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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译／单正平
       2000年1月1日午夜12时0分1秒，获得美国环保署批准的庆祝焰火，在中央公园警戒线以外的大街上准时开始施放，这标志着二十一世纪和第三个千年的来临——独立观察家是否注意到这是第一个美国世纪的结束，第二个美国世纪的开始?
       在刚刚结束的那个世纪，美国击败了两个国家：德国和俄国。现在美国比十九世纪更开放，自由女神张开双臂欢迎来自全球各地的人们——越南、泰国、柬埔寨、老挝、缅甸、埃塞俄比亚、阿尔巴尼亚、塞内加尔、圭亚那、厄里特里亚、古巴以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人——而且可以肯定他们非常喜欢公民权，包括在一个城市比如迈阿密的范围内获得政权，要是他们能控制选票的话。可是，还有谁会为这个国家的自由女神像再创作一篇二十世纪的新颂词?谁会想到为美国这个国际民主避难港建立一个纪念碑?
       世纪末网络电视特别节目上的美国人，有谁在虚浮夸张地谈论1897年制作的维多利亚女王的钻石?我所能记得的是电视话外音说的美谈丑闻……麦卡锡主义、种族主义、越南、右翼军人、俄克拉荷马城、天堂之门……以及相应地我们完全不能确定好坏的事。
       我的印象是，一个美国世纪带着所有的辉煌和一个鼠标垫上的动作，进入了另一个美国世纪。美国最伟大的胜利激发了所有人的爱国主义和自豪感(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叫沙文主义)、对光荣和帝国的向往(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称为肤浅的迪斯尼精神)、对电脑制作的暴力音乐的爱好。
       这就是我的印象；但也仅仅是我的印象。所以，我看了密西根大学传播系编制的公众意见调查资料，四种调查结果都从不同角度研究这个问题。沙文主义?肤浅的迪斯尼精神?根据一个调查，73％的美国人不希望美国人介入国外事务，除非与其他国家合作，这样，我们大概就不会遭到所有人的指责。兴奋激动?美国人没有强烈感到他们国家的霸权。正如一个临床心理医生所说，他们实际上缺乏霸权。
       如果有衰落，那是什么在衰落?宗教信仰和道德戒律的更替，始于尼采1882年所做的现代哲学最著名的陈述——上帝死了——和三个对二十世纪的惊人准确的预言。他甚至估计到这些预言实现的时间是1915年。一，早先献身于上帝的信仰者，现在为抢劫、剥夺“非我族类”者而结成野蛮的联盟。他们的名字及时地改成了德国纳粹分子和俄国共产主义者。二，将要发生的战争在地球上从未出现过，其名称是一次世界大战和二次世界大战。三，在引语中出现的再也不是真理，而是真实。现代的野蛮人发现，变化无穷的真实一词，在任何特定时刻都最有用。结果是普遍的怀疑主义、愤世嫉俗和冷嘲热讽。一次大战始于1914年而终于1918年。给人感觉好像尼采还活着导演了这场戏剧，给欧洲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名词、一个全新的形象：怀疑主义、愤世嫉俗和冷嘲热讽的具体化身——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作为名词，指称预设了一种政治姿态的智力劳动者。从一开始，这个新创造的名人，这个在二十世纪历史上准备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的知识分子，就与义愤紧密联系在一起。正是义愤，把他提升到了一个道德优越性的高地，一旦到达这里，他就处在俯视其余人的位置，而这并不需要付出智力和其他方面的任何努力。正如马绍尔·麦克卢汉多年后指出的：“道德义愤是以高尚掩饰空虚的一种技巧。”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是否空虚，这一点很有争议，而且人们很难认可我在一个法国外交官的晚餐聚会上听到的如下说法：“所谓知识分子，就是有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但只在其他领域发言的人。”
       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作家和学者很多人才有机会第一次去欧洲，他们对那里的知识分子投去仰视的一瞥。后者那种嘲讽的神情，远离芸芸众生的高傲孤僻，那些用来指点破碎文明的涂着雪花膏的优雅手指，似乎都有无法抵抗的魅力。唯一的问题是，当我们新人教的知识分子回到美国，拉开架势做出姿态时，却没有破碎的东西可供他指点。因为美国决不是一个崩溃中的文明，在一次世界大战中崛起的美国，已经作为一个新星占据了世界舞台的中心。她也决非散发着衰亡气息的国家，而是一个充满朝气的青年巨人：勇敢，坚强，单纯，质朴。
       但是喧嚣着沉醉于(正如尼采所预言的)怀疑主义、愤世嫉俗、冷嘲热讽之中的年轻的拙劣作家，不想让这种种情绪受影响。从一开始，美国知识分子的目的，就是效仿彬彬有礼的欧洲样板，抓住人家正在接触的、能成为唯一斗争主题的殖民地问题。在整个二十世纪，这幅图画从未改变(而到今天，一百年以后，吃力的殖民地小兄弟，仍然踩着欧洲先生的足迹亦步亦趋)。1920年代的第一件工作是跟着欧洲知识分子嘲笑“资产阶级”，在小说中，解决办法是揭开妈妈烤制的我们国家这个苹果馅饼的皮，而且说，“好好瞧瞧，看那下面是什么，表皮下就是腐烂的香气!”——辛克莱·刘易斯在他的《大街》和《巴比特》中就是这么做的，并因此而成为第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人，而舍伍德·安德森在《温斯堡，俄亥俄》中也是这么做的，他的独特性在于揭露了美国中产阶级的虚伪，他创造的常见性格和常见情节，成了其他人迄今一直努力在小说、电视和电影中表现的东西。
       1930年代大萧条所提供的大量材料，非常有助于知识分子产生义愤。因为美国梦看上去好像破灭了。但是即使在那时，事情也并不像在知识分子的诞生地欧洲那样糟糕。毕竟，欧洲在萧条之外还有法西斯主义。这好办，我们殖民地知识分子的特性就是攀比(catch—up)。欧洲有真正的法西斯主义?那好，我们有“社会法西斯主义”，这玩意又是什么?这是左派知识分子给罗斯福新政起的名字。罗斯福的“改革”不过是戴上了面具的法西斯主义，其黑暗将淹没美国。
       欧洲马克思主义者成功地推广了这样一个观念：纳粹主义是野蛮垂死的资本主义最后的苟延残喘。他们在美国的殖民地的少数堂亲，成了亦步亦趋教条死板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压迫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也相信了这个结论。早在纳粹与苏维埃1939年签署协议之前，美国共产党就以反法西斯事业的名义(如西班牙内战中爱国者反对法西斯主义者佛郎哥的战争)，极成功地动员了殖民地居民。“反法西斯”成了一把宇宙射线枪，从知识分子义愤的世界高峰发射，能达到任何地方，迅速杀死任何人。
       二次大战后，这种精神氛围导致了一种古怪的反常现象。客观衡量，美国很快成了最强大、繁荣和任何时候都受欢迎的国家。军事上，我们发展武力，以防止整个地球被核导弹炸成碎片，进而我们又实现了历史上最令人惊异的航天计划，挣脱了地球引力的束缚，登上了月球。还有些事情更激动人心。这个国家实现了十九世纪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的梦想：在美国，每个工作的人都有政治自由、个人自由、金钱和自由时间，以任何他认为合适的方式发挥其潜能。这个国家发展到了如此水平，如
       果你找不到电器或空调维修工，那是因为他和第三任妻子到加勒比海度假去了。而且一旦美国的移民限制在1960年代放松，各个地区、各种肤色、各种宗教的人们就从非洲、亚洲、南美和加勒比地区涌了进来。
       但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像狗一样搜寻探究。他们看透了美国，制造了二十世纪最富有启发性的词——攀比。真正的法西斯主义和有计划的种族灭绝，在二次大战后就结束了，但是知识分子用罗森堡事件，希斯事件，麦卡锡主义——整个共产主义的巫术狩猎——而且，最重要的是越南战争，来论证他们提出的“初始的法西斯主义”、“防御性的法西斯主义”、“地方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的“边缘”、“非正式法西斯主义”、“潜伏的法西斯主义”，——却没有注意最有启发性的新说法“文化种族灭绝”。文化种族灭绝源于美国大学拒绝实行开放的入学政策，这一政策规定，任何少数民族申请者都能入学而无需考虑年级平均分值、学术智能测试和其他潜在一原始一边缘的法西斯组织的压力。
       文化种族灭绝极富启发性，但在这个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法西斯一种族主义的民族灭绝的滑稽剧中，真正值得高度注意的是苏珊·桑塔格的抨击。在1967年为《游击队评论》所作的一篇题为《美洲在发生什么》的文章中，她写道：“白种人是人类历史之癌；他们以自己创造的意识形态和技术成果，在所到之处，灭绝当地人口，破坏生态平衡，现在则威胁着人类本身的存在。”
       白种人是人类历史之癌?这个女人是谁?她是干什么的?一个人类学流行病学专家?世界文化历史方面的著名权威?一个马克斯·韦伯、乔纪姆·沃什、詹姆斯·弗兰泽和阿诺德·汤因比这一级别人物的综合?其实她仅仅是又一个拙劣作家，她把自己的生命耗费在抗议集会的签名上，用她那种累赘的散文风格搭建一个指挥台，这种有缺陷的散文风格曾是《游击队评论》离不开的一根拐棍。也许她这个人就是要格外固执地证明麦克卢汉的名言，义愤是以高尚掩饰空虚的技巧，而且在其他方面她确实是个典型的后二战时代的美国知识分子。
       对所讨论的问题有没有一个大致的概念，毕竟不重要。任何学者或科学家，仅仅具备自己领域的深厚知识，并不能成为知识分子。最好的例子就是杰出的语言学家乔姆斯基，他断定语言是一个结构，建构于人类非常核心的神经系统之内，对这种理论，神经科学家因为缺乏手段，直到最近才开始进行验证。乔姆斯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而出名，是在他公开谴责越南战争之后，而对越战他几乎不了解——正因此他才成为新的崇高人物。
       对“形容词法西斯主义”阶段的美国知识分子来说，1989年是一场灾难。知识分子谁会怀疑中国抗议者始终把美国作为他们的自由的模本?到11月9日，柏林墙倒塌，转眼间苏联崩溃，东欧帝国解体。由此造成的无路可走的困境是，很难再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表达你的怀疑主义，你的愤世嫉俗和冷嘲热讽。“资本主义”、“无产阶级”、“群众”、“生产方式”、“幼稚的左派”、“法西斯主义的暗夜”，甚至“反法西斯主义”——所有这些东西，突然显得不再像以前那样非常错误……“本土马克思主义”受到召唤，而本土一词，只用其本义。
       承认你在根本方向上错了，这并不重要。你不能让任何人放弃这个概念：正是因为美国的胜利，正是因为苏联档案公开后披露了某些不幸的事情——好像希思和罗森堡实际上曾是苏联的代理人；在麦卡锡充任可鄙的撒谎专家的同时(我们早就知道他是个什么东西)，苏联间谍确实渗透进了美国政府；西班牙内战一开始，不忠于共和政府的人就秘密访问了苏联——如果他们赢了，西班牙将会成为第一个苏联的傀儡国家!
       主要是要确定，我们不让他们使用这种素材，否则我们从1918年11月11日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这七十年来孤独攀登奥林匹亚山的道路岂不白走了。事实是，美国赢得了冷战，但并没有在冷战中清洗顽固的美国左派，美国这么干了吗?我们仍然抓住了魔鬼本人，残酷的麦卡锡、尼克松和国会全美行动委员会，以及那些使好莱坞和大学里很多人失去工作的家伙们，我们没干吗?种族主义?仅有的事实是，赋予每个人的权力，即所有那些所谓人权和选举权，并不意味着邪恶特殊的美国病已被消灭，消灭了吗?当然没有。
       这种揭露美国胜利谬论的强烈欲望，在2000年达到极点。柏林墙倒塌至今已经十一年，前苏联帝国的人民一直在看着美国人民在自由条件下的生活原则。东欧的大学生关于美国两百二十五年前争取自由的斗争的知识令人吃惊。1993年在纽约我碰到一个匈牙利学生，他知道美国革命著名的雄辩家帕特里克·亨利的演讲，不仅能背诵他1775年的著名演讲“不自由，毋宁死”，而且也能背诵1765年在威廉姆斯堡殖民地议会反对印花税法案的演讲。
       在东欧，作家诸如索尔仁尼琴和哈维尔，都是自由之光的看护人。而像他这样的青年，自然要寻求美国文学人物以学习地球上最伟大的自由国家的民主原则。但是几乎毫无例外，美国作家都是……知识分子。要是我们的青年匈牙利人在散步时碰上一个美国知识分子并且给他背诵帕特里克·亨利的反对印花税法案的演讲，那他得到的反应只是虚伪的沉默。
       数百万从晚期苏联暴政下挣脱的青年能去哪里?转向美国神职人员?哎呀!除了少数勇敢的罗马天主教教士，美国的神职人员已经变得与公众意见无关，除非他们屈服于诱惑——而且许多人已经——变成了知识分子本身。
       今天，在任何一所美国一流大学，康德和他所有关于上帝、自由和不朽的玄思冥想，甚至还有休谟，都不会在研究院存在一年，更不必说应聘上课了。哲学系、历史系、英语和比较文学系，在许多大学里还有人类学系、社会学系，甚至还有心理学系，都按约翰·赫尔鲁克斯美妙的术语学划分成了青年土耳其人和傻瓜。最傻的是老的，五十多岁，六十出头，但一个傻瓜可能是任何年龄的，如果他是仍相信古老的十九世纪德国所谓的客观学术模式的少数教员，则无论二十八岁还是五十八岁，一样都容易成为傻瓜。今天人文学科是一大堆乱哄哄的深奥教条，诸如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读者反应理论、互文(commodifiction)理论等等。这些名字变化多端，但亚主题总是同样的：马克思主义也许死了，无产阶级已经证明无望——他们都带着第三任妻子在海边呢。但是我们发现，新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赞助人，可能正是我们——女人、非白种人、受虐待的白人伦理学、同性恋、易性癖、多形性反常、色情作品作者、妓女(性工人)——我们可以以这些身份来表达对权力的义愤，对那些资产阶级走狗的厌弃，并以此保持怀疑主义、愤世嫉俗、冷嘲热讽的强烈激情。这不是本土马克思主义；它是……罗可可马克思主义，其优雅如弗兰格诺，狡诈如沃特欧。我们将不会过于坚持政治主题，这些主题无论怎样，似乎从来都不曾产生任何正确效
       果。相反，我们将揭露这些走狗的所谓真理，这样的真理是傻瓜们出于无知而培育的，并且将解构他们自我欺骗的永恒真理大杂烩。我们将揭示受操纵的权力具有怎样邪恶的作用；而我们所使用的语言，用法国“后结构主义者”福柯的话说，会把我们囚禁于无形的牢笼。
       福柯和另一个法国人德里达，是美国罗可可马克思主义最伟大的偶像。还能是别人吗?今天，正如整个二十世纪一样，我们的知识分子仍然是吃力的小殖民地居民，拼命地小跑着赶啊赶，沿着法国偶像的足迹，穿过一个又一个理论，理论，理论。追赶中有些殖民地小伙肯定比其他人跑得快，而这群人的领跑者常常是两个学者，斯坦雷·费什和朱迪丝·巴特勒。在柏林墙倒塌前，原型的美国知识分子，只是个喜欢把自己提升到知识分子阶层的拙劣作家，而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原型美国知识分子则是个愿意把自己降低到纯粹知识分子阶层的学者。如果尼采那令人难以置信的预言力量，已经特殊到足以虚构出两个人物，那他会虚构出费什和巴特勒，把他们硬塞进《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去。费什是一个六十一岁的弥尔顿专家，耶鲁哲学博士，或者是个堕落的弥尔顿专家；他取得了演员的身份，作为杜克大学英语系的罗可可首领，现在被芝加哥伊利诺大学聘任，年薪二十三万美元加上津贴(在学术界是一流的收入)，他聚集了一些坚定的罗可可明星从事类无产阶级的研究。他说，不排除对“身体各部分、排泄功能、假阴茎、双性同体、易装癖、女同性恋的色情文学”这些问题的研究。费什以一种真正斯威夫特式的趣味说这些东西，意味着随后必然是恐吓。在殖民地罗可可主义者前行时，他修饰成一个独特浮华的人物，驾着绿色美洲虎，长围巾绕脖，简直就是一个狄奥菲勒·戈蒂埃。他的轻浮和恶作剧的瞬间一现，使他明显有别于追随他的怪癖风格的一伙解构主义者。然而他光身子穿厚运动衫，又几乎像所有青年土耳其男女一样，影响了某些年轻一代的服装——圆领长袖运动衫、体恤、牛仔裤、运动鞋，一身黑色的青年艺术家打扮——为了出人意表，为了有别于那些仍然喜欢文质彬彬教授风度的青年傻瓜。
       依理而论，费什是以他的读者反应理论著称的，这个理论认为，文学文本本身并无意义，作品的意义仅仅是读者完成的精神构造。这个预设与如下观点仅一步之遥：权威在语言中加进各种术语，诱使你如其所愿地完成精神构造，以此控制你的心灵。
       我也许可以提供一个相似的但更清晰的例证?最近我碰到一个在我们的顶尖大学教书的女性，她开的课程是女权主义理论，如果她的学生在试卷和论文上把女性的复数形式拼写成了women，她就给他们一个F的成绩。她坚持复数的女性(female)应该拼写成womyn，因为拨开历史的迷雾看源头，男性优先的权力建构于语言本身之中，而语言的60％是由女性创造的。学生如何反应?他们耸耸肩。他们一开始就反对学习这种罗可可马克思主义，但没有用。他们只能写womyn，这样才能勉强通过这门课程。
       一个学生告诉我，唯一的问题是，当她在自己的电脑上写论文，作拼写检查时，就全乱套了。“整个屏幕上在womyn下面都是红色的短波纹线，电脑不认这个词。”然后她耸耸肩，“或者至少我自己就不承认这个词。”
       这个公认的女权主义理论女王是朱迪丝·巴特勒，一个四十四岁的黑格尔专家，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她也以同性恋首席研究专家而著名。她个子矮小，缺乏魅力，但全国大学生都知道这个“首席”的名字。其中一群人办了个杂志就取名《朱迪》!致力于编纂整理她灌输的“表现性”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演说和性行为都是政治混乱的形式。
       “因为无创新，所以一切性角色都是模仿”，这是她最著名的吊诡之论。她尤以理论的晦涩费解著称。1998年《哲学和文学》杂志因为她文章开头的一个句子，而把她选为拙劣写作奖的得主，“从一个资本潜在地以相应一致的方式构成社会关系的结构主义价值转入一种权力关系受到复制、集中、相互连接的霸权观点……”——这个句子足足有五十九个词。她的崇拜者所办的杂志喜欢她这种无视批评、漫不经心而又博学的方式。她说，“冗长沉闷”是黑格尔文本的现象学挑战的一个组成部分。
       然而，傻瓜对青年土耳其的战争不限于字面。1987年，传统主义者组成了一个自卫组织，全国学者联合会，有一千人参加。那时在杜克大学的费什，在一个公开声明中，分别用三个字母给他们贴了标签，R代表种族主义者，S代表男性至上主义者，H则代表同性恋病态性恐惧者，并且给杜克大学的教务长送了一个备忘录，劝告他不要让这个腐朽组织的成员控制大学委员会。教务长拒绝了。这些学者则指控费什企图给他们列黑名单。在不止一所主要大学里，青年土耳其分子衣着随便，别着红色圆珠笔闲逛，他们自命不凡地自外于右倾分子、男权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古典主义者、同性恋恐惧症者、种族恐惧症者……青年土耳其分子鼓励煽动大学生避开傻瓜课程，其严重程度到了某些傻瓜课程一年到头竟无一人选修。这些人的故事如果写成书，肯定是这本书里最可怕的一章。
       面对青年土耳其人的如此自信放肆和大学生追随者的狂热，她担心的是，在womyn或任何其它罗可可马克思主义示威运动中，谁是支持学生的左派?其他教师?学院院长?大学校长?相信我，最不可能的是校长。
       最近，我碰到一个学生，他告诉我，正在上一门“超界研究”课(Cross—disciplinary)，题目叫北美的文明。“超界研究”这个词如今正在学院里流行，不能把它与老的(傻的)词“交叉研究”(interdisciplinary)混淆起来，后者是从两三个更为传统的学术领域选择使用概念，研究具体问题，诸如使用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概念写作历史。超界研究则不然，它超越所有学科的边界，其方式如同一架波音747穿越北极上空覆盖在通向目的地——罗可可马克思主义——之路上的巨大云团，一直上升到40000英尺高空……于是，老师告诉学生，当美国人有更多的钱、财产、技术优势和比墨西哥人或加拿大人更多的便利时，会因种族、性别、阶级、民族差别和地区不平衡——在这些方面，美国人是原始人——而造成社会分裂。在生活根基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吸取墨西哥人和加拿大人的教训。
       加拿大人?墨西哥人?不是开玩笑吧?魁北克省的法兰西人不是如此抱怨多数英国人，他们五年后几乎要正式从加拿大脱离出去么?而就在六年后，墨西哥最南部恰帕斯省的印度人，不是发起了武装起义吗?而性别……天哪……并非公开的秘密——在墨西哥的跨国公司喜欢雇佣女工，因为墨西哥女人容易接受教育，服从男性的权威?我不是在做梦吧?
       耸耸肩：“嗨，我不知道。那是他告诉我们的。”
       到现在，2000年，任何人都会耸耸肩，然后去干他自己的事。因为八十二年来，美国的知识分子，正如尼采预言的，准确及时地表现了他
       们对美国生活的怀疑态度。而且，正如福柯所说，“怀疑很快就转化为轻蔑”。正如任何一个傻瓜社会学家都能告诉我们的，在美国只有两个从客观上可发觉的社会阶级：单身汉水平线之上的人——他们上过四年大学——和低于这个水平线的人，他们没有上过大学。现在，水平线上的人学会了耸肩，认为罗可可马克思主义“政治上正确”，因为他们知道高声反对它是很乏味的。这是一个礼节的突破，你必须把自己看成一个受过教育的人。
       同时，被划在水平线(单身汉水平)以下的人，所有汽车司机和有线电视线路巡检员，——他们当中很多人反对这种划分——在晚上，在抽烟室，在轮船的鸡尾酒休息室……嘀咕，发牢骚，发牢骚，嘀咕……但他们又都怀疑自己的正常感觉。那么无疑，当一个个调查都表明美国人正在进入第二个美国世纪时，和平的美国，却处于一种莫名其妙的状态。
       最后，我们还有一个疑问，在罗可可马克思主义精神杂技之外，知识分子还想干什么?他们所想的变革，就是为了所有类无产阶级，而他们则是这些类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恩人?当然不是。实际的变革需要令人厌烦的苦干。这就是他们想做的?
       说到底，其实很简单。所有知识分子内心深处所想的，就是想抓住百年前曾经如魔法般发生的那样一个辉煌时刻。他要求的仅仅是，与芸芸众生、凡夫俗子……“中产阶级”保持距离。
       要是上帝没死，尼采又会怎么想!要是他能垂顾这一百年——他死于1900年——他又会怎样，他会躺在云端，和天使一起用竖琴演奏理查·斯特劳斯(他放弃了瓦格纳)的四重奏，而当他俯视人间时，他的天才足以预见……野蛮的兄弟……世界勇士……穿着儿童服装游逛的摧毁真理团伙……假定，先知喜欢看到他的预言实现，但是我感到尼采会被一百年来的知识分子讨厌死，……我几乎能听到他激昂而顿挫的声音：你们这些作家学者，怎么为自己确定了这样一个轻松的、无关痛痒的角色——竟如此之长久!你们怎么选择了一个轻松势利、毫不艰苦、没有目的的工作?我认为他会对他们精心制作的认识理论和性学不以为然。我认为他会逐渐厌倦他们顽固的怀疑主义、愤世嫉俗和讽刺嘲弄，而且会说，为什么你不承认，在这一历史时刻，如果你指责美国是衡量其他国家的标准，那你必然在责骂其他民族。
       而他会是正确的。
       (译自HAPPER’S JUNE 2000)
       单正平，学者，现居海口。主要著作有随笔集《行走在边缘》、《膝盖下的思想》和论文、译文多篇。
       编后：
       思想可以写成严密精深的理论，也可以写成活泼生动的散文，这不仅是文体多样吸引读者的需要，也是以感性滋养理性、以具象输血抽象的可能。为此，本期提供两篇美国新近的思想类Essay，让读者了解西方写作人在这方面的努力。这两篇刚好在立场上一左一右，体现了美国社会思潮的内在紧张，当然需要读者在阅读时保持独立的眼光和去芜存菁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