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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兆忠　译
       一
       坐欧洲航线的轮船从马赛向日本进发时，开始能够清楚地听到日本电台的广播节目，是轮船横渡印度洋、靠近马来半岛以后的事情。这周围的许多地方，十五年前我们在报纸的标题上天天都能读到，从此以后则一次也没想起来过。但这是过去的话题。对于在船中的我们来说，只有到现在，才得以开始同当下的活生生的日本接触，那是日本的旋律通过扩音器在轮船内回响飘荡的时候。伴随那种久违了的流行歌，日本的广播电台不惜一切、万事唯大、一天到晚地播送着节目；伴随那种悲伤、涕泣、潸然、刻骨铭心的旋律，所谓的日本开始了。
       这种情形在欧洲是肯定看不到的，欧洲的旅行者大多都是在秋天的威尼斯听船歌，在圣诞节的伦敦听赞美诗的合唱吧，要不就是在德国南部的啤酒屋听欢快活泼的民谣，在法国的电台节目里听民歌手巧妙地捕捉时事、内容诙谐的现代民歌吧，而且他们还会听到那种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演奏都带着奇妙的、骚动的爵士乐。但是无论在哪里，都不会听到那种好像专门为了抒发凄凉的、郁闷的、充满眼泪和叹息的感情而作的短调歌，旅行客于是就认为：这就是日本的特产——日本，一个眼泪与叹息的国度!
       而且，回到日本后更发现，把日本全国浸泡在眼泪里的，并不仅仅是那些流行歌；眼泪和叹息，并不是广播电台的专卖。
       电影公司一成不变地炮制那种“催人泪下”的作品，它们通常讲述母、子，或者父母儿女两代人受苦于义理人情两面夹逼的故事——总之，只要能让人掉眼泪就行。也许有人会说，日本的电影公司不只搞这些名堂，这自然不错。然而，说起来有点可笑，大众电影虽然全世界各国大同小异，像“催人泪下”这样的广告其它任何国家都不会轻易地哪怕采用一次，它只是日本的特产，并不能像拨动日本人的心弦那样轻易地打动其它国家的人们。“催人泪下”这句话，在日本以外的国家作为电影广告向来不能成立。
       然而不管是流行歌、浪花曲(一种三弦伴奏的民间说唱歌曲，类似中国的弹词——译注)，还是电影，即便是一个那样的充满眼泪和叹息的感伤的世界，总是一个虚构的世界，与我们实际的人生想来并无直接的关系。但是，如此沉迷于这个感伤的世界，在他们的心中，想必不会不多少带有点这种感伤的倾向吧。
       带着这样感伤的心进入到这样一个冷酷无情的国际权力政治的世界里，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每当听到那些被称为政治家、官员的人信口说，某个国家对日本抱有好意，我就想，我们的国民果真会相信吗?我还意识到，假如当真，事情怕就很危险。为何如此?因为这种时候，对方并不是听着一样的流行歌、为之刻骨铭心的我们的同伴。
       然而，与其把话题从流行歌一下子转移到国际政治问题，不如将产生这种眼泪和叹息的日本人的哲学——假如读者认可的话，叫作观念形成也可以——究竟是什么搞搞清楚也好。
       二
       感情生活上的感伤主义从思维方式上说，就是把一切均视作虚无，假如这一点成立，那么善恶对立主义不过是其在伦理上的表现，后面将要说明的一种彼岸思想大概是其逻辑上的必然结果之一。不管怎么说，一切皆无主义在战败后日本的言论中确实得到了典型的表现。
       在经历过战争中一发生什么不好的事就有人说“这也算日本人吗”的时代之后，迎来了一有什么不合理的事情就归罪于“日本”的时代。然而，既然战争中日本一切都是、一切都不是的事情越来越清楚，只有承认自己一无是处。同样，战争中一切都应当被视为一无是处的外国，战后一旦被判明不是一无是处，立即变成了一切皆是。于是，论客们连有缺点的日本也有优点，有优点的外国也有缺点这样最平凡的道理都不顾了。
       在战败后的日本实行民主化很有必要，到今天依然如此。发生了所谓“搞过了头”的事很正常。指责搞过了头，倒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吹毛求疵行为。因为一切改革必然伴随“搞过了头”，反对所有的“搞过了头”，事实上就是等于以此口实反对所有的改革。然而，战败后的日本，作为必不可少的改革，偏偏是为了现在才开始的对人权宣言的确认而进行的!这不是那种由外国强加过来、日后变成日本的东西一类的从容不迫的改革。人权宣言是西方人首先搞出来的，就像青霉素是西方人首先发明的一样。得了肺炎的日本人大概不会拒绝注射青霉素，在法律、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一直被剥夺了人权的日本妇女大概也不会拒绝人权宣言与家族制度的改革。是药总是会有副作用，改革也会搞过头，但这丝毫也不能改变药具有的压倒一切的效果与改革的决定性的必要。搞过了头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从西方吸收人权宣言与民主主义的理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此外从这个意义上看，落后国与先进国的考虑问题方式，即社会发展阶段说的盛行也是理所应当的。然而因此就认为西方诸国的一切都比日本好，则无法叫人苟同。何以如此?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已经不能用“搞过了头”来解释。法国的妇女服装在世界上独占鳌头，据此就认定法国的男装肯定也很棒，就是看问题过了头。而若认为，那么在法国所有人都比日本人更幸福地活着，就已经不是认识过了头的问题了，而事关考虑问题的根本方法，是由妇女服装为契机而引发出来的一切无主义。而不幸的是，一切无主义不仅仅是由妇女服装为契机发动的，也是由社会发展阶段说为契机引发起来的。西欧是先进国，日本是后进国，因此日本必须全力追赶西欧。这里什么也没有，那边一切均已具备：秩序与美，合理主义与个人主义，民主主义与资本主义，此外还有许多主义可列举，万物齐备。资本主义即使变成了社会主义，只要不是日本的，一切都好，那种憧憬和兴奋，无异于与恋人幽会之前怦怦直跳的激动心情吧。君请听，你是否知道，在南国，民主主义花盛开……发展阶段说由一切无主义为媒介，经过辩证法的扬弃，变成一种彼岸思想。这种彼岸思想与佛教的关系我不知道，但将来，也许有相应的学者会写出这样的论文：《社会学中的彼岸思想研究》，或者《发展阶段说中涉及的佛教思想的影响》。
       社会发展阶段说与一切无主义结合时，一般会出现以下的暖昧：
       第一，说到发展阶段时，并不清楚什么发展。生产力发展，天气不发展，有关生产与气候之间存在着的那么多的问题就很含混。笼统地认为一切都要发展的看法由此而来，这种看法导致认为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差距存在于一切方面。
       第二，与日本相比，西欧诸国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是先进国家，然而西欧诸国中的哪个国家的哪个部分，还有比如那儿的民主主义，就发展的现状而言，究竟到了什么程度，所有这些都不清楚。一切无主义从不考虑事情的程度。比如婆媳间麻烦的关系是封建的产物，而美利坚合众国并不是个封建国家，因此在美利坚合众国不存在婆媳间的麻烦一这种结论显而易见是错误的。错误的根源就在于，婆媳间难处的关系在多大程度上是封建的，美利坚合众国社
       会多大程度上是民主主义的，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等事关程度的问题，一切无主义完全忽略了。
       三
       感情生活上的感伤主义，思考问题上的一切无主义，在国际政治方面表现为极其简单的敌我方对立。回想起来，这种一厢情愿的敌我方主义迄今已造成了多少与现实状况的错位，发生了多少出乎意料的事情，在“复杂离奇”的事态面前感到了多少惊异，或者绝望地抛弃内阁，或者死不甘心地抱住政权。
       然而，就在认定希特勒是我方，苏维埃是敌方的时候，我方与敌方已经结成了同盟：“自由诸国”是我方，就在认定我方的总大将是麦克阿瑟的时候，“自由诸国”中的一方向另一方施加压力，罢免了总大将。就在认真地相信世界本来就分敌我两方，中立不可能，鼓吹中立的家伙是敌方的间谍的时候(当然，如此声称的并不仅仅是日本政治家，然而相信这一套的除了日本还有多少国家却很值得怀疑)，科伦坡诸国(印度、巴基斯坦、缅甸、斯里兰卡和印尼——译注)中尤其印度，阿拉伯同盟中尤其埃及对国际政治所产生的影响力眼看着大起来。“中共”是将来要发动侵略，我方必须防范的假想敌，台湾“政府”是我方，就在认定自由地吃到台湾的香蕉比同“中共”贸易全体还要重要的时候，敌方提出了调整外交关系，我方却妨碍了日本国加入联合国。现在正是尽全力缝合这种裂口的时候，这种缝合即便能够勉勉强强地看上去好像很成功，毕竟也无法长期持久吧。后来，又是我方的总大将先于日本承认“中共”，事情到了这一步，日本内阁便不得已以形势“复杂离奇”的理由提出辞职(当时是1956年2月，之后经过十五年，到1971年春，美国总统访问北京的消息公布后，对日本政府来说确实是极大的震动。但是，内阁除了辞职，别无履行责任之法——1974年追记)。
       在那些只会敌我方主义的思考问题的人们的心理中，再也没有比“冷战”这样的观念来得更是时候了，这完全切中了问题的要害。用“冷战”这类相当精致的空中楼阁来说服亚洲诸国的人民，总的来说是件麻烦的、不见得能成功的事业，只有在日本事情太容易了。麦克阿瑟将军希望离开日本国，说日本国民只有十二岁的孩子这么大，恐怕与此不无关系。一个勤劳、聪明而且感伤的十二岁的孩子!根据这个孩子的世界观，世界分成敌方与我方，善与恶，人么，要么百分之百的善，要么百分之百的恶。所谓“冷战”，要而言之，不过是一个让成人相信这种孩子式的思考的复杂的过程。在日本，传媒发挥威力对大众进行这样的说教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然而对于任何别的国家的领导人来说，这几乎是件无法实行的工作。然而假如是在太平洋一角的岛国，那儿备有高度发达的技术和勤劳的人口，其领导人不可思议地保留着童心，事情会怎么样呢?——外国将军或许如此考虑，或者，也许将军自己并没有这样考虑，而是听这种话的世界是这么考虑的。
       不管怎么说，敌我方主义是“冷战”的原理，但是“冷战”的实况却与所有的政治实况一样，偏离了原理本身。日本政府越是感伤地沉溺于冷战的原理，便越是偏离冷战的现实，这也许是理所当然的。
       四
       虽然是个泪与叹息的国度，若问日本的日常生活阴不阴暗?其实并不那么阴暗，而是有着非常快活的一面。然而这种快活叫人感到没有生活的未来，当然这种现象决不仅仅限于日本。
       话有点唐突请大家原谅，诸位中哪一位因酒醉撞车，经过暂时的记忆丧失，恢复知觉后回到家，试图回忆起事情的前因后果，能记住的，只有从公司下班后到酒吧喝酒那一段，从酒吧出来后在哪条马路上被车撞飞便全然不记。如果撞得更厉害一点，那么就连在酒吧喝酒的事都忘得一干二净。更有甚者，如果昏睡长期持续，那么这一天发生的一切事情均忘精光，想得起来的，只有前一天的事情。一般来说，大脑一旦受到打击，离那个瞬间最近的记忆首先消失，医生将这种现象称之为逆行记忆丧失症。一般来说这是属于个人现象，然而有的时候、有的场合也会发生在集团身上。这怎么说呢?因为在日本，有一种绝无仅有的可以称作“集团逆行性记忆丧失症”的现象。而且只有这种集团逆行性记忆丧失症，才是使得日本这个泪与叹息的国度快活地、和乐融融地存在下去的强大力量。
       败战的“休克”，带来了所谓的“一亿总忏悔”，就是将战争记忆中最大的、最关键的战争责任者的名字忘却，也就是逆行记忆丧失症的最初表现。在日本那样的高度组织化的中央集权国家里说什么没有特定的战争责任者，不过是昏话而已。并不是因为没有战争责任者才出现“一亿总忏悔”的说法，而是因为健忘这才变成了一亿人的责任。这样的事绝不仅仅限于战争责任者。比如在多亏了敕语战争才告结束的时候，人们忘记了由于同样的敕语战争才得以开始，于是天皇陛下的恩情深入人心；当美国人成了日本的主人的时候，“英美鬼畜”、“该死的”之类忘得一干二净，于是，在风俗、学问等方面均以美国人为榜样，弄得多么快乐、多么热闹；国内民主化成为一个问题的时候，就忘了自由主义本来就与日本的国体相对立，于是为了维护所谓的“自由”，便劲头十足地随时准备投身于讨伐共产主义的行列——这就是由败战的休克所造成的记忆丧失症的表现类型，与个人喝醉酒以后遭车撞击时的情况非常相似。
       后来的十年里，由于零碎的“休克”接连不断地发生，众多的逆行性记忆丧失交替出现，看上去错综复杂，其实同出一辙。这就是败战以来全国性的记忆衰弱症。
       比如占领日本后不久，作为必要的手段，美利坚合众国通过占领军，毫不客气地连连督促日本政府实行非武装化与民主化。然而此后，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对日政策朝着日本的武装化与民主化的牺牲这样一个相反的方向发展。这种变化在合众国方面来说，不用说自有根据，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是合众国的政策。对于作为日本人的我们来说，问题则是，这个出于合众国自身的必要而制定的合众国的政策，对于日本自身来说是否必要?合适不合适?这是必须首先看清楚的。于是，认为合适的人就倾向于亲美，认为不合适的人就不得不倾向于反美。不是亲美就是反美，不是敌方就是我方，我希望不持这种过于简单的看法的人还是多一些为好。敌我方主义者忘记了十年前的过去，将政策的变化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全体笼统地混为一谈，主张重新扩充军备、讨伐共产主义的论者忘记了是哪国将人权与民主主义“强加”到自己头上，反对重新扩充军备的论者则忘记了是哪国曾要求日本政府释放政治犯，促进工会的发达，迫使实行土地改革与解散财阀……
       我决不是借机冷嘲热讽。假如不这样的话，恐怕难以如此快乐地在今天的日本过日子。泪与叹息不能没有代价，这代价便是一种集团逆行记忆丧失症。
       五
       而且，这还带来种种弊害。首先，文化是一种有持续性的东西，在一个什么都胡乱地忘却的社会，真正的文化无法得到培育。第二，在一
       个忘记过去的社会里，未来同样也会被忘却，也就是说，因为这个原因会对未来采取乐天派的态度，然而并不能指望对未来作出正确的预见。
       关于第一点，现在无暇涉及，比如仅仅就读书这件事情来说，像日本这样一个有那么多的月刊杂志和新书刊供人阅读、古书出版少得可怜的国家，世界上非常之少。当然，这自有其充分的理由，也有其好的方面和不得已的原因。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是造成我们的文学、思想内容轻薄，缺乏根底的最大的理由之一。
       关于第二点，不能绝对地说只有弊害，如果说既往不咎的作风堪称男子汉的话，那么，不忧心于将来也算是爷们风度。
       有一种用于忧郁症患者的有效手术叫脑白质切除，就是将头盖骨横地打开，插入极细的手术刀，将联接前头部与脑的其它部分的神经纤维切断。关于未来的思考由前头部负责，一旦将其切断，对未来的担忧就自动消失，忧郁症状也就痊愈。战败的“休克”使日本产生了集团逆行性记忆丧失症，而占领军实施的猛烈治疗也许恰可称作一种脑白质切除。所谓战后派的年轻人正在幸福地高蹈，这些人从一开始就没有记忆。如果记忆沉重到了非忘记不可的程度，就会变得无法活下去。未来的事情不仅个人指望不上，恐怕连社会也指望不上。在这种情形下，为了幸福地活下去，只有将未来的事情一切抛诸脑后，除此别无他法——这样的道理，不管怎样也要快活地活下去的人们，即日本的青年人，可以说本能地知道。
       但是，假如政府的工作就是为国民的幸福生活创造条件，政府应尽的职能就不是给老百姓描绘美妙的、乐天的空想。说到未来，不管是多么令人不安的未来，必须有自己的展望。然而对未来的展望，如果过去已被遗忘，无法从对其的分析中得出结论，那么，究竟又从哪儿去得出结论呢?
       直至最近，日本政府在大的预见上一错再错。我们的外交专家们、军事专家们，战前对希特勒的判断是错误的，战争中评价美国的思路是错误的，战后狂热地陷于“冷战”的错觉，又花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漫长的时间才对亚洲、非洲诸国，特别是印度与中国的意义开始有所认识。外国人把他们称作十二岁的孩子，我们日本的普通老百姓们至今还傻乎乎地从未认真地听一听这话。
       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单纯地感伤，其中更有天真的因素，感伤的、可怜之极的、幼稚的思考藉此脱口而出，而一旦主动意识到这一点，本来的感伤变本加厉，促使他们这样说服自己：权力政治无非就是纯粹的权力而已。其结果肯定是，在本能上是感伤的，在意识上则是彻底的现实主义者，某一种类型的专家于是应运而生。比如他们总是说：尼赫鲁的理想主义是“天真”的，“不现实”的。由泪水和叹息培养起来的灵魂，将理想主义与冷酷无情的权力政治现实并排隔开，既无法把握自己的思考，也无法想象非感伤的理想主义。
       然而非感伤的理想主义这种东西实际上有，而且是一种可能展望未来的东西。展望未来，就是从已有的事实中看破具有方向性的流变。这种操作不只仅仅依赖收集相关的情报，来自精神方面的对于事实的积极能动作用也同样必不可少。这种来自精神方面的对现实的积极能动作用，大概就是与感伤主义毫不相干的本来意义上的理想主义吧。没有理想主义就没有现实主义；理想主义缺席，纵有所得，充其量不过是缺少远见的小聪明的把戏。
       我并不是说都向尼赫鲁看齐，然而仅就最近的国际政治而言，印度政府与日本政府当政者的差异，相去甚远，这是世界公认的印象。在言及自己国家的政府时，我很想知道日本为什么会在世界上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是谁把日本看作“东洋的孤儿”的?又是什么使日本成为这个样子的?——在充满泪水与叹息的短调的旋律中，或在催人忘掉一切的曼保舞的舞姿中，难道我们真的相信这一切也可以取消吗?
       加藤周一，日本学者。主要著作有《杂种文化》等。
       李兆忠，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暧昧的日本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