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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朋友告诉我，他们对文化革命的信念崩溃于林彪座机失事的1971年秋。这当然是可信的。我也能回忆起自己当时在乡下听到这个消息时的目瞪口呆。乡下的武装民兵在紧急集合并且四处布岗，让我们已经猜到有什么大事正在发生。报纸上有关林彪的图片和言论突然消失，使我们猜到了大事是什么却不敢把这颗烫嘴的大炸弹说出口。好几个夜晚，我拉上一个朋友翻山越岭到公社去打探消息，其实并没有什么新消息而只有沿途的狗吠，但我无法停止在遍地月光里行走，似乎唯有这样才能平息自己莫名的不安和兴奋。我们的大队党支书则焦急万分，因为他习惯了开口就敬祝统帅万寿无疆和副统帅身体健康，还有“三忠于四无限”一类林氏版本的政治套话，一旦林副统帅那个了，他觉得自己口舌僵硬，无法再说话，一开口肯定反动。他开会之前总是狠抽自己两个耳光，怕这个嘴巴给他闯祸。
       这是个多疑的秋天，神话开始动摇的秋天。但是在这件事以前，中国人已经习惯了很多重要人物的突然坍塌：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等等，再添上一个林彪，即便是份量最重的一个，虽有短时的震惊，但用不了多久生活仍然可以一切照旧，社会暗层的怀疑浪潮仍可以得到当局的基本控制。接下来三四年革命如常实际上能证明这一点。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最值得注意的事件，也许不是林彪出逃而是电视的悄悄出现。电视早在1958年就成为传说，据说能录制和转播一点戏曲，昂贵得只能让红墙内领袖级人物偶尔看个新鲜，与老百姓自然没有什么关系。到七十年代初，事情有了变化，中央电视台和联结全国的微波干线已经陆续建立，国产的黑白电视机也批量生产，连我所在的乡村1973年秋也有了第一台黑白电视机，是行政配给公社机关以便“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我记得那一台电视机曾让乡村青年十分好奇，每天入夜以后就被抬到地坪当中被人山人海围着观看，于是所有的节目都弥漫着成分复杂的汗臭。虽然信号质量很差常常出现满屏的雪花飘飘，但这个“洋片匣子”每天晚上仍然被大家一直看到两只肥鹅出现并且伴以“再见”二字才罢休。那时的电视节目少，中央台全天播出不到五小时，而且包括很多打农药养牛羊一类科教片。尽管如此，有一个农民觉得电视机里的男女还是太辛苦，他们天天跑到这里来说呵唱的，也从不要吃茶饭，来去无踪，真是天兵天将呵!另一个青年农民忍不住上前去摸一摸机子，不料恰逢电视里切换节目音乐大作，吓得他赶快缩手并且两眼圆睁：怪了，洋片匣子也怕搔胳肢窝?
       电视确实是宣传革命的工具，充塞着社论、报告以及官方口径的新闻。但由于传统的文字崇拜，由于人们习惯于因文索义，电视的管制往往只能及于文字。电视图象则因其意义的多向性和隐晦性而很难辨析确认，无法得到严格规限，留下了一个较为广阔的空间，常常出现文／象相离或者文／象相违的现象，构成了观众这一方失控的多义解读。比方说吧，一部表现西方工人罢工的纪录片播放过了，控诉西方资本制度的解说词也许被人们淡忘，但屏幕中工人们的皮鞋、手表、卡车以及便携话筒却让人过目难忘，这些好东西不能不让很多人震惊：他们戴上了手表还罢什么工呢?我们的社会主义优越无比为何就不能让我们也都弄个手表戴戴呢?又比方说，一部表现中国重返联合国的纪录片播放过了，歌颂伟大新中国朋友遍天下的解说词也许被人们忽略，但屏幕中纽约的摩天大楼却让人炫目，人家住什么房子，坐什么车，穿什么衣，喝什么饮料，还有女人有什么发型，这一切同样让很多人震惊。解说词无论怎样高分贝地证明中国重返联合国的伟大胜利，但仍然抵销不了他们面对纽约式繁华时的暗暗疑惑。人家美国怎么就没见到怎样的“水深火热”?他们没有“翻身解放”怎么就能喝牛奶吃甜饼而且不需要天天担牛粪和挖塘泥?
       到七十年代后期，这一类解读已经不再只是观众们的暗自思忖，而成为了较为公开的议论。当时我已经回到了城市，买下了一台九英吋小屏幕黑白电视机，于是每天晚上得招待一些邻居来家看电视，赔上香烟和茶叶以及聊天的时间。这时候中国已经同大部分西方国家有了外交关系，有了一些小心翼翼的文化交流。很少一点外国电影产品，只要文字内容上大体符合革命宣传口径，加上进口价格不是太贵，也被引入了中国，于是成了电视以外的另一个远望窗口：电影。最开始的是日本产品为多：《望乡》、《追捕》、《生死恋》、《野麦岭》、《砂器》等等，同时也有了美国的《车队》和墨西哥的《冷酷的心》等等，还有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友好国家”的影视产品。我现在罗列这些片名的时候，相信绝大多数过来人已经忘记了它们，其台词、情节以及主题内容可能已让人感到模糊不清，但我估计很多人可能还记得某一个镜头，某一句插曲的旋律，暴露出当时他们最强烈的兴奋点和最深切的感受点。日本或美国的高速公路、巨型客机、酒吧服务、电脑作业、男女热吻、时装新款、浴室陈设、割草机械、迪斯科舞乃至耸肩摊手的欧式习惯动作，无不让人耳目一新，往往打击着这些观众的最初观感。中国人对西方发达国家技术优势和经济强势的认识，大多是在这样的黑白小屏幕前悄悄开始，是从文字禁网中泄漏出来的诸多零散物象开始。这些图象甚至立即成为最好的商品广告：一句《追捕》插曲“哎呀啦……”风靡全中国，不仅是骑马奔逃的高仓健和真由美成为全中国老少皆知的灿烂影星，而且使日本摩托、日本电视机、日本录音机、日本汽车、日本洗衣机、日本电子琴等等都有了亲和力与感召力。特别是很多青年人都想活出高仓健或者真由美那样一股劲头，于是很自然把目光投向了日本商品。市民们的趋之若鹜促成了文化革命后第一次外国进口商品浪潮。
       在这个时候，文字与图象有时是分离的或者背离的：主导媒体的高调革命文字其实已渐空洞，正在被渐多的耳膜拒斥，正在被电视和电影播送的很多图象同时蚕噬和颠覆。高仓健们和真由美们比林彪更有爆炸性，很快改变了民间的政治生态。八十年代初文艺界成了中国最为西方化和自由化的事故多发区，直接导致了八一年、八三年、八七年好几次全国性政治紧张。如果联系到文艺界人士与电视和电影较为密切的职业关系，这些紧张就不难理解。那时候唯文艺界与普通百姓有别，甚至与新闻界、理论界、教育界有别，可在促进创作的名义下享有观赏“内部参考片”的特权，即可内部播放电影资料馆的收藏片或者从外国使馆租借来的“过路片”，当时走红的美国电影《现代启示录》、《猎鹿人》、《克莱默夫妇》、《午夜牛郎》等都属于这一类。这些片子成了每一个文艺界会议的最重要的节目和最受欢迎的款待，让人们早早地心神向往和奔走相告，而入场券总是成为赠客的厚礼或者黑市倒卖的珍品。不难想象，撇下其它因素不说，西方化和自由化的思潮正是在这些“内部参考片”的声光进放中播种。一直到九十年代，随着“内部参考片”向全社会逐步开放，文艺界这种超前高热才明显告退，在社会思潮
       的表现中很快黯然失色。我这样说，只是想描述影视传播与政治风向的相关传动，并非赞同当时一些左派人士对外来文化的粗暴防堵。凭心而论，这些作品一般来说并不具有敌视中国的阴谋，甚至大多具有批评西方社会弊端的内涵。它们之所以在中国获得了一种特殊的解读，一种可能令作品制作者和进口发行者意想不到的解读，比方说一种只见其演员发型而不见其作品主题整体的解读，完全是中国特殊处境所决定的。这种处境不能由作品来承担罪责。
       但拉开历史的距离来看，当时哪怕一个镜头中的发型也确属政治冲击波，实现着西方对红色中国的文化登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埃及从法国殖民统治下独立了，国家总统纳赛尔宣称：“收音机改变了一切。”这位总统敏感到刚刚独立的埃及面对西方的媒体技术强势，正在走向一个很不确定的新世界。“由于西方化已经不再仅仅依靠牛津的大学和巴黎的沙龙，而是依靠喇叭向乡村广场上不识字但反应迅速的群众大声播送消息，西方化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推动力。”一位当代历史学家也是这样描述当年。在不久的以前，这种西方化曾经表现为直接军事占领，比如英国对北美和澳洲的殖民，西班牙对南美的殖民，法国、英国和比利时对非洲的殖民，荷兰对印尼的殖民，英国对印度及南亚的殖民，英国和法国对东南亚的殖民，加上日本“脱亚入欧”时对朝鲜的殖民和对中国的侵略。当时的贸易专营和资源独享全靠枪炮来保卫，世界几乎到处都有操着拉丁语系和爱吃奶酪的统治大人。但那种方式在二十世纪已经越来越显得笨拙和成本高昂，正如1945年上台的英国艾德礼工党政府认识的那样：越来越强烈的民族主义反抗，使英国在印度的投资大为萎缩，而维持统治的费用已经超过殖民所得，令人厌倦的印度问题必须斩仓割肉，舍此别无选择。艾德礼政府推动了印度独立法案在国会的通过。与很多共产主义人士的预测相反，同时也与很多帝国主义人士的预测相反，英国从广阔殖民地撤出后并没有进入衰败，相反却享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法国和其它西方列强的情况竟然也大致如此!可以比照的有趣一例是：过于老派和僵硬的葡萄牙拒不放弃殖民地，后来倒是一直成为欧洲的贫困户。
       葡萄牙是否证明殖民主义只是西方列强历时四个世纪的愚顽之举?事情当然没有这么简单。进入和撤出殖民地，都是西方列强的竞争选择。只是这四个世纪前后的技术条件已经大变，殖民者们在撤出时已经获得了一个比枪炮更有效的武器，即纳赛尔总统面前的收音机。古人云：攻城莫若攻心。以枪炮攻城，较之以广播攻心，乃不得已之下策。继收音机之后出现的电影、电视、因特网等各种手段，使听觉更添视觉，西方可以籍此省力节资地俘虏任何边地居民的两耳和双眼，可以让数以千计的频道快速实施全天候的视听轰炸，越过任何军事防线、政治边界以及文化传统屏障，摧毁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里的心理抵抗。一般来说，这种摧毁并不主要体现为颠覆性宣传，鹰派的冷战宣传在鸽派看来并不高明也失风雅，意识形态的张牙舞爪常常让人反感，美国在韩战中的重挫，在古巴和越南的惨败，让大多数人更相信直接的政治和军事干预已属过时的臭招，投入产出完全不成比例。即便能够强行占领，谁还有能耐去辛辛苦苦管理好那些穷国和乱国?这里的精神和文化征服，其实唯西方文明生活的演示一项足矣。人人都想过上好生活，过上视听传媒中那种技术优越和财富丰裕的生活——那就是西方!西方!西方呵!而构成那种生活的一切要件：汽车，电话，飞机，高楼，化妆品，时装，唱片，电脑等等，其生产核心技术皆为西方垄断，后发展国家，即昔日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必须把廉价资源投入交换才能获得这一切，并且在这一过程中越来越沦为单纯的资源供应方。1938年的世界贸易统计资料称：相对于工业品来说，原料价格一直被迫走低，后发展国家用一定原料与西方换取的工业品在十年间要少去三分之一(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 1971)。多年以后，联合国1999年的发展报告坦承这种交换不平衡的结果：除了少数成功追赶西方的国家，世界上约四分之三的后发展国家比十年前更穷，全球范围内的贫富水准比由1960年的1：30扩大到1995的1：74。第三世界越来越不可能建立同西方竞争的同类生产结构和同等技术能力，只能一步步成为依附西方的大郊区和大原料场，并且背上沉重的债务。
       这种抽血后的残疾，当然会更进一步反衬出西方的“进步”!残疾者只能自叹无能和自理后事。现在哪怕你想请回当年的总督，请回夹着皮包的帝国主义，人家也不一定愿意再踏上你殷勤铺下的红地毯。
       这是很多西方有识之士也为之扼腕的趋向。后发展国家就不能拒绝或者摆脱这种交换吗?当然能，如果他们能安于马车而不要汽车，安于草房而不要高楼，安于茶枯而不要肥皂……就像中国人在文化革命时代的勒紧肚子，他们当然可以不需要西方的商品和技术，或者慢慢等待自己发展出来的商品和技术，包括等待这种发展中的对外汲收。但他们越来越无法做到这一点。电子视听传媒所实施的文明示范和消费示范，造成了大众性心理高压，造成了对西方产品的普遍性渴求。掌握着权力的很多官僚尤其难守清苦，总是在推进这种交换时抢先一步，成为很多国家中的买办性新贵集团。获得了知识的很多精英分子也难耐荒废，于是大批流向西方以求个人发展空间，从而进一步拉大了西方与母国的技术差距，构成了这种不平衡交换的重要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交换看来确实是“自由”的“平等”的，不再有帝国的总督和军队在一旁实施强迫；但交换事实上又别无选择，因为来自西方的视听传媒早已规定了大众心理高压之下的选择结果，规定了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上下朝野对这种交换的心甘情愿甚至急不可耐。借用一句中国招商习语来说，这叫西方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看不见的手取代了看得见的手，传媒殖民主义取代了炮舰殖民主义，霸业转型再次确保了西方在全世界市场经济活动中牢不可破的控制力——甚至比老一代霸权更加成本低廉和成效卓著。美国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微笑着想到了一句中国格言：“不战而胜”。
       也许，这就是西方在二十世纪痛失殖民地以后更加强盛繁荣的秘密之一，是西方在二十世纪同时大失败和大胜利的秘密之一。
       影视镜头是这次世界重组的主要杠杆之一。中国人素来相信“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比较而言，报纸和广播无法企及影视的“眼见”之功，心理冲击力较为有限。我在乡下时看到过台湾用汽球送来的红绿传单，当时公社民兵漫山遍野地去搜缴；也偷偷听到美国之音的华语广播，在一个偏僻的山村里这种勾当并无太多危险。但坦白地说，这些文字宣传虽然令我好奇，却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象。即便我愿意相信它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夸耀，这种相信也只是文字而不是迎面扑来和暗袭心头的形象，其痛不足以切肤，其爱不足以入骨。我想象在更早的以前，在连
       报纸和广播都没有的时候，来自商人、水手、教士的一点传说，根本不足以引导社会舆论，不同制度和文明之间的竞比几乎缺乏信息依据，因此不可能展开。1793年，中国清朝乾隆皇帝断然拒绝与英国发生更密切的关系，声称“那里没有我们需要的东西……我们从不重视那些古怪或者精巧的玩意”。可以想见，皇帝是在没有影视镜头的前提下，才可能作出这种傲慢自大的判断，导致中国后来一个多世纪的闭关锁国——他面前的几个钟表或者鼻烟壶缺乏足够的信息量，不足以让他对外部世界有充分的了解。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地球上的大部分居民还没有“进步”的概念，更没有“落后了就要挨打”之类共识。在漫长的世界历史中，如果说曾经有过“进步”的文明的话，那么一般的惨痛经验恰恰是“进步了就要挨打”!“进步”的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米诺斯文明就是公元前三千年至一千年间第一批被所谓游牧蛮族摧毁的例证。同样“进步”的希腊、罗马、印度、中国四大文明在公元三世纪以后也一一被所谓游牧蛮族践踏，包括中国的长城也无法阻挡北方强敌的铁蹄，朝廷一次次屁滚尿流地南迁乃至覆灭。
       这些“进步”的文明几乎都是农业文明，以至英语词culture意指文化和文明，同时又意指耕作与养殖，而且成为agriculture(农业)的词根，暗示出农业在往日的高贵身份。唯有农耕才可能定居，才可能有巨大的城堡宫殿，奇妙的水利设施，成熟的文字，精美的饮食，繁荣的市场与货币，华丽的戏剧与词赋，还有寄生性的官僚和贵族，让游牧部落望尘莫及。但这些“进步”与其说未能对“落后”文明产生示范、引导、磁吸、征服的作用，不如说它们几乎不可能被外界知道。在很多域外人那里，盾牌和长城那边的一切完全是空白，只是一些可能存在的粮食和女奴。没有报纸和广播，更没有电视和电影，世界就不是一个世界，而是几个、几十个、几百个互相隔绝的世界。有些世界，比如曾经一度辉煌的玛雅，自生自灭后直到沦为废墟一片才被后世的考古者们发现，否则就不会进入我们的视野。那个时候的群类冲突中不可能有文化霸权而唯有武力霸权，“进步”既不会产生商业优势也不会产生政治优势，更不能产生异族崇拜和它国崇拜。在能征善战甚至茹毛饮血的所谓游牧蛮族看来，“进步”倒常常是文弱、怪异、腐败以及臭狗屎的代名词——就像中国清朝乾隆皇帝猜想中的英国。
       现在好了，报纸和广播开始改变这一切，影视以及其它现代视听传媒最终改变了这一切，使每一个屏幕前的人都可以近距离耳闻目睹远方的生活，身临其境，几乎声气相接，天涯若比邻成为现实。跨国联系不再依靠丝绸之路或者麦哲伦航线，域外文明不再仅仅是外交使臣、外贸货品以及外国传奇的读本，而是潜入普通民宅各种小屏幕中与我们朝夕相处的男女来客。他们密集的来访和闹腾甚至使我们无暇与真正的邻居和亲友们交道。他们金发碧眼奇装异服沉浮不定喜怒相随非吻即杀，常常使我们对巴黎香舍里榭大街或者洛杉矶落日大道更熟悉，对天天在门前扫地的清洁工同胞反而感觉陌生。直到这个时候，一个统一融合的世界才真正出现，一种单一共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似乎也必不可免：所有观众都卷入以欧美为源头和中心的现代化进程。要人们蔑视乃至憎恶屏幕里的好生活是很困难的，以不合国情之类说辞来怀疑这个好生活也是很困难的，除非施以正教或邪教的魔力，本能和常识会驱使人们在屏幕来客那里悄悄凝定对未来生活的想象。即便是一些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愤怒的面孔之下通常也是欧美风味的领带和皮鞋，电话和手表，还有哲学或宗教，由此显示出他们愤怒中隐伏的拉丁血缘。他们常常不过是要在现代化大赛中争当一个更强而不是更弱的选手，要用反西方的方式来赶超西方，在最终目标上与其冲撞对手并没有太大差异。他们的桀骜不驯同样是西方文明一枚易地变性的坚果。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全球化和“进步”史观是视听传媒的两大产品，或者说是一个产品的两面，带来了所有后发展国家对“进步”文明的融入。他们从此明白了，见官不一定要叩头，女人不一定要蒙面，被警察逮住了有沉默的权利，还有世界上居然存在着快过牛车的汽车和飞机一类神物。他们当然还看到了世上居然有人人开车和家家别墅的奢华，虽然那意味着不足世界人口百分之五的美国消耗着世界百分之三十四的能源，意味着欧洲当年向外移民六千三百万，包括说英语人口的三分之一去了美洲——此类缓解资源人口压力的特权地位和历史机遇其实不可复制。按一下手里的遥控器，屏幕中的幸福诱惑委实太多了，孰宜孰乖孰福孰祸并不容易分辨。他们的追赶由此便成了一个经常令人兴奋不已又痛苦难熬的过程。他们学习的成本要比人家创造的成本低得多，可以跨越式抄近道避弯路以及低费搭车。但他们生搬硬套或半生不熟的现代化又常常带来太多的代价：压力和冲突加剧，道德和秩序瓦解，各说纷纭令人目眩，政乱频繁致人力乏，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的大规模重构中总有一批批倒霉蛋在内战、政变、犯罪、失业、破产、灾祸以及荒漠化中牺牲出局，以至世界上四分之三的后发展国家一直在忍受这种代价却无望收获，屏幕上的好生活一步步离他们更远。在这些国家，在这些出局者当中，人们不能不渐生疑惑：一个洋片匣子是不是空空道人的风月宝鉴?
       有一次，我感到很奇怪，发现照片中的我家客厅要比实际上的光洁漂亮许多，包括墙上的一些污点都全无踪影，门上和窗上的尘灰也隐匿莫见。很多朋友也有我的这种经验，说景观总是拍出来更好看。我这才知道，镜头也可以骗人，并不能真正做到“眼见为实”。镜头表现出什么，常常不仅取决于拍摄对象，还受制于感光器材和拍摄者的选景、配光、剪接乃至电脑处理等其它条件，很大程度上难免失真变样。即使撇开这一点不说，镜头许诺的观众在场目击，其实仅止于视力远程延伸，完全缺失了嗅觉、味觉、触觉等等的同步远程延伸，“在场”功能应该大打折扣，而这一点更常常被观者忽略，造成人们在屏幕前的过于自信。有一位外国朋友曾经对我拍摄的一张乡村照片大加赞美，说你下放的地方真是漂亮呵，你能在这种地方生活实在让人羡慕和嫉妒!我听后吃了一惊，看看照片又觉得他说的话不无道理。过了好一段，我才明白问题出在镜头下的视觉抽离。也就是说，他对于这个乡村充其量只有视觉在场，只看到了镜头下的美丽风光，却嗅不到这张照片里熏眼刺鼻的牛粪腐臭，听不到这张照片里恶批狠斗的喇叭高音，感触不到这张照片里的蚊虫叮咬、酷热蒸腾、厉石割足，还有拍摄者当时咕咕咕的饥肠辘辘。如果他感知到了这一切，还会羡慕和嫉妒我的知青时代吗?
       他不是真正的在场者，但在镜头前误以为自己是在场者，误以为自己已经有了判断的根据。事实上，影视镜头使我们都常常误以为自己是事件的在场者，一再产生浪漫主义的怀恋或者向往，对屏幕中遥远时间或者遥远空间之外的事物分泌着真知也分泌着误解。2001年中美
       军机相撞之后，美国国会委托的一个小组进行了调查，发现约四分之三的居美华裔对美国尚缺乏认同和忠诚，对美国有强烈的不满和批评，这个比例大大超出了居美犹太裔中同类现象的比例，与中国朝野上下不绝于耳的崇美言论当然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能让很多人疑惑不解。我们无法穷知个中全部原因，但至少能确定一条：居美华裔是美国真正的在场者。美国是他们亲历了的美国，是他们嗅过的、尝过的、倾听过的、触摸碰撞过的以及肉眼全面观察过的美国，与太平洋这边仅仅出现在屏幕中的美国不是一回事。小雁就是这个群类中的一个。这位当年的老插友告诉我，电视向人们喂养了太多真实的谎言。比方说她原以为美国的夜生活是遍地车水马龙灯红酒绿，到美国留学多年以后才知道，这种从电视里得来的印象仅仅属于拉斯维加斯和纽约42街等极少数地区，而那根本不是美国。真正的美国之夜其实是宁静和寂寞，是空荡荡的大街和关门闭户的小镇，比中国任何一个城市之夜都要更加清冷难耐。她说电视镜头把美国美化得过了头。
       在我看来，这也是把美国丑化得过了头。就大体而言，美国算得上一个真正勤劳的民族，从不擅长享乐和闲适，才有了夜的清冷难耐。当初西班牙人进人的南美人口稠密，英国人和法国人进入的北美却人口稀少。移民们面对过于辽阔和荒凉的新大陆，秉承清教主义劳动神圣的传统，输入了千万非洲黑奴仍感人手奇缺，于是习惯了凡事自己动手干，总统和部长都得自己当木工盖房子。英国的《名人录》列举名人的各种嗜好，美国的《名人录》里只会记录工作。十九世纪一个观察家评论道：“除美国人外，有谁发明过挤奶机、搅蛋机或者擦皮鞋、磨刀、削苹果和能够做一百件事情的机器?”他们把自己的勤劳延伸和移植给了机器，又被机器催逼得更加手忙脚乱，于是几乎全民性地成了工作狂，包括一部分剥削狂，其实最没有闲工夫去夜总会灯红酒绿。如果他们被影视制作者们拍成了另一个模样，也愿意去看看自己的另一番模样，那也只是疲惫山姆们一个可怜的工余梦想。人们总是缺哪门就想哪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拿到影视大片里去过把瘾也算不错。
       中国观众怎么就很难看到一个大汗淋淋的美国?怎么就很难看到同样勤劳而且正在对所谓现代体制生长着怀疑和批判的另一款德国、法国、英国以及其它?我们的镜头指向是怎样被扭转然后纷纷落入了只有灯红酒绿的例外和偶然?也许，流汗过于普通和乏味，没有娱悦性，没有刺激力，当然也就没有好莱坞一类机构所必需的票房价值。镜头不是上帝之眼，而是由人掌握的，在现代商业社会更是由投资者掌握的。投资者最为清楚，影视是一种好“看”而不便“读”的传媒，其主要销售对象是大众不是学人。这意味着一个史无前例和无可限量的诱人市场，连贫困的国家大批低学历的半文盲或文盲也都纳入其中，文字的阻隔和知识的限制微不足道。这同时也意味着镜头反过来也前所未有地受控于市场利益，必须迅速从学院化向市井化转移：喋喋不休地介绍伏尔泰、弥尔顿、牛顿、海森堡、达尔文、爱因斯坦、莎士比亚、康德、凯恩斯显然过于深涩难懂和不合时宜，只能是商业传媒的愚蠢自杀。聪明的投资者都必须到观众日常欲望那里去争取收视率，用低俗化、娱乐化、消费化的镜头，接近这个受众主体的理解力和兴趣。枪战片和艳情片以及一律加上超高消费的佐料，就成了最常见的选择。航天飞机升空时的突然爆炸，旧金山的灾难性大地震，苏联冷血克格勃的神出鬼没，橄榄球明星辛普森的凶杀疑案，戴安娜王妃的情人与车祸……都会因具有视觉“卖点”而遭爆炒，而“电视新生代”里知道鲁迅的美国人和了解凯恩斯的中国人，都永远会少于百分之三。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视觉“卖点”的世界将会成为编辑间里的废料，将会退出镜头从而隐入黑暗。
       屏幕里的“进步”文明的示范一开始就这样出现了偏斜。有意思的是，这种偏斜常常由观众这一方来大力协助共同落实：即便屏幕上也出现了西方优秀的经典作品，多数观众也可能没去听主角的悲情独白，只是盯住了配角动人的发型或大腿，盯住了背景中地中海岸的豪宅和游艇。一颗龙种居然繁育出了东方型号的跳蚤和癞蛤蟆。他们的心理剪接可以比制作者一刀刀来得更加极端和荒唐。
       小雁多年前那个误解的美国之夜，那种对美国的美化抑或丑化，就是在投资者和消费者的这一同谋协作之下，植入了她的想象。后发展国家很多对现代化的盲区和幻影，也就是在投资者和消费者的这一同谋协作之下，日益固化成一种强大的意象形态(Iconology)统治。当我把小雁的美国观感告诉一些从未去过美国的朋友时，只换来他们一脸脸的疑拒、冷嘲和不以为然。他们已经眼见为实了，不能相信我的瞎糊弄。这真是没有办法。确保文明融汇的全球性声象交流，曾经给我们送来灿烂文明曙光的那一方窗口，正面临着镜头对西方的危险改写，一如镜头下西方之外的广阔领域也被危险改写。
       小雁仍然留在美国，呆在一个她不断批评又不忍离舍的国家，在那里教书、购物、做头发、想念中国菜、被交警罚款，还参加西雅图反对全球化的抗议游行示威。有时从网上随手发来一封封集会的通知，似乎我也可以随时飞过太平洋去，同她一起向警察盾牌扔西红柿和啤酒罐。我从一叠网络数码照片上看到她在美国的十多年，无法完全洞悉她的复杂历程和全部处境，当然不会作出更多评价。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小了，已经被密集迅捷的视听信号紧紧联结成一个村庄，但仍然是一个经常呈现在镜头那边的村庄。哪怕是一个近镜头里也隐藏着抵达对方的迢迢万里。我们没法从镜头里钻过去，去邻居那里实现真正的在场，去分享共同的智慧、经验、热情以及命运，去实现上帝式的无处不在。
       我们不是上帝，在屏幕前大概还应保持人的谨慎谦卑。
       韩少功，作家，现居海口。主要著作有《韩少功文库》(十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