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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冲绳，先是史书上的“琉球国”，后是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著名的“冲绳战役”。正是这场导致美军伤亡惨重的战斗，使美国更加清楚了在日本本土登陆决战的巨大风险，促使其决定向日本实施核攻击，因而有了广岛和长崎的悲剧。
       当飞机在冲绳首府那霸市上空准备降落时，通过舷窗可以清楚地看到周围盘旋着正在进行飞行训练的美军战机；飞机刚刚着陆，在滑行中即可看到日本海上自卫队和空中自卫队停靠在机场上的军用飞机。在日本本土，根本看不到像那霸这样的军民两用机场。我们在那霸游览时，游兴经常被超低空飞行的美军战机的巨大嘶叫声打乱。在街头，几乎随时都可看到穿着便服的美军大兵；在高速公路上，亦可经常看到开着军车的美军士兵。冲绳是美国驻亚洲最大的军事基地，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的B—52远程战略轰炸机大都从这里起飞，飞越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到越南去进行“地毯式轰炸”。当失去了台湾和菲律宾苏比克湾的基地之后，这里成了美国控制远东局势和所谓的保持亚洲战略均衡的主要基地。在冲绳岛的南部和中部，尤其是整个中部地区，几乎都是美军基地。在冲绳的电视节目中，特地设有一个美军电视台，播放英语娱乐节目和美国本土、世界各地以及基地内部的新闻。在冲绳各地的街头，有许多叫作“美军放出品”的商店，里面出售美军士兵的军服、除枪械以外的战斗装备如钢盔、迷彩服、子弹箱、水壶和军衔标识以及其他生活用品等等，这些大多是美军士兵回国前丢弃或出售的，好多军服上还残留着洋人特有的狐臊体味。
       近年来，冲绳人反基地的斗争越来越受到日本政府的重视，进而也成为日美关系中的一个焦点。前几年，正当要求返还普天间基地的呼声日趋高涨之时，一名醉酒的美国大兵强奸了一名14岁的日本女学生，这一事件立即使冲绳问题受到了全日本民众的高度关注。对日本人来说，日本已经由一个战败国发展成为今天的经济大国，但驻冲绳美军基地的存在使他们摆脱不了“战败国”的感觉，日本仍然处在“被占领状态”，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国”，这使他们感到屈辱。然而，与普通的日本人不同，冲绳人对美军基地的感觉更为复杂。冲绳人对基地问题的反感或反对，既有对美军基地造成的危害和损失的不满，又有对日本中央政府的“差别待遇”的愤怒。在嘉手纳基地周围，美军战机巨大的轰鸣声使得当地小学生当中约有30％被查出患有程度不同的耳疾；更使居民感到坐立不安的是，空军基地就坐落在城市的正当中，一旦军机出事故，必将殃及平民。在日本，美军基地的80％集中在冲绳，这使得冲绳人感到自己备受歧视。他们的大多数人虽然认为美军驻日本的基地有助于维护日本的国家安全，但他们不理解为什么本土不能为他们分担一些基地，唯让冲绳人天天看着美军在自己的家园里如天马行空?一些竞选的议员为迎合选民的这种心态，打出了“把县民的心声带到东京去”的竞选口号。2000年7月8日，在冲绳召开西方八国首脑会议的前一天，一些冲绳县民到会议场所举行示威，要求减少和撤消美军基地。但是，并非所有的冲绳人都反对美军基地。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冲绳经济形成了两个主要的支柱：一是观光旅游业，一是“基地经济”。美军每年向冲绳支付的巨额的土地使用费，以及针对美军士兵平时消费的庞大的服务产业，成为冲绳县民重要的收入来源。因而，尽管有许多人反对基地的存在，但也有很多人赞成保留基地。尤其是近年来经济严重不景气，冲绳的失业率高达8％(为日本本土失业率的两倍)，一旦基地减少或撤消，将更加影响当地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所以反对基地的人事实上并不占有主导地位，许多冲绳人对基地问题常抱着理性与情感相矛盾的心态。
       在冲绳的南部和中部西海岸，自然、旖旎的风光常常夹杂着战争纪念碑或战亡者的墓地，这两个地区是冲绳战役时美军的主要登陆地点，是主要的战斗发生地带。冲绳是太平洋战争结束前日军同美军发生最大规模的残酷战斗的地方。对日本来说，失去了冲绳就意味着失去了保卫本土的最后一道屏障，对美军而言，占领冲绳就为进攻日本本土做好了最后的战略准备，因此，双方志在必得，战斗的残酷性前所未有。1945年4月1日，美军以数倍于日军的五十五万人的总兵力，在舰炮和飞机的掩护下开始了太平洋战争中最艰苦的冲绳登陆战。这场战役到8月15日日本投降时仍未结束，个别日军的抵抗直至9月7日才停止。太平洋战争的一个特点是，战斗越是接近日本本土，日军的抵抗就越激烈，战斗也越残酷。冲绳战役的残酷性还在于，日军裹挟着大批平民，致使平民的伤亡空前巨大，约十万冲绳县民在这场战斗中失去了生命。在冲绳的县民中，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人参加了战斗，这在世界战争史上恐怕也是少有的。去冲绳前，我特地到我所在的大学图书馆借出了有关冲绳战役的音像资料，认真地看了两遍。任何人看了这场战争的场面，都会震惊于它对于平民的残酷性。县民们被军部告知，不能向美军投降，否则就会被残忍地杀死。绝大部分平民听信了这些，宁可躲在洞里让美军的火焰喷射器烧死或被手榴弹炸死，也不肯听信美军的宣传从躲藏的地方走出来。在冲绳岛最南端的喜屋武岬，一些妇女面对向她们喊话的美军士兵纵身跳下高达五十米的悬崖的镜头，令人终生难忘。
       在冲绳南部的山丹(himeyori)，建有一座著名的“山丹之塔”，实际上是座纪念碑，这地方在有关冲绳战役的电影和小说中为许多日本人熟知，成为冲绳战役的象征。它纪念的是原冲绳县立第一高等学校女生部和原冲绳女子师范学校的187名学生和14名教师战殁的生灵。她们按照日军军部的命令，到前线充当军队伤员的看护生，在被美军包围的情况下，高唱校歌集体自绝。在“山丹之塔”前，有一个直径约有三米的深不见底的溶洞，这些年轻的学员和她们的老师就是在这里为天皇效忠的。在整个南部地区，类似的纪念塔有好多。军国主义的教育使得日本军人视投降为大耻，而且也确信一旦投降将会备受虐待乃至被残酷杀死，正如他们自己对待敌人的俘虏那样。在西方军队中，当战斗减员1／4～1／3、突围无望的情形下，指挥官有权下令放下武器投降，以保全士兵的生命，而且他们认为即便如此也是光荣的，依照国际公约，他们的名字必须通知本国，告知家人，他们的家人更不因此而蒙羞。所以，欧美军队在战斗中投降与阵亡的比例是很高的，一般为4：l，但日军的这一比例则出奇的低。在东南亚的北缅甸战役中，日军被俘与战死者的具体数据是142人：17166人，投降与阵亡之比为1：120，而且所谓的“被俘”，也几乎都是在日军士兵受重伤或失去知觉的情况下发生的。
       冲绳战役为冲绳人留下的是痛苦的回忆。日军裹挟着大量平民的自杀式的冲锋和自绝，导致10万士兵和10万县民失去了生命，美军也付出了15000名士兵生命的代价。迄今为止，许多冲绳人依然痛恨那场血腥的战斗，他们认
       为天皇对此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冲绳恐怕是日本唯一一个对天皇抱有异议的地方。1986年，昭和天皇本想借在冲绳召开国家运动会之机，视察这个曾有二十多万个生灵为天皇捐躯的地方，但最后却以“龙体欠安”为由取消了原定计划。实际原因则是因为冲绳人要在他访问时举行示威活动，一旦如此，那可是世界上的头号新闻。1987年10月，当现今的平成天皇和皇后，当时的皇太子和皇太子妃以天皇的名义访问冲绳时，一个冲绳县民愤怒地撕下了“日之丸”国旗一把火给烧掉了。在投案自首前，他在个人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谴责“日之丸”国旗和《君之代》国歌代表着“血腥的历史和罪恶”。
       在今天的这个世界上，日本人是唯一特殊的单一民族。之所以说它是“唯一特殊”，是因为同另一个单一民族的德国人相比，他们缺少理解其他民族并与之共处的能力。日尔曼黑森林文化是欧洲文明的摇篮，而且德国同许多国家有陆地接壤，德国人千百年来在同欧洲其他民族的冲突、交往与共处过程中，了解和掌握了其他民族的文化、习俗和特性，知道了自己与别人的共同点与差异，懂得如何同其他民族进行交流和往来。同德国相比，日本一直是亚洲大陆东端、太平洋西部的一座孤岛，千百年来，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不仅使日本人避免了强邻的控制，确保了自身文化的独特性，而且多台风和地震的地理特征也使其具备了坚韧不拔的毅力、性格以及强烈的集体合作意识与认同感。但与此同时，地理环境的局限亦使得日本人养成了一种孤僻、自大和极其封闭的民族性格。
       在今天日本人的性格特征中，有两个比较显著的特征：一是生活中有着严格的内外界限，严格地区分着自己的和外国的一切；二是知耻而不知罪，特别喜欢忘记过去。长期的单一民族生活，使日本人有关国际或民族关系的思维极其简单化：别的民族就是别的国家，不是日本的就必定是外国的，他们没有民族间的兄弟意识，不可能像多民族国家的人们那样懂得如何同其他民族的人共处与沟通。到今天，日本人还管非日本人叫“外人”，把非日本人加入日本国籍叫作“归化”。目前，在日本生活着七十万朝鲜人的后裔，他们已是在日朝鲜人的三世或四世，但仍无法被“归化”。在每五年居留证延期时，他们必须要按一次手印，这在日本只有罪犯才会有此类待遇。而且所有外国人，在日本居留期达一年及一年以上者，也同样要如此按手印。近年来，随着日本社会的高龄化现象日趋严重，它以往极为封闭的劳动力市场的大门不得不有所开放，从中国、东南亚等国来日的劳动者和留学生明显增加，相应地，由外国人从事的违法犯罪活动自然有所增多，同时，日本国内自己的青少年犯罪率也同样迅速增长。但日本人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思维：只要发生犯罪活动，一定是外国人所为。2000年11—12月，东京的警察私下向居民散发通知：凡见到像中国人或讲中国话者，立即拨打110匪警电话。这一通知最后因日本一家人权团体、中国留学生自治团体和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强烈抗议才不得不被迫收回，此事充分表明了日本人的真实心态。与此相关，我此次到冲绳还有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知道了在日本的机场安检那里，中国人是何等地受到关注和重视。另一方面，日本人也很难独自地在外国生存。一位有多年在欧美留学和讲学经历的大学教授告诉我，日本人很难适应非日本化的生活，更难以同当地人很好地沟通，所以一般很难自己独自在国外闯荡，最后只好回到自己的日本。的确，即便是旅游，日本人也很少有独自的世界之旅，在世界各地，人们经常所见的是在导游小旗的引导下集体出游的日本人。我现在认识的一位日本老人告诉我，他曾在三十年前独自一人几乎走遍了欧洲，令我惊叹之余，顿生敬意。在此次冲绳之旅中，我们一家三口人为这个由近五十名日本人组成的旅游团增添了不少“特色”，作为“外人”，我们也自然格外受到关注，一位老年妇女终于在最后一天的午饭时“不经意地”询问了我的职业。当她证实了自己的猜测和判断是正确的之后，高兴得简直了不得，于是热情地对我说：她的一位亲属也是一位大学教授，前年带着全家去了法国教书，可很快就回来了，因为他们觉得法国太难适应了，日本人简直无法在那里生活等等。分手前还特地跟我说了一句：“法国那地方真是不好呆啊!”我想，她的这番话顶多有两层意思：一层是，你能在我们日本工作，说明我们日本是多好、多适合外国人的地方啊!另一层是，到外国生活是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儿啊，你干嘛不快些回到你自己的国家去呢?我拿不准她是哪层意思。
       美国著名的人类文化学家R·本尼迪克特在分析日本人的“义理”时指出，日本人人有着一种强烈的“耻辱意识”，属于典型的“耻感文化”而非欧美的“罪感文化”，他们视耻辱为人间最大的伤害和罪过，而对罪恶却采取一种得过且过的放任态度。有着罪感文化背景的人，一旦有了罪恶多依靠对罪恶的自省，而且通过宗教的告解手段可以减轻心理的负担，但在富有耻感文化的人们那里，往往是依靠外在的强制力来实现善心与善行，只要罪行不暴露于世人，他无须为之苦恼，基督教的告解在他们看来是自找麻烦，因而耻感文化的宗教仪式往往只是祈祷幸运，而无赎罪。日本人是个典型的不知道也没有罪恶感的民族，即便有罪恶感，他们也喜欢尽快地把它忘却掉。日本人每到新年前都要举行“忘年会”，我问过一位日本朋友其宗旨是什么，他告诉我说，就是要忘记过去的一切不愉快的事情，调整心态，向前看。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日本人总是不愿承认他们过去的罪恶，而且可以大大方方地向自己的下一代隐瞒其祖辈的罪恶行径。
       以上两个文化特性结合起来，使日本人根本不可能正视其侵略战争的历史。人们常把日本文化的特征归结为“和”，这种“和”对集体(家庭、村落、藩和国家)主义的承诺(如忠诚)要远远强于对人类普遍主义(如善与恶)的承诺。在他们看来，在战争中死去的人即使不是民族英雄，起码也是值得尊敬的，他们是为了日本的国家利益而死去的，至于他们实现这种国家利益的方式或手段是否正当，是否符合人类的基本道义，是否是一种罪恶，都可以不予考虑，他们无法想象、理解或根本不愿考虑被其侵略和蹂躏过的那些民族、国家的情感。
       每年的8月6日，在广岛都要召开声势浩大的“和平集会”，但这种集会看上去简直就是在声讨美国人的罪行。日本人不会去想一想，为什么偏偏是他们要挨原子弹?他们的民族特性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真实地告诉自己的下一代，应当从广岛的悲剧中汲取什么教训?日本极右分子、现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日本应当说“不”》一书中告诉日本人：美国人之所以将原子弹扔在日本而不是德国，就是因为日尔曼人是白种人而日本人是黄种人。事实上，许多日本人是相信这一论点的。前几年我去广岛参观核爆纪念馆时，看到一位中国同胞在留言簿上写了四个大字：罪有应得。看了这四个字，我的
       心情是矛盾的。看着那些被原子弹冲击波烧焦了的妇女、孩子和老人的尸体，人类自然、朴素的情感会使人不由地产生同情和怜悯，但当你联想起南京的堆积如山的中国人的遗体，以及日本军人强暴中国妇女的镜头，又会觉得一个中国人在广岛脱口说出“罪有应得”这四个字也在情理之中。日本，是一个能使思维再简单的外国人也必须复杂起来的国家；日本人，是一个能使得胸怀再宽阔的外国人也不得不狭隘起来的民族。
       到今天，日本人的心理仍然是十分封闭的。导致这种封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人的自负，他们始终认为自己是时刻被神保佑着的民族，是神保佑日本一次次地度过难关。
       客观地讲，正是凭借这种自负，日本人以顽强的毅力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危机，但也正是由于过于自负，日本人对今天的世界格外无知。在日本的大学中，学生们很少能准确地说出日本周围的国家的自然特征和政治经济情况。当今的日本，从报纸、电视、广播到学者们的谈天论地，张口闭口通篇地大谈“国际化”、“全球化”，从经济、科技到日本的国际贡献，什么都要全球化，可就是没有人谈如何让日本人的心理全球化。到1970年代，日本成了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前苏联除外)，其跨国公司在全世界赚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日本过去用“三八大盖”没有得到的东西，今天则通过索尼、松下、丰田等企业的全球扩张全都得到了。结果，日本人又开始认为，自己是世界上始终被神保佑着的最优秀的民族，起码，也是在亚洲最优秀的民族。
       冲绳距中日两国具有领土纷争的钓鱼岛(日本叫“尖阁列岛”)很近，来到冲绳自然会使我想起这个海岛。这个岛由几个小岛组成，面积虽小但战略地位重要，控制了它，日本就可以按国际公约同中国分割东海大陆架的一切资源，并控制附近的海上交通线。现在，钓鱼岛是在日本的控制之下。任何人同日本人谈领土问题，都会发现一个共同点：日本人只是在他认为是自己的领土被别人实际占领着时，才承认存在“领土问题”，如“北方四岛”(俄占)和“竹岛”(韩占)，至于被它实际控制着的钓鱼岛，则根本不存在什么“领土问题”。
       在冲绳的首府那霸，有一座著名的长虹堤，是琉球国王在那霸与首里城之间建造的“海中道路”，其目的是为了迎接来自中国的“册封史”。在那霸东南部的港口内建有一个“唐船小堀”，专作为册封史“御冠船”的停泊锚地，然后有“御恩厅”，是接待册封史的场所，再就是“天使馆”，是册封史的下榻处，册封史从天使馆经长虹堤进入琉球国王居住的首里城。由于中国皇帝自认为中华帝国乃文明之邦，其余皆为蛮夷之地，为博得册封史的欢悦，得到中国皇帝的认可，琉球国王在首里城前建了一座中国风格的“守礼门”，高悬门上的大红匾额篆刻着四个镏金大字：守礼之邦。由此可见当时琉球国对中华文明的无限渴求与向往。事实上，日本自公元645年“大化革新”后的社会进步，同引进中国先进的技术尤其是政治(府)制度密切相关；同样，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之所以能够很快地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也是其渴求并虚心学习西方各种先进的制度安排的结果。反思中国历史，郑和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即便有再发达的科学和技术，倘若没有能够使其通过商业发展得以普及和实用的制度安排，也不能确保国家的繁荣富强，任何事物即使是再尖端的技术和工具，一旦被御用并制度化，它可一时兴亦可即时衰。近代以来，许多国家现代化的悲剧证明，把现代化的手段目标化是一个多么痛苦的悖论。真正的现代化不是“师夷长技”，也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是一个内涵更加广泛的、包括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在内的文明过程。
       李晓，学者，现居日本。主要著作有《东亚奇迹与“强政府”——东亚模式的制度分析》、《再见，日本规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