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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一
       那是1932年的阴历二月初八，一场罕见的大雪刚刚过后。那时我还不满15周岁，已准备好上农安中学念书的行装，打算第二天天亮坐大车启程。这时，忽然响了几下枪声，我看见父亲正拿着那支套筒子步枪和一支匣枪惊慌地跨出了屋门，窜到什么地方去了。继而就听到院中很近的枪声和呼喊声混在一起了，听声音好像是在用枪射击人。这时，我和母亲都惊呆了，预感到天大的祸事即将发生了。我和母亲悄悄地溜在东里屋我嫂嫂的炕上，发现我哥哥早已跑了。屋内除我们外，还有我嫂嫂的母亲宋大娘。时间不大一个大麻子脸高个头的胡子一手端着油灯，一手举着手枪闯进屋来。他一把把我从炕上抓出来。叫我端着灯，他腾出手来翻这翻那找东西，同时向腋下夹了几件我嫂嫂的毛衣毛裤什么的。这时，我宋大娘说：“这毛裤埋汰了，”用手往回拽。那胡子也不说话，一巴掌打在我宋大娘的脸上。之后问我有没有“盖子”，我说有。我领他到东厢房去取锅盖。一进屋正好看见一个马鞍子，他也不管我给他的锅盖，便背起“盖子”(马鞍子)领着我向大门外走去。正在这时他看见我爷爷从东边走来便不管我了，他把我爷爷绑上之后一直朝屯子西头的“秧子房”(集中关押人质的地方)走去。
       原来这伙胡子是由“为民”、“老天合”、“八方好”三个绺子临时凑到一起的。共约300人的马队，先到我家的那个大麻子叫“老天合”。他早就认识我爷爷。后来才知道“老天合”上一天由本屯一个内奸崔某领着他在屯子内外各处走了一遍，“插了签儿”(摸了底)，已做好了安排，谁从哪进，谁占哪院，绑谁家的“票儿”，“秧子房”设在哪个院等等。无怪他们能这样顺利地一举攻破了这个“大响窖”(有枪的大屯子)。
       我被“老天合”放开后溜到一个小户人家，给那家临时当了个傻儿子，整整一天不敢出屋。
       这一天这帮亡命徒在各个院里杀猪宰羊，翻箱倒柜，把东西共装了满满的8大车，光我一家就装了两大车。整个院子铺上了厚厚的一层粮食，车上套，马备鞍，一些牲口都在院子低头吃粮食，几口锅不停地做饭，做了一顿又一顿，吃了一伙又一伙。我母亲听说我爷爷被胡子绑去，“秧子房”设在屯西头的我八爷家，她悄悄地溜出去看了一下。
       当我母亲去的时候。“秧子房”当家的报号“说理”的，正在用二龙出须的马鞭子打我爷爷裸露的胸背部。要金镏子，要大洋，要大烟土，要全鞍马。我爷爷说：“这些都已经叫他们拿去了。”可是他还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一个劲儿地打，把我爷爷打急了，便豁出去了，破口大骂。我母亲边拭着眼泪，边向牟老爷的家走去。这时已夕阳西下，天渐渐地黑下来了。牟老爷是我屯中一位能说会道很有威望的长者，我母亲对他说：“老叔哇，你看见右任了没有?您能否跟胡子说说叫右任把他爷爷换回来，我爹年岁大了，又被打成那个样子……”牟老爷的眼睛立即就湿润了，嗓子也哽咽了。他翘了一下大拇指头，一句话也没说，打个咳声就走了。他对我说明我母亲的打算，我也一句话没说，下地就跟牟老爷到“秧子房”换我爷爷去了。胡子把我绑上，在我背后也缝上一尺见方的白布之后就叫我爷爷走了。临出门的时候，那个“秧子房”当家的叫“说理”的说：“老头!快点准备‘大项’(赎款)和‘小项’(送礼)，不然等着见你的孙子的‘耳级’(耳朵)吧!”
       这时，外面传来了“挑!”(出发)的号令，接着院内屋内都乱套了。“一棚，二棚……”(一排，二排……)的喊声，人吵声，马嘶声，其中我听见有人喊：“秧子的，‘连子’在东边!”我年轻时就手疾眼快，最喜爱骑马，我首先跑到东边的槽上抢了一匹又高又大的背鞍子的儿马子，用胡子的黑话来说，就是一匹带“盖子”的“骚连子”，我腿短够不着马蹬，又被一根绳子链在鞍鞒子上，没有整理和说话的工夫，随着一声“滑”(走)的口令，我们便蜂拥地挤出大门，向屯子东头驰去。到了我的家门口(老天合住的地方)，天已经完全黑了，不知为什么都停了下来。这时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边哭边喊我，她是我的右权妹妹，举着一条大人穿的破棉裤对我说：“娘怕你冷，叫你把它套在外面穿着。”有一个好心的胡子帮我好歹地套上了这条又大又厚又硬的棉裤，紧接着就拼命地向圈子的东大门外飞奔而去。恰巧就在这时候，后边的追兵来了，枪弹声从头上的高空飞过，幸亏我骑马的技术高超，无论啥样的烈马，一旦被我骑上，只要马不跌倒，我是不会掉下来的。
       忽听“妈呀”一声，“说理”粘管了(打伤了)，也不知从哪来个飞弹打在他的右外踝上。我们几个“票儿”心里都十分高兴，大伙小声议论，“他是打那个老爷子打伤天啦”。
       第二天的早晨我们到了一个叫做“二楼”的“不响的卡拉”(没有抵抗力的屯子)休息了。我们七个票儿一个挨一个盘腿坐在半铺火炕上，剩下那半铺炕躺着那个受伤的“说理”。炕热，屁股下坐的是湿谷子，裤子凉再加上骑马磨破了屁股，所以裤兜里湿漉漉地难受。
       “说理”这家伙可真恶。长的是一副凶相，铁青阴沉的脸上长满了络腮胡须，中等个头。年龄不过30岁，眼大无神，像双死羊眼，看谁至少也得三五秒钟目不转睛，他躺在炕上挨着我们，手中拿着马鞭子，死死地盯着我们几个人。谁一打盹，他猛地就向谁脸上抽一鞭子。他说：“好哇!你们都‘条乱了’(困了)，‘抻了条’(睡了觉)，想逃跑哇，没门儿!”
       雪化了，道路泥泞，道边仍有未化的残雪。我骑在马背上看着这么一大队胡子，穿红挂绿，个个喜气洋洋。有一个胡子竟穿着我祖爷的装老衣裳，口中哼着一些下流的歌曲和一些不伦不类的小调。
       下午，到了一处破烂不堪的瓦房子，几个胡子在做饭，一些胡子急着抢东西吃。我的肚子早已饿了，不知是谁用一个破瓦盆子端来半盆猪食一样的小鱼，小鱼煮得一塌糊涂，看不出是个鱼的样子，用手抓烫手。这顿“饭”谁也没有吃成就又“挑”了。
       自从抢了我们屯子以后。再未攻打或偷袭过任何一个“响窑”，停停走走一直向正北方向流窜。
       有一天上午，绺子经过乾安县的龙泉镇，走到镇南侧约100米的大道上，龙泉镇内向我们开了枪，子弹擦耳边而过。
       发出短而急的“吱吱”声音，有些像鸟叫，而不是悠悠的长音。这时炮头“打得狠”高喊：“借道走走!”接连高喊几遍，对方仍然开枪，他一面下命令：“拉开一马的档!”(马与马之间的距离要空一匹马的空隙)，一面跑出队伍奔龙泉镇，距镇约50米处站下来继续喊话。突然一颗子弹正打中他的帽疙瘩(他戴的是帽头式的四喜帽子)。这时他马上转
       回马头跑进队伍，口中不住地骂道：“早晚一定‘踢开这个卡拉’(攻击此响窑)，叫他鸡犬不留!”大队便飞驰而过。
       队伍绕过了一些响窑，直奔洮儿河方向驰去。
       天气一天天地暖和起来了，到处可以见到刚刚冒出地皮的小草。
       我们在洮儿河南岸的一个屯子(屯名忘记了)住了下来，一呆就是3天。我算了一下，我已经被绑离家1个月零几天了。此间从未洗过手脸，两只小手真像是一双老鸹爪子。这天，大当家的“为民”笑嘻嘻地来了。他穿一身将校呢的军服，长得很魁梧，很像个大官儿。几个小胡子见他进屋，都站了起来，让他“台上拐着”(炕上坐)，也没说上几句话就连连夸我什么孝顺啦，聪明啦，鼻梁高有福啦等等。最后叫我认他作干佬儿。在屋子里的一些小胡子和几个“票儿”都急忙地逼我说：“还不快下地磕头，你这孩子真傻!”我既不磕头也不表态，表现出十分腼腆的样子。“为民”还是很和气地对我和全屋的人说：“我家也是大粮户，为了逃避一场人命官司，不得不拿出自己家的枪和马。拉出来走上了这条绝路哇!”他命令一个小胡子给我打一盆水，叫我洗了脸，这也是一种特殊的待遇了，之后他又对我说：“你分给我了”。原来，“为民”、“老天合”、“八方好”三个绺子的大当家的，在这里分赃了，分完了车马财物之后，又来分我们这些“票儿”了。我的价格是银洋1万元，一个人顶好几个人的赎价，其余的6个人分别被分到“老天合”和“八方好”那里去了。
       从此他们三股土匪便分道扬镳各行其道了。我被一个叫“合财”和一个叫“西来顺”的两个胡子看管着离开了大队人马，步行到各处散游，如小集镇，网房子啦，“活人儿”和土匪的家等地，走到哪住到哪。这时我已被松了绑，活动也比较自由了，精神也活泼了一些，天气暖和了，我把棉衣的棉花掏出来当夹衣穿。
       在人们彼此谈话中，我才知道这些胡子都被招安了。“为民”当了东北军第八支队炮兵团的一个上尉连长，他的真名就叫徐为民。据说在投降的条件上还与官方协定了我们这些“票儿”仍必须拿钱来赎。但投降后就成为正式军队了，在军队里再绑着个“票儿”带着一块走，实在太不雅观了，因而，在条件中规定，可以由两个穿便衣的人带着“票儿”，与队伍保持密切联系，直至赎出为止。
       一天，突然给我扒光了上衣，用绳子绑起，为了不让我动，背上还横绑一条大扁担，让两个上肢伸直用绳子固定在扁担上不能拿弯儿，整个身子像个十字架。绑定之后领我从街西头的住处一直走到街东头一个小土地庙附近的一块空地。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从哪里出来五六个人，手中端着上刺刀的步枪站在我的周围，好像要枪毙我一样。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为什么忽然对我杀气腾腾?我十分害怕。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他们都在交头接耳地互相打听这是在做什么。一个持枪的胡子故意大声告诉大家：“这个小‘秧子’被我们绑起来两个多月，家中不来人，不‘上项’(送钱)，他在这里吃得又白又胖，比在家里都享福，我们是在‘叫秧子’啊。”原来不知从哪里传来一股谣言说：“小秧子”家来人了，偷偷地看见孩子在这里不遭罪，所以暂时不打算赎了，家人现在可能还没有走。所以他们才突然拉我出来游街示众“叫秧子”。家人能看见更好，即或看不见，左传右传渐渐地也能传到我家。这样就能很快拿钱赎我，小胡子也就可以从中分红了。
       他们当中一个人手持二龙出须的马鞭子，左右开弓来回在我前胸后背狠狠地抽打起来。大约40多鞭子，皮肤马上条条隆起，各个鞭花处都破裂冒出血水来，打完之后又把我带回原处，一进屋就把我按倒在地，用刚扒出来的小灰撒在我的伤处，再用脚蹬在身上，使我在地上来回滚动。我被糟蹋得不像样子，放声大哭起来。
       第二天，还是这几个“胡子兵”，因为他们既是胡子又是兵，进房来也不说话，就把我的左耳朵用两支筷子夹上了。筷子的上下端用细麻绳勒紧，我知道这是要割我耳朵了，我哭着要求松点绑筷子，那人说：“越紧越好，夹松了割不齐更疼。”正在这时，进屋一位老者，看样子有50多岁，挺精神，几个胡子兵看见他，都站起或转过身来说声“泰和”，向他致意。他一进屋就大声喊：“不许割耳朵!快给松开!”接着他又说：“这孩子上他姥姥家两个月不回来他娘还惦念呢，何况叫你们给绑来!听说这孩子是听他娘的话换他爷爷来的。我问你们，谁家的媳妇能舍得让自己的老儿子换回一个年迈的老公公呢?这样一个孝顺的孩子，你们知道将来能出息一个啥样的人，我绝不让你们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说来也怪，这些人谁也不敢吱声，乖乖地把我耳朵松开了。他刚刚进屋，那个叫“西来顺”的胡子小声骂道：“这个老东西!早不来，晚不来，他妈的偏偏在这个时候来，算干啥吃的!”可怜我的耳朵一直疼了好几天。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老者家住离此处不太远的一个屯子，是大当家“为民”的父亲，他听赶集的人回去说在烧锅熬镇看见了“为民”的部下在“叫秧子”，又听说他儿子当了连长，才从家里骑马特意来这里打听一下。他是个吃斋念佛的人。我不信佛，看来我的这只耳朵，也应当算是老佛爷给保佑下来的了。
       又过了两天，那个被称做师爷的“搬舵先生”来了。他姓张名叫太公，当个小尉副官。
       这位“师爷”进屋后，笑嘻嘻地交给我他事先写好了的一封信，叫我照原样抄下来向家“飘海叶子”(去信)。我用毛笔抄了他给我家写的“海叶子”，照样签上了我的名字和日期，交给了他，直到今天我还能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祖父大人：
       膝下敬禀者，万福重安。孙自被绑以来，家中无人来看，舍孙于九泉之外，无人可怜，每日三次拷打，痛苦难堪，周身俱破，坐卧不安，有心寻死，匪把我看，现在为民绺子已“落点”(驻在)乾安，欲知详情，请与去人细谈，送信人雇妥，银洋20元。见信持款速来，否则孙命难以保全。
       孙崔右任叩首
       四月三日
       大约过了20几天，那个送信人回来说：“家里看见‘小票儿’的信都痛哭流涕，家人都说虽然是孩子的笔体，但这不是孩子写的内容，准是照抄的。”这个送信人还对胡子说：“他家中可难了，连给20元也是东借西凑的。前些日子家中为救这‘小票儿’，准备了1500元埋在粪堆里，又被人盗去了，直到现在因无车马还没有送粪。现在已接近芒种，我看见今年的地有撂荒的可能。卖房子卖地没人买，我看见全家都‘挑袍’(盖衣服)睡觉，他们急得团团转。”
       我回家后知道他们的这番话全是真实情况，这也是我母亲在这人跟前说了不少好话，还从中给了不少“进项”的
       结果。
       这一个月来，我由被“叫秧子”、夹耳朵，到给家写信和听到送信人回来说的这番话，心中十分闷闷不乐，我想家了，特别是想我的娘了。不知不觉两行热泪顺着脸颊流下来了。
       阳历五月初的一天．“西来顺”和“合财”两个人领着我离开了这个住了很久的烧锅熬镇，在天黑前赶到了“为民”家住下。他家有个老太太，长得十分可亲，在她的头上成天裹着一块白布。这老太太是徐为民的母亲，她常年给她的母亲戴孝。使我终生不能忘记的是，那个端午节的早晨，当我起床时发现，不知什么时候这位老太太偷偷地在我的手腕脚腕和脖子上都系上了五色线绳，并且在我洗脸的盆里还放上了艾蒿，在我吃早饭的时候，还给我煮了5个鸡蛋。
       后来，这个八支队炮兵团和徐为民的这个连，都驻防到农安县城。家里就这个机会托人把我三哥崔右纯也安插在这个军队里，给徐为民这个连队当了个上士文书。之后，又找些能说会道的头面人物，把徐为民连长请到南门外宋大娘(我嫂嫂的母亲)家中，殷勤款待，大摆筵席，又抽大烟，又送金镏，最后只花了2000元现款算廉价地把我赎出。我回到家中的那一天是阴历七月十八日，我在土匪中间整整流浪了160天。
       摘自《中国黑道》，资料提供者傅苍树。
       之二
       我叫陈小明，我是吉林省四平市×××公司经理。2000年6月29日一7月11日之间。我被河北省××市××镇××村村民杨战伍伙同当地黑社会将我非法绑架，殴打13天，被抢劫人民币现金827．5元，被敲诈勒索9万元。
       2000年6月27日，我按照和杨战伍约好的时间，带领李胜(梨树县人)，从四平赶到河北省石家庄市。在此之前，杨战伍多次打电话约我到他那里去购货(油毡纸、地板砖)。因为我和他以前做过生意，就依约前去。6月29日上午8：30，杨战伍租了一辆车号为冀AQ2×××号出租车，把住在石家庄西粮招待所的我和李胜接走。中午时到达××镇，并安排我俩住在××镇京通旅社。6月30日上午8：00左右，杨战伍以看货为由，用事先备好的车号为冀AQO×××号出租车把我和李胜拉到离××镇很远的一处非常偏僻的地方。他们把车停下来(事先准备20多人和10多辆摩托车)，将李胜打下车，然后把我劫持到××市×x乡××村，他们把我绑起来，关进一间小黑屋里，上了锁。大约下午15：00—16：00之间，杨战伍和陶成功领着5、6个人开门进来，不容分说，拳打脚踢，把我痛打一顿，然后走了。当晚20：00—122：00之间，又进来一伙人(大约7、8个)，为首的是一个戴墨镜，穿红色短袖衬衫的男人。别人称他为“老大”。他一进来就破口大骂，问我欠杨战伍的钱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说：“我不欠他钱，他是约我来做生意的。”他说：“不欠钱就是打得轻。”他回头一招手，过来三个人，他们手里拿着绳子、木棒、铁棍，一边打一边嘴喊着：“不欠钱，老子扒了你的皮，说，欠不欠钱?不说，我活埋了你!”他们打累了，就叫人用三轮车拉来一个水缸大小的圆形油桶。要把我装在里面。陶成功及其家人劝阻，因为这是陶成功的哥哥家，他怕闹出人命。接着那个“老大”拿着刀顶着我，让我给杨战伍写一个17万元的欠条，我不同意，他就要给我放血，并又开始拳打脚踢。被逼无奈，我就按他们说的写了欠条，杨战伍拿出红印泥，强行在欠条上按上我的手印，然后把欠条收起来。那个“老大”又搜我的全身，把我的钱包抢走，里面有人民币600元整，并说：“就这点钱，连哥们喝酒玩小姐都不够。”他还威胁我说：“我和公安局已经联系好了，把你小子送到局子里去。”然后他们走了，我隐约听到走到门外的他们打电话说：“我现在配合得还可以，看情况再决定下步怎么办。”大约23：00左右，陶成功拿着一个塑料桶进来，让我往里大小便，门又上了锁。
       7月1日早晨，陶成功开门进来，劝我：“快给家里打电话，你不交钱。杨战伍绝不会放你。”我说：“你把杨战伍叫来，我和他面谈。”杨来了后，我问他：“你为什么绑架我，我什么时候欠你的钱了。”杨说：“就是去年我给你汇的贰拾万零陆仟元钱。”我说：“贷款我们公司都返给你了，再说我个人也不欠你钱!”他说：“说别的没用，我等钱用，你必须拿出拾柒万，否则别想走。”我说：“我根本不欠你钱，凭什么给你，再说，我也弄不到这么多钱!”陶成功说：“这数目确实太大，你们俩商量商量!”这时那个“老大”进来问：“你们谈得怎么样了?”我说：“他要的太多。”那个“老大”说：“你们别争了，你最低交出拾贰万元，否则你别想活着出去。”说完出去了。我和杨战伍继续商量，最后他定到拾万元。我说我没钱。陶成功说：“就玖万伍吧!”我在他们的打骂威胁下，实在别无办法，只能答应，就又写了一张玖万伍仟元的欠条，签字，按手印(现在拾柒万元和玖万伍仟元两张欠条都在陶成功手中)。
       7月1日上午9：00—1l：00，杨战伍还有那个“老大”等五个人用一辆三轮车把我押至××市××乡××村(这个地点是我向陶成功口中套出来的)杨战队家(这个人名是我在他家一个通讯本和别人给他写的半截信件上看到的，该人戴一副很厚的近视镜)。到达后，杨战伍他们强逼我给家里打电话送钱(在这期间，杨战伍强行将我全身仅有的227．5元钱抢走)，并扬言我不照做他们就在这里杀了我。我看他们一个个穷凶极恶的样子，别无选择，就给同来的又被他们打下车的李胜打了电话，让他找我表兄拿钱赎我，并告诉他必须在7月2日交钱，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打完电话，他们就把我关进一间没有铁窗的屋子(就在当天下午，他们才把铁窗安上)，同时在窗外，院墙外，屋顶上都派了人看守。既防止我逃跑，又防备外面来人救我。7月2日一4日，下了三天雨，这些人一直没有撤。
       7月2日下午，我在杨战伍他们的电话中得知家里已来人。杨战伍告诉我：“你家人来了，但他们报了案，我公安局里的哥们告诉了我，报案我也不怕，局子里咱有人，你等着瞧吧!”
       事实真如他所说，杨战伍自始至终没有离开我，但他马上知道了报案人和报案地点。7月2日下午14：00左右，公安局出动警车救我时，警察的人数，车辆数及行动方案，他都一清二楚，并在警察到来之前，把我转移，致使营救失败。而且杨战伍使用的移动电话说是公安局内部某个人的，这个电话一直开着，不许别人借用。
       为了应付公安机关的追查，杨战伍又多次打电话找到××市法院他的一个朋友，商量如何使犯罪事实不留后
       患。然后杨战伍一伙进屋来(逼我写下不是非法绑架的证明书)，并由法院的那个人将证明书送到公安局，证明书上他们让我把时间写为7月1日(实际上是7月8日)。同时杨战伍给看管我的人发斧子、铁棍、木棒等，告诉他们来人救我时，往死里打，他又派人去买炸药，说如果公安局来救我时就把我和公安局的人一同炸死。
       7月9日夜间，大约1点到2点之间。杨战伍、“老大”、杨战队还有骑摩托车的两个人，用桑塔那把我押到××市××镇××乡××村何留风家(此地址从摩托车驾驶证和来函上看到的)，又关押起来，此时我已被折磨得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身体极度虚弱。
       7月11日，杨战伍三人用冀AB2×××号桑塔那车把我押到××镇北一处像是水库的地方。然后他们留下人看管我，三个人出去了。很久之后，他们把李胜带过来，说钱已收到，放我走，李胜给了冀AB2×××号桑塔那车150元，这时，司机把自己的BP机摘下来交给同伙的三个人，并说：“我回来之后呼你们。”这辆车把我俩送到××市化肥厂门口，然后离开。李胜把我扶到火车站，半路昏倒，不知李胜怎么把我带上火车，回了四平。
       以上事实是我在回家后头脑清醒后回忆起来的，在这13天之间，我受尽了非人的折磨，杨战伍一伙人滥用私刑，用残酷的手段逼我写下所谓的“欠条”和不是非法绑架的证明书，用讹诈的手段从我家人手里勒索去9万元人民币。我呼吁省市公安局领导能查清这件绑架、敲诈、抢劫案件，帮我挽回经济及精神损失。在一个文明法制社会里。杨战伍等人无视法规，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此猖狂作案，令人发指。希望各级领导们能够秉公办理，打击这些穷凶极恶的罪犯，在这里，我及我的家人热切盼望着政府和公安局领导及干警能够伸张正义，为我这个受害者讨回一个人间公道。
       被害人：陈小明口述
       修乔记录整理
       2000年7月13日
       附：
       李胜口述的证实材料
       我叫李胜，系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人。
       2000年6月27日上午，陈小明让我和他一道去石家庄看一批货(地板砖和油毡纸)。我俩在27日下午17时乘火车从四平出发。
       6月28日下午14时到达石家庄，住西粮招待所。到达后，陈小明给一个叫杨战伍的人打电话。
       6月29日上8:00左右，杨把我们接走。车到离城镇很远的一个地方(地名不知)停下来，(有20多人和10多辆摩托车)将我一顿乱打，踢倒在地，然后把小明拉走，我记下了车号是冀AQO×××。十点多我返回××镇出租车点，经过一番打听，我得知司机名叫平均，传呼号为96888转67×××。下午十四点多，我返回石家庄西粮招待所，并将此事告诉陈小明家中。十七点多我返回××镇出租车点，找至冀AQ0×××司机，我说：“你能否帮我找到我的朋友?”他说可以。大约20：oo左右，有个人给我打电话(不知是谁)说：“你的朋友欠杨战伍的钱，你的朋友让你往他家打电话准备钱。”我说：“多少钱?”他说：“20．6万元。”我说：“我怎么跟你联系?”他说：“你呼我， 031l一717台呼2870×××。”21:00我赶至4××市公安局报案。他们让我到××刑警中队报案，我说：“我不想去那儿，想在这报案。”他们告诉我明天再来。
       7月1日6:00时，我接到杨战伍的电话，电话号码为13803369××x。说让我告诉陈小明的家里送过来20．6万元。并威胁说：如果不按时按数将钱送过来，就将陈小明杀掉，不允许我报案。报案也没用，公安局有他的人。
       7月1日9:00到××市公安局报案，公安局刑警办公室××主任说此案应该到××中队去办理，那是他们的管区。再三哀求也不受理，我就要求找局长。××这才勉强立案。当时是下午一点左右，由段××和贾××主办。下午16:00，段、贾二人告诉我：如果是绑架案我们不管，请到××刑警中队报案，要是他们之间有经济纠纷的绑架案件我们管。在这种情况下，我到局长办公室找到×副局长。在这段时间，杨战伍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你现在在公安局报案我已经知道了，但不是你的主意，是陈小明的表哥让你报的案，你必须撤案，否则我就杀掉陈小明。”我说：“我根本没有报案。”这时有个姓陶的跟我通话，说陈小明欠杨战伍的钱：“你快通知他家拿钱，报案也没有用，如果把事情弄大，你也要小心点。”我说：“大哥，我真没有报案，另外我也通知家里，明天就到。”我不知道为什么杨战伍他们这么快就知道了消息，因为我和陈小明的表哥通话时只有警察在场。我把情况向×局长做了汇报，×局长很重视。
       7月2日，×局长安排我和刑警大队长田x×见面。下午2点钟，陈小明的弟弟从四平过来，我与杨战伍他们联系见面，说给他们送钱。田队长安排警察和我一起去叫杨战伍等人见面，16:00左右，我到他们指定的地点送钱．他们说让我换车，我说我带的钱这么多，必须和家里请示一下，他说：“你要换车就传我。”我说：“行。”经过和田队长请示，田队长决定不换。我再呼他们时，没有回话，我大约呼了十五次，也没有回音。一直到18：00左右他们也没有回话。田队长让我到××刑警中队办公室去，见了面，田队长说：“这个案子不好办，恐怕时间要长一些，我让××刑警中队管此案，由丁队长和中队长主管，你今后有什么案情和他们联系。”20:00，杨战伍和我通电话说：“我知道警察和你来救人，你们一共来了三辆警车，我告诉你，公安局里有我们的人，想要人的话马上撤案，以后我再跟你联系。”
       7月3日，丁队长说：“有两个案犯被抓住，正在审问中。”7月5日，警察把抓住的人放了，说不是绑架陈小明的那些人。7月8日，我又接到杨战伍的电话，电话号码为03ll——9061×××。让我转陈小明家人，送来9．5万赎人，否则要杀人。7月10日，家中来人把钱送到。我打电话告诉杨战伍，他告诉我：“你到××镇××村村委会找直国庆书记。他会和你办理放人之事。”14:30左右我和陈小明表哥找到×局长，把情况介绍一下。x局长安排两名侦察员协助一起去××村。
       我们赶到××村村委会已是18:00，找到村支书记直国庆，直又把治保主任薛大强(这时两名侦察员说认识治保主任，在这种情况下两名侦察员暂时撤掉)叫来。直书记和治保主任说：“这件事我俩知道，如果你要诚心交钱，‘我可以担保把人放出来，但是你们必须先把案撤掉”，我说：“可以，但是我和你们刑警队关系不熟，要撤案必须你俩和我一同去。”到警队以后，直书记找到田队长。田队长说：“不行。”20:00左右，直书记和薛主任要吃饭。我花了150元请他俩吃饭。21:30直书记说找杨战伍的妻子问一问行不行。22:30直书记回来之后说：“只要你把钱交上，再写上自愿的证明材料，我就可以放你的人了。”我俩正在写材料时，x x镇刑警中队赶来，把这事给冲散了。直书记说：“今天的事就不行了，明天上午你再过来。”
       7月11日，我们又来到××镇X×村。直书记说：“我去找村长，让他帮你办撤案一事。”12:40直书记回来说：“村长今天回不来了，咱们先吃点饭，下午不用撤案，直接办。”中午在治保主任家开的饭店吃饭，我花掉120元。下午15:00左右，直书记把民兵连长赵某和治保主任薛大强找来，由村委会担保，只要我交钱，他们就放人，他还让我写下了自愿以钱换人的材料和不追究的保证书(所用稿件是村委会专用纸)，在场的人都按了手印。直书记把杨战伍的妻子找来，杨战伍的妻子把钱拿走了。然后我跟直书记租了一辆三轮车接人。
       在一个水库边上，那个“老大”带着八个人，迎住我们，然后把我带到一辆桑塔那轿车前，告诉我陈小明在车上，并让我给司机150元钱，司机把BP机摘下来交给同伙的三个人(看押陈小明的人)，说：“我把他们送走之后再呼你们。”司机同意把我们送到火车站。同时直书记对我说：“我不能白给你们办事，你得给我钱。”说着，把我手中的500元钱抢走。
       桑塔那车把我们送到××市化肥厂门口，就把我们撵了下去。陈小明不能走路，我扶着他坐车赶到石家庄市火车站，回了四平。
       李胜口述
       修乔记录整理
       2000年7月13日
       资料提供者：王丽梅，教师，现居吉林四平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