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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一次没有表白的爱(散文)
作者:朱 鸿

《天涯》 2001年 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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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与姚伶同窗的几年之中,实际上我几乎没有听到过她的声音。我跟她没有进行过面对面的交谈。当我坐在教室的时候,她也没有发过言。她倒是唱过歌,不过那是合唱,她的声音坠入其他女生的声音之中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没有逮住她的声音。大约有两次,她跟同宿舍的女生走在松柏葱郁的教学区,不知道为什么事情,她们高兴地交谈着,姚伶也朗朗地笑了起来,我便离开草坪,悄悄地赶上去,企图获悉她的声音。可当我跟她们的距离缩短到三米左右的时候,姚伶却仿佛有感觉似的不说话了。我曾经放诞地想,当然也是无可奈何地想,如果我能化为一片月光,从窗子飘入她们的宿舍,那么我就不仅仅能听到姚伶的声音了,可惜我不能。在我的印象之中,她说话的声音总是很小,很细,很羞涩,微微沙哑,像久经岁月的绿帛撕裂的一种声音。
       姚伶有一双幽深而忧郁的眼睛,她的睫毛长得像湖岸的柳。现在想起来,我仍觉得她是依靠眼睛感知世界的一个人。我希望通过眼睛进入她的灵魂,可她的眼睛却使我紧张,使我心惊肉跳。当她发现我在看她的时候,她的眼睛会带动着睫毛一闪,于是我所有的思想就涣散了,我仿佛一下便返祖为一只悲哀的猴子了。有一次,我鼓足了勇气,从教室的一个角落回过头,坚韧地直直地看着她。她立即便觉察了我发出的信号,她的眼睛一眨,睫毛随之一叠,显然是要切断我的信号,我咬着牙,发誓要顶住。我感到自己熊熊地燃烧着,发出了焊接般的响声。在这漫长的过程中,姚伶的睫毛又闪了一下,接着又闪了一下,最后我实在难以抵抗,遂垂首而坐。这大约三秒钟的凝视,竟几乎耗尽了我的所有能量。我有气无力地坐在苍白的灯光之中,整整一个晚上,我在教室没有读一页书。从那个夏天的晚上之后,我便缩进了思念的堡垒。
       姚伶是一个白皙的女生,但她的白却并不是那种在街上容易看到的银白、棉白或云白。我以为她的白是一种玉白,没有灿烂的亮,不过自得瓷实、细腻、干净而润滑。重要的是,她的肌肤有一种大理石般的冰凉,而且是早晨的大理石,似乎还微微带着一些夜气和露水。这当然是我躲在思念的堡垒所想象的,我经常想象着她。
       姚伶不喜欢热闹,也不喜欢喧哗,总是夹杂在自己宿舍的那些女生之中,仿佛独处会遭遇抢劫似的。我感到她对外界有一种巨大的戒备,似乎时时刻刻在警惕着,防御着。她甚至不穿鲜艳的衣服,也不穿紧一点小一点或短一点的衣服。夏天,那是多么美丽的季节,一般的女生都脱下了长和厚的衣服,大片大片地露出了青春,而姚伶却非常节制,她一般是穿短袖衬衫,而不穿T恤。她当然也穿裙子,可她的裙子却没有一件会打在膝盖。事实上,她的裙子无不总是打在她的腿肚子上。不过这已经够了,她确实不能再露出更多的肌肤了,因为她的胳膊和腿肚子太白,太丰腴,太娇嫩,当然也太危险了。
       有一次在食堂排队买饭,我一不小心站在了姚伶的身后,遂猝不及防地看到了她的脖颈。从躯体冒出的这一节简直精致极了,它以埋在肌肤之中的七块微微突出的颈椎为中心向两边延伸,从而构成了一个半圆。我感到她的这一节肌肤是柔韧的。我看到了它的肉质和毛孔,闻到了它的气息,这使我想抚摸它一下,只是觉得我的手不干净,会亵渎了它。姚伶是一个非常讲究卫生的女生,在我看起来,她有可能在时时擦洗自己的脖颈,这使它的所有毛孔都亮得透明,甚至像是从酒精瓶子取出来似的。这样入迷地研究一个女生的脖颈显然是失态了,而且我忽然觉察自己处在了一种备受注目的气氛之中。我耽心这样会伤害姚伶,遂在即将走到窗口的时候,跑掉了。
       不过她的脖颈激发了我的想象,这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在浩荡的秋风之中,我的脑子满是姚伶的身影。我还大胆地想象了我对她的抚摸。我抚摸了她的手背和手腕,沿着手腕慢慢向上,我抚摸了她的胳膊和肩膀,抚摸了她的脖颈和脊背。我在她的脖颈上流连了一会儿,并用中指和两个食指在她颈椎一带按着,揉着,研着。这一带确实像我想象的,很是柔韧。之后,我的手便久久逗留在她的脊背上,不过我感到这里没有暖意,我唯一的感觉是冰凉,是大理石般的冰凉。
       不知道是谁泄漏的,从一个隐蔽的管道流露了一条让我惊诧的消息:姚伶是一个私生女,为一个汉族姑娘与维吾尔族小伙所生,可他们却未能哺育她,她现在的父母,实际上是她的养父和养母。惊诧刚刚退潮,便是兴奋的涌起,我为姚伶是一个混血女而兴奋之极。尽管我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过凭直觉,我相信她是一个混血女。她是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是昌吉回族自治州的,这是她成为混血女必要而可能的背景。重要的是,她轮廓清晰的脸,通直而棱角分明的鼻子,突出的眉骨和浓重的眉毛,还有她幽深的眼睛,都为她的身世作着诠释。
       我发现自己有强烈地爱恋异族姑娘的倾向,我觉得她们神秘,热烈,风情万种,意味深长。
       虽然姚伶不平常的身世增加了我的激情,我的心更贴近了她,但我却依然没有行动,我依然呆在思念的堡垒。我在这个阶段的变化是,仿佛姚伶的忧郁传染了我,我也忧郁起来。我失去了对任何女生的兴趣,我拒绝参加所有的集体活动,也不想到教室去上课,觉得一切都没有意思,而且在晚上八点二十分之前就上床休息,尽管睡不着。
       不知不觉便毕业了,我站在窗口望着浩瀚的云天长叹一声,说:完了,完了。
       当姚伶随乌鲁木齐几个同学结伴离开西安的时候,我迷迷糊糊地到车站去送他们。我觉得惜别的滋味又苦又酸,于是我就躲在了阴影之中。姚伶已经上了车,不过车不走,送行的同学便不走,她也便不能坐下去。实际上她一直站着,从窗口探出头和车下的同学在说话。我远远地望着她,我发现她说话的时候,其眼睛不经意地一闪一闪地寻找着,一瞬之间,她把目光摇到了阴影之中望着她的一节“木头”上,我看到她的泪水涌了出来。车下的同学一定会认为姚伶的泪水是为友谊流下的,但我却坚信她是为爱而哭泣。在车站那永远混浊的灯光之中,姚伶的泪水仿佛冰凌一样清洁而明亮。
       车启动了,车得寸进尺地走了。我看到姚伶急速地挥着手,我看到她的手渐渐在缩小,模糊,溶化,终于消失了。我非常憎恨晚上十点十五分这次车,因为它把姚伶带走了。在我想起来,新疆完全是一个茫然的地方,它对我遥不可及,不过这是不行的。我在思念的堡垒狠狠地说:这不行,这是不行的。
       当时我已经拿到了派遣证,我的单位是陕西省新闻出版局。我很满意这个地方,我的父母也满意,它离我家非常近,但我却没有立即到单位去报到,因为我隐隐听到了一种呼唤。经过一个晚上的考虑,我起床之后直奔电讯局,我给姚伶发了一个电报,曰:
       盼勿报到,请接我信。
       回到宿舍,我拧开钢笔帽,打开墨水瓶,铺平稿纸,便匆匆地写起来,一直写到日落西山,星光灿烂,接着我夜以继日地写,写了整整九十六个小时,写得天旋地转,草枯花落。十二万字
       的信,一江春水向东流般地表白了我的爱。我跑到邮局,把它发了出去。
       现在想起来,我依然觉得自己的设计是真诚的,也并非不现实。我要让姚伶清清楚楚地知道我的心,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如果她接受我的爱,那么我愿意在西安等她,我也愿意到边陲去找她,甚至做一个为流俗所不屑的倒插门也可以,总之,只要我和她能在一起生活,在任何地方,做任何工作都可以。我知道自己的父母不会乐意我到外地去,我也知道曾经帮助我分配工作的人会反对这样做,不过这一切我都不管了,什么都不管了。在信发出去两个小时之后,我感到它太慢,也太轻了,不足以贯彻我的意志,我决定亲自到姚伶家去一趟。我想,我一定要亲口告诉她,即使她拒绝我,我也要告诉她。我不能把爱总是关闭在思念的堡垒,我必须让它走出去,冲出去,让它见到姚伶,否则我一生都会后悔,一生都不得安宁。于是我就借了一笔钱,买了一张从西安到兰州的飞机票,立即抵达兰州,接着乘车进入乌鲁木齐。当我踏着乌鲁木齐晚上八点四十五分的夕阳在街上投宿的时候,我给姚伶的电报大约才到昌吉的电信局,我给她的信则还在隧道和大漠之中旅行。我的速度是很快的,但我却仍觉得太慢。
       我从乌鲁木齐的一张木板床上睁开眼睛,便看到了一棵白杨树上的晨曦,我穿好衣服,挎上书包,走上了大街。我要抢从乌鲁木齐到昌吉的首班车,我必须紧急行动。我发现这里宽阔的大街上,只有我一个人。大约走了两公里,我才看到一个推着小车卖豆浆的妇女。盖着豆浆的白布上有袅袅的白气,还有那个妇女斜背着的黄挎包,这些使我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伤感。我忽然感到孤独,而且自怜,自赏,自傲,当然也有一点自慰,因为这毕竟是我第一次出省,是我第一次决定把自己的整个身心交给一个姑娘。想到我是为什么而到这遥远的边陲来的,我的泪水便流了出来。
       当我赶到始发站的时候,一个穿着蓝袍的司机正拿着一只拖把在轮胎上摔着。我松了一口气,我知道自己有了到昌吉去的工具了。我最怕自己要在乌鲁木齐滞留,现在这样的担心没有了,我已经坐在了车上,尽管这辆车是破烂的,几乎所有的座垫都露出了肮脏的海绵,但我却觉得它是一辆美好的车,我甚至产生了要在前排椅背上吻一下的冲动。
       抵达昌吉之后,我按自己构想的,先找到一家旅馆,洗了脸,梳了头发,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然后挎上书包出门。凭印象,我知道姚伶的家在自来水管理处,但它到底在昌吉的哪一个方位,哪一条大街上或小巷里,我却是不知道的。简捷的办法是查找地图,向人询问,可我却不想这样做,我以为自己千里迢迢到这里来向一个姑娘表白自己的爱,是不能用一点聪明的,我只能使用虔诚。我感到这不仅仅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还是一件神圣的事情,我要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去找,一家一家地去找,一个门牌一个门牌地去找。我想,只要姚伶在这个世界上,我注定是会找到她的。我隐隐地感到,爱的事情必须虔诚才可能完成。只有虔诚可以获得上帝的帮助,而聪明则会使上帝疏远。
       我没有看手表,所以我根本不知道我在昌吉转了多少时间,也无心留意城市是怎么一种样子。大约只有几座高楼,都是崭新的,白色的瓷片反射着亚细亚中部才有的丰富的阳光。这里似乎在开拓道路,到处都是深坑和石子,到处都是黄尘。在鹤立鸡群似的高楼周围,是大片大片的使我感到温馨的泥巴房,我觉得生活便在那里,人性与人情便在那里,大约姚伶也在那里。我在昌吉走来走去,走得大街上吹起了风沙。虽然我不明白东南西北,不过我是清楚幸福的所在的,我认为自己不会迷失。
       沿着姚伶脖颈上的一股气息的暗示和引导,我走到了一栋泥巴房前。屋子里寂静无声,一扇低矮的门则被擦洗得露出了它的神经和脉络。凭直觉,我判断这就是姚伶的家,她的气息已经穿过门缝弥漫出来了。我屏住呼吸,郑重地在门上敲了三下,随之是一个巨大的空白,仿佛屋子里没有人似的。这时候门谨慎地拉开了,一个微胖的中年妇女探出头问我:“你找谁?”她不像姚伶的母亲,她没有姚伶那种显着轮廓的脸,也没有姚伶那种充满悬挂感和虚幻感的气质,不过我还是确认,这位妇女应该是姚伶的母亲。我说:“阿姨,我找姚伶。我是她的同学,从西安来的。”她平静地招呼我进去,并平静地叫着姚伶。但我却没有随她进去,我必须等姚伶的恩准,我不愿意冒犯了姚伶。
       当姚伶像一片云似的飘到门口的时候,她的脸骤然苍白,她的眼睛满是奇异惶恐。我这样一个从天而降的不速之客,显然完全出乎她的所料。我觉得她总是用酒精浸泡的毛孔随着我的出现而紧张得一下关闭了,唯有鼻尖的毛孔还张着,不过从这些毛孔流出的只能是冷汗。在亚细亚中部的阳光之中,她的冷汗密集,圆润,有珍珠般的造型。她很快便回过神来让我到屋子里去,并向她的母亲介绍我就是那位发电报的人。我多少有一点拘谨,不过总的感觉还好,因为所有的线路都连接起来了。我的意思是,我的电报已经为姚伶及其母亲提供了研究的资料,在她们对这份资料有了一定的评估之后,人随之而到。无疑的,这个人是更直观和更可靠的资料。
       在姚伶给我沏茶、取瓜子、拿葡萄的过程中,她一点一滴地告诉我,她是昨天才收到电报的,遵我之嘱,她还没有到单位去报到,她在等我的信。我说,我就是考虑到信太慢,才决定亲自走一趟的,我不想让你焦急,也不敢耽误你,只是匆匆忙忙,没有通知便来了。这时候,姚伶的母亲一直坐在沙发上注意着我,当然也注意着姚伶。在她显得浮肿的脸上,有一双疑虑的眼睛,它完全流露着推敲和解析的神情,她还点了一支烟吸起来。我感到她是一个有城府的人,不过她没有询问我什么,我想,这是由于姚伶在场的缘故吧。实际上我是希望她母亲注意我的,因为深切的注意标志着我进入了她考虑的范围,如果她对我的到来不在乎,无所谓,那么我便沮丧了。但姚伶的态度却是关键,倘若没有她的深切注意,倘若我感觉不到她的热情和兴奋,那么一切都将是没有意义的。我的为难在于,姚伶一向是一块大理石,而且是早晨的大理石,永远有一种夜气和露水的冰凉,这使我不易把握她。
       有一个细节当时很使我感动:我刚刚坐在沙发上,姚伶及其母亲便让我退掉旅馆的房间搬回来住。她们告诉我,家里有的是地方。我是一个敏感之极的人,我确信,她们绝不是出于礼貌,她们完全是真诚的,但我却没有接受。我不是客气,我是担心自己在姚伶家睡不着。我容易失眠,睡姚伶家我将肯定失眠。在姚伶家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显然是难堪的,甚至会破坏姚伶家的安宁。
       姚伶向母亲简单地交待了一下,便到厨房去做饭了,她做的当然是拉条子。客厅只剩下了我和她母亲,她母亲遂不紧不慢地询问我年龄多少,兄弟几个,父亲母亲在何处贵干。她的眼睛仍是推敲和解析的神情,不过她在努力做得婉转与平和。尽管姚伶在厨房洗菜、切肉、揉面,但她却显然注意着客厅。她还有两次以插
       话的形式打断了她母亲的询问。我和姚伶过去没有交谈过,互相是不了解的,而且她尚未收到我十二万字的信,所以我不清楚她的插话是什么意思。是担心她母亲的询问万一过分而伤了我的尊严。还是伤了她的尊严?或是她根本就不愿意有这样的询问,因为它暴露了母亲的倾向?也许在她未听到我的表白之前,她不想,也不愿意让母亲有任何倾向?或是她早就有了自己的倾向,那便是,不!
       拉条子是闻名遐迩的小吃,新疆人以拉条子在家里待客表示着一种亲切和尊重。如果确实是这样,那么我感到满足,而且这个拉条子是姚伶所做,它的白面,绿辣子,红柿子,黄花,都留有姚伶的指纹和手印,然而我却没有吃出什么滋味来。姚伶和她的母亲彬彬有礼地客气着,催促我多吃,三人竟一时无话。我尽量放低自己的咀嚼声,但在一片近乎虚无的空寂中,我的咀嚼声不知羞耻地在我耳膜中回响,令我羞愧难当。好不容易吃完饭后,我说了一些客气的话,便提出要回旅馆去。对于我的提请,姚伶的母亲最容易理解为我是想跟姚伶独处,姚伶也最容易理解为我有话要说,所以她们便同意我走,姚伶当然送了我。这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十分,算起来,我在姚伶家已呆了近乎八个小时。
       走到路灯初照的大街上,我和姚伶立即有了一种靠拢的感觉。轻风徐吹,行人稀少,近乎于无,我惬意多了,姚伶也宽舒多了。姚伶完全是一种散步的姿态。她仍穿着短袖衬衫,拖在腿肚子上的裙子。现在想起来,我依然会清楚地看到她不枝不蔓的样子,楚楚可怜的样子,在路灯的光影中她的衬衫和裙子有一种豆绿葱绿祖母绿的色彩。我不得不悄悄感叹着什么是清水芙蓉,什么是亭亭玉立,什么是真正的窈窕淑女。
       我披星戴月地从西安来到这里,当然是有话要说的,这一点姚伶非常明白,而且她似乎做好了一切准备,要听我说什么。轻风撩动着她的秀发,她微微仰起头,用自己玉白的脸承接着清幽的月光。月光下她的脸又泛出大理石般的冰凉,宛如一座冰清玉洁的雕像……忽然,我听到自己的胸腔里发出一个熟悉而陌生的男声:“我准备明天早晨就走了!”我吓了一路,姚伶也惊诧了一下,似乎这样的话唐突,冒昧,莫名其妙,然而她并没有说什么。接着我又听到那个男声说:“我的信也不用看了。你烧了它吧!冥冥之中,命运就这样完成了我的急转直下,堵死了我的爱情之路。此时此刻,姚伶显然已经知道了我的意思,而且恰恰在此时此刻,她送我走到了旅馆门前。当她默默地转身向回走的时候,我想再送她一程,只是怕有缠夹、拖泥带水之嫌,就没有送她。
       洗涮完毕,准备躺下的时候,不料响起了敲门声,竟是姚伶的父亲来了。微胖而圆的脸,高大的骨架,他搓揉着两只大手,劝我明天不要走,他还告诉我明天早晨将接我去吃早餐。那样浑厚的声音,浑厚的声音中传出的没有一点虚假的朴实、真诚,一下击穿了我的心。我感到自己的心出现了一个洞,洞里的黑暗像山一样沉重。不过事情已经这样了,我怎么可以再留下再到姚伶家去吃饭呢?
       我像飘一样在昌吉度过了最后的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当我挎着书包走到楼梯最后一个台阶的时候,姚伶的父亲接我来了。见我执拗地真的要走,他遂嘱我慢一点,他让姚伶来送我。现在想起来,我当时确实希望姚伶能送我一下,我希望再见到姚伶,因为我知道,这再见将意味着永别。
       我缓缓地向车站走着,以给姚伶留下时间。我的速度一点也不快,然而车站却毕竟太近太近了,仿佛我只走了几步,它的写着红字的牌子便浮出早晨的白雾了。车站上有两个人等车,我去了之后,便是三个人等车了,不过我跟那两个人肯定不一样,我是希望首班车不要急着开过来的,甚至希望它抛锚,轮胎爆破。因为姚伶还没有到,我是多么迫切地希望再见她的啊!
       在我感到失望,并不得不自己给自己鼓劲以防精神坍塌之际,我眼睛一亮,发现姚伶骑着自行车过来了。她倾着身子,仿佛是在白雾之中飞翔似的过来了。她默默地把自行车撑在一边,取下挂在自行车上的装有两个白兰瓜的篮子,默默地交给我,之后便默默地伫立一边。我佯装镇定地说:“这一次来匆匆忙忙的,下一次来,我一定送你一尊唐三彩。”也许我和姚伶命中注定要在这里永别,否则,为什么偏偏这时候可恶的首班车就抵达车站了呢?我像一个一不小心打碎了水罐,水流了一身的小孩,有一点糊涂,有一点迷乱,有一点手足失措,还有一点身不由己地上了车。
       我在乌鲁木齐售票厅的窗口随便买了一张东去的车票,转身之际,我踩了一个女人的脚,道歉之后,又碰了一个小孩的头。在那个巨大而昏暗的售票厅,我觉得自己狼狈极了,我想,凡是看到我的人,都会为我的悲哀和潦倒而疑惑吧。不过,任其猜测吧,任其同情吧,总之,我是顾不上这些目光了,我已近乎虚脱。
       火车驶出乌鲁木齐,闯进无边无际的草原,立即提高了速度。我从硬座车穿过餐车,来到了软卧车,便选了一个位子坐下了。来到这里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希望独处,希望安静。整个火车唯软卧车的过道是安静的,没有谁会打扰我。不过在这里,我不知道怎么想,想什么。我仿佛是鬼使神差似的打开了窗子,把头伸在窗外。风强劲地冲击着我的头,但我却坚持眺望着乌鲁木齐的方向,眺望着昌吉的方向。辽阔的天空布满了晚霞,如鲜血一样红。晚霞之下,乃是没有尽头的草原,穿过草原,乃是灰色的没有尽头的大漠。火车仿佛逃亡似的奔跑着,在苍茫的自然之中,在晚霞之下,旷野之中,它小得简直像一只蚯蚓,一只蚂蚁。一直到晚上,我都把头伸在窗外让风吹着,我觉得风已经揭去了我的皮,撕下了我的肉,我完全变成了一具白骨森森的骷髅。不过我的意志仍是清醒的,清醒使我充满了悲哀,因为我知道自己最纯洁最精锐的生命结束了。我已经二十四岁了,我将到一个单位去工作,还将领取薪水,并按习惯准备结婚。我将再也不是一无所有的我了,我将再也不能赤手空拳地追求某个姑娘了。为了爱而去追求一个姑娘与为了结婚而去追求一个姑娘,其性质是不同的,它有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格调,甚至有不同的温度。它所激起的感情和所产生的动力,当然也不同。爱直通生命的核心,带着原始的鲁莽,而婚姻则充满了盘算和设计。
       这一次的行动,我只向北京一个同学叶闯透露过,不过我要求他保守秘密,不可传播,叶闯答应了,所以尽管很多同学都知道我在被派遣之际匆匆忙忙到新疆去了一趟,可他们却不知道我做了什么。我想,姚伶也不会随便说的,她是一个有尊严的人,而且,她也不好说。这件事情就以自己特殊的方式像一滴水似的渗透到岁月之中了。我呢,也再没有给她写信,打电话,进行联络,也再没有获悉姚伶的消息,我当然也尽量避免知道她的婚姻与家庭。但渗透到岁月之中的水却并没有为岁月所蒸发,恰恰相反,它蓄于我的心底,清澈,晶莹,没有污染,而且只有我知道它对我是多么重要,它一直在怎样地滋润着我的灵魂。
       朱鸿,作家,现居西安。主要著作有散文集《关中跨梦》、《夹缝中的历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