饱满最漂亮的一个。
       当时我、母亲、爷爷，对了，还有父亲，在一块分享油花时，叔叔急得直咽唾沫。叔叔那时十七八岁，每天干重活，又吃不上油水，所以就长了一身好排骨，就像刚从旧社会逃出来的一样。叔叔对毛主席他老人家无限地忠诚，为了入团，为得到一本红宝书，孝敬闵凡雨，差点把命丢了。当然这事和油有关。
       那天，叔叔和闵凡雨一块去油坊里做好事。闵凡雨是我村的团支部书记，外号叫“二积极”。当时叔叔想入团，整天和“二积极”缠在一块。油坊里的坊长叫闵宪风，和支书闵宪发是叔兄弟，是我们村有名的“溜沟子”，专看着当官的嘴说话，看着当官的眼皮干活。他替支书去公社里开会得了一个奖，是闵宪风。“溜沟子”闵宪风不识字，但整天装在上衣口袋里，遇到人多的地方，就从口袋里掏出，很认真地看，边看边说写得好，奶奶的，小孩吃糖，绝(嚼)了。可把团支部书记闵凡雨馋坏了。闵凡雨没事就给“溜沟子”缠乎，这次，把闵宪风缠急了，便用大马勺从油缸里舀出了一马勺油说，你若喝了这马勺油，谁要不给你，谁是孙子!那一马勺油最少也得有二斤。闵凡雨不敢，站在一旁的叔叔沉不住气了，那时，叔叔看见油就特别地亲，就像贫苦人见到了毛主席，受压迫者遇到了共产党。那个亲，别提了，眼里都直放绿光。叔叔见闵凡雨打怵，就问，我喝行吗?“溜沟子”说行。你们两人谁喝都行。只要喝了这马勺豆油，我要不给这本“红宝书”，我是你孙子!我叔叔一听，用眼看了一下“二积极”。接着叔叔偷偷地俯在“二积极”耳上说，我喝油，得到红宝书给你，你得让我入团。行吗?“二积极”没有说行和不行，只是学着支书闵宪发的样子很深沉地点了点头!
       叔叔就从“溜沟子”闵宪风手里接过了马勺咕咚咕咚地喝开了。油很香，也很稠，粘着喉咙。叔叔一口气喝了半马勺，然后长出了口气，又接着喝开了。不大一会，一马勺油就喝干了，喝得“溜沟子”闵宪风两眼直成了棍子。叔叔喷了一下嘴，感觉意犹未尽，说再给舀半马勺!“二积极”在一旁问我叔叔，二愣子，没事吧?叔叔说没事，说着就拍了一下那瘦瘦的肚子。“二积极”见我叔叔不像有事的，胆子就大了，就说闵宪风再来半马勺!闵宪风只好又舀了半马勺。叔叔接过就喝了，喝得闵宪风直打哆嗦，一个劲地说，乖乖，你真行，我是孙子!我是孙子!
       当然，红宝书被叔叔赢了过去。叔叔把红宝书送给了“二积极”没多久，叔叔就成了光荣的团员。那天，叔叔很高兴，像这样一次把油喝个饱的别说在我们闵楼大队，就是在我们鲍沟公社也没有一个。叔叔高兴还没到家，肚子就开始闹了，你想，喝了一肚子的油，那个滑劲，不把肠子拉下来才怪呢!
       那几天，厕所成了二叔的“家”，只要吃点什么，这边吃，那边扑哧就到腚门了。不出几分钟就全拉出来，那几天，我家茅坑里始终漂着一层油花子。一下雨，人家的阴沟里流的是脏水，我家的阴沟里就直往外淌油。有句夸人富的话说你看人家富的，阴沟里流的都不是水，流的是油。那就是从我家说起的。所以那段时间，村里人见了我家人都说，你们家不得了了，都成“地主”了!
       当奶奶知道二叔喝了一马勺半油时，就夸我二叔是有福的人，你想想，那年月吃油都按滴，而二叔一回就喝了一马勺半，这不是有福是
       什么，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日子一回也不一定能喝一马勺油!你一个人一回喝了咱们家两年吃的油，你二愣子比地主还“地主”呢!当奶奶看到我家阴沟里往外淌油花时，可惜地直跺脚，说造孽呢!地主家还没这样糟塌呢!看奶奶那样子，恨不得拿勺子去舀那些油花!
       二叔是在一个月后才复原的，从那之后，二叔不能吃油腻的东西，一吃就反胃。爷爷常这样说二叔，一个人一辈子吃多少东西，挣多少钱都是定数的，谁若是一次吃个饱，挣个够，吃过界了，挣过界了，人就得有事有毛病。二叔就这样，从那之后光能吃青菜，不敢吃油，多吃一点油就滑肚子，但二叔经常幸福地说，死也不亏了。你看，他喝了一马勺半油，还入了团，成了团员。又吃了又有名了，多光彩!每当二叔说起喝油这段事，我和哥哥都羡慕得不得了，说二叔真是有福的人，这辈子没白活!
       后来，奶奶退居二线，掌握“油权”的重担落在了母亲的肩上。也许受奶奶的影响，母亲添油仍没离开“三”。那时，家里条件好了一点，我们家用起了油撇子。
       油撇子是父亲在西头集上用两个鸡蛋换的。那时，谁家用油撇子，这是家庭富裕的一种表现，本来我们家还要用油钩子的，但赶着给二叔找媳妇，所以我们家就提前进入了用油撇子的行列。那时候说媳妇，只要媒人对女的那边说，这个小孩可老实了，天天粪权子不离腚，是过日子的人!还有，人家过的可富了，烧菜做饭的都用油撇子!女的那边一听，人老实能干，家里条件也不孬，都用油撇子了，还能孬，就会愿意了。然后就对象，就再两人去买点衣服，媒就成了。
       那时候，每到饭菜做好了，母亲便捧着油罐来到锅边，用油撇子从油罐里平平提上三撇子，次次如此。有回年底，父亲投机倒把，挣了五块钱，首先打来了满满一桶油，足足有五斤，那次我想，今天饭菜的油水肯定吃得泼，可母亲仍像往常一样添了平平三撇子，哥哥不高兴，挖苦母亲，说按母亲这个会过法，“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自来水大喇叭”那个社会明天就会实现!母亲虽没文化，但也听出哥哥话里有骨头。就说哥哥，你才有饭吃几天，就要忘本?哥哥说家里又不是没油。母亲说人活着要活个长远，过日子也要图个长远，吃着上顿，要想着下顿，这样才会细水长流，不然，遇到孬年月，你连西北风也喝不上呢!说到这儿，母亲唉地一声，她又想起我那个夭折的哥哥。是在很久以前的一个灾年里饿死的，那年才九岁。哥哥临死时，两手攥着母亲的手哀求：娘，我想喝口油。母亲的泪刷地流了，傻孩子哟，现在连树皮都没得吃，上哪弄油去?于是泪就扑扑地落了，有一滴落到了哥哥的唇上，就见哥哥的脸像花一样地开了，他惊喜地告诉母亲，娘，娘，我喝着油了，好香啊……
       后来，到了那个孬年月，那可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岁月，凡是在那个时候过来的人提起那段日子都心有余悸，我们村十有八九都出去逃荒了，可我们家却靠着母亲平时的节俭而没有外出找生活，那时，我们才真正体会到母亲的苦心和伟大。
       后来，岁月的风霜染白了母亲的鬓发，自然，掌握“油权”的重担落在了妻子的肩上。每到做饭的时候，妻总把那十斤的塑料桶往锅里倒，胡喽一下子，足有三四两。菜做好了，像从油锅里捞出来的，每次打桶油，吃不到半个月。母亲就担忧，劝妻子，虽然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可也得有谱。妻子振振有词，说现在生活节奏快了，不多吃油要影响身体的。你想想，身体不好，能干好工作吗?母亲想了想妻子说的话，在理。就不再说什么了，但有一样，妻子用那么多油做出的菜，不如奶奶用三朵油花子做的香。有次和哥哥闲聊，我问他什么最香，他想了想说，小时候，奶奶往锅里放的那三朵油花子最香。我知道哥哥说的是真心话。
       去年，我盖了楼房，母亲随着我往楼里搬，老屋里的东西都拾掇得差不多了，母亲就瞅着墙上挂着的油撇子发愣，我知道母亲在想啥，就说，娘，带着吧!母亲摆了摆头说，看着它，我心里难受。后来母亲叹了口气说，想不到啊，咱们也过上地主一样的日子啦!母亲后来终于没拿，也许是母亲觉得新房里挂着个油撇子不协调。后来，油撇子就随着老房子的倒塌而消失了。
       闵凡利，作家，现居山东省滕州市。主要作品有《神匠》、《雪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