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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社会的思想控制与政治操纵
       《必要的假象——民主社会的思想控制》(Necessary Illusions：Thought control inDemocratic Soci-eties)出自当代最负盛名的语言学家和哲学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之手。书中以大量的事实，揭示了美国媒体是如何达到思想控制和“制造一致的舆论”的(这是乔另一本书的标题：Manufacturing COn-sent)。
       乔姆斯基在书中指出：大多数的普通民众都只能从常见的媒体中获取政治事务和事件的信息。一个人只有了解了某个议题的消息或是来龙去脉才能谈得上形成自己的看法。一个民主的社会只有在公众能获取全面和公正的信息之时，做出的选择才体现了民众自由意识的选择，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民主。然而美国的大众媒体是掌握在少数有钱人手上的。不幸的是，这些媒体正巧妙地制造一致的舆论和假象，以达到思想控制的目的，包括操纵选举。乔姆斯基给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子，来剖析美国的媒体是如何制造人们的偏见的。美国的民众对前苏联的一个根深蒂固的印象就是，冷战期间，前苏联总是在安理会上无理使用否决权。为什么大众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呢?很简单!每次前苏联使用否决权，在美国的新闻报刊和电视上就成了头版头条，伴随着评论员的分析和指责。而当美国自己在安理会上使用否决权时，媒体则保持沉默。根据乔姆斯基的统计：在1970—1989年期间，前苏联只使用过八次否决权，而同一期间，美国使用了高达五十六次的否决权!
       乔姆斯基说：除非公众去查找联合国的记录，他们是绝不会知道这些信息的。
       对政治和选举的操纵的另一种手段就是金钱。早在1895年，有位叫Mark Hanna的参议员感叹地说：“政治中有两件重要的事。第一件是金钱，那第二件我就忘了是什么了。”有趣的是1896年是金钱介入政治选举的第一个高峰，而金钱大量介入选举的第二个高峰则是1968年。从1952年的1．4亿美元，到1956年的1．55亿，1960和1964都在2亿美元之下，而到1968年猛升到3亿美元，而四年后的1972年，选举的花费一下增多了1个亿，到了4亿美元的数目。到1972年，因政治献金越演越烈，国会不得不通过一个管制政治献金的修正案。这使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控制，到1992年后的竞选，大约是6．95亿美元。可是1996年选举一跃到近20亿，2000年的选举再涨到30亿。从1952年的1．4亿美元，到1968年的3亿美元的选举经费，用了16年才上涨了1．6亿美元，涨幅才一倍多点。可是从1992年的不足7亿，到2000年的30亿，翻了四倍还多，却只用了8年时间。
       为什么会如此呢?有资料显示，在候选人之中，90％的当选者是那些获捐款最多和最有钱的。26％的参议员是百万富翁，而全美平均每一千个人中才有一个是百万富翁。90％的政治献金来自大约合格选民的10％左右，其中80％的金钱是来自商业利益的团体。如果你查查一些大公司如微软、美国在线等，大多既向共和党捐款，又向民主党献金。为何如此呢?因为他们往往在两党中将钱投给较能代表他们利益的人，使他们能从两党提名中脱颖而出，等于买个双保险的双重控制。
       (青 争)
       NBA将触角伸向中国
       一篇署名“李剑敏”的网上文章称：最近，美国一些主流媒体通过爆炒现在效力于NBA的中国上海东方队中锋姚明，准备将触角伸向中国。
       文章说：近日出版的美国著名体育杂志《ESPN》2000年年终特刊，将年仅二十岁、身高2．23米的中国上海东方队中锋姚明登在封面上。《ESPN》还将他评为“2001年未来之星”，同时刊发数篇长文和大量图片进行推介。姚明大有成为NBA新偶像的势头。确实，NBA进人“中锋时代”后，姚明2．23米的身高和极强的可塑性使众多球队老板对他垂涎欲滴。但是，实际的原因远非如此简单。
       文章称：现实的情况是，NBA近年来有走下坡路之势，劳资谈判、乔丹退役、缩水赛季让人大倒胃口，越来越多的球迷正远离NBA。而且NBA在美国国内的市场似乎已趋饱和，急需像姚明这样的外籍球员来补充“新鲜血液”，增加NBA的国际化程度，联盟也可以借此进行“海外扩张”，将触角伸到亚洲市场。据统计，截至2000年12月14日，29支NBA球队本赛季平均每场比赛的上座率只有1．6万人，这是1991至1992赛季以来最低的。球市低迷的原因很多，缺少乔丹那样的超级巨星、赛季套票价格过高、球星在场外屡有不法行为、战术单一、比赛缺少观赏性等均是“祸首”。不仅普通球迷如此，行内人士也感到失望。雄鹿队主教练卡尔多次表示，如果不是工作需要，他宁肯不看比赛，自我中心、作秀表演已经宣判了NBA的死刑。因此，以上种种迹象表明，《ESPN》此次爆炒姚明似乎是一次“别有用心”的造势。就像美国经纪人杜菲所说的，姚明的市场潜力难以估计，“绝不会像NBA又多了一名外援那么简单”。
       文章还说：《ESPN》总编帕帕内克一语道破天机：“‘卧虎’也好、‘腾龙’也罢，想想有姚明参加的、将近有十三亿中国人关注的NBA总决赛吧!现在看姚明，可能他还在东方遥远的地平线上，但这一切即将来临。”
       由此可见，爆炒姚明实际是又一次巨大的商业利益与行为的前奏，继可口可乐、麦当劳、好莱坞大片等成功登陆中国后，美国体育业的大老板们也开始将目光投向中国。
       (曹力明)
       后共产主义社会中
       民族主义的作用
       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其《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一书最后一章，针对流行观点，提出了他自己对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中民族主义作用的看法。他认为，1988年开始的苏联东欧的分离主义狂潮，可以看作是“1918到1921年的未竟事业”——列宁从威尔逊手中接过的民族定义及民族渴望，成了前苏联多个加盟共和国产生的最主要原因，根据族裔语言的分布创造出一个个“民族行政单位”的，正是共产党政权本身。认为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塔吉克和土库曼这几个苏维埃共和国都是民族主义的产物，显然只是苏维埃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想法，而非这些中亚部族想要追寻的目标。同理，认为造成苏联瓦解的狂涛巨浪，乃是这些中亚民族所掀起，因为他们不满于“民族压迫”或受召于伊斯兰宗教意识，也只是某些西方观察家一厢情愿的理解。事实上，除了某些曾在斯大林时代被驱逐到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大多数
       中亚部族在苏联解体之前，都不曾兴起强烈的政治反抗运动。自1917年起，社会主义国家唯一严格遵守的宪政安排，便是民族联邦与民族自治。其他宪政承诺长期以来都是口头支票，民族自治却始终有某种程度的实际运作，不曾中断。中亚各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乃是后苏联时代的产物。
       后苏联时代之所以出现新的民族主义运动，与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经济震荡有关。在这些前苏联地区，原有的生活结构不管是好是坏，毕竟是人们所熟悉而且知道该怎么在里面生活的，如今这种结构全然瓦解，社会失序感也就随之日益严重。于是民族主义就成了凝聚社会的替代品。当社会崩溃，民族主义便起而代之，扮演人民的终极保镖。
       在后共产主义社会中，族群或民族认同的最重要功能，是用来判定哪些人是无辜者，哪些人是罪魁，这些罪魁必须为“我们”眼前的苦难负责，因为共产党政权已经不见，再也不能拿它当替罪羊。在经历了人类历史上变动最快、最巨的四十年后，“我们”痛苦委屈，充满不安。不知未来的方向何在，这些都是“他们”造成的，“他们”必须为“我们”今天的苦难负责。那么，“他们”是谁?显然，“他们”就是“非我族类”的人，是那些外来的陌生客，因为他们是外来人，于是也就成了我们的敌人。不管是现在的外人，从前的外人，甚至观念上的外人，都是我们的敌人。尽管今天在波兰境内已完全看不到犹太人，但是反犹太的波兰人还是把他们的所有苦难都算在犹太人账上。
       (见 非)
       知识分子和网络文化
       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2000年10月号刊出李欧梵的《知识分子和网络文化一文，文章认为：网络是一个新的自由空间，知识分子如果对此不加珍惜，必将导致知识分子本身和其影响力的没落。而这一问题实际上也涉及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一世纪所扮演的角色问题。
       李欧梵分析说：众所周知，二十一世纪是网络文化的时代，知识分子上网在所必然。然而，知识和网络的关系究竟如何?网络所带来的大量讯息如何选择?如何消化?知识分子自设网站，是否又将扮演另一种启蒙的角色?因这种经电子媒体中介而制造的“启蒙运动”，是否会使知识变质，或将知识立即转化为权力?网络是否会变成争夺文化霸权的空间?或是可以构成一种新的“公共领域”?这种“公共性”和民主的建构有何关系?它所提供的“共时性”是否可以促进多种意见和声音的表达?而“众声喧哗”的结果是导致自由讨论的空间扩大还是缩小?这一连串的问题，显而易见，至今却不见有人深思反省，彻底探讨从印刷文化转向电子网络文化后的问题。
       李欧梵说自己多年前研究上海《申报》的“自由谈”栏目，从晚清到民国时代究竟提供了多大的批评的空间．得到的结论让人感到惊异：民国初年的“自由谈”的确提供了一点批评时政的园地，但参加讨论的人反而不是当时有名的知识分子，而是半新不旧的上海文人。到了三十年代，《申报》的“自由谈”由于鲁迅的杂文更加著名，但反而因为鲁迅带头的讥讽文风，而无法形成哈贝马斯所谓的“公共领域”，变成了鲁迅所谓的“伪自由空间”。
       最后，李欧梵说：我觉得目前中国知识分子在网站上的你争我夺，较三十年代的《申报》“自由谈”尤有过之，其后果不问自知。这个新的空间得来不易，如果不加珍惜，必将导致知识分子本身和其影响力的没落。
       (姚 多)
       《西藏生死书》
       在这一本契合时代需要的书中，索甲仁波切深入讨论了如何认识生命的真义，如何接受死亡，以及如何帮助临终者和亡者。有生．自然有死，每个人迟早都需要面对死亡。当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两个方法处理死亡：忽略死亡，或者正视自己的死亡，藉着对于死亡所做的清晰思考，以减少死亡可能带来的痛苦。不过，这两种方法都不能让我们真正克服死亡。佛教徒把死亡当作是正常的过程，人只要还活在这个地球上，必然会发生死亡这个事实。既然知道逃避不了死亡。也就没有什么好担忧的。佛教徒宁可把死亡看成是衣服穿破了必须换件新的一样，而不是终点。然而死亡还是不可预测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或怎么死。因此，在死亡真正发生之前，有必要做些准备的工作。
        我们大多数人自然都希望死得安详，但如果我们的生活充满暴力，如果我们的心总是被愤怒、执着或恐惧等情绪所控制，我们显然也不可能奢望死得安详。因此，如果我们希望死得好，就必须学习如何活得好：如果我们希望死得安详，就必须在心中和日常生活中培养安详。
       帮助别人死得安详，与准备自己的死亡同样重要。每个人出生时都是孤立无援，如果出生时没有人照顾和关怀，就活不下来。因为临终者也是无法帮助自己，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解除他们的痛苦和焦虑，帮助他们死得安详自在。
       最重要的一点是：避免把临终者的心变得更紊乱。我们帮助临终者的首要目标是让他们安详，方法有很多。熟悉修行方法的临终者，如果有人提醒的话，就可以获得鼓励和启示；但如果我们能够以亲切的口吻恢复临终者的信心，即使他们再平凡，都可以让他们产生安详、平静的心态。
       《西藏生死书》在西藏佛教和现代科学两个传统之间，提供了一个交汇点。在理解和实践的层次上，两者都互相提供了相当大的利益。本书提供给读者的，不仅是有关死亡和临终的理论性描述，还有实行的方法，可以用来了解死亡和临终的真相，帮助自己和他人死得宁静而充实。
       (萧 逸)
       一本有关美国历史的重要文献
       《暴风雨的眼睛》(Eye 0f theStorm)是自从尤利西斯·格兰特的个人文集以来，所出版的最为重要的内战文献之一。1994年，在康涅狄格银行的拱顶发现了四本破烂的剪贴簿，其中有五百多幅水彩画，这些画生动地描绘了美国最伟大的民族战争场景。与这些剪贴簿一起发现的还有五百页说明文字。这些绘图和文字，是一个长久被遗忘的联邦私人地图绘制师罗伯特·诺克斯·斯奈德的终生成就。
       斯奈德在萨穆特堡失守后应征入伍。作为一个绘图师和战士，他亲历了许多最著名的战役。他绘制的第二次公牛赛之役(econd bat-tle of Bull Run)，提供了这个关键时刻的详细的第一手资料。1863年斯奈德被声名狼藉的莫斯比上尉俘虏后，他在后来战争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安德森战俘集中营度过的。斯奈德的个人历史记录，是一个士兵生活最为丰富的写照，这份目击者的记录，也是现存唯一能充分说明这个臭名昭著的集中营内部情况的资料。
       任何一个对美国内战有兴趣的人,都应该看这本书。《暴风雨的眼睛》所描绘的故事，将会触动每个美国人的心灵。美国如何成为今天这个样子?本书会为关心这个问题的人，提供一些难得的参考。本书2000年lO月已由美国自由出版社出版。
       (太 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