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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兴致勃勃地开机，总有些新鲜快乐的事情或信息。没想到昨日上网，伊妹儿竟传来一条令人伤感的消息:张威廉先生已逝世。上个月还在南京拜望先生，并请教印证有关中国早期德语文学教学研究史的诸问题；彼时先生虽已不复身影矫健，但仍然思路清晰、身体健康，想不到一月时间，先生竟驾鹤去矣！不由有些懊悔，自己性惰，尤其不愿意带上相机拍照留念，以为假托名人、实为无益。却未想到，这竟是与先生的“诀别之见”，早知如此，无论如何也应留下一张合影的。只是在私心深处，总以为先生已逾百龄，作为二十世纪的同龄人，前年刚与南京大学共同度过百年华诞，总会再伴母校一程，谁曾想，冥冥之中似有天意，先生竟先凌虚踏空而去了。
       追念先生的点滴往事，真让人不由不略觉伤感。然而，逝者如风，往事如烟。“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陶靖节此言可谓“知人论世”，人生在世，总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不过那是极端的比喻了。对于一个常人来说，用来衡量的标准或许是此生的意义与价值。尤其，应当考察他在本工作领域的成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先生西行之际，对其学术轨迹略加盘点，并非毫无意义之事。
       南方德语学界颇有“北冯南张”的说法，乃谓其时德语文学界仅有的获联邦德国总统大十字勋章的前辈学者，北冯乃冯至先生，南张自然就是张威廉先生。虽然冯先生年纪要比张先生小上几岁，但就声名来说，冯氏以“诗人兼学者”的身份，且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所长的学术地位，知名度要高于张氏。也还不仅于此，真若论及在德语文学研究方面的意义，冯氏的著作和贡献，也都要多些。不必为贤者讳，张先生的学术史意义不必评价过高，这一点仅从他留下来的作品数量就可看出。所以有论者对称张先生为“中国日耳曼学的一代宗师”颇不以为然（江燮松：《中国日耳曼学的一代宗师——张威廉先生》，载孔德明、华宗德主编《日耳曼学研究——贺张威廉先生百岁华诞论文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二○○二年版），我同意这个观点，张氏自有其独特的不可抹杀之意义，不必“张冠李戴”。所以我撰《学科史构建与学术史进程：德语文学研究与现代中国》，不为张氏列专章，而宁可在德语文学界的陈铨、冯至之外，另选刘大杰作为“德国文学史研究”的代表人物，基本判断也在于此，张氏的学术研究，开风气有功，谈学术创获则有限。
       在我看来，人的一生成就，大约是由勤奋、才智、品格、机遇等诸端构成，不能苛求于一律。先生的学术史意义虽然不彰，但绝不是说毫无贡献。即便就是以学术研究论，他在大学本科毕业之后即撰作《德国文学史大纲》，在中国当时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朝，以初生牛犊之勇，虽未免有率尔操觚之讥，但其贡献仍当予以充分肯定（俞仪方：《中国最早出版的一部德国文学史》，载《德国研究》一九九七年第一期，其内容即评述张威廉（张传普）的《德国文学史大纲》）。张先生那代人所接受的学术训练、个体风格与时代背景，都决定了他们难以在学术上有大的创获（这点比较留德、留美归国的冯至、陈铨等人，更易看得清楚），所以其历史功绩更应锁定在教育史与翻译史两方面。
       南京大学德语系的建立与发展过程，张先生是亲历者。其功劳虽未必如范存忠先生、商承祖先生等之大，但他数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第一线，其持之以恒、集腋成裘之功，不可没也。早在一九四三年，张先生就来到南京大学，彼时尚无德语专业，德语只作为公共课。一九四七年建设德语专业，其最初思路虽由范存忠先生提起，亦由商承祖先生主其事，但张先生作为坚持时间最长的教员，其筚路蓝缕与负重前行之功大焉！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之后的南大德语专业，尽集复旦、同济之德语英才，德语专业分设德语教研室、德语文学教研室。外文系主任为商承祖，而张威廉与陈铨分任室主任。对其时的人才之盛，张威廉有如此回忆：“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时，调来了同济和复旦的德语师资和图书；师资有陈铨、廖尚果、凌翼之、贺良诸教授，焦华甫讲师，德国女教师陈一荻和作家布卢姆，真可说是人才济济，盛极一时。但为时不过十年，便就风流云散了；图书数千册，主要是从同济调来的，其中有些今天难得的古本，如一八二三年出版的《席勒全集》。”（《我学德语的经过和对德语教学的点滴看法》，载张威廉《德语教学随笔》，南京大学出版社二○○○年版）这一段学术史值得细加梳理，此处按过不表。但南大德语专业之维持与发展，张先生与有力焉！直到今天，南大德语系作为语言学方面的学术机构，在国内学界仍具有重要地位。
       如果说，在德语文学学术史上，张先生的学术创获受制于时代、思路与个体经历，贡献有限。那么，如上所述，他在德语文学教育史上则居功非小，其长久坚持之力，更对南大德语专业的建成、发展，意义重大，虽无“叱咤风云”的气势，但却有“积流成渠”的效应。而张氏真的能立定青史的功绩，是他的翻译。在中国的德语文学翻译史上，张氏的意义特别值得关注。卫茂平教授撰《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辨：晚清和民国时期》，对史料的发掘颇见功夫，但对译家的风格与特色则未仔细观照（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二○○四年版）。其实，在我看来，对德语文学汉译史进行清理，除了史料梳理、文化语境、时代背景等诸多因素的考量之外，其中不可绕过的就是“译家风采”。朱生豪之译莎士比亚、傅雷之译巴尔扎克，对于英语与法语文学的汉译可谓“大增异彩”，相比之下，现代中国语境之中的德语文学汉译缺乏这样的大家。冯至先生虽在年轻时即被鲁迅称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但更多是以诗人名而非以纯粹的德语文学学者或译家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先生的翻译确实独自成家，与他为数有限的论述相比，说其译著等身，倒是恰如其分，仅《张威廉先生简历》就列出了至少二十部以上的译著，其中尤以布莱德尔翻译为主要成绩，足见其用功之勤（参见吴晓樵《张威廉与中国德语文学的译介》，http://www2.zzu.edu.cn/ces/bjwx3.htm,二○○四年二月五日）。
       因此，若要“盖棺论定”，我以为张先生在以下几方面的意义值得充分关注：一是德语文学教育史上的“师长风范”；二是德语文学翻译史的“集腋成裘”；三是德语文学学术史上的“发凡起例”。一个人的一生，能在这些方面，都做出比较突出的成绩，已然值得自豪。
       曹孟德的《龟虽寿》说：“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是啊，人生苦短，然而即便神龟长寿，又能如何呢？向死而生，原就是人类的宿命。张先生似乎早已洞明此理，上月见面时，先生道及晚年以印佛经，劝向善为乐事。并示我以小册子，使后辈肃然而生敬意。近来对宗教问题亦感兴趣，不过与我从学理上去探究不同，先生更似在身体力行。曹操那首诗还有几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张先生晚年因年龄精力诸因素，已不可能自己再做研究、搞翻译，但对南大德语系的发展和德语界的情况，仍颇关心，自己出资设立“张威廉文学翻译奖”，就是最好明证。在南京大学德语学科的历史上，将先生比作“先驱者”与“开创人”，当不属“恭维之语”。
       我还记得先生曾说过，南大学校图书馆新进了一套一百四十三卷的《歌德全集》，只有他一个人去借，真是太可惜了。殷殷之情，溢于言表。我想，他是在意学术脉络的代代相传。与“中国现代学术”世代的梳理辨别不同，与北大精神、清华薪火那样的“圣灵光辉”不同，张先生所代表的，其实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另一条线索，即在芸芸众生中保持静默、持久行路的那批人。他们未以大名显，未以大功居，但却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正如张先生的活动领域始终未走出德语学界一样。先生走了，未以声名赫赫而来，亦未以洪音滚滚而去，先生的身影，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恐怕只能算得单薄，只是一个普通学者的平淡生涯。然而，在我看来，先生的贡献与意义，又是那么的不凡与深远。
       先生的晚年，大概不乏寂寞。记得那日还念叨着昔日的学生来的不多了，是啊，下海可以经商，上课可以赚钱，治学也须用功，又有谁能常记得来探望一位年长的老人呢？然而，先生却忘不了往日的学生，忘不了德语系的发展，临别时还叮嘱南大德语系主任孔德明教授记得给他找一册《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史纪事》。也不知这薄薄的院史，是否能勾起老人对往昔岁月的沧桑追忆？又想起那一句话：“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张先生的身影，在现代学术的大幕中远算不上高大与伟岸，但学术传承的微弱契机，本就依靠着这平凡而沉稳的步伐，世代延绵，生生不息！在历史的浓重暮色中，有那稳健的学人身影，向我们走来，走近，又远行，远去！隐没在漫无边际的历史风尘中。中国学术的延绵一脉，或许正系于这平凡普通与貌似庸常之中，只要我们记得：“生命不息，步履不止。”
       风起云扬，在远行的路上，先生，一路走好！
       二○○四年十月于曼哈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