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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老爸咳嗽，据说已经有两个星期了。早上起床的时候听见母亲对妹妹说，“你爸总是咳，我让他去看他也不去。你下班再给他买瓶止咳糖浆。”妹妹肯定在镜子前化妆，她的声音随化妆动作的快慢时断时续。我们从十几岁起就不再认真听母亲说话，她说什么不说什么，对我们影响不大。“光喝糖浆没用，得打针。”这是妹妹不耐烦的声音。“也不发烧，干咳，我看主要是肺燥，喝点糖浆就行了。”这是母亲没什么主意下的坚持。“都像你们似的自己用药，还要医院干什么。”妹妹今天肯定又是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不然不会不知道自己是谁，说起话来没大没小。我拉开门。
       见我出来，母亲仰着脸对我说：“你爸这两天总是咳，我说让他看看他也不去。”母亲的个子是太矮了，二十年前她就得仰着脸看自己的儿女。“吃药没有?”我敷衍地问。母亲好像总算办了一件有用的事，口气很冲地说：“吃了呢。”妹妹在她房间大声说：“你吃的算什么药?咳嗽，哪听说光吃糖浆能吃好的，必须消炎!”母亲说：“我说也是，你爸就是不愿意去，说打两天吊针就得一百多，差不多用掉一年的医疗保险费。”母亲学着父亲的口气，说完抿着已经看不见嘴唇的嘴，笑起来。小利有时候“二百五”一犯会说，她要是老到母亲那么难看她就自杀了。我说她，真要到那年龄，你会比谁都怕死，会背叛别人的生命保全自己的性命，别说自杀了。小利是我老婆。妹妹举着上了指甲油的手出来：“嘻，真是大账不算算小账，你以为这一次一次买药少花钱了。”母亲的脸掠过斑驳的白，她羞愧地嘟嚷道：“你爸就是那么个人，能省一毛不省五分的。”妹妹说：“一毛还算钱?一块都不算钱了。”小利睡眼惺忪地从我们卧室出来，看着母亲对妹妹说：“你独赚独花，一块钱当然不算钱，我们拖家带口的一毛也是钱!”母亲好像难得有人站在她一边，赶快点点头。妹妹不屑一顾地扭头往门口走，小利看也不看妹妹，进了卫生间。我们家就是这样，人聚在一处就是吵，只具体到某一件事也吵，不吵就不说话。
       母亲弯着两条胳膊站在厨房边，看着我们一人一句斗嘴。她的两臂在我们小时候一木盆一木盆端地瓜片累叉了，后来又风湿了，后来又不知怎么了变得伸不直弯不下，她无事可做时就像芭蕾舞一号位动作那样，弯在腹前。“葛红，”我叫住准备往外走的妹妹，从钱包里拿出一百元，拍到她伸出的手上，“妈说要什么就买什么，执行就行了。”葛红说，“管不管用啊——好，反正不是我掏钱。”
       我回到卧室换上长裤。小利进门说，“这才是关键：不要她掏钱。”我没理她。“哎，你也说说葛红，地板不要她拖是不是，穿着皮鞋到处跑。”我没吭气，她看我没反应就气呼呼地叫枣枣起床，我穿好裤子说：“反正也不是你拖。”小利狠狠地说，“你妈拖也是拖啊，那么大年纪了，拖个地板容易吗?”我心想我妈那么大年纪你也没拖。不过我也不拖，我从来不干家务，热带南方的男人没有干家务的传统。
       2
       父亲打了四天吊针，咳得倒不怎么厉害，只是咳时伴随胸部阵痛。
       母亲怨愤地对坐在沙发上一会儿咳两声，过一会儿又咳两声的父亲说：“少抽点儿!一直这么咳呀咳呀，还抽!怎么好得了!”火机哧——一声，一个点烟的时段，然后是火机关闭的声音。父亲在母亲的叫喊中，又故意点燃一支烟。“你就是不听，就是不听……”母亲自哀自怜地叫道。“我就这么一个爱好，你还要管!”“我不管，你不要生病啊?”“我宁可少活两年也非得抽。活那么长干啥?你不是早烦死我了!”“你要死，我不管你。抽吧，明天也不要打针吃药了……”“打针吃药是我的待遇，你还没这个待遇呢。”母亲没工作，没任何待遇。父亲对她好对她坏，就是她的待遇。
       枣枣在，我不想让她听这臭气熏天的语言，我走出卧室对父亲说：“你该去医院拍个片子，感冒咳嗽，三四个星期也该好了。”父亲说，“就这你妈还怕我花钱呢。”“是你自己怕花钱，妈从没说过种话。”见母亲委屈得要掉泪的样子，我连忙往门外走，撂下一句：“明天我陪你去。”
       “都是你，都是你!”关上家门，听见父亲在里面对母亲怨毒地吼叫。“该看看了，都快一个月了，花三十块钱买个放心。”母亲陪着小心。“你的‘放心’咋那么贵呢!”父亲说。母亲说：“你一个月赚一千多，花不完，还准备留给他们?他们除了交伙食谁都不愿多拿十块钱。”里面不做声了，我想离开，又听见父亲说，“葛红好点儿?”母亲说，“儿子好点儿。”“你就是向着儿子，我不相信他老婆在，他敢拿钱给你。”母亲说，“我当着他老婆面还给他，他把手一摆，我就不吭气了。”父亲嘻嘻笑起来，小地主多收两斤租子就这么笑的。
       3
       单位溜一圈就去医院取片子。在片档室，看见一个口罩捂住整个脸，只留一双深邃眼睛的女护士。我对陌生女性不是太会来事，但还是心跳快了。我磨磨蹭蹭，说了些废话，接着又为废话脸红，无计可施后交了押金上楼找医生。医生把片子插到一个“橱窗”上看了看，叫再来做CT。
       我回来对父亲说，还要做CT。父亲说怎么了，我说片子看不清。父亲说，即使是肺炎，也是打那些针，我不去了。母亲弯着手臂看看我，又看看父亲，忽然想通什么似的说：就是呢，肺炎也是打那些针，不去就不去了。葛红和小利也各发一通议论，她们突然都站在父亲一边不主张再去拍片了。我火了，爸爸虽不是女人，可说话办事越老越像个女人，一群女人反对，我就要坚持：“必须去，再省也不差这点钱。”父亲生气了，这几天他像待宰的羔羊任人摆布够了，他瞪着眼睛扫了大家一眼说：“你们让打吊针也打了，叫拍片也拍了，够不够了?做完还要再做，你们还有完没完!”母亲愣愣地看着我，她预感到大难临头的表情使我不敢太较劲。我说：“不是我没完，是医生让你再做一次。”“什么都是医生说的，他们懂个屁!我的身体我自己知道，就是烟抽多了，有点干咳。”父亲突然转向母亲：“你是不是得意了，我说烟抽多了并不是我今后不抽烟了，你不要以为你对了，还想再说什么!”
       我吃惊地看着父亲，他怎么能当着这么多后辈的面喝斥年老的母亲，有他喝斥的今天，就有不孝子孙喝斥他的明天。我走到母亲身边对她说，“你到里屋去，没事儿。”母亲对父亲的恶语相加没多少反应，她依然很关心父亲：“医生说什么?”我大怒道：“叫你进去，你就进去!”父亲一辈子都是这样对母亲说话的，我有时对小利和枣枣也这样说话。小利有一次暴怒道：你跟你爹一样，对妻子就像农民对老婆!我承认我对老婆孩子无不打上父亲对家人态度的烙印，但出于对她这句话的惩罚，我对她更加冷淡。
       我把母亲推进里屋对父亲说：“医生再不懂也比你懂，你自己也知道烟抽多了，那就少抽点儿，或者干脆不抽!”“我抽了一辈子，你说不抽就不抽了?”“我就是不让你抽!我可不像妈，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明知道抽烟不好，还要坚
       持，那就不行!”“你长大了，嗬!”“我就是长大了!你就是老了，就是该听听儿女们的意见了。”“这是我的家，我说了算。你们不愿听就搬出去住。自己没本事，三十大几的人了还赖在家里，弄得我的家像车马站一样，一天到晚就听见你们的声音。”我刚要说话，小利厉声喝住：“葛彬，你少说两句，你这么没本事的人，跟爸吵什么!”小利曾抱怨我们结婚父母没给什么支持。“大儿子让他赶跑了，女儿爱打扮又看不惯，你呢，嫌你没出息，不知道你父母到底喜欢谁。”她如是说。我也不知道父母把钱和感情抠得紧紧的最后到底要干什么，总不至于临终前给我们一人一匝吧。与其那样，不如在我们困难时给我们一点支持，那样家庭还有点温暖和凝聚力。
       葛红出面说：“葛彬让你去检查是为你好，检查一下，有病治病，没病也放心。”父亲看一眼葛红，嘟囔道：“查一次，又查一次，又查不出什么结果……”“查不出才要再查。”“查就查，反正就那么点钱，我不可能再有什么经济来源了，花完了，就没得给你们剩!”小利说：“我们就没指望你给我们剩……”她发觉这话太难听又补充一句，“我们都年轻都有工作……”小利总说一些二百五的话，有些女人就这么让人没办法。
       晚上给哥哥写信。是的，这家还有个男孩儿，而且是长子，但他差不多十年没在家里出现了。葛淙是人们说的那种逆子，是我们家唯一考上大学的，他却没尽子道，没把学好好上完，光耀门庭。他大学三年级就搞大了辅导员的肚子，辅导员流产了，他被勒令退学。他跟辅导员又处了两年，真是把人家弄得身败名裂在那所大学呆不下去，调到一个工厂当宣传干事，他们也处不下去了。哥哥对外的身份是诗人，出不了诗集和名气，又酸得要命、折腾得要命的那种诗人。父亲跟他断了交，也就是相互说了伤害很深的话，两人都挺有个性，就不来往了。我么，一直偷偷给葛淙写信，我挺崇拜他，觉得他特英雄和浪漫主义，比如他对我说，生命中最好的岁月，是能够确认自己的问题是自己的事，而不是将不幸、灾难、逆境归咎于亲人、环境、生态和政府；他说，一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是优化人生的第一步。我觉得他虽不被社会和人们认同，过得穷困潦倒，但他的内心比一般人强大。这种强大令我向往。我自己只有一时冲动的热情，真要像他那样生活，我缺乏长此下去的内心支撑。因为自己不能，就在内心更多地向他靠拢。
       我在信中对葛淙说，爸爸咳了差不多一个月。我想对他说父母真的老了，今后的岁月该我们照顾他们了。但最后我笔封得很紧，我不想削弱他的锐气和意志。
       4
       CT做了，等片子出来。我站在医务台后又多看了管理片子的女护士几眼。我没什么才能又主动牺牲个性，我平庸得要命，但我内心还有一点对清湛东西的向往。比如对葛淙的追求精神向往，对女护士身上来自骨子里的优雅和悲悯向往。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向往变成一种渴望，特别是当我发现自己的阅历差不多是一张白纸，这种渴望更强烈。所以，尽管葛淙很少回信我也愿意给他写信，尽管女护士可能根本看不上我，我也愿意在每次去医院时到片档室看她一眼。
       医生看完片子对我说：你父亲肺里长了个东西，八公分大，至少有七八年历史了。眼前的医生好像被我的视力或者意志推远和缩小了，颜色也变了，原来蓝莹莹的大褂现在变成灰土土的。“长个东西是什么意思。长个什么东西……”我声音都虚了。“肿瘤。”“肿瘤，是什么?”“恶性的话就是癌症。”我的无知够医生当笑料了，终于明白父亲得的是什么病。什么病都可以不知，癌症，谁不知!我像热昏的狗，只会喘气。
       我在医院门外的大街上晃悠，路过茶坊想进去喝杯泡沫红茶，一进门，迎面扑上来的霉湿味像久卧病人的被子兜头盖在我身上，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我退出来又想在路边吃碗汤粉，看见血丝丝的鸭胗鸭肠，胃里又翻腾开了。我退回大街上。
       癌症，大家说烂的事情，从前都发生在别人身上，它只损害别人的身体，不会损害自己家人的身体；因为自己亲人没有，便觉得它好像可以凭意志就能杜绝的。现在看来人的意志不仅十分脆弱，还很不可靠。我现在特别想找人说说这个事，就这个病问问医生或癌症病人，反正我现在想说话，不管说给谁听，不管说什么。我想起片档室的女护士，作为医务工作者，我就“病”问她点什么不过分吧?我的亲人得了癌症，这对我犹如晴天霹雳。我刚听说这个消息，我的医疗知识有限，对所谓的“病”几乎一无所知，问问她没什么不行吧?这个时候，作为医务人员，她说什么都是权威的，她的任何一个意见，都可能是我们决策的依据。
       我进了片档室，看见那双疏朗凄楚的眼睛，它正从铁栏杆后面望过来，露出询问的表情。这表情使我说不出话，我错过了发问的时机，而且这时候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发觉自己是在利用父亲生病这件事，我感到羞耻，在女护士的目光中，扭身走了。
       什么是病?从人体免疫学角度，病是免疫力低下的结果，一个人得了病，与其查诱因于外界，不如查其自身。癌症是这样发生的：当一个人丧失一种或多种快乐源，人固有的抵御肿瘤的能力就会下降，当癌细胞生存的理化指标超出人的解毒功能，人就面临肿瘤的威胁。这就是病。这里的真相是：天下无病，某人生病只是他自己的问题。也就是说，父亲“病”的是自己的情绪和生活方式。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总是在气头上过日子。他进得家门，三分钟开始训斥，五分钟开始怒吼，十分钟开始打人。他骂了一辈子自己的妻子，把我们这些孩子从小打到大；把葛淙打成了忤子，把我打成了软蛋。父亲在单位也总跟人别扭，他在家里总说某某某太圆滑，某某某太会来事儿，谁谁谁削尖脑袋往上爬。他喜欢跟新来的同事打交道，对人家客客气气宠爱有加，请他们到家里吃饭，讲一些单位的人情世故给他们听。他把家里的花生、泡菜这种耐耗食品送给这些新来的，然后在工作上用他们，使唤他们。那些新来的总有翅膀长硬的一天，他们终不会像刚来时那样对他恭敬客气有加，他的心情就坏了，越来越坏，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我工作后有一次在他这般感叹时，很冲地对他说：现在的年轻人不会再依附某个人，大家干活拿钱，谁也不欠谁。父亲说：你才工作几天有个屁资格跟我说人际关系；你不靠个山头就永远只能当个小职员。我说：都什么时代了……他立即吼道：什么时代都是少数人掌权多数人服从，你别和葛淙一样没出息。
       我想父亲的问题在于不会爱。不会爱家里人，也不会跟同事合作，他让自己跟世界敌对，所以他一生都过得辛苦。我们家的问题也是不会爱，家庭成员各行其是，聚在一起就是吵，谁也不关心谁；只有向这个家索取的，没有向这个家贡献的；贡献的只有母亲一人。
       5
       我对小利说父亲得了癌症。小利木木的，不说话，手里忙着给枣枣整理衣服。我说。“你听见没有?”她突然哭了，把枣枣推出门外，“我听见有什么用?你们家什么事跟我商量过?
       你们家不是你爹拿主意就是你拿主意，你什么时候把我当妻子让我参与决策过?你不用来问我!”“这样的大事，我不跟你商量还能跟谁?”“你妈，你妹妹!你妹妹不是能得要死么?她又有钱。你们家，有钱的有主意，没钱的没主意……”“小利!”我叫道。“有难了想到我了，平时你们家尽享天伦的时候有没有人关心我?治不治都别问我，你们怎么做我都同意。只是我没钱，我那几千块钱还攒着买房子呢。我总不能一辈子没有自己的家吧。”我知道小利怕什么，她不怕家里死人，但怕家里没钱。她会把亲人最后送好，却不愿无谓地拉长这个过程让家里弹尽粮绝。这个灾难和贫穷中长大的女人太惧怕灾难了，在她的眼里，钱是最重要的。
       我在另一个时间告诉妹妹父亲得了癌症，妹妹的泪唰地就下来了。我说治不治。妹妹说为什么不治?可能根本治不好……治不好就不治了?眼睁睁地看着爸爸……妹妹看着我，满眼是无助。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从小到大没正经担过大事，到现在我的玩心还没收。这两年小利怀她的孕，生她的孩子，我和院子里从小长大的玩伴一起玩，只有父亲退休我稍微紧张了一下。实际上那也没怎样，父亲帮母亲买米，帮母亲扛煤气罐，我好像比他退休前更轻松了。现在，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下，一个男人的重担就撂给我了，而且是决定父亲的生死，决定整个家庭的未来。
       一个下午，我从班上逃出来跑到医院的片档室，坐了会儿，眼泪就出来了。女护士从铁栏杆后面望过来，一种在我的生活里见不到的目光笼罩着我——为什么哭——我的亲人，得了癌症——哦——什么是癌症——癌症……就是死刑犯，等着执行那一天——医生呢——从根本上说，医生是治不好病的。人的身体就像一部机器，到了该坏的时候，医生是修不好的。医生的职责就是在年轻病人身上修修补补，对年老病人只是延缓这部机器的使用期，或者仅仅减缓生病时的痛苦。这就是人和病，医生和病的真实关系——既然这样，治还是不治——不治，最大的理由就是这种病根本治不好，让病人在家里快快活活过一段时间，在浑然不觉中满意地溘然长逝。治，他也许可以多活一段时间，多跟自己的亲人呆一段日子……这是想像中我与女护士的对话，实际上我什么也没说，但她悲天悯人的目光让我作出了决定。
       回到家我小声对父亲说：“医生说，你应该住院。”不出我所料，父亲立即嚷起来：“住院，动不动就住院，你们是有钱烧的还是怎么的，这钱我还留着养老呢。”我没有说话，父亲继续嚷道：“你们不把我这点钱折腾完，你们就不甘心。你说你们是什么心理，你说你们是不是这个心理?”妹妹憋不住地哭出来：“爸……葛彬让你去你就去吧，我们是你的孩子，不会害你的……”她说不下去了，哭着跑进自己屋里。小利绷着脸也说：“我们没那么坏良心……”父亲终于犹疑地定睛于我，我能怎样，我从来没训练过处世不惊、临危不乱，我还没成熟到能掩饰住内心的波澜，我又能怎么办?我用极大的力气忍着，小声说：明天就去住院。
       6
       父亲住进了医院的O病区，5号病房。刚进来的几天父亲总在问：我得的是什么病，为什么又要做CT，为什么和这些人一个病房，那骨瘦如柴的可能是肝病佬，为什么跟传染病人在一个病室，0病区是什么意思……他说：“不告诉我就不治了。”我说，“你是有病呵。”“有病为什么不打针，又做这些检查干什么?”他用指头点着我：“你们就让医生骗吧，把钱都骗光了你们就省心了。”我说：“你怎么知道医生骗你?你为什么什么都不信?就因为你觉得谁都在骗你，什么都不信，你的生活才过得如此灰暗……”父亲叫起来：“我活得灰暗?你们活得光明，就傻呵呵让别人骗吧!你妈没工作，我一个人的工资，你们都来刮，刮，根本剩不下来什么!有一天我先走了，你妈妈一个人，不给她留点钱?你们口口声声说孝顺，孝顺，孝顺，到具体事上，为什么没有一个替她想想……”我这是第一次听他说体恤母亲的话，没想到他年轻时对母亲怒吼，退休后对母亲死缠硬拖之外还有这份心思，我便不说话。
       有一天他又想出新花头对我说，“让你妈来医院。”我问干什么，他说，“让她来，她不来，我就回家。”那几天我一碰就会流泪，没有忍受力和他争，就把母亲接到医院。母亲刚到医院是坐在小板凳上的，医生叫我出去说句话，回来，母亲就躺在病床上了。她和父亲脸对脸，父亲一只手攥着她的腕，审问般地说：“我得的是什么病?”“不是说是肺炎?”“他们给你说是肺炎?”“说是这样说的呢。”停了会儿，父亲又施起一贯的淫威，旁若无人大声地说：“你说，我到底得的是什么病?”“不是肺炎么?”母亲生怕别人听见胆怯地说。父亲像泄了气，过了一会儿小声嘟哝道：“你给我赔礼道歉……”“为啥……”“我这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这么个嗜好你还要管……”母亲说，“我也没说什么……”“像别的男人一样，又要吃又要穿还要‘花’，还赌，你看你怎么办。”母亲怜惜地说：“我知道你比别的男人过得清苦。”“一个男人总得有点嗜好，没一点嗜好，当个男人，过一辈子……”父亲在一屋子病人的眼皮底下，突然掐住母亲的脖子：“你给我赔礼道歉。”“好，……”母亲挣扎着。母亲几十年都生活在这种淫威下，现在他病了，全家伺候他，他不但不收敛，跑到医院，人瘫在床上还肆无忌惮，而且当着这么多外人。我上去一把掐住父亲的手腕：“你松手!”母亲逃开来，不好意思地环顾左右。“你怎么这么无耻!”我说。“没你的事。”父亲鄙夷地说。“你刚才说什么?再说一遍?好像你有这些好习惯是对这个家的恩赐；好像只有又吃又抽又‘花’又赌地折磨自己的女人和孩子，当个男人才够本儿似的!你还叫妈给你赔礼道歉，还是那抽烟的事?你真有脸说出来!”母亲万念俱灰地缩在一边，小时候，每一次父亲暴打我和葛淙，母亲就是这样。“别以为我生两天病你们就可以为所欲为!”父亲也暴怒起来，“我还远没到塌下的时候，你还远没到可以篡权掌握这个家、掌握我和你妈的时候!”他转向母亲：“医生骗我，孩子们骗我，连你也骗我!不治了!我说不治就不治了!现在就回家。”我想哭，我还有一股气。现在他终于成了弱者他还是控制着我，还要把握自己和别人的“命运”。可是，决定这一切的不是他，是我；承受这些压力的不是他，是我。我不能还被他按在手下，如果那样，我永远不能成年，永远不能对他的病、治疗，和整个家庭做理性的判断。我不甘示弱地说：“爸，你好歹是个干部吧，好歹是个男人吧，你总不能捣乱吧。”
       由于我的强硬，父亲暂时在医院住了下来，我不敢把病情告诉他，但有关病和这个病的后果，还是源源不断地向父亲袭来。
       父亲挨床的、喜欢编排每个病人掌故的掌故者告诉父亲，他已经住这儿三年了，差不多是元老级病人。父亲醍醐灌顶似地前倾着身子，望着对方。掌故者边卖关子边告诉父亲：那个耳朵烂了还趴在床上写字的知识分子是个教
       授，他现在正写去开“国际热带植物大会”用的论文。天天写，不用药就写，能爬得起来就写，真是跟生命抢时间呢。掌故者说：“这是一种死法。”整天打麻将的肥佬是个个体户，有钱，刚进来时住了一夜嫌人多太热，第二天搬到空调房里，白天找一伙公司雇员打麻将，晚上请了假照样去歌舞厅，有时候还带女人回病房。老婆只来过一回，看看就走了。后来公司的小伙子不来了，他也没力气泡妞了，有一天半夜三更哭着跑回5号病房，说回去把账号给她们封了，除给女儿留十万其他一分钱都不给她们剩。从此又住到5号病房。人家一个疗程完接回家住，他做完一个疗程开房间住大饭店，从饭店再回到医院。“这也是一种死法。”掌故者说。那两个骨瘦如柴的是农民，有钱送过来就治一段，没钱就等着，医院对他们只是个人道主义去处。父亲问：“他们都得的是什么病?”掌故者笑了：“什么病，你说什么病，住进O病区的还能是什么病?”父亲说：“那你呢?”掌故者的眼球睇向父亲：“从住进来到现在，我已经熬走了三拨人，你说我是谁?电视上说的‘明星”!”他对“癌”字同样讳莫如深。
       父亲开始发呆，开始盯着我的脸看，盯着进来的护士看，他还盯着同病房的病友看，盯着护士发来的药、针剂的说明书看，不定哪个蓦然回首时，发现他眼睛里流露出的是憎恨。
       有一天睡到半夜，突然被一阵嘈杂声吵醒。“这是谁家的病人，有人管没有!”是咋咋呼呼的护士，我在走廊的钢丝床上正想翻个身继续睡，突然猛醒：可能是父亲。我一咕噜爬起来，快步跑到值班室，一个中年护士像抓贼一样掐住父亲的手腕，另一只手拿着可能从父亲那里夺过来的病历夹。我立即明白了什么，从护士手中接过父亲的手。我没看父亲，他正羞愧难当，一个男人要给另一个男人面子，即使他已经老了。我向护士连连认错，鸡啄米一样点头保证，以后再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我不知道对于父亲的病情，是让他在猜测中度日如年，还是在知道实情的情况下，度年如日；是在猜疑中焦躁不安，还是在大势已去的绝望中沉沦。有一种人，把他剩余的时间告诉他，让他安排自己和周围人的生活，让他仔细体味最后的时光，让他把最后的事做完，是对他的报答；还有一种人，他活着对自己和周围的人没多少知觉，如果告诉他噩耗，他的天就塌了，他会把最后的日子过得毫无尊严。我觉得父亲可能属于后者。这源于他内质里好像没有一个强硬的东西，他遇到不顺总是怨别人，而且是怨家里人，或者手下那几个比他还弱的。他连抱怨都不敢指向比自己强大的，对他的生命的态度怎敢过高估计。父亲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老了?因为平庸?平庸的人不一定怯懦，不一定无赖(说自己的父亲多不恭呵)。想到自己也将会跟父亲一样，过着过着也会把鲜美的青春的一面磨光，只剩下粗砺和猥琐，不禁冷颤。我已不能挑选升不升学，做什么职业，娶什么样的女人，生男孩还是生女孩这些重大事件了，但我可以选择做什么样的人吧，我不愿对自己的局限卑躬屈膝。
       7
       我开始了白天上班、晚上陪护的生活。父亲化疗一忙到半夜才能完．刚开始我还能坚持坐在小板凳上等到天亮，后来就撑不住了，我从家里拿来一张钢丝床，一付床铺和蚊帐。刚开始还有两三个人和我一起睡走廊，后来只我一个人了。
       化疗需要白天黑夜都有人守候，我不愿把家里女人拉上看来也不行了。我的工作没什么出息，但眼下我还不愿丢了它。妹妹自从知道父亲得了癌症，整个人就像太阳升起后的南瓜花，溃不成军。她常常偷偷地哭，哭泣使她活像一只淋过雨的小鸡，惊弓之鸟似的瑟缩着，一点声响就会吓得倒吸气。她可以在家做饭，可以为父亲洗换回来的衣服，但是我看得出，她不愿去医院，甚至怕见父亲的面。她怕看到父亲一天天在她眼里衰竭下去，她可能宁愿接受一个事实，而不愿见证一个过程。一个未婚姑娘的心还没磨砺到那般粗糙，她们怕什么，我应该知道。母亲是不能再去了，父亲看不见她还安静一些，看到她，人就痴掉、疯掉了。我的靠山只有小利，我对她说：“爸爸那儿白天也离不了，化疗，你把工辞了吧。”小利说，“我?为什么是我?”“葛红还没结婚，有一份工作对她找对象很重要。”小利睁大眼睛，“我结婚了，工作对我就不重要?”我难受得要命，每说一句话都得忍着眼泪，小利这时候还跟我理论，即便她说得对我也不耐烦。我说，“相对来说，没她重要。”“我也没你爸重要!”小利赌气地说。我看她一眼，眼睛扫过她时已是一层泪水：“现在这阶段，是。”小利的眼睛也蒙上一层泪水：“谁认为重要谁去陪。”她准备走，我一把扳住她的肩膀，把眼泪按在袖子上，“这个时候，你不要再跟我较真了。”小利还是走的姿态，说：“我去可以，但你不要说我不重要。”没说完，她就委屈地抽泣起来，“遭难时想起我了；跟你爸一样，有病时想起你妈了。”我很惭愧，我平时对小利不好，媳妇娶到家，像把一袋米背回家，不管不问，需之取之。我向父亲讨平等，却从不给自己妻子孩子平等；我抗争，却从不检讨；现在也许到检讨的时候了。我抱住小利，她却挣开了。
       小利把工辞了，专职陪护父亲，可没两天，医院里就发生了“暴乱”——父亲把小利撵了回来。他不要小利陪护，不要小利扶他上厕所，“哪有媳妇伺候公公上厕所的!”他羞辱小利。“叫你妈来，你回去看你的孩子。我不要你管。”“不要我管你要谁管，你们家，你使唤得动谁?”“我们家跟你工人家庭似的?人生了病没人管?”这说的是小利家，因为没钱，她一个妹妹先天性心脏病，不治，就让她那么去了，所以小利对疾病有着本能的恐惧。“叫葛彬妈妈来，你们不管我，她管我!”父亲继续叫道。“你以为你是谁，谁稀罕管你!”小利跑到公共电话亭，拨通我的电话大吼：“葛彬，你家的宝贝你们管，我，不管了!”然后打车自己回来了。那天父亲的化疗没进行完，他要上厕所也不起床，等我赶过去，他就尿在被子里，而且是我到了以后尿的，我一摸，烫的。
       我把父亲从床上拉下来，用力过猛把父亲拉了个趔趄，我不管他，让他坐在小板凳上。“把衣服换了!”我用无庸置疑的口气狠狠地说。“我不换，这里这么多人。”“你还以为你住宾馆?换了，现在就换。你要是感冒了，谁也救不了你。”“我死了好了，你们都不管我，我死了好了。”“一家人都在管你，你还说这种话。你想想，这辈子，你这样关心照顾过别人没有?妈不可能来，你这样子会把她‘做’死——也别妄想什么回家，没门!你给我老老实实呆着，老老实实治病。”
       我不知道该怎样求小利原谅，求她继续陪护。我到家就抱住了她，她不吃我这一套，我平时对她不好，遇到事才去滋养，这临时佛脚她不给我抱。母亲听见我们嘀嘀咕咕就进来说：“我去吧，他就是死缠着我，我去了，他就不‘做’了。”我和小利都看着母亲，母亲眼皮一眨，泪水就滚出来：“他要死，也得先把我‘做’死，他才死得安心。他到阴间也得叫我给他暖被头。我
       去，我去，你们在家吧……”小利厌恶又不忍地看着母亲，喉管里发出抑制不住的呃逆之声，她抬起胳膊压住自己的抽泣，忍了忍，到厨房拿上给父亲准备的饭：“要不是看在妈的面上，我根本不去。”
       小利又去了，输液、陪护、值夜班、做饭送饭，总算又按部就班地进行了，但“仇恨”和“战争”一天也没停止。“仇恨”来自我不告诉父亲他得了什么病，来自我不让他吃咸菜、咸鱼，来自每天给他送的饭不是炖乳鸽，就是龟鳖汤，我还强迫他吃一种植物：芦荟。我看书上说，这种植物对清肺有好处。这里的护士说，0号院以前种满了芦荟，现在都被病人割吃完了。我让葛红到花卉市场买了二十多盆回来，现在家里阳台上种满了这种植物。父亲最看不起鸡血针、红茶菌之类的东西，现在轮到我们这些孩子指挥他吃这吃那了。他不吃，我逼他吃，他吃了，就跟我怄气。我也不知道这些东西有没有用，病急乱投医，我现在恨不得把所有看到的治疗肺癌的办法都给父亲试试，我只希望他配合，配合，配合。“战争”还来自小利越来越倦怠和不耐烦。她没有说，因为病人是我的亲人她才不说，但她跟我怄气，冷战。她可能质疑一家人为什么要竭尽全力医救这么一个不讨人喜欢、大家也不喜欢的人。她经历过一个过程，她的小妹妹人人都爱，但为了全家的利益也不得不放弃，那个过程教她什么时候可以放弃。穷苦使人世故，她不说，但守住一点：她存的那几千块，不拿出来。我没有精力说服她，现在家里到处都是窟窿，她暂时还不“漏”，过一天先算一天。
       我每天早上离开医院的时候，总能在大门口看见片档室的女护士，她不戴口罩时更加楚楚动人，她皮肤下的肌肉和神经好像是流动的。想着小利睡眠不够的脸，我只是看她一眼，就骑车走了。
       　8
       　父亲终于被猛烈的药水击倒了。他不能坚持每天注射完到院子里散步了．他的头发开始一把一把地掉，他苍白消瘦，因为没有力气，而不得不忍住对我的愤怒，对小利的不耐烦。看着父亲身上扎着两个针头，像真正的老人、病人那样绵软无力地躺在床上，我觉得十分陌生。就在三年前这个人还在搞什么“红颜知己”、“异性朋友”呢。他都快六十岁了，兴致勃勃的，穿件花衬衫，走起路后脚跟一颠一颠的，骨头轻得都飘了。说什么别的女人欣赏自己男人，说明自己男人有本事，当老婆的应该高兴才是。他是在母亲做饭时说的，母亲微微拉着脸，没说话。他问我是不是，他烧得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还敢来问我。我看着母亲，如果这时我不说话母亲将真的孤独无援。我说，“你在外面说的话，说了就说了，不要在家里说。”父亲笑嘻嘻地：“说说又怎么样?”我说出这些话挺需要勇气的，他不再吭气就算了，他还不知足，那我就给他点颜色看看。我说：“再说?我揍你!”说完自己都吓坏了，原以为父亲会怎样，后来也没怎样，过后的好几天父亲还给我陪着小心。现在他不搞红颜知己了，他不对母亲说有女人围着他是她男人的本事了；他病了，他的心、他的身体就回到家里来了；病了，就要死摽着母亲，让她伺候自己，让她再一次把心、力气都耗在自己身上。男人，有意思么?
       一天睡到半夜，朦胧中听到5号病房的门开了，一个身体很重的人从里面出来。我深陷在自己梦境的潮热中，潜意识里等着他过去，自己好重新入睡。我正陷在跟小利结婚还是跟初恋的云南女孩儿结婚的梦境中，这个梦我已经做过几次了，每一次我汗水涔涔快要被抉择的困难憋醒时，都会蓦然想到自己已经跟小利结了婚，且有一个三岁的女儿，已经没有选择的机会了，就会怅然若失。现在我正飘浮在这无以表述的怅惘中。那个身体很重的人嘴里发出奇怪的声音又踱回来。是肥佬，他半夜上厕所还唱歌。我烦躁地一翻身，接着睡。红雾般的潜意识里，好像听见走廊窗户被开启的声音，过了很长时间，又好像听见一个沉闷的沙袋一样的东西坠落。随着“噗”的一声，我的意识又阖上了。我轻潜在浅睡层里，畅快地游动着。
       我睡到病人们出出进进刷牙洗脸倒痰盂时才醒来，我伸个懒腰爬出来收拾蚊帐，每个经过我的人都看我一眼，脸色阴沉。．我想他们平时就这种脸色，只不过我后半夜睡得格外香甜，才觉得他们的脸色格外阴郁。寂静中，5号病房突然传来爆发般的哀号：太不公平了!太不公平了!富人吃香的喝辣的得癌症，穷人什么不吃也得癌症!大肥佬，你要死也不叫上我，让我跟你一块儿死!你死了心静了，折磨我们!走廊里所有人都“顿”在自己的位置上，我问身边的人：“麻将佬死了?”身边的一位警觉而犹疑地问：“你不知道?你睡在走廊里晚上没听到什么声音?”我惊异地看着他，半晌说不出话。
       我给父亲挤牙膏，端来水让他洗脸刷牙。他忍不住地说：“你真的没听到什么?”我没做声。过了一会儿他又问：“他真的一声不响就跳楼了?”我突然气愤地说：“他要死是他的事!他治不好了，你还能治好!别想这些歪门邪道，好好配合治疗。”父亲嘟着脸不做声了。
       医生查房后，父亲还是耷拉着灰黄的脸坐在床上。我对他说，我陪你下去走走吧。他说，不想去。我说，走一会儿，打针前就回来。父亲沉默了会儿，像闷在水里终于透口气的那样说，我想回去。我说：“别开玩笑了，现在怎么回去!”“我回家算了，不治了……”“为什么不治了……”“治来治去还是个死，我回家，跟你妈呆在一起……”“谁说就是个死了……你没信心，怎么能治好病?”“不治了。我说不治就不治了……身体是我的……”“你的身体现在仅仅是你的吗，”我突然怒不可遏，“我们兄弟姐妹这样白天黑夜地陪你，还有妈，一天到晚守着炉子煲汤，这身体仅仅是你的?”病房里其他病人都朝这边看，他们的亲属也瞪着我。我发觉自己说得太多了，这时候对病人发火，无异于雪上加霜。我跺了一下脚，奔出楼去。
       我在想像中和片档室的女护士探讨“死”。我说，我知道“知识分子”那奋斗到死的境界高尚，可是人死了真的什么也没有了，而且他奋斗的那些东西，写的文字，真的有意义吗?我要是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我就像肥佬那样，该吃的吃，该玩的玩，快快活活拉倒。女护士从清晨的淡雾中浮出，她说，人就是这样，一点点磨，把一个人，磨成了自己生命的奴隶，越活越没有力量。你说该怎么办呢?我问。肥佬死了，“知识分子”还坚持着，活着。可是那种等待死亡的无边无际的“轻”，真的比死还难耐，我说。那么花天酒地留住了他对生的希望么，还有向他家人的“复仇”，复仇的愿望应该有点份量，但还是镇不住死的惶惑。女护士梦境般地笑了一下接着说，活着是一种超越，死了是一种超脱……我坐在片档室外面的椅子上，过一会儿看看她忙碌的身影，过一会儿再看看，没有对她说话。
       晚上我又来到病房，父亲迎面给我一个笑脸，我难为情地斜眼看了看病房其他人，也不好意思地笑笑。我把饭递过去，父亲两只手捧过碗，小声地讨好地说：“别生气，我听你们的，配合治疗。”我的眼泪立马流了出来，这句话要让
       在家里一生没说过回头话的父亲说出，可见他下了多大决心，他可能一整天都在思忖这件事。我不愿父亲对我们低三下四，他跟我吵两嘴，我才觉得一家人下那么大力气值得。
       9
       父亲在医院已经住了三个月。全家的生活从父亲住院那天开始停顿了，然后在一个封闭的漩涡里转，也就是绕着父亲生病、住院这个核心转。小利不上班了，成了一个忙碌的没有目标的家庭妇女。她不再涂口红，也不再穿整齐的衣服，每天穿着短裤睡衣去医院，或在家属院出出进进。妹妹也不涂指甲油了，她的指甲剪得平平的，穿着去年的裙子。她和男朋友约会偷偷摸摸的，她可能觉得，这时候穿得漂亮、与男朋友谈情说爱，就是对父亲不孝顺，对全家齐心协力给父亲治病的背叛。我有时候看她想去约会，又不好意思出去就对她说：你不必这样，你还年轻，应该穿得漂亮点。没说完她就哭了，她说父亲病成这样我去玩很可耻，但不跟他去又怕他跑了。现在的诱惑太多了，她根本不敢考验他，一考验可能就考验到别人怀里了。我第一次听到女孩子谈恋爱这般辛酸无奈的，我心一酸，说，去玩吧，玩的时候不要想家里的事。
       每一个疗程做完父亲都可以请假回家住几天。父亲回到家来，坐在客厅里，一坐就是半天。有时候他会说，枣枣是个男孩就好了，有时候又冷不丁说，葛淙还不结婚，给我生个孙子。我躲在办公室给哥哥写信，还没写眼睛就热了。我想起小时候和哥哥一起挨父亲打的情形，我的腿让父亲的皮带抽起了肉棱子，葛淙过后把我领到房后，蹲在地上用舌头给我舔。我在信上说，如果一个父母不原谅自己的孩子，他就不太有资格当父母；如果一个孩子不能原谅自己的父母，他就没资格谈论干大事。我说从我自己当父亲那天起，就原谅了父亲，并且把我认为正确的生活内容换入他的生活。
       这天我出门准备到外面转转，家里实在太闷了，让人老感到绝望。我宁愿一个人感受束手无策的绝望，也不愿目睹亲人的音容笑貌，想着就在不远的一天他就会变成没有生命的躯壳，被抬进熊熊的大火里……不成，我得出去溜达溜达。刚拐上林荫道就看见一个熟悉又陌生的人，东张西望，抚今追昔地往我这边走，我刚想这个人怎么这样粗粝和漂亮，就下意识地往回跑。
       我拧开门锁看见母亲，就小声地说：“妈，葛淙回来了!”母亲慢慢抬起头，然后白了脸，她胆怯地往父亲睡的房间弓弓身，我猜想这只是习惯性动作，她并没看见父亲。我连忙往父亲房间奔，母亲躲事一样躲进厨房。父亲已经把脚伸到床下，见我进来，停住落脚的动作，我对他说：“哥回来了!”这句话冲溃了父亲再回到床上的勇气，他又把脚放下床，外面已经传来敲门声。父亲陡地紧张起来，手也抖，我握住父亲的手，心想，如果葛淙胆敢有什么忤逆，我宁愿背弃十年来与他的隐秘友谊。
       我把父亲扶到客厅，妹妹正给葛淙开门，葛淙第一眼看见门口一个漂亮姑娘显然吃了一惊，这一眼虽然看的是自己妹妹，依然能看出葛淙对漂亮姑娘的敏感及对她们的虔诚和恭敬。他犹豫地伸出手，在葛红头上撸了撸，葛红像小时候一样不在意地亲昵地咧开嘴笑，这一笑，大概使葛淙找到了当年的感觉，他又使劲在妹妹头上撸了撸。
       我扶父亲坐在当厅的沙发上低调地看着哥哥，虽然我与他通了十年信，但毕竟是十年没见过面。十年前他是文弱多情的青年，现在他像个反法西斯战士——我怎么会想起这么个词儿?哥哥从妹妹脸上慢慢转过眼睛，他深情而感怀地歪着头看父亲，然后，走几步，伏身单腿跪在父亲面前，面颊放在父亲的两腿上。他可能叫了一声爸爸，我太紧张了，不知是真听见了还是希望他这样叫。这时母亲和小利从厨房出来，母亲“空”着脸，两臂呈“一号位”垂着，看着伏在地下的儿子。“你爸不生病，你就不回来呵!你不想我们，我们也跟你一样不想你呵?你再不回来我们都死了你还看什么!”她在葛淙毛绒绒的脸颊上，刮一下，又刮一下，嘴里恸叫道。葛淙全力抱住母亲，他可能想，自己早该回来了。母亲只哭了三声就收住了，这很符合东方女性的抒情方式。然后哥哥放开她，移开身子，眼睛看着地，对小利说，你就是小利啊。妹妹不失时机地说吃饭了，吃饭了。一家人的脸一下子笑得像春天的早晨，空气也在弹跳。
       那天下午我跟葛淙溜出来坐到茶房里，看着他有棱有角刮得很白的脖子，我说，理了发了。葛淙说，唔，专门理了发回来。过会儿他又说，我一直是梳个辫子的。我哑然笑了，我突然发觉，两个男人坐在下午的日光里，喝着茶，实际上是很温馨的事，这种时候，从我进入成年后就应该有了。“谢谢你，给我写了十年信。如果没你写信，我坚持不了十年。”葛淙一只手放在我的手上，说。我说：“如果想回来，干嘛非咬牙坚持。”“人不必为自己年轻时的抉择后悔或补偿。年轻时做的事不一定对，但那是最宝贵的。”让他这样一说，我好像没年轻过，也没做过什么要紧的事，更谈不上对，还是错。我默不做声。葛淙从后面兜过手来，搭在我肩上：“为什么给我写信?”被他搂着，我软弱起来，仿佛自己自小立下的理想一直未被大人认可，“我从小就崇拜你……”我一下子委屈得不行。“我以为你看不上我的作为，你是崇拜英雄主义的。”“从小到大，你都是我的英雄，只是不好意思对你说。”
       葛淙在家住了两周，他去医院把父亲的病情通通透透了解了一遍。我始终没有全面了解过，都是医生说什么我听什么，我怕听到我不愿听到的事实。“一个男人要勇于发现事情的真相，并把它说出来，这样你才有机会解决它。”葛淙拍拍我的肩膀说。他了解的真相是，父亲体内的癌细胞并没被杀灭，只是得到一定的控制，换句话说，父亲离“那一天”并不长。他说：“我们现在做的，不仅是治病，更重要的是给父亲以快乐和安慰。父亲从现在开始的每一天过好了就把一辈子过好了。”
       葛淙白天去医院陪护，晚上也去，他好像要把十年未尽的孝心这回一次补上。父亲在他手里很“老实”也很羞涩，顺从而配合地让葛淙给他在床上接尿、搽身。葛淙还要把母亲带去医院，说，“隔离和压制，只能引起反抗。父亲以往的‘做’都是因为母亲不在，他对母亲依恋的方式就是死缠烂打，他一辈子都这样，那就随他去吧。”他还建议在父亲病情稳定的时候让枣枣也去，“这个时候，老人需要的是孩子。让孩子知道什么是死亡，不见得是件坏事。”母亲和枣枣就冲破我的“封锁”去了医院。接着是妹妹。被哥哥感召，葛红可能看到大家在拯救亲人生命的过程中散发的诗意和力量，也许是经过这么长时间，她已经把生老病死看作人的宿命，也能鼓足勇气去医院了，而且，这个未婚的姑娘给父亲端起屎尿来一点都不羞涩。
       葛淙不去医院的时候，就在家里煲各种文雅而伤感的汤。我用“文雅而伤感”来形容他的汤，是我从没见过那种组合：用甘蔗和胡萝卜煮水，据说这是清肺的；用绿豆和鸭掌清炖，据说这是清补的。他让全家吃他弄的食物，让大家感觉他细腻而温和的对父母的孝心和对弟妹的
       温情。葛淙走的时候对我说，“你对小利太粗糙了，你不对她好，还能对谁好?”
       晚上，我躺在床上，小利在卫生间呼哧呼哧洗衣服，然后拖着被水浸透底的拖鞋疲倦地过来，歪在另一边床上。她的神经和肌肉一跳一跳的，通过质量不好的床垫传过来，突然地，我心一酸，我干嘛要按别人家的女人来要求她?她文化不高，谈吐不雅，眼里净是蝇头小利，爱跟人家攀比，口红老涂得像脱过皮或淋过雨，画过的眉毛总是有一半没一半的，这能怪她么，这个阶层的女人就是这样生活的，我干嘛对她吹毛求疵。当初我追着她约会时，她的眉毛、口红也是这样的，我也没特别的感觉，我当时还觉得跟一个涂指抹粉的女孩谈恋爱很时髦。这一切都是我自己选择的呀，而且最主要的，世上女子千千万，我能爱的，也就她一个人；难道还有别的可能么。我把一只手搭在小利身上，她闭着的眼皮在抖动，整个人像累岔了气的小狗。我叹口气，拉过她，让她的脸贴在我的胸膛上。
       10
       父亲在医院住了十三个月。和他同住5号病房的除了掌故者全部换了个个儿，他们有的是治到家里山穷水尽底朝天了，只好拿点常规药回家慢慢熬；有的，治着治着转到“单间”，在第二或第三天被推出来。他们的脚有时都盖不住，有时候耷拉出一只手，那脚和手看上去仿佛它们一生都没有美丽过，甚至不曾年轻过。手推车旁跟着他们面色铁灰浮肿的亲属，很奇怪，我没见过一个哭的，他们的眼泪得在一个生命力活泼的地方才能流出来。有一个人被推出去，O病区就会灰暗一两天，病人们的脸色又会灰暗一截，仿佛他们生命的灯又被扭暗一个段次。对此我给院方提意见，能不能用一个比较巧妙的方式把不幸者推出去。得到的回答是，什么时候死，是病人的事，不是他们的事，他们只管抢救，抢救无效就推到另一个房子里去。他们上岗前得进行人道主义教育。
       不管怎么说，父亲已经成了“抗癌明星”，可是我们的家底，像一口缸里的水，一瓢一瓢地掏，渐渐地见底了。除了医院共济账户支出外，我们自费还得大约四分之一，这就是七八万呐。父母的积蓄，我和小利的，加上葛红葛淙的，我们差不多空了。但是父亲想治，经过这一年，他已没了刚入院时的硬气，变成了一个懦弱的、贪生怕死的老头。
       这时，父亲的右腿有点沉。我怕得想哭。
       从掌故者那里知道，压迫左脑神经，右边身子就会沉，先从脚开始：什么东西会压迫脑神经，有癌，就是癌细胞：癌细胞原来在肺里怎么会到了脑颅，那就是，癌细胞扩散了。人得癌症一年，不死，就成精了。
       我去问医生，医生拍了CT，对着我眼睛看，看得我眼睛都潮湿了，才说：“治，还是不治?”我觉得他们总让我在要孩子还是要老娘这种问题上做抉择，哪一头不肉痛啊。我哀怨又无力地看着医生，医生拍拍我说：“脑颅里的东西化疗放疗都不管用，一般的药物很难到达脑颅，”他又拍拍我，“有个办法可以试试，用Y刀。这要两万，是自费。”“切除了就没事了?”“肺部已经控制住了，脑颅里的切除了，就可以维持一段时间。”我说，“你让我回家看看还有多少钱。”
       我跟葛红和小利说，“怎么办，爸爸已经转移了。”经过这么长时间，全家的医盲现在都成半个医了，她们都明白“转移”是什么意思。见她们不做声，我继续说：“如果不治，就眼看着爸爸脑子里那颗瘤一天天大起来，爸爸慢慢地就不能走路，生命力一天天萎缩，有一天，当那颗瘤长得足够大，炸开，人……就没有了。”两个女人低着头呆坐在那儿，她们一个是我的老婆一个是我的妹妹，我不忍心这么残酷地摧残她们纤弱的神经，但一家人，’我怎么能不告诉她们。我喘口气继续说，“如果治，我们就要拼上全家最后一点积蓄，甚至还要借点债，爸爸存活的每一天都要靠金钱堆积，靠我们的辛劳换取，而且可能是毫无功效，甚至可能在治疗过程中就不行了……”我说不下去，再说我就会哭出声来。我在街上嘈杂的人群中泣不成声也不能在家人面前哭，我要一塌方，全家就溃不成军。
       过了很长时间，妹妹说：“治，拼到最后，拼到拼不过了，再没办法了，就只好那样了。”听妹妹这样说，我放心了许多，我要用全家的金钱、全家的力量延长与癌细胞拼杀的手臂，就要取得全家的支持。小利说：“我只剩三千块钱，是给枣枣上幼儿园的集资款……”她哭起来，她的孩子不能正常上学她哭是应该的，一个年轻妇女为此放弃化妆品，放弃漂亮衣服，甚至放弃孩子上学，她哭，甚至发牢骚，我都能理解。葛红去拿存折的当儿，我对小利说，我们也是给孩子做个榜样，我们怎样全力挽救她爷爷，她将来同样会挽救她的亲人。这是亲人呐，就这么两个把自己弄大的……小利让我别说了。妹妹拿出她最后一万五的存款，这是她结婚用的，我不知道今后再到哪儿弄钱送她出嫁，我觉得因此耽误妹妹结婚不应该，但父亲的生命这时是最重要的，其他的一切都缩小了。
       我一个人的时候也想过，这样把一家子几十年的积蓄押上，置妹妹的大好年华不顾，置枣枣的最佳教育期不顾，和根本治不好的癌症拉锯到底值不值得。我是家里的“执行长子”，是不是应该考虑得实际点，为没有工作的母亲想想，为低收入的我们这个小家庭想想，为妹妹的将来想想?有一天我看见枣枣和邻居两个小女孩玩过家家，她当妈妈，照顾其中一个小女孩去医院看病。她一趟一趟地跑医院，不厌其烦地跟扮医生的小女孩讲述病情，我突然毫无先兆地抽泣起来。如果生病的是我的孩子，我会不遗余力，不惜健康、血肉地(比如输血或移植器官)挽救他，对父母我们为什么就犹豫了呢?父母不值得我们这样么?我把这想法对小利说了，小利当即又哭起来，她背过身去，说：我什么都愿意，什么都行……只要你对我好一点……我还有什么好说的，我选择了她，娶了她，又对她不好，是我不像话。我和小利贴心贴肺地搂在一起，哭了一响。
       母亲在我们兄妹集资后的一天又给了我七千，这是她留的体己钱，准备在关键时刻给在婆家受气的女儿，或不中用的儿子。我想这最像是给葛淙准备的，必要时拉一把这个让她爱让她担心的儿子。现在葛淙回来了，没有饿死自己还拿回来一万多，她就放心了。她说，你别见外，也别告诉你爸。我冲她笑笑接过钱。
       那一天，我在家里挂了个账册，集资了多少，每一笔的去向都写上。我要让家人感觉到，他们的每一块钱，都用在延长父亲的生命上。
       “孝文化对父母恩德的大肆渲染，使得为人父母者把延续生命看作是对子女的奉献；把育儿的责任看作是对子女的施恩，从而使人们常为亲情所困。”这是我随手拿起的报纸上面专家的言论，我觉得这些专家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整天发这种大而无当的言论。实际上普通老百姓说什么都没用，他们只听从自己的良心罢了。
       11
       Y刀做了，医生说，要让那东西自己慢慢消蚀掉。父亲被接回家住了两个月。
       父亲整天笑眯眯地坐在客厅里跟枣枣玩。枣枣有点怕，但看着全家人围着爷爷转，尽让着
       爷爷，尽给爷爷说好听的，也勉为其难地跟爷爷玩。
       父亲从医院回来，小利就托从前的姐妹找了份扫宾馆厕所的工作。我的妻子成扫厕所的了，我很难过。
       葛淙在时留下一些蜂窝煤和一群大大小小的沙钵和罐，妹妹用这些东西继续给父亲煲各种各样的汤。
       父亲已不怎么能吃下去汤了，不到两个月，他的右腿又开始变沉。我和葛红小利讳莫如深，我们实在没有力量，没有钱了，如果再需要做一次Y刀什么的，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父亲……父亲也努力抑制着右半身的沉，尽量放平两腿走路，或者干脆不走路。有一天他拿杯子的手突然软泥一样啪地摔在桌上，杯子里的水泼了自己一身。母亲“嗷”地一声哭了：“这是什么病呵，什么病呵——花了这么多钱，治了那么长时间，还不好——现在影响到腿、手了……”父亲羞愧地缩在一边，那只闯祸的手还瘫在水里，衣袖都浸湿了。小利拿着毛巾和我对视一下，她拖过父亲的手颠了颠，对我说，父亲还得去住院。
       听到这话，母亲昏了过去。我觉得母亲一年多来的压抑、焦虑、恐惧，必须以昏厥、心脏病发作这种激烈的方式表现才能得以缓释，今天果然来了。母亲被送进了医院。母亲是以一种抢救的方式被治疗的，我在好几张生死攸关的纸上签了字。签字时我的手软得拿不住笔，如果这时母亲也不行了怎么办?我累得想哭，自怜得想哭。
       母亲住院的第三天父亲也被送进医院，小利干了两个月的清洁工只好在家属院找个不上班的妇女顶替，为此，她还送一套小孩衣服给那妇女。就是扫厕所的工作现在也舍不得丢。
       好在母亲没太大的事，一周后就出院了，我们也没钱住更多时间。
       12
       仅仅十几天，父亲已经完全不能行走了。脑颅里的那颗瘤好像看着它一天天长大，压迫着脑神经：它像外行走钢丝，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炸开。我再没什么办法了，也许Y刀还可以再来一次，但我已经没有钱了。不是医学救不了父亲的命，而是贫穷救不了父亲的命。我们一家人绑起来也敌不过金钱的力量。谁蔑视金钱?我就想有钱，有钱父亲就可以活过这个还有二十多天就能到来的春节，一个将去的人想再过一个“年”，这是多现实、不算太苛求的愿望。医生摇摇头，爱莫能助的样子，说：“脑子里只能这样了，现在先照顾肺吧。”“肺又怎么了?”我的话里都带着哭腔。医生说父亲胸部出现大量积水，他让我先做个B超。
       父亲被妹妹拉着双手搭在我肩上，我把腰弯得很低，父亲还是直往下坠，父亲已经软弱到连儿子的屁股都夹不住了，他成了一个任人摆布的暮气沉沉的布娃娃。我眼眶一酸，把背弓成九十度，用自己的脊梁撑住瘫在上面的父亲。爬楼，爬到二层，从父亲耷拉下来的手臂后面，我看到片档室的女护士。她从楼上下来，转了个身站在楼梯半腰看我，我的目光就和她对住了。她大而干净的眼睛涌上来显而易见的忧伤，我弯着腰倒着看她，因为是倒着，我以为传递出去的信息不会被注意，就平白直露地把自己的忧伤和难过表现出来。我眼里慢慢含了一颗泪。载过平台，女护士依然仰着脸看我，我给了她一个艰难的笑，那颗泪就溢了出来；几乎同时她也露出一个艰涩的笑意。我觉得她看到了我的眼泪，我的忧伤终有一个人知道了，我的自怜也就有所疏释。我继续牲畜一样平着脊椎爬楼。
       做完B超重新走回底楼，我没再往片档室那边看一眼，只要女护士看见我眼里的感情和流出的泪，一切都可以结束了。
       父亲被我重新放回床上，他忧伤而绵弱的目光捉定了我，我想回避，但想到这可能是父亲要说的“最后的话”，又不得不迎上去。这就要说“最后的话了”，悲，又堵到咽喉。
       父亲说：“治不好了，把我背回去，让我跟妈妈在一起。”我说：“这时候你怎么能离开医院……”父亲脸上露出狡黠的笑，他虚弱地说：“你也说‘这个时候’，这说明，我呆在医院会死，不呆在医院也会死。我想跟你们在一起。”我看着父亲，前一句透着他一生的狡黠和明白，后一句，道出一个将逝者对生的留恋和对亲人的眷恋。我眼睛又热了，我想立即将他背回家，让他在母亲的床上耍最后的小性子。可我马上又想到母亲，她那千疮百孔的身体和脆弱的神经，她那羸弱的心脏和调皮的血压，怎么经得住一而再的刺激和打击；还有我那放弃上幼儿园的女儿，对她的年龄来说，最可怕的就是死人，为什么要让她在三岁就去体验死亡的恐惧和威胁，让她目睹“人总是要死的”这对她来说残酷又绝望的真实；还有我那战战兢兢、劳顿不堪的老婆，父亲在家时她每天起床不敢出卧室的门，生怕听见母亲房里传来突如其来的恸哭，她必须听到母亲静悄悄开了门，才一跃而起，出门干这干那。她这么每天憋着，我担心有一天她会精神崩溃；还有妹妹，父亲在家时每个动静传来，她都哭哭啼啼，她走到哪儿都拿着眼药水，一会儿滴一下，过一会儿又滴一下，她的眼白已经哭黄了，睫毛粘粘乎乎的。父亲不在家，她还有个脆弱的笑脸，在家，她就像快要凋零的花。她年纪轻轻不该就这样凋零吧，活着的人应该活得更好吧。将逝者，是应该自己面对死亡，还是牵了一家人共同面对；是应该独自承受死亡的恐惧、离别的凄凉，还是拖上大家共同承受?我想，如果有一天父亲去了，全家都会接受这个事实，没有人会因此自杀或轻视生活，但在这个煎熬的过程中，惊惧和担心会使人饱受重创。一个老者的最后时光和一个大家庭的健康和生活，哪一个更重要?我一手牵着生，一手牵着死；一手牵着男人，一手牵着女人；我必须表明我的态度。
       我摸了一把脸对父亲说，“妈的心脏再经不起折腾了。”父亲哀哀地看着我，喃喃地说：“妈妈……”我继续说，“男人一生孤独地面对生活，最后可能也要孤独地面对死亡，能不能承受都得承受；我们是男人，女人们认为，我们比她们强大。”父亲悲凉而深情地看着我，停止了流泪。平静了一下，我又摸了把脸，凑向父亲，小声说：“我和你一起承担。”
       这次谈完父亲就没再说触及灵魂的话，对前来探望的家人也作一些轻松的说笑。母亲来过后对小利说，父亲好像好点儿了。她望着靠在棉被上温暖地微笑的父亲，甚至产生一些幻想：你爸生生病，把脾气都生好了。她可能还希望父亲出院后，善待她。
       父亲在没有亲友探望时，就静静地闭着眼睛，或默默配合医生给他打那些对他的病已经毫无意义的药水。我陪着父亲坐着(他躺着，他已经坐不起来了)，双手捧着他的手，感觉着他身体的一天天变化，感觉着在他身上一天天浸上来的冰凉和黑暗，感觉着那已经不是遥不可及的像气球一样飘荡的死亡之神，它轻如鸿毛、似漫不经心地飘过来飘过去，有一天触到，父亲就随它飞去了……
       我给葛淙打电话，在马路上，就泣不成声了。我说我害怕死，我想生一群孩子，累死累活地抚养他们，并鼓励他们也儿女成群。
       13
       父亲还是走了。医学达不到我们期望的威力，我们的经济能力也达不到延长父亲生命的最大极限。到最后是我们儿女几个眼睁睁看着父亲一天天衰竭下去，而无能为力。我宁愿父亲是自己体力不支，在治疗中溘然长逝，也不愿这样，弹尽粮绝，最后眼睁睁地等死。父亲说，已经够了，我们还有点钱，你们几个孩子都孝顺。那些一个钱也没有的，诊断出癌症就推回家了，儿女连床前都不愿近……父亲的意思是说，他知足了。穷人的命，就这么卑微。
       我向单位借了两千块钱，送走了父亲。
       家里已经一贫如洗了。我对母亲说，“我们好好打扫一次吧，对爸爸已经尽了力了。现在我们这些人要好好生活，重新积累财富。”母亲说，“该打扫就打扫，东西该煮的煮，该晒的晒。实际上到最后看把你们拖得，我就想，我到死的时候，死了就死了，不拖累你们。”母亲说完进她屋里。我脑门子一酸，扭过脸去。
       母亲房里传来翻箱倒柜的声音，过了会儿母亲走出来，神情木木的，递给我一个信封。我看着她慢慢打开，里面有个活期存折和一封短笺，上面写着：
       孩子们：
       我的病把全家的积蓄都耗光了。
       存折的3万元钱是我存给你们妈妈的。妈妈没工作，没有退休金，我原先怕一旦我先走，妈妈一个人没有经济来源。这是我留给她的最后的生活费。我这一病看出咱们这个家还有希望，但病是不能再治了。3万元中，1．5万元给葛红结婚，5千给枣枣上学，剩下1万留给妈妈，由她支配。
       另外，大家对葛淙多关心，搞文艺的人能力差，葛彬两口有力量多照顾小利父母，谁的父母，都是父母。
       父字
       读到最后，母亲双臂架成一号位，说一句：死人!就转身回到自己房间了。小利噢地一声哭了，我抹了把脸走出家门，热带南方的冬季阳光依然很好，扶桑花还有许多叫不出名的红花、黄花都开了。新的一年又开始了。
       杨沐，作家，现居海口。主要著作有小说集《飘逸的海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