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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6日　下午5时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捱过这场仗和空袭。塞尔维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坏人跟好人、那些拿起武器的、那些被舍弃的、穿过森林逃亡的科索沃难民、穿过街道逃亡的贝尔格莱德难民，警报响起时，他们抱着怀中的孩子，去找那根本不存在的避难处。我希望北约机师不要扔下他们哭喊着的妻儿，直飞向塞尔维亚的军事目标，一如我在CNN上所看到的。我希望大家全都活着，可世界并不是我想的那样。我希望我们能够分辨它：要么叫它作民主、要么叫它作独裁。当一名美国国会议员估计科索沃恢复和平的代价就只是二十万名平民死亡时、当克林顿总统说为了美国的女学生着想而需要一个安全的欧洲时、当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说我们要战斗至最后一滴血流光时，我只感到要流血的只是我，不是他们。他们全都不单成了我的敌人，还成了怪物、人狼，以流血的量(当成燃料)，算计着经济政治与民主人权该如何取舍。今天是空袭后第二天，我去了到附近的菜市场和黑市。这些市场都活跃起来，适应了新的环境、新的需要：没有政府运来的面包，市场上倒有不少谷物；官方电视台没有什么消息，惊恐的人群却窃窃私语地讨论谁是这场仗的赢家。年青人在街角打赌：谁的飞机被击落，我们的还是他们的；谁最会撒谎，谁藏起了最直接的受害者，就像这只是场旗鼓相当的足球比赛。
       城内变得死寂和瘫痪，但仍在运作：垃圾有人清理、我们有水、我们有电……可是人呢?在屋内、在床上、在避难所内……我从朋友那儿听闻有几个人精神崩溃，有男的也有女的。那些从前患了精神崩溃的少数人，自从科索沃开战以后，倒好了点：危险临到头上来，反倒没什么好怕了。我不能应付看不见的战争，但我能应付实在的需要：面包、水、药物……还有，最重要的是，我可以看到尽头。最后我们贝尔格莱德终于得到所有其他南斯拉夫一直有的：在自己的领土上展开战争。我每天收到十多二十封邮件，有些是朋友写的，有些是我只见过一次面的人寄来的：他们想到我们，想到我跟我的家人，想给我精神上的支持。我倒觉得是我在精神上支持着他们，目前我要的只是物质上的支持，物质支撑着我的精神。
       人们聚集在自己的家中，一起等着空袭到来：互不相识的人、假装或真的不知道科索沃发生了什么事的人、不知道北约这次是来真的的人。大家坐到一块，分享着大家仅有的东西。团结和温柔锻炼出最优秀的塞尔维亚人。
       我想到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想到我的朋友及他们的恐惧，想到他们的处境定是比我们糟得多；一想至此便感到惧怕，这表示一切还没到完结。我睡觉时无梦，沉沉的害怕醒来，但庆幸悲剧还没有发生，我们还活着，我们时刻互相看着，以证明大家还活着。
       还有，对了，天气实在美好，我们既爱它，又怕它：天气愈是好，空袭来得愈密，还可能炸得更准。我只想知道，到底是好天气，还是坏天气能保住我们的命?
       最后，第一轮空袭前一天晚上，我看了Benigni的电影：《一个快乐的传说》(La vita e’bella)。到了第二天，它果然也发生在我们身上。也许我是不该看这电影的，但现在太迟了，我知道在大(男)人物领导下的每场战争游戏中，最安全的角色是受害者。
       注：现在警报响起，打断我的书写……警报声监察着我也为我计时。我扭到CNN电视台看为什么贝尔格莱德会响警报，他们说不知道。不过本地的电台事后就会让我们知道。
       3月28日
       贝尔格莱德仍在摇晃着、震动着、颤抖着；现在是北约的第二阶段的空袭。警报响起好长时间了，差不多一整天了。我要出去，去买些吃的：我们其实不饿，我们也没有被轰得四脚朝天，有些人经历过北约的第二或第三阶段的空袭，说情况还可能更糟。现在人不论是不是在街上，都得靠镇静剂或者痛哭冷静下来。避难所都很挤，很热闹，却愁云惨雾。
       吉普赛人胸前背后各抱一个孩子喊道，他们会杀了我们、他们会毁了我们。我想他们在过去的数个世纪都是这样地被人伤害。
       每晚我和朋友、家人到我家附近的一个很大的地铁车站去；它是个避难所，我已认得这儿所有的人，不同年纪，不同阶级的人。他们来时都带了小凳子，还有小话题。我们想订一个应急计划。无论如何，我们试着列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差不多全都对我们不利，老百姓谁也不敢相信，除了口袋里的几块钱和大堆坏经历外，他们一无所有。我说至少我们并不可怜，我们的孩子不会被宠坏。我愈来愈觉得我们像那些印第安人，固执、荒谬又诚实得荒唐：注定一无所有，只求肉身存在，真正的无为。我更会说，我的女儿是稀世奇珍，有真正的塞尔维亚本色，能不为什么而奋不顾身：不是一些文化喜欢如此的吗?要是那些连打雷闪电也怕的人，碰见一个穿牛仔裤的瘦弱年青人竟然能够泰然地面对空袭，一定觉得兴奋莫名。
       我们整天看新闻，任何新闻，任何时间，没有好消息，没有肯定的消息。我在北约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看见Jamie Shea，他的谈话精确得吓人，听了他的就等于听了所有的，仿佛事实跟他所说的只有些微偏差。当然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如果是这样，他就是神，那么我们继宗教的神之后又有一个军事的神，那才是真的恐怖。
       我们收到科索沃的朋友的消息，他们不想在电话中说话，他们现在处于我们数天后可能身处的环境：杀戮、入屋搜掠、完全无政府状态。现在我们都躲到地下，我听人说有八百万塞族人在地下躲避空袭。
       在地铁车站避难的人坐在列车内已好几天了，他们坐在仅容得下他们双足的地上，连出外吸口气也很少，只呼吸着那不开出的地铁车厢内那发霉的气味。我的朋友都在里面，一家人是从Krajina来的，算是顽强的难民，有两个长大了的儿子。他们说比这更差的地方也住过五年，现在算是好的了。可是对我来说，这就像一次漫无目的地跨越西伯利亚的旅程一样。
       我看见那个以前很富有、常自以为很了不起的女人跟她的小儿子坐在一节肮脏的车厢内。我想跟她打个招呼，所以我停下来。我不理解或不认为她应该在这儿：她可以在任何地方，但她在这儿这个事实却是我所反对的一种政治上的疯狂的一个标志。
       3月29日　下午5时
       天阴、下着雨，警报无时无刻都在响。我刚听说军法管治已经实施了，抗令者死。我还是不能接受我们已经在打仗，我们不知为谁而战，可这场仗跟以往的仗一样真实、一般残酷，也有虚假的英雄主义和误导的兴奋情绪。今天我没有到外面去。我听说有些朋友一直也没有到过外面去，一直没有。我说过，外出成了一项
       勇敢的行为。几小时内，我的生活全变了样，所有人也是这样，但我仍然认为即使如此，我们仍是不一样的人，处境有不同，有不同的盟友。我努力使自己坚强起来，接受转变。孩子也在转变，被恐惧、焦虑和四面墙壁包围：就是在这样的处境下，我们也要有创意，就像BenigrIi的《一个快乐的传说》中那样。艺术通常都是忠告，是一贴药，但只在你生病时才有用，不能作预防疫苗。
       3月30日　下午5时
       这天没有空袭，没有警报吵醒我，我睡了十六个小时。孩子都去了一个摇滚音乐会，那是个可怕的音乐会：民歌手跟别的组合混在一块，来听的都是躲到地下的孩子；听众一样的可怕：爱国主义者跟现代人混在一起。我听说他们破坏了麦当劳；我家附近的餐厅也不再叫纽约，改叫贝尔德餐厅。人们手里拿的传单有一种粗俗的幽默，不算得机智或无政府，反正以往也是如此。一个BBC的记者说：塞尔维亚人宽大为怀，他们一定不会杀掉那被击落的战机的机师的，还会送他自制的面包和白兰地，好让他冷静下来。但不知为何北约的将军会指塞尔维亚人对阿尔巴尼亚平民作出暴行，两个消息我也相信。我不会给那机师面包，也不会杀人，就算是为了自卫，除非是为了保护孩子，这是别人教我的。也许不对，不过这已成了我不由自主的条件反射了。天哪!我们正在打仗，我刚听到一些打仗时该守的规矩：不可跟外国传媒接触、逃兵会被送上军事法庭。精神病院的病人都被赶到街上，好空出病床让伤者躺上去。我的女性朋友都跑到各类人道主义中心去，处理各种紧急的情况，服务难民、吉普赛人、独居受惊的老妇人。跟我最要好的朋友说：只有帮助那些比我的境况还要差的人，我才不致崩溃。她现正帮助阿尔巴尼阿妇女逃出蹦Pristina。我却不同，我要靠写作才能将这些强烈的情绪和观点给清理出来。
       以前我父亲在战争结束后还会梦到空袭，半夜醒来，把我从床上抱起，带我躲到地窖去：他在梦游。我记得他这样做，昨晚我也这样梦游了几次，想要带我的女儿到地窖。我感到一场病在我身体内发作，一场潜伏了好久的高热，由我那塞尔维亚裔父亲那儿遗传得来的一阵深藏的焦虑：别的人也会藏起对饥饿或被遗弃的焦虑。幸好，它带来了敏锐的生存技能和满是幽默感的言语：永不放弃，一旦你变得固执，不再温驯软弱，充满活力，你就可以了。
       我们住的大厦浸水，可能是空袭引起的，也可能是某个粗心的人引起的，可能全都是我的错。无论如何我也感到罪疚，感到这是我的责任，更感到前所未有的无能为力。
       我总感到有些难受：精神上和内体上的，我想一直睡一直睡，睡到再见和平。
       3月31日
       恐惧侵占了我的思想：我不晓得还敢不敢去想自己在干什么，我没有能力面对现实：我们会不会因为某些人缺乏政治智慧，甚至更坏，变得疯狂，而被牺牲掉呢?我得审查自己的思想，害怕用自己的方式思考，害怕被人听到，被抓上法庭和处决。冲突正在升级，暴行每天发生。我想过买些镇静剂，吃了就可一直睡呀睡，要是暴行真的发生了，也许我会长眠。我得理性地去想它，不能带着伤痛，不带怜悯。我是个有条理的人，特别是在危急关头时。我讨厌运动所带来的恐惧，和四周人们的目光，我尽量避开些，多花些时间跟我的孩子在一起，他们还没有这种恐惧，抑或是他们还是带着这种由出生到这世界上之后还没有消失的恐惧?
       我语言和头脑开始变得僵硬，它们得把这些互相矛盾的解释统一起来；我痛恨被卷入战火中，因为女性语言的空间没有了，自由的空间没有了。我能够辨别，恐惧是“男性”的，现在我们那部分男性的内在正身受其害，纵使我们是女性，起码行为上是。
       来自妇女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的妇女正从蹦Pristina的战火与惶恐中救出阿尔巴尼亚的妇女和她们的家人：冒着生命危险，一如以往，一如以往的战乱时那样。对了，今天早上我有一种新的感觉，那就是战争终会结束，不论有没有我们这些所谓细节，战争必须结束和将会结束。
       4月1日
       我们昨晚睡在避难所，三个大人、两个小孩和一条狗。这避难所实际上是一幢私人大屋，有着坚固的屋顶，它旁边那个典雅的地铁车站是贝尔格莱德头一晚受空袭时，我们躲了一晚的地方，躲在里面的大部分人都是吉普赛人和带着小孩的妈妈们。我们一班人是个大家庭，一个以心理为联系而不以血缘为联系的家庭。我们的家庭是以对北约空袭或国内枪战的共同恐惧而组成的。昨天一班野蛮的肆意破坏份子在市内四处乱窜，打破窗子，向着认为跟他们不同的人叫嚣。幸好拿着盾牌的警察把他们分散，终于警察也会做些我认为他们该做的事了。
       传闻说贝尔格莱德市中心昨晚会受到空袭，可是什么事也没有，我们还得等。我的从Knin来的邻居说：我倒想今晚有空袭，那明天我们就可以去睡了。他的妻子说：要是我的儿子有什么不测，我一定杀了他，就是他，我那个说什么也不肯到外国去的丈夫，他要成为塞尔维亚人中的塞尔维亚人。现在，我们已是第二次遭到险象横生的空袭了。我说：那不一样。她说：对我来说都一样。我才晓得，这对她来说确是一样的。她一生中除了赶尽杀绝的经历之外，没有其他。这不是疑心重，也不是无知，这是她的生命体验，谁又可以以“真实”之名去否定她的生命体验?
       昨晚我们以为贝尔格莱德市中心会被轰炸，CNN是这样说的。但相反，三名美军被南斯拉夫军队俘虏了，也是CNN说的。的欧洲时间，我希望能到那儿跟你们一起。但我们这儿过的却是美国时间，晚上醒着，白天打瞌睡：似乎我们都得同时过两种时间。今晚要是响警报，我们会去，也许不会去避难所：这已成为一种俄罗斯轮盘式的选择，运气决定一切。听说第三轮空袭的目标是贝尔格莱德市中心，却不知会在几时开始，终于我们住在贝尔症状。男人就不同了，他们会高声说话，对于生死问题，他们更比平日话多。我们害怕他们死多于我们死，因为我们已忘了这件事。有时候，我的孩子受到暴力伤害的镜头会闪进我的脑海：令我差点痛得晕过去。我倒宁可自杀算了。是的，我现在已准备好自杀了……要是……要是什么发生了……但我想自杀在某些情
       这是场肮脏到极点的仗，我说，惊惶的平民躲在地窖，电视里的无名战士浑身淤青，阿尔巴尼亚人在电视上痛哭，整天说着一般人平时不会说的话。人类尊严在我们所有人中变得荡然无存，无论是演戏的或是旁观的。
       我住在纽约的一位南斯拉夫朋友，是阿尔巴尼亚和塞尔维亚的混血儿，她致电给我说：我虽在这里，却跟着你们
       格莱德的人，可以跟科索沃的难民感同身受了。可是大部分住在贝尔格莱德的人都不知道难民的事，只有我们少数几个人对难民、阿尔巴尼亚人、战争和这样的世界感到难受和罪疚。
       每天傍晚时，我双手便会不受控制地抖，持续几个小时。我听过别的女人也会在傍晚因恐惧空袭而出现同样的况下也算是一种奢侈，这种奢侈是要好好计划的，我就在计划。
       他们叫我对《卫报》作个分析性的评论：现在我不能做到，谁又可以?恐怕谁也不可以。我不相信我可以，因为我不认为自己有能力作前瞻；如果在我体内有这种能力，好像唱歌和跳舞那样，现在我就不会在这里了。我父母在他们自己的家里，听不见警报响，看的
       是官方电台，他们常常打电话给我说：不要担心，没事的。那时我就会镇定下来，父亲的声音让我冷静下来，在我还是个孩子时，他就能给我安全感，我却不能像他那样给我的孩子安全感。不过，不给也是好的：这世界本来就不安全。
       我听说位于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的文化中心：法国的、德国的、美国的，都被夷为平地，我不想看见这些颓垣败瓦。没有人要收拾这个残局，它是新落成的战争雕塑、一具路上的死尸、一个警告、一个每一刻我们都面对的现实。
       一些涂鸦和标记写着：大桥塌下来了，大桥万岁；阿道夫·Goebbles·克林顿，塞尔维亚不是你的莱温斯基；北约军队随我屁股后头走吧，我要上学；只有你的死人头才隐形；唱歌的人没有歪念，克林顿要学唱歌；北约是烂泥；新美国恐怖组织，是最好的。
       电视上我们的总统在公开嘉奖几位南斯拉夫机师，到了第二天，那些机师的名字却已刊登在报纸的讣闻版上。
       我们得高声地说、要说出来。要是我们不作声，要是我们害怕——虽然害怕和沉默是正常的——我们便没有未来，没了未来，也就没了国家或者我们的声音。所以，我们大家写吧、唱吧，街上的人们、地底的人们、难民营里的人们、排着队的人们……军队里的人们，那些身处各式样你认为是安全的地方的人们，在警报响起时……
       4月2日
       今天是天主教的圣周五，由于空袭的关系，大家都把这天看得特别奇妙。他们四处都看到好兆头和坏兆头，包括日子的排列、云层对空袭的影响、美好未来的预兆等。我们连普通人的常识也被轰掉了。
       我朋友的儿子昨晚从战场上拨电话回家：他几乎不能言语，他说他们在某处但说不上在何处，他说他还可以但他的一些朋友就不好。男性志愿参军的年龄提升至七十五岁，女性则不设年龄限制，有时她们甚至比男性更为爱国。
       Arkan按照战争罪犯的规定，在CNN上承诺会对三个美军俘虏执行合法及宽容的程序：这就是新闻的自由。避难所内的小孩生病，大人情绪受困扰，我们每天的活动时间愈来愈少：我们离家外出的时间只能以分钟计，晚上还要想想要在哪儿过和怎样过，才能聚在一起交换白天得到的消息。
       4月3日
       现在是早上，一个美丽的阳光灿烂的早上。我哭着，我放松着。昨晚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终于被击中了，准确无误。对，这是个军事目标，但离巴尔干地区其中一家最大的妇产科医院仅二十米，这所医院是我出生和生孩子的地方。被击中的是内务部大楼，我的一些朋友记得他们曾经在这里被盘问。我舒了一口气，对北约的准确感到高兴，当时甚至还下着雨呢。但我感到暴露在那些执行任务的北约年轻机师的视野中，他们带着炮弹，迟疑着能不能击中那幢军事大楼，而又不会伤到医院里的新生婴孩。她们都躲到避难所去，那些母亲抱着她们的婴孩，而我不断的哭，如释重负，生与死的事情令我想起分娩，我的分娩，想起自己又勇敢又哭着。我想，到底要怎样的词句才能形容那种不单知道自己活着，还连一个指头都不缺、毫无顾虑、身心整全的轻松感觉?
       BBC、CNN、SKY电视台的评论员已经把这场仗比喻为一棋局，对战双方是南斯拉夫共和国(FRY)——一个头脑极佳的人类和北约——一部巨大的人性化但并不完美的机器。这些评论员整天在赞赏人类的棋艺，又在挑机器的毛病。然后是难民，然后是我们沉重的夜，但谁也不会把这些图片拼在一起。
       4月4日
       又是另一晚在避难所里过了。又有两条通往匈牙利的桥被炸断了，波斯尼亚境内通往蒙特利歌罗的铁路也被sFOR军队破坏了。令我感到幽闭恐惧的事实是缠着我们笼子的铁丝终于现形了。这里也不再是我的塞尔维亚了，不再是我祖父为她而战的塞尔维亚了。我的塞尔维亚已远我而去，现在我在自己的国家却犹如在笼中和被放逐。我本来每个月可以分配到四十公升的汽油，但我也没有什么地方要去，也许我可以用它来换四十公升的酒和四十包烟，它们都不易买到。也许我要在自己的房间内找、在自己的脑海里找，我的祖国，我的塞尔维亚。
       一个北约军官指着贝尔格莱德的地图，盘算着该轰炸哪里，说：贝尔格莱德是个可爱的城市，以前我也常到贝尔格莱德去。南斯拉夫人的日子过得不错，可以到奥地利滑雪，不用签证就能环游世界。如果他们改变，我们能够让他们活得像以前那样。可是我不要像以前的南斯拉夫人那样生活，那是个大谎言、大幻觉，我像易卜生笔下的娜拉那样，在一秒之间失去了全世界，重新开始新生活，极尽残酷。
       4月5日
       今天我不想写东西，我已经在近距离见过太多伤痛和苦难了，我的言语是沉默，一片空白。不论我做些什么，说些什么也没有用。我不想成为什么人的同谋，假装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写作都一切安好。
       说到底，最可怕的是，从某个角度看，什么事好像没有真正发生：早上发现自己还活着、还有吃的、还有电、还有诸如威士忌那样的奢侈品……但也可以倒过来看，我们已经在这儿，这儿什么事也会发生，只是还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犹如在判错了的死刑中，每晚我们从死亡中活过来，我们幻想自己最爱的人死去，但只证实自己的白头发多了几根……
       4月6日
       今天是希特勒在1941年轰炸贝尔格莱德的纪念日。可是贝尔格莱德受的最严重的破坏，却是盟军在战争后期所造成的，那个所谓解放或英军轰炸。我知道今天大家也会用这个比较来让自己好过一点或是难受一点，无论如何……我想起一个年老的图书馆员，他的未婚妻在贝尔格莱德头一回受空袭时被炸死了，结果他当了牧师，再也没有结婚。这个故事比我的家人说的有人死了、财物损失等故事还要让我感动。
       这天早上我坐在平台上，沐浴在充满爱的阳光中，梦想着昨晚战机在头顶飞过，我们
       躺在平台上等待空袭时说到的蓝天碧海。那些战机又来了，但是它们昨晚没有轰炸贝尔格莱德，它们轰炸了另一个地方，另一些受害者。这天早上，我对那些代替我们受空袭的人感到万分的罪疚。我那些住在世界各地的朋友都问我，知不知道现在科索沃有多可怕?我晓得，我真的晓得，我为我们没有感受到那儿的人的恐惧而感到罪疚。可是我们的战争，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一直都是这种看不见的恐怖，要达到精神净化、免除不良意识、误解、惰性的侵害：我们还有好一段路要走……
       4月8日
       昨晚我们坐到平台外等着……我们听到了一些很大的爆炸声。声浪轰得我右耳快要聋，耳膜作痛，像坐飞机时一样。我们开始打赌，结果靠我一流的预感赢了，当然还要加上能感应世上苦难的女性身体：原来是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的一幢政府行政大楼中了炮弹，那儿离我们约半公里。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是这幢而不是预期中的政府总部。也没有人知道这该叫平民目标还是军事目标。无论怎样也好，我们都欢迎，我们这些住在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的人，已经等了好几天，听到没有造成北约称为附带伤害(死亡)时，我们都轻松地笑了。塞尔维亚电视台则把北约称为“罪恶的侵略者”。
       昨天有一场南斯拉夫对希腊的足球比赛：这是国际盛事，人们哭着、唱着、亲吻着，足球队员都集中不了精神比赛。我一向以为球迷看足球是种浪费，现在他们有个人道的理由了：让战争停下来。
       一个BBC的军事评论员说塞尔维亚人是个可怕得难以置信、只顾自己保命的民族。他的评论让我难受，我不喜欢凭是否属于某个族裔去褒贬别人。即使我在英国的寄宿学校住了十二年，我也没有想过什么叫做英国人，可是听了他的评论后，我开始去想了。我在想，究竟英国人在遇到阿尔巴尼亚人或塞尔维亚人的处境时，他们又会怎么样。
       4月9日
       我记得，打仗前不久，大家都说要是想要个在二千年的一月一日出生的孩子的话，今天就是制造千禧婴儿的好日子。我记得这个想法有多笨多荒谬，也记得它有多流行。现在，好日子到了，可是这里的人谁也不做这个打算了。现在坊间开始猜度，要是地面部队来到，会发生什么事，女人都希望自己这时没有怀孕，或想着要是自己拿起枪杆，她们的孩子该怎么办。我已经有两个女友，一个和平主义者，一个女性主义者，说，要是发生了全民皆兵的地面战，她们宁可拿起枪支，也不要留在家里，等着被杀、被奸或被放逐。我曾经想要个小孩，但我想起了那个在空袭前刚生了孩子的女人。她一直躲在地窖里吞着镇静剂，她的孩子很虚弱。由于时间和地方都不对，生孩子并不能改变政治形势，相反，这只凸显了时间、地方、行动都不对。
       军事逻辑正在进入我们的日常言语，我一向都不喜欢游戏，甚至田径比赛：每当我想到要跟人竞争，便会感到瘫痪，我感到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不比别人好也不比别人坏。我们谈到怎样适应打仗的日子，找新的工作，找新的娱乐和社交。但今天，我们着重的是，不论会不会有地面部队我们再不管个人的生死了：大部分人不去避难所，不想着离开国家……我们就在这里待着，不管要撑多久，反正我们没有更好的出路，只能在无权无势的情况下掌握自己的生命。
       日记写作者：加思米娜·特莎萝维珂(JasminaTesanovic)，作家，现居贝尔格莱德，著有小说、剧本，部分作品被译为英、意、德等语种。
       资料翻译及提供者：杨爱媚，学者，现居香港。陈顺馨，学者，现居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