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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语文]合作化日记(1954—1956)
作者:云昌瑛

《天涯》 2001年 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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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年3月15日 晴
       春节刚过,海南区和琼山县直属机关干部分别集会,欢送首批“办社专家”56名下乡,奔赴海南岛著名革命老区、冯白驹同志的故乡——琼山县一区各乡创办农业生产合作社。
       56名胸前佩带(戴)红花的“办社专家”,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刚出学校大门走向社会大门的年轻人。四五人合起来不超过一百岁。他们都是第一代文化人,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还有私立的杂牌大学生,短期轮训的大学生。海南区党委第一书记张伟烈亲自带队,区党委农村部副部长张丕林和区党委农村部互助合作科长兼任琼山县委第二书记刘亲先下乡蹲点办社。刘亲先兼任一区委第一书记,真正做到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当我们这些“办社专家”坐大货车来到琼山县一区委所在地——土桥市(墟镇)时,大门口、大街道、大树上,都悬挂着横幅:“热烈欢迎办社专家下乡来!”五彩缤纷的标语贴在墙壁上、树干上,三角彩旗随行人挥动,夹道欢迎,像当年欢迎土改队的盛况,所不同的就是土改队中有老同志,有大军和南下干部,说国语,还要带海南人当翻译,这批“办社专家”都是青年人,像“学生哥”、“后生仔”、“城市姑娘”般充满生气和活力。刘亲先书记向欢迎的干部群众介绍说。这批“办社专家”中有不少同志曾参加过土改,在土改中入党入团,是一支骨干力量,是一支血气方刚的有文化的队伍,有能力有决心信心搞好合作化,请老区人民放心。顿时,会场四周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欢迎会结束后,全区(即今红旗、云龙、旧州三个镇。日记写作者注)19个乡的党支部书记、乡长和农会主席分别领着“办社专家”下乡安置到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户”家里,有的已安排好小房间,有的临时拆下门板在客厅打平铺,有的连孩子结婚用的房子也让出来了。3月16日 晴转阴
       我和陈凤中同志被宣布留在区委和办社专家联合办公室工作,由刘亲先书记直接领导。他主持办公室第一次会议,明确任务和操作方法:除处理日常事务和编印“生产与合作资料”、“社员生活”小报外,还要随检查组下乡下社撰写调查报告。办公室设立在当年日本鬼子驻扎的日式高脚矮小的木屋里,出入要驼着背猫着腰,十分不习惯。宿舍也是日本人遗留下来的矮小木屋。刚收拾好办公室,区委所在地的土桥乡党支部书记兼乡长、二七年老党员丁裕高同志主动上门聊天。他深有体会地说,这里是海南岛23年红旗不倒的老地方,又是冯白驹同志的故乡,党的威望最高,老区人民最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土改队和办社专家都是党派来的工作队,被当亲人接回来,我们热情支持你们开展工作。当我们拿出由区党委农村部和琼山县委签章印发的绿底红字《办社专家工作证》给他看时,有姓名、性别、年龄、职务、文化程度、免冠照片。他得知我们这些“办社专家”的工资待遇是供给制,每月三万(约等同现在三元人民币。日记写作者注)元津贴费,就连声称赞说:“这真正是农民自己的专家,和解放前党派的特派员差不多,除吃饭、穿衣外,就是几元津贴费。”
       5月1日 晴
       矮小的木屋里挤满了人。刘亲先主持总结试点办社经验,向全区铺开。集中精力总结三个试点社:一是云龙乡儒传村王镇清互助组(他是高小毕业生,带头回乡务农),发动农民报名入社,处理好土地、劳力、耕牛、农具“四固定”,率先成立儒传农业生产合作社,王镇清当选社长,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新闻人物;二是土桥乡本立村互助组,它是由39年入党的老党员李恒章领导的老革命村庄互助组,思想基础好,觉悟高,报名入社百分之百,处理“四固定”入社时,都说:“一家一户是小家,以社为家,就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于是本立农业生产合作社顺利成立,李恒章当选社长,后者居上,大名远扬;三是云龙乡本礼湖村老党员丁柳英领导的本礼湖村互助组实行过渡转为本礼湖村农业生产合作社,丁柳英当选社长,急起直追。三个试点社相继成立,及时总结作法与经验。由区党委和县委发文件通报,宣扬三社(试点社)100户农民入社前后的精神面貌和生产变化。县、区、乡三级力量,培训骨干队伍,由刘亲先出点子写成的“全面铺开,迅速掀起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新高潮”的文件出台后,全区合作化程度迅猛发展,全区以乡为单位成立办社工作组,由区委委员和办社专家当正副组长,而土桥、云龙、旧州、龙发等划片队(四五个小乡)由县委和区委领导当片队正副队长,直接指挥运动。
       5月20日 晴 傍晚
       区党委张伟烈书记吃过晚饭尚未洗澡,就对我说:“小云!咱们和农民交朋友去,你勿叫我张书记,叫我老张就好!”他脱下衣服,披上旧军装就走,走到附近的本立、白玉村的农民中间,不耻下问,兼听则明。李恒章、张梦生、莫永蕃几位党员干部要开口喊“张书记”时,看见我的眼色暗示便改嘴称“老张同志”。结果得到许多真实情况,如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权问题,是掌握在共产党员、贫下中农手里,还是让中农和富裕中农摆布,“四固定”折价不合理,成为变相归公……回到办公室后已是深夜,张书记叫我们起草个文件,牢固团结中农,发挥中农土地、劳力、耕牛、农具齐全和有文化有技术的优势,为合作化服务;“四固定”入社自愿,折价合理,既保护贫农利益,又要防止“榨中农油”的做法。
       6月5日 阴天
       典型见面会在木屋小礼堂举行。刘亲先书记主持,海南区党委农村部检查组两位科长应邀出席参加,老县委书记王琼明同志带领工作组深入冯白驹同志故乡——大山乡办起第一个农业社,并亲自给区党委写报告,荣获批转党刊《海南工作》上发表,介绍经验受表扬。同时,也有一名琼山县某单位的王副科长带领一个工作组下到岭东乡企图创办超百户的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要“一鸣惊人”。由于是“超级大社”,被区党委农村部卡住了,我们前往该社检查验收,区党委农村部两位科长拿着户口册在社员大会(乡支书、乡长、农会主席和社长、工作队全部参加),逐户点名验收,每点到一个户主名字,那个户主就应声“到”,科长就圈圈,示意有人在。当点到其中五户人家都没有一个户主应声,又点第二遍,第三遍,仍然没有丝毫应声,只听到会场里传来嘻嘻哈哈的笑声。那科长大声说:“笑什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大家又不敢回答。会场寂静无声……会后,终于揭穿了这个“谜”——他办大社的“秘密”原来如此:这个姓王的副科长同岭东乡乡长商量,在几天内,拿来全乡各村户口册,一户不漏地抄写户主姓名,代为集体报名入社,先申请成立社后造册上报归档。结果,弄巧成拙,连五户死亡绝
       户也被“发动”入社,造成“拉”死人入社的奇闻!区党委通报批评,那位负责办该社的王副科长在典型见面会上作了检讨。
       8月8日 阴天小雨
       合作化全面铺开,办社步伐加快,不止三步并作两步,简直办社进度要“日进千里”似的在跑步、在赛跑。由于时间急,限期15天成立昌洽农业生产合作社。“四固定”处理有点粗糙。加上两名工作队员不懂海南话,解释党的互利政策不够通透,给一些人钻了空子,兴风作浪,掀起一股退社风。当天黄昏,我和韩岳书记从区委开会回来,刚回到村里气候有点变化,三五成群的社员在议论什么。跨步进入“三同户”吴多盛(老党员、社长、农会主席)的家,邻居的党员妇女社长左桂英和党员玉兰也闻讯过门来,提出晚上该不该召开社员大会的问题,还来不及讨论,就有人冲进来报告:“部分人闹退社,正在抢夺耕牛农具哆!”工作队、党员干部一齐冲出去,我们看见有人拉着大牛走,拉好牛走,拉断了牛绳,拉破了牛鼻,鲜血滴滴流,有人扛着大农具猫着腰走小路……乱作一团。我们看了此情此景,真有点“同仇敌忾”的劲头,一齐冲上前去,拦住各条路口,一个保卫合作化的战斗就要开始了。吴多盛指挥民兵手拿步枪举起,韩书记的手枪也掏出,子弹上膛,准备对空鸣枪警告,以压住退社社员轻举妄动。这些社员见势不妙,便拉回耕牛入舍,送回农具入室……当晚八点,我们工作组照样在昌洽村祠堂开会。刚刚评工记分完毕,接着宣布社员大会开始,就发现在祠堂外围有人骂声、掷石子、会场里也有人帮腔。突然,“喳叮”几声,开会桌上的煤油灯灭了,“有人打灭灯!”一声令下。几个人马上拿灯来点着,灯又灭了,从外面撒来大把大把砂土,叫嚷着:“赶走工作队,还我土地、耕牛和农具!”这时,几个党员干部干脆拿来几个手电筒结在一起照亮整个会场,时间一久又忽明忽暗起来。左桂英妇女社长的丈夫林绍武同志在六区当副区长,恰巧回家探亲,听说群众围攻工作队就赶到现场,大声疾呼:“你们还要不要共产党领导,围攻党派来的工作队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不管有多大的问题,也只能派出代表坐下来谈。绝对不能围攻工作队,老区人民千万不要干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一席义正辞严的话把基本群众唤醒,把坏人的气焰打下去,连原来站在窗外煽风点火的县文教科姓吴的科员也夹着尾巴溜走了。
       8月9日 晴
       昨夜开会被“围困”解围后,夜太深了,我和韩岳同志顾不得洗澡,一躺下客厅的床铺就呼呼地睡着了,连前后大门也没有关好。翌日清晨,我先起床漱口,发现有人用墨水在韩书记脸上画得乱七八槽。我惊讶地叫:“韩书记!不好,有人乱画呀!”韩书记一骨碌爬起床,揉了揉眼睛看我:“哎哟!你的脸部和背上也都被画了几处,还丢下墨水和毛笔,床上留着一道深深的脚印……”韩书记和我立即把门关上锁住,保持作案现场,赶快去乡政府打电话报案。当天中午县公安局派驻一区公安特派员王鸿名同志赶到现场,进行侦察,根据作案迹象和嫌疑人特征,传讯一个历史反革命,一个反动富农和一个伪甲长。结果,终于破案,果然是他们三个家伙带头煽动社员闹退社、抢劫耕牛农具和围攻工作队不得逞,那个反革命分子和富农分子竟然夜里乘虚而入,用笔墨乱画工作队领导人身子,污辱人格,破坏合作化。
       1955年3月2日 晴间多云
       全区初级社普遍得到巩固发展。李恒章领导的本立初级社率先到级,转为土桥乡红旗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由全乡的本立、白玉等几个初级社合并而成,在同自然灾害作斗争并口抗灾生产中取得很大成绩,显示越来越大的优越性。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领导人李立三偕同苏联籍夫人、邓子恢、廖鲁言等,来到红旗社考察,并亲切会见我们这些“办社专家”,他们充分肯定红旗社的成功经验,指出努力方向,希望红旗社的红旗要高高举起,插遍全海南岛去,像23年红旗不倒那样高高飘扬……接踵而来的便是苏联老专家带来一批青年专家,都是那些刚跨出校门的大学生,年龄二十左右,指手划脚,要求办成苏式农庄,搞苏式猪场、果园……希望“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在一区陈秀乡安家落户的广州青年垦荒队一马当先赶时髦改名成立广州青年农庄。
       3月5日 阴雨天
       黄昏时节,我跟随区委王金身书记骑单车向旧州乡政府所在地奔驰。路经太乙村村前塘牛车路处,突然响起一阵“砰砰”的枪声,接着传来“哎哟!救命呀!,”的惨叫声,我们立即向出事地点赶去,志愿军老兵、党员田兴宝等人也赶到现场,沿血路寻觅事件踪迹,隐约听到不远的田头山塘里渗出一个个咝咝响的水泡,用手电筒一照,两只人脚露出水面……将尸体打捞上来,原是富文村一个老中农,他妻在合作化中同一个年青男子汉发生爱情,其妻便用二个光洋和杀一只肥鸭做酒菜招待,收买一位青年民兵,趁她丈夫出村走亲戚之机,由她带路领民兵埋伏,拦路开枪打死丈夫,以达到另嫁的目的。但事与愿违,她和凶手连夜落网。她还说:“我丈夫老了,不打死也会病死老死,迟早都是死!”
       3月8日 晴间多云
       我们片队的同志在旧州粮站的仓库楼上过夜。刚入梦乡,就有人敲门报警:“光明之路高级社社员暴动了,几百人包围殴打工作队……”我们这些办社工作队像消防救火队那样,哪里有火情就往哪里冲。当务之急就是要到现场去,摸清情况,瓦解受蒙蔽的群众,营救工作队,孤立和打击敌人,保卫合作化。于是,我和区委王金身书记、郑心武片队长亲自到旧州驻军区支队(炮团)求援。庄团长答应出兵一个班五人,由一名排长带队,五名解放军战士全副武装,排长背着冲锋枪,手拿广播筒跑步进村,我们紧跟后边前进。排长嘴贴广播筒喊话:“老乡们!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为人民解放翻身服务的,农业合作化是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农民要响应合作化,解放军要保卫合作化。”反复广播喊话。通过一道道暴动农民自立的封锁防线和岗哨,我们这些“土八路”却被卡住搜查,暂时受委屈,不准带武器进村,连区委王书记和片队郑队长的自卫手枪也被“缴了械”。原来是光明之路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了庆祝合作化第一年过革命化春节,由工作组、党员干部带头破除迷信,搬出所有祠堂里的神牌、神像,刀斩火烧……被坏人暗中利用巫婆“降神”,煽阴风点鬼火,挑动全村二百多名受蒙蔽的社员手持扁担,追赶工作队,要保护老祖宗不受侵犯。最后把工作队包围在一个祠堂式的学校里,工作队员吴乾倬等被
       围困三个小时,党支部书记兼社长、原琼崖纵队某连指导员吴淑和同志站出来保护工作队。他说:“我淑和二爹在战斗中被子弹打掉一个睾丸我都不怕,难道面对这些手无寸铁的社员我还怕么”?刚入团几天的民兵干部陈继麟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身躯挡住农民的木棍。从客厅八仙桌底下退入房间,工作队躲在海棠树制成的木床底下,暴动农民又由客厅冲进房间。见势不妙,陈继麟当机立断把房门关上顶住,急派一名民兵从房间屋顶扒瓦爬出去向旧州片队报告,立即组织这次保卫合作化的大行动。排长带领的五名解放军口口声声喊话进村,进入祠堂,排长拿广播筒喊话:全体社员到操场集中开会。一二百人退出祠堂,汇集广场,排长在训话,贫农站前面,中农站中间,其他的站在后头;班长持冲锋枪跳上祠堂小亭制高点,两名战士在大门口站岗,一名战士在来回巡逻……很快就把大队伍集中操场。贫农、中农和其他成分的农民打发回家疏散了,剩下一小撮人在祠堂里选代表“谈判”,一部分一部分地分化、瓦解,最后剩下28人、12人、8人,便收“网”审查。从8名家伙中筛选3名头面人物拘留审查,将一个反革命分子、一个伪电台台长和一个巫婆逮捕法办。
       3月10日 晴
       今天上午,区委召开全区工作队、乡党支部和高级社社长会议,宣读区党委文件通报表扬嘉奖一区委和驻军五支队(炮团)平息旧州光明之路高级社社员暴动事件,表扬陈继麟同志保护工作队,保卫合作化有功,直接吸收陈继麟同志参加中国共产党。
       3月16日 阴天小雨
       晌午,有人上市报告岭西乡新客村农业社发生“七仙女”集体投江(南渡江)自杀事件,我们亲自赶到现场观看,同村的七名姑娘用绳子绑成人排,投江自杀后浮出水面……原来是新客村一位巫婆歪曲电影《天仙配》,利用封建迷信诱惑该村七名姑娘决心集体投江自杀变成“七仙女”飞上天……经当天查访取证,乡、区人民政府立即将该巫婆捉拿归案,交与司法部门处理。
       5月18日 晴
       区委书记、区长和工作队长都分别下乡下社去了,只我一个人在办公室写材料,突然听到一阵清脆的小汽车喇叭声。原来是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副省长冯白驹同志受党中央和省委的委托,重返海南故乡慰问老区,考察合作化来了。霎时,蹲点在红旗农业社的区委副书记吴乾翔同志赤脚从下面赶回来。冯白驹同志一只大手握着小吴的手,说:“小吴,你调来这里多久?”小吴解释似的说:“我不是调来,仍在区党委宣传部工作,只是来红旗社搞宣传点,为了联系工作需要,兼任区委副书记而已!”冯同志笑着说:“小吴,不用解释啦!反正你是区委副书记,又是合作化前线的指挥员,不要有做客思想。”小吴连忙点头说:“不敢,不敢。”这时,闻讯而来的人越来越多,几乎把冯白驹同志团团围住,呼叫声、笑声汇成一片:“冯同志。冯同志!,"冯白驹同志一个身子扑上去,同二七年老党员、土桥乡乡长丁裕高同志拥抱说:“丁裕高同志你还硬朗啊,我为你祝福,过去战时你是革命老区老屋主,如今又是合作化的老屋主,太光荣了!”丁裕高不好意思地说:“冯省长!我做的还很不够,不要太夸奖了。”冯白驹摆摆手势说:“请不要称我省长,叫我老冯,叫我冯同志就好了。”丁老立刻改嘴说:“冯同志,老冯同志。”老冯老丁的眼泪都流下来了。
       县委书记管寿章闻讯后,骑单车从县委县府所在地的岭脚赶来向冯省长汇报工作。冯白驹同志摆手暗示。说:“老管同志,我先下去看看,不要先汇报,眼看耳听为准,脚到手到,才是第一手资料。”说罢,他匆匆地出去迎接客人。原来冯白驹同志安排看望的为革命牺牲的优秀共产党员、指挥员、琼崖纵队一支队副队长兼第一大队长黄大猷烈士的妈妈黄大妈来了。老冯同志快步走到小车旁,亲自打开车门,投进半个身子,用双手深情地抱着黄大妈下车。黄大妈紧紧地抱住老冯,烈士妈妈和儿子重逢了!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烈士妈妈的泪水洒在老冯同志的怀里。而老冯同志的眼泪一串串地滴在黄大妈的身上。在秘书和医生的帮助下,老冯同志一口气把黄大妈扶进他的卧室,躺在他的睡床上休息,然后叫医生对黄大妈进行体检。她老人家说:“老冯呀!我有点老人病,但一见你回来,如见大猷回来一样,我的病也好多啦!”说着,泪水填满老人的眼眶。这时,老冯紧紧握住黄大妈双手,含泪说:“黄大妈!你不要太难过,太悲伤,侬在如猷哥在!”临别时,老冯同志掏出二百元交给护送黄大妈的二区委干部说:“区委区政府长期给黄大妈生活费,照顾很周到,我非常感谢,现在我给黄大妈二百元零用钱。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5月19日 晴
       由区委副书记吴乾翔同志主持,县委书记管寿章参加的老区合作化代表座谈会在区中心小学礼堂举行。冯白驹在讲台上就座,我和他的秘书分别坐在两边的席位上,当记录员。代表们一见面,就欢呼冯省长。冯白驹同志再次站起来道谢.并纠正说:“不要叫我冯省长,叫老冯!”他从讲台上走下来,和一百位代表一一握手,还准确地点出许多代表的名字,使座谈会的气氛更加活跃起来。老冯回到讲台说道:“我这次回来慰问老区,考察合作化,请大家多多提批评意见。”老冯这么一说,打开了代表们的话匣,他们滔滔不绝地说开了。一位中年妇女站起来发言。冯白驹一眼就看出来,她正是长泰村有名的老屋主永刘嫂。他支持说:“永刘嫂呀!你大胆提吧!”她说:“饱人不知饿人肚,我家每月每人只拨13斤统销粮,不用说吃干饭,就吃粥也都是吃半肚。”冯同志听了,态度温和地说:“是呀!人以食为天,不食不得了,老区人民合作化后仍吃半肚饭,首先我要向大家作检讨!”代表们不同意说:“这不是上面的事情,是下面有问题。”接着,冯同志叫吴副书记把谭、冯两位副区长请来问清楚。原来统销粮少得的原因是工作马虎,按人口平均分配,造成偏多偏少的不合理现象。冯同志问老管:“县里是否有点机动粮拨来?”老管说:“有,有,可以拨点。”冯同志又对两位副区长说:“做父母官的要动脑筋,发动农民多种蕃薯、瓜菜,搞生产自救。”当长泰村另一位代表要求政府拨款建设该村门楼和围墙时,全场鸦雀无声地看冯同志表态。冯同志站起来说:“我是长泰村人,解放前敌人摧毁了一个旧长泰村,解放后政府已经拨款重建了新长泰村,家家户户住上了新房,应当以实际行动感谢政府,不应当再向政府伸手啦!”
       8月12日 晴
       金黄色的秋天,意味着万物成熟收获的季节。今天,在区委所在地的广场上搭起一座高大的戏台,布置大会场,主席台前面悬挂横幅:“琼山
       县一区热烈庆祝进入社会主义大会”。左右对联为:“全部实现合作化日”和“大步进入社会主义时”,标志着几千年的单干农民成为农业合作社的集体农民,标志着农民渴望已久的社会主义已经到来。全区一百零几个农业合作社社员都以新农民的姿态列着队伍,举起标语牌和五彩小旗,高呼“庆祝毛主席关于合作社问题的报告的发表”、“庆祝全区实现合作化”、“庆祝进入社会主义”等口号,跳秧歌舞、舞狮,欢天喜地进入会场。当宣布“庆祝进入社会主义大会”开始时,海南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播音人员更加忙碌,他们一会儿采录区党委、县委、区委各级领导和农业合作社代表的讲话,一会儿剪辑会场音响,一会儿又要配乐加记者插话。由于现场实况采写记者韩作民同志是我早年的同学,播音员罗萍同志也是我早期相识的老朋友,所以,我自然而然地成为他们的编外记者,好帮手,较好地完成了“庆祝进入社会主义大会”的现场实况录音报道。
       当晚,全岛农村联播节目里,果然播出琼山县一区庆祝实现合作化进入社会主义大会现场实况录音报道,使琼山县一区成为全岛注目的地方——合作化发源地。
       9月25日 雨后天晴
       今天,在区委开会,传达北京喜讯:原来由刘亲先书记牵头出点子,我和陈凤中参与撰写《红旗社在同自然灾害和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中巩固发展起来了》的经验文章。文章经过刘亲先书记修改,以琼山县委署名,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吴南生同志最后审稿定稿带赴北京“参赛竞选”,文章中了“状元”,荣获毛主席亲自写上“按语”:“办大型高级农业社最为有利……红旗社证明了这一点”。“重要的是做出榜样给农民看。”
       9月30日 晴
       又迎来了第二个喜临门。那就是广东省委和省政府为了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表彰红旗社的批示,派遣一批农业专家、农艺师、技术员和经营管理专家二十余人浩浩荡荡来到红旗社建立海南区唯一的农业技术推广示范区,以红旗社为基点,创造经验,向全区各农业社推广,包括推广水稻优良品种,推广新式农具,推广氮、磷、钾肥料,推广使用各种农药的经验等,深受农业社和社员的欢迎。广大干部社员欣喜若狂,庆祝农业技术“示范区”的建立,举行“广东省海南琼山一区农业技术推广示范区”挂牌仪式。
       10月5日 晴
       区委开会研究新情况,如何适应合作化后的新形势。自红旗社出名后,成为海南岛合作化的一面旗帜,成为农村乃至各部门工作的试验区。从海南到琼山县的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都到红旗社挂职蹲点,各部门如宣传、文化、农村、农业、青年、妇女、民兵等十多个单位纷纷派干部到红旗社驻社办点,驻社工作队顿时增加好几倍,多则二十多人,少则十多人。于是,就成立驻社工作队党支部,加强领导,统一指挥。唯有驻社记者组例外。原来驻社工作组均在本立村李振东“三同户”家里吃饭,他是五六十岁老劳模,专为工作队买菜做饭也忙不过来,变成劳模要“脱产”了。驻社工作队党支部只好另设工作队食堂,请膳食员单独开饭。从此,工作队联系群众少了,群众观点淡薄了,最终闲得发慌。
       10月13日 晴间多云
       海南日报发表驻社记者组写的第一篇小品文《老朱和他的肉》,批评红旗社驻社工作队闲得无聊,开饭时争抢“菜顶”大肉块,老朱好不容易挟来一块又大又肥的肉块做“菜顶”放在窗沿上去打饭,不料一只公鸡飞上去啄走了……《社员生活》小报的朱之光同志是县文化馆的艺术干部,老朱一看那篇《老朱和他的肉》的小品文,马上对号入座,认为是批评自己了,便丢掉纸笔罢工,气势汹汹,直到区委找刘亲先诉苦。刘书记亲自打电话去海南报社干涉,驻社记者组曾珊、曾庆松、何瑞华同志解释说:该小品文透过虚构情节,批评一种社会现象、倾向,并非真人真事,请老朱同志不要对号入座。解释归解释,批评归批评,而反批评的架势依然存在,一触即发。
       11月6日 晴
       区党委杨泽江书记为了制止事态扩大,减少红旗社与报社之间的摩擦,避免“打内战”、“打官司”,便亲自主持县委、区委和驻红旗社工作组领导同志和报社总编辑开“思想见面会”,各自多做自我批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双方共同遵循一个原则:红旗社是毛主席亲自批示表彰的海南岛唯一的合作化旗帜,只有护旗、举旗的义务,没有护旗、砍旗的权利。当然,驻社工作组只能当参谋,不能包办代替,要发扬民主,让社员当家作主。红旗人要有自知之明,不要红旗批评不得,要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共同进步。
       1956年2月7日 晴
       广东省第一次区委书记会议暨第一届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在广州隆重举行。
       大会开幕式上,云龙乡高级农业社党支部书记、特等劳动模范黎春桂(女)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同陶铸、赵紫阳、古大存、冯白驹等领导同志就座主席台上,我则坐主席台左边工作人员座位上作记录。黎春桂大会发言用海南话,我翻译成普通话。下午分组讨论,陶铸、赵紫阳、冯白驹三位领导同志主动来海南组听代表发言,他们表扬琼山一区和红旗社的合作化程度及经验,受到毛主席的批示表彰,是你们的光荣,也是省里光荣。表扬黎春桂抱婴儿赴会。便交代大会秘书处给黎春桂派来临时保姆,还给红旗社长、特等劳动模范李恒章送来棉衣……最后,由我执笔以黎春桂、郑建川、丁琼玉署名写经验性文章:“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仁三社高产甘蔗经验”和“红旗社青贮饲料养猪经经验”三篇稿子送《南方日报》发表。
       2月8日 晴间多云
       我在广州过春节后仍留在羊城写劳模文章,突然接到省团委转来团中央的报喜信。原来团中央在合作化中征求团员意见,我和办社专家工作队的团员黄培焕同志以团员的名义向团中央上书建议:新民主主义推翻了三大敌人,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而新民主义青年团应更改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青年团;团中央来信接受此合理化建议,将提交下一届团代(即团三大)会讨论,更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团委转发此一建议和文件,表扬云昌瑛、黄培焕两位同志关心政治,关心团组织,是团员青年的好榜样。
       4月9日 晴
       这是一生难忘的日子。我和一批“办社专家”工作队员及高级社社长被正式批准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并在区委院子的椰子树下举行入党仪式。同时,刘亲先书记代表县委和区委和我谈话。他说,从今天起,你已是党的人了,党组织决定选送你和朱文光同志上省里新闻班学习,系统地学习《新闻学》、《逻辑学》和新闻业务理论、编采知识的必修课,学成之后将回县创办《琼山报》和《琼山农民报》。
       资料写作者、提供者:云昌瑛,退休干部,现居海南省琼山市。(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为本刊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