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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长时间地处于黑暗之中，那时我19岁，终日穿着铠甲般的工装，和面孔如石头般坚硬的矿工穿行在一座烟尘弥漫的矿井下。我生活其中的矿区，是梵高作为传教士试图以基督的力量救赎的地方，也是作家劳伦斯和摇滚乐手鲍勃·迪伦用一生的时间逃离的地方。我一直认为梵高身处的阿尔矿区的现实就是我的现实，那里的天空布满烟尘，河流是黑色的，树木花草是黑色的，到处是岩石垒成的石屋。
       那时我除了不能适应矿井的险恶，还一直不能适应矿井的黑暗。有不少工友，下窑前我们还彼此说笑，出窑时他们就被砸断双腿或夺去性命，那样的场景让我颤栗胆寒呕吐，而窑工们对这一切视若平常。经常有这种时候，我独自在深及数万米的巷道行走，跟随我的只有一盏灯，灯只能照到距离我四五米远的地方，再远就什么也看不到了。那时我需要付出艰难的努力才能克服头脑中怪异的想象，克服我的少年之心对这沉重无边的黑暗的恐惧，我不能放任自己的心念，必须管住自己，在我到达有光的地方之前，不能胡思乱想，否则恐惧会使我崩溃。
       我是无法把黑暗仅仅看作虚无的人，我觉得在那座历经沧海桑田沉积亿万年，由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衍生而成，上演过太多生死歌哭的矿井肯定蕴藏着无形的生命，在那些年久的矿井、曲折的巷道深处，黑暗只是提供了一种遮蔽，它使一些生命在其间畅行无阻，而人却浑然无觉。那时对光的需要成了我行走的动力，那时即使是偶然遇到的光亮也会让我产生一种感恩的冲动。
       后来，我开始过一种自由游走的生活，我在一座日照充足的城市穿行，享受着自然光泽的照耀。这种对很多人来说过于平凡的体验却让我倍加珍惜。自由游走和我从前的生活形成巨大的反差。我随心所欲地在他人的城市中穿行，在喧嚣的尘世中奔走，我不断地变换居所，改变生活轨迹和生活内容。这样的生活让我感觉舒服，使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开阔。我感到自己成了一泓流动的活水，我体验着自由生活自由思想自由写作的快活。这种生活使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健康、舒服、丰沛。
       在我作为一个自由离子奔走游动的时候，长期制约我心灵的一些东西开始松动、分离、脱落，我体验着我作为个人和这个世界的真实关系，在这种体验中，我认识的重心发生了严重的位移。当我和这个世界并置时，我是重要的，如果我不存在了，对我来说这个世界也不存在了，就如笛卡尔所说：我思故我在。也如萨特所说：我写作故我存在。这样简单、浅显、朴素然而对我个人具有重要意义的认识，使我开始珍视我个人在世间漂流所获得的经历、体验，我把它看成是我所能获得的财富。
       写作曾经被我看成我在黑暗中的光亮，它引领和照耀我。漂流奔走的生活使我看到写作在这个时代的虚无，也看到写作在这个时代的意义，世界上有多种多样的写作。那些文字和语词在我们手中就像是在工匠手中的沙土和砖石，它有着怎样的结构除了取决于工匠的技艺、志趣、认识之外，也取决于他的胸襟、视野、雄心和气魄，取决于他创造的信心，建树的能力。我使自己靠近写作的那个本质，靠近这种信心和能力。
       写作在这时候就是我活命的方式。也是我的快乐和幸福方式。
       更重要的它还是我的获救方式。经由写作我离弃黑暗，也通过写作我得以真实、切近地触摸到我的灵魂的存在。
       感念
       现在我仍记得起那个得肺病的孩子，那个苍白瘦弱身体发软的小学同学。他坐在我的座位后边，那个位置使他的脚经常穿过课桌的空档踩到我。上课的时候我听得最多的不是教师讲课的声音，而是他咳嗽的声音、吐痰的声音。因为他的肺病，班里的孩子都拒绝跟他玩，拒绝跟他讲话，所以我记得他是一个人坐在那个角落里，目光散漫而空洞。
       但是他每天都要找我一起上学，他把我看成朋友。我们居住的地方实际上相距很远，但他总要绕道去我家喊我上学。走在去学校的路上，他一边尖着嗓子很用劲儿地说话，一边不停地往地上吐着痰。他背着一只蓝花布制的书包，里边装着几本书，分量并不重，但他总是塌着腰，不住地咳嗽，一副力不能支的样子。
       人多的时候我就有点不喜欢他了。因为很多人都不喜欢他。我顺势而行，故意和他拉开一点儿距离，他却不能察觉，依然热情地靠近我，执著地诉说着什么，但那时我已觉得是聒噪了。
       有时我看见他吐出的痰里有血丝，有时吐出的又干脆是血，他总是把那些东西吐到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一页纸上。老师不允许随地扔弃果皮和纸屑，所以他的课桌里堆满了那种纸。
       大家都觉得他脏，嫌恶地看待他，很少有人愿意接近他，他总是处于很孤独的境地。
       一个群体对一个个体的疏远孤立是可怕的，它让人丧失正常的认知力和判断力。那时我很清楚地看到一个群体对个体拥有的那种权威优势和主宰力量，看到个体在这种群体力量的威压之下的胆怯和软弱、自卑和无助。在学校，他像一只幼鼠一样惶惶不可终日。
       但他的功课却极好，各科均在前列，几何学这门被我们认为最头疼的课程他学起来如鱼得水。数学老师每次发问，他总是率先举手，答案总令老师满意。他试图以此建立自信，以此赢得他人的善意和友爱，但这样做的结果使更多的同学敌视他，他发言完要坐下时，凳子就被人从后边抽去，结果他跌到地上，引来满堂的哄笑，笑声中充满报复的快感和阴谋得逞时的狂喜。
       人很容易就受到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实际上我并不怎么反感他，但在人群中我对他的态度就变得暧昧不清，我虽然知道一个人在艰难时刻对友谊的需要，一份友谊对他是一种怎样的支持和温暖呵，但我就是不能当众给予他这一份友谊，我甚至当众也参与对他的起哄、攻击和迫害，参与拍手和哄笑。我冷漠甚至残忍地看着他受伤害以后那绝望的目光。
       他是班里缺课最多的同学，有时上午的课程还没完，他就背书包走了，下午就不来了，有时则好几天不来，老师也很不满意，他来了就当着全班学生的面指责他，班主任老师用那种很无情很刻薄的口气指责他，那些语言的利器不容躲闪地飞向他。这种时候他也不解释，垂着头发稀黄面色苍白的脑袋，那细弱的脖子如同秋天枯萎的瓜秧。
       那时候没有一个人能站出来帮助他。我们依附和顺从在一个群体的意志中，我们被训练得没有个人意志，没有个人的情感，没有个人的立场，甚至没有爱，没有真诚。老师指责他最凶的那一天，下午他没再找我上学。我一个人去学校，上课铃响过他也没来，然后一连好几天也没能见到他。大家都习以为常，没有人关心他的缺席。甚至没有人过问。
       第二天，他姐姐送来了请假条，说他住院了。
       几天以后就传来了他病逝的消息。他死了，彻底地远离了我们。大家这才懂得流泪，在去他家看望他母亲的时候，面对他的遗像，面对那沉浸在丧子之痛中的母亲，许多孩子都哭了。
       再后来，我渐渐地明白，我们对人的麻木和冷漠一向是通过死才得以震醒的，仿佛只有死才换得来良心的发现。
       夏榆，作家，现居北京，已发表小说、散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