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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5月， Z君在H省K市十六庙拍摄渔民的工作。这里的渔民不少来自距K市几十公里的Q市东营镇双坡村。东营镇双坡村的渔民并非天天守在十六庙，他们要“赶水流”，每个月停在十六庙的时间都是有固定天数的；此外，为生计所迫，Z君还必须得拿出一定的时间去拍广告，以维持他的最低生活标准。结果两下里岔开，Z君并非每次来到十六庙都能碰到双坡村正在这里作业的渔民们。如果渔民们正好回去，Z君便只好“信马游缰”地沿着江边往前走。
       Z君喜欢H省，喜欢这里的人，尽管他连一句H省话也听不懂，却仍然固执地认为这里是未受“现代文明”侵害的最后一片净土。渔民不在时，泊船的临时“码头”空空荡荡。没有了买主，未被出售中的沙松柴垛越摞越高，过木柴用的磅秤失去了用场，孤零零地闲置在那里。以渔民为主要销售对象的小卖部，此时也显得懒洋洋的，只有几个年轻人在那里打牌。烈日下，十六庙显得很安静，偶尔会有几个村童跑出来玩耍，可当Z君举起相机时，他们又会呼地一下跑散，躲在自家的门后面，偷偷地看着Z君。Z君只好自我解嘲地说，“鬼精灵”。
       从十六庙往前走，过了两个村，穿过平和桥下，就来到十庙的地界。桥下的水面很宽，一种类似于牛磅草的水中植物长得很茂盛。有船从桥下通过时，这些水草就会有节奏地向岸边挤。时间是中午，几个半大的男孩子正在玩打水漂的游戏，勤于劳作的当地居民，早已给Z君留下很好的印象，所以Z君并不因为孩子们穿着破烂，疯跑和乱叫而对他们有什么反感。
       为首的一个男孩子很瘦，但很有精神，由于风吹日晒，皮肤黝黑。他胆子很大，见到Z君走过来，便让他的小伙伴们停止玩耍，排成一排，让Z君给他们照相。他告诉Z君，他知道Z君手中拿的东西是什么，“那是照相机，我也有一部”。他说：“你有多余的胶卷可以给我一个……”Z君看到他那顽皮的样子觉得很开心，想到这可能是一个好题目的开端，在拍摄时也就格外留心起来。小男孩将小伙伴们撵开，说他是“大王”，得有张单人像。他走到便桥的桥墩下，摆起了姿势，Z君刚要拍，他又说，“等一等。”显然他对刚才的姿势不太满意，既然是“大王”，就要有“大王”的风度。他想了好半天，终于拿定了主意，将一条腿盘起，两手抱在胸前，这可能是他想到的某个电视片中“黑社会”老大的模样。Z君边拍边感到有些诧异，这个小家伙显得不同于别的孩子，第一次见到Z君，便如此从容不迫，他的成长环境一定有一些有意思的东西。照片拍完后，他不让Z君走，说还有一些小伙伴在村子里玩。他让Z君过去，说要给Z君介绍一下，那些小伙伴也是他的“兵”。Z君随着他转过一条小巷，来到有半个篮球场大小的一块空地。男孩子把一些女孩子集合好，让Z君给她们拍照，可惜这些女孩子并不听他这位“男司令官”的话，纷纷躲闪跑回家里。他见女孩子们不听指挥，便向Z君抱歉，说他也要回家洗澡了，没工夫再陪Z君。
       这是Z君第一次来到十庙，对这里的地理及周边环境还闹不清楚。他只是径直地往前走，一条巷子走不通时，再换另一条。无目的地乱走，给Z君带来了许多新奇的发现，首先是这些小巷子差不多都能通到海边，而海边的房子，几乎要浸泡到水里，环境十分脏乱。其次是巷子旁边低矮的房门前，几乎都坐着一个或几个女人，她们手中总不停地打着毛线活，眼睛却瞧着Z君。过了约摸半个时辰，Z君又回到了那块空场上。小家伙刚洗完澡，衣服还没有穿，见到Z君回来，便死拉硬拽地将他的队伍集合起来。这回女孩子们不再跑了，条件是拍完照片，要给她们一张。小家伙光着屁股，摆出一副“勇往直前”的架式，女孩子们笑得前仰后合……
       这个男孩叫纪明文，今年10岁，和他在一起照像的还有他的大弟弟，8岁，最小的弟弟6岁。站在左边的那个女孩姓林，今年14岁，孩子们都管她叫“小林姐”，挨着小林姐抱小孩的是小林姐的外甥女。这个7岁左右的女孩子抱着的漂亮的小男孩，是小林姑娘亲姐姐的不满周岁的孩子。孩子们身后那座红砖房就是小林姐的家。她的姐夫和姐姐是靠卖水果为生的。白天大人们出去挣钱，孩子就归小林姐照看。红砖房的后面一排是纪明文的家。纪明文的父母在K市平和天桥附近拉人力车。父母不在时，纪明文的工作和小林姐一样，是管好他的两个弟弟。但男孩子毕竟不同于女孩，他不像小林姐那样操持家务，担水，做饭，洗衣服，还要给她不满周岁的小外甥喂奶，而是每天率领两个弟弟，在十庙疯跑，整日打打杀杀，“攻城掠地”，搅得四邻不得安宁。他也不是一点儿正经事都不干，每到吃饭时，他会查看锅里面有没有妈妈早上留下的什么吃食。如果有，他就会给两个弟弟每人盛上一碗；如果没有，他就会起灶生火做饭。每当这时，他会拿足兄长的派头，给两个弟弟每人分配一份活计，诸如淘米之类……两个弟弟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接到“司令官”哥哥的命令以后，会将饭锅扣在脑袋上，来到场院里唯一的一口压水井边淘米。兄弟两个人边干活，边打闹，而纪明文一个人，在公共灶间升火，菜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没有的，为了使白饭有一些滋味，他会向小卖部的老板娘赊一袋榨菜。
       纪明文家再往后一排，便是蔡妮娜的家，蔡妮娜的父母也是拉车人。蔡妮娜6岁，父母都出去干活时，她便一个人在家里。虽然她是一个小女孩，但并不以女孩自居，她所崇拜的偶像是纪明文之类的男孩子。大多数情况下，她会跟在纪明文队伍的后面，东走走，西转转，玩一些只有男孩子才玩的游戏。吃饭时，她就到她小姨家去就餐。小姨两口子也是拉车的，但两个孩子还太小，在Z君最初去十庙的那段时间，只有她男人去干活，而她则守在家里照看孩子。后来Z君才了解到他们统统来自H省万宁港南镇。
       K市的人力车几乎是和K市同步发展起来的。一个城市的发展显然不仅仅是几个人的发展，市民们手中有了钱，开一爿店，搞两个服装摊档，不可能都去请运输公司帮忙，他们需要的交通工具往往是这些不起眼的人力车。这些需求本来是再正常正当不过的事情，但市府官员们看着却不顺眼，认为有碍市容观瞻，三令五申地要将这些落后的运输工具逐出市面。等到Z君对人力车夫及他们的孩子进行拍摄时，可供人力车“作业”的路段已所剩不多了。即使在这些路面，“城管”的工作人员仍然设卡堵截，查办罚款没收，那劲头就像是在打击“车匪路霸”。人力车夫们往往是附近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文化水平不高，政策水平也不高，遇到车被没收，只能哭天抹泪，央求说好话，实在不行，也只能认命或再借钱买一辆，反正他们的车被没收后不久，就会被城管部门重新卖掉，出售他们车子的那些店铺和城管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为了拍摄的需要，Z君决定去找纪明文的父母。可是纪明文不同意带路，说他爸爸妈妈有过交待，不允许他离开十庙。没有办法，Z君只好按照纪明文所指的大概地点，去找找看。
       海军“二四二”医院往左，有一片建材商店，
       拉人力车的男人们往往聚居在这个地方，运输又笨又重的建材，是他们这种大车的长处，货物笨重，可多收些钱。一个门面往往固定一辆车，以避免因同行抢“食”吃而竞相压价。店面雇定了车，也就雇定了车夫。车夫为了感激店主人的“恩赐”，必须免费帮主人搬运货物。十来个店面，聚集着十来个车夫。Z君赶到时，恰巧大家都没有活。Z君向蔡妮娜的父亲打听纪明文父亲的去向，蔡妮娜的父亲只是说他不在这里干了，再往下问，便一言不发了，只是坐在车上抽烟。Z君问能否拉车带他去找，他便反问Z君给多少钱?并表明白去不行。别的几个车夫凑过来告诉Z君，最少需要5块钱。Z君不再和他讨价还价，便上了他的车。其实，纪明文的父亲就在平和桥下面的一家木材店。Z君的到来，使这位年轻汉子感到有些为难，他告诉Z君，并不希望Z君给他的孩子拍什么照片，写什么报道。他说他来K市的目的也并不是为了拉车，而是准备做大生意，像他这样年轻力壮，脑子又灵活的人，之所以落到拉车这一步并不是他的过错，而是运气不好。他出来得太晚了，没有赶上那几年的好日子，他还向Z君夸口说他一定会发大财!依据是他目前正在赌“私彩”。上次按揭只差一位“9”，这一次他已请高人掐算过，只要将上期的“6”改为这期的“8”就行。他说这期他买了20份“私彩”，一份两元，如果中了，至少收入20万，如果那样他可要“改换门庭”，他那个聪明的儿子也可以有钱上学了。
       提到纪明文他不觉有些气馁，本来已是10岁的孩子，他非要纪明文告诉别人，只有8岁。“那是不得已啊，10岁的孩子还不上学，是会惹人笑话的。”言毕，他又开始摆弄他那些红绿纸张，并用笔在上面圈来圈去。Z君凑过去瞧了一下，只看到一张绿纸上写着什么“王大仙指路，会已真人剖析迷津……”没等Z君看清楚，他便把纸卷了起来。Z君又将话转到正题上，明确告诉他拍纪明文的意义，他只是将信将疑。Z君看到不可能一次将工作做通，只好随便问些只有他关心的问题。太阳已偏了西，纪的车还是没人雇，Z君提议给他5块钱，让他拉着Z君去找纪明文的母亲。
       平和天桥从西边下来，往前不足一百米，有个菜市场。纪明文的母亲就在这里等客人。坐她这种小车的客大多是上了年纪的阿婆，东西买得多，提着不方便，便雇上这种人力车，拉她们走上一段路，车费不过两三块钱。女人心静，不像孩子他爸那样，心猿意马地想个没完。纪明文爸爸拉着Z君来到时，她已经挣了15元钱了。
       傍晚前后，大人们都回来了，玩了一天的孩子们小肚子开始咕咕地叫。为了迎接父亲的到来，他们会聚集在小巷口，朝着大桥的方向不断地张望。拉小车的女人往往最先到达，她们的小三轮车里会有一些蔬菜和猪肉，有时甚至还会有一两条鱼。这都是路过十庙菜市场时买的。她们觉得很对不住自己的孩子，早上出门时匆忙，给孩子留下的午餐大都是头一夜的剩饭。如果头一夜什么都没剩下，女人们的心会更加不安。虽说较大一些的孩子也会烧些饭菜，但到底怎么样，自己没有看到，心里总是惴惴的。为了补偿孩子们白天里受到的“冷落”，只要经济允许，她们甚至会买回两根甘蔗或几根冰棍。
       孩子们簇拥着自己的母亲，那阵势不亚于拥戴自己打胜仗的将军。他们抓着车子的后档板，一股劲地往前推，不用妈妈蹬，就会箭也似地回到自己的小屋前。这时女人们也很高兴，早上离家时，孩子们都熟睡着，此时看到孩子们活蹦乱跳，她们悬着的心算是放了下来，总算平安地过了一天。她们不顾自己一天的劳顿，马上开始洗菜，生火做饭。十庙的空场，每当太阳落山时，永远是重复着这幅画面。
       男人们大车回来稍迟一些，这倒不是他们在外面下馆子或有什么应酬，而只是想多干些活，多挣几个钱。如果一天中，一个雇主都没有，他们便会到附近的工地找些散工干。男人嘛，总不能空着手回家，起码要将自己的烟钱挣出来。当然，这一招也不总有效，一分钱都挣不着，也是常有的事。这时他们便不愿意在妻子做饭时回家，因为受不了孩子们那双眼睛。他们会在桥栏杆边站定，忧愁地看着钟楼那个方向，看着血红的太阳一点点地沉没在天边的云彩里。这个时候也恰恰是诗人们吟咏诗句的美好时光。内地来旅游的人们，被南国的太阳昏头胀脑地晒了一天，此时走在平和桥上，会觉得惬意，并且说这里的风光很美。这是确实的，因为在平和桥上平视过去是看不到十庙的，只能看见“熊谷组”伟岸的建筑。拉车的男人们不能再呆下去了，他们也觉得饿了，于是蹬上自己的破车，慢慢地回到女人和孩子们的身边。他们必须趁着天空还是乌蓝颜色的时候赶回去，以避免在屋外掌灯吃饭，无端地浪费电，那简直是一种“罪过”，这里的电费是一块二一度，更何况自己连一分钱都没有挣到。
       女人将自己的老公迎到饭桌边，便打发孩子们洗澡。男人们心绪不好，女人能看出来。不用提醒，女人便会从床底下拿出从家乡带来的米酒。酒毕竟是有作用的，男人的话开始多了起来，女人用蒿草将屋子熏了一遍后，也会坐在男人身边。男人喝了酒以后，恢复了尊严，开始谈自己的“宏伟理想”，女人在旁边静静地听，尽管这种酒后的豪言壮语她们已听过很多遍，但还是愿意听，这总算是给她们这种乡下女人一个想头。这种情况，Z君傍晚来时碰到过几次。有时Z君拍片子走的较晚，纪明文家的米酒就换成了Z君买的啤酒。Z君的钱富余时，也会买上一盒鱼罐头大家一起吃。Z君管纪明文的父亲叫“老纪”，老纪听了不太高兴说：“我叫纪永吉，今年36岁，哪里就老了，纪明文他妈叫玉兰，我们的老家在港南镇文英村。村干部把地卖了，把钱分了，我们没有办法才来到K市找一条活路。”Z君问纪永吉，家中还有什么人。他说只有一个老父亲，曾是“革命干部”，H省解放前，曾在敌人的部队里当“卧底”，可解放后竟被打成“反革命”。“文革”后，他找到了当时一起工作的老同事，出了证明材料，算是平了反，“反”平了可不落实政策，连每个月250元的养老金都拿不到。他感到很气愤，但又没有办法。Z君问玉兰，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可玉兰一句普通话都不会说，甚至连Z君的话都听不懂。这一点，她不如老纪，起码老纪还能用倒装的普通话和Z君交谈。Z君在十庙的工作，因语言障碍，造成了许多不便，因此他决定以后尽可能地带上他那个学生小黄。
       拉车人的日子，总能够勉勉强强地过下去，就像十庙海岔子里的海水一样，平淡无奇。“小人物”就是小人物，给这个新兴的城市实在添不上什么光彩。如果说他们的生活还有些什么能用文字记述的话，那就是他们遭遇到主流社会的挤压而败下阵来的那副悲惨相。
       玉兰的车被扣，纪明文家失去了“半壁江山”。纪永吉告诉Z君，本年度，玉兰的车已是第八次被扣了，他自己的也被扣了十多次。如果按每辆车200元计，他们损失的不止上千元。他们问Z君有没有办法可想，Z君答应帮他们到“城管”那里疏通一下，Z君向玉兰要手续，玉兰
       说他们什么手续也没给，只是说想要车，得交200元罚金。同时被扣车的还有蔡妮娜的小姨父。这个汉子满脸忧愁地看着他的女儿，他女儿正将面条一根根地送到自己的嘴里。大家无言，Z君深感自己身上的担子沉重。
       “城管办”在市委招待所的一层，是个新成立的机构，编制500个人。Z君和他的学生赶到时，“城管办”的负责人比较有礼貌地接待了他们。他告诉Z君，取缔城市人力车，不是他定的，他们这里只是一个执行机构，按照有关条文规定对人力车的处罚不存在罚款问题，只有一条就是没收。可是由于执行起来难度大，K市经济又不好，干这行的人太多，如果统统没收，会激起老百姓的对立情绪，造成不稳定局面，所以他这个当队长的经请示后才决定网开一面，采取“以罚代没”的临时措施。Z君问：“罚款不开收据，是否也符合你们的政策?”这位姓林的队长说：“这是不允许的，如果你真的查有实据，我们会将此人处理。”但随后又讲：“队伍刚成立，良莠不齐，保不住有个别人假公济私，你们当记者的也应该看到，我们‘城管’部门的执法有多难，除了挨老百姓的骂之外，还有人被打。”随后这位队长又大谈特谈他们是如何文明执法，经费如何短缺……
       当Z君问及如何处理玉兰车被扣一事时，这位队长很通情理地说道：“既然是你工作的需要，就按个案处理吧，只罚30元，让她明天到我们的仓库去取车。”
       “城管”的仓库在“龙泰城”，当Z君带着他的学生和玉兰来到这里时，已有一二十人堵在门口。Z君让玉兰上前交涉，而让他的学生将现场拍摄下来。
       玉兰将车领回来的消息在十庙传开后，万宁来的拉车人对Z君的印象明显好转，他们不再躲避Z君的镜头。每当Z君给孩子拍照时，他们的父母都会流露出“赞许”的目光。Z君和他的学生在这段时间还深入到K市的街头巷尾，详细地调查了“城管”工作人员的所作所为，并将调查结果写成报道，发表在《H省内参》上，题目就是《K市的人力车该不该管，如何管》。报道的大量事实与林队长说的有不少出入，被打的往往不是“城管”，而是车夫，罚款不开单比比皆是。内参刊出以后，算是基本上莫定了Z君在十庙的活动基础。
       6月19日是端午节，这是个老节气，在当地人眼里，位置仅次于“公期节”。“公期节”在大陆是没有的，这是一个极具地方特色的节日。
       十庙的孩子们因为节日的到来，可以吃上一顿好饭，从早上就兴奋不已。在父母面前，尽可能地乖一些，而他们的父母也早早地收了工，开始为孩子们准备一顿节日晚餐。
       Z君来到十庙，发现纪明文家静悄悄的，纪明文也不像往常那样，大呼小叫在场院里跑，而是在门口静静地坐着。Z君问他怎回事，他说妈妈病了。Z君随纪明文来到屋里，看到他母亲躺在床上，发着高烧，而两个弟弟端坐在桌前，祈祷母亲快些病好。Z君端着相机坐在门口，也没有办法可想。一会儿纪明文的大弟提着一个大大的黑塑料口袋，从屋内走了出来，里面是他平日捡来可以卖钱的啤酒瓶。纪明文伸头往塑料口袋里望一下，说：“不够”，于是在他的带领下，他的两个弟弟又开始挨家挨户地搜寻。啤酒瓶子倒是家家户户都有，但肯自给他们的却不多，走了大半个村子也没寻到几个。孩子们并不沮丧，他们知道哪里的啤酒瓶能白给，但是得冒一点点风险。十庙这个地方住了很多大陆来的女孩，为了安全起见，她们还带来了不少男人。男人们爱喝酒，啤酒瓶自然少不了，但孩子们得去的是时候，如果时机不对，碰上女孩正在做“生意”，或是小俩口正在呕气，那就不仅是讨不到啤酒瓶的问题，说不定还会挨上几巴掌，最后会在“小瘪三”的怒骂声中被踢出巷子。不过今天还不错，姑娘们并不嫌弃这三个衣裳褴褛的小兄弟，让他们自己到床底下捡。初战告捷，纪明文得意洋洋地走在前面，两个弟弟走在后面。过了平和桥，拐到一个小巷子内，将原有的和刚捡拾到的啤酒瓶收集在一起，等着收破烂的来临。啤酒瓶被一顺码开，纪明文从左数到右，又从右数到左，一共是29个。
       平时，小贩按一角一分一个啤酒瓶收购，可是纪明文准备按一角二分卖出，如果真能如愿，他可以赚出一袋冰水钱。主意打定后，兄弟三个就眼瞅着巷子的两个口。第一个小贩从东边过来，还没有走到纪明文这里，就被纪明文的大弟弟给拦住了。收破烂的大多是外地人，语言不通，急得他大弟只好将纪明文招呼过去。纪明文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跟小贩交涉，小贩不同意，他又说，昨天他就是按一角二分卖出的。小贩将嘴撇了一下说，“哪有这个行市，既然你昨天卖的那个人是一角二分，那你就去找他……”说完推着车子扬长而去。纪明文和他的弟弟又回到摆酒瓶子的屋檐底下。
       过了一会儿，一个更年轻些的小贩从西推车过来。纪明文接受了刚才的经验教训，小贩的车还未停稳，他便过去打招呼，“喂，啤酒瓶一角一分一个，你要不要?”小贩忙说：“可以，多少个?”纪明文答道：“31个。”小贩推车过来时，确实看到墙边排着长长的一溜啤酒瓶，价格对头，小贩并没有多想。孩子们一窝蜂拥上去，七手八脚将瓶子塞到小贩的大麻袋里。小贩想仔细数一下都没来得及。纪明文得了钱，马上跑到对面的小卖部，买了一袋冰水，剩下的钱，他要到晚上吃饭时交给妈妈。一袋冰水，弟兄三个轮着喝，老二喝时，老三只能眼巴巴地看着。
       太阳偏西，纪明文的父亲回来了，他给孩子们买了一只鸭子，孩子们非常高兴。纪明文的母亲在床上躺了半日，勉强起来，一家人开始准备晚餐。孩子们很想帮上点忙，可是他们能做的工作也实在有限，除了帮母亲生火、端水，唯一能够显示男孩子作用的就是劈柴。十庙的拉车人很少有使用煤气灶具的，为了节约，大多数人家都是烧地灶煮饭。所谓地灶，也不过就是三块砖立在墙角背风的地方。地灶烧的是柴禾，柴禾的来源，小宗的是孩子们在海边捡拾的被潮水冲上岸的小树枝；大宗的是男人们从废弃的工地路过时，顺手拿到的木块。如果木块太大，就必须将它们劈开。纪明文是家中的长子，母亲身体又不好，父亲在收拾那只鸭子，劈柴的活就落到了他身上。两个弟弟不是不想帮哥哥，但斧头太大，举起来都很困难。纪明文捋胳膊，绾袖子，斧头上上下下，他的动作显然有些夸张，好像非此不足以表明他差不多已经是个男子汉了。Z君越拍，他越起劲。斧头劈不着柴禾，却将泥土锛起不少，引得旁边做饭的别家的女人老大不高兴。
       开晚饭时，纪明文妈妈又躺在床上，父亲给他们每人盛一大碗白米饭，又挟了很多鸭肉放在碗里。纪明文便带领两个弟弟坐在自家的三轮车上大嚼起来。太阳已经落了山，但村子里的热气还没有散尽，纪明文吃得满头大汗。晚饭后，孩子们照例要洗澡，如果是往常，两个弟弟的洗澡是要妈妈来帮忙的，可今天妈妈病了，父亲得陪着妈妈，给弟弟们洗澡的事就落到了纪明文身上。
       开晚饭的时间，家家都差不多，晚饭后孩子们洗澡的时间也就没办法错开。一口压水井，
       孩子们都挤了过去，谁也不相让。蔡妮娜带着她的外甥和外甥女先到达那里，可看到纪明文光着屁股走过来，也只好让开。他“老大”的地位在孩子们的心目中早已确定，他来洗，别的孩子只能往后等一等。可纪明文觉得这样没意思，要大家一块儿洗，压水井边就马上乱成了一锅粥，男男女女的孩子们，你推我搡，又叫又跳，洗澡就成了玩水。纪明文让蔡妮娜跪下，他要骑到她身上，可蔡妮娜不干，于是纪明文就趴下，让蔡妮娜骑在他身上。稍小一点的孩子也光着小屁股在旁边看，被纪明文撩过来的水打湿，弄得他们不时地尖叫起来。大人们都不过去，也不认为有什么“大防”之类的问题，只是觉得自己的孩子生命力很强，这样玩很好。趁最后一抹阳光还呆在东山墙上的时候，叫孩子们的剩余精力消耗殆尽，他们晚上便会像阿猫阿狗一样，蜷曲在父母身边，睡熟。
       十庙的日子过得实在是毫无生气，虽然这里也演义着天伦之乐，男女之爱，也不乏童真稚趣，但是比起台湾女作家琼瑶笔下的故事，可真是有天壤之别。琼瑶书中的痴男怨女仿佛就是为谈恋爱才来到人世间的。这里的人们可不行，他们一睁眼就要吃饭，要穿衣。拉车人还要对付“城管”，可见当代任何上点“档次”的文学作品，都不能与类似十庙的人物为伍。
       纪明文也不是天天淘气、疯跑，有时也帮助家里干点正事，帮助村里干点“公益事业”。近来由于他父母的车三番五次被扣，妈妈连买菜的钱都没有了。纪明文虽然带着两个弟弟满世界捡破烂，可还是不行，因为捡垃圾的“正规部队”一天要过好几拨，凡能换点钱的东西都被他们捡走了，根本轮不到纪明文这伙孩子。他必须开辟另外的途径。
       一天，他看到蔡妮娜拿了一摞菜叶子回家煮，他动了心眼，等蔡妮娜再和小林姐走出十庙的时候，他远远地跟在后面，最后发现小林姐和蔡妮娜是到堤长路的蔬菜批发市场。他明白了蔡妮娜的菜叶是从那里捡来的。
       第二天，他逼着蔡妮娜带他去捡菜叶，蔡妮娜拗不过他，只好带他来到菜市场。堤长路有四五家蔬菜批发集市，是“南菜北运”的集散地之一。到集市中运蔬菜的卡车又长又高，纪明文的身高还不及卡车的一个轮子，进了菜市场，纪明文突然害羞起来，他在琢磨“捡”与“偷”之间的界限。觉得像他这样的堂堂男子汉，钻到汽车底下捡被遗失的萝卜或茄子，实在是有失尊严。于是他就命令蔡妮娜去捡菜，而他拿着塑料口袋，在旁边等候。蔡妮娜居然也很听话，在车底下爬出爬进的，将捡来的菜交到纪明文手里。她并没有什么忤逆的表示，她觉得自己是女孩子，而纪明文是男孩子，又是“大王”，她理应如此。
       集市贸易红火得很，场地上也肮脏得很，到处都是散落的各种各样的蔬菜，被装车的人用脚踩得稀烂，甚至有一尺多长的死老鼠，也没人去管。男人们粗门大嗓地吆喝着，过着磅秤，没人注意到这两个小孩子的“勾当”。即使有人看到，也不加阻止，因为这些壮汉的家庭生活也并不宽裕，谁知道哪天失业后，他的孩子不去捡菜叶呢?只是看到Z君拿着相机跟在后面，有些不可理解，便过来盘问一下。Z君解释说自己是拍“希望工程”。这些汉子们似乎也听懂了，“哦，希望工程，好!”随即又向Z君询问：全国这么多穷孩子，“希望”得过来吗?Z君赶忙说，慢慢来，别着急，他的任务仅是反映一下孩子们的生存现状。听懂了Z君的话，壮汉子们又继续他们的活。纪明文和蔡妮娜看到Z君一番解释后，那些人便不再过问，以为Z君是什么有身份的人物，胆子也大了许多，伸手要将已经装好包的洋葱拿出一个来，大人过来制止，说已经装好包的菜不能动，只能捡散落在地上的。他们将脸绷了起来，骂纪明文是“小杂种”，说要不是有记者在场，为了什么“鸟希望工程”，早一巴掌扇过去了。
       纪明文和蔡妮娜收获颇丰，将小小的菜袋子背在身后，跟着Z君大摇大摆地走出了菜市场。
       南国的雨，夏季几乎天天下，而且大多都在傍晚。先是一阵风，又急又猛，将十庙的碎纸片、烂草席，吹得满天都是，海边的阔叶水草也被雨前的大风吹得低了头，淹没在一拨一拨的海浪中间。接着就是暴雨，扯天扯地地袭卷过来。西斜的太阳，此时还来不及将它的光线收拢，仍然金灿灿地照着雨中的十庙。
       纪明文这些淘气的男孩子，并不会因为大雨的到来而躲起来。他们会更加淘气地在大雨中跑来跑去，而且一丝不挂，Z君拍十庙的孩子们已经到了忘我的境地，几乎是天天来，被大雨阻隔在这里，也是常有的事。十庙地势低，下雨超过半个小时，院子里便积满了水。纪明文家的地势更低，每次下雨时，水便会积到屋里。一般下的时间不很长，通常是半个到一个小时，当雨柱变成雨丝的时候，纪明文的妈妈就会赶回来，她生怕孩子们在大雨中有什么闪失，同时还要查看屋中漏雨的情况，如果不早处理，晚上睡觉就成问题。
       这天纪明文的妈妈回来时，纪明文已率领他的两个弟弟，在雨中嬉戏了半个小时。大雨使得各家各户只能在屋里做饭吃饭。屋里生起了火，浓浓的烟雾散不出去，熏得Z君直流眼泪。纪明文和弟弟们也进来了，淋了半晌雨，明文感到有些不舒服，没多久就倒在了床上……穷人的孩子得个感冒发烧，都算是小病，从没有去医院的道理，即使想去，也没钱。
       第二天Z君来到十庙，纪明文像打了蔫的黄瓜秧子，将头杵在门板上，坐在椅子上晒太阳。Z君用手摸了一下，他的头烫得厉害。Z君要带他去村中的诊所，他却不肯动。说那里是女人去的地方，他只要忍一忍就好了。父母不在家，两个弟弟也跑得没了踪影，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硬挺着。
       孩子们的生命力毕竟是顽强的，他们是大地和太阳的子民，就像海边绿油油、乱蓬蓬的水草，总是能够想办法成长。
       纪明文的大弟也由于卫生环境太差而患上了“牛皮癣”，纪永吉不知从哪里听了个偏方，用碘酒调和红砖粉，细心地给孩子擦拭。孩子奇痒难耐，碘酒擦在皮肤上，有强烈的刺激作用，可以打煞“牛皮癣”所引发的钻心的奇痒。父亲问孩子感觉怎样，孩子答道：“很舒服。”
       红砖粉毕竟不能治病，上碘酒的快感也只是一时的，时间一长，大弟的皮肤病越来越重。孩子们身上长癣疥，在十庙的父母们看来，并不算什么病。纪明文家的邻居，是对年轻的夫妇。他们唯一一个不满两周岁的儿子，也是浑身上下长满了疮。孩子很痛苦，可又说不出来，总是在母亲的怀里闹。这位年纪才23岁的妈妈一筹莫展，她除了给孩子勤洗澡之外，没有别的办法。Z君看着这一切，觉得很不是滋味。
       有一次，Z君来到十庙时，给这个小男孩买了些药。Z君判断：小男孩皮肤上的水泡，应该是一种病毒性带状疱疹。药虽然很贵，但是Z君必须买。尽管Z君本人历经无数磨难，仍然看不得这种令人心酸的场面，Z君耐心地告诉小男孩的母亲，如何使用这种药，还告诉她上药以后，不要马上洗澡。就这一点事，由于语言不通，足足说了半个小时。Z君还想说给孩子加强营养之类的话，可是当他看到这家人的桌上的
       所谓的饭菜时，就赶紧将话咽了回去。桌上只有锅稀饭和用水煮的蕃薯叶。蕃薯叶煮成的菜汤竟然连一丝油腥都看不见。Z君问那位年轻的母亲，怎么会困难到这个地步，这个女人连比带划说，意思是她身上只有几块钱了，如果晚上老公回来，万一没有挣到钱，她手中的这些钱就必须得支撑到明天晚上……
       Z君到小卖部去，给孩子买了一罐八宝粥和一包榨菜。女人接过东西，千恩万谢。后来Z君再去时，孩子已不再哭闹了，不过擦完药的孩子身上，涂抹得像打了“灰批”的新家具。以后Z君每次到十庙来都给孩子买一罐八宝粥和一包榨菜，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Z君离开H省。
       纪明文虽然10岁了，由于营养不良，身材比他同龄的孩子矮了许多，他和小卖部老板娘的女儿走在一起时，尤为明显，老板娘的女儿今年也9岁。这个女孩美丽俊秀，在这个乱蓬蓬的世界里，她的地位显得十分特殊。爸爸妈妈有一个店，这是获得人们尊重的第一个原因。她穿一身很干净的衣服，而且还上学，这说明她是“好人家”的女儿，这是获得尊重的第二个原因。加之她从不以自己是“有钱人”家的孩子自居，于是赢得了纪明文的好感。她穿着漂亮的“布拉基”，骑一辆小小的山地车，将书包双肩背在后面，按时地上下学，是典型的“祖国的花朵”。这种形象，纪明文他们只是在桥下歌厅的电视机里看到过。
       纪明文喜欢老板娘的女孩，这倒不是因为女孩家中有钱，吃穿讲究，而是因为她并不会因为他穿着破烂而瞧不起他。她会将自己的“山地”车让给纪明文骑一会儿，而且还会给纪明文讲许多学校中的事情。纪明文也不吝啬，他会将自己装玩具的“百宝囊”打开。纪明文的玩具很多，有能走动的玩具手表，有对讲机的外壳，有手电筒，有“傻瓜”照相机，还有一把酷似真枪的玩具手枪。他还会从床底下拉出一大纸箱，里面有他捡来的各种各样的书籍：《半月谈》、《求是》、《三毛流浪记》和数不清的公案小说。他把书摊在桌子上，最后拿出的几本竟是《新概念英语》，而且居然有三册。小女孩看到这么多的书，马上对纪明文肃然起敬。纪明文用“手枪”指着小女孩，嘴里“叭”的一声，说道：“我不会枪毙你，你以后还要给我当公主。”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拉小女孩到外面拍照。小女孩不好意思，一溜烟地跑掉了。
       十庙的“小姐”很多，一般的情况下，纪明文对此熟视无睹，因为妈妈告诉过他，不许接近这些女人，还说这些女人会把男人带坏。但纪明文毕竟是纪明文，任何事情都会引起他的兴奋，闲得无聊时，他就会找那些女人的麻烦。他会走过去一板一眼地跟“小姐”们说：“打炮!一块钱打一炮行不行?”一块钱在纪明文眼里是个大数字，是能买两包榨菜、两根冰棍或三杯冰水的钱。“小姐”们骂他是“小流氓”，并且扬起手来，做出个要打的姿势。纪明文则马上带起他的小弟兄，“哄”的一下跑散，嘴里还不停地说：“一块钱”、“一块钱”。
       村里来了新的“阿姨”，纪明文也会带着他的部下去“视察”一下，弄得新来的女孩子十分不好意思。久而久之，纪明文在十庙的恶名便传开了。最令这些“阿姨”们头痛的是当她们好不容易拉到一个客人，带回房间时，纪明文他们便跟在后面起哄，弄得客人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
       按理说，姑娘们完全可以到纪明文家去告状，或是让自己的老公结结实实地将他揍一顿。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原因很简单，“强龙不压地头蛇”，纪明文家再穷，他也是本乡本土的人。本地人很“抱团”，他们对大陆来此地讨生活的女人，本来就瞧不起，如果真正发生什么冲突，吃亏的只能是大陆人。在这种大背景下，纪明文又成了弱势群体中的强者，他差不多可以肆无忌惮地嘲笑这些“阿姨”。而“阿姨”则恨透了纪明文和他的小伙伴们。
       类似纪明文这样的生活在都市边缘地带的孩子恐怕不在少数。家庭经济收入的窘迫，使他们很少有受正规教育的机会。自降临人世以来，生存就是他们的头等大事。尽管环境恶劣，但仍然不能阻挡他们之中的一些“佼佼者”融入主流社会，成为有所作为的人。当然也保不齐有些人进入主流社会后，变为一只“狼”。在改革开放初期，从暴富的一些人当中，可以看到这种人的身影。虽然他们缺乏主流社会的“调教”，不遵从主流社会的生存法则，但这挡不住他们在主流社会的财富分配当中，攫取一块不小的“蛋糕”。原因很简单：别人的真理是从书本上学来的，而他们的真理是生活抽打在他们的身体上得来的。
       眼下的纪明文还不懂世事，对他做过高或过低的评价，显然为时过早。
       在十庙，孩子和做“生意”的女人们共同生活在一个空间里，耳濡目染了男女之间的事情后，好像对那类事也略知一二。这天，纪明文跟着一个卖脂粉的小贩，来到了一位姑娘的住处。小贩费尽力气总算劝说姑娘买了两盒劣质的化妆品。小贩走后，纪明文却不愿意走，客人和姑娘生了气，将他关在门外。好奇心促使纪明文趴在门缝往里瞧，最后被客人发现，毫不客气地将他从小巷中搡出。
       古语日：仓禀实而知礼仪。像纪明文这样的孩子，不是不想上学，而是父母靠拉车，难以支付昂贵的学费。近十几年来，“下等人”这个早已被废置的词，又被“上等人”不哼不哈地捡了起来，专门描写在都市边缘靠打零工，捡垃圾为生，以及没有正当职业的人。
       纪明文的父亲总是盘算着将自己的几个儿子送进学校，可靠他们俩口子拉车，肯定是不行的，纪永吉于是把自己的全部希望都放在“搏彩”上。他不顾妻子的坚决反对，每周必买一二十元的彩票。一二十元是全家人两三天的口粮，可他顾不了许多，虽然是“下等人”，也不愿意自己的孩子“落草为寇”。因为那样不仅是“下等人”而且是“下作人”了。
       Z君有时也和纪永吉探讨一下孩子上学的问题。老纪讲：孩子上学最起码要具备三个条件。首先，是“老天爷”开眼，让他中一次头奖。有好几次他离头奖仅有一步之遥，而且是梦中的号码，他却没买成，结果是“到手的鸭子飞了”。在和纪明文家相处的两年时间里，Z君看到纪永吉最终还是没迈过他那“一步之遥”。第二，是希望他的老爹能落实政策，得到些平反后的实惠，即便是每月250元，20年也不是个小数字。他说，他曾经按照Z君出的主意，找过省政协，可是不顶用，材料送上去以后，就如石沉大海，没了音信。实在没办法，他只好舍弃在外面闯荡的生活，回原籍去，穷日子穷过。地方政府总不能看着孩子失学不管，可是他的女人不愿意。说像他这样又年轻，身体又好，又有“志气”，在城里总能混出来，他的女人说，“孩子上学实在无法解决，就让他爷爷把他们带回老家去。”
       时间一长，Z君对十庙的整体情况及周边的地理环境有了深入了解。他不但知道哪条巷子通到海边，哪条巷子延伸到下一个村落，而且还知道姑娘做“生意”的方式，以及纪明文和他的小伙伴经常出没的地方。每次Z君来到十庙，只要在空场地上找不到他们，不用打听，根据时
       间的早晚，他也能判断他们在哪，并很快地“捉”到他们。纪明文和Z君也混熟了，有时他会主动地向Z君讨一块钱，买点饮料给他们兄弟三人喝；或让Z君掏一元钱，给他买个包子吃。虽然纪明文的父母都反对他这样做，但纪明文却不以为然。他说他让Z君知道了许多他所不知道的秘密，他带Z君去打游戏机。他让Z君掏钱给他玩，然后他告诉Z君，游戏机已被老板做了手脚，要不然他肯定会赢。他还向Z君出售他捡到的手表，Z君不要，他感到很失望，他说这不是一只假表，而是会走动的真表。
       有一次Z君问纪明文为什么不上学，他说他不是不上学，而是学校里的学生都有些呆，不像他那么自在。他说这话时，有些模棱两可。后来他告诉Z君，他其实很想上学，可惜父母没钱。
       雷阵雨过后的十庙，又热得人难受，雨没有下透，红尾巴的蜻蜓都飞得很低，动作敏捷的纪明文，走着走着，一蹦，就会将蜻蜓捉住。此时，他想带Z君浏览一下十庙附近的学校：一所有着高高围墙的中学。外面是一条土路，天气热，纪明文索性脱光膀子，沿着土路边往前走，边向Z君介绍情况。
       学校墙上贴着的语录还没褪去，“坚持党的教育方针……”，个子小小的纪明文，连墙上的一个字大都没有。学校里面可能正在上课，鸦雀无声。一行高大的椰子树，树荫匝地，可是纪明文非要走在阳光的下面，瘦骨嶙峋的他，皮肤晒得黑紫。他走得很快，Z君几乎跟不上，他告诉Z君，上中学是他以后的事，眼下他要带Z君去看小学。他让Z君走得快一点，说如果遇到放学时间，他是不会过去的，他觉得他的衣服太寒酸，不愿意丢学校的脸面，况且现在连上衣都没有穿。
       纪明文所说的那个小学在沿江东路，学校很漂亮，高大的铁门还挂着什么“须知”之类的牌子，门口站着准备接孩子的父母们推着各式各样的车。纪明文趴在铁门上，用力地摇晃着，希望能以此引起别人的注意。铁门里的学生正在排队，没人搭理他，他只好放弃了铁门，和Z君一起返回十庙。他说他的近期目标，就是进这样的一所学校而且他预料他未来的同学和老师不会喜欢他，老师讨厌他的原因是他将来一定会逃学，同学不喜欢他的原因是他比他们聪明。
       照片拍完了，Z君离开了十庙，上了平和桥，刚才没有下透的雨，这会儿又滴滴嗒嗒地下了起来。几块云彩毕竟遮不住太阳，雨尽管下着，阳光还是能直楞楞地照在十庙和海岔子上。有了阳光和雨水，天上便出现了彩虹，彩虹美丽的影子直跨在东方天际的两端。Z君怔怔地看了半天。
       赵铁林，摄影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另类人生——一个摄影师眼中的真实世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