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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致作者：
       我想告诉你的是《天涯》全体编辑是怀着一种怎样的敬意编发了这组稿件。洋洋四万余言的文章，带着你们风里雨里的劳顿，将你们希望与绝望交织的行程重现在我们面前时，距离那场吞没了89个年轻生命51个健康女子身陷残疾困境的火灾已经七年了。在亡灵随着岁月更迭悄然远去烈焰焚烧过的废墟上又盖起了新厂房，聚集了更多新来的打工妹(甚至还包括那次灾难的幸存者)，遗忘一天天把人们最初的愤怒与同情冲刷干净的日子里，你们一直用执着的目光关注着每一个受害者和她们的家庭，并且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替他们争得了意想不到的补偿。你们的文字，不仅是对亡者的凭吊对伤者的抚慰，更是对我国企业用工制度、劳资矛盾、打工者人身权益保障等重大问题的深刻反思和探讨。我想，它对世人的警醒跟你们对打工妹的求助一样，也是难能可贵且功德无量的。
       组织者的话：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谭　深
       早在一年前，《天涯》的主编从朋友那里，知道我在做致丽玩具厂大火的追踪调查，就约我写有关文章。我一向仰慕《天涯》，当即答应，可是迟迟未交稿。蒋子丹终于不得不催，并说了一句让我听来很重的话说：“我想这件事对你可能挺边缘的……”几年来，追寻劫难后的打工妹和她们的亲人，一次次捧着死难者的遗像遗物，一遍遍听着伤者生者的诉说，致丽玩具厂，投入了我太多的牵挂，引发了我太多的思考。我没动笔，是我不敢轻易动笔，又怎敢言“边缘”啊!她可能在激将，迫使我将寻访的“第一时间”的所见所闻拿出来，和每一位关注中国打工妹、关注中国弱势群体的同仁分享。
       原致丽玩具厂，当时的全名是“深圳市葵涌致丽工艺制品厂”，座落在龙岗区葵涌镇，港资企业，是“香港致高实业有限公司”所属工厂之一，主要生产意大利CHICCO公司品牌的玩具。1989年建厂，1993年11月19日发生特大火灾，当时厂内400多工人，结果死难87人，有名单的伤者51人。死者中，有两位是男工，其余都是打工妹。
       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在外商投资企业中最惨重的事故。
       致丽大火，震惊了中国，震惊了亚洲，媒体的报道铺天盖地，中央派出调查组，深圳成立事故处理小组。很快，死者家属得到抚恤，伤者得到治疗，事故责任人受到制裁。致丽成为历史，在人们的记忆中慢慢地淡去。
       但是，要想完全抹掉这样一场灾难的影响也难。火灾的受害者——伤者以及死者的亲人仍在承受着苦难，后来我知道，还有一些以劳工权益为己任的香港劳工组织和慈善组织，内地工会中的研究者，一直在为遭受劫难的打工妹奔走伸张，争取权益。工运学院的教授常凯，曾随调查组进入火灾现场，收集了200多封被遗弃的打工妹书信(注：《天涯》2000年第5期已选登其中部分书信)，写下感人至深的《废墟上的凭吊》一文；香港的劳工和慈善组织，几年来不断看望和接济着烧伤最严重的几位打工妹，他们还奔走于意大利和香港之间，给CHIC00公司施加压力，要求它们给予致丽大火的受害者以赔偿。
       1993年底，我和合作伙伴得到一笔来自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做一个关于打工妹的课题，从此和打工妹结下不解之缘，也和许多研究劳工的学者和援助者成为好友。1995年前后，我认识了常凯，见到他收集的一部分书信，又随他到深圳的葵涌镇，开始了对致丽的第一次调查。
       真正的投入是在1998年，同样是在香港中文大学亚洲研究所“交论文”的催促下，我开始写《打工妹的内部话题——对深圳原致丽玩具厂百余封书信的分析》。我一遍遍地看，仔细地辨认着她们之间的关系，一个个打工妹的形象和故事凸现出来了。如今这些文字依然鲜活，叙说着打工妹们年轻的人生经历，但我不知道她们之中哪些已不在人世，哪些能够幸免于难，内心的震撼和哀痛难以名状，强烈的追踪念头萌生出来，但我能怎么做呢?
       就在此前后，香港的朋友找到我，说意大利那个公司的款项已经到位，存放在香港一家天主教中心，但是该中心没有任何名单，他们已有的名单也有限，希望北京的朋友帮忙，将款项发到受害打工妹或她们的家属手里。这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我当然毫不犹豫。我开始奔波，希望通过正式途径办理此事。后来我知道，事情比我的想象要复杂。我和香港的朋友都是帮忙的，我们不是任何一方的当事人，不具备正式的身份，除非我能找到国内合法组织，愿意而且可能无偿地投入这项工作，或者我认识某位有职有权的人物……总之，我和北京另一朋友分别运作，都失败了。事后反思，其实办法可能还会有一些，可是我们来不及尝试，意大利方已发出最后通牒：如果在两个月内找不到全部名单，款项收回。无奈之中，我们将已有的名单交给香港的那个天主教中心，由他们与该公司协商，聘请律师解决此事。
       转眼到了1999年，致丽大火已经过去了近六年，我的研究计划不能再拖延下去了。经人介绍找到家在重庆的北大研究生刘成付和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李强，利用暑假帮我做开创性的工作——在重庆一带寻访名单上的人，就此开始了对致丽追踪的第一次调查。
       我将已有的几个比较准确的地址，建议他们可以按照“滚雪球”的方式扩大寻访的对象。访谈提纲很简单，最主要的是找到更多的人。送别他们出门，望着两个年轻人远去的背影，我忽然感到有点难过：我交给他们的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地址不详，分别在几个不同的县，山区的路不好走，真难为他们了。
       李强是位细心周到的姑娘，每到一地，她都会打电话给我，汇报他们的情况。我的企盼中更多的是担心，嘱咐他们一定要吃好住好，把安全和健康放在首位，找到多少名单在其次。这次调查一共20多天，用去他们大部分暑假，历经重庆市、丰都县、忠县的5镇6村，得到14位死伤打工妹的信息，其中死者6人，伤者8人。
       11月份，我自己有了一点时间，决定动身去重庆做第二次调查，并邀刘成付同往，小刘爽快地答应。
       在重庆见到香港亚洲专讯研究中心的朋友小廖，她带来一个令人气愤的消息：由于没有全部名单，好不容易争取到的意大利那个公司的款项挪作他用，致丽打工妹一分钱也没有得到。现在香港的几个劳工组织准备再次给公司施加压力，把那笔款要回来，但关键还是名单。
       义不容辞。看来我们的研究计划只有搁置，先在名单的数量上下功夫。
       这一次，访谈了死者家属、伤者和原致丽厂的工人等18人／户，又得到原致丽厂员工名单45人，其中死者27人，伤者5人。最重要的，我大致弄清楚了原致丽员工的主要来源地是重庆的忠县一带和河南的沈丘一带(详见“重庆：第二次追踪报告”)。
       兵分两路。香港的劳工组织在力争意大利公司的补偿，他们的运作我不得而知。而我，目标是尽可能找到更多的名单。因为很明显，名单越齐全，受害打工妹得到补偿的可能性越大。
       很快2000年的寒假又到了。我找到人大的
       两位研究生——重庆籍的贾云竹和河南籍的马彦，请他们再各找一位伙伴，分做两组，到重庆到河南做再一次的寻访。
       又是一次艰苦而富有成效的调查。重庆一路到了三个县的5个镇／乡，访谈12人／户，得到名单30人，其中死者5人，伤者8人；河南一路历经两个县中的7镇8村，访谈22人／户，共得到名单27人，其中死亡10人，受伤6人。
       这样，我们的追踪共得到有地址的死难者名单40人，受伤者27人。我把名单全部提供给了香港的朋友。加上一些未访到的，致丽厂受害者的名单接近百人。
       重庆：第一次追踪报告
       刘成付(执笔) 李　强
       我们的调查是从一个炎热的夏日开始的。1999年7月下旬，我们抵达重庆，便到重庆某电机厂找杨勤英的哥哥——我们是从信封和笔迹上知道这个名字的。谭老师特别吩咐我们，尽可能找到这个人，因为正是在致丽工作的两个妹妹的汗水，供他上了大学。而在他刚分配工作4个月，想接两个妹妹来重庆看一看的时候，一场惨烈的大火发生了。那两个姐妹的命运如何?是我们急切想知道的。刚早上九点多钟，地上已经像下了火。人事处的人听我们说明来意，肯定说，该厂没有一个叫“杨勤x”的小伙子。在我们的要求下，他们又翻出了从1992——1995年接收的大学毕业生登记表，结果确实没有找到。也许是信中厂名写错了?我们又跑到另一家电机厂，谁也不知道有这个人。我们只好放弃了。看起来很是出师不利。是啊，仅仅从一些残留的只言片语便想找到信中的主人，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次日，我们查了地图，仔细地选择了寻找路线，决定沿江而下，先从丰都找起。由于有座著名的景点——“鬼城”，丰都到处是浓浓的商业气氛。可是我们根本无心关顾这一切，此刻，我们最急迫的是寻找那些在喧嚣的人流物流之中寂寞的打工妹。
       添云是大火的受伤者之一。根据谭老师给的香港朋友提供的地址，我们先找到了添云的哥哥添成。遗憾的是，添云不在，她随她丈夫到湖北去了。添成给我们斟上茶，坐在我们对面，他一边不停地抽烟，一边回忆添云受伤前前后后发生的事情。添云到致丽厂打工刚两个月，还没拿到致丽厂一分钱，大火便发生了。她辛苦工作的唯一结果便是留下了一个伤残之躯：深二度64．7％的烧伤面积，除脸上外，手、肩、背、腿、脚等各部位几乎全被烧伤。添成去处理添云的事时已经是多日以后了，因为家里人怕他闹事，没敢马上告诉他。见到妹妹时，添云仍然只能趴在床上，不能翻身。添成坚持要求去看火灾现场，当地政府不让他去，后来他和一个朋友自己去了，并且拍了照片。添成说，“这是她(妹妹)一生的转折点”。为了照顾妹妹，他特地从原来的工作地调回了丰都。添云现已结婚，并有了一个女儿。我们用电话跟添云联系。听说我们是专程从北京去采访她的，添云颇感意外。经她哥哥在电话里再三解释，她才肯谈谈自己的情况。目前她最大的困难是伤口没完全治好，经常化脓，植皮无法排汗，手不能伸直，在家里也只能干一些较轻的家务活。丈夫的工作单位垮了，添云便跟丈夫一起到湖北打工。受伤后添云获得了厂方及香港方面的慈善捐款共25万元，其中包括每月275元的生活费，从出事时起到50岁止，但这些钱大多用在了医药费、手术费中。我在电话中很小心地问添云以后有什么打算，她沉默了好久，最后什么也没说。添云的房子就在她哥哥的房子下面。几年前添云在楼下开了一个小卖部，但生意极为冷清，她到湖北后便由哥哥和嫂子下班后代为照看一会儿。我们在小卖部里坐了半个多小时，竟没有碰到一个人前来买东西。添成一再要求我们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他说，比起那场大火中别的受难者来说，他妹妹还算是较好的，幸运的。他说其实他们没有任何奢望，只是希望有关部门对她妹妹这种情况该优惠就优惠，该落实就落实，不要只说不做。
       A镇AA村是一个偏僻的山村。从丰都县乘车一路颠簸，顺利的话，也得三个小时左右才能到达。廷芳家在一个离公路尚有半个多小时山路的山坳里。我们边走边问，翻过了一个又一个小山坡，路旁玉米正是成熟的时候，硕大的玉米结在玉米杆上，鼓胀欲裂。坡上梯田里的稻谷正在抽穗，远远望去，如锦缎一般。这个无人知晓的山村里一个同姓家族中竟有三人同时经历了致丽大火的劫难：廷芳(死亡)，廷英(死亡)，廷芬(受伤)。
       我们碰巧在路边碰到了廷芬(伤者)的父亲，他推着一辆半旧的老式载重自行车正要到邻镇赶集。他把自行车停在路边，带我们回村子。我们边走边聊。据他介绍，他的女儿在1993年的大火中被毒烟呛昏，两个星期后神智才完全清醒，回家后抱着父母大哭了一场。1996年，她重到南方打工；1997年，回家结婚；婚后到西藏打工，没挣上钱，今年准备回家，至今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攒足。这几年，村子里的劳动力，特别是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工也越来越不好打了。
       我们先到了廷英的家，一会儿工夫，一大群人把我们围在了中间，我们身上落满了好奇与疑问的目光。一个三十左右的年轻人狐疑地检查了我们的介绍信、学生证、身份证，才让开始采访。他是这个队的队长。廷英的哥哥不善言谈，他告诉我们他妹妹死时只有21岁，如果活着，现在该27岁了。廷英死后获得了25000元的赔偿费，部分用于廷英的丧事，其余的存到了信用社，现在已用得差不多了。哥哥到深圳处理他妹妹的后事时，被隔离起来，任何处理那场大火的文件都没有见到过，赔偿费也是当地政府通过邮局寄来的，他们对赔偿费很不满意。廷英的父亲也在人群中站着，他面容清瘦，沉默寡言，只是看着我们，跟着我们走，听他的儿子不太连贯地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也许是我们的突然来访又使他陷入到那可怕的回忆之中，他看起来更像一个听众，只有从他的双眼里才能看到那种失去爱女、无力回天的悲伤。
       采访完毕，廷英的哥哥带我们去廷芳(死者)家。廷芳家屋前便是一湾茂盛的稻田。我们去的时候，廷芳的父亲正在地里干活，他扛着锄头赤着脚把我们迎到家里。廷芳死时才20岁，母亲一提起自己唯一的女儿，眼圈刷地一下便红了。她站在屋檐下望着我们，嘴唇嚅动着，想说什么，却不知从何说起。廷芳死时她唯一的弟弟还不足十岁。由于交不起学费，现在他辍学在家务农。我们问及他对他姐姐的印象，他看着我们只是腼腆地摇头。他父亲到深圳处理女儿后事时，是和廷英的哥哥一块去的，可是一下火车便分作两处。“我当时被关了三天，不许出来，也不许和别人交谈。”他心有余悸地告诉我们。出事后，廷芳家共获得赔偿25000元，除丧事外，他们用这笔钱到A镇修了房子。1994年春节前又收到葵涌镇政府寄来的由香港捐赠的1000元港币。此外，再没有得到过任何形式的帮助。廷芳出去打工是为了摆脱贫穷，可是她的这个任务是完不成了。采访结束后，廷芳的父母顺着田埂把我们送出了老远老
       远。
       凌花也是受伤最重的打工妹之一。我们得知她在忠县B镇上住，便来到B镇，在马路上四处打听，找到凌花的哥哥。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告诉我们凌花原来开的小店因为生意不好关闭了。我们去的那天她在乡下村子里。
       从B镇到BA村的那一段机耕道让我们难以忘怀。路上深坑密布，乱石突出，窄处仅容长安车车身通过，遇到烂泥坑时车直打滑，一不小心就陷到里边去了，怪不得不到十里路，少于60块钱没有一个司机愿去。凌花到村口来迎接我们，我们一眼就认出来了，她的脖子上有一片醒目的疤痕。凌花一跛一拐地领我们穿过稻田进村。我努力想象她受伤前健康的样子，那时她该是多么轻快地就能穿过这片田野!大火改变了一切，她的肩、手、腿部均被严重烧伤，经过了一年多时间才慢慢恢复过来。当我们看到凌花因受伤而变形的脚时，感到十分震惊。凌花告诉我们，她现在基本上无法干农活，一到夏天，植皮部位无法排汗，特别难受。目前伤口老是破裂、化脓。出事后，凌花得到赔偿费和香港方面的慈善捐款共二十多万，为了治疗方便，用一部分钱在镇上买了一套房子，加上几年来的医药费、手术费、生活费，赔偿费所剩无几了。还有一个亲戚借了她的钱，现在她需要用钱的时候却不肯还她。凌花办了一个残疾证，可是在办执照、买房、交农税方面没有享受到任何优待。两年前，凌花结了婚，她的丈夫也没有工作。勤快的凌花和我们谈话的时候，顺手拿起一颗玉米棒子，用残缺不全的手指费力地掰着。当问及她未来的打算时，凌花沉默了一下，说，“我也不知道，我想挣点钱，可是我这个样子怎么挣得上钱呢?前几年每年药费要花一万多块钱，这两年每年也要花四五千块。”我们和她一起沉默着，作为学生，我们能为她、为她们做什么呢?
       凌花领我们采访了另一死者小梅的家人。小梅在致丽厂工作了四年，死时23岁。外出打工之前，小梅和同村的一个小伙子谈对象，本来已经领了结婚证，但是小梅还没挣出来为父母和弟弟盖房的钱，只好和未婚夫分两地继续打工。房子没有修好，小梅却永远地离去了。现在小梅父母和弟弟一家住的房子是用小梅的赔偿金低价从凌花那里买来的，但原来的房子还没有拆掉。这些情况都是同村人讲给我们听的。我们去看了小梅家原来的房子。那是几间斑驳破烂杂草丛生的房子，小梅的坟墓就在离这老房子不远的田湾里。小梅妈上坡干活，一出门就能看到小梅的坟墓，村里人告诉我们，他们有很多次看到小梅妈独自在坟前流泪，劝也劝不回去。现在小梅的弟弟也走上了他姐姐当年走过的道路：外出打工。我们默默祈祷他在外面能够平安顺畅，实现小梅没有来得及实现的心愿和梦想。采访结束时，王小梅一家用当地招待贵客的风味食品——荫米热情地款待了我们。
       (一个太令人心酸的故事。小梅的未婚夫永成当时在上海打工。从致丽的信件中，我辨认出两封他从上海给小梅的信，一封写于1993年7月20日，一封写于1993年10月30日。永成在信中诉说着对小梅的思念，其中一段话今天读来触目惊心：“我在两个星期之前，曾做过一个梦，这个梦在脑海中印象太深……总想起来又像是有什么不祥的事，但又不全对，因此我又不想破解它，但又不能不破解。”难道真的有什么预感吗?就在信发出不久，小梅葬身火海，这一哀怨的爱情故事永远地凝固在了这些信上，也许会深埋在永成的心底。我没有见到小梅本人的文字，从家人的诉说和永成的信中，可以推测小梅并不愿长久地在外打工，为了弟弟，为了挣出家里盖房的钱，只能服从父亲的安排，忍受与未婚夫天各一方的痛苦。但是，一个普通的打工妹，一个月几百元的收入，要想挣够盖房子的几万元谈何容易啊!在我得到的致丽玩具厂打工妹的资料中，有一张小梅上一年12月份的工资单，上面这样记录着：姓名：王小梅；出勤天数：30；日薪工资：43．10；超额奖：23．50；加班工资：52．80；记件工资：234．60；出勤工资：30；扣伙食：62．0；扣住宿：5．0；扣劳务：1．0；合计工资：316．0。12月，正是玩具生产的旺季，应当说这是小梅收入比较高的一个月。最终，她的死才换来了家里梦寐以求的房子。11月我们再次访问了小梅的家，小梅的母亲一提到女儿就哭了，诉说中带着对女儿的痛惜和对丈夫的抱怨。但我不忍心再说软弱而好面子的小梅的父亲什么，这些年来他已经承受了无止境的责难和自责，他的眼睛哭坏了，身体拖垮了。父亲当年也才44岁，没出过远门，连忠县县城也很少去。既然自己没有能力为自己和儿子盖房，他只能指望女儿。收到小梅出事的电报，他的精神已经垮掉了。到了广州，他哭得晕倒过去，还没到深圳已经花了一千多元治病钱。当时事故处理人员要他在处理意见书上签字，他觉得钱太少，但又不会讨价还价。他只是哭，不肯签。几天没吃饭。最终还是签了，“别人五六万，我三万三，我的命好苦。”可怜的父亲哭诉着，他实在是又悔又痛又无奈。——谭深插)
       告别了小梅一家，继续我们的寻找，多么希望我们寻找的那些人能鲜活地站在面前，至少能让我们看到她们平平凡凡地活着。遗憾的是，我们名单上的人大都在那场大火中丧生了。翠兰是这些不幸者中的一个。我们在C镇CA村寻访她的家。下了车，正好路边有一个小商店和一个小修理铺，五六个村里人围在柜台前。我问他们是否知道翠兰家在哪里住。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人回答。半天，一个妇女低声咕哝了一句：“你是问那个死了的翠兰?”我说：“是的。”一群人都围上来：“你们找她干什么?”可以想见，村里人突然遇到从北京来的陌生人询问几年前一个默默无闻的死者时脸上那惊讶的表情。一个妇女把我们领到了翠兰家。翠兰哥老远跑出来迎接我们，称我们为记者。他忙乱地给我们装烟、倒茶、让座，用手把长凳上的灰尘抹了好几次。翠兰死的时候只有16岁，还是个孩子。当时得到了三万多块钱的赔偿费。16岁与三万多块，这两个数字对我们来说极其沉重。翠兰的父亲今年67岁，一条腿摔成了残废，不能干农活，翠兰的死使他精神受了刺激，有点木讷。他知道我们为翠兰而来，蹲在旁边，但一言不发。翠兰哥不像许多死难者家属那样，没有注意保存文件，他把有关妹妹后事的文件保存得完好无缺，足有六七张。他告诉我们，他相信这些清单说不定会有用的，所以一直妥善地保存着。我看到他重新把这些清单折好，小心翼翼地放回到一个黑皮夹子里。他是一个有头脑的好哥哥。
       与翠兰一起被烧死的还有她的堂姐淑兰，这是我们在遗留的信中没有找到的信息。从翠兰家到淑兰家只需走一段不足十米的石板路，姐妹俩在这个贫穷的山村院落里平安生活了十多年，却一起死在了异乡繁华的土地上。淑兰死的时候17岁，只比翠兰大一岁。这是此行我们见到的最凄惨的一家。淑兰遇难的噩耗传来时，她唯一的哥哥刚死去三天，正办后事。这对兄妹先后离去，接着嫂子也改嫁，留下一个6岁
       的女孩。残酷的命运摧毁了这个家庭，父亲从此落下“晕病”，经常晕倒在地里，母亲的身体状况也不好，干农活很吃力。家里已经没有人能够去深圳处理淑兰的后事，只好请一位邻居也是远亲帮忙去深圳。他们只得到25000元赔偿，因为淑兰的父亲当时未满60岁，母亲未满55岁，所以没有得到约为18000元的养老费。赔偿费大都用在淑兰的丧事和修房子上了。父母每年都要花很多药钱，现在他家已欠了八千多元的债。我们去时，淑兰家空空荡荡的，堂屋里除了一张黑旧的八仙桌，几条歪歪斜斜的凳子和几件农具，再没有别的东西。孙女现在12岁，正是上学用钱的时候。谈到将来，淑兰的父母不知怎么办才好。也许他们唯一的希望便是12岁的孙女，孙女再长大几岁，可能便有办法了。我问：“这里有希望小学吗?”淑兰的父亲摇摇头。我不敢问他怎么设计孩子的未来，因为他连自己的现在都无法把握。(第二次沿着泥土小路进村时，路上正碰见淑兰的妈妈和小侄女。淑兰的妈妈告诉我们，孙女上5年级，今天正好乡里统考，刚回来。她说，原来孩子的午饭都是从家里带，但是到乡里规定不能带饭，他们又没有钱，就给孩子带了一把花生当午饭。回到淑兰的家，他们一家老小三口和我们面对面，父亲已经被身心的痛苦折磨得疲惫而绝望，他坐在矮凳上默默无语，可怜的孩子睁着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但是那里面没有了天真，也看不到希望。我们临走时和他们一家留了个影。淑兰的妈妈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愿放开，我却突然看到淑兰的爸爸抱着头，蹲在地上，他的晕病又犯了。淑兰的妈妈说，“他经常这样，别管他。”我们只得说着安慰的话，离开了。回到北京后，小孙女给我来信，告诉我奶奶摔伤了，又用掉几百元医药费。——谭深插)
       在采访过程中，我们边走边问。一个偶然的机会，听说BB村有一个叫秀雅的人，也在外出打工的时候被烧死了，但不知是不是致丽的。根据打听到的线索，我们找了一个农民做向导，冒着烈日赶到她家，在那里见到秀雅的公公和丈夫张禹。我们坐在他们的堂屋里开始谈了起来。开始的时候张禹一直沉默，只秀雅的公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六年过去了，又是这么伤心的事，谁也不愿再去回忆那些细节。张禹在忧郁中生活了一段时间，再婚并生了一个女儿。据张禹讲，秀雅在致丽厂工作的时候，每个月的工资只有400元出头，死后获赔35000元，其中有两万是保险公司赔的，厂里赔了15000元。厂里赔的15000元钱中包括安葬费和用于小孩的生活费8000元。张禹说，孩子要上学，有时还要生病，所赔费用显然是不够的，他到深圳去处理后事的时候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当时太伤心了，精神都有些恍惚，根本就没有精力和心情去询问有关赔偿的细节。当我们问及后来厂方有什么追加赔偿没有，他说他不知道，但他自己是没有收到过什么东西。(1999年11月份，我们有机会再次拜访了张禹。当时张禹去地里刨红薯了，被叫回的时候，两腿沾满着泥。他仍然显得那么忧郁，但由于我们熟了，他比第一次要健谈一些。六年过去了，对前妻的思念依然如故，他两次上楼找前妻的遗物给我们看，一次是找事故处理文件，一次是找前妻的照片，结果只找到一张秀雅的照片。他黯然地讲，他原将妻子的信和文件放在箱子里，但现在没有了，可能是现在的妻子怕他睹物思人，过于伤心，将秀雅的一部分信件和照片藏起来或毁掉了。照片上的秀雅年轻端庄，不像31岁的人。张禹难过地告诉我们，“这是她出事前刚照的，还没来得及取。后来是老表帮取出来的。还有一张儿子的照片，寄给她可能也没收到。”秀雅外出时儿子才3岁，两年后遇难，一直没有回过家。她想孩子，就让丈夫寄孩子的照片给她，可是她没来得及看到。那时儿子5岁，大人没有告诉他，他是从小伙伴那里知道的，小孩告诉他：“你妈死了”，儿子哭了，但是回家没问。原来这孩子爱说爱笑，很活泼的，后来也变得沉默寡言。父子二人的变化后来我们从张禹的妹妹建花那里再次得到证实，建花说，“嫂子死后，我哥的一家总是很忧愁的样子。”——谭深插)
       在残留的信中，有一个叫江芬的打工妹提到了“D综合商店”，提到了“雅美姐”。我们循着这两条线索到D镇去寻找。凑巧，我们所住旅馆的老板正是D综合商店的主管，他经营综合商店十几年了，却从不知道有一个什么叫江芬或雅美的人，我们将信将疑，他向我们出示了身份证、工作证我们才得以确信。(第三次调查终于找到江芬和雅美的信息，而她们都已遇难。——谭深插)我们又经过两个多小时山间公路的颠簸，到D镇DA乡找另一信封上提到的陶秀明。DA现已改名，属另一乡，信封上的“道班”1992年已拆掉，而且道班中都是男同志，也没有听说打工妹死伤的事。无奈，我们只好怏怏而归。(后来才知道，陶秀明就是本文开头我重点要寻找的那两位帮助哥哥上大学的姐妹中的姐姐，杨勤英是另外一个人。见下文“重庆：第三次追踪报告”——谭深插)
       带着疲惫和沉重，我们又来到忠县县城。息县以豆腐乳出名，但我们无心品尝那美味的腐乳，费尽周折寻找小英。小英的家在一个出入很不方便、曲里拐弯的胡同里，九层的楼房坐落在比路面低至少一米的地方。小英家在最高层，没有电梯，我们只好气喘吁吁地爬上去。敲了门，开门的正是小英。当我们见到小英时，才意识到，这样的条件对她来讲行动是多么困难。我一眼就看到她胳膊下的那只拐杖。她把门打开，颇费劲地让到一边，请我们进去，给我们让座，并力图用一只手给我们倒茶。我们赶紧劝住了她。我们不敢过多触及小英的伤痛与往事，但小英很大方，沉默了一会儿，便谈起了她所经历的事情。
       火灾中，小英烧伤最严重，除头部外，其它部位几乎没有完好的皮肤。动了十多次手术，尚未痊愈，便被迫从南方医院出院。小英是躺在担架上被抬回家乡的。回家后，为便于治疗，在县城里买了一套房子(为了省钱，房子买在了九楼)。刚回家的时候，当地医院认为她根本没有活下去的可能，甚至拒绝接受她住院治疗。小英在床上躺了近一年，浑身疼痛，不能移动，不能翻身。她曾经丧失了生活的勇气，但家人的关怀和照料感动了她，她开始一边接受治疗，一边在父母的帮助下尝试做简单的锻炼。奇迹出现了，慢慢地，小英居然能坐起来了。1996年，她开始坐轮椅，半年后，又买了拐杖、人造脚掌。前年，她还挂着双拐，今年，她竟能拄着单拐在房内慢慢走动了。我们问小英能不能让我们看一看她的伤口。尽管小英的伤情早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但是当她胳膊和腿上的伤口露出来的时候，我们还是感受到一种触目惊心的冲击：那是怎样的胳膊和腿啊!已经完全没有了胳膊和腿的形状，一只脚掌完全截掉了，冷冰冰的人造脚掌支撑着她身体的重量。小英告诉我们，她的伤口经常破裂、流血(我们看到她的裙子上还有伤口渗出的血印)，稍一感冒，伤口便发烧、发肿，使她连下楼买药都做不到；天气热
       时，皮肤排不出汗，痛苦难忍。狠狠心买了个空调，电费太贵，又用不起。小英托我们在北京帮她打听，什么地方能治好这种烧伤后遗症。她对我们这两个从北京来的人寄予了无限希望。
       小英受伤后，从厂方得到了赔偿费近10万元，香港一慈善机构又捐了16万元，这些钱她主要用在了继续治疗上。开始时住院、手术费动辄要几万元，后来伤口经常性地发作，每年都要用几千元，甚至上万元；买房子又花了近4万元。目前小英还想动一次手术，换一个轻一些的人造脚掌，但是钱已所剩无几。我们从不多的经费中拿出250元给了小英，但我们知道，这点钱连四分之一人造脚掌都买不到。
       小英的父亲，母亲都是农民，今年都满·60岁了。为了照顾女儿，他们搬来和女儿住在一起。小英的父亲靠在街边修鞋挣点钱补贴家用，但修鞋仍要交各种费用。小英告诉我们，“只有我自己出去修鞋才能免税，可是我这个样子连两斤菜都提不回家，怎么修得了鞋呢?”小英的妈妈年事已高，满头白发，因女儿出事受了打击，耳朵几乎聋了，但她仍一丝不苟地协助女儿治疗、锻炼，照料女儿的饮食、起居。看着连基本生活都不能自理的小英，我们真是难以想象六七年前那个初中刚毕业、头上总爱插着各种小饰物、活泼明快、对生活充满憧憬的小英的样子，我们更难以想象，万一小英的父母有个三长两短，小英一个人该怎么生活?小英初中毕业没读高中便外出打工，没想到打工才一年多便出事了。懂事、要强的小英怎么也没料到如此残酷的命运竟会降临到她的头上——而当时她在致丽厂每月所挣的工资只有两百多元!这是一个令人垂泪的故事，为了她的哥哥上大学，十九岁的小英付出了一生的代价。现在小英的哥哥在县里上班，单位效益一般，也不能给小英提供很多经济上的帮助，但他常回家看望妹妹。
       虽然小英的心里充满了深不见底的忧伤，但她仍然流露出她天性中开朗、自强的一面。小英说，开始的时候，她根本不敢面对人们好奇的目光，只穿长袖衣服和老人才穿的鞋子，今年，她终于鼓足勇气穿上了凉鞋和裙子。小英还让我们看了她的卧室。她的卧室整洁、漂亮，和一般爱美的姑娘没什么两样，墙上还贴了两张电影明星的画。去年夏天，小英承受着天气炎热、皮肤不能排汗的苦楚，交了八百块钱去学无线电修理，没想到学生的钱全被老师卷跑了。小英说，她特别想自食其力，可是自己日常生活都不能完全自理，自食其力从何谈起?她想开个小卖部，可小卖部又挣不上钱；她仍然想出去打工，可谁会要她这样的残疾人呢?小英说，她恨那个香港老板，火灾给她身体上和心理上造成的伤害是无法弥补的。“老板不把打工的当人看，我们当时经常罢工。”小英的话使我们体会到一个残疾人生活的痛楚与辛酸，他们多么需要社会的理解和帮助!但我们知道，当一个人遭到巨大的劫难后，她最平常的生活全部被摧毁，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在根本上安慰她的。
       小英的母亲一直在我们旁边坐着，她也许听不清楚我们在说些什么，但从她脸上的表情我们知道她听懂了我们谈话的内容。天快黑的时候，小英的父亲回来了，手中提着修鞋时供顾客坐的小凳子。小英的父亲很健谈，整整给我们讲了两个多小时小英的受伤及恢复情况。他清晰地记得六年前的每一个细节，甚至包括他们到深圳时住的房号、接待他的人的样子、每天的各种费用。女儿所受的灾难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大了。当问及为什么小英伤未痊愈便出院时，他说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事故处理者强迫，如果不出院，就要将小英从广州南方医院转到镇医院，而医院里死人属常事，是不负责任的；二是当时正好香港一慈善机构提供捐款，他怕和有关部门闹翻了得不到捐款。无奈之下，他只好含泪领着女儿出院了。“当时我只是想，就算倾家荡产，也要把我的女儿救活。”我不知道，小英出院时，小英父亲所流下的泪水是不是一个父亲最后的泪水，因为我无法知道，那场夺去了他女儿健康和幸福的大火还将在他的心头燃烧多久……
       告别小英后，我们乘船逆长江而上三个小时，来到了F镇。F镇古风犹存，清一色的旧瓦房，又窄又长的石板街，街两边排列着黑旧的木质店面。置身其中，你简直会怀疑这是拍古装戏的场所，而不敢相信这是一个现代化背景下的山区小镇。在这里，我们采访了另一个致丽大火死难打工妹的父母。死者叫谢霞，16岁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她年龄虽小于活却极为麻利。据谢母介绍，谢霞在家的时候，每天早晨出去挑水，从山脚挑回家里，连气都不歇一口。谢母回忆起女儿的种种好处来，止不住悲从中来。“老天，为什么偏偏就把她烧死了呢?!”她一再重复着这句话。谢霞死的时候只有19岁，正是花一般的年龄。在致丽厂，她是验收员，最开始每月工资只有60多元，三年后加到了200多元。谢霞的姐姐原本也在致丽厂打工，发生火灾时正好回家了，所以幸免于难。谢霞死后，家人获赔25000元，当时谢霞的父亲54岁，母亲48岁，故赔偿费中没有养老费这一项。现在，谢父到了60岁，身体不好，根本无法干活，只好和谢母一起在F镇上靠卖冰糕、饮料和其它小商品度日。我们就在谢霞父母的小店里采访他们，小店空间仅能容下三四个人，镇上好奇的人便只好从店门外探进脑袋和半个肩膀来观看也许是他们从未见过的采访过程，偶尔插插话，提及谢霞生前的各种好处。我们的采访持续了大约四十分钟，这期间我留意了一下，谢霞父母只卖出了一只五毛钱的冰糕。
       在采访中我们也遇到了侥幸从那场大火中逃生的人。其中一个是吴小莲。在打工妹们遗留下来的信件中，与吴小莲相关的地址有三个，且都在不同的村镇，我们只好凭运气挨个去找，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后来在一个热心人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一个理发店，开店的正是吴小莲。小莲看上去整洁、干练，她热情地用川味很浓的普通话和我们交谈。在致丽大火发生前，她在那里打了近一年工，刚开始工资500---600元．后来只上半天班，工资就降了下来。吴小莲回忆说，火灾发生时，卷闸门太紧，打不开，窗子又用铁条封死，楼梯上堆满了货物，挤满了逃命的打工妹。大家乱作一团，哭喊声，尖叫声，咒骂声响成一片。当时她在三楼，情急之中，顺着楼梯扶手溜下来才逃出一条命来。家里人得知致丽大火的消息，都以为她已经死了。吴小莲虽然死里逃生，但她从此再也忘不掉大火中伙伴们悲惨死去的景象。她逃出火海，回头看见一个叫陶秀明的打工妹口吐鲜血，在烟火中倒地而亡；一个叫淑媛的姑娘也转眼之间葬身火海。她看见她的姐妹们纷纷被烧死、踩死、熏死。在厂里她有一个最要好的朋友宛芬也被活活烧死。宛芬的父母到深圳领骨灰盒的时候，领回了一个别人的骨灰盒，后来返回深圳换了一个。小莲至今也不敢肯定宛芬的骨灰是否真正回到了家乡，回到了她的父母身边。
       采访结束了。万水千山，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使我们身心俱疲。川东山区农村美丽的自然风光同严酷的生活现实形成的强烈反差像楔子
       一样楔入了我们的心里。被采访的这些人，无论是死去的人、受伤的人，还是活着的人，只不过是致丽大火众多受害者中的一部分，我们能用白纸黑字写在这里的，更只是他们巨大的苦难和殷殷企望中很少的一部分。但我们清楚地知道，六年前的那场大火尚未熄灭，它依然痛苦地燃烧在遭受劫难的生者心中。
       这，就是我的姐妹们真实的故事。
       重庆：第二次追踪报告
       谭深(执笔)刘成付
       1999年11月，南方已有了些许寒意，我们从重庆的朝天门码头乘船而下，开始了我们对致丽玩具厂劫难后打工妹的第二次追踪调查。
       由于暑假里刘成付和李强的第一次开道，我们此行要顺利得多。第一站仍是丰都，小刘很快和添云家取得联系，幸运的是，添云没有外出。我们如约到了她家。
       这几年来，我阅读了致丽打工妹大量的资料，感觉上已经和她们很熟了。但是真正的接触，添云是第一人。我有太多的问题想问，有太多的话想说。可是添云显得沉默寡言，躲闪着我们的问话和目光。很快添云的沉默有了答案，她说，她想忘了过去，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不希望别人总来打搅她。后来略熟一点，添云又对我说，我不想让周围的人(主要指现在的邻居)知道我受过伤。
       听说我们下一站要到忠县看望小英，添云想了一下，也想和我们一起去。她们曾在一个病房里住过半年，但是六年了她们没有再见过面。我们再次坐上长江的客运船，与来时不同的是，这次多了一个添云。
       小英站在门口迎接我们，她还是那么爱笑，也常常会害羞地转过脸去，神情天真可爱。刘成付上次给了她我们课题组办的《打工妹信箱》以后，她还给信箱写了信，只是不好意思发出去。
       刘成付发现，比起上次他来时，小英的伤腿上又长出了许多瘤状的东西，红肿异常，令人惨不忍睹。小英说，这段时间，她经常发烧(一月两次)4l—42℃。由于行动不便，加上曾经被人认为数额不少的赔款在一次次的治疗中，已经所剩无几，她已不敢轻易去医院。她说在楼下不远有一个私人医务所，每当她发烧时那个医生就来给她打打针，有时父亲背着她到医务所看病。小英讲述着她的伤痛，甚至说，“我是活不了多久的。这么多伤，是不可能活多久的。”
       我知道，小英将承受的苦难比她自己意识到的还要多。面对这样一个复杂又单纯的，可爱的又不得不永远经受苦难的小妹妹，我感到一阵阵蚀骨的痛心，想不出一句安慰的话来。
       小英知道我们第二天要去B镇凌花那里，她说凌花经常来她家玩，她有点想和我们一起去。我们觉得她要是能出外走走也好，就鼓励她同我们一道去。这样，我们一行又多了两个人——小英和随同照料她的妈妈。
       车翻过一座山，用了两个小时，B镇到了。凌花就在路边等着我们。
       凌花长得很漂亮，大大的眼睛，长睫毛。六年前出事时，凌花才19岁，现在也才25岁，但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年轻。她怀孕了。
       见到小英、添云，凌花十分惊喜。三位曾经一起住院的工友加病友遇到一起，非常亲热。她们嘻嘻哈哈，一起吃着，聊着，把我们这些外人晒在一边。我们小心翼翼地问，我们可不可以拍照，可不可以问一些事。凌花说，她不愿意被拍照，不想再提那事，怕别人看见照片笑话她。我知道不能勉强，最终没有采访她。接着，又发生一件令我尴尬的事情。上次刘成付他们追访回来后，写了一篇报道发在报纸上。我带来了，并给她们每人一份。我本人是流着泪水看完这篇报道的。没想到她们看完了沉默不语，小英呢，当她发现上面有她的照片时，很感意外。她说，她也不愿意让人知道她。我非常惶惑，也对小英感到愧疚，我完全没有想到一篇善意的报道会给她的心带来伤害。我向小英道了歉，同时不得不思考，为什么这三位受了伤的打工妹都对我们表示了拒绝呢?她们都不止一次地出现在媒体上啊!难道她们想忘掉那个永远改变了她们命运的事件吗?在小英家，添云、小英都提到永远不能忘记每年的11·19；在这里，她们不约而同地说，离11·19只差一个星期了。
       后来的情况使我一点一点地理解了。她们三人其实都是很热情的，以后我们在B镇几天，凌花帮了我们很大忙，许多被访对象是她提供的，有的还是她亲自带我们去找的。关于她自己，凌花谈得最多的是她的房子。得到赔偿后，先在村里花3．3万元盖了房；后以1．9万元卖给了小梅家，到镇上买了这座小楼；现在这座小楼又将卖掉，代之以镇政府内一住宅楼8层上的单元。添云的主要话题是她这些年随丈夫到过的地方，其中有些地方我也去过，我们一同谈论着那里留给我们的回忆。小英呢，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她把她的痛苦连同内心的秘密不断地告诉我。她们还是年轻的女孩，本来她们应该更多地拥有未来，而不是过去。那一场灾难使她们突然被推向生活的边缘，从此成为与众不同的的人。而这三位女孩，又是受害者中特殊的人。因为当时她们受伤最重，意外地得到香港市民的捐助。这些捐助支持她们得到一定程度的康复，但是也招致了周围各种目光和利益要求，她们身心的负荷已经太沉重了。正常生活，既是她们的渴望，也是她们的权利。
       B镇，离长江一百公里的繁华小镇。一条公路穿镇而过，从镇东到镇西只需步行十五分钟路程。公路两侧的建筑已经被现代化改换成各种水泥小楼，失去了巴蜀特色。公共汽车、私人小巴、“摩的”和人力三轮川流不息，其中许多私人小巴就是那些回乡的打工仔开的。每到集市的日子，镇东头的街道拥挤暄腾，聚集着各色顽强谋生的人们；而小镇外的农村，完全是另外的景致。如同四川、重庆多数农村一样，一家一户分散在一个个小山洼里，翠竹掩映，果木葱茏，梯田环绕，到处都像一幅幅安祥而宁静的风景画。作为一个城里人，我每每被那世外桃源般的景致所打动。但是作为研究者，我知道，那是一种人气被抽空了的宁静，年轻人、有活力的人为摆脱贫穷，纷纷离去。她／他们带回的，是那用血汗钱盖起来的石头和水泥的房屋。
       就在这喧嚣和宁静交错的不协调的地方，沉睡着那个可怖的历史。致丽厂1989年建厂，通过当时县劳动局的一位官员来到B镇招工，两批招走了八十位年轻女孩。以后通过亲友相带，一个致丽厂员工的网络以B镇和周围的镇乡为主形成了。谁也说不清这个网络有多少人，但是1993年一场大火震动了全镇，据很多人说，最早是通过电视知道致丽厂着火了，那几天邮电局人山人海，各家都挤到那里打电话、发电报、等消息。一时间，这场灾难成为当地的主要话题，使这个小镇充满着惊恐和哀痛。几年过去了，活着的人们继续着他们各自的生活。但是我们的到来重新唤起了他们的集体记忆。我们惊讶地发现，被唤起的记忆仍然是那么强烈，我们询问过的每一个人几乎都能给我们提供一定的信息。在街上，在汽车里，一个个擦肩而过的人们很可能就是受害者的亲人、朋友、邻居，或者就是曾经在致丽厂工作过的人。靠他们的帮助，
       我们在短短一个星期中访谈了死者家属、伤者和原致丽厂的工人等18人／户，得到原致丽厂员工名单45人，其中死者27人，伤者5人。
       我们找到的死者之一淑芳的家就是张禹帮忙的。张禹告诉我们，本村有一个叫淑芳的死难者，并带我们去了淑芳家。沿着小路不远，到了淑芳的姐姐淑荣的家，淑荣听说了我们的来意，跑去喊来了父母。父亲来时，带来了保存完好的事故处理文件，我一一拍照(但事后发现，照得不清楚)。刘家仅两个女儿，大女儿淑荣原已经出嫁到外村，父母的计划是让淑芳在家招个女婿。没想到小女儿一去不回，只好让大女儿一家搬回来。一家人重新翻出六年前令人心碎的回忆：最初，听人传说致丽玩具厂着火了，他们还心存侥幸，不会有淑芳。没想到，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有人送电报来，那个人站在村头喊：“你女儿烧死了。”当年淑芳23岁。后事是刘父和一个亲戚去办的，路上还碰见另外几个BC乡人也是致丽死难者的家属(我们急忙打听Bc乡的人的地址，但是刘父没有记住他们的名字)。到了深圳龙岗，他们找不到接应的人，就自己租车到葵涌，见到了火灾的现场。但当时已被拦住不能靠近。这时一个人过来，带他们去镇政府。从此他们被隔离，四五个人陪着，连想上街买烟也不被允许，理由是“为了你们的安全”，直到办完所有的手续，把他们送到广州火车站上车为止。
       在访谈中，听好几个人提到BC乡的几姐妹，我们决定尽早去BC乡。早上头疼起来，我勉强起床，吃了药，又出发了。当时我们只知道这几个姐妹姓蓝，但她们到底是几个人，叫什么名字，她们的父亲叫什么名字，并不清楚。但是凭几天的经验，我们相信到BC乡能够打听到。那天B镇逢集，人和车混成一片。幸好小刘曾走过这条路线，我们顺利地找到车，坐车到BC乡。这时，外面开始下雨，而且越下越大，这是不好的兆头，因为当地的泥土路，雨后又滑又粘，我们没有高腰雨靴，走泥路是不可能的。BC乡到了，因为不逢集，又下雨，街上冷冷清清。我们被困在乡里。小刘又和几位农民聊起来，那几个人立即表示知道此事，而且准确地给出了死难四姐妹的父亲的地址和姓名。他们告诉我们。蓝家四姐妹因为都未婚，她们的坟都在一起。同时，他们还提供了另一位死难打工妹的父亲的姓名和地址。这样，加上我们原来知道的刘燕群，Bc乡在致丽大火中死难的打工妹至少是六个!这是何等惨痛的事啊!难道贫穷家庭的孩子的生命也像她们的收入那样微不足道吗?
       我们一边听着人们议论着当时的事，一边盼着雨能快些停。可是雨不停地下，丝毫没有停的迹象，我们知道今天是不可能进村了，无奈中，坐上返回B镇的车。
       在凌花的帮助下，我们包了一辆面的去她的家——BA村。尽管小刘早说过这条路极难走，真上路了发现比想象的更糟。由于刚下过雨，一路的烂泥足有半尺深。车剧烈摇晃着往前走，终于在路上陷进去出不来了。我们只好下车走路，司机再想办法找人把车拉出来。
       我们先去了小梅家(对小梅家的访谈参见“重庆：第一次追踪报告”)，又顺着蜿蜒的田埂，一路上绕着弯子来到元淑家。元淑的家庭情况和小梅有些相似，只有兄妹二人，元淑外出打工的目的是为哥哥修房子，可是两年了，她只寄回500元钱，在收拾遗物时也没有存折，最后还是她的补偿金才修起了这座房子。元淑的母亲一再说，“元淑的脑壳比他哥哥聪明”，可是她还是不得不为哥哥出去打工，“因为她哥哥以后是要照顾我们的么。”说着，元淑的父亲拿来元淑的照片和事故处理文件。在玻璃镜框后面的元淑脸圆圆的，微笑着。母亲流着泪抚摩着女儿的照片，告诉我们，最悲惨的，是父母头天刚给元淑发电报让她回来相亲(只有电报才能请假)，第二天就接到葵涌来的电报，通报元淑死了。那年元淑20岁。母亲带着怨恨指着屋里的一切说：这房子和房内的磨米机都是元淑的补偿金置办的。
       正说着，元淑的哥哥进来了，果然是一个极老实的农村年轻人，面对着屋内的气氛，他显得手足无措，站在那里一句话也没有说。元淑的逝去，使这个家庭沉闷异常，即使盖起新房，儿子结了婚，也没有丝毫的缓解。因为父母从身体到精神全都一蹶不振，两位老人全不能干活，如今两人的衣服各自洗，各自补，谁也不能照顾谁。
       在访谈中，有人告诉我们：D乡DB村有一位死者，是支书家的儿媳。并指着一位老汉说：你就跟他去，他们相邻不远。告辞众人，跟着老汉上路。老汉原来是来镇上做小生意的，他的水果摊就在路边。老汉蹲在地上一点一点把摊开的梨、苹果收进纸箱，我们觉得太麻烦老人了，就说算了，我们自己找吧。老人说没关系，一边又装好生姜，用绳子捆扎好，搬到对面的房子里。随着老人上路了。他说不远，但在一片片的烂泥路上也走了好一阵。
       老人把我们送到支书家门口，就转身回家了。支书夫妇和二儿媳在家，死者王正迎的丈夫于兴彦和现在的妻子女儿一同回娘家去了。他们给他打了电话，说马上就回来。支书先和我们聊。支书对我们相当客气，一再表示相信党相信政府的政策，在赔偿上不讨价还价，他只是觉得对不起他们，“在外打工比家里还辛苦”。我相信这里面有一半是言不由衷的。后来兴彦三口人回来，以为我们是致发集团的(原致丽玩具厂老板现在的企业)，向我们提出最好能到致发集团打工。我一下子明白了，是他们误解了我们的身份和目的。他们在失去亲人的痛苦和家庭的惨痛损失中煎熬了六年，从来没有什么人关心过他们。今天，他们竟然相信那个香港老板能够派人跑到受害人的家里，重新过问他们的事情。他们怎么会如此天真呢?唯一的解释是：外出打工是他们最便捷的选择，而打工之路是充满艰难的，他们不愿放弃哪怕是希望渺茫的任何机会。
       我赶快把名片递过去，说明了我们的来历，避免了误解。兴彦告诉我们，和妻子一起在致丽的还有妹妹于汇萍，妻子死亡的消息是11月24日妹妹通知的。当时他正在上海打工，接到电报直接去了广东。从家里出发的有弟弟、弟弟的妻哥和王正迎的大姐夫。他们碰巧同一时间到了广州，然后一同去葵涌。
       政府有三个人和他们谈判。一开始政府的人就拿出一份已经拟好的文件给他们看，上面明确有不同的赔偿标准。开始他们不愿意在赔偿协议上签字，他们提出两个要求：第一，要见老板；第二，要求解释起火原因。对方的答复是，第一，要保护老板的安全，这么多人都要求见怎么行；第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他们对赔偿数额(1万元抚恤金，1万元“困难补助”，1．1万元孩子抚养费，共3．3万元)不满意，因为正迎的妈妈知道小女儿死了，受了很大刺激，从此腿就抬不起来了，在赔偿项目中没有她。对方说，不考虑娘家的赔偿。谈话只一个小时，他们当天没有签协议。第二天，对方催他们，尸体要赶快火化，不然会坏掉。但要看尸体必须签协议。这本来是不合理的规定，但所有人都没有提出异议，他们就是利用家属急于见到死去的
       亲人的心情，将拖延的责任轻易地推到了死者家属的身上，从而迫使他们匆忙就范。于兴彦他们据理力争没有效果，第二天勉强签了字。下午看了遗体，第三天就回来了。
       回来后，1万元办了丧事，1万元给了王家，剩下的存着。为了正迎的儿子不受委屈，两家商量正迎的二姐嫁到于家。
       兴彦是我们此行碰见的又一位有情有义的丈夫，由于现在的妻子是前妻的姐姐，所以他不避讳对前妻的感情。他找出相册，给我们看前妻的照片。照片上年轻的正迎紧紧地抱着不到两岁的儿子，兴彦告诉我们，这是正迎临走前照的，也是她在家的最后一张照片。正迎是1993年正月初三，和妹妹汇萍一道走的。汇萍在致丽当了两年组长，那次回来带了嫂嫂出去，没想到不到一年，正迎竟死于大火，当时才23岁。同一相册中还有一张合影，有男有女，大约有一二十人。那是一群致丽员工，背景就是当时的致丽厂。于兴彦指给我们看，谁死了，谁谁也死了……看着照片上年轻人灿烂的笑脸，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在张禹的带领下，我们找到他在B镇开小饭馆的妹妹建花。建花曾经在致丽做过大班长，但是大火前离开了。她给我们开出了一些当时的名单，还提到死亡的江芬是J乡人，江芬的嫂子出事前也在致丽厂，她受了伤。后建花又告诉我们，江芬的兄嫂现在跑客运，刚才还见到她。说着建花就出门去找，一会儿回来说，她嫂子不愿意接受采访，我们只好作罢。江芬是致丽厂打工妹信件中多次被提到的人物，不少人想委托“江芬姐”帮找工作。我从一个信中判断江芬可能是D乡人，结果刘成付他们第一次来没有找到。关于江芬的情况还听到一些扑朔迷离的说法，说她并没有死，家里却领到了抚恤金。江芬的嫂子不愿接受采访，是否与此有关?当时不得而知。不过我们知道了准确地址，将来会有机会再来访问。江芬出事前也是一个组长，才19岁。有人从楼里跑出去后，还看见江芬站在二层的窗户边抹眼泪，人们叫她快从窗户跳下来，“她胆小，不敢跳”，由此断定她是遇难了，只不过听说始终没有找到她的尸体。但是据后面采访的情况看，当时烧死的人完全变了形，有的仅仅是根据残留的衣服碎片来判定，可是穿同样衣服的不一定仅一个人。有的家属就被通知领错了骨灰，又回深圳换。而且，六七年过去了，没有人再见过活着的江芬，可见“没有死，却领了抚恤金”的说法是误传。
       坐上一辆小面的，遇到对我们的调查工作有巨大帮助的林洋夫妇。他们是这车的车主，看来我们的出现在当地已经为人注意，林洋夫妇主动问我们是不是在调查致丽玩具厂的事?并告诉我们他们是该事件的目击者。我们惊喜非常，立即约好当晚到他家访谈。晚8点，我们来到林洋夫妇家，他们还没吃晚饭，就热情地和我们谈开了。
       林妻燕云是1989年第一批招工去致丽的，在那里工作了三年，后回家结婚，离开了致丽厂。婚后到葵涌镇的建德厂。林洋从部队复员后，也来到建德。建德离致丽三公里，骑车十分钟。因为老乡多，他们常去致丽玩。致丽刚着火，就有人跑来告诉他们：“你们在致丽的老乡全死了!”他们马上赶到致丽，那时黑烟已经将厂房全包围了。厂门口站着许多人，眼睁睁地看着，全进不去，消防队也进不去。下午，尸体被从厂房里拉了出来，一个个烧得像黑枯木一般，装到车上拉走了。其余轻伤的送到葵涌医院，重伤的送到龙岗医院。燕云当时正怀孕，回去后就晕倒了。
       林小顺是林洋的姑舅表弟，还有他的哥哥及他们的女朋友姐妹两个，都在致丽。小顺的哥哥林小龙和小顺的女朋友芳兰跑了出来，芳兰的妹妹芳灵被烧死，小顺当时也被认为死了，和尸体堆在一起，后来哥哥发现了他，认为他还活着，喂了他一口矿泉水，把他救活了。大概出事四五天后，让他们去辨认尸体。辨认完了，尸体编上号，等家属来了再火化。
       当时受重伤的人被送到深圳、广州医院，其余没伤的、伤不重的人和一部分来帮忙的亲友约有一百多人，被集中到叫“日光球场”的镇文化馆里，不许出来，也不准围在外面的亲友和记者见他们。于是里面的人就闹，把给他们的饭倒掉。三四天后才放他们出来，其间他们吃睡不安，互相核实失踪的人。那时已基本知道谁死了，谁可能伤了。
       这样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他们夫妇今天讲起来还很激愤。从他们的讲述中，我们知道，当时能够站出来不顾一切帮忙的，都是亲戚和老乡。他们不仅提供实际上的帮助，还从道义上维护打工者的权益。比如在“日光球场”，一个当地的官员威胁林洋，“再闹，就告诉你们厂，开除你。”当过军人的林洋义正词严：“出了这么大的事，你们有责任，还有脸说!你有什么权力这么说我们?”大家静坐，那人不敢再怎么样。在人命关天的事情上，某些即使平日里骄横无比的官员此刻也一定程度上能容忍群众的激愤行为。
       在林洋的带领下，我们来到林小顺家。
       林小顺家住在一条巷子里，就在林洋家斜对面。像这镇上多数房子一样，二层楼，楼下租给别人做生意，一家人住在楼上。与众不同的是，林小顺和哥哥林小龙娶了芳兰姐妹两个，现在亲家四位老人和儿女两个小家庭住在一起。我们去时，小龙夫妇在外打工，家里两对老人、一对夫妇、两个孩子在一起非常和睦。我们就和这一大家人坐在一起，谈起六年前那个惊心动魄的日子。那一次灾难使这两家人失去了最小的妹妹芳灵，小顺受了重伤。
       林小顺是个救人英雄，我注意到他的手臂上刺着一个不知是什么的图案，当年他20岁，可能是一个讲义气、血性十足的年轻人吧。他比较真切地讲述了当时的情景：
       致丽玩具厂的生产楼共三层，火是从一层的电梯旁着起来的。电梯前面是仓库，堆满了海绵等物品；一层的另一部分是冲床班，和仓库间有木板相隔。小顺是开冲床的。当天下午一点上班，半小时以后起火。当时开冲床的男工开始都赶去救火，但眼看火势猛烈救不下来了，即开始往外跑。由于冲床班离车间门和楼门很近，逃生是完全没问题的。事实上一层的男工除上楼救人的以外，都安全逃出了。林小顺惦念着芳兰姐妹两个，逆着逃生的人群往楼上冲。到楼梯口碰到已经下楼的芳兰，小顺急促地催芳兰：“快跑!”自己继续往楼上冲。那时楼梯上挤满了逃命的打工妹，有不少人摔倒在地，就这样被踩死了。小顺说，看到那些被踩倒的打工妹，不得不拉，就这样拉起了十几个人。在人群中，他还看到了BC的4位蓝姓堂姐妹，求小顺救救她们，但是此时，小顺已经没有力气了，可能是有毒的烟熏倒了他。事后他听说，那四个姐妹全部遇难。(关于蓝姓四姐妹，我们后来又听到一些情况：当时她们都在三层的车间里工作，其中一个姐妹刚刚提升了大班长，火灾发生时，她正在运货，完全可以逃生，但是她惦记着楼上没有处理完的事情，怕事后挨骂，于是返回楼上。等她回身准备逃生时，楼梯上早已堵满了无路可走的打工妹。回到北京后，小刘按照地址，给她们的父亲分别发了信，全部得到回音，证实这四姐妹都在那次大火中遇难。)
       
       回想起来那可怕的情景，小顺重复着“死的人太多了，人太多了……”，他一下子站起来，脸痛苦地痉挛着，眼睛里闪着泪光，“我不想说了……”他转身出去。我们大家都沉默着……一会儿，小顺又回来，谈话继续下去。
       小顺醒来时已经在医院，火灾的图景翻腾在脑子里，他还以为是在做梦呢。小顺在深圳医院住了一个半月，烧伤面积40％。政府发了表扬信，说他是“救人英雄”。但是在赔偿问题上葵涌镇政府只答应给1万元，后来和表哥林洋他们一起找到龙岗劳动局，才赔到4万元。我问赔偿依据的标准是什么?小顺说没有标准，就像做生意讲价，一来二去，就成交了。回到家，小顺治病一两年用去两三万元，他和芳兰都没有工作，目前收入来源一是楼下的铺面租给别人，收一些房租；二是哥哥小龙和嫂子在外打工；三是父亲卖菜，挣很少的钱。两家十口人就这样维持着。
       令我惊讶的是，小龙两口现在就在致丽原来的老板劳钊泉所办的“致发集团”下属的玩具厂打工，而且小顺在伤势恢复后和凌花一道也曾找到致发集团，终于因为玩具所用的毛料刺激受伤的皮肤不能坚持回来了。我不由地问：“那个老板的厂使你们受了那么大的伤害，你们怎么还愿去那里打工呢?”小顺说，工作的机会不好找啊。再说如果到新的厂，人家不了解你，工资也低。原想自己在老板底下干过，总会照顾一些……我和他们算了一下：如果找新的工作，往返路费600元，介绍费几十元，押一个月的工资，再加上试用期工资大约只有正式工的一半，这额外的外出成本至少1千元钱。我无法不理解外出挣钱的个中艰辛，对他们来说，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而是真的没有什么选择。
       几天的采访，使我们每个人都感到身体和精神一样沉重，决定找一个中午休息一下。
       下午4点，我从睡意朦胧中起来，赶紧叫小刘他们，准备找死者商金霞的哥哥。金霞有兄妹六个，金霞排行第四，妹妹云霞当时也在致丽厂，11月22日她打电报告诉家里金霞出事了。当时金霞26岁，已经结婚，孩子4岁。接到电报当天，大哥商振松和二哥商雨松就赶到重庆坐飞机到了广州，住了一夜，第二天乘五小时汽车到了龙岗。
       可能因为坐飞机，他们是第一批到现场的家属。他们要求见当时集中在日光球场的亲友，但是接待的人不同意。里面的人听说家属来了，也要求见，同样不让。大哥商振松毕竟见多识广，他们马上找到葵涌镇政府，要求见没有受伤的亲友。镇政府才允许日光球场的人陆续出来。第二天(23日)下午，他们随“考察团”(可能是事故调查团)进了火灾现场，亲眼目睹了劫难后的可怖场面。楼梯上一片狼籍，被踩掉的鞋子到处都是，还看到一只断手。三楼所有的机器都是漆黑的，周围的墙壁也是黑的。回到住的宾馆，商雨松恶心得吃不下饭，只好输液。第三天，他们去认尸体，只许一个人进去。认领了尸体，还允许他们举行了告别仪式。仪式拍了照，照片现在金霞的丈夫那里。
       而妹妹云霞，当时被踩倒，幸亏被一个男孩(林小顺?)拉起来，不然也会被踩死。她的腰受了伤，没有得到赔偿。她的男朋友那年也在致丽，现在夫妇二人连孩子都在浙江打工。
       商家兄弟又给我们介绍了他们的表姐妹——当时也在致丽打工的许红云。
       晚上，许红云在两个哥哥和丈夫的陪同下，从BD村匆匆赶来。我看着他们穿的高腰雨靴上粘满了红色的泥巴，知道是经过了一番艰难跋涉。
       红云告诉我们：厂房三层楼，一楼是裁床，二楼是手工缝纫，她所在的三楼是电车，大约有八十多台。由于是计件，又是生产旺季，赶货非常紧，噪音又大，她埋头干活，火着起来了她根本不知道。直到大火把有的机器烧得爆炸了，发出很大的响声她才发觉，这时三楼已经基本没人了。她急忙向楼梯跑去。看到极为可怕的情景：一层二层的楼梯全部堵满了人，每层大约堵了有二百人，“有的人就头朝下，脚朝上，夹在那里不能动”，一层本来有一个大门，但被封死，叫喊声、机器爆炸声响成一片。红云当时还算清醒，她意识到从楼梯根本跑不出去，于是回到三层，抱了一块海绵从板房的一个小窗口跳了下去。摔伤了右手，还造成了脑震荡。她的表姐把她接到自己的房子，待了两小时，醒了过来。第二天她跑回宿舍取自己的物品。但是连上月的工资、身份证都被偷光了。
       关于赔偿，红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伤怎么样，她想死了那么多人，政府肯定不会再来赔偿像她这样的。再加上她是父母最小的女儿，父母在家急得要命，就随着一批人回家了。红云那时才20岁，回家后发现右手留下病症，不能提东西，冬天不能洗衣服；脑震荡也没好，经常头疼。大哥是医生，不断给她拿药治病。后经人介绍和林卫东结婚，林家很穷，但是丈夫对她很好，不让她干活，还背着她买好药来给她治病。他们的钱都用来治红云的病，农村人认为最重要的房子至今没有盖起来。林卫东说：“房子盖不盖没关系，重要的是医好你的病。”夫妻的真情令人感动。
       接着，红云介绍了在致丽工作的情况。和珠江三角洲大多数三来一补企业一样，致丽厂工资低(新工人连加班往往一月200元左右，两年以上工资慢慢增加，像红云干了二年多每月不超过400元)，赶定单期间工作时间过长(从早7：30干到晚12点，最长的一次红云记得连续六十小时，星期天也不能休息)，食堂伙食差。这些严重影响着工人的健康，经常有人晕倒，红云本人晕倒过两次，有一位女工身体不太好，隔四五天就晕倒一次，实在不能坚持了就离厂了。晕倒的工人自己付医药费，休息期间没有工资。红云说她晕倒那次休息了两天，结果被扣工资100多元，只发了150元。
       伙食不好，工作时间长，工人忍受不了就罢工。据红云说一年有五至六次罢工，有人在墙上贴一张纸，要大家今天不要来上班。按红云的说法，太累了，都想歇一下，再加上前一道工序不上班，后面的也不能做，就这样罢工了。但是罢工往往没有好的结果，不上班扣工资，三天不上就会被开除，最终大家还是去上班了。这与其说是“罢工”，不如说是工人只是想得到最起码的休息权利。说到工会，红云坚持认为致丽根本没有工会。但我知道，致丽是有工会的。那个中方厂长黄某某就是工会主席。只不过这个工会主席根本不为工人的利益说话，就是这个黄某某，贿赂检查组，留下安全隐患，是这场大火的重要责任人。
       对于工人来讲，他们唯一可能的选择是“干”还是“不干”，怎么于是丝毫没有发言权的。但是工作不仅是每个外出打工人的必然目标，而且也是他们每天生存的必须。正因为如此，工人们几乎没有和资方正面对话的能力。致丽厂毁掉之后，香港老板在离龙岗很近的地方——他的家乡开办了新厂，通过老乡关系招收原致丽厂的熟手女工。有人给红云带话，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回去(到新厂)。但是受伤的红云已经心有余力不足了。至今她身心的伤痛没有恢复，可能永远不能恢复，也没有得到任何
       的补偿。
       于兴彦的妹妹于汇萍是致丽厂的老工人，嫂子王正迎就是她带到致丽的。对嫂子的死亡，汇萍心里总感到难以名状的愧疚。听哥哥电话中说我们来过，汇萍主动要来和我们谈谈。
       提到11·19大火，于汇萍很激动。她目睹了起火、救人的全过程，因为她是组长，又是致丽的老员工，所以事后她帮助认了三天尸体。她认为，实际上很多尸体是难以辨认的，比如她的嫂嫂正迎，只是根据衣服的碎片来估计，但是当时有两个人穿同样的衣服……她觉得，认尸体，“不过是给亲人一个心理安慰”。至于死了那么多人，汇萍觉得是没有及时抢救造成的，当时很多人只是被毒烟熏倒，灌一些水就能救过来(林小顺即一例)。她甚至怀疑很多被拉上死人车上的并没有死，是根本没看清就扔到了车上。
       说到致发集团，汇萍在1995年也去那里干过。主要是因为原来好几个原致丽的主管在那里当厂长、经理。
       还想一提的是，我们访问的一位死者的父亲是位退休教师，他一见我们就诉说，17岁的小女儿是如何活泼可爱，大家都非常喜欢她。女儿遇难后他心情太沉重，以至没能去深圳处理女儿的后事。孩子的妈妈这些年经常在哭，“眼睛经常是红肿的，眼睫毛都快哭没了。”就是这样一位父亲，在回忆他的女儿的时候，却首先赞扬开放的必要性，然后表扬当地政府在处理事故中配合很好，倒是经香港人的启发，他不断在批评那个意大利公司不负责任。我无言，内心却觉得不是滋味。也许他的教师身份或多年来的意识形态，使他习惯了这些套话?如果我告诉他，致丽厂的安全本来就存在着明显的隐患，是那个当地的中方厂长贿赂市里来的检查组，把一面“安全”的锦旗挂在办公室。无论是厂家还是当地一些负责人，原本就没有把工人的生命安全放在心上，这场滔天灾难的发生，他们全都不能逃脱责任。他会怎么想呢?
       我当然不能说，我不能把他心存的一点亮色也残酷地抹掉。但是在采访的过程中，我的沉痛和愤怒随着思考不断地升级。在致丽大火受害者悲惨的诉说中，一个不平等的、不人道的结构越来越清晰地被我意识到了。在这样的结构中，外来的打工者既是底座，又是边缘。没有任何途径使他们了解自己的真实处境，他们因为没有代表他们利益的组织也就没有真正对话的能力，他们只能依靠国家的保护，老板的良心，亲属乡情网络的支持。尽管国家制订了关于劳动者权益的种种法律，但还没有一个保证这些法律能够实现的完善机制。而经济发展成为人人可以利用的口号。发展可能带来利益，也可能付出代价，问题是利益和代价被不公平地分割了。当地各种权力的持有者肆无忌惮地占有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益，而处在底座上的外来打工者由于没有权力，为了获得相比之下微不足道的利益不得不冒着付出健康、人格乃至生命的代价。在外来资本所有者和经营者与外来打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中，当地势力为了自身的利益，拿出“经济发展”的堂皇理由，往往将打工者的权益作为代价置若罔闻。我也认为，致丽火灾的后事处理，比较那些蛮不讲理的事例，还算是人道的。但是，这一恶性事故给受害者和她们的亲人、家庭带来的深重灾难，绝不是几万元钱所能弥补的。
       致丽玩具厂的追踪共进行了满满七天，只能先告一段落。18日一早，我们开始起程，凌花要把我们送到忠县，我们再乘船回重庆，然后各奔东西。当汽车在忠县的山路上忽高忽低行驶时，大路两边的美妙景色不断被推进到眼前，巴蜀山水是如此秀丽宜人。淡淡的雾气若有若无，梯田中的水映着天空，一块一块静静的亮亮的，掩映在梯田、翠竹、橘子树和柚子树之中的一个个小山村恬静而安宁，像秀雅的家、小梅的家，我们访问过的许多人家一样。这样仙境一般的景色，竟引起了我难以名状的忧伤。本来，那些年轻的山村妹子，应当是这景色的一部分，大自然的纯净美好常常使人精神升华，忘却人间的不平和烦恼，但是此刻我总是把这些与在致命的大火和烟雾中逃命的混乱惨烈场景相联系，不和谐但挥之不去，那些可怜的打工妹，她们属于这两者。工业化和现代化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或者说给不同的“我们”带来了不同的什么?如果说一部分人的生命和幸福比另一部分人更宝贵，能够把一部分人的毁灭看作不可避免的“代价”，而安之若素，社会公正和良知何在?
       到重庆，只剩我孤身一人，住进一家便宜的招待所。清晨，我忽然听到隔壁电视中的声音：“今天是11月19号，致丽11·19大火已经六年了……”我募地清醒过来，急忙扭开我住的房间的电视。没想到电视上一片“雪花”闪动，既无图像也无声音。我毫无办法，只好坐在床上干生气。这一次致丽的追踪到此结束。我相信，这一次的访谈是我一生中永难忘记，也不敢忘记的一次经历。
       (待续)
       (除个别的死难者外，其他人名均为化名；图片除署名外均为作者提供)
       谭深，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论文有《社会转型与妇女就业》、《打工妹的内部话题》等，并主编《农民流动与性别》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