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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雷立刚的小说《谋杀》让我想起了德国表现主义画家奥托·德克斯(Otto Dix)的画儿，虽然一个是文字，一个是图画，本来没法比，可我觉得它们彼此真是“像”，不但神似，而且还形似，这太有意思了。
       德克斯最喜欢画也画得最多的，是二十世纪初德国中产阶级的生活和人物，可是，和眼下我们这里对中产阶级的艳羡和赞美不一样，这位画家笔下的那些中产阶级人物，完全和“白领”这样的洁净、高雅的意象不搭界，正相反，无论男女，个个都臃肿、丑陋、一脸的愚蠢，那愚蠢里还掺和了掩饰不住的固执、贪婪和狡诈，不由得你看着头皮发紧。还是在1986年，我途经德国的丢塞多夫城的时候，正赶上美术馆有一个德克斯的专展，赶忙跑去看，带我去看展览的是一位德国朋友芭芭拉，记得她当时指着我们周围的那些衣冠楚楚的观众说：“你看这些人，你仔细看，这就是德克斯画里的人!仔细看，像不像?太像啦，是不是?”我开始还不以为然，因为画里的人都相当漫画化，把它们和我眼前这些人的形象重合起来，有点难。但是经不住芭芭拉的热心，我渐渐认真起来，不料这一认真，果然不同，德克斯所极力夸张、变形的那些神情和相貌真的开始在我身边游动起来。哈哈，当我看见一对看画的中年夫妇竟然和他们面对的形象那么神似，简直有点像照镜子的时候，忍不住一下子笑出了声；我把这发现指给芭芭拉看，她也笑了：“怎么样?我说得不差吧?德国人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如果认真来说，由于极力的夸张、任意的变形和非常主观的歪曲等等成为德克斯构造其图象世界的主要手法，画家所描绘的这个世界毕竟不能说是当时德国社会的简单反映。我以为，让画家着迷的，很可能是他竟然虚构了这样一个世界，那里不拘男女，无论老少，人人都是愚笨而贪婪的市侩：老市侩，小市侩，男市侩，女市侩，发了财的市侩，还在努力“奔小康”的市侩，美孜孜地在细细体会和享受做一个“体面人”乐趣的市侩，一边色迷迷地死盯着女人的乳沟一边已经把手伸到朋友钱袋里的市侩……可以说那里已经没有人，只有市侩，那是一个市侩的社会，那里所有的线条、色彩、颜色、形状，无一不是市侩的味道、符号和象征。不，德克斯不是在画画，也不是在画市侩，他是在用一个市侩的世界包围你，刺激你，启发你，让你检讨你自己是否也是一个市侩。
       读雷立刚的小说《谋杀》，使我一下子想到德克斯的画儿，这篇小说和德克斯的市侩世界之间好像有什么深刻的联系。
       按年龄说，雷立刚应该算是“七十年代作家”，但是《谋杀》和我们常看到的归在这一名号下的写作明显不一样。一般来说，在近十年里出现的年轻作者，在小说写作上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大致上都向一种很传统的写实主义方法回归，哪怕是那些自认为(或是被认为)是很“先锋”和“前卫”的写作，其实骨子里也都不过是改了头、换了面的写实主义。这在所谓“个人化”或“私人化”写作里可以找到很多例子，很容易。更有意思的是，往往作者越是年轻，这种对写实方法的迷恋就越执着，这不能不让我奇怪：难道他们不觉得自己的想象力正在被这种闷力闷气的写作一点一点地阉割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写作倾向?为什么今天的年轻作者如此迷恋、迷信写实方法?这很值得批评界作深入的研究)说实在的，拿起《谋杀》读开头几页的时候，我也曾以为这又是一篇带有那种“九十年代味儿”的，以无聊的日常生活为题材的写实风格的小说，但很快发现自己错了。《谋杀》是一篇很特别的小说。不错，小说里展示的是我们很多人都熟悉的日常生活，由于环境、场景都是“机关”，人物也不过是处长和几个小公务员，所以这日常生活自然是平庸、琐碎、沉闷，鸡零狗碎。但是雷立刚在描绘这些无聊琐碎的时候，没有因循写实的路子，而是把它们漫画化，让我们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机关日常生活，包括喝茶、看报、聊天，都变成一幅幅讽刺漫画。然而，有意思的是，这些漫画并不止于讽刺，如我们在契诃夫同样描写小公务员生活的小说《小公务员之死》中看到的那样，雷立刚似乎觉得“讽刺”这把匕首还是太钝了，为此，有意的、毫不掩饰的夸张，以及被这夸张所突出的丑化和歪曲，就成为构成《谋杀》图画的最醒目的笔触。大概正是由于这些笔触，使小说家和德克斯相互亲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异途同归。
       不过，虽然都是极力把描绘对象在某种夸张中加以歪曲和丑化，我觉得雷立刚或许比德克斯走得更远。远在哪里?这不是很容易说的，让我来试试。
       要知道德克斯是个表现主义画家，所以他不追求什么“客观性”，对什么“客观真实”也毫无兴趣，相反，他一点儿不掩饰自己的主观态度，不掩饰他把德国中产阶级看作是一个由形形色色的大小市侩们组成的社会群体的看法，更不掩饰他对这一群体的厌恶和蔑视。当然，厌恶也好，蔑视也好，画家并不能凭这个作画。德克斯的才华正在于他能把他的厌恶、蔑视化为具体的形、线、色，化为具体的处理绘画空间的特定方式，让他笔下的变了形的市侩形象在一个被扭曲了的空间里个个栩栩如生。让人惊奇的是，在《谋杀》这个篇幅不大的小说里，雷立刚几乎做了同样的事(只不过他用的是语言这种媒介，而不是画布和颜料)，但是，比较起来，虽然作家也勾画了生活于当代中国的现代市侩的形象，《谋杀》的画面里却有一种德克斯笔下没有的东西，那就是恶心，一种几乎要让你呕吐的恶心!德克斯笔下的市侩们让人厌恶，这厌恶却不至于让你呕吐，可雷立刚的市侩官僚杨处长，以及小说里的其他小市侩就不光是让你厌烦了，他们都不能不让你感到恶心，恶心到想要呕吐。或许有读者以为小说中让人感到恶心的东西不过是杨处长挖鼻屎这类细节，可这些细节并不是故事发展所必须的，可以设想把这些细节删去(很少有人写这些东西，它们形成某种作家们共同认可的“禁忌”)而不影响《谋杀》在结构上的完整，甚至也不影响故事最终的“谋杀”结尾。应该承认，如果只从写作技术上考虑，这意见是有道理的。但是，假如删去这类细节，《谋杀》对机关日常生活的描绘就会成为一般的漫画，或是对机关中常见的官僚主义者的常见的讽刺。问题是雷立刚并不想写这样一般化的东西，我猜他甚至对写这样的东西没什么兴趣，他要做的，不光是写小说，就像德克斯的画不光是为画画。如同那位德国表现主义画家是通过故意夸张和歪曲德国中产阶级的某些特征以表现自己的批判立场，雷立刚关心的不是对现实作一般的批评和鞭挞，他要在小说里对读者表达这样一个极端的态度：生活是这样无聊、丑恶，让人恶心!我以为只有这样读《谋杀》，才能理解作家为什么对杨处长这个小官僚的形象进行夸张和变形的时候，总要在细节上极尽夸张之能事，弄到让读者几乎要呕吐的程度，才能明白不只是这位可怕的小官僚脏兮兮，小说里的其他人，包括那些刚刚从大学里毕业的青年人，也都不干净，个个自私、鄙俗、愚笨。甚至主人公小王，本来还是小说里唯一有些“正
       面”色彩的人物，至少他还有一些是非感，至少他在内心深处对世俗还积压着相当强烈的不满和愤怒。但是，就连这人在雷立刚笔下也是时不时显露出一副谨小慎微马屁精的心态与嘴脸。
       不用说，雷立刚的小说根本不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也许中国的现实还没那么糟。但是，想到其实没有任何一篇小说能够“真实反映”现实，任何写作都不过是在话语实践层面介入、干预现实的语言活动，《谋杀》这样特别的写作态度和方式就不能不使我们作进一步的探究：这种写作是不是给文学带来了什么新东西?它是什么?又该怎么看待它的意义?
       在当代的小说写作里，只要涉及现实，没有一点儿批评的大概很少。值得注意的是，在近几年中，正是那些完全为商业动机驱赶写出来的畅销小说，常常有对堕落的道德、虚伪的人情和腐败的官场的尖锐批评，因为这受欢迎，这能卖钱(尽管这类批评并不新鲜，其批评立场、批评力度总是大致和媒体上的批评相当，决不乱来)，熟悉出版业的人一定知道，很多书商和出版社也正在利用这个“卖点”在拼命大捞特捞。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发展市场经济中不可避免的一些商业行为，不足为奇，也不足为训，它们和正经的文学发展没什么关系，可以随它去。可我觉得作家和批评家们恰恰应该特别重视这一形势，它至少带来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读者和社会强烈要求作家对我们面I临的巨大社会变革提出解释和批评。中国社会怎么了?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和我们每个人都是什么关系?我们该怎么对待它们?又该怎么对待自己?我以为这些问题是每一个严肃的作家都难以回避的，文学将在这些问题的逼问下面临考验。话说回来，也只有在这个大背景下探究雷立刚在《谋杀》中显示出的那种相当特别的写作的意义，我想才容易把事情说得比较清楚。在一个篇幅不长的小说里，雷立刚虚构了一个令人恶心的灰暗的世界，但读者很容易在这虚构的世界和我们周围的现实世界之间找到某种既清楚又模糊的对应关系，读者不能不深思：我们的生活里是不是也塞满了大大小小的市侩?我们的社会是不是已经变质为一个市侩的社会?我们自己身上是不是也已经有了市侩的味道?应该不应该为这样的社会感到恶心?还是我们已经久入鲍肆，已经不会感到恶心?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谋杀》的读者都会思考这些令人不安的问题，但无论如何，雷立刚把一串钥匙交给了你，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用这钥匙打开一道门，走进一面哈哈镜，然后在这哈哈世界里体验和思考。
       都是写小说，都是虚构，都是以当代现实生活为对象和资源，为什么雷立刚的故事和虚构与众多的别人的写作如此不同?这当然可以说很多话，不过我想其中最重要的，是因为和德克斯一样，雷立刚对现实和艺术都有自己的不同于流俗的解释，这种解释或许过于极端，有点邪乎，但其中的洞见却动摇着、威胁着早已被多数人认可为合理的世界。它总是在用自己邪乎的姿态和声音进行挑衅：你真不觉得这世界恶心?
       这篇短评快要结束了，我愿意在结尾的时候特别说说《谋杀》的结尾，这个结尾非常精彩，惊心动魄。一个人死之后被肢解，来个大卸八块，这已经够可怕的了，可是《谋杀》的结尾是主人公小王在肢解了上司杨处长之后，不但在腋下夹着老杨的人头四处跑，竟然还去学校为学生讲“法医学”的课，在讲课中他还平静地给学生演示“碎尸的检验”，依次拿自己开刀，先割下右耳，再挖出左眼，然后卸臂、割头……作家为什么弄了这样一个结尾?如果从小说叙述的统一性或结构的完整考虑，这个充满了“超现实”色彩的荒诞的结尾其实与前边的故事有点不衔接，有点“跳”，风格上前后显得不是那么一致。但是，我以为这个结尾是非常必要的。小王把自己的脑袋割下之后，还长嘘一口气，仍然能够用右眼清楚地看见那些“一个个惊讶地半张着嘴巴”的学生，这自然是一种“超现实”。但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段超现实的描写，小说叙述的声音变成了双重的：一方面，是正在自我肢解的小王那冷漠而又绝望的含混的抗议声，现实的无聊、荒诞和冷酷由此被更加凸显；另一方面，却是正在叙述这个悲惨场面的作家对这让人恶心的世界发出愤怒的责问，读者似乎听到他压低了声音的叫喊：看呀，看呀，看到这可怕的世界了吗?看到这世界的人是怎么麻木、鄙俗、冷酷了吗?看呀，别受不了，别把目光移开，顺着我的手指仔细看，认真看看你生活其中的世界吧!
       这声音虽然很低，但我们很难拒而不听。于是我们又想起了德克斯，同时，我们也有理由问一下，雷立刚是在尝试写一种表现主义的小说吗?
       李陀，批评家，现居北京。主要作品有《丁玲不简单》、《让争论浮出水面》等。
       贵刊2001年第1期载有刘庆邦小说《嫂子与处子》，读来甚觉有味，唯题目似可商榷。该小说写二嫂、会嫂与处男民儿之间的故事。而“处子”却非“处男”之意，查《辞源》，知“处子”意为“处女”，举证甚详，足可参看，不知是作者、编者不解此意，还是“处子”解作“处男”亦有例证?
       ——山东大学文学院
       刘加夫
       读完贵刊今年第一期《民主与中国的政体改革专题》，感触颇多。作为中国学者，潘维先生在《民主与民主的神话》中所举材料似让人无法接受。例如第54页“为适应阶级分化不明显的小农社会，中国首创官僚制，皇帝以下的传统政府向所有男性开放……”须知，中国的科举考试并非人人有资格参加，如“倡、优、隶、卒”的后代便不能参加。中国古代对商人的衣着服饰都有严格规定，又怎能说“阶级分化不明显”呢?又如第55页，议及“德政”，那只是孔老夫子十分美好的一个理想而非中国封建社会的现实。至于说康熙实行的“永不加赋”政策至清亡也未敢废弃，确实如此，但除此之外，清政府借发行“宝钞”、“官票”之机对人民的掠夺以及“厘金”(其征收对象从土产、百货直到过路行人的包裹)等等就可视而不见吗?其实，用不着翻书找资料，只需想一想，四万万两白银的赔款从何而来?怎能得出“清政府笃信德治”的结论?
       ——河南郑州 韩 军
       更正
       根据作者要求，本刊第二期《你好，加藤》文第二章倒数第二自然段第13行“日本大兵”改为“日本小吏”；倒数第一自然段第2行“生前好友”改为“研究专家”；第三章第一自然段第11行“不少知识分子”改为“少数知识分子”；同一段第14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改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