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长篇小说的文体在最近一百年的时间发生过两次大变化。一次发生在上个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之中。再有一次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所谓“新时期文学”。在此之前，汉语长篇小说的文体只有一种，就是章回体。无论是写温柔富贵之乡的《
红楼梦》，还是写一百零八条好汉占山为王的《水浒》，都使用同样的章回体。数百年流行于民间的话本，终于在明、清之际演化成辉煌的章回体长篇小说，所谓四大古典名著，都是在此期间问世的。而“古典名著”之说，那都是现代人的评价，都是现代人对于历史的改写。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就是“新文学史”杰出的开山之作。在科举制度下的中国，文言和诗歌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使用白话叙述的章回体小说，是下里巴人市井小民的东西，是正统之外的异类。但是，也正因为如此，这个使用白话和章回体的异类，却在科举制度下的社会里赢得了最广大的读者，在广阔的民间像蓬勃的野草一样到处横生。无论是它们的创作还是出版，都形成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观。
可是作为白话文学辉煌成果的章回体，却在“白话文运动”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铲除。当“白话”终于在“文学革命”中修成正果变为“国语”之后，章回体却被当作旧传统抛弃到新文学之外。“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中没有章回体的地位。新文化运动以来，所有的代表性作家、代表性作品中，都见不到章回体的影子。章回体再一次回到武侠、言情和历史演义中，成为消遣品，成为原本意义上的“小说”，被排斥在主流之外。当年到处流行的张恨水，和如今也到处流行的金庸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在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语境中，一切从外国拿来的文体，且不问它是昨日黄花还是刚刚问世，只要拿到中国，一律都成为“新”文体。欧洲的、苏俄的、日本的、印度的，都趁着全面反传统的革命浪潮，坐到新文学的殿堂上。那可以称得上是一次文体的狂欢节。随着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新文体代替旧文体，汉语文学发生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回头看去，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在所谓全面反传统的旗帜和口号之下，这些所有新文体的出现，和旧文学、旧的文化观念充满了直接的对抗。胡适的白话诗、鲁迅的《狂人日记》之所以石破天惊，就是因为这些新文体、新文学的果实，落在了旧传统、旧文学的深潭里。在这里，文体绝不只是一个技术和技巧问题。文体的转换是和文学与文化观念的转变同为一体的。“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鲁迅先生的这句话是对历史处境深切入骨的表达。尽管有不可避免的盲点和局限，但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自觉性和历史主动性是显而易见的。那不是几个人的忽发奇想和技巧卖弄，那是中国自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来的一个历史结果。
相比较之下，新时期文学自先锋小说以来的文体试验，在打破文化专制和毛文体束缚的同时，也带来对现有文学观念的冲击和变化，先锋小说在叙述技巧层面的转变也更为多样、彻底。但是，随着先锋小说迅速的落潮，我们也看到了某种显然的盲目和被动。这种盲目和被动导致了许多文体试验迅速走向技术化，导致了反抗迅速蜕化成为时髦，成为当下主流语境的一部分。其中的复杂原因不是这篇短文可以谈清的。但有一点是必须指出的，发生于二十世纪两端的白话文运动和新时期文学，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语境。当年文学革命所要打倒的那个“文言妖孽”和旧文化、旧文学，已经不复存在，新时期文学所要反叛、所要面对的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历史结果，无论是新中国，也无论是文化大革命，还是毛文体、样板戏都和新文化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任何人都没有逃离历史之河的可能。文体的沧桑之变所折射出来的常常是自己的局限和困境。我们眼看着从别国里窃得的理想火种，在自己的土地上烧出一片废墟，与此同时，我们又遭遇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于西方知识体系的解构和颠覆，遭遇了所谓全球化的挑战和淹没。我们是从里到外遭遇了否定。我把这叫做双向的煎熬。本来，在这样艰难的历史处境中，需要的是更为清醒的历史理性，更为敏锐的语言自觉，是对于创作个体更为严峻苛刻的考验。这个双向煎熬的独特处境所给予我们的万千体验，本应成为新时期文学一切言说的源泉。可惜，在我们的“先锋”和“后现代”文本中，你经常看到的是获得“时髦”的满足，掌握真理的自诩，在那些一律向外的眼睛里，永远只有别人的风景。对历史的盲目和误会竟然成为一些人先锋的资本，这真叫人哭笑不得。在经历了将近一百年的探索和挫折之后，我们难道真的麻木到了自我殖民而不觉的地步?我这样谈论我们的“先锋小说”，并非只是在指责别人。我自己的小说也曾经被人收进“先锋小说集”里。先锋小说在中国新时期文学中开拓创新的功绩有目共睹。我只是可惜，我们的先锋太轻易地在后现代的城市幻影中，完成了自我满足，太轻易地从自己艰难的历史处境中飘离而去，在对别人的迷信中，竟然反回身来嘲笑那条自己也身在其中的河流。本来，先锋和探索者的失败、失误几乎是必然的。为了几乎无望的前途去探索，本是所有先锋和探索者最值得尊敬的原因。只要深深地扎根于自己的源泉，只要不停地汇聚和接受可能得到的一切水流，就总有流进大海的那一天。那一天，不是成功者的光荣和骄傲，而是对所有探索者、失败者的怀念和祭奠。
2001．9．16定稿于太原
李锐，作家，现居太原。主要著作有《厚土》、《旧址》、《无风之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