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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引
       “食色，性也。”儒家亚圣孟子所引述的古代学者告子的这句话，在中国思想传统中几乎尽人皆知。人们在强调食欲和性欲的自然性和合理性时总是要抬出这块古人留下的大字招牌，说明生存离不开食，繁衍离不开性的铁道理。
       然而，食与色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仅仅是平行并列的关系呢，还是有哪些内在的关联性呢?从《旧约·创世纪》禁果神话中不难体会到，由食欲引发的偷吃禁果实际上导致了性欲的自觉，亚当夏娃用树叶遮蔽下体的举动正是在“吃”的行为之后发生的，这就暗示了食色之间确有微妙的关联。宗教禁欲主义的教义一般都同时针对食欲和性欲二者，禁果神话实已将由人的本能引发的罪过上升为最具根本性的“原罪”。若不是后来基督教信仰的耶稣降临人世，赎清原罪的希望实在微乎其微了。
       上帝对人之原罪的惩罚方式表现出明确的性别差异：让亚当及其后人永远辛苦劳作；让夏娃及其后继者永受生育之苦。《创世纪》神话讲述人类两位始祖的诞生的情节也是区别对待的：先有男人亚当，从亚当肋骨派生出女人夏娃。这似乎是父权制的犹太教——基督教对两性不平等关系的溯源性说明。
       二十世纪是性别学知识大发展的世纪。风起云涌的女性主义思潮推翻了古老的神话信条，男女生而平等的新思想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二十世纪后期激进的女性主义甚至要证明上帝本人曾为女性。二三万年前以来的大批女性神像在整个欧亚大陆不断被发掘而出，人类历史上曾盛行女神宗教时期的观点日渐深入人心。
       谁知，在这个世纪行将结束的1999年，美国人类学家克雷格·斯坦福在一本新著《狩猎之猿：肉食与人类行为起源》中，给男女生而平等的观念带来了致命的一击，而且前所未有地揭示出了食与色之间罕为人知的另一层关联。
       肉食与男女不平等的根源
       斯坦福在《狩猎之猿》的第一章“不可磨灭的印记”中描述了他所观察的一群野生猩猩猎杀五只猴子的惨烈场景。在坦桑尼亚西部森林之中，猩猩把其它哺乳动物的肉当作它们日常饮食中经常的一小部分，这和以肉为食的传统人类社会的相似性几乎令人震惊。斯坦福就这样把他的田野观测结果同我们人类祖先的生活习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此引发出了关于进化的新的理论推测。
       自从英国女学者珍妮·古多尔深入非洲丛林与黑猩猩结为伙伴以来，灵长学作为一门引人注目的前沿科学不断提出新的发现和新的理论假说。学术界已渐渐意识到，我们和猩猩的距离越近，观察得越细致，我们对人类自身的了解也就越深入和越长远。六、七十年代以来，一批又一批的有志者献身于极富探险性的田野考查事业。像黛安·弗西(Dian Fossey)这样的杰出科学家牺牲于非洲原始森林的事件，时有发生。尽管如此，理论抱负宏大的斯坦福还是在九十年代两度走人非洲猩猩的领地。他要做的事离不开这些在地球上濒于灭绝的灵长类物种。
       上一代的人类学者试图说明狩猎在人类行为与智力的起源中所扮演的作用。
       1968年召开的一次研讨现存狩猎采集民族之行为的国际会议催生了一部论文集，两位编者起名为《作为狩猎者的人》(Man theHunter)，这个短语已经成为进化论学者之间经常使用的关键词。沃世本(Sherwood Washburn)和兰卡斯特(chet Lancaster)合写的论文《狩猎之进化》，专门论述了人类的社会行为和智力如何从猎捕大野兽的悠久历史中培育而成。诸群体行为的合作能力和相互交往能力对于集体狩猎的成功至关重要，它们的增强与肉食作用的增加是紧密相关的。不过这一观点在人类学界也时常遭到不同角度的反驳，尤其是作为一门边缘学科的女性主义人类学(Feminist Anthropol-ogy)之兴起，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出于对“作为猎者的人”这一命题中潜含的性别不平等的愤慨之情。这是因为狩猎活动基本上是男性的作为，强调狩猎对人之进化的关键作用，这就无形中忽略了女性在社会中获取蛋白质的重要作用，使人脑扩张的原生模式建立在以男性为驱动力的活动之上了。
       现在，通过将非人类的狩猎之猿同人类社会中的狩猎群落相对照，可以使雄性获取肉食的说法得到确证。更为微妙的是，肉食，尤其是肉食分享现象，成为解开人类行为与智力进化之谜的关键。斯坦福报告说，他所观察的非洲大猩猩群体中，雄性猎捕到其它哺乳动物后，还试图用这种肉食资源去操纵和控制雌性。肉食，不仅仅是人们所渴望的有营养价值的食品，而且也是由雄性所掌握的一种社会货币(aso—cial currency)，并且因此而成为人类的与某些非人的灵长动物社会中父权体系的维护工具。
       《狩猎之猿》的最后一章题为“肉食的父权制”是意味深长的。这似乎从生物根源上找出了父权社会得以发生和维系的重要原因。如果我们的猿类先祖已经通过肉食占有方面的性别优势而确立了猿类社会中的雄性主导地位，那么同样从事狩猎活动的早期人类社会可能也不会是例外。男女两性的社会分工早在进化之初就注定了彼此间的不平等，难怪受上帝惩罚的亚当与夏娃要各受其苦，命运并不雷同。
       斯坦福引述了女性主义作者卡洛尔·亚当斯(Carol Adams)《肉食的性别政治》一书的观点：许多社会中的女性所吃的食物主要是植物性的，而同一个社会中的男人却可吃到较多的肉。妇女的二等食物代表着父权制社会的一个方面。佩吉·桑戴(Peggy Sandy)考察了一系列传统社会后发现，肉类在饮食中占重要地位的社会极有可能是高度父权制的。人们普遍相信男人只有靠吃肉才能保持和强化其男性力量，而女性则没有这个必要。于是，肉本身几乎成为阳刚的普遍象征。女性为了获得肉食之营养，不得不向男性乞讨，而换取猎物的筹码往往就是“色”。下面就是从田野观测中摄取的一个镜头：
       坦桑尼亚森林中一只雄性黑猩猩正在咬嚼他所抓获的猴子的四肢，狩猎群团的其它成员围在他身边试图得到一口肉吃……他则试图视而不见，不断地转身躲开那些围观者。打破僵局的是一位雌猩猩，她以发情的动作，引起雄猩猩的注意。他让她从猴体上撕下一块肉，她随后同她的耍孩分享这些肉食。她及时向他展示性器，二者发生性交。与此同时，肉的拥有者允许其他猩猩——一个久久等候者也得到一块猴肉。这种肉和性相交换的政治网络，以及身份的展示，就是猩猩之中常见的肉食分享策略的典型模式。
       斯坦福的“三重证据法”
       如果说在灵长类动物中观察到的生活习性并不一定能够直接类推到作为灵长类进化之魁首的人类身上，那么仅仅用观察野生状态的猩猩所获取的资料去论证人类社会中的种种现象就不那么具有充足的说明力了。社会生物学的研究方式为了弥补这一缺憾，尽量寻找社会文化因素与生物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契合点，这就形成了以“二重证据”为特征的现代研究方
       法。像美国的爱德蒙·威尔逊和英国的莫里斯，都是在这方面成果卓著的代表，他们以广阔的生物学为透视背景对社会文化现象所进行的溯源性诠释，比严守人兽之别界限的纯粹“社会科学”家的著述显得更富有启发性。
       斯坦福秉承此种二重证据的现代研究传统，但是他也深知这种以类比和对接为特征的研究方法的弱点和误导可能。“当一个研究者为早期人类的进化建构宏大的理论模型时，她或者他除了诉诸关于灵长类亲属的现存状态的某些惊人相似性的研究之外，几乎别无选择。”这是九十年代伊始时，他对方法和材料的有限性的充分认识。然而，当九十年代结束之际，他在著作中已经发展出一种三重论证的思路：把和人类最接近的灵长动物行为的考察同现存狩猎采集部落的原始人的研究，以及从考古遗物中所发现的早期人类生活遗迹的复原性研究结合起来。由这样的三条线索所汇聚而成的契合点显然要比两重证据的偶合所引导出的结论更为可信，更为趋近于客观真相。斯坦福一边从事田野的直接观测，一边阅读了大量关于人类起源的理论著述，这就使他不同于书斋型的学者和缺乏理论视野的民间研究者。《狩猎之猿》的序言中明确表示，他所读到的晚近发表的关于人类起源的大量论著都不约而同地强调猩猩的社会行为对于理解早期人类的重要性，但却很少有人从整合的视界出发，把三重线索的信息统合为一体加以分析和概括。可以预期，二十一世纪将会是跨学科、跨国界的整合研究大发展的时代，斯坦福对三重证据法的大胆尝试对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同样具有积极的示范效应。
       对女性主义人类学的挑战
       关于猿类的性欲和性生活，始终是现代人类学与灵长类动物学讨论的热门话题。根据斯坦福及其同行们的观察，不论在黑猩猩中，还是在小猩猩(bonobos)中，成年的和青春期的雌性们在其每月一次的月经周期中都有一个生动展示她们生殖力的部分。可以把这种自我展现的行为称作“发情的肿胀”(sexual swelling)。雌猿的外生殖器发红，而且充满淫津，胀大持续数日。这是可以性交的身体广告，它足以刺激雄猩猩发情，并在他们中间引起竞争。雌性凭借这种生理的广告效应去估量哪一位或几位雄性是最合意的。相对于黑猩猩而言，小猩猩显示出超强的性欲(hypersexuality)，雌性展示她们的发情广告的时间约占六周周期之中的两周。而雌性黑猩猩的月经周期稍短一些，为五周，展示发情肿胀的时间约为十天。尽管猩猩的生育并无季节性，但发情肿胀周期却是季节性的。一般在西部坦桑尼亚的旱季中达到高峰，并且影响到整个猩猩社会的集群生活。即使在怀孕和哺乳期间，雌性也会情不自禁地发生肿胀，不过持续期较短罢了。每逢雌猩猩发情期，她们会对雄性产生很大的诱惑，她们自己也变得更开朗、合群。斯坦福对自己观测到的这一现象十分重视，他确信从中可以透析出人类社会中性别政治的某些遥远的生物根源。
       在猩猩社会中，每当那些“流行的”雌性发情广告产生作用之际，社群内部总不免出现暂时的性骚乱现象：雄性之首领试图维持其性的独霸状态，而雌性却积极寻求其他的雄性伙伴，这就自然地给雄性首领的权力带来挑战。灵长类动物的这种性行为模式对于女性主义颠覆父权社会意识形态的努力显然不利。为什么是夏娃引诱亚当犯罪，而不是相反呢?女性主义者尖锐批评《圣经》神话所体现出的性别歧视和女人祸水观，认为那些故事都是父权社会价值观作用之下的纯粹虚构。现在参照雌猩猩们诱惑雄性的广告表演，夏娃之所以引诱亚当偷食禁果的所以然层面似乎揭开了一些，让人们看到古老神话讲述的性别政治确实还有其深远的进化之根源，并不是无源之水，凭空虚构。
       斯坦福的学术灵感可以说直接来自十九世纪的古典进化论假说。
       达尔文的第二部伟大著作《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0f Man，1871)结尾处提出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说，认为进化原理通过自然选择而发挥作用，同样可以适用于人类。我们的身体在进化历史中由我们祖先所受到的不同阶段之影响而镶嵌而成。比如说，我们人类能够屈伸抓握的手，是在六千五百万年前恐龙时代最后的日子里就成型的。我们的直立姿势也是六百万年以前开始形成的，我们的超级容量的大脑则是在一百万至二十万年以前的时间里才发育成现在这样的规模的。所有这些生物生理层面的变异加在一起就有了我们所考虑的人类。斯坦福强调说，不只是我们的身体解剖构造由进化塑造而成，我们的社会性——灵长类最基本的行为适应方式，也是我们作为高等灵长动物的进化的产物。
       1981年，人类学家洛夫乔伊(Owen Lovejoy)撰写论文提出了一种引起争议的人类起源模式。他认为我们应该同时关注直立姿势和人类不寻常的再生产系统，以便建构人属祖先的社会行为模型，解释为什么我们成了两足动物。不同于猩猩中的雌性在排卵期有生殖器的发情肿胀，人类女性隐藏了她们的排卵期。洛夫乔伊在这种排卵期的隐藏之中看到了女性对男性行为操纵的根源。男性不能把握女性排卵的确切时间，猿人先祖们不得不留在女性身边，以防止配偶同其他男性通奸的可能。与此同时，平地生活的不断增多导致两足行走。洛夫乔伊假定由此导致了男性为留在家中的女性提供食物。男性用他们新解放出来的手把肉食带回来给女性吃，因此确保女性的营养状况，以便促进对两性都有利的生育率。
       面对如此大胆之假设，怎样小心的求证才能避免异想天开的嫌疑呢?斯坦福根据灵长类中多数动物都无排卵期肿胀的事实，反驳了洛夫乔伊的推断：女性排卵期的隐藏只不过是灵长类习性的保留。黑猩猩和小猩猩的发情期肿胀大约要上溯到五百万年至二百五十万年以前。况且，我们没有证据说明早期人类拥有一夫一妻制。以猩猩的社会为参照，很可能存在的婚配方式是一夫多妻制。这也就是说，根据社会生物学的新的田野观察资料，早期人类学者假设的人类婚姻初始阶段的理论，诸如乱婚、群婚等皆已失效。一位男性拥有多位女性似乎是以食易色现象的现实土壤。
       以食易色的所谓“准卖身”现象不光在猩猩社会中存在，人类的狩猎采集社会中也发生类似的事件。人类学者塞斯肯所调查的南美洲亚马逊河谷的秘鲁沙拉那哈人中间，狩猎经济构成社会生活中的一种交换结构，在这种结构之中“肉食用来和性进行交换”。结构人类学者列维·斯特劳斯提出的原始部落之间用女人作为筹码来交换商品的假说，现在看来稍加修改便可以和“以食易色”的新观点相互印证了。由此引出的女性卖淫现象的灵长类根源，显然对于女性主义人类学形成了尖锐的新挑战。
       要反驳“以食易色”说似乎不那么容易，至少还需要在非洲丛林的人类近亲之中进行长期调查，以收集更加充分的生物学依据。看来，中国古代圣人在“食色，性也”这四个字中埋藏的潜在信息还有待于后人的不断发掘。食与色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了解答人之所以为人的关键，这恐怕是孟子和告子们始料不及的吧。
       叶舒宪，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中国神话哲学》、《诗经的文化阐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