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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个不太会哭的孩子。有时候看着别的孩子嚎啕大哭，哭得不管不顾、轰轰烈烈、惊天动地，我总是羡慕不已。这样的哭法我从来没有尝试过，我没有那样的勇气和魄力。我哭的时候总是放不开，哼哼叽叽，别别扭扭，一点儿都不尽兴，一副小家子气。
       记得有一次我娘打了我，我也想学学范国永耍死狗、哭死猫，我从家里哭着出来，在街上哭，扶着墙哭，我想用我的哭引起别人的同情和注意，让他们来劝我，把我劝回去。我想在他们劝我的时候，我就更来劲地哭，必要的时候可以躺在地上打滚儿。可是我哭得太秀气了，太腼腆了，太文雅了，我哭得抽抽搭搭像个谈恋爱的姑娘，声音小得恐怕只有自己能够听得见。我哭了好长时间，却没有一个人过来劝我，路过的人也许根本不知道我是在哭呢，还以为我是在玩墙皮呢。我哭着哭着就哭得没了意思，最后只好自己又灰溜溜回了家。
       还有一次，我娘打了我，我想这次我要给她来点狠的，我出走，让她找不着，我几天不回来，让她着急，让她急得发疯，让她急得生病，看她还敢不敢再打我。我就哭着离开了家。出了家门我就不知该去哪儿了。我钻进了村边的玉米地。我坐在地里想，想我该去哪儿呆两天。想了半天，也没想出这样一个地方。我想我就在这个地里呆着吧，天黑了我也不回家，听到我娘叫我的声音我也不理她。我就盼着天快点儿黑下来。可天迟迟也黑不下来。太阳还在头顶呢，我的肚子就饿了，我想靠吃青玉米坚持至少两天，我撇了一个青玉米，吃了两口就不想吃了。我的肚子咕咕叫，我的勇气也慢慢地从我身上跑掉了。孤独把我包围了。很快我就坚持不住了，我想我还是回去吧。我根本没有胆量在玉米地里过夜。我就回去了。
       那时候我就知道，我是一个干不成什么大事儿的人。我天生就是一个小人物，所以只有安心把小人物当好，我没有太多的非份之想。
       可是，我这样一个不会哭，不会耍死狗的孩子，有一次差点儿被老师逼得哭死。那年九月的一天下午，我去野外割猪草，隐隐约约我听到村子里的喇叭在播放哀乐，当时野地里就我一个人，我一边割猪草一边胡思乱想。喇叭里为什么要播放哀乐呢?肯定是死了一个大人物。谁死了呢?会不会是毛主席呢?我一边割猪草一边想，毛主席要是死了。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呢?会不会打仗?要打仗我怎么办?我当时想得很多。我虽然不是一个好学生，虽然小学还没毕业，可我心里想的却经常是国家大事。现在我也经常犯这个毛病，自己的事情，我想得很少，国家的事情我想得很多。当我意识到我想的是和自己几乎没有任何关系的事情的时候，我会骂自己。可我就是管不住自己，胡思乱想。
       那天下午我割猪草时的预感，不幸变成了事实。当我割了满满一筐猪草回家，家里人告诉我，刚才喇叭里说了，毛主席死了。第二天上学，老师在讲台上告诉我们，毛主席逝世了。说这话的时候，老师的眼圈红了，班里特别安静，谁也不敢说话。我知道这时候要是弄出点动静是很危险的。可我们又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愣愣地看着老师。老师说，下面开始上课，都把数学书翻到72页。
       过了几天，村里开会，哀悼逝世的毛主席。村里的大人都去了，我们学校里的学生也被老师组织着去了。我们站在一间大屋子里，和村里人一块儿向主席像默哀。然后公社来的人，宣布默哀，这时大人里响起了哭声，开始很小，接着很大，是那种嚎啕大哭。男的女的都有人在哭，声调各异。哭得最响的是个五保户。这个五保户是我的一个没有出五服的大爷，我的这个大爷没手没脚，他的手脚在他年轻的时候，被土匪勒掉了。没了手脚的我大爷迎来了新社会，村里把他五保了。没了手脚他只好跪着走路，两个膝盖垫着胶皮和破布；吃饭的时候他的手腕上绑着小勺。
       小时候我经常去找这个大爷玩儿，他是念过书的，经常给我讲故事，讲罗成还有关公。我听得如醉如痴。他讲一会儿，还要唱一段。他的嗓音浑厚苍劲，底气也足。当然他的身上也散发着光棍男人的味道。村里的妇女过一段时间就去他家里给他拆洗。他也去生产队里偷过玉米，我见了，可我没给他说出去。他非常热爱毛主席。每次饭前，他都要跪在主席像前给毛主席唱一首歌，唱的是《东方红》或者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听到他唱这两首歌，我就知道他要吃饭了。他觉得他能被村里五保，托的是毛主席的福。所以在哀悼主席的大会上，他哭得比谁都响亮。
       我的五保户大爷嚎啕大哭，声震屋瓦。他的哭声不仅响亮而且悠扬，就像他平时唱歌一样。他确实是在唱，哭着唱，因为他的嘴里有歌词。他的歌词我记不清了，好像是毛主席啊毛主席你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你走了我们可怎么办呀啊啊啊。因为他哭得太有特色了。很多人都停止了哭泣，专心听着他一个人哭。我们这些学生的注意力也被他的哭声吸引了过去，甚至忘了来开什么会了。他哭着唱着，他的歌词新鲜生动，而且好玩儿。就是好玩儿，要不我身边的好几个同学不会被他逗笑的。我也笑了。我甚至被他逗得笑出了声儿。这时我发现我的老师的眼睛就像刀子一样落在了我们的脸上。我赶紧止住笑，把脸上的表情调整到“悲痛”上来。
       结束了，我们又被老师领回了学校。我大爷因为哭得太投入，已经瘫在了地上，被几个爷们儿抬了回去。把我们领回了学校，老师因为还有什么事情，就把我们放回了家。
       第二天，第一节课，老师就黑着脸把我们臭骂了一顿，还扬言要给我们处分，要把我们定罪为小反革命，甚至要把我们开除；就因为我们昨天在哀悼毛主席时，班里不但没有一个学生哭，反而有偷偷乐的。太反动了，太恶劣了，太不要脸，太混蛋了，太该死了。老师骂我们的时候，一连折断三根粉笔。接着，老师说，现在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这次要是谁再敢乐，就立刻让上面派人把他抓走，枪毙!说完，她大喊一声：哭!
       我们都被她的话吓坏了，我们担心，这次要是再不哭，没准儿上面真会来人把我们抓走，枪毙。我们咧开嘴，纷纷哭了起来。有一上来就大哭的，有先小声哭，慢慢过渡到大声哭的。我就属于后一种。我先是哼叽，哼叽了几声，找着了一点感觉，接着抽泣，哭着哭着，那种真的悲痛便被一点点地勾了起来。我们都是热爱毛主席的，没有他我们就没有学上，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地主就会压迫我们，让我们光着屁股去放羊，让我们晚上和羊睡在一起，让我们吃羊粪。
       这么哭着想着，我终于真的悲痛起来，放声大哭。班里每个同学都放声大哭，声音大得好像要把房顶掀翻。我的哭声淹没在别人的哭声里面。我只能听到我自己的哭声。我肆无忌惮地哭，我不管不顾地哭，我拼尽全力地哭。哭着哭着，我就感到，这样的痛哭真是一种享受，它给你带来了说不出的快感。
       老师看我们今天哭得不错，觉得我们哭得差不多了，就猛烈地敲打黑板，有一些学生听见老师敲黑板，就立刻停止了哭泣。有一些同学就像刹车一样，一下刹不住，慢慢地一点一点停止了哭泣。还有极个别的，像我，平时根本没有
       这么哭过，哭起来就怎么也刹不住了。我的刹车失灵了。老师敲黑板，我根本听不见。别的同学已经不哭了，我也不知道。我哭啊哭啊，如醉如痴死去活来，已经不知自己是谁、身在何处了。我已经找不着自己了。
       我先是站着哭，哭着哭着站不住了，歪倒在课桌上，别的同学趁机扶住我，冲着我的耳朵喊，老师让停下来!我还在哭，恍惚看见同学的嘴在动不知他在说什么。老师和同学都没想到我会哭成这样，他们都有点儿害怕了。两个大个男生一边一个架着我，把我架出了教室，架到了外面，我还在哭，他们又架着我出了学校，我还在哭，他们把我架到了大街上，我还在哭。我的两条腿已经被我哭软了，整个身子悬在了那两个男生的肩上，他们很快就支撑不住了，冲着后面喊：让老师再派两个人过来，帮帮我们!
       我也不知我哭了多长时间。直到把身体里的最后一点力气哭净，才停了下来。最后我像一摊烂泥倒在街上的荫凉里。四个男生的八只手掌在我的身上又拍又摸，老师也蹲在我的面前，用她的花手绢冲着我的脸扇风。
       那次以后我知道，哭是一种境界，你要是能够勇往直前地哭下去，你就会进入一个陌生的世界。
       那次哭过以后，让我在一个星期以后，还感到身上软绵绵的，没有力气。老师重点表扬了我。说了很多让我受之有愧的话。其实我哭到后来就什么也不想了，沉浸在痛哭带给我的快感之中。
       我是怎么加入红小兵的
       因为蹲班，我上了两回五年级。到第二次上五年级的时候，我还没能加入红小兵。连段罗锅和刘拐子两个学习最差的女生都加入了，我仍然被排斥在队伍之外。
       虽然我表面上对加不加入红小兵显得满不在乎，甚至扬言“让老子入老子还不入呢”，实际上我特别在乎，特别想把红领巾戴在自己的脖子上。班里已经没有几个不是红小兵的了，我可不愿升到中学时，连个红小兵还不是。我就开始想办法，积极争取。
       我上课不捣乱了，变得特别注意听讲，即使我一句也没有听进耳朵里去，一句也听不懂，我也努力做出一副认真听讲的样子。只要老师一提问，我不管是会还是不会，不管他提问的是什么问题，我都立刻把手高高举起。有时老师还没有提问，我的手臂已经高高举起。这么一弄，老师怀疑我不是抢着回答问题，又是故意搞乱，就又把我轰出了教室。我特别委屈，就去找老师解释，老师听了我的解释后原谅了我，但是提醒我不要没听清就抢着举手。
       好几次，老师见我的手臂举得那么快，那么高，那么直，就叫我回答，我站起来反问老师，您刚才问的是什么?班里就像炸了一颗手榴弹似的爆发一阵笑声。老师又把我轰出了教室。我又很委屈，找老师解释，老师还是怀疑我别有用心，批评我不该在没听清老师的提问时就举手。
       有时老师提问的问题我正好听清而且知道答案，这时我的手就会比班里哪个同学的手举得都高。要是老师还没注意我，我会站起来，举着手跺脚，嘴里喊着，我、我、我!我好不容易遇到这么一次机会，我可不愿它从我身边白白溜走，我一定要抓住它。老师恶狠狠地剜了我一眼，喝道，坐下!我坐下了，可我的手臂仍在高高举起，并且拼命晃动。那个答案就在我的嘴边，我迫不及待地想把它说出来。老师好像是成心，故意不叫我，她偏偏叫没有举手的范国永。范国永是班里的第一号草包，我们平时都叫他饭桶。他站起来，抓耳挠腮吭吭哧哧了半天，就是回答不上来。
       我高兴坏了，喊着，我、我、我!老师用手一指我，像个地主婆似的威胁道，你要是再敢出声儿，就把你轰出教室。我立刻闭上了嘴。
       老师又点了举手的王小虎。王小虎会，他站起来刚要张嘴回答，我实在是忍不住了，大声地把答案抢在他前面喊了出来。老师不但没有表扬我，反倒用手指着教室的房门，喝道，出去!我因为终于回答了问题，获得了很少有过的满足，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教室。这次我走出教室时的感觉和以前大不一样，以前是因为违反纪律，这次是因为回答了问题，而且回答对了，露了脸。我就像上台领奖一样走上讲台，再走下讲台，走出了教室。
       除了上课积极发言，我还积极做好事。学校的电铃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响得特别清脆，坏的时候响得就像放屁，怪腔怪调的，一点儿都不清脆。电铃在一个木头杆子上，木头杆子立在一间教室的山墙旁。每次电铃响得像放屁的时候，范国永就会像猴一样顺着木杆爬上去，蹲在教室的房顶上，把它修好。等范国永又像猴似的爬下木杆的时候，电铃响得就又清脆了。
       学习上笨得像个饭桶的范国永，因为经常爬到木杆上修电铃，多次受到老师的表扬，并因此加入了红小兵。当然范国永能加入红小兵，和他妈在村里当村干部也有关系。我记得，那时范国永的妈经常插着腰站在大队部的院子里给社员们训话。她训话时的模样，就像我后来在电视上见过的江青。
       在我对红小兵还没有特别感兴趣的时候，我根本瞧不起像个猴子似的在木杆上爬上爬下的范国永。对于修电铃这件事更是不屑一顾。我不但不会去做这种事情，而且对范国永也是又讽刺又挖苦。只要范国永一爬那根木杆，我就在下面喊，耍猴了，耍猴了，快来看耍猴了!这样，每次范国永受表扬的时候，也是我挨批评的时候。
       自从我积极要求加入红小兵以后，我不但不再嘲讽范国永，而且和他抢着修电铃。我想，既然他能靠修电铃加入红小兵，我也就能靠它加入。我从家里找了一把改锥，放在书包里，随时准备着修学校的电铃。只要电铃响得像放屁，我立刻掏出改锥，冲向那根木杆，叼着改锥脱了鞋，光着脚爬上去。我用改锥把电铃拆开，这里捅捅，那里捅捅，电铃一下子就响得清脆了。然后我再下来，跑到办公室告诉老师，电铃修好了。其实我不告诉她，她也能听到。可我怕不告诉她，她不知道电铃是我修的。
       从那天开始，我就特别盼着电铃坏，盼着它响得像放屁一样怪腔怪调，这样我就可以爬上木杆，蹲在教室的房顶上修了。这样老师就会看见我在干好事了，我就有可能早日加入红小兵了。我的目的是那么明确，我知道我不是在修电铃，而且在一步一步地加入红小兵的队伍。
       有时电铃放屁了，范国永比我先跑到木杆跟前，先爬了上去，我会追过去，把他一把拽下来，推到一边，我再上去。在我往上爬的时候，范国永这个混蛋也把我拽着脚、r拉了下来。我气坏了，扑上去把他摔倒。范国永不但在学习上是个饭桶，摔跤上也不是我的对手。可这小子却特别顽强，不怕我摔。我把他摔倒，然后去爬木杆，他会立刻爬起来把我从木杆上拽下来。我被拽下来了，就会再把他摔倒。我骑在他的身上，威胁他，不许再拽我，否则下次不客气!可他根本不怕，他就像个癞皮狗，又一次浑身是土地扑上来，把我拽了下来。
       范国永的这种癞皮狗精神我早就领教过，有一次他因为什么事儿在地上打滚，谁让他起来他都不听，老师、他妈、他奶奶的话他都不听，最后他爸爸用皮带抽他，他还是不起来，还是打
       滚，把衣服全都磨破了，皮肉也磨出了血。最后是几个大人把他捆了起来，绑在了树上，他才不再打滚。
       就是这么一条癞皮狗，我拿他一点儿办法都没有。硬的不行，后来我就只好来软的。我说我修电铃是为了加入红小兵，你都已经加入了红小兵，你就把这个机会让给我吧。范国永听我这么一说，以后就再也没有和我抢着修电铃。我知道如果当时他和我一样也还没有加入红小兵，也在积极争取，那我无论如何也抢不过他。我修电铃，有时是夏天的中午，火辣辣的太阳烤得我浑身是汗，可我还是蹲在房顶修理那个电铃。老师终于被我的行为感动了，在班上表扬了我。
       光表扬还不够，我还要积极争取。我又把教室门上的螺丝偷偷地拧了下来，然后当着老师的面再把螺丝拧上。那时我还特别盼着我的老师哪天不留神掉进水坑里，又凑巧我从旁边经过，这时我就会在她挣扎的时候把她拉上来。这样她为了报答我的救命之恩，就会尽快将我吸收入队。后来在我参加工作后，我仍然有过这种幻想，幻想哪天我的领导掉进水坑或者粪坑里，正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我伸出了救命之手。他为了报答我，迅速提拔我，或者分给我房子。我还幻想过漂亮的女人落水，被我搭救上来，从此献身于我。
       老师迟迟没有落水，上天没有给我这样的机会。小学毕业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了，我入队的事情还没有音信，我就变得特别着急。我想拾金不昧，可在大街上转了好几天也没有拣到一分钱。后来我就想到是不是从家里偷出一毛钱，把它交给老师，告诉她，就说是拣的。下了几次决心，我都没有做。那时一毛钱对于我们家来说是个大数，我实在是舍不得。我怕被我娘发现，打断我的骨头。最后我从我们家的鸡窝里偷了一个鸡蛋，把它卖了六分钱，我留下一分，把另外五分交给了老师，骗她说是拣的。
       我们家那时养了五只鸡，全是下蛋的母鸡。五只母鸡每天下几个蛋，我娘心里都有数儿。因为每天早晨，我娘在把鸡放出鸡窝的时候，都要一个一个地摸摸它们的屁眼儿，这样就知道哪几只今天有蛋。那时我也经常干这件事情，把手指伸进鸡的屁眼儿，一摸，就摸着一个硬硬的蛋。要是摸不着，这天这只鸡就不会下蛋。摸完了，我把结果报告我的母亲。
       那天五只鸡里有四只会下蛋，可到了晚上，我母亲只收到三个蛋。母亲就来回找，她以为是鸡把蛋下在了别处，根本没有想到我把一个偷着卖了。一个鸡蛋对那时的我们家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用它换盐、换醋，给我们买书本儿。把五分钱交给老师后我也特别心疼。老师立刻对我进行了表扬。不过她没有在班上表扬我。我想，她准是把那五分钱自己留下了，用它打了半斤酱油或者一斤醋。
       五分钱让我在好长一段时间里耿耿于怀。我在想，一个鸡蛋和红小兵到底哪个更有价值，我这样做究竟值不值。越想，我越觉得不值。终于有一天，我在老师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支新的塑料杆儿的圆珠笔。当时办公室里没有人，我迅速把这支笔装进了口袋儿，然后影子一样溜了出来。
       一个鸡蛋换了一支圆珠笔，我的心一下子就平衡了。至于红小兵，只有听天由命了。老师后来问了好几个人，也问过我，问我见没见她的一支圆珠笔。我一边摇头一边说，没见。接着我又假惺惺地问她，什么样的圆珠笔?我发现老师在注视我的时候，目光里充满了怀疑。那种目光让我好长时间坐卧不安。那只圆珠笔我根本不敢用。我想等我上中学后再用，我东藏西藏生怕被人发现告诉老师，最后连我自己也忘了藏在了哪儿，怎么也找不着了。
       小学毕业前夕，我终于加入了红小兵。我是我们班最后一批加入的。最后一批把所有不是红小兵的学生全都吸收进了红小兵的队伍，除了我，还有三个。后来我想，是不是即使我不争取，最后也会让我入?要是那样，我所有的努力不是白做了吗?
       华夏，编辑，现居北京，发表有随笔、散文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