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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庆师自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病逝至今已近五年。最近得读他的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柏拉图对话集》，不由得思绪万千，他晚年心血所聚的“天鹅之歌”，终得与世人见面；深感遗憾的是，这毕竟还只是未完成之作。此书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他的译文，计有柏拉图的对话十二篇，其中两篇（《治国篇》、《智者篇》）是选译，一篇（《吕锡篇》）未译完；另有附录两篇。但作为柏拉图哲学的核心和精华的是论（理念论、相论），基本上都已译出。第二部分是他自己的论著，其中有他对柏拉图是论的精辟论述，对希腊哲学、特别是从巴门尼德到柏拉图哲学的发展，以及整个西方哲学的几个重要术语的理解和翻译问题的意见，还有对将西方哲学著作译为汉语中的问题的理论观点。这些译著，是他多年研究西方哲学、特别是柏拉图哲学的成果，长期翻译经验的结晶。
       太庆师是哲学史家，对西方哲学有深入的研究和精辟的理解；由于精通英、德、法、俄、希腊语并懂得梵文（曾随季羡林先生学过梵文）、拉丁文（一九四九年后曾随当时在京的外国传教士学过拉丁文），在翻译方面卓有贡献，使学习西方哲学的几代人受益。这里，仅以此书和论文《关于“存在”和“是”》为依据，探讨他在这两方面的主要贡献。
       第一，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固有的翻译文化的优秀传统。
       太庆师在半个多世纪的翻译实践中，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固有的翻译文化的优秀传统，而且在理论上有所探讨和阐发，如在收入本书的《试论外国哲学著作的汉语翻译问题》、《论翻译之为再创造》等论文中，贯彻了要“原汁原味”地介绍外国哲学家的思想。
       中国两千年来一直重视翻译，借以吸收他种文化以丰富华夏文化。早在公元六十七年（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天竺僧人竺法兰等人用白马驮来佛教经典，在洛阳开始译出《四十二章经》，从此在世界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中出现了无与伦比的壮丽的翻译事业，以后历经南北朝、唐、宋完成了举世无双的汉译大藏，其参与人数之多、篇幅之巨可谓世界之最。十六世纪末，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基督教教士，和中国知识界合作，除《圣经》以外还译出了一批数学、自然科学和哲学著作，如《几何原本》、《寰有诠》、《名理探》等。这次的翻译事业，正像太庆师所说的那样：“规模虽然不如佛经翻译之大，但是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使中国人窥见了从希腊、罗马以来的辉煌西方文化。”从此特别是经历了鸦片战争，先进的中国人掀起了学习西方的运动，从科技开始，进而注意文化、政治、思想，并通过翻译来广泛介绍。在这个运动中起骨干作用的代表人物首推严复。接着在哲学翻译方面攀登高峰并给太庆师以巨大影响的是他的两位老师贺麟和陈康：“我受这两位老师的影响：在遣词造句方面力求像贺先生那样通达，合乎中国人的习惯；在义理和术语方面力求像陈先生那样忠于原义，一丝不苟。”太庆师在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翻译生涯中，力求继承和体现这些优秀的传统，并在理论上对此有所阐发。
       第二，崇高的使命感。
       尽管佛经的翻译以及大量西方原典的传入，对丰富、变革、推进中国传统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的变革，起着并将继续起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但是，人们并不总是能认识其价值，甚至把翻译贬为“幼儿学字的描红”，“依样葫芦画个瓢”；以至于不允许译者的名字出现在译著的封面上。以太庆师那样深厚广博的学养竟能五十余年如一日，全身心投入这项工作，是与他对这项工作的崇高认识分不开的。
       他意识到翻译是“复杂的创造”，他是从深厚的民族感情出发对待“外国哲学著作的汉语翻译”的。尽管他长期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但是“我对生长我的这块土地上的老百姓还未能忘情”，意识到“二十世纪中国人的问题，离不开现在的中国，也无法请外国人代我们解决”。与此同时，他又强调必须吸收外国先进文化：“我们现在还深感古代的东西仍有不少在拖我们的后腿，就更有必要在自己努力的基础上大量吸取外国思想。”他特别强调哲学著作的翻译：“哲学是智慧”，“在于解决大问题”，因此翻译外国哲学典籍，“是一件大事，一件关系到中国人的智慧的大事。我们要现代化，现代化没有智慧是办不到的。我们过去所做的不够，西方哲学典籍的翻译至少要用汉译大藏的魄力去干才行。我们应当下定决心干下去”。并进一步强调：“优秀的译文不但是科学的，同时也是道德的、优美的。体现真、善、美的译品，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宝库。”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才能数十年如一日，忍辱负重不计名利全身心投入这项崇高事业，他的累累硕果，正在丰富着我们民族的精神宝库。
       第三，致力于“原汁原味”再现西方哲学典籍。
       太庆师数十年如一日的翻译劳作的精神，集中到一点就是致力于“原汁原味”地重现西方哲学典籍。中西两种哲学依托于两种判然有别的文化，因此单纯以中国文化为依据或以西方文化为依据，去理解、重现对方的哲学都将导致误解或误读。在这方面太庆师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和出类拔萃的贡献。以下诸方面是尤其值得注意的。
       其一，精心辨别中西语言及其哲学的本质特征和区别。
       太庆师清醒地意识到，用一种语言（例如汉语）去翻译另一种语言（即欧语系及其所属的英、法、德、俄、希腊语等）时，应该考虑到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以及由此带来的词的含义的区别。他在《柏拉图关于“是”的学说》这篇重要论文中明确地指出：“不同的民族说着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语言使他们的思想方式有所不同，从而影响到他们的哲学形态及其发展。”反之亦然：“语言的异同体现着思想的异同。”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致力于贯彻陈康先生所倡导的清除翻译中的不纯因素，以外国原有思想为归依。因为翻译哲学著作的目的是传达一种本土所没有的思想，但一种语言文字（如希腊语）中习惯的词句，只表示在该种语言文字中已产生和形成了的思想，而且也只能表示这种思想。
       这点集中体现在他对西方哲学核心范畴being（希腊语estin,to on）的译解上。这个问题几乎困扰他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受命负责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在翻译巴门尼德的残篇时，就受到它的困扰，由于他当时不懂希腊语，所以在翻译时感到像不会游泳下了水，只能在英、德、法的J.Burnet、M.Bakewell、H.Diels、J.Voilquin诸家译文中挣扎。特别是由于将其残篇四和五中的being译为“存在”，以致“其错误和不妥处在读者中间造成了不少混乱”。他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困惑，才回到陈康先生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立场，把它译为“是”，因为翻译哲学著作的目的是传达一种本土所未有的思想，所以“术语的广泛应用皆从这个字的原义演变而来。我们必须先紧握着这个原义，然后方可就每一出处的上下文探求这样变的痕迹”（陈康译注：《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序，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一年版，41页）。太庆师在他应邀于台湾《哲学杂志》发表的《柏拉图关于“是”的学说》，以及与汪子嵩合写的论文《关于“存在”和“是”》等重要论文中，对于这种由“存在”改译为“是”的深义有所阐述：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being（希腊语estin,to on），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所以改译为“是”，是因为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三合一的意义，但在汉语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士多德由此制定了逻辑学，并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并循此重新译解笛卡儿的重要命题：“cogito ergo sum”，由原先的“我思故我在”，改译为“我想，所以我是”（见此书，717页）等。
       陈康先生倡导于先，他的两个学生响应和阐发于后的这种努力，从九十年代起得到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学者的回应。循此理解去重新探讨西方哲学，正在获得和以前不同的结果。太庆师生前就曾流露出，要循此重新系统探讨西方哲学及其发展，可惜天不假年，也因此使他所寄托的许多美好的愿望都付诸东流。
       其二，高度重视再现原著的逻辑结构。
       他在《论翻译之为再创造》这篇论文中，揭示翻译过程要分为两个段落：“第一步是从原文追索原意，也就是说，从原文的词汇和语法入手，找出原著的逻辑结构。”这是译者理解原著的阶段，译者如果是这门学问的外行，就必须以原著为出发点，小心地追溯出原作者立论的道理，即客观存在的逻辑，而非译者个人的主观遐想，从而化不懂为懂，成为内行。这点类似他在另一篇论文《学和思》中所讲的那种乾嘉以来的汉学方法，“即力求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不以己意改变它，也就是客观的逻辑方法”。接着是：“第二步，是这位已经弄懂道理的内行译者设法运用汉语的词汇和语法来表达这个道理，即原著的内在逻辑，让读者明白它。”尽管原著的语言和译著的语言是不一样的，但是其中的内在逻辑必须是一致的，两种语言所表述和再现的都是同一种内在逻辑，即其“共同的逻辑”。但每一种语言都是以自己的特殊形式来表达这种“共同的逻辑”，这就要求译者既要精通外语，以便从其中看出逻辑；又要精通汉语，以便恰当地表达出这种逻辑。只有这样，才能在翻译哲学著作时完美地体现严复所提出的“信、达、雅”的标准。太庆师这里所讲的这种原则，实质上是陈康先生所提倡的分析方法在翻译中的具体化，他反对主观臆度的“六经为我注脚”的方法，强调“研究问题时，皆以事物的实况为准，不顾及任何被尊奉的圣经贤训。总之，人我不混，物我分清。一切皆取决于研究的对象，不自作聪明，随意论断”（转引自汪子嵩、王太庆编《陈康：论希腊哲学》，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年版）。西方哲学，特别是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理性主义，重视论证，其论证皆重视逻辑，遵循严格的步骤，绝不跳跃式地进行，在分析某一哲学命题或原理时，力求精译；而且其分析、推论或下结论，皆以其论证对象为依归。这点正是太庆师翻译笛卡儿和黑格尔等著作时一贯遵循的准则。就这点而言，他所译的柏拉图《对话篇》，不仅不比成熟而著名的英、法、德语的译文逊色，而且更有特色。
       他在翻译过程中，除了主要依据原希腊语优秀的牛津版本外，还注意英、德、法等五种外语译本，以及当时已出版的多种汉语译本。他认为英、德、法译本中，以德国Schleiermacher的译文“最接近原文”；但就Schleiermacher的德译本、Jowett的英译本和法国的译本而言，发现外国人的译文“大都比较灵活……因此我也学他们注意译文的可读性，但是哲学论证必须紧跟Text（原文），不学他们那样任意为之”（见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来信）。我们根据他的嘱咐，对照Schleiermacher和Jowett等的译文精读他的译稿时，发现他的确高度重视再现原著固有的论证和逻辑结构。这也正是太庆师这部译著的突出贡献。
       其三，从整体上把握和再现原著的精神实质。
       太庆师不但深刻地认识到：不同的民族说着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语言使得思想方式有所不同，从而影响到哲学形态及其发展；并且还注意到西方哲学所固有的重视分析和逻辑论证的特点；此外还注意语言文字表述上的流畅和可读性，以及从整体上把握和再现原著的精神实质。
       特别是像柏拉图那样伟大的哲学家，他的哲学内容固然是高度思辨的，其表现形式的语言文字更是出类拔萃无与伦比的；其语言艺术是希腊，尤其是阿提卡文化的典范，“被古人们认为是他们散文作家中的最伟大的作家”（德国浪漫主义派文学家F.冯·希勒格尔语）。太庆师的译文在这点上做出了努力，除了吸取Jowett和Schleiermacher的英、德语译文的可读性（须知Jowett和Schleiermacher本人都是该种语言的大师）的长处，还注意吸取国内现有译文的长处。在这方面他高度评价了朱孟实（光潜）先生的成就，认为朱先生的译文是“前人译柏拉图最好的，我得益最大，希望自己跟在他后面可以提高一步”。“他译得漂亮，我比着他，译文造句吸取他的办法很多”（见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来信）。太庆师在这方面做出极大的努力，以迟暮之年体弱之身，对译文再三推敲，改了又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光想改，改了还想改。因此，柏拉图的债到现在还没还。”（同前）
       为了从整体上重现原著的精神实质，除了力求从文章风格上做出努力外，太庆师在内容的整体把握上也做出了新的努力。要是我们精读和比较经过时间考验而得到定评的汉、英、法、德语诸家的同一篇柏拉图对话（例如《会饮篇》），人们获得的整体理解，并不总是相同。这点已被两千多年来的哲学史、柏拉图学者们和诸种文字的译文及同一语种不同译文所证实。其根本原因来自对柏拉图哲学及其诸篇对话的歧义的理解和诠释。试比较朱光潜先生和太庆师的译文，在内容上至少有两点显著的区别：一是朱先生相信柏拉图无条件地反对智者，所以他的译文表现了对智者的深恶痛绝；二是他认为柏拉图有一种神秘教，即达到“是”（“相”理念）时有一种不可言说的神秘感。根据我们粗浅的理解，这似乎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柏拉图主要还是理性主义者，甚至是整个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理性主义传统的鼻祖，虽有一点神秘主义的因素，但不能等同于希腊化时期的普罗提诺。正因为这样，他们彼此的译文是明显有区别的。
       他们对柏拉图哲学整体理解上的明显区别，可以从太庆师的重要论文《柏拉图关于“是”的学说》中得到佐证。它揭示了柏拉图的是论或相论（理念论）在他本人和整个西方哲学中的作用和历史地位。它通过对柏拉图以前的是论、柏拉图的早期是论、柏拉图对自己早期是论的批判和柏拉图的新是论的演变的精辟分析，揭示作为柏拉图的理性主义本体论的是论，在其整个哲学体系以及整个希腊哲学的发展中继往开来的作用。正是基于这种理解和努力，他的译文在体现柏拉图对话的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上，做出了富有成果的努力和贡献。这无论是对柏拉图哲学、希腊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的理解和研究，都将是重要的贡献。
       像太庆师这样不慕名利的哲人，生前固然是寂寞的，生后更是寂寞的，但他对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