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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纪伊始，台湾选举震动两岸。
       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长科恩访问越南，并视察韩国基地，而早在中国宣布再次单方面大裁军之时，美国和日本却签定了共同防御条约。最近美国再次宣布同伊朗和解，解除制裁，甚至承认曾确有干涉内政的错误。正牛气冲天的美国人如此低声下气，的确出人意料。这里的解释只能有一个：那就是美国急于从中东这个泥潭脱身，以便全力对付主要的战略目标。——于是问题仅仅是，美国的主要战略目标究竟是谁。
       更为出入意料的是：澳大利亚公开发表声明，插手台湾事务。即将进行的美、菲、澳、新、泰联合军事演习，是在谁的家门口练兵，不言自明。今天依然有人对克林顿访问印度的目的有种种评论，但是也确有人怀疑，美国手里掌握的底牌已经在徐徐翻开。
       中国有句话叫“开眼看世界”，西方人也有句话叫“认识你自己”。而当“世界”，乃至我们“血浓于水”的骨肉同胞仿佛是一夜之间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需要反思的就不仅仅是世界，而更是我们对“世界”的了解方式和理解方式，是我们“开眼看世界”的方式本身。
       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世界，也需要重新认识包括“骨肉同胞”在内的我们自己。
       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事情并非在一夜之间发生。冰冻三尺，远非一日之寒。
       1999年，美国以导弹袭击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在中国百姓的抗议活动中，最发人深省的是北京的大学生曾挥泪高歌：“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全不在意，你不像是在我梦里，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Time and Time again youask me，问我到底爱不爱你。我看来今生注定要独行，热情早已被你耗尽，我已经变得不再是我，可是你依然是你，Time and time again you askme，问我到底恨不恨你，——问自己你到底好在哪里?”“北京人在纽约”，这个汉英夹杂的名曲之所以是天才之作，是因为它缠绵一曲成为中美关系的恩怨绝唱。
       热衷于电视肥皂剧大概是中国人新从美国学来的时髦，而中国的电视剧则忽而告诉人们美国是“天堂”，忽而又告诉人们美国是“地狱”，正像博学多情的知识分子忽而告诉人们美国代表民主，忽而又宣示美国的民主是“假民主”——与此同时，坊间流行一部畅销书的名字却叫作《告诉你一个真美国》。只是，在当今中国，连影视大腕和知识精英都说不明白的问题，畅销书恐怕就更不可能给我们答案了。
       于是，“告诉你一个真美国”的，就只能是美国自己了。
       3月15日，正值台湾选举进入高潮，《华盛顿邮报》发表社论，题为《驾驭中国：给予中国PNTR，同时武装台湾》。文章支持美国国会通过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待遇，“但同样重要的是，美国必须武装台湾”。这个社论说，“中国正在寻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世界贸易组织的形成是基于一个假设前提，即会员必须遵守国际法律。中国的行为却显示它毫不尊重这个假设前提：中国未能履行1992年和美国签署的保护智慧财产权协定。”但社论又说：“抵制中国加入世贸的时间已经过去。不论喜欢与否，行政部门去年已经和中国谈成了加入世贸双边协议，国会若通过给予中国PNTR，中国可以加入世贸，并至少受到世贸文件的约制，必须对各国开放市场；如果国会投票否决，中国还是可以加入世贸，但中国可以对各国开放市场，唯独美国除外。”基于这种选择，社论主张“国会应该在十一月总统大选前，通过给予中国PNTR，否则拖到大选时，要过关就难上加难。”社论明确说到所谓人权问题，原文是：“美国现在应当运用其它杠杆。——美国要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集会上推动谴责中国人权的决议案，克林顿总统及幕僚群应该打电话给美国盟邦，促请它们支持美国的行动。”社论结语说，“中国最近宣称台湾和贸易问题是两回事，不应该扯在一起；《华盛顿邮报》同意两个问题是该分开处理，美国国会应该通过PNTR，但同时应该授权政府出售台湾自卫所需的武器，并表明台湾并非单独对抗中国侵略。”
       WTO、人权问题和台湾问题，这是美国手里的一张“软牌”和另一张“硬牌”。毫无疑问，美国的战略是清晰的，也是复杂的，这个战略既不是简单的“收买”，也不是一味的“打压”，用他们自己明确选用的一个词是“驾驭”。驾驭中国，美国可谓有张有弛。“两手抓”而且“两手都要硬”。但是，这个明确的战略过于明确到了赤裸裸，以至于这个社论在谈到美国的经济利益时如同贪婪的商人，而论及中国内政时则如同黑手党。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他说，在美国的政客中，我喜欢与右派打交道，而不喜欢与左派打交道；因为左派经常言不由衷，而右派却往往说实话。在这个意义上，《华盛顿邮报》的社论不失为一篇好文章，好就好在“旗帜鲜明”，好就好在它“告诉你一个真美国”：这个“真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既不是“打”，更不是“和”，而是“利用”和“驾驭”。——驾驭，一个多么富于“西部牛仔”精神的词汇啊!
       在这个环球同此凉热的全球化世界上，中国必须了解美国。但是，了解美国不是通过电视肥皂剧和畅销书，也不是看美国怎么说，而是看美国怎么做和美国为什么这么做。
       美国无疑是这个地球上十分特殊的国家。它的前身是由英国殖民者派到北美殖民地的一系列公司、商人和“生意开拓者”组成的，它既是英国的殖民地，也是英国的一块最大的“经济特区”。因此它的特殊首先在于：美国的开国之父大都是商人，国家行政设计深受公司形式的启发，而民主在美国也近朱者赤，与一套谈判和妥协的程序技巧密切相关。因此，要想了解美国人，要想了解美国的“民主”，首先就要了解什么是谈判。由于美国是商业立国的商人国家，所以，谈判及其技巧应该说是美国人民对人类作出的最大贡献。谈判与妥协，“一手软一手硬”，这是美国妇孺皆习、耳濡目染的“日课”，出个把巴尔舍夫斯基，玩弄一下“你不让步我就把行李运到飞机场去”的小把戏，其实只能吓唬外国人，而在了解美国的人看来这不过是雕虫小技。——因为运到飞机场的不过是行李，而真是要走人，绝不会如此拿捏。
       但是中国总是有一些好心人，按照中国式的思路，把美国政策的“一手软，一手硬”的战略手段和谈判技巧，理解为美国内部有对立的两派：认为美国存在民主派和反民主派，正如世界上存在真民主和假民主。他们也许不了解，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存在过真正的、天然的民主，而只存在具体的民主。尤其是在美国这样的商人国家，所谓民主不过是各个利益集团为了争夺、保护自己的利益，进行谈判和妥协的具体产物。而唯一特殊的也许是，在美国这样的商人国家，特别强调这些利益谈判、妥协的产物需要以“成文法”的形式固定下来，所谓美国宪法，其实说到底就是出自那些商人国父之手的利益谈判妥协合同(草
       案)——在这个意义上，美国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个为民主的崇高理想而献身的总统，因为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代表特定利益集团去谈判、妥协的谈判高手而已，——这一点是由他坐的那个位子决定的，也是由美国宪法决定的，更是由美国的特殊历史决定的，——无论他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概莫能外。在这个意义上，美国从来不可能、也不会为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的空虚飘渺的民主去“献身”，或者进行什么“神圣保卫战”，这不是美国人的性格。美国从来只会根据他自己的利益，坚持“一手软，一手硬”，在谈判与妥协之间不停地游走。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希望与美国这样的商人国家一劳永逸是天真的，与美国的关系出现反复则完全正常。
       美国人民是“务实”的人民，这一点，他们的政治家引以为荣，办公事的时候经常挂在嘴边上。美国人民不好读书——这一点他们自己的葛洛甫调查也已经说明：90％的美国朋友自从离开校门就没有完整地读过一本书，相当数量的美国人不知道中国在越南北边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们大多数时间忙别的去了。据说“美国在线”的意思就是美国在“挣钱的火线上”，美国对中国发表的《白皮书》气势汹汹，但是大多数人根本就没有读过里面写了什么。但是，不好读书的美国人却有自己的哲学，这个哲学的精髓就是一个字“try”，美国人民的好学生胡适之老先生青年时代有打油诗日：“自古成功在尝试，尝试成功自古无，”顺口一溜就道出了美国哲学的实质。因此，美国人办事不是从一个既定的完美方案出发，亦步亦趋，而是一边上轿一边扎耳朵眼，边干边学边改边修正，摸着石头过河走到哪算哪，这就是为什么看起来美国人嘴上最讲“法”讲“规矩”，但是美国人又最不迷信规矩，年轻人越“跳槽”就说明你越有能力不墨守陈规。历史反复表明，为了自己的根本利益，美国人什么规矩都可以改：好汉不吃眼前亏。活人怎能让尿憋死——美国人灵活得很!
       而这一点可以有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南北战争为例证。
       1999年，朱镕基访美期间谈到台湾问题时，曾经提醒美国不要忘记自己以南北战争完成国家统一的历史。但是，美国的许多政治家的确忘记了这段历史。因为他们忘了，如果美国坚持认为中国若诉诸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就是违反《与台湾关系法》的话，那么，实际上，早在一百四十多年前的1860年代，美国历史上举世公认的最伟大的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在进行南北战争时，就早已经率先“违背”了当时的美国宪法了。
       中国的历史教材告诉中国人，美国南北战争是在美国宪法的伟大精神指引下进行的，美国的奴隶制是在伟大的林肯总统亲自指挥下废除的——但是，这两条其实通通是靠不住的。它不过是中国的读书人好读书而不求甚解的产物，而这一点，美国人自己暗自是清楚的。对美国人来说，有一点是肯定的，即美国的南北战争本身不完全符合，甚至不符合当时的美国成文宪法，用“学者式的语言”来说就是：按照当时美国人自己的宪法，南北战争不是完全从“法理”上讲得通的——仅举三点就够了：第一，在当时奴隶被视为“私人财产”，南北战争造成的废奴结果，根本违反了美国宪法关于“私有财产不得侵犯”的基本条款；第二，当时的宪法规定总统并元征兵和进入战争状态的权力，这个权力归国会，总统下令开战是越权和破坏“三权分立”；第三，宪法虽然规定南方各州不得退出联邦，但是并未规定如果分离发生，应该如何采取应对措施，更没有授权总统以武力的方式解决国家统一问题。林肯如果一意孤行这样做，就有可能成为千古罪人。但是，结果如何呢?尽管如此，林肯还是断然决定打你没商量，打了之后又如何?林肯没有成为千古罪人，因为今天，在华盛顿的国会山上，是林肯总统的塑像俯瞰着美国的土地。他的格言：我们需要一个国家：来自人民，用于人民，为了人民。一句道出了宪法的根基：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仅此一句胜过宪法条文一百句。
       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是个“违宪”总统，这深刻表明美国人是如何灵活和不墨守陈规，当规矩与美国利益相违背时，南北战争的做法就是先打了再说，至于规矩可以边打边改，而这样的边打边改，才无意插柳柳成行——打出、或者“改出”一件天大的好事来：废除奴隶制。
       毫无疑问，在一开始，美国南北战争的目的是维护联邦统一，而不是消灭奴隶制。正是为了取得大多数，特别是南方势力的理解和支持，林肯在战争开始时宣布宪法对奴隶制的保护承诺有效；同时为了稳定南北边界州(马里兰、肯塔基、特拉华和密苏里)，林肯也承认那里的奴隶制合法；再加上林肯所在的共和党本身就是各种势力的联盟，为了党内的统一，林肯也主张是否实行奴隶制应是各州“内政”。对中国有借鉴意义的是：南北战争的爆发，是美国长期实行的“一国多制”妥协方案由于南方的分离主义而破灭的结果，南北双方的根本分歧不在于奴隶制还是民主制，而在于联邦统一：即北方要把奴隶制限制在联邦内，而南方要把奴隶制带出联邦去。
       但是，随着战争的发展，北军节节不利，兵源严重不足，而南方被强行“拉民夫”的黑奴又纷纷逃来，南方因此不断谴责北方藏匿私人财产，为了补充兵源，同时换取国际同情，林肯在军队的建议和压力下，索性孤注一掷——解放奴隶，让他们扛枪“保卫胜利果实”。恰所谓好铁不打钉，而这却就是美国黑人从军的真实起源。
       1972年，一位德高望重的中国领导人曾经对尼克松说：你们的林肯总统就是个好人，他解放了黑奴并且为了民主的信念而献身。这种褒奖令尼克松大为困惑，于是，这位右派总统在困惑之余再次“说了实话”，他说，解放黑奴完全是林肯总统出于南北战争的军事考虑而作出的一个妥协，而为了南方不脱离联邦，林肯的初衷恰恰是宣称南方的奴隶制应该保留而且合法。在美国，林肯是作为维护美国统一这个美国的根本利益而被纪念，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都没有把他视为天然的奴隶解放者。
       世界人民的“美国理想”往往是建立在对林肯等“光辉形象”的理解上的，尼克松的话卸去了林肯身上的光环，他告诉我们我们的理解与现实之间的偏差，他也告诉我们一个“真林肯”。一个在美国式“实验主义”汪洋大海里摸爬滚打，“自古成功在尝试”的美国头号英雄是怎么产生的。
       美国内战从1861年4月开始到1865年4月结束，历时四年，南北双方伤亡人数达一百余万。南方四分之一的白人青壮年战死沙场，三分之二的财富付诸东流——但是，这场巨大的历史悲剧，阻止了联邦的分裂和瓦解，保存了美利坚合众国。南北战争不是在一个完美方案指导下进行的完美战争，相反，南北战争的爆发是由于美国原有的“一国多制”方案的失败造成的(原因是南方分裂势力)。但是，南北战争在修改原有宪法的基础上，却奠定了美国宪法的两个基本要义：一，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内战把美国真正变成一个具有统一主权、统一政治原则、统一制度的国家，此为宪法第一条；二，人民
       主权，即落实了所有美国公民，首先是美国的国家公民，然后才是各州的公民的原则(这正如无论香港人、福建人还是台湾人，首先是中国人一样)，此为第二条。——美国人民为了落实宪法的这两条基本条款就付出了如此的代价，表明“尝试”的成功来之何等不易。
       中美关系的僵局是美国一手造成的，但是无庸讳言，我们自己，特别是许多博学多情的知识分子对美国的理解，同样也是僵化的，故经常产生一些一厢情愿、似是而非的荒唐念头，其见识往往还不如没出过国的老百姓，就不足怪。例如“美国是法制国家”(其实中国的秦朝就已经是“法制国家”了)，美国能有今天，归根到底是因为有一部十全大补的民主大法保证自由人权的结果(好像中国只要有了这么个东西，就可以为万世开太平了)，这无异于痴人说梦。从历史上看，美国毫无疑问是一个最善变的国家，不断在谈判和妥协中调整自己的制度选择，是美国人性格中最可爱之处，这甚至也是“民主在美国”成功的要诀。今天，正因为中国也在进行改革和调整，这才构成了中美可以坐下来谈的基础。
       但是必须看到，中美双方舆论上的互相包装促使了两国关系的僵化一一在美国是“妖魔化中国”，而在中国则是“理想化美国”，双边互动使双方加深了误解，到了连自己都认不出自己是谁的地步。仅就中国国内某些“话语”对于美国制度“特殊”的理想化解释而言，它造成了中国公众对美国的不切实际的理想化：那就是美国的制度是完美的制度，这种完美制度一经设计完成，就一劳永逸；美国的政策是深思熟虑的产物，美国人是言必信行必果的，美国人是不吓唬人的，美国人说话是算数的。而这一切又皆因美国的宪法是“百年大法”，一经确立，不可更动云云。这种论调在今天，又反过来造成了中国人对美国的政策从来就是既定的、不变的误解，这最终导致了双方立场的僵化。弄得美国人自己也牛气哄哄，上台容易下台难。坊间亦有畅销书名《总统是靠不住的》，说些什么不知道，但是，事实上，从历史上看，岂止“总统是靠不住的”，毛主席在1958年《告台湾同胞书》中的话才是一语中的：“美国人从来是靠不住的——而时间将反复说明这一点。”
       但是，事实对有些人来说并不比雄辩有说服力。例如最近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就认为，1787年的费城制宪会议一劳永逸地奠定了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础和公民自由权的基础。其实，不必出国考察，翻翻书就会知道，当年费城的制宪会议完成的是各州与联邦之间的利益划分，会议的参加者是各州利益的代表，是些农场主、商人和从业律师。他们不是围绕着公民自由权，而是围绕着各州之间的权力进行谈判与妥协。而被美国今天到处宣扬的人权和公民自由权不但没有在制宪会议被一劳永逸地确定，而且根本就被忽略了。公民自由权和人权只是随后作为各州之间、州与联邦之间讨价还价的砝码被逐渐提出来的，也是在这种讨价还价中才逐步确立起来的。——这同样是个无意插柳柳成行的结果。
       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中国的思想家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就道出了西方民主的实质：“以自由为本，以民主为用。”在严复那里，所谓“自由”就是指经济自由主义者对自己利益的追求和保护，所谓民主首先是指“程序”，即为了追求、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而进行谈判、妥协的程序，而谈判、妥协的法律结果连同程序一起，被称为“民主”。一句话，“民主”不是一种既定的、完美的方案，而是意味着可以坐下来谈——而至于怎么谈，会不会谈，谈得好不好，那就需要知彼知己了。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纵观中美关系的历史，一个基本的结论应该是清楚的：那就是对于这些久经商场和沙场的谈判老手，针对他们的“一手软，一手硬”，起码也要准备同样的“一手软，一手硬”。中国是“斯文”之国，缺乏与势利和实利之徒打交道的经验，但是，对于商人乃至职业政客，起码的古训一条还是有的：那就是先小人，后君子。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来而不往非礼也。
       此时此刻，我们不能不想到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己故毛泽东主席。当这位与美国战争贩子有“杀子之仇”的八十高龄的老人，向尼克松总统伸出和平的手掌时，他没有忘记冷峻地指着基辛格的肩膀说：我知道你们是要攀着我们的肩膀去制约俄国人——毛主席嘲笑说：总有一天，我们没有用了，你们就想把我们踢开，也要制约我们。
       毛主席接着晃动了一下拇指：你们认为自己是这个，他又伸出小拇指说，认为我们是这个，但是，你们不要小看我们。毛主席以他惯有的哲学语言警告说：苏联给我的帽子是军阀，你们给我的帽子是战争贩子，我告诉你们，这两顶帽于对我正好——不大也不小，正合适!
       为了中美人民之间的长久友好，为了切实增加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毛主席与尼克松总统商讨了派留学生去美国的问题。毛主席知道基辛格仍然是独身，就诙谐地说，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中国夫人，在这之后，毛主席郑重地说，我们可以派些学生去美国，最好是年龄小一点，可以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学成之后，留在那里也没有关系。毛主席诙谐地说：我们人口很多，如果需要，可以支援一些给你们。
       中美之间走到一起来，从来不是因为信念和感情，而是基于朴素的共同利益，基于这样坦率的对共同利益的考虑，美国与中国才找到了共同语言，这就是生存和子孙后代的生存。毛泽东谈到了中国的孩子，——面对外人，他没有谈自己的儿子，但是，对战死沙场的毛岸英，在座者当然彼此心照不宣。而仅仅一天以后，尼克松总统在面对全球发表演讲时，便立即作出了回应，——他谈到了自己的女儿。今天，当中美关系处在十字路口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也许应该一起来回顾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曾经震动世界的演讲——在那里，看看一个极右翼的美国总统是如何与人民中国找到了共同语言的?
       “——全世界在注视着，全世界在倾听着，全世界在等待着——看我们将做些什么。这个世界是怎样的呢?就我个人来讲，我想到我的大女儿，今天是她的生日。当我想到她的时候，我就想到全世界所有的儿童，亚洲、非洲、欧洲以及美洲的儿童，他们大多数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出生的。我们将给我们的孩子留下什么遗产呢?他们的命运是要为那些使旧世界蒙受苦难的仇恨而死亡呢，还是由于我们有缔造一个新世界的远见而活下去呢?
       我们没有理由要成为敌人，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取得对方的领土；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统治对方，我们哪一方都不伸出手去统治世界。毛主席写过：‘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现在就是只争朝夕的时候了，是我们两国人民攀登那种可以缔造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伟大境界的高峰的时候了。本着这种精神，我请求诸位同我一起举杯，为毛主席，为周总理，为能够导致全世界所有人民的友谊与和平的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干杯!”
       这不仅仅是漂亮话和煽情之论。它之所以应该成为中美关系的永恒见证，是因为它说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说出了一个真理，残酷的真理——这就是：由于中国人民英勇地牺牲了自己的儿子毛岸英，所以美国人民才不想失去自己的女儿。
       翟晓光，军人，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海洋、海权、海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