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中国是没什么严格意义的荡妇的。
春秋年间出过一些把女人做得乱七八糟的女人。鲁桓公的夫人文姜与同父异母的哥哥齐襄公兄妹恋爱，婚前传诗递柬，婚后明来暗往，被丈夫鲁桓公察觉了，这倒霉的丈夫竟遭齐襄公杀人灭口。陈国有个漂亮女子夏姬青春寡居，国君陈灵公和两个心腹大夫仪行父、孔宁争着往她那儿跑，君不君臣不臣地弄成一锅杂烩汤，到头被夏姬的儿子一齐宰了。周天子周襄王从狄国娶来的王后季隗，私通小叔子太叔，东窗事发，太叔外逃，从季隗娘家搬了兵来，反打得周襄王弃国而逃，去诸侯那儿避难。
这些女人看似大失妇道，公然乱伦，但必须注意到，她们生于圣人出世之前，当时社会从原始形态脱胎未久，还留着野蛮的胎记，伦理尚不周密，法度更不健全。去之未远的殷纣王，酒池肉林，随便观赏活人的骨髓，用文明社会的标准把他当暴君，不如实事求是说他还不是什么有型有款的人君只是个大酋长，他的部族和他本人都还没褪尽生番习气。直到周之世，晋文公落难的时候，还有臣下杀了自己的儿子给他充饥。要是当时文明的习性已足够强大，臣下怎么想得出拿人肉代替口粮的绝活?不心疼儿子，难道也不怕损害了主上的名声?只能说，直到五霸七雄那阵儿，甚或还直到以后的好久好久，在中国，吃人肉这等事还都并不像现代人听说的中非那个皇帝吃人似的．觉得匪夷所思天怒人怨，令天下变色作呕。在晋文公和他的同代人心目中，八成是认为，臣下的杀子之举，最难得的是在于能为主子牺牲自己的儿子。至于人肉这一节嘛，倒不怎么关键，人肉也是肉，吃了就吃了。
文姜夏姬季隗，公正地说主要是法盲，认定为荡妇，未免有点“不教而诛”的意思。那时天不生仲尼，整个中国都还在暗夜中跌跌撞撞摸索，没怎么学会做文明人。
再说这些什么姜什么姬，故事都发生在宫廷里，没荡到民间去。而事涉宫廷的女人和故事，对于判断中国女性的状况没有太多参考价值，特权的存在对男人女人都一样。秦始皇有个浪荡母亲，害得千古一帝来历不明血统不清；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昭仪赵合德姐妹荒淫无度，令朝野侧目。但她们能说明普通中国女性的什么?
普通的良家中国女性，我们知道，在《诗三百》中，她们时常沐着春光在河畔和男子调笑，偶尔还桑间濮上，来点“俟我于城隅”或“吉士诱之”。不过据孔子解释，却都是“思无邪”，“发乎情止乎礼”，至多活泼点儿而已，谈不上“荡”；两汉古诗中，她们变得整体目不邪视，端方自重得胜似大理石板块，别说“荡”，连心态上轻浮点儿的都没一个；晋人、南北朝人时兴笔记，笔记大谈神异志怪，女神女怪时常来和人间男子金风玉露，她们该说是放而不荡，就算荡，也是女神女怪在荡，不是女人。只有一本《
洛阳伽蓝记》，写到一堆不守清规的僧尼。那是佛门败类，不是世俗生活中的淫男荡妇。这期间真正记录中国民间女性的是《烈女传》，里面更个顶个是贤德超群的正面形象了。
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荡妇的历史持续到唐代，已是历史悠久积累深厚源远流长。唐人除了继续研究神异志怪，还是大写女人和妓女的第一代中国人。妙的是不管他们写什么，仿佛都能非常现代观念地把“情”与“性”，“性”与“人格”分离开来看，把女性美和女性贞操分离开来。
我想因为中国从来不大乐于承认民间的良家妇女也可能不满足于父母媒妁塞给她的那个“丈夫”，不大乐于承认她们也可能在种种情况下发生红杏出墙的情事性事，唐人差不多遗忘了“荡妇”这个概念。他们又是衷心喜爱女人的。假如只以贞节或者说初夜权来取舍女人，不免等于自断了通向多种可爱女人的出路。唐人是豁达又聪明，他们懂得，既然自己心里和实际上都是巴望敞开面向所有动人的女子，那又何必用贞节问题自打嘴巴使双方陷入难堪找不到感觉?
我一向认定，中国没有荡妇的清平世界是至宋代告终。
宋代哪些女人是确实的荡妇，史书中没有《荡妇列传》的正式记载，不宜妄断。
小说《水浒》，可确实是把中国首批荡妇阎婆惜、潘金莲、潘巧云都派给了宋代。中国历来相信《孔雀东南飞》、《上山采蘼芜》等等著名诗作是反映着中国女性之为存在的真实，没有哪本文学史说世上哪有这种女人，纯是男人不明动机的胡编乱造。以此类推，独独怀疑一个叫施耐庵的作家和男人胡编乱造也缺乏道理。说中国的荡妇史发端于宋代，至少就文学中的荡妇史而言，是不该有争议的。
要是数一数《水浒》女性人物的总数，算一算荡妇在其中的比例，还会得出一个结论：中国荡妇不出则已，一出惊人。不仅是接踵而至让中国应接不暇，还“荡”得无须师承与修炼，自来的精灵老作。哪里像初出茅庐的新手?简直是“荡”出了不知多少世纪的宝贵经验，祖祖辈辈留下我似的。
宋代的荡妇可是好端端的民间和良家妇女。按阶级或阶层划线，她们恰是两汉古诗中那些女性的嫡亲姐妹骨肉同胞。但她们有如天外来客，圣人的千载育化没触及她们的灵魂也没修正她们半个细胞，她们只管照自己的样儿，倚着良家的寒门，招蜂引蝶惹事生非奸情出人命，似乎一眼也不瞧别人家里活着贞女节妇和更多不详其贞节与否却肯定没“荡”出满城风雨桃色公案的中国女人。殊不可解的是，在酿出人命之前，社会好像也并不怎么奈何得了这些荡妇之“荡”，阎婆惜潘金莲潘巧云没一个是被人言杀死唾沫淹死礼教压死。
《
水浒传》里这几个荡妇，还只是为中国荡妇现身民间与良家踩点儿探路的前卫。看明清小说，会发现荡妇一旦出世，在中国转眼已遍地开花发展成常态的事物，而且“荡”得愈来愈得心应手，水平迅速抵达了《
金瓶梅》、《肉蒲团》和《
红楼梦》中那个多姑娘之辈的荡妇极致，个个一览众山小，江上数峰青，天下荡妇谁敌手的样子。
不奇怪中国荡妇的适时出世。
宋代的中国，和女人关系密切的一件事是，儒学的一根大神经，敏感到封建之梦已越过它的制高临界点，从上行转为下滑。无可奈何花落去大概是人类心灵最彻骨的惶悚悲凉。那根大神经躁动焦灼分裂变异，于是孳生出一个被命名为“理学”的肿瘤。
我想说，那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致命癌肿。
理学和女人关系密切的一句话是，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程、朱两位理学大师在这里犯的失误是：过犹不及。
“节”之为物，本来是由女人自己把握的一种东西，它和男人之“节”相似相通。文化对男人说，舍生取义，但从不强求所有的男人都能舍生取义。同样，文化对女人说，为一个男人守节。但守了是好女人，不守也不是坏女人。圣人的文化是深懂“中庸”的，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就有精英和芸芸众生，就有超人和凡人。所以庄子才宣称：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掷玉毁珠，小盗不起；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
庄子在说，不要树立一个极端的榜样和规范，大众才能调动发挥自身固有的素质。中国
一位在庙堂中留骨而贵的圣人和一位永恒曳尾涂中的圣人，在中庸命题上居然所见略同不谋而合。还有一位兼跨朝野的圣人老子其实也和他们异口同声：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圣人就是圣人，一句顶一句。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理学家偏偏怎么就给忘了呢?
我不想相信早在中国礼教还十分初级阶段的两汉，中国女性便能自觉能动地俯首甘为沉默的羔羊，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当作时尚，争先恐后不嫁二夫起来。
我却相信那时中国倡导女人守节，而并不一棍子打死失节。比如，男人死了，最好是女人像《孔雀东南飞》里说的，一听见鸟叫就“寡妇起彷徨”，整夜的思考着要不要随男人而去。但倘若人家听了无动于衷，不肯劳神彷徨，或者彷徨过却没认真，有机会改嫁又照样改嫁了，甚或彷徨的结果是开门接纳了情人，文化宁可三缄其口，不提也罢。这才是孔子老子庄子的精神：不大树特树贞妇，天下始人含其贞；不大骂特骂荡妇，天下始人含其荡。亦贞亦荡，是为女人；启其贞而阻其荡，是为文化是为男人。防妇之荡，甚于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不如小决使道。——子产不毁乡校，让男人有地方提意见发牢骚，又何必非让女人个个不要命地大贞大节?
那时儒家文化年富力强，对自己颇有信心。女人失节，事不算大。于是中国有贞女节妇，还有更多的社会不细究其贞节与否的女人。于是中国没有良家荡妇。
宋元明清，女人失节事极大了。“失节”突然成了明插标签的禁果。
没这标签，夏娃不一定想到吃，吃了也是无意之失。
有这标签，禁果便是诱惑，吃了便是犯规也是挑战了。
中国便必然会有了爱犯规好挑战的女人非想试试品尝“禁果”，你没吃过我吃过，顶风作案快哉快哉。
还必然会有了偶然失节的女人，一想反正“事极大”了，后悔也后悔不来，弥补也弥补不来，索性放开了“荡”起来。一次也是事极大，一百次无非还是而而。
还必然会有对“饿死事极小”感到不公感到不忿的女人。“节”是我自己的事，凭什么由你们来决定我要不要为它饿死?我偏不饿死偏失节，其奈余何?
更会有许多本来人们没顾上留意其节不节的女人。现在不同，“失节”一下子是社会热点是公众眼光的焦点了，大家全凝着神儿，专门往女人的“节”上打量，那点“事极大”的隐私全被觑个分明，浮出海面大白于天下。已经大白于天下，何不破罐子破摔?
荡妇出世，莫名其妙和中国清官的出世同步。
以前，中国有功臣，有名臣，有忠臣，有良臣，只是没有所谓“清官”。连中国第一相诸葛孔明，似也未闻有人奉他为“清官”。“清官”只表示清明廉洁，内涵太小太单薄了，装不进功臣名臣忠臣良臣的全部。不知怎么的，到中国有了荡妇的同时，清官也一并出世了。包青天、海青天，朝朝代代出青天。
清官出世不是什么好事，总是国家江河日下，吏治混乱，官场昏浊，贪官赃官糊涂官日益增加的缘故。清与不清，对于官人原本应是最起码的尺度，现在却成为唯一的要求了。
很符合庄子原则，清官在上，和天下之官人含其清是个二律悖反。换过来说，就是唯其天下之官不能人含其清，才有一飞冲天万众瞩目的清官。
可知历史到了该悖谬的时候，总是兵败如山倒，全方位地悖而且谬起来。后人再怎么诚惶诚恐以史为鉴，也无奈旁观者清的真理，到了自己人局，一样当局者迷起来。历史的经验真那么管用，中国有过一个殷鉴，以后就该只兴而不亡，让我们今天还得以穿着文王的大袍子，甩着周公的宽袖子，哪里用得几千年忙忙碌碌地你方唱罢我登场，秦鉴汉鉴晋鉴唐鉴宋鉴地后浪推前浪举国大折腾，闹得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没完没了后人复哀后人?
宋代大势所趋的悖谬是，本来一个女性道德上限的“节”字，被降格为基本原则：本来一个官人素质下限的“清”字，被升华为至高典范。天倾西北地陷东南，北宋已经端倪毕现，等金人打过来，张元干才惊呼“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辛弃疾才宣言“看试手，补天裂”，张孝祥才长叹“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范成大才翘望“忍泪失声讯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岳飞才盟誓“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都是太迟太迟了，哪儿救得了清官已出的赵宋朝廷，荡妇已出的大汉中原?
抬出清官的，可能首先是百姓。这样的百姓，显然是被专横又软弱的国家机器欺压得走投无路，遇上事又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只能企待一个清官，而一个清官确实也是他们唯一的希望和拯救。
抬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理学家是怎么一种人?
我想他们是一批儒人意识极强，偏又不幸生逢礼崩乐坏之年的儒人。这次可不是春秋年间——中国封建上升期那种血气方刚的狂欢式的礼崩乐坏了，现在它是缓慢的，不动声色的，渐进地腐烂衰退，正如老去的生命。理学家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丧钟已隐隐敲响之际，所余无多的一批纯种儒人，他们不只为一个朝代，还为一个时代无可逆转的腐烂衰退忧思如焚，心折骨惊；他们还是没能挤入庙堂之高，进不上给君主的谏，管不了大政大局的寂寞的儒人。儒人活得累，自孔子皆然。但其累到理学家当为最甚，累得登峰造极。前朝儒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还面向一个理想。毕竟那时中国和儒都还年轻，理想再迂阔，也不是绝无希望。
到了理学家，他们还能真的信什么“周礼”、“克己复礼”是永恒的济世丹方，不二法门?
他们又是家中有妻妾，家外有妓女的日子过得不错的男人。他们的朝代在这方面比唐代有过之而无不及，灯火楼台，红巾翠袖，能揾英雄泪，也能揾儒人泪。心里有多少皱折，美人牙板儿轻敲，兰气儿微嘘，还有什么熨不平丢不下的。
我想，是男人的本性使理学家要妻要妾也要妓女，但纯正儒人的根性又让他们不能如鱼得水地放浪形骸及时行乐。他们面对女人有说不清的障碍。的确，说不清。低眉顺眼的女人使他们习惯，又因为习惯而腻烦生厌。他们渴望陌生。可是失去了习惯，他们将以什么做面对女人的男人方寸呢?儒人和男人，天生有一些冲突。何况理学家嘴里念叨着“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再去对着“节”之外的女人，自处也真是很难。
在一个纯正的儒人的人格面具已不合时宜的年代，理学家的夹生之处是不得不继续为自己选择它。选择什么人格面具不会是偶然，能成为理学家的人，必定原来就是心理性格有点什么格涩的男人，缺了文人的才份和智商情商，又缺了政客的通达干练圆融。纯正儒人是最适合他们的人格面具了。儒人加才子锦心绣口写漂亮文章名满天下，儒人加政客仕途通达得高官厚禄封妻荫子。在中国要想出人头地路很窄，要是写不出漂亮文章又走不通仕途，却不甘心做老百姓的话，唯一能获取成就感和社会承认的道路，就是使自己成为职业儒人了。这面具愈纯正愈能掩盖心理性格的缺陷。大儒都会有点怪怪的，他们是步圣人踵武不宜以常规对待的。
职业化的纯正儒人面临的困境是，圣人和圣人的言论已是顶峰，它只允许诠释阐发不允许突破，所谓“述而不作”。但一味不作，言就立不起来。后世的儒人，便只能在作与不作之间左冲右突，夹缝里求生存，瓶颈中谋发展了。于是郑玄有云里雾里的“后妃之德”，董仲舒有神神道道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江山代有儒人出，宋儒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还能想出什么作与不作之间的绝活奇招来?
这批末世的儒人有障碍的男人把理学送给中国和社会，拿它做绝望世道的一剂还魂灵药；顺带着把“节”送给女人，拿“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女人当作救世仙丹理学的配伍——实际上也是把女人之“节”送给自己。“不节”的女人，是理学家的酸葡萄，有了这个“节”的管束，未必能使她们变甜，但至少能教她们挂得高一些，大家都吃不着算完。
理学家是才份智商情商都不高的一种人，通达干练圆融都欠缺的一种人，他们不可能顾及一个常识：猛药岂起沉疴?
要女人全都“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无异要男人在大节上全够烈士品级，小节上全是柳下惠。男人能么?理学家自己呢?够不够?是不是?
有了理学和理学家的中国，荡妇不悍然出世才叫怪事。
匡文立，作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散文《虞兮虞兮》，随笔《奢俭之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