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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枉杀无辜是不可饶恕的大罪
       中东地区著名伊斯兰大学者谢赫尤素夫·加拉达维在9月17日发表声明：尽管我们对美国偏袒以色列一方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政策强烈不满，但是对于纽约世贸大楼和其他机构所遭受的攻击感到心疼。伊斯兰，是宽容的宗教。把人的生命置于很高的地位，视攻击无辜的人民为不可饶恕的大罪，这是《古兰经》所强调的思想：“凡枉杀一人，如杀众人；凡救活一人，如救活众人。”先知穆圣曾在战场上看到一具女尸，对弟子们说：“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杀害妇女。”甚至在两军对抗的战场上，除了面对面向你进攻者外，不许可杀害别人，尤其不许杀害妇女、老人、儿童和在祈祷中的神职人员。在美国发生的这场灾难中，被杀害的多是无力反抗的民众，他们都是些为生计奔忙的人，与政府制定政策的人无关。数以千计的这样的人被杀害了，在伊斯兰教义中属于滔天大罪。如果有穆斯林出来自称是他们的行为，那么，我们将以宗教的名义，否定他们的行为，认定为极大罪恶，应当得到罪有应得的惩罚。我们希望提出一条警告，假如犯罪的元凶被抓捕归案，我们不应当把他们所属的整个民族都认为是罪犯。这些人肯定是少数人，他们不能代表全族和他们的宗教。
       这位学者指出：众所周知的俄克拉荷马爆炸事件的肇事者是一名美国基督教徒，他是在个人感情的驱使下犯的罪行；所以，没有人说美国的基督教会、美国人民或基督教世界都是恐怖分子而受到攻击。我曾经在接受电视台采访和大会发育时。听众问我对烈士行为的看法，我每次都回答说，除了在受到侵略和迫害的巴勒斯坦领土以外。任何人都不应该采取烈士行为。因为，除了巴勒斯坦。任何地方的人都还有回旋余地，可以采用其他办法对待面前的敌人。巴勒斯坦的斗争方式不要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古兰经》说；“你们当为主道抵抗进攻你们的人，你们不要过分，因为真主必定不喜爱过分者。”
       (吴　方译)
       布什应该成为沙龙第二?
       美国著名学者、《现代世界体系》的作者华勒斯坦近期撰文称：在这种我们称作恐怖主义袭击的历史上，9·ll的后果是最灾难性的。在这之前，没有任何袭击曾令大约四千多人死亡。内战以来，美国参加了许多战争：西班牙之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更不用说“小”战争了)，所有战争的实际战斗都发生在边界之外。此次行动发生在纽约和华盛顿的街区的事实构成了对美国人最大的震撼。因此，最大的问题是“为什么”?每个人都说本·拉丹应为这次袭击负责。假设这是正确的，那么本·拉丹以这种袭击希望达到什么目的?他所证明的最明显的事实是：美国，全世界仅有的超级大国、世界上拥有最强大、最尖端的军事硬件的国家，并不能保护其公民免于袭击。很清楚，本·拉丹希望做的事情是表明美国是只纸老虎。
       现在让我们从美国政府的角度来作一下推理。他们能做什么?美国已经获得外交支持，更多的反击并且几乎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军事行动。但又怎么样呢?美国空军将轰炸谁?阿富汗或伊拉克。那会造成多大损失?已经半毁的阿富汗看来几乎不值得对付。而对于轰炸伊拉克的问题美国由于许多原因有所克制，其中包括不希望有人丧命。事实是美国能做的事并不太多。中央情报局多年来千方百计想刺杀卡斯特罗，而他仍然活得好好的。美国已经找寻本·拉丹多年了，但他仍然好端端地在那儿。美国间谍也许哪天会杀了他，会给许多人以巨大的满足，但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美国国内的鹰派说，这一事件证明沙龙(和目前的以色列政府)是正确的：“他们”都是恐怖主义分子，对付他们的办法是激烈的回击。但是迄今为止，对沙龙来说，这并不是很成功。为什么乔治·布什就能使激烈回击更好地发挥作用呢?而且布什能使美国人民愿意付这个代价吗?
       另一方面，鸽派逐渐发现很难讲出通过“谈判”就能解决这件事的理由。同谁谈判，以考虑中的哪一个目标?也许，新闻界所称呼的这场“战争”不可能赢也不可能输，而仅仅将继续下去。个人安全丧失的事实现在第一次打击了美国人，但这一点在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早已是事实。潜在的政治焦点不是文明对野蛮。至少我们必须认识到的是：所有各方都认为他们是文明的而另一方是野蛮人，而且这种看法正是一种野蛮。这并不是美国人同阿富汗人或穆斯林或其他任何人的较量，它是关于我们希望建立的世界的不同观点间的斗争。
       (江　华译)
       “西方”也存在恐怖主义
       美国著名学者、《东方主义》的作者萨伊德最近撰文指出：美国学者萨缪尔·亨廷顿1993年《文明的冲突》一文，最关切伊斯兰与西方世界的冲突，这种好斗的思想十分倚重资深东方学家柏纳德·路易士1990年的《伊斯兰教徒愤怒的根源》，表露出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这两篇文章，草率地将庞大的群体拟人化为“西方”与“伊斯兰”两大阵营，如将复杂纠葛的身份认同与文化等问题简化成卡通世界。亨廷顿认为西方决策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使西方文明日趋强大，并防御其它——特别是伊斯兰——文明。这种做法却使亨廷顿暴露出他是个拙劣的作家与粗率的思想家。在他的书中，西方对抗世界其他部分(冷战对抗的脱胎换骨)的基本模式并未改变，而且在9·1l恐怖事件之后的论述中，这个模式不断以隐伏与间接的方式出现。这个由一小撮疯狂好战分子精心策划、可怕至极、动机病态的自杀攻击与大规模屠杀，已成为亨廷顿学说的例证。但人们并没有看清事件的本质是：这只是一小撮狂徒为了罪恶目的而挟持了宏大的理念(我在此处是泛用“理念”一词)。然而竟引起了从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到意大利总理贝鲁斯柯尼等国际名流都对伊斯兰的祸害大发议论。后者更援引亨廷顿的概念来大肆宣扬西方的优越感，说“我们”有莫扎特与米开朗琪罗而他们没有。
       虽然其破坏性不可同日而语，但大家为什么不看看奥萨玛、本·拉丹及其信徒与大卫教派、盖亚那的吉姆·琼斯牧师或日本奥姆真理教之间的相似性?每一家美国与欧洲的报章杂志都刊登了无数篇社论，来对那些夸大其辞与世界末日的言论推波助澜，煽动“西方”同仇敌忾，却几乎全然不顾复杂的历史背景。美国副国防部长伍夫维兹誓言消灭某些国家，这些独断独行的决策都只是煽动民众集体热情而宣扬好战的言论，妨碍我们去省思、认清现实的处境，以及无数生灵(包括“我们”与“他们”)的休戚与共。在近些年来，伊斯兰教徒在欧洲与美国日渐增加。再看看法国、意大利、德国、西班牙、英国、美国甚至瑞典的伊斯兰教徒人口，你就不得不承认，伊斯兰已经不再是僻处于西方世界边缘，而是登堂入室、直抵其核心。为什么伊斯兰在欧美的现状会引来那么大的威胁感?深藏在集体文化中的记忆是第七世纪、历史上第一次阿拉伯/伊斯兰征战，就如历史学家皮瑞尼所说，这场征战永远粉碎了地中海地区的一体性，摧毁了基督教/罗马体系，从而使北方强
       权(日耳曼与法国)的新文明兴起，而北方强权的使命就是要捍卫“西方”免受其历史文化宿敌的侵扰。但是皮瑞尼却忽略了，在划分出新界线的同时，西方也吸收了伊斯兰的人文学、科学、哲学、社会学与历史学。伊斯兰从一开始就深入西方世界，这一点连一向敌视先知穆罕默德的诗人但丁都不得不承认。
       其实西方人与伊斯兰教徒的处境相同，都浸泳在历史的汪洋中，要强行将两者分离是徒劳无功的。双方关系不时会紧绷，但是与其迷失在武断抽象的理念中，不如从其他的观点来思考，诸如强势族群与弱势族群、俗世政治的理性与无知、公义与不义的普遍准则。“文明冲突”理论就像“世界大战”一样是哗众取宠，只能够强化人们防卫性的骄傲自大，却无助于理解我们这个时代中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
       (阎纪宇　译)
       贫困是恐怖主义的基础
       德国著名作家、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10月10日接受德国《镜报》记者采访时，对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提出了怀疑。他说：军事打击毫无文明成分。即使同时空投救济物品，也丝毫不能增加其文明成分。以前联合国以及其他组织在阿富汗的救援行动，才是文明的。他们舒缓了当地人民的困苦。军事攻击使他们不能继续留在那里，也不能继续工作。在某种条件下，我也可能赞成“有限打击”，但是必须有个明确的限制，那就是只能打击这样的区域：人们确知本·拉丹就在那里。但是本·拉丹的那套班子灵活机动，很难让你找到。结果，所谓有限打击打不着本·拉丹，打的都是无辜平民。军事介入是不适合的手段。它只会制造绝望。而绝望反过来总是导致人们放弃政治手段，而采用军事手段。现在四名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已经变成军事手段的牺牲品。这些人是在那儿清除地雷的。这些地雷是上次战争留下来的。他们的死亡，到底还是被报道了，被注意了，其他受害者连这些待遇也没有。美国派来四艘航母及其编队。这么大规模的军事压力，已经在当地引起恐慌。这种恐慌导致每天都有人命的损失。成百万的平民逃难。孩子、妇女、老人。那时候就已经有很多人死了。我们似乎并不注意这种事。
       格拉斯还说：美国人民在这次恐怖袭击中，确实遭受极不公平的损失。对此绝无怀疑的余地。即使这样，美国的政策仍然必须受到批判。必须说明，我同情的是受害的美国人民，但没有任何人，不管是谁，可以强迫我去同情美国政府。本·拉丹是美国中情局培养出来的。中情局给了他们钱，让他们为美国的目的服务，打击苏联人。而且对于中情局来说，这不是什么个别事件。中情局在从事业务活动的时候就是一个恐怖主义机构。他们也干暗杀政治人物的勾当。光是指责别人的恐怖主义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美国政府正在把这个世界，按他们的构思，划分成好的一半和坏的一半。这种态度植根于当年苏美对抗时期。如今世界上只剩下美国一个超级大国，其特点是以自我为中心，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而不顾他人。美国的很多知识界人士的行为——我和他们中的很多人是朋友，引起我的注意。他们想成为主导世界的力量从而控制一切。而且很多美国人有这种倾向：他们首先考虑到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其中又以经济利益为主。美国拒绝别人的批评。这完全是非理性的。如今大棍子满天飞，谁要是批评美国，就被说成反美。这不但是愚蠢，而且是诬蔑。更是对真正友谊的破坏。
       格拉斯还说：有些事情是我们自作自受。比如，我们没有认真地听取勃兰特的意见。他从总理职务上卸任之后，担任南北问题委员会的主席，提出了两个内容丰富的报告，称南北冲突不解决，我们也难以幸免灾祸。需要一个全世界范围的内政措施(把全世界人民当作一个国家的公民，实行在西方国内实行的政策，如保险、扶贫、义务教育等等——译注)，需要建立新的世界经济秩序。在这个新秩序中，第三世界的国家，将受到平等的待遇。但是这些事我们至今没做。当然也全都没有实现。这是一种玩忽职守的罪行。这也可以被看作是引发恐怖袭击的原因。就是那些反对恐怖主义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其内部也对美国领导下的富国_集团，聚集着越来越强烈的不满情绪。因为富国让他们失望。他们的不满有正当的理由。勃兰特是一个被忽视的先知，他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说“饥饿也是战争”，引起了掌声，但没有带来任何结果。
       (易　铭译)
       西方应恢复殖民主义?
       美国著名作家、《现代时间》和《现代的诞生》的作者保罗·约翰逊于10月9日在《华尔街时报》发表文章，主张恢复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的殖民主义统治。他说：美国别无选择，只有对经常帮助恐怖主义的国家发动战争。布什总统警告战争可能是长期的，但他也许并没有抓住要害：美国可能不得不接受长期的政治义务。
       这位作家说：十九世纪反对海盗的战争是殖民主义扩张的重要因素。正如今天，当时文明国家试图通过与地方统治者(他们也是受害者)结成联盟来消灭海盗。阿拉伯和波斯湾是由许多小国的拼凑而成的，其中一些是由犯罪的部落所控制，他们在陆地抢劫沙漠大篷车队，在海上则从事海盗活动。海盗酋长受瓦哈比教徒保护，这些人是今日沙特阿拉伯的祖先。1815年，英国不得不采取行动，因为其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在国际水域遭到攻击。英国海军的行动产生了一个反对海盗的总条约，所有阿拉伯海岸和海湾国家的统治者，无论大小都在条约上签了字。但英国从经验中知道，“没有剑的盟约”是无用的。因此，在这一地区，反对海盗的行动直接与殖民地化相联系，英国、法国、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都是这样做的。这一事实最终为美国人所认识。
       作者指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1900年，一个好战的中国恐怖主义团体“义和拳”，在中国政府偷偷摸摸地准许下控制了北京。西方大使馆遭到洗劫，德国大使被杀害。一支国际军队被组织起来夺回北京。考虑到德国的损失，英国同意指挥官由德皇威廉二世任命，但当听说这位放纵的君王向他的陆军元帅发出如下命令时，仍然吃了一惊：“决不宽恕，决不赦免。格杀毋论!一千多年以前，匈奴人为他们自己建立了一个人们至今还尊重的名声，你们要使德国的名字成为中国人的记忆，今后一千年里，没有一个中国人，无论是否睁眼，都不敢抬头看德国人。”
       作者还说：美国及其盟友将发现，至少暂时的，他们不仅要用军队占领，而且要管理冷酷无情的恐怖主义国家。这些国家也许最终不仅仅包括阿富汗。民主政权遵守国际法的意愿将在可能的地方灌输，但在某些时候，西方的政治存在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我想最好的中期解决方案将是恢复旧国际联盟的委任托管制，它在两次战争之间可以作为受尊重的殖民主义形式。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支持，在不同程度上，有美国领导的首创性，设计一种新的联合国托管制，将恐怖主义国家置于负责任的监督之下，应该是不困难的。
       (德　强译)
       不要踏入拉丹的陷阱
       美国获普利策奖的历史学家、《二十世纪的生活：清白的开端》的作者阿瑟·施勒辛格最近撰文指出：美国的盟友在对付恐怖主义方面有更丰富的经验。巴斯克恐怖主义者居住在西班牙西北部相当有限的范围内，但西班牙政府二十五年来一直试图阻止他们的暴行。一直没有成功。科西嘉恐怖主义者居住在小岛上，但他们继续挑战着法国当局扑灭他们的努力。英国也无法阻止爱尔兰共和军在英格兰放置炸弹；现在爱尔共和军已经放弃了恐怖主义，英国还是无法阻止那些自称为“真正的爱尔兰共和军”的暴徒放置炸弹。并没有什么打击能彻底摧毁恐怖主义。
       他指出：我们的总统应该问一下自己，拉丹会希望我们下一步干什么。他肯定希望美国不分青红皂白地对阿富汗进行空中打击，杀死大量无辜平民，从而使拉丹视美国为邪恶力量的论调更令人信服，甚至使温和的穆斯林也仇恨美国，引发新一轮恐怖主义袭击，煽动起极端的穆斯林起来对抗他们温和的政府。哈佛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多年前在《外交》杂志上撰写过一篇煽动性的文章，预言“文明的冲突”将会决定未来。布什政府如今最大的挑战，应该是证明亨廷顿错了。如果我们任由对抗恐怖主义的国际警察行动沦为西方对抗伊斯兰的文明之战，我们将步向灾难。我们最不需要的东西，就是为了回应拉丹的党徒挑起的圣战去发动另一场反圣战。
       拉登已经为美国设下陷阱。我们不要踩进去。当布什谈及想逮捕拉丹，“不管他是死是活”，无疑他取悦了他的国内听众，但他使我们那些已经担心着“牛仔外交”的盟国的大使们都感到心寒。当他谈及组织一支“十字军”时，他激怒了那些仍然对古代的十字军东征怀恨在心的中东人。他坚持使用“战争”这一字眼，使人回想起杜鲁门在朝鲜半岛战争中更偏爱使用“警察行动”这个字眼。恐怖主义者是罪犯，我们不应该在他们身上损失一个主权国家的尊严。“战争”不是我们今天应该用的术语。
       (李俊慧　译)
       科学与宗教尚缺乏相互尊重
       德国著名学者、《交往行为理论》等论著的作者哈贝玛斯近期在德国书业和平奖颁奖大会上致答谢辞时指出：那些决心自杀的凶手们将民用客机变成炮弹，射向西方文明的资本主义城堡。从本·拉丹的口中我们知道。他们受到了宗教信仰的鼓动。在他们眼中，全球化和现代化代表着撒旦。就连我们这些坐在电视机前的一遍遍观看曼哈顿巨楼倒塌的人们，头脑中也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圣经》中的场景。作为对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的回答，美国总统那些报复性的语言，也明显地带着《旧约》的色彩。好像这次袭击在世俗社会的最深处拨动了宗教的琴弦。尽管他们使用宗教的语言，原教旨主义却是一个现代社会的现象。
       谁要防止文明之间的战争，他就必须回想一下我们西方的世俗化进程中那个尚未结束的辩证过程。“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不是一场军事战争。恐怖主义之中同样体现出不同的世界之间灾难性的沉默的碰撞。这些不同的世界必须超越暴力而发展出一种共同的语言。人们期待全球化带来的不是霍布斯最初设想的那种全球治安国家——即在警察、情报机关和军队的层面上，而是一种全球性推进文明的建设性政治。
       对世俗化进程的一种理解认为，宗教应该被理性这种更优越的东西所取代；另一种理解则将现代化视为盗窃者的赃物。这两种对世俗化的理解具有共同的错误，都将世俗化过程看作一种无增值性竞争。竞争的一方是资本主义社会那种挣脱了约束的知识与技术，另一方则是宗教持续的势力：一方的利益必然以对方的损失为代价。眼前，这个竞争必须遵守自由的规则，而自由的规则却是偏向于现代化发展的。其实，后世俗化社会需要在世俗化进程的同时，继续保持宗教的存在。在科学与信仰的争执中，具有中性世界观的国家决策时并不偏袒任何一方。只有当世俗化的结果与强大的传统世界观保持着平衡，公民理性才会认可与赞同它。世界观多元化并非对任何世界观都是平等的。迄今为止，自由主义国家要求那些具有宗教信仰的公民严格区分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为了获得社会多数的认同，他们必须将其宗教信仰翻译成世俗化的语言表述。天主教会与新教教会就是这样做的。比如他们赋予母体外未受精的卵子以人的基本权利。这就是把一个人的神圣不可侵犯，翻译成宪法中的世俗语言表述的努力。
       但民主和开明不是一个单纯的理念。而是对社会上多种声音的综合性描述。在没有认真听取那些感到其宗教感情受到伤害的反对派的质疑之前，世俗化的主流社会不能强行作出任何决定。他们必须将这些质疑看作一种具有推迟效应的否决权，从而在耐心检验中学到什么。今天，市场的语言透过每一个毛孔，将一切人际关系压进自私自利的模式中。在理性的选择和对最大盈利的追求中，以相互尊重为基础的社会联接没有获得应得的位置。世俗化仅仅将一些传统的概念取消，难免留下困惑，难免用罪行代替罪恶，用触犯人的法律代替违犯神的戒律。迄今为止，很多道义的情感只有在宗教语汇中才能获得有细腻区分的表述。科学主义相信有一种科学，它不仅可以通过客观化的自我描述来补充人格化的自我意识，甚至将完全取代它。这不是科学，而是低劣的哲学。我们的智慧可以非常具有科学性，尽管如此，依然没有一种科学可以替我们在很多事情上作出判断。比如。即使分子生物学使得遗传性状的改造成为可能，但是，我们应该怎样对待那些尚未具有人格的人的生命呢?
       (张　钊译)
       富人不是概念也是人
       美国哈佛大学华裔教授李欧梵近期在《亚洲周刊》撰文指出：纽约世贸大楼成为灰烬后第二天，美国ABC电视公司名记者宗毓华访问了一家投资公司的总裁，这家公司的办公处恰在大楼顶端数层，幸免者仅五十余人。四十岁的老板在访问中几次泣不成声，说他竭尽所能给所有公司遇难者的家属打电话，还劝其他职员周五不要上班，要他们多和家人聚聚，“多亲亲你们的孩子”，在失掉生命以后，他才领悟生命的可贵。但是，他说公司的同事一致决定上班，因为他们觉得不能落在其他公司之后。
       作者说：反对美国霸权的人，最容易把美国大资本家都描绘成心狠手辣、毫无人性的中年人或老头子，但这个形象似乎已经过时了。恐怖分子把象征金融资本的世贸大楼作目标，显然也从来不把美国资本家当人看。但是他们何曾想到，这些人也有亲人。美国人“对幸福的追求”是立国理想之一，也往往被人误解，以为幸福就是享乐和金钱。其实美国人对于幸福的追求，绝不止于财富，那些把美国非人化、视之为财富的化身和强权代表的人，恰是“第三世界”贫穷国家的现象，同时也是全球资本主义急速发展的遗毒，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贫富如此不均，还谈何自由、平等和幸福?所以，第三世界国家存在的普遍反美情绪，非但可以理解，甚至是情有可原的，然而，这并不构成恐怖分子不择手段的借口。美国人自己也存有闭锁心态，
       对其他国家的语言文化茫然无知，内中较保守的更反对移民，心存种族偏见，其他种族的移民愈多，偏见也愈深，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这一切如果导致为恐怖分子喝彩，那只能让人痛心。作一个科幻式的设想：如果二三十年后，中国变成了世界第二大强国，而外国恐怖分子用同样的方式把上海的世贸大楼摧毁，中国人又会作何反应?那时候如果美国有人在隔岸观火，拍手称快，又当何论?
       舆论界错误与虚假的一致
       美国著名作家、前美国笔会主席苏珊·桑塔格最近在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写了短文，对美国政治与舆论界千人一声、同仇敌忾的现象作了严厉批评，其标题是《强大帮不了我们的忙：美国的自我欺骗》。文中指出：在我这个受惊与悲伤的美国人和纽约人眼里，美国还从来没有比过去的这个星期二更远离现实，尽管我们在这天遭到了超强度现实的冲击。那些政治家与电视评论家自以为是的愚蠢和厚颜无耻的欺骗——唯有市长Giuliani和Peter Jennings是个例外。舆论好像要联合起来掀起一个运动，其目的在于变本加厉地愚弄公众。谁曾供认，这个“卑鄙怯懦”的打击是针对“文明”、针对“自由”、针对“人性”或者针对“自由世界”的而不是针对美国?针对这个世界上唯一自封的超级大国的?谁能说这不是美国的政治、利益和行为逻辑所导致的行动?有多少美国人知道，美国人还在向伊拉克投炸弹?这件事需要我们认真地思考，思考一下美国情报机关极度的无能；思考一下美国未来，特别是在中东的政策；思考一下合理的国家军事防卫。也许，在华盛顿或其他什么地方，这种思考已经开始了。但是很明显，我们的领导们——那些在位的，那些想登上高位的，和那些曾经在位的——在媒体的主动帮助下，已经决定不让公众了解太多的事实真相。过去，我们曾鄙夷那意见一致、热烈鼓掌、自我炫耀的苏联党代会。最近这几天，几乎所有政治家与媒体的评论家那些虔诚、一致的观点，那些扭曲事实的高论，有失一个民主社会的光彩。
       作者指出：一个民主的政治，一个会导致不同意见与矛盾的政治，一个提倡率真的政治，眼下被廉价的心理治疗所取代了。让我们共同哀悼。但不要让我们共同去做傻事。一点点历史的意识会帮助我们去理解发生的与将要发生的事情。人们不厌其烦地对我们说，我们的国家很强大。我却不觉得这会给我带来很多安慰。谁能怀疑美国的强大呢?但是，强大决不是现在美国必然表现出来的一切。
       (张　钊译)
       前景可能比预想的更凶险
       美国著名语言学家、政论家乔姆斯基最近在《z》网上发表评论，指出：恐怖主义活动是非常残酷的暴行。就规模而言，它们可能不及很多其他行为，比如克林顿在无任何合理借口的情况下轰炸苏丹，摧毁了苏丹一半的药厂，并造成平民死伤(没有人知道死亡人数，因为美国阻止联合国调查，而别的也没有什么人关注追踪)。更别说还有其他很多更为惨重的例子俯首可拾、比比皆是了。不过毋庸置疑，此次劫机撞楼事件确实是骇人听闻的。死者和往常一样，主要是些工作人员：门卫、小秘书、消防队员，等等。它有可能会导致美国对巴勒斯坦以及其他贫穷的受压迫人民进行毁灭性的轰炸，也可能导致美国进行极端的安全监控，其中的一些措施可能会侵犯其本国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这个事件戏剧性地揭示了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愚蠢。事态一直以来都非常清楚：战略分析专家们反复指出，如果谁想在美国大搞破坏，包括使用大面积杀伤武器，他们不太可能会用导弹袭击，因为这完全是自取灭亡。他们满可以找到其他无数更为简单、更难防御的方法。但是今天的这个事件很可能会导致美国加快发展导弹防御系统，并尽早将之投入使用。“防御”只是为其军事化所做的一个苍白掩饰，并且，由于铺天盖地的宣传，即使是最微小的争论都会在坐立不安的公众中引起恐慌。
       总而言之，沙文主义者企图用武力掌控他们的领土，而这次袭击则恰恰是送给这些强硬右派的一份大礼。美国可能采取的行动及其造成的后果也许比之此次劫机撞楼行为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使我们撇开这些不论，未来的前景还是将比这次恶性事件发生之前所预期的更为凶险。至于如何作出反应，我们有一个选择：我们可以适当地表达我们的恐惧和厌恶，也可以寻求理解：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罪行，这意味着我们要努力站在犯罪者的立场考虑问题。如果我们选择后者，那我想我们最好是听听罗伯特·费斯克(Rober Fisk)的话，他对于地区事件的卓越洞见。在描述了“被压迫和被羞辱者的邪恶和可怕”之后，他写道，“这不仅仅是一场要求全球人民确信未来的战争、一场民主和恐怖之间的战争，它还是这样一些事实：美国导弹投入巴勒斯坦人民的家园；美国直升飞机1996年空投炸毁了黎巴嫩的救护车；美国炮弹粉碎了一个叫瓜纳的村庄，被美国同伙以色列武装雇佣的黎巴嫩民兵在难民营一路奸杀掳夺。”我再说一遍：面对可能到来的更大的苦难，我们可以选择理解，也可以拒绝理解。
       (任晓雯　译)
       贪婪与无知是动荡的根源
       法国著名学者戈哈思近期撰文指出：在西欧北美东亚这些西化社会，表面上的强盛其实建立在一种人被严重虚弱化的建制上。当下只有1／4、至多1／3的地球居民是科技社会建构的受益者，其他绝大多数人的处境皆可以用悲惨来形容。然而西化社会对他人的悲惨视而不见，也因此看不到自己对他人的迫害。难以温饱的沮丧带来怨恨与复仇的渴望，因此带有宗教意义的“救世福音”极易找到追随者，西化社会也因此成为攻击的目标。
       西化社会的另一个根本性格是其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一种掠夺与野蛮的性格。例如跨国药厂以专利致富，却对贫国的绝症病患见死不救。可怕的是，冷战结束后，如同法国社会学家波栋斯基在《资本主义的新精神》一书所指出：“进入九十年代，批判消失了，资本主义也不再需要自圆其说，不再需要关心自己与他人关系的建构!”
       多数西化社会的媒体以为敌人是隐形的，这是对自己的存在处境缺乏反省带来的无知。美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曾经倡议，对全球的跨国资金流动课以不及0．1％的税，以此协助穷人。但这项建议被指干预市场，遭排拒在西方社会的政策讨论之外。自私、贪婪与无知，才是西化社会最大的敌人与世界动荡的根源。
       (吴坤墉　译)
       反恐与反恐的偏见
       中国台湾《新新闻》周刊主笔、著名政论家南方朔近期撰文指出：由于西方媒体流行的趋势日益认为“你的恐怖主义是我的自由游击战士”，因而“恐怖主义”实在难以定义。论近代的恐怖主义，必不能疏忽十九世纪末以及二十世纪初的俄国虚无党，它是绝望时代的极端主义，把不能实现的愿望转化为最深沉的毁灭式痛恨，以暗杀及乱掷炸弹为手段，只剩“与汝偕亡”的最后悲情。这种现代恐怖主义的原型，从二
       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被继承且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当时欧美的青年反叛运动接近尾声，析离出许多激烈的革命小团体，主张以都市游击队的小团体直接行动，摧毁他们不满意的资本主义异化体制，比如“赤军”的劫机。除此之外，拉丁美洲左翼游击队兴起，对公共建筑物的破坏及政治绑架成为主流。值得注意的，乃是从六十年代末开始再现的全球恐怖主义，由于巴勒斯坦问题日益严峻，恐怖活动有八至九成都和巴勒斯坦有关。以色列建国和扩张后，巴勒斯坦人即成为全球最大难民族群，快速激进化，反美团体日盛。
       美国除了日益招致阿拉伯人反感外，另一更重要的恐怖主义也在美国本土兴起。美国是一移民国家，国家形成的独特经验，使得美国有强大的“民团主义”传统，主要留存在边疆州与农业州。相信“民团主义”的人主张素朴的生活方式，对美国资本主义和不断增加的外来移民极为痛恨，具有“白人优越”的观点，但也表现出要求减少国家干涉的自由精神。美国政府于1992年开始整肃，包围这支力量的领导人物韦弗的住家，其妻与子皆被枪杀。1993年美国包围德州瓦克镇，对峙51天后，以瓦斯投射器杀大卫门徒教派80人。经过长年争讼，2000年总统克林顿终于公开承认美国政府在处理该问题时犯了错误。大卫门徒教派事件使激进的民团主义信仰者麦克维至为愤怒，遂于1995年4月19日，即该教派死亡的三周年纪念日，以汽车炸弹炸毁俄克拉荷马州的联邦办公大楼，造成168人死亡。麦克维乃是波斯湾战争英雄，获铜心勋章，根据他的辩护律师所说：“他在波斯湾战争中，看到伊拉克人没命地投降，伊拉克被美军炸得一片废墟，尸横遍野，他对美国的梦想因而破碎了。”根据美国的资料，相信民团主义、·反对联邦政府的团体在1996年时多达850个，成员逾五万人。他们平时多半以各种军事操练为活动内容，在麦克维被判死刑后，他们即曾下达爱国动员令，要求进一步对联邦政府展开报复。
       一个国家可以军力支配全球，但再强的军力也不可能购买到绝对的安全，这可为相信“军力至上论”者戒!语言学大师乔姆斯基在《恐怖主义文化》里指责美国穷兵黩武，本身即是“国家恐怖主义”。有“国家恐怖主义”，始有“恐怖主义”。在现在这个时候，乔姆斯基的话可能显得不合时宜，但不合时宜却并非无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