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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岑贝格对于许多中国经济学人可能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他是巴西前环境部长，一位生态“激进主义者”。由于他在保护热带雨林方面的重大贡献，1988年获得诺贝尔特别奖(生存权利奖)。对于经济学人而言，获得这种诺贝尔特别奖自然不如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那么让人看重。然而，从卢岑贝格所著的《自然不可改良》一书(三联书店，1999年6月，北京，第一版)中，我们读到了卢岑贝格对现代经济思想的批判，在那普通且不多的文字表达里，卢岑贝格析示了现代经济思想的根本性弊病，这种批判的价值可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也不能够评价的。这于经济学人，也就无异于晴天霹雳，当振聋发聩的。
       卢岑贝格认为，现代经济思想总是在抽象的层面上讨论和思考问题，与现实存在的世界并不相合，经济学家们常常只计算货币的收入和经济增长，不考虑资源的耗费，也不考虑真实的人类生存与生活的幸福。从资源的角度分析，卢岑贝格认为现代经济学将世界看成了取之不尽资源的场所；而从人类幸福的角度分析，现代经济思想将货币和收入完全地替代幸福来加以价值判断，并以此作为经济活动的行为选择，它当然就不能不误入歧途了。经济学由此也变化为空洞的货币计算和货币计量经济增长的抽象学说，脱离真实的世界而论道，并无力真实造福于人类社会。在卢岑贝格的思想中，人类真正的幸福绝对不能够寄望于简单的经济增长之上，幸福的内容是丰富而多层的，其中最为根本的，是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相处，它要求人类更多地从“质量”方面理解生存和生活，合理利用资源，抑制大量对于自然的“改良”行为，从而营造人类生存和生活的宁静相适。那么，现代经济学思想中那种远离人类幸福的增长观，究竟错在何处?它不也是根基于人类幸福的要求而产生或提炼出来的思想么?
       卢岑贝格举了一个“交换妈妈”的例子。
       “一个勤勉的主妇把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悉心照顾她的孩子，就像昔日我的母亲曾经为我们所做的那样：她用爱心装点了我们美好的幸福生活，但她从未因此得到过任何报酬。现在我们假设有两个家庭主妇，A夫人和B夫人，她们一边照看自己的孩子，一边操持家务，但是她们从没有得到一芬尼，因此她们的工作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没有得到任何体现。但是现在A夫人决定把她的孩子托付给B夫人照料，为此她愿意支付每月7000先令的工资。同时，B夫人把自己的孩子交给A夫人调教，所支付的工资同样是每月7000先令。在这一过程不需要增加任何货币流通，账目可以很简单地相互抵销。现在奥地利的国民生产总值每个月增长了14000先令，但孩子们却没有以前那样快乐和幸福，因为他们彼此交换了母亲。”
       卢岑贝格的这个例子对于现代经济学不亚于一枚重磅型的炸弹。他以最为简单、生动、具体的“故事”将经济学中孤立地计算经济增长，而不涉及到人类生存和生活幸福的“软肋”透视得如此清晰。或者说，在卢氏心目中，这样的经济学是“不幸福”的。如果经济学人找不到根本性的辩解理由，如此的“不幸福”经济学就显得非常地肤浅表面，非常地虚空无力。事实上，对如此的“故事”及故事所揭示的现代经济学思想的“重大失误”，经济学人似乎很难找到足够力度的理由反驳。作为经济学人，捍卫经济学的阵营是一种天然的、本能的职业规定，我们不得不对此有种种的分析和辩解来维护经济学的大厦。但是，在对待如此根本性的问题，特别是已经发现其中明显不过的错误时，经济学人似乎更应反省经济学自身的短处，着实建设好经济学的基础来支撑此类科学的大厦了。
       不错。我们可以辩解说，卢岑贝格的例子是偏颇的，偏颇到我们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或许根本就不存在。在现实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行为是一普遍的存在，但同种使用价值的产品或服务之间是不会发生交易的。卢岑贝格的例子恰恰是同种服务的交换，而且内含的价值完全等同(均为7000先令)，这正如用一个茶杯交换另一个同形同质的茶杯一样，它们的交换是没有意义的，也就不会发生，卢氏的例子不具有现实性，或至少不具有现代普遍性。然而，对于如此例子的简单扩展，就会发现卢氏例子的重大价值和对于现实生活描述的真实可靠。如果A夫人不是将孩子交给B夫人，而是交给托儿所，A夫人支付的7000先令也使得一国的国民生产总值通过“计算”有所增长，但孩子的快乐和幸福内容就发生了改变，这不真实得让我们不可反驳么?
       我们也可以辩解说，现代经济学所讲的幸福与卢岑贝格理解的幸福有所不同。现代经济学所讲的幸福，是建立于整个社会经济增长基础之上的物质产品和服务产品丰富而来的幸福，它强调专业分工及分工之上的交易将使社会能够扩大产品和服务的数量，从而为人类社会提供更多享受或享用的产品和服务。换言之，现代经济学所讲的幸福，是立足于产品和服务数量意义基础之上的幸福。事实上，人类的幸福总是需要产品和服务的数量来保证的。就在卢氏的例子里，如果A夫人将孩子交给托儿所并为其支付7000先令，由于分工的原因，托儿所能够提供类似于A夫人对孩子照看的服务，并且能够大大地节约照看孩子的成本；同时，A夫人可以从事其专业特长的劳作，也由于她专业分工的优势，可以创造出看孩子所不能够得到的产品或服务数量(价值会大于7000先令)。在如此格局之下，通过市场的交易，A夫人和托儿所的工作实现了社会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增加，由此转化为人类社会可以享用的“幸福”增加。在此，经济学关注的是“数量”幸福，显然地略去了这些数量之后的人性天伦方面的规定。由此来看卢氏所讲的幸福，那是建立于人性天伦基础之上的和谐关系性的相处，是亲情的接近，友情的延续，爱情的缠绵，对世间一切美好事情的尊重等一类的愉悦生存和生活，它伸展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一切相依相靠、相适轻松的关系之中。因此，它是属于生存和生活质量形态的幸福，内在体验的幸福。自然，对于幸福的不同理解，就会有不同的观念和不同的结论，以卢氏的幸福观来批判现代经济学的经济增长思想或算法，似乎显得不那么深刻服人。
       但是，我们不可以忘记，人类的幸福总是在某种财富数量(产品或服务量)基础之上的质量满足，经济学从根本上而言亦是对人类“质量型”幸福追求的学说，它所强调的数量增长本意是为“质量”服务的，却在对于数量增长的追求中，本身无力把握其量的限制，数量化过头了，幸福被极致性地数量化，被独立地数量化。正是这样的极致、独立数量化，人类本来具有的幸福质量，如A、B夫人们对于自己孩子照看中的亲情等，完全地被“数量”增长所掩盖掉。或者说，现代经济学所强调的幸福，已经不是真实可靠的幸福了，它在数量增长追求的方向上走得太远，突破了资源的约束，破坏了既已存在着的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天然和谐——人际关系的交易性强烈化，利他性的道德伦理不复存在，自然资源无端浪费，环境污染严重惊人
       等等危及人类生存和生活质量的恶性因素大为增加。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均不能够用现代经济学对于幸福不同的理解来对抗，因为这些实实在在不是幸福：既不是卢氏所讲的幸福，也不是现代经济学的终极追求所应该带给人类的幸福。
       我们还可以辩解说，现代经济学对于经济增长的计算，确实有它不全面的地方，如在家做饭吃饭并不计算国民生产总值，而出外到餐馆吃饭消费就统计在国民生产总值之中，同种的事项会有如此不同的“经济性”后果，是常识所无法接受的。但这正如历史学永远也不能够写尽全部的人类史(因为每个人都是人类的一部分，迄今为止也没有一部涉及到每个人，每个人的每时每刻的历史书问世)，而只能够写出表现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价值的部分历史一样，经济学必然地存在着它的重点与选择，计算国民生产总值也不例外。由于任何学科都存在如此的“不全面”，这是人类自身永远不能克服的缺陷，并非仅仅是现代经济学的缺陷，这样，普遍的缺陷也就不是缺陷，拿这种缺陷来批判现代经济学是天然合理的，却有极端性的苛求之嫌，它永恒地正确却没有批判的价值力量。
       不难看出，如此的辩解还是相当乏力的。卢氏的例子是告诉我们现代经济学对于经济生活的远离，撇开对“幸福”的理解仅仅就计算方法来看A、B夫人的劳作，是由于某种形式的变化，就使得国民生产总值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这不是现代经济学思想的错误，就是由于形式的变化，A、B夫人确实“生产”出了国民生产总值，两者必有其一。在此的结论是非常清晰的，夫人们并没有实质性地变化自己的劳作，“生产”国民生产总值完全是现代经济学思想对于经济生活远距离的“误读”。而且，这种“误读”与上面所言人类的“普遍缺陷”根本不同，它并不是一般的不全面或不可能全面的问题，而是经济学脱离真实生活所导致出来的自身学说错误，是经济学本来可以涉及但根本没有去涉及的错误。A、B夫人不论是不是交换孩子照看，都发生了劳作，都“生产”了国民生产总值，现代经济学为什么不一视同仁地计算呢?虽然说，在不交换孩子情况下计算国民生产总值会有技术上的困难，但由于技术困难而全然地不予计算，这难道不是现代经济学自身的缺陷么?计算不计算是一种问题，计算得全面和准确与否是另外一个问题。只有后者，才是人类的“普遍缺陷”。由此来看卢氏的例子，我们已清楚地触摸到了现代经济学必须加以重大改造的方面。
       客观地讲，尽管我们不难驳倒上面的辩解，但辩解并非没有意义。在我们的辩解之中，现代经济学思想对于人类社会的进步是有贡献的，它对于财富数量的强调和在此基础之上对于人类幸福的质量追求，并非与卢氏幸福观完全对立。同时，现代经济学数量观之后的专业分工思想，市场交易思想，“最大化”目标下对于资源的节约思想，都显示着相当程度的对于人类真实生活的贴近。而且，卢氏对于现代经济学思想的批判，其用意是要为“自然不可改良”思想提供支持，因而将现代经济学思想中所表现的“数量观”和“抽象观”突出地予以显露，并强烈地指出如此思想之下，对于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以及由此而来的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不和谐。因此，我们说卢氏的批判并不是对于现代经济学思想的完全否定，现代经济学也根本不是一种完全无价值和意义的“游戏学说”。然而，不论如何辩解，卢氏所批判的现代经济学过于强调数量而远离了人类真实幸福目标，或是远离了幸福质量目标的弊病，是我们所无法回避的。经济学如果不在此方向上着力进行创新和改造，它的生命力将会快速地衰竭下去。在未来新的世纪里，我们也无法续写经济学的辉煌。
       经济学一直以“经世济民”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而它赖以名声显赫并被冠上“经济学帝国主义”番号的一个重大原因，就是它为人类社会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引和具体设计。由于经济生活与人类其他方面生活的关联性，特别是现代社会生活中人们追求各种不同目标的“最大化”，并在各种追求中展示出人们不同量的物质或精神投入，加上市场经济制度下交易的普遍化，几近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了“投入产出”之对照，都有了“最大化”目标之下的成本效益分析的必要。由此，经济学也就大步地进入了许许多多的领域。但是，产品也好，服务也好，它的增长是不是一定带来人类生存和生活的幸福，那是不确定的。一般而言，产品和服务的增加，终究是人类认定的财富总量的增加，它有带来幸福的可能，也事实上带给了人类许多的幸福。但幸福毕竟不等于财富总量的增加，经济学不应当将货币的收入或是货币计算的量的增加，直接地划列在幸福的名下。更重要的是，经济学对于人类社会产品和服务数量增加的指引或设计，常常还引出对于资源的无端浪费，对于既定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相适关系的破坏，这就如卢氏例子表明的那样，国民生产总值是增长了，但相应的幸福也就没有了。经济学以其“经世济民”初衷，在数量追求之中走到了初衷的反面，它离人类生存和生活的真实越来越远，也就与幸福越来越远了。
       由此再深入一层看，在卢氏的“交换妈妈”的故事中，由于交换，形成了经济的数量增长；但也是由于交换，孩子失去了幸福。在如此的“数量一幸福”关系中，现代经济学思想指导下的经济计算，由于交换而增加了“计算”的财富，实际上却是财富并未有任何的变化。毫无疑问，这样“计算”也就真有些游戏的味道了。由此，经济学也就成为了一种游戏说或是虚空说或计算说。问题还不仅仅在于这样的计算是不是有必要，而在于这样的虚空说，游戏说或计算说，还在伸展到了更加广阔的领域和范围。我们手中今天的货币，就已经是虚空的东西，而且人类还在创造着并不存在的一些新的产品来进行游戏，用手中的货币对那些并不存在的虚拟的“衍生产品”进行交易，现代经济学还在为这样的游戏性交易，“计算出”更多的财富，计算出更加惊人的经济增长，让我们不时地从精神上感受到经济无限增长的满足。不幸的是，在那些计算得天花乱坠的增长突然地转化为“泡沫”破灭时，我们陡然从天空摔下来，承受着真实得很的痛苦。人类为此承受的痛苦难道还少吗?说到此，现代经济学思想为什么要这样来与人类幸福对立地一意孤行呢?
       是的，自然不可改良。但经济学可以改良，当经济学远离了人类生活，特别是远离了人类幸福生活的时候。
       陈彩虹，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经济人”的理性》、《给点大智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