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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色，女，藏族人，1966年生于拉萨，1988年毕业于成都西南民族学院汉语文系。现供职于拉萨某杂志社，曾发表诗歌、散文若干。
       西藏在上
       1990年初春，作为一个以梦想为生的诗歌写作者来说，我深深地陷入一种宿命似的幻觉之中，以为远去离天最近的西藏，可以听到我梦寐以求的声音——我近乎迷信地认定，只有在西藏才能听到这种声音，它来自“上面”，或者说更接近“上面”；并由这个声音引导着，变成介于祭司、巫师和游吟者之间的那种人。说得形象一点，这声音犹如一束光，自上而下，笼罩肉体，最终使自身得以逐渐地焕发。我自认为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人。而这样的诗人，是不可能在低处，尤其是在容易积聚污泥浊水的低处产生的。我相信“人往高处走”这句老话，它自有它最朴素的道理；我也喜爱这个成语：远走高飞。
       当神圣的却是往日的并有着“火舌般的金色屋顶”的宫殿，在我的视野里越来越清晰时，我不禁双手合掌，为小小的愿望祷告。同时，深深地感觉到原本在我身上不多的汉族血统，由于整整二十年的潜移默化，已几乎成为我外表与内心的主宰了。也就是说，在我重返我的出生之地的时候，我无异于一个陌生人了。
       实际上，早在1966年，在旧貌换新颜的拉萨，在白昼里嘈杂、轰响的革命之声渐渐低落的某个仲夏之夜，一粒种子看似无意却显然是被从未止息的、在佛教里喻为“业风”的力量带到人间。从四岁以前的照片来看，那个穿着小小的藏式长袍的孩子，总是以那座著名的旧日宫殿为背景，在繁花盛开的草坪上，做出沉浸在红色童年之中的各种姿势(毛泽东的一本语录和一枚像章是必不可少的道具)；被持久而灼热的阳光烤得通红的脸颊，甚至在黑白照片上也晕染得分外明显。那时候，她是一个多么地道的西藏孩子啊，也是一个已经被打上了时代烙印的西藏孩子。
       二十年以后，当她乘着银灰色的金属翅膀如愿重返拉萨时，却有些睁不开眼睛。从一个巨大、炽烈、邻近的球体那儿放出的万道光芒，像一万支看不见的小小银针，生硬地扎着她的肌肤，起先很疼，但马上就麻木了，——“这一微妙的伤害难以察觉，”她在每一封发往内地的信中都写了这句话。而且，那春天里漫天乱卷的风沙啊！透过窗户往外看去，整个拉萨像是陷入了一场可怕的灾难之中，一个巨大的隐形魔鬼狂呼乱叫，横扫一切。
       但在那一天，那暮色四合的时分，一个奇迹发生了。
       白日里的风暴已经止息，在由浓郁的桑烟所散发的奇异香味酝酿的气氛里，我第一次走向所有藏人心目中的圣地，确切地说，是圣地中的圣地——大昭寺。
       晚霞堆积在天边，变幻着各种奇异的图像，美得惊人；广场上牵着放生羊转经的入和做买卖的人掺和在一起，却互不干扰；几只狗拖着曳地的长毛东跑西窜，不时轻吠几声；一群乡下孩子手拉着手边跳边唱，乐呵呵地看着扔在地上的帽子里堆满了硬币和角票；那七八个盘坐成一圈摇铃击鼓、慢声低吟的尼姑，看上去不过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女子，风尘仆仆的旧袈裟却遮掩不住她们澄澈、宁静的目光。掠过她们落净了。但与此同时，理智告诉我，我莫名其妙地激动的样子是可笑的。现在想起来，那庞大而幽暗的寺院里，一盏盏微微摇曳的灯火、一阵阵低低诵经的声音、一尊尊默默无语的佛像显然具有一种神秘莫测的感染力；还有那混合着酥油、青稞与梵香的气味啊！可是，究竟是什么真正地击中了我?
       我看见那些人，那些与我的主要血脉相同的牧人、农夫和市民，那些在生死流转中彼此骨肉相关的凡夫俗子，将双手合掌举过头顶，从顶到额再至胸前，继而跪在地上，继而全身伏在地上，如此三次，或更多次；更多的人，在供奉清水和酥油的长案前驻步，轻轻地把双脚靠拢，把右手扶在泛着岁月光泽的供台边沿，然后，轻轻地，沉重地，把前额低俯到象征觉悟者的佛像跟乌发、形状优美的头颅往上望去，高高的寺院顶上的那一对金光闪闪的小鹿，双膝弯曲，相向而卧，以一种极其温顺的姿态蹲伏着，仿佛在专心地聆听着什么，而在它们中间矗立着的一轮象征永远转动的转轮，此刻也披上了炫目的色彩。
       我从一位老人手中请了一条洁白的哈达，随着朝佛的人流缓缓步入寺院。突然间，一种非常奇特而复杂的感觉，一点点地，一点点地在心底弥漫开来，犹如一滴墨汁落在一张质地毛糙的纸上。我的眼睛湿润了。我的喉咙哽塞前，霎那间，我再也无法忍住的泪水一串串地滚落下来！
       我甚至失声哭泣！
       啊，今生今世，我从未像这般痛哭过！
       可我是这样一个不纯粹的藏人！尽管我已经抵达了这个离天最近的地方，即便我已经听到了梦寐以求的声音，但那声音，对于我来说也毫无意义，因为我惘然无知，如充耳不闻。
       什么时候，我才能像他们一样，时时坚持那发自内心的祷告，平静地接受无数次轮回中的这一次轮回呢?
       藏人答道：鸟落在石头上，纯属天缘。
       ——然而没有飞翔，哪有落下?
       ——然而最初，我只能在茫茫黑夜里飞翔。
       我在左手腕上套了一串念珠：前定的，圆满的，一百零八颗；背包里装着经幡、“隆达”(印有经文的五色彩纸)和“桑”(香草)，满怀激情地踏上了迢迢转经路。天气寒冷，天色黑暗，我的一颗心却是滚烫的。我知道自己很干净，我已经在清水下沐浴过，在家里崭新的佛龛前许了愿，像是从未长大过，又像是重新换了一个人。
       我走着。最初我以为是独自走着。但独自在长夜里跋涉的感觉，对于自小患有眼疾却听力敏锐的我来说，就像是太大的冒险。黑夜里充满各种奇异的声响，那是些在被机器垄断的白日里彻底消匿的声响，似有野兽的尖啸，凄厉，凶狠；又似有无名生物飘来荡去，或不住唏嘘，或阴森森地私语，无异于孤魂野鬼。渐渐地，莫名的恐惧随着悔意滋生心头，我一点点地失去了继续向前的勇气。可我已经走了很久，往回返的路上同样危机四伏。我自然而然地忆起了一句真言，那是每一个西藏入从小就会念诵的六字真言。于是我快速地默念着，努力地观想着嘴角含笑的观世音。这时候，从我的身后，幽灵似的，忽然出现了一个人，一只手举着一盏摇曳着微弱火苗的酥油灯，一只手转动着略显沉重的转经筒。这是一个男人，年纪很大，却步态轻盈，无声无息。而风，一阵阵地刮过，为什么吹不灭一盏小小的酥油灯?难道他那沾满油污的藏袍能够阻挡风的力量?我尾随着老人带来的光明，先前不安的心得到了抚慰，并得以正视周围的黑暗，那黑暗像漩涡一样翻卷着、蔓延着、深入着，竟吞没了人世间多少细微的乞求和啜泣啊！看来，这个老人是专门引领我的；可他是谁呢?一个保持着“格隆”(比丘)品质的居民?一个来自偏僻乡下的贫穷香客?或者，他根本就是“坚热斯”(观世音)的化身?
       我走着。内心里对这同行的人儿深怀感激。而那座永远不倒的往日宫殿，在深夜，在远处闪烁着依稀可辨的几点灯火，愈发地突出了
       它的寂静、寥廓。泪水涌上了我的眼眶。这是那年的第一场泪水！我走着。我终于目睹了光明那缓慢却不可阻断的历程。而且，从黑夜里走出来的人原来是那么多，宛如一条历经千转百回的河流，我融入其中，也就融入了另一种生活的芬芳气息里。
       有一样渴望的生命朝着一样的方向聚拢了。那是右绕的方向，是一圈圈永无止息的“廓拉”(转经路)。在一片越来越响亮的祈祷声中——啊，光，格外的光焕发了，它照耀着那纷纷展开的顶礼的姿势，犹如照耀着一朵朵盛大而美丽的鲜花！
       我因而相信，我和一个秘密将在右绕的时候，在转“廓拉”的时候，在西藏那格外的光中真正地相遇！这个重大而婉转的秘密，包括了一串口耳相传的真言、半夜饮泣而遁的背影、几种花朵般的手印、几块生锈的“妥伽”(天降石)吗?
       当我以本族的口音不甚准确地念诵着“蕃”(西藏)、“唯色”(光芒)，这两个名词仿佛是有了两只翅膀的鸟(它的羽毛有一种我们从未见过的美；它难道正是藏人所敬畏的神鸟——鹰鹫?)，要把一种与灵魂有关的无形的物质携往那最美妙、最神秘的所在！
       ——且让我的身体追随那飞鸟掠过的痕迹；那是空中的投影，在大地上形成若隐若现的路线，其间布满繁星似的原初建筑，形状古朴，色彩强烈，宛如一粒粒珍贵的红宝石，更如一个个鲜明的标志，引导着所有渴望解脱、追求觉悟的众生。甚至辽阔的雪域大地，其本身就是一座天然的巨大的寺院！
       换言之，当人在路上，心向光芒，某个注定的秘密，终究将与你不期而遇！
       我终于知道这一点。
       因此，且让我走在西藏的大地上！
       八廓街：喧哗的孤岛
       黎明尚未来临，天色依旧黑暗，拉萨城里尤其是东边的那一条老街已经苏醒了。纷纷走出家门的多是老人，他们总是那样，念珠和转经筒从不离手。有的还牵着小小的哈巴狗或长毛拖到地上的卷毛狗；有的身边，紧跟着眼神竟如人一般含情、身上染着红颜色的羊，这是些再无宰杀之虞的放生羊。许多人都带着像褡裢一样的小白布口袋，上面绣着吉祥图案，垂挂着彩色穗线，两边各装有糌粑、青稞和香草，那是供奉给神佛的最早的食物，沿途的转经路上都有盛放这些食物的祭盘——白色的香炉或者途中某一处特殊的地方。而被称为“八廓”的转经路啊，多少年来，在每一个日子，以它最接近大昭寺里的觉阿大佛的神圣位置，最先迎接的便是这样的人流。
       在从前修建“祖拉康”的时候，观世音的化身松赞干布带着两位度母王妃，就住在这朝暮可闻水声的“吉雪卧塘”湖畔，壁画上犹如堡垒似的石屋和篷帐是八廓街最早的雏形。像曼陀罗一样的房子建起来了，无价之宝的佛像住进去了，自称“赭面人”的吐蕃人像众星捧月，环绕寺院，纷纷起帐搭房，把自己的平凡生活和诸佛的理想世界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炊烟与香火，锱铢与供养，家常与佛事，从来都是相依相伴，难以分离……
       在一幅从前绘制的着色的拉萨全貌图上，不算那些零零星星的白房红庙，整座为河流和树木围绕的城郭之内只有两大部分：高踞于山巅之上、有着“火舌般的金色屋顶”和千扇红框窗户、数百级迂回阶梯的法王之宫——布达拉官，以及右边仿若坛城之状的大昭寺。这幅具有西藏传统绘画风格的拉萨之图，全然是一个在写实的基础上加以抽象化的二度平面空间，美若仙境，其实仙境也不过如此。但在大昭寺的周围，从一群如蚁般大小的来自远方的商贾身上，我仿佛看见了一个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的热烈人间。
       人们都说，八廓街不仅仅是提供转经礼佛的环行之街，而且是整个西藏社会全貌的一个缩影。
       太阳渐渐上升了，大昭寺广场上的香炉里冒出的桑烟依然袅绕不绝，八廓街似乎每天都一样，似乎今天也和昨天一样，中间从未有过中断：转经的转经，游荡的游荡，买卖的买卖(这些角色常常是会相互转换的)。从过去到现在，还是那些人：“土著”和“他乡之客”，而不一样的似乎只是各人的面目，各自的装扮；还是那些满目的琳琅，仿佛少有变化，甚至充斥各个小摊的氆氇和卡垫、长刀和火镰、银杯和木碗、“嘎乌”和灯盏、铜佛和唐卡、法号和白螺，仿佛过去就摆放在那里，至多有一些褪色或锈迹，这更增添了一种亘古岁月的沧桑。各种各样的声响：喃喃低语的诵经之声，叫卖货物的吆喝之声，叮呤当啷的满身首饰，叽叽喳喳的各地语音，混杂着从地摊上、小店里传出的咦咦呀呀的印度流行歌曲、交插着藏语和汉语的西藏现代歌曲以及被称为“囊玛”的从前的西藏宫廷音乐，以及用吐字铿锵的康方言说唱的没完没了的格萨尔。而在由这些声响汇聚而成的可以命名为“八廓交响乐”的乐曲声中，像华彩一般出现的激越、清烂酒 钟彪
       卢三重新介入我的生活，已是二十年之后的事情。
       卢三那时已当上柯梅村委会主任，与我所在的糖厂相距二十几公里，十天半月难见上一面，毕竟我们各自的职业风马牛不相及，即便二十年前我们曾经有过两年的同窗情谊，见了面除了叙叙旧，拉拉家常，没有更多的话题可谈。不曾想，后来我和卢三曾有过一段频繁的接触，以致我的生活秩序几乎因此完全被打乱。
       我与卢三的接触始于我的主动。
       一天，县里主管工业的朱副县长和主管农业的吴副县长一同到糖厂来找我，他们说，小钟啊，你这个厂长怎么当的，都投产快两年了，还留下这么一个种蔗专业户，怎么老不解决呀?
       我一时听不明白，愣了愣。
       朱副县长说，你愣什么，就是那个柯梅村嘛。一株甘蔗也不种，搞什么名堂?空着土地不说，还懒坏了人。那个村子属于你管的蔗区，你不要置之不理，农务是糖厂的第一车间嘛，种蔗的事你也要管，而且要管好！
       种蔗的事历来归农口管，乡镇长直接在下面抓，糖厂只安排砍运计划，所谓“农务是糖厂的第一车间”，指的便是糖厂与蔗农在砍运方面的配合。想必是主管农业的各级领导都在柯梅村那里碰了钉子，无奈之下，把工业方面的领导也拉出来助阵。
       两位副县长都出马了，表明这项任务非同小可。于是，我在处理毕糖厂公务之余，几乎每周总要抽出一两天赶赴柯梅村，决意要让它附近荒芜的土地都变成葱茏的蔗海。
       记得第一回，中午就同卢三通了电话，他在电话里头一个劲地说：你来吧，你来吧，我什么时候都在家，在家等你！
       凭着他这句话，进村时又恰是中午歇工时分，我也就直奔卢三家。1986年的柯梅村已经开辟了街道，一横一竖呈十字状，把全村分割成四个四分之一的区域。东西南北四个路口替代原先四个隐伏于芒草丛中的小路口，接通了村外的公路，这种变化，卢三称之为“全方位开放”。我发现村里很难见到茅屋了，即便有也显得不伦不类：泥巴抹的墙，却用水泥瓦盖顶，也有用琉璃瓦盖顶的，绿莹莹的和树荫融为一体。唯一不变的是全村所有的酸梅树上仍悬挂着咸鱼，只是大小不一，品种繁多。也许因为
       村里开辟了街道，拓展了气流疏散的空间，咸鱼气味闻起来没有先前那么浓烈了。卢三曾指着树上的咸鱼向我侃侃而谈：“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民族传统里面也有优秀的东西，当然要保亮、婉转的最高音，是那些磕着等身长头终于来到拉萨的远方藏人发出的。他们挨肩接踵、义无返顾又不乏喜色地扑向八廓街的地面犹如在做最后的冲刺，那手中已破的木板与大地相摩擦的巨大声响，和那饱受风霜的身体倒在大地的沉重声音令人怦然心动。人们纷纷为之让出一条路来。各种各样的气味：真假难辨的古董的陈旧气味，美丽丝绸的幽幽香味，梵香、藏香、印度香等香料之味、有人家的窗户里或附近的茶馆里飘出的咖喱味儿和甜茶味儿，混合着擦肩而过的羊皮长袍和狐狸帽里的动物膻味，以及游客尤其是金发碧眼的老外身上的浓郁的体味和扑鼻的香水味儿，而在这所有的气味之中，无所不在的是酥油味，仿佛所有的东西都是从酥油里取出来的，所有的人和物，只要从这条街上经过，都会染上酥油那奶香浓郁的味道。这就是白日的八廓街，从来都是熙熙攘攘如故，喧喧哗哗如故，一直到夜幕降临。
       八廓街啊，它紧傍着寺院，却坦然地洋溢着一种世俗的快乐。
       我曾经说过，八廓街具有一种强烈的戏剧感，足以让人在轻微的晕眩之中忘记现实。说起来，晕眩的感觉十分美好，类似于陶醉，是非常空灵的陶醉。而生活中，有许多的事和物会令人晕眩，八廓街更是将之集中纷呈。像一些这样的首饰：一枚镶着红珊瑚的银戒指，一只刻着六字真言的银手镯，一条系着微型的转经筒的银项链，一副从康巴少女的耳朵上取下的长坠摇晃的银耳环；像一些这样的衣物：一件曳地的长裙上用金丝银线绣着异国的花卉，一块窄长的围巾上垂落着无数挽结的细穗，一顶织有彩条的氆氇小帽使人一戴就交了模样。还有，像一方旧绸缎，一张旧地图，一个旧面具，一幅旧唐卡，一串不卖别人却低价给我的旧的骨头念珠。还有，突然生起的对印度或尼泊尔这些似比西藏更加神秘的地方的迷恋，它体现在一盘不知用什么乐器演奏的每隔几秒才发出“空”的一声的磁带上，体现在九块钱十小盒的纯粹是熏迷之香的鼻烟上，体现在一包用植物磨成的可以将头发染出炫目的却不易察觉的美丽之红的颜料上，体现在那些充满异域情调的小餐馆里悬挂着的绘有佛眼或当地神像的纸糊的灯笼上。
       还有，那些数不清的小巷深处，通通半垂着白底蓝图的门帘里，一群人或者喝着甜茶笑逐颜开地看着会说藏话的孙悟空降妖伏魔，或者津津有味地吃着汉人带来的凉粉、回回人带来的拉面、尼泊尔人带来的咖喱土豆；调皮的半大少年们在弓着腰打台球，把巷口堵得死死的，使很不容易开进来的车无法调头。有时候，走着走着，旁边突然出现一个幽深的大杂院，门上挂着一块牌子，写着“拉萨古建筑保护院”，据说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往里瞧瞧，有搓羊皮的，有洗衣服的，有晒太阳的，显然是许多人家安居之处。有时候，又会突然看见一座庞大的废墟，颓垣断壁上的几根残梁笔直地刺向天空，跑来两个小孩，莫名地执意要领你们去看废墟里紧靠在墙上的塑像，可那不知是什么神灵的像除了泥土、草垛、木棍，仅剩下无数只残缺不全的手臂，那时是黄昏，金黄的光线下，每一根弯曲的手指倒很完整，似乎会说话，似乎很是可怖。
       还有，那些依傍着巷落、民居不易被发现的小寺院啊，我说的是“木鹿宁巴”。我喜欢坐在一个角落里静静地听僧人们诵经，他们的声音很像是十分深情的倾诉，叫人难以相信这些年轻的男孩子竟藏着如此丰富的感情。有些经真的是一念就能弓l起内心的悸动。有时候，我会和做罢法事的他们一起清扫殿堂，因为这里主要供的是护法：乃琼护法和班丹拉姆，所以，在两位护法的塑像面前各供着一个巨大的杯盏，里面盛满了青稞酒或白酒。奇怪的是，酒在这里仿佛涤尽了刺鼻的味道，只留下一缕淡淡的芬芳。僧人们都很端正，俊气，个头儿也差不多一般高。他们的名字是：益西，索朗，巴桑，拉巴。他们总是给我一遍遍地添茶，还会坚持端来一碗米饭或是一碗面条，让我同他们一块儿吃。这些饭菜都很简单，因为这段时间正在修观世音的法，要念两个月的“嘛呢”，必须戒荤。实际上，一戒荤他们基本上就没什么可吃的了，寺院的厨师好像只会做白菜或青椒。然而该戒的时候就戒了，他们一点儿也不贪求，说到肉，口气很平常。经常有外国人走进来，也像我一样，坐在角落里静静地听着。在低沉而婉转的唱诵中，鼓一直轻轻地敲击着，唯一的一对铃铛一下下碰着，突然，如裂帛般的长号长鸣起来，似要卷走什么。——是卷走俗念还是恶业呢?都好，都好。
       今天在八廓街上，似乎无论何时都可以看到外国人。尤其是住在八廓街上不少价格低廉、具有西藏风味的小旅馆里的“散客”。大多装束怪异，竭尽夸张之能事，或者长发乱卷，浑身披披挂挂，皱皱巴巴的衣衫没有一件不嫌太大；或者光头锃亮，皮衣马靴，很酷的神情中有着一份故作的冷漠。更多的人喜欢穿各式各样的藏服：西藏男人斜襟镶金边的氆氇短上衣，或西藏女人颇有风情的飘飘绸缎长裙；卫藏的，康巴的，安多的；可是没有一个能穿好，不是拖在地上就是露出了瘦骨嶙峋的赤脚，有的甚至是边地牧人那系着碎松石的满头发辫。这部分人最有意思，表情和蔼，笑容可掬，个个都是自来熟，但得注意，他们多会说藏语，而且说得很好，随便和你聊上几句，你反倒露了马脚，这下该轮到他们嘲笑你了；有的人简直就是西藏通，如果还有念珠在手，那说不定还是修行不浅的佛教徒，至少谈起这个或那个教派来，也是头头是道。当然，也还有打扮整洁、体魄健壮、轻装简囊、一副职业旅行者模样的年轻人。
       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瑞士人，日本人，韩国人……在八廓街上，似乎可以看到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人。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而对于西藏人来说，他们统统都是“哈罗”。八廓街上的小商小贩指着那些真假难辨的古董，颇为得意地告诉你：“‘哈罗’来了，全部没有了。”
       常常是这样，当你漫步在八廓街上，从这些和你擦肩而过的老外脸上，你会隐约察觉到纯属观光者的好奇中含着一缕恍惚。这是一种恍若隔世的神态。即使充斥拉萨城里的各种现代化的车辆正在飞驰往来，使他们不得不相信这已是二十世纪末的拉萨，但他们还是要努力地使自己保持这种恍若隔世的感觉。你于是猜想，今天的拉萨，对许多外国人而言，是深深的遗憾，因为他们再也无法体验到几百年前，甚至几十年前，他们的祖父辈们(相对而言，其实寥若晨星)，在这块曾经被封闭的禁地上品尝到的难以比拟的刺激和快乐。从如今翻译过来的许多游记中可以看出，当年的那些老外，那些兼具各种身份的传教士、旅行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地理学家、自然学家甚至秘密间谍或军人甚至佛教徒的外国入，是多么渴望一睹遥远东方的那一块有着天堂高度的人间秘境。这一高度既是地理上的天堂高度，也是人文上的天堂高度，因此其难以想象的诱惑力使他们甘愿拿生
       命去冒险，在地图上形成了从西藏的所有边缘努力地伸入腹地的无数粗大或细小的箭头，一些人甚至一去不回，永远地留在了路上。
       混杂着野心的幻想是多种多样的。对于西藏这一块广大而未知的地带，外国人的欲望被极大地激发起来。个人的，群体的，政府的。单纯的猎奇逐渐地演变为以宗教、商业、政治、军事为目的。无论西藏怎样地依恃着强大的天然屏障和顽固的人为屏障阻挡着，但当人类进入二十世纪之后，西藏的大门终究还是被现代化的枪炮轰开了。首先是1903年，由英国人荣赫鹏率领的名为使团实为武装侵略军的千人队伍挺入拉萨，“中世纪的军队在二十世纪残酷的兵器火力面前溃败了。”这是针对西藏的所有冒险史上最令人厌恶的一幕。因为所有的武力下都是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暴露了人性中最丑陋、最阴暗、最残忍的一面。
       但今天，外国人渴望在西藏冒险的幻想已像肥皂泡沫一样消失了。然而他们的追念还在。这种追念反映在他们特意古怪的外表上，和依然不懈的对西藏的一切的热情上。我们可以理解他们。有一位植物学家，在拉萨东面的山上发现了蓝罂粟，那是西藏传说中最美丽的花朵，他把它移植在他英国老家的花园里——“这令人难以忘怀，”著有《闯入世界屋脊的人》一书的英国作家霍普柯克这样感叹道。今天，对于西藏的态度，在类似的世界大同的言语中，似乎已由往昔的激烈转变得平和多了。实际上，冒险的诱惑始终是存在的。因为西藏还在。冒险的诱惑就是西藏的诱惑，而西藏的诱惑即使对于一个被异化的藏人也同样存在，抑或更为深重，具体表现为绵绵不绝的“八廓情结”。我说的是我自己。当我在西藏的腹地生活多年，渐渐发现这种诱惑宛如那美丽的蓝罂粟，人们都会为之深深入迷。然而，真正的蓝罂粟只存在于西藏古老的传说里，人们满怀喜悦地摘走的不过是酷似它的花朵而已。仅仅如此。
       夜幕降临。但必须是在深深的夜里，八廓街上才会万籁俱寂。
       在深深的夜里，我和亲人们静静地走着，静静地环绕着八廓街，充满心底的悲哀渐渐地平息下来。曾经是我们中的至亲至爱的一位，三天前突然离开了我们，一去不回地踏上了轮回的长途。所以在这个深夜，依照我们的风俗，我们要来为他送行。我们高高地举着大把燃着的香，默默地持诵着祈请诸佛的经文——是的，我们在心中一遍遍地祈请诸佛：当我们的亲人，那个饱受苦难的好人，他在这个世间的光明已谢，正在独自前往我们谁也无法知道的地方，诸佛啊，请以慈悲之钩抓住他，不要让他落入恶业的支配之中，请护佑他，使他免除中途的险境。啊，诸佛，请让我们和他来生相遇，来生还是骨肉相连、息息相关的亲人……
       在深深的夜里，八廓街是那样的黑暗，那样的寂静，那样的深藏不露。手牵哈达的人们在急急地奔跑着，快快地跑向每一个路口，要赶在看不清道路的灵魂到来之前，用洁白的哈达挡住所有的歧路——灵魂啊，脆弱的灵魂，请沿着转经路的方向旋转。
       在深深的夜里，我们走到了八廓街的尽头。那是终点也是起点。那是大昭寺，是我们生生世世的庇护之所。一盏盏酥油供灯点亮了，祥麟转轮四周的风铃摇响了，觉阿大佛慈祥的微笑绽开了，我们的亲人他真正地安息了，解脱了，而我终于悲喜交加，泪如泉涌……
       我的德格老家
       老家越来越近了。我的德格老家。越来越湿润的空气中，隐隐地混合着一股熟悉而又亲切的气息。这是属于个人的气息，秘密的气息，仅仅与亲缘相关的气息。这样的气息，哪怕在人为的强制之下——以地理上的疏远，或心灵上的隔绝——仅剩下一缕，也足以弥漫一个人的整整一生。几天来，我久已压抑的感情，在远眺马尼干戈童话似的屋舍时，在凝视玉龙拉措泪珠似的湖面时，似乎悄悄地得到了一些慰藉，一些舒缓，然而老家越来越近了，我再也忍不住了。
       我的德格老家，最先是以路边的一堆玛尼石的形式出现的。玛尼石的颜色很单纯，或青色或涂满绛红色的石板上深深地刻着各种真言。在玛尼石的周围，几根碗口般大小、布满节疤的原木，犹如支撑一顶帐篷的木杆，由上至下，环绕一圈，悬挂着帏幔似的重重经幡。而那白色的薄纱上印满淡黑色的文字，即使风欲静止，这些字也会鼓动经幡轻轻地翻飞、招展；这些字因为一个个满怀虔诚的人儿已经有了生命。有几个人在附近刻着玛尼石。是藏人，德格的藏人，我仿佛从他们脸上认出了什么。我仿佛从他们刻着的玛尼石上认出了什么。我默默地看着他们在石头上刻玛尼。我含着泪水，等着他们把刻好的玛尼石交给我。我对自己说，这是为我的亲人们，为我的已经故去的亲人们刻的。然后，我抱着一块块刻好的玛尼石，放在那敞露在路边的玛尼帐篷里，一共九块。
       我再也忍不住了。当小城在黄昏中渐渐露出明晰的轮廓，果然是绛红色的小城啊，我的德格老家，我仅仅在很小、很小的时候，来过一次的德格老家！我怎能忍受在绵绵无尽的怀念中写下的诗，转化成比现实更让人心碎的现实?对于我来说，德格从来就不是一个地名；它只是那几个人的名字，那几个，亲人的名字。因此，意思是永恒的光芒。这个名字，在藏人中不算常见，多为男人所用。我还偏爱另一个名字——仁增旺姆，是在仓央嘉措的诗歌里找到的，那可是一首意境优美而深远的诗歌：在东方的山顶上，升起皎洁的月亮；美丽的仁增旺姆，燃起祝福的高香。
       (仁增旺姆是谁?是人间的，还是天上的女子?)
       我一直以为，名字可以对抗血统。或者说，一个恰当的名字，可以让人知道自己是谁。而且，通常换了名字，人会有一种重新出生的感觉。改名易姓，抑或隐姓埋名，这是一桩可以在现时中发生的不寻常的事件，富有戏剧性。可无论再生多少次，那如影随形的，除了业力还会有什么?
       就像学藏文，作为母语的藏文就像是遗忘在茫茫脑海之外的东西，不管如何费劲去打捞总是难有所获，注定了此生只能在方块字的框框里活动。何况至今我仍然保存着方块字带给我的最初的喜悦，虽说我已忘记认识的第一个方块字是什么了。啊，许多方块字都似有魔力，比如“梦”这个字，它多像是森林中的一条暗河里的小鱼，或森林中的一只精灵的眼睛。
       另外的，像对琵琶这种乐器的热爱，每每听到弹拨琵琶之声，总觉得那一声声全入了心里，因此也就理解了心弦这个词。有时会涌上泪来，似是被一种无名的忧愁带往某个很熟悉、很亲切却早已丧失的地方。那是前世所在的地方吗?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是藏文书中形容内地的说法——彩缎产地，还是形容西域的说法——豆蔻之乡?
       不过，即便是名字确实可以与血统抗衡，但也要看是什么样的名字，尤为关键的，得看是谁给的名字。藏人习惯在孩子生下来以后，抱着孩子去寺院，请有名望的喇嘛或仁波切赐予孩子一个名字。他们一般不会自己给孩子起名。许多人也许说不出究竟，但他们会遵从这个不知从何时起便约定俗成的传统。许多人的名字因此
       是一样的，雷同的，像多吉(金刚)和卓玛(度母)，是最常见的。在藏地肯定有成千上万个多吉和卓玛。对西藏和西藏人缺乏了解的人们或许会觉得如此多的重名很可笑，殊不知这里面蕴含着精神上的意义。它与转世的观念有关。它就像那流转的灵魂上的一个表记，需要发现，并在重新被发现的时候再一次予以肯定。
       可不可以这样说，它像一条隐蔽的河流，只要溯源而上，便能到达真正的老家或故乡?
       可不可以这样说，有了这样的名字，血统便算不得什么了?而我一直蹉跎到四年前才有了这样的名字。
       几年前，当我的心开始转向的时候，我近乎迷信一般，几乎遍请有幸遇上的每一位仁波切赐名给我。这些仁波切，有成就的喇嘛上师，总是慨然应允，总是注视我半晌，然后给我一个名字。每一个名字都很动听。每一个名字，多么巧合啊，都有灯盏的含义。有的是佛灯——确尊，有的是神灯——拉尊，有的是获得解脱之灯——朗尊，总之都是供养之灯——尊。说不定，从前，我就是供在佛菩萨跟前的一盏灯。而他们一定认出了我。这些喇嘛上师们，一定认出了从前的一盏供灯。所以他们给我的名字，每一个名字都是静静燃着火苗的酥油供灯。感谢这些喇嘛上师，让我终于知道自己是谁了。我愿意做这样一盏供灯，愿意永远做一盏佛前的供灯，常燃不熄。
       渐渐地，我也知道了我的老家或故乡在何处，实际上，老家或故乡是十分抽象的概念，它无法落在任何具体的地点上，即使似有一、两个地点，比如拉萨或德格，那也只是因为涂染在这些地点上的颜色是绛红色，——所有颜色中最美的颜色。如此而已。假如非得找一个确实的地点不可，那就是拉萨，那就是德格，或者说，整个西藏。
       在德格，我寻找着令我倍觉亲切的老式民居。哪一幢房子，曾经盛放着我的亲人们的喜怒哀乐，梦想和创伤?
       自从父亲离世以后，我开始沉浸于在遥远的亲人时时浮现，面对就在他面前的已有异族血液的儿女们，他总是对他们说，要记住，你们姓程，你们是程家的后代。他多么希望他们能够永远地记得源自他身上的那一半血脉啊。
       从家中珍藏的几本发黄的照相簿上，可以看到，那个形容清癯、个子不高的汉人，始终是一袭长袍马褂加身；在他的周围，群山广袤无边，寺院庞大，多么年轻、秀气的奶奶头结松石，藏袍曳地，我那还是少年的父亲眉头紧锁，身体单薄。似乎长子的重担已早早落下。
       实际上，后来，大约在六十年代初，他曾重返过一次老家。那里还有他的结发妻子和两个女儿。但她们最终也没能挽留住如同被换了血液的他。他显然已无法适应在流逝的光阴中转变的一切了。说什么物是人非，其实物亦非物了。他的归宿已不在汉地而在德格了，在那个飘曳着袈裟、回荡着法号、弥漫着桑烟的小城。想当初，他没有姓氏，没有原籍，没有亲眷和朋友；他起先是一个人，内心惶恐，两手空空，身上有伤，匆匆而至；渐渐地，一种东西安慰了他，容纳了他，平息了曾经烧灼着他的功名心，它是否包括一个康巴女子、一个重新获得的家庭和阳光一般普照整个藏地的宗教呢?所以，他要回去，终究还是要回去，回到他那长长的因缘链上的其中一个故乡，真正的故乡——德格。尽管那时候，我奶奶离开人世已经十年了。
       至于我的父亲，从他穿上过膝的军衣起，他就不是作为个人而活着，他几乎就没有作为个人而活过。因为他是军人，服从命令为军人的天职，而他几乎当了一生的军人。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说穿了，他就是一个移民，他的生活就是一个算术问题，他使他的家人都成了这样。他带着他的日喀则妻子，三个儿女，从已经变成红色而非绛红色的拉萨出发，在藏汉混杂的地方绕了一大圈，绕了整整二十年，最终，恰是一个再也无法抑制的秘密，让他返回了拉萨。这秘密，啊，这难以言传的秘密，催促着他，使他匆匆地完成了这道算术题。匆匆地，早早地，完成了，却留有一个余数，一直延伸到来世，来世他将以一名比丘，作为这余数、这抽象符号的完美体现。而这正是他在离开从来就不自主的现世之后，由藏医院的天文历算所的喇嘛卜算出来的。
       有谁会想到他此生除不尽的是这样一个秘密呢?那还是多年以前，在西藏的边境上巡逻的时候，他看到，像是悬在半空中的山洞里，一个衣不遮体的人，鹤发童颜，精神矍铄，正在盘腿修行；一些异常珍贵、仅在壁画和唐卡里见过的动物围绕四周，或卧或立，却不喧哗。一切显得如此地宁静、祥和，他也轻轻地打马离开。从此，做这样一个超凡脱俗的人成了他毕生的愿望，这愿望如此隐蔽而又美妙，说给谁听谁都会以为是场梦。这样的愿望，现世根本实现不了，唯有来世，来世他才能自由自在，圆圆满满。
       那么，就让亲缘，那隐而不见的亲缘，牵引着我内心的命中之马，把我带往那绛红色的房子吧，那才是我的家园，我唯一的、永远的家园。我知道，在我绛红色的家园里，我的亲人们早已换上了绛红色的衣袍，正静静地等候着我。
       ……从小，我就困惑于故乡这个概念。
       如同困惑于我的血统。
       我常常这么想，即便在一个地方消磨了一生，又能说明什么呢?因为有些东西，譬如血统，它一旦混杂就不伦不类，难以挽回，使得人的真实处境如置身于一块狭长的边缘地带，沟壑深深，道路弯弯，且被驱散不尽的重重迷雾所笼罩，难辨方向。而终生踯躅在这样一块边缘地带，这本身就已经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这边的人把你推过来，那边的人把你推过去，好不容易站稳了，举目四望，一片混沌。多么难以忍受的孤独啊！犹如切肤之痛，深刻，又很难愈合。
       一个人的血统，是否就是累世业力的化现呢?
       长久以来，我一直有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但我同时深信，一旦找到故乡，便如叶落归根，就能过上真正意义上的生活。这真是好笑又矛盾，这时候，我竟忘却了血统那致命的影响力。
       当我终于回到拉萨，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立即换上一生下来就有的却很少使用的藏名——唯色。全名是茨仁唯色，是我父亲起的，的藏东有我的家园、旧屋这一颇为伤感的情结之中，尽管那里早已人去楼空。此时当我四下寻找，我才发现，连空楼亦不复存在，在原址上拔地而起的是国营相馆和商店，但我还是确信留在那里的、已经故去的亲人在等待着我。因此，我去另外一个地方，去远处半山上，那淹没在萋萋荒草里的坟地，与他们相见。
       真的，连空楼亦不复存在了。我所看见的，不论多美的建筑，都是陌生的建筑。而我的亲人们，早就迁移了，他们弃下老房子，如弃下躯壳，皮囊；如今，在一座青山的怀抱中，那黄土和石块垒就的另一种房子里，恐怕只是一堆白骨了。
       应该说，在藏人的丧葬习俗中，虽说有土葬，以及火葬、水葬，但普遍是天葬。很早以前盛行过土葬，比如吐蕃时代，由于连接人间国王与天国之间的绳梯在战斗中被砍断，从第八位赞普起，以方形坟墓的形式来存放赞普们的遗体。直至今天，在西藏的南部，还保留着一大片被称
       为藏王墓的墓群。后来(只能泛泛地说是后来)整个西藏开始流行天葬的葬俗，不仅仅出于把尸体奉献给秃鹫的这一利益众生的佛教行为，从密乘的教义来说，秃鹫被认为是十方空行母的化身，在有些秘密的经书中，它们被称作是“夏萨康卓”，意思是食肉的空行母。据说在天葬时，如果秃鹫井然有序地降落，将尸体吞噬干净，则有利于死者转世；相反，甚至更糟的是，秃鹫根本就不降落，这表示死者生前的业障很重。
       不少人认为天葬很残酷。其实，葬俗中，再也没有哪一种比天葬更能让人了悟生死。赤条条来，赤条条去，今生今世的肉体不过是一件旧衣服，当那包裹在里面的，那隐形的，那本质的，或者说，魂要飞，魄要散，在这时候，将旧衣服弃之何足以惜！
       我倒是很乐意在我死后把我送去天葬。
       我希望把我的多少年来自珍自爱的肉体奉献给秃鹫。我希望秃鹫——这上面的、神秘的使者，带着我的骨肉飞向唯有喇嘛上师才知道的一个美妙的所在。
       但是在德格，我指的是县城，似乎更习惯于土葬。事实上，康区有许多地方都有土葬的习俗。不知是亘古以来就这样，还是中途发生了变化，比如与汉人早在一个世纪前的涌入有关，据说晚清统辖康区的大将，那杀人如麻的赵尔丰就曾经明令禁止天葬和水葬，力倡土葬。总之，县城东郊的几乎满满一片山坡上，全是高低错落的坟茔，但不似汉地的坟茔，因不兴垒砌得又高又大，只能是一小土堆，上面铺放着刻有经文的石板；而且，旧时，在土葬前，要请喇嘛卦示出殡和入土的时间，并察地点穴。
       我是和表姑及她的女儿一起去上坟的。除了她们，我在德格就没有别的亲戚了。表姑的父亲是陕西人，因为做生意来到这里，并娶了藏女定居下来，过着富足的生活。表姑德秋排行最小，哥哥、姐姐很早参加了革命，均是国家县、地级干部，留下她随“文革”期间被赶到乡下的父母一块务农，直至父母双亡才在几年前搬回德格。表姑完全是地道的康巴女人的模样，汉语说得很费力，见到我，她哭了，她说我长得真是太像我的父亲了。
       几十年了，爷爷和奶奶的坟在哪里，表姑不清楚。她于是请来一位和表姑父沾亲带故的人，叔叔扎西多吉。他是藏区有名的大学者，通晓佛教中的显、密二续，擅长医术和星象学，曾教授过许多仁波切，已圆寂多年的第十世班禅大师还专门接见过他。在当地人的心目中，他其实是一位和喇嘛上师相当的大居士。许多人还请他为去世的亲人占卜，在坟茔重重的山坡上选择地点。我的爷爷和奶奶的坟地就是他给看的。六十多岁的他至今仍清楚地记得他们埋于何处。
       有幸的是，我还请到了仲巴仁波切。仁波切亲赴坟山为先入修法，这对于我和我的亲人是多么大的恩德啊。
       正是中午时分，烈日当头，我们满身是汗，走了将近四公里才来到坟前。默默跪下，默默叩头，默默上供，默默流泪，啊，三炷香火，几捧坟茔，德格老家我愿它毫无意义，我愿它无路可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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