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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译／王雁翎
       朱利安·威斯特出身于波士顿的名门望族。他长期为慢性失眠所苦，家人给他在地下室安排了一个隔音的房间。在这个“隔音卧室”里，他常召来催眠师帮助他入睡。只有黑人家仆索耶知道这件事。一天晚上，催眠师临走时嘱咐索耶第二天早上九点喊醒威斯特，但索耶给忘了。碰巧次日发生火灾，住宅被毁，大家都认为威斯特葬身火海。然而，地下室完好无损，威斯特只是睡着了。一天，正在扩建住宅的李特医生雇来一群工人，他们在开挖中发现了地下室，看到威斯特还在昏睡。这一年是2000年。
       《回顾》一书就是这样开始的，此书是爱德华·贝拉米作于1888年的一部乌托邦小说。到1900年，它的销量仅次于《汤姆叔叔的小屋》，而且也是第二本销量超过百万册的小说。这本书在出版后的几年内，就被翻译成了各种主要语言，仅俄语译本就有七种。托尔斯泰对此书的推崇，促成了第一个俄译本的出版，他认为这本小说非同凡响。确实，对许多读者和评论家来说，《回顾》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以威斯特醒来时的2000年的和谐平等的社会来衡量，作者认为十九世纪工业社会是原始而野蛮的。一些重要的思想家认为，就世界范围的影响而言，《回顾》仅次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当时美国最有影响的哲学家杜威相信，“《汤姆叔叔的小屋》是反奴隶运动的”，而贝拉米的书则是要“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制造大众舆论”。
       如今，在贝拉米所展望的人类充满希望的2000年，这本书却不再引起共鸣，其现在的读者大多是学习美国史的大学生，而不是1880年代聚集在俱乐部里讨论贝拉米思想的普通公民。有人认为此书令当代读者望而却步，甚至还很滑稽地使用了一些离奇古怪的措辞用语。对许多人来说，《回顾》乐观的乌托邦主义看上去很傻；这种判断未免过于简单。
       威斯特醒来后看列的世界，以二十一世纪的眼光来看，其细节确实显得陈旧过时了。早在1922年，对此书深有体会的读者刘易斯·芒福德，就在《乌托邦的故事》一文中写道：贝拉米“为我们描述的将来，在二十世纪大部分已经变成了现实。这使我们痛感到他的乌托邦实在有限。”今天，至少在科学技术方面，我们可以为远远超过贝拉米2000年幻想的巨大进步而自豪。贝拉米对今天已成为现实的一些发明创造诸如摩天大楼、信用卡(他是第一个使用这个词的人)和收音机(贝拉米的乌托邦市民通过电话收听古典音乐，这使醒来后的威斯特大吃一惊)的宽泛思考似乎有点可笑，然而他对人类未来将面临的困境的想像，却是开阔大胆的。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对人类完善性的前景已不抱希望，变成彻底的玩世不恭。我们面对消费社会别无选择，甚至无法想像另外一种社会制度。《回顾》所包含的美好幻想，112年后的今天非但没有实现，还要被当作无望的陈词滥调抛弃。
       威斯特逛完贝拉米想像中的2000年波士顿的街道，回来后问李特医生：“你和商人、银行家在一起做什么?”李特医生告诉他，“今天人们出自友谊才互赠礼物、交流感情。”他们认为买和卖是一种反社会的教育，“每个人的利益追求是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代价的”。威斯特很震惊。那市场还有什么用?他的疑问使李特意识到，在威斯特那个年代，是由市场来决定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的。李特认为这种制度可以有效运行，但也会导致巨大的不平等和不公正。“最危险、最繁重、最令人厌恶的工作通常是由最低收入阶层来做的。”每个人的兴趣、利益都是与他人相冲突的。而且，在贪欲的驱使下，缺乏调节的市场产生了大量的公司，贫困、不安全、不平等蔓延开来。“如果人类不能作一个更好的规划，那将非常遗憾。”
       许多人同意这个看法。贝拉米的书产生在盛行空想的年代。十九世纪充满了种种乌托邦书籍和设想，在那个世纪的最后十二年里，大约就有一百部乌托邦小说出现。对那时的普通公民和评论家来说，社会的不公平和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1890年，雅各布·罗斯出版了《另外一半人怎样生活》一书，揭露了纽约的贫穷。整整四分之三的城市人口住在沉闷的出租屋里，这些地方是“公众冷漠和个人私欲的邪恶产物”，居民经常死于疾病或犯罪。罗斯计算纽约为供养“一大群乞丐、罪犯和贫病交加者”，需要在监狱和医疗保健方面花多少钱。而同时《纽约世界》和《纽约论坛》的编辑们则在竟相汇编过去一个时期工业百万富翁的排行榜：约翰·洛克菲勒和安德鲁·卡内基，经营肉类起家的古斯塔夫·斯威夫特，经营粮食发财的查尔斯·皮尔斯伯里等。
       贝拉米得出了一个和许多人相同的基本结论：必须有一条更好的道路。他规划出一个以团结友爱为基础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所有人都享有同等财富。社会必须赡养那些瘸子、盲人、病人和弱者，并使之具有与健康人同等的地位。威斯特对此慈善行为很惊讶。李特则责备说，给弱者的支持当然要超过强者，两者怎么能一样?威斯特反问，“如果你家有个生病的弟弟，你供给他的食物、居室和衣物会比你自己少吗?”当然不，他争辩说，同胞亲兄弟不能和抽象的兄弟责任相比。“你说的是十九世纪!”李特解释说，而且，如果他要总结2000年的社会现实，简而言之就是“团结”和“人们的兄弟情谊”；这些字眼对十九世纪来说“仅仅是美好的短语，但对我们来说，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而且是必须的。”
       贝拉米的书既汲取又发展了乌托邦精神。在它出版后二十年间，不同派别的改革家和新闻记者都从《回顾》中汲取灵感。这种情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有所改变，用历史学家尤金·韦伯的话说，“在1917—1918年达到顶点的种种美好愿望，因其无法实现而被放弃。”卡尔-曼海姆出版于1920年代后期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则明确表明了对乌托邦逐渐增长的不信任。在曼海姆看来，知识分子对重大的社会变革方案从来都持怀疑态度。他的观点抓住了这个世纪的精神——否定乌托邦理想。今天提起乌托邦这个词时，我们就会想到反乌托邦的小说《1984》和《勇敢的新世界》。
       反乌托邦的思潮一直充斥于我们的文化。学界的通行观点认为，乌托邦意味着集中营，而乌托邦分子则梦想成为监狱看守。罗伯特·康科斯是研究苏维埃恐怖时期的最重要的史学家，格特鲁德称赞他在其新书《世纪创伤的沉思》中说出了极权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的真相。而苏维埃另一个重要的历史学家马丁·玛丽安所作的《苏维埃的悲剧》一书的最后一章，标题直接就是“乌托邦的反常逻辑”。现在人们大多认为，乌托邦理想主义差不多就是极权主义屠杀的前奏。即使最温和地表达乌托邦的坚定信念，也会招致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嘲笑。十九世纪对未来和平、平等的社会的期望是普遍的，而现在却几乎绝迹。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设想社会能从根本上得到改造，还有如此想法的人，往好里说是糊涂虫，往坏里说，简直就是危险分子。
       贝拉米对未来的幻想促进了极权主义，这种说法并不准确，毋宁说，他的幻想只是激发了
       一些改良。贝拉米梦想所有人在二十一岁之前都能接受义务教育，银行国有——严格地说这并不是极端狂热的空话。富兰克林·罗斯福嘲笑贝拉米在《回顾》里只提出了一些温和的建议，但今天贝拉米却被涂抹成一个险恶的乌托邦分子。在最近发表于《新批评》的一篇文章中，科普作家马丁·加德纳发现，《回顾》中“描述的命令经济与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非常相似”。
       在历史上，乌托邦分子所遭受的迫害与其他人遭受的迫害没什么两样。创造了“utopia”这个词(从希腊文ou topos组合而来，分别为“乌有乡”和“好地方”之意)的托马斯·莫尔1516年被斩首；十八世纪最伟大的乌托邦主义者孔多塞，死于法国大革命的狂潮。这个名单还可以继续开下去。但是我们周围的反乌托邦思潮从二十世纪的经历和大量死亡的事实中找到了足以支持其观点的论据。保守的智慧很有力量，它开出了晚近历史上大多数乌托邦分子的伤亡名单。像汉娜·阿伦特、伊赛亚·伯林、卡尔·波普这些思想家，他们本身就是逃避欧洲暴力的流亡者，却宣称“乌托邦”毁灭了这个世界。简单的表述一般是：二十世纪有记载的主要大屠杀是纳粹主义和苏维埃共产主义，二者都是乌托邦思想形式的变种。这种分析导致了两种结论：我们应该避开所有的乌托邦，在那里人民不可避免地以伟大理想的名义遭到屠杀；既然大范围的社会规划会导致痛苦和毁灭，我们就应该坚持逐一解决社会问题。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流行的陈词滥调。
       毫无疑问，有些说法是对的。但是否也混淆了其它一些事实?举例说，就算对乌托邦的最宽泛的解释包含了德国纳粹的苗头，也不能把这个词与国家暴力等同起来。“唯有仁慈，才能减轻他人的痛苦悲哀，只有去除生活中的所有不幸，才能使他们重享快乐。”这是指导莫尔的乌托邦社会的信条之一，三百年后重现在大多数乌托邦里。莫尔的鸟托邦居民“鄙视战争，认为战争是一种兽行，但人的战争比任何其它造物都多”。李特医生大声喊道：“谁是公众的敌人?”“是法国、英国、德国，还是饥饿、寒冷和无衣?”把乌托邦作为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标签，这种做法应该受到谴责。
       因为二十世纪的暴力而谴责乌托邦，这种学说值得怀疑。世纪末一种冷静的观点认为，必须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看成搞乱俄国(导致了布尔什维克革命)和削弱德国(导致了纳粹主义)的起因。一次世界大战与乌托邦何干?除了老列强的争夺，民族主义是一个起因；而且，战争爆发于巴尔干半岛。这些陈年旧事人人皆知，但并非总能理解。在全球的暴力活动中，民族的、种族的、宗教运动的暴力远远超出了乌托邦。这是发生在距今不远的昨天、今天乃至明天的事实。历史证明，种族、宗教和民族仇恨是致命的因素。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分离、孟加拉的独立、斯里兰卡、卢旺达、以色列、苏丹、印度尼西亚、北爱尔兰的冲突——这个名单可以长长地开列下去——都是起源于宗教和种族敌意。与乌托邦思想何干?
       乌托邦幻想遭到的严厉批评，大多来自于那些反乌托邦的学者。反乌托邦学者大多来自左翼(反乌托邦主义也许不言而喻地是右派)，由于这个缘故，他们正在与他们的过去和乌托邦理想划清界线，他们态度激烈却缺乏明确的观点。J．L．托马斯写的《民主政治的极权主义起源》或哈耶克写的《通往奴役之路》都把目标对准了他们年轻时为之呼吁后来又放弃了的乌托邦理想。卡尔·波普是这些人的一个例子。他是澳大利亚人，后来在英国成家立业，在那儿，他成为一个分析科学研究本性的哲学家。然而，他最著名的书——两卷本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研究的却是政治问题，特别是极权主义的兴起。伊赛亚·伯林花了很大力气抨击乌托邦主义的种种假设。年轻时波普、伯林和阿伦特都涉猎了左派观点，但他们对右翼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宗教宗派主义保持了免疫力。作为成熟的学者，他们感到不需要强调后者的危险，因为它们的危险显而易见而无需详加解说。
       对严肃的作家来说，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具有知识上的重要性：他们能够研究其起源、发展和衰败，而构成纳粹主义和日常种族主义的观念大杂烩则很难分析。比如，写一部宗教排异史就格外困难，这个题目缺乏可供解读的文本。波普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用了几百页来分析哲学家，但如果他把种族主义和种族法西斯主义当作“敌人”，他要研究哪些思想家?认真的波普读者会得出结论，今天对自由社会的威胁，来自柏拉图和黑格尔的乌托邦观念，这些思想家好像已经被那些掌握权力的人们大量阅读和理解了。法国学者写作论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书，却对法国法西斯或与纳粹勾结的维希时期保持沉默。这种学术方法一直大行其道。被规训的观念把乌托邦认定为对文明的主要威胁。
       一家地方报纸上的一篇典型社论对上个世纪乌托邦血染世界颇有微词。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作者求助于反乌托邦小说《蝇王》的作者戈尔丁。戈尔丁宣称当他随同英国军队去解放纳粹集中营贝尔根一贝尔森时，他的乌托邦空想轰然毁灭了。乌托邦作为思想的导火索是很常见的，但怎么要求它对燃遍全球的暴力之火负责?例如，对卢旺达图西族和胡图族的相互残杀，反乌托邦的智慧能说些什么?很可能无话可说。这次屠杀无论如何都直接超过了斯大林的集体化运动。最近，学者提摩西所作的有关全球暴力的一次调查表明，三十三次武装冲突全都与“种族、宗教、语言”的争执有关。事实上，所有冲突都具有这些特征，诸如索马里濒临的国家崩溃或车臣的民族冲突，但是没有一个冲突是因乌托邦而起。
       说《回顾》呈现的乌托邦全都引人入胜，温馨和谐，那是误导。贝拉米的描写对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来说甚至不是一种堪为典范的最佳选择。垄断，贝拉米时代一切苦难的根源，在《回顾》中已经发展为一种庞大的国家托拉斯，用以管理国家财富以确保所有人在经济上的平等。当然，这种制度创造了一定的需要。在二十一岁时挤进产业大军为“大托拉斯”工作，这种想法几乎使我们不想作什么抗议；而且李特医生解释说，加入这个队伍“被视为绝对的自然、合理”，根本不需要劝说，更不至于被强迫了。更令人不安的是，李特医生对二十一世纪婚姻制度的赞美，在这种婚姻中，“只有爱的竞争”。对他来说，这并不意味着傅立叶所想像的性爱乐趣的增加，而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性选择的原则，以此使保护和遗传更好的人种，淘汰劣等人种的趋势顺利发展。”
       贝拉米的进步主义在种族问题上含糊其词(威斯特得知他的仆人索耶在那场大火中死于地下室，并没有表现出悲伤；在“平等”一章中，允许黑人加入产业大军，但必须与白人相隔离)。需要指出的是，像我们所有人一样，贝拉米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他超越时代的未来想像，必然带有一些典型的十九世纪偏见。他关于种族问题的积极设想便与我们有所不同。《回顾》一书中还有富于启发的正直热情，激动人心的大方表现，鄙视富豪的坚定态度。贝拉
       米希望每个人都受教育，以至人人都能成为他的伙伴。
       在《回顾》一书的结尾，威斯特醒来了。他瞥了一眼报纸，大吃一惊。他仍然是在十九世纪。他一直在做梦，什么也没有改变。在《外交事务》报上，清楚写着“一触即发的法德战争”，比利时的罢工，伦敦大量的失业人员，北爱尔兰的驱逐运动。而在其“国内时事”栏，则罗列着这样一些文章：纽约的金融诈骗，西部的拦路抢劫，企业联合会统一制定咖啡的价格，一个妇女在纽黑文被抢钱者杀害，一个失业者开枪自杀，一对贫穷的中年夫妇宁愿自杀也不愿再回到家徒四壁的家中，马萨诸塞州不断增长的文盲，和一篇“布朗教授关于伟大的十九世纪文明社会道德的演讲”。
       威斯特徘徊在波士顿的大街小巷，震惊于奢华和悲惨的景象；他看到会计、股票经纪人和商人全都投身于推销商品并为客户服务。一个家伙试图卖给他一份人寿保险单。他看到艰苦劳作的穷人和舒适的富人，包括他过去的家庭和朋友。他试图告诉他们他那个二十世纪的梦和那个“富足幸福、公正纯洁、和谐友善的社会”。他们觉得不可思议，骂他是个“疯子”。威斯特出了一身汗，醒了。
       实际上威斯特漫游十九世纪的经历是他做的一个噩梦，现在他安然生活在二十世纪末期。如果说《回顾》的大部分内容陈腐过时了，那么要想使这份十九世纪报纸的主要内容现代化，却不必大动干戈，只略为改动细节就可以了。如果贝拉米打算浏览一下最近的报纸的大字标题，他就会发现：“西部银行爆发新的暴力事件”，“克什米尔枪战十一人丧命”，“巨大的监狱产品贸易”，和“英国提高关卡阻拦申请避难者”。他甚至会发现一个由布郎教授的继任者所作的二十一世纪伟大技术成就报告的光盘。几乎没有什么变化，除了一件基本的事情：乌托邦想像事情可以——而且必然——在某一天发生改变。
       贝拉米没能把这个变化带进二十世纪，他1898年死于肺结核，终年48岁。两年后，另一个热衷于乌托邦的作家王尔德也死了。在许多方面，王尔德和贝拉米都不同，一个潜心于政治，一个沉醉于艺术；一个循规蹈矩，一个放荡不羁。然而，有一点他们是相同的。王尔德写道，“世界地图如果没有一块乌托邦，就不值一瞥；因为它缺少承载人性的地方。”
       今天，这些感情只博得人们会心一笑。由于对历史的肤浅理解，我们把乌托邦幻想误解为一种危险的奇思异想。这使我们可以采取便利的玩世态度，知道我们竭力所为，只是营私自肥而已。贝拉米仍然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东西：一种构成乌托邦精神本质的信仰，人类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和苦难并不是固有的，更人性化的社会是可能的。如果今天这种精神遭到嘲笑甚至被抛弃，那不是因为我们更聪明了，而是因为我们目光短浅。难道“愚昧的”十九世纪比令人目眩的二十一世纪更需要乌托邦?
       (译自HAPPER’S DECEMBER 2000)
       王雁翎，编辑，现居海口。曾发表文章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