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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三重新介入我的生活，已是二十年之后的事情。
       卢三那时已当上柯梅村委会主任，与我所在的糖厂相距二十几公里，十天半月难见上一面，毕竟我们各自的职业风马牛不相及，即便二十年前我们曾经有过两年的同窗情谊，见了面除了叙叙旧，拉拉家常，没有更多的话题可谈。不曾想，后来我和卢三曾有过一段频繁的接触，以致我的生活秩序几乎因此完全被打乱。
       我与卢三的接触始于我的主动。
       一天，县里主管工业的朱副县长和主管农业的吴副县长一同到糖厂来找我，他们说，小钟啊，你这个厂长怎么当的，都投产快两年了，还留下这么一个种蔗专业户，怎么老不解决呀?
       我一时听不明白，愣了愣。
       朱副县长说，你愣什么，就是那个柯梅村嘛。一株甘蔗也不种，搞什么名堂?空着土地不说，还懒坏了人。那个村子属于你管的蔗区，你不要置之不理，农务是糖厂的第一车间嘛，种蔗的事你也要管，而且要管好！
       种蔗的事历来归农口管，乡镇长直接在下面抓，糖厂只安排砍运计划，所谓“农务是糖厂的第一车间”，指的便是糖厂与蔗农在砍运方面的配合。想必是主管农业的各级领导都在柯梅村那里碰了钉子，无奈之下，把工业方面的领导也拉出来助阵。
       两位副县长都出马了，表明这项任务非同小可。于是，我在处理毕糖厂公务之余，几乎每周总要抽出一两天赶赴柯梅村，决意要让它附近荒芜的土地都变成葱茏的蔗海。
       记得第一回，中午就同卢三通了电话，他在电话里头一个劲地说：你来吧，你来吧，我什么时候都在家，在家等你！
       凭着他这句话，进村时又恰是中午歇工时分，我也就直奔卢三家。1986年的柯梅村已经开辟了街道，一横一竖呈十字状，把全村分割成四个四分之一的区域。东西南北四个路口替代原先四个隐伏于芒草丛中的小路口，接通了村外的公路，这种变化，卢三称之为“全方位开放”。我发现村里很难见到茅屋了，即便有也显得不伦不类：泥巴抹的墙，却用水泥瓦盖顶，也有用琉璃瓦盖顶的，绿莹莹的和树荫融为一体。唯一不变的是全村所有的酸梅树上仍悬挂着咸鱼，只是大小不一，品种繁多。也许因为村里开辟了街道，拓展了气流疏散的空间，咸鱼气味闻起来没有先前那么浓烈了。卢三曾指着树上的咸鱼向我侃侃而谈：“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民族传统里面也有优秀的东西，当然要保留要弘扬！”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卢三说这话时含着一丝自嘲的味道，甚至有一点儿心虚。自嘲什么呢?嘲笑自己低能无法说服村人与这种龌龊的习俗决裂，或是嘲笑自己面对外人的疑惑无法用科学的道理解释这种现象的合理与否——卢三只读到初中毕业，后来拿过一个县党校半年培训班的结业证。或者，卢三从来就对这种咸鱼与酸梅共长于树荫下的合理性抱有天经地义、无可置疑的态度。只是当外人进村时总是经受不住咸鱼气味的侵袭，又是皱眉又是吐口水时难免不感到心虚。自从有史以来柯梅村人不曾干过农活，总是靠天吃饭。只要太阳不灭，露珠滚动，红薯长于地底下几许深，稻谷如何除壳变成大米一概不知道，饿急了就到邻村晒谷场边虎视眈眈被当成小偷驱逐。一户姓高人家的姑娘，为了两只烤红薯，居然同邻村一位守田的花脸汉子在薯地里野合，被岛西人笑话了很长的时日。
       当我来到卢三的家时，卢三还没有回来。厅堂里正开着一部18衙彩电，啸着尖利的音乐。厅的一角摆着一张竹床，岛西人到了夏季常将此种竹床置于树荫下乘凉。屋子里烟雾朦胧，呛人鼻眼。只见三个后生坐非坐，躺非躺地窝在竹床上打扑克，穿着虽平平，嘴里叼的香烟却为进口货，有“555”，也有“万宝路”。
       我朝他们问道，你们的卢主任不在家吗?
       三人中只有一个许久才抬起头来瞟了我一眼，不屑地说：“不在！”然后拿起遥控器朝电视机一瞅，换了个频道。也不看电视，又埋头甩扑克。
       我又问：“你们的卢主任在哪儿?”
       片刻，一个蓄着胡子的年轻人扭转头瞅了我一眼，说：“你们哪来的?”
       我说是从糖厂来的，有公事找你们卢主任。
       “啊?是拿糖来换酸梅的吧?”说着他便下了床，从地上拿起一双布满皱纹、变了形的皮鞋套住自己黧黑的脚，然后领我们去找卢主任。
       出了门，他便凑到我的耳畔很神秘地说：“老板，卢主任在办公室陪客人……嗯，我们库存的酸梅是最后一批了，你再迟两天就没货了……嗯，我和卢主任是亲戚，我可以同他说，把价钱压压，不过，事成之后……”他没有说完，只是伸出食指和中指，像一只夹着钞票的钳子往自己的上衣口袋里捅了捅。
       我不置可否地笑笑，接过他递来的一支“555”很笨拙地抽将起来。
       我们一行随同后生走进村委会办公室。我发现这个办公室简陋得难以用言辞来描述，三张木制办公桌摆成品字形，没有玻璃压板，桌面上尽是用小刀凿划出的坑坑洼洼和各种几何图形，活脱脱如木砧板。用铁丝固定着脚腿的几张椅子歪歪扭扭地支楞着，很像是从小学危房里拎来的废品。如果光凭印象，这儿便是理所当然的扶贫对象。眼下，卢三正和一伙人围着火锅吃得五官扭曲，一个个不住地张口呵热气。办公室门口狼藉着五六个空酒瓶，被带路的后生用脚掌左拨右挡才拨至门后。
       卢三已喝得舌头僵直，他扁扁平平的宽阔面膛，紫红得像喷着火焰。他瞪着我半天才搅出一句：“你……你怎么现在才来，再迟了连汤水也喝……喝不上啦！”
       我说你真是混蛋，说在家等我怎就跑到办公室喝酒了?
       卢三闭着眼干了一杯，把杯子重重地叩在餐桌上，手指着我说：“你……你说什么，……家就是办公室，办公室就是家呀！”
       我知道我今天算是白来了，面对这位已喝得晕天旋地的老同学、一村之长，还能谈出什么结果来。 我只好告辞。 后来我又两次到柯梅村找卢三谈过关于种植甘蔗的事。我同他谈得好苦。卢三总是以模棱两可的口吻搪塞我，一会儿说种蔗和种酸梅树收益相差无几，也许种树对村民来说轻车熟路更易于接受；一会儿又说那糖蔗含酸太重，和酸梅树林是同类项，同性排斥，弄不好把全村人的生命树都克死了，谁承担得起。也不知道他从哪儿搬来这套理论，令人哭笑不得。
       不管我如何鼓动，说了许许多多的关于种蔗致富的理由，譬如糖厂是现成的，柯梅村有的是劳力和土地，种糖蔗可当年收益等等，卢三一概听不进去。不仅如此，他还反过来煽动我，让糖厂出资和他们村联营，搞什么酸梅汁加工，一定可以创出像“椰子汁”那样的名牌产品，何愁不能致富。
       卢三每每说及他的这一设想时，都透出一种难抑的自豪感，响亮的嗓门喊得满树的酸梅果子摇摇晃晃。我知道卢三一门心思扑在他的摇钱树上，进入八十年代以后，酸梅果是越来越受市场青睐，价格一年一个样，连外省的客户也远道接踵找上门来订货，卢三哪里还瞧得起既费时又费力的糖蔗种植。
       我把情况向县里作了汇报，县长们连连摇
       头，说死脑筋，死脑筋，他那一村子酸梅能搞批量加工吗?简直是想人非非。但大家又感到无可奈何，毕竟不是计划经济时代，不能下行政死命令，只好把这事暂时搁置下来。
       大概过了两个月，我都已经忘记了种蔗的事了，卢三突然一天找上门来，一见面就说他终于掂明白了，还是种蔗钱来得快，附近很多村子都因为种蔗提高了人均收入，再拖延下去被人家抛得远远的，他这个当村长的自是脸上无光，说不定会被革职的。
       卢三说话间不住地称我为老同学，脸上是十二分的虔诚。
       我说你想通了就好，事不宜迟，要赶在节气前把种蔗方案搞出来。
       他立即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叠纸抖着说，早就弄好了，我至少要种千亩，得投资二十万元，贷款的事也和银行谈妥，不过，银行要让糖厂出面担保。
       我说贷款的事没那么简单，得同银行一块协商，定一个协议三方共同履行才好。
       之后一连几天，每逢中午或是深夜，正当我卧床歇息时，卢三便来敲门，说话时总是喷着浓浓的酒气，大概在哪儿灌饱喝足了才想到要来找我商谈种蔗的事。可他刚开了个头又扯远了，牛头不对马嘴，兴致高时还哼出一些不伦不类、含混不清的山歌。瞅着他那半醉半醒的神态，我的睡意顿消，只好一杯又一杯地给他倒茶解酒，待他稍清醒一些才打发他离去。
       终于有一天，也是在中午，卢三领着当地农行办事处的一位主任找上门来。他这天没有喝酒，说话有板有眼，说他把公章私章都带来了，今日就签合同吧。银行主任在一旁表态，原则上支持柯梅村摘掉种蔗空白户的帽子。也不知道卢三是如何撬动了这位财神爷的屁股，居然牺牲午休屈尊寒舍，而且说话的语调颇有几分干脆利落，失却了往日那种三思而后言的审慎之态。
       这一次，趁着卢三神清脑醒，又有农行主任在场的机会，我郑重地提出签订柯梅村贷款种蔗协议的两大原则：一是由农行和糖厂组成联合督查小组，负责检查柯梅村种蔗计划执行情况，银行须有监督小组的签字方可按进度拨付贷款；二是柯梅村三年内收获的甘蔗全部由糖厂收购，蔗款的80％作为还贷款由糖厂直接付给银行。
       卢三听毕我的两条原则，眨眨眼没吭声，他又要求我复述一遍，然后他说：“还是厂长高明，你的两条原则是条粗缆子，把我的牛鼻子拴住了，我想要逃贷也是逃不出你们的如来手心，只好认了！”他把装着印鉴的牛皮信封抛了抛，一副很幽默的样子。
       银行主任在一旁说：“好，好，就这么办！”
       贷款手续办妥不久，我和农行主任曾带领督查小组到柯梅村检查一遍，看见卢三戴着草帽在烈日下指挥一部推土机耕地，累得大汗淋漓的样子。他见我们来了，把喝了半瓶的矿泉水扔了，说：“我要创高产，搞他一亩四吨，才对得起各位领导！”
       后来因为忙于收榨工作，加之农行主任也是大忙人，检查工作便全权委托督查小组的两位同志去执行了。大概过了一个月，农行主任带着督查小组的两位同志找到我的办公室，他慌慌地说：“事情不好了，卢三失踪了，说是去订购蔗苗，走了一个星期还不回来！”
       我说你拨给他多少贷款，农行主任说，前前后后都拨出十万元了，他耕了两千亩的地，又说要去订购蔗苗，给他十万元也不违反合同规定。
       我说卢三这个人烂酒。走到哪喝到哪，一喝就晕天昏地，忘乎所以，就怕他身上带着大笔的款子，搞不好会出乱子。
       当下便组织了人和车子到邻县几个蔗苗站寻找，找了两天回来汇报说压根儿就没见着卢三这个人。
       直到半月后的一天，卢三突然给我打来长途。他说他已经凯旋而归，原先是要去邻县订购蔗苗的，不想途中遇着从广西某厂来推销酸梅汁制作机的一位供销员，看了说明书，很实用，价格也适宜，当下改变主意随那供销员跑到广西购回两台设备，也就四万来元……我不待他说完就撂下电话，赶紧向农行主任通报了情况，两个人急急赶往柯梅村。
       到了柯梅村村委会办公室，正逢着卢三操着工具，要打开那两台设备的木外壳，他的身边围着一帮子人在看热闹，吱吱喳喳。他见我俩来了，喜滋滋地说，我早就想搞酸梅汁了，这回总算有了眉目，当然建了加工厂，甘蔗还是照种不误，我还想建一家大商场，农工贸并举大发展，只是资金技术要靠你们两家大力支持了。
       我哪里听得进他的胡侃，一把夺过他手里的工具打开那两个木箱子，一看，竟是两部冰饮机，县城里摆在街头上那种制作冰淇淋的设备，价值也不过二千元一台。卢三见状，大呼上当，很懊悔地用手掌拍着自己的头。
       农行主任额角上早布满了黄豆般的汗粒。
       县里后来知道了此事，曾两次专门召开常委和县长联席会议研究处理卢三渎职一案，竟然有着两种势均力敌的意见，一说是卢三掉以轻心不负责任造成巨大损失，应罢免其村委会主任一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卢三是好心办错事，他的初衷是好的，从柯梅村经济发展着想，谁还没个决策失误?其积极性应给予保护。一直到我调离糖厂，卢三仍精神焕发地当他的村委会主任，喝酒喝到兴头上仍念念不忘他的酸梅汁加工厂的构想蓝图，而村外不远处已开垦出来的两千亩山地里早就长出齐腰高的芒草，在飒飒的山风中轻轻摇颤。
       钟彪，作家，现居海口。主要著作有《岛魂》、《又做单身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