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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我要的自由生活，现在有了，每天几点起床，是我私人的事。单位、工资、人事关系、医疗劳动社会保险干部身份及其它，人所应有的，我都没有。为了一份我想象中的自由生活，我放弃了一切，留下了自己，我独立了，一心要当自由作家。不错，是作家，不是撰稿人，自由撰稿人受市场管制，而我只想让自己管自己，自己决定写什么和怎么写。
       我迫不及待地将好消息发布出去：我在家上班。很快我发现我犯了一个错误。人们在纷纷表示了惊诧、疑惧与失望之后，既不安又同情地问：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在家上班呀。我说。人们唯有在我看不见的电话那边摇头了。个别关心的，免不了再问：那么，谁来养活你?我的意思是说，你有爱人了吗?
       就这样，我没有爱人，那又有什么关系?
        我要努力养活自己，岂止如此，我心中充满了理想者的信念，我想成为一个我想成为的作家。
       我和父亲去中山图书馆，去广州图书馆，我们去抄录投稿地址。
        2
        电脑是我唯一的朋友。虽然我总是笨手笨脚的。我每天与我的朋友一块，我并不吝惜汗水与精力，我也不吝惜邮票与信封，我连刮风下雨都不怕，甚至我最畏惧的雷电交加的午后，我还是出去寄稿。
       不管我出去还是回来，迎送我的永远是父亲和母亲忧心忡忡的目光，目光里层层叠叠的叹息以及欲说还休的千言万语，我都懂，我总是笑笑，说：没事，我会成功的。
       我所说的成功，不过是将那些稿件变成稿费。我要吃饭，我总不能在二十九岁的时候，将爸和妈的安乐茶饭搅浑，他们奋斗了大半辈子挣来的清茶淡饭，我没有理由餮饕。是的，我的心灵哭泣了半年，我的身体被病痛折磨了半年，这一天，我忽然从里到外都好了，那是另一种生活在召唤。
       的确我过上了一种无着无落的生活，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写出来的东西什么也不能见证，寄出去的信稿如泥牛入海，越是泥牛入海就越是要写，写好了再寄，再次面临泥牛入海。我又把一批稿件发出去了，近至本市本区，远至边陲海外，我想，我该不是又把一批失败邮递出去了吧，会有人体察到这些文字以及写这文字的人怀着如何的痴望吗?我这样想是因为我的自由生涯开始之后，竟一次也没有成功。从前我是意识不到生活就是吃饭这样简单，几乎是一码事。从前的我把目光投向云山雾海，唯独看不见米饭。
       3
       满世界的女子都爱做梦，说梦，即便已韶华不再；然而都口说而已，心里向往而已，甚少有人会傻到去实践。追梦如同追风一样不切实际。我还是要追风。
       想吃饭，就丢开你的那些纯文学，自由撰稿人可不是你这样干的!自由撰稿人过得都挺滋润的!有位编辑受不了，苦口婆心地劝我。我明白，因为阮囊羞涩的日子我也受不了。不过，我还是快乐的，我说，快乐就是痛苦，就像水底的天，天上的水一样。
       我还是常常提着重重的邮包去邮所，并有了经验。是印刷品吗?邮所的女人问我。我的心飞快地跳起来，就像跳绳，我说，是的。她就盯了我一眼，嘶啦一下将那个厚大信封扯开了，我的小说，散文，还有诗，掉了一地，哭了一地。女人宽宏大度地笑起来：我就知道不是。她一连扯掉我十个大信封，又说：好了，先买十个标准信封，重写。
       人很多，没好意思哭，我的心就偷着哭，十个大信封就是十元，每个大信封加稿件重二百克，每二百克就是六元，统共二千克的稿件，也许只有二百一四百克会被某个仁慈的编辑压在案头，考虑留用。即使二百克我也没有把握，因为我至今都没有成功。
       这个夏天是没完没了的雷雨，我摔了一跤，一身泥泞地敲开了家门。等母亲认出是我，她几乎站立不稳。我笑笑说：没事。说着我的眼泪就夺眶而出，母亲的眼泪也夺眶而出。母亲说：女儿啊，不要再写了，人家不要!女儿啊，还当回你的记者去，到处都抢着发你的稿，整天打电话来约你的稿，记得不?
       我说妈，不是这回事。妈说就这回事。父亲罕见地支持母亲，说：我早讲过，人没有单位是不行的。人要依靠组织。
       父亲闷闷不乐的，父亲生我的气，父亲就像个孩子。
       4
       日子变得愁惨而微妙。家就成了一个笼子。每天在写，每天在一分一厘地计算那些文字的篇幅。电话与来信都少了，我也不在乎。偶有电话来，不是让我去写房地产，就是去策划化妆品，我就拒绝。
       我只想与一些读我文字的文学编辑说说话，但编辑们无一例外都很忙，永不复信。曾经，我为许多自由撰稿人编发过来稿，而现在，有谁要我的稿吗?
       终于是一下子接到了很多邀请，人们好像又一窝蜂地想起了我：结婚请柬、笔会通知、作协旅游活动、文联的义务采访日程表、某杂志的改版征订……可是我没有“经费”。我的字典里已没有“消费”这个词。我甚至想卖掉衣橱里几套缤纷的时装去赴会。
       终于也来了不少电话，都是经年不见的朋友。好吗?我说好的。还在老地方?(迟疑地)我说是的，还写书?我说写的。卖得怎么样?我说还行。请原谅我不敢说我在家上班。请原谅我不敢说我的书根本就没有拿去卖过。
       我每天的活动路线都是家——邮局——信箱——家。我走在街上，呼吸着，头顶烈日，我是如此地行走着，究竟为了什么?那些高高盘旋在城市半空的立交桥是为了什么?那些在花草水湄间低低地飞来飞去的红蜻蜓又为了什么?
       白天，想着，头脑一片空白，每想一句话转身就忘个干净。夜晚，躺在床上，只祈祷一件事：让我入睡。却还是失眠，失眠的人还有母亲。
       午夜的洒水车来了，我和母亲一起在阳台听洒水车的音乐，听着听着，走神了，母亲叹息：女儿啊，想不到记者也下岗，你可是满书柜的获奖证书啊，你有编辑职称啊!女儿啊，你也老大不小了，连单位也没有，嫁谁?我就很内疚，也很不耐烦，我说妈，不是这回事。我喜欢这样。
       5
       我没有自己的文学观。不过，我有自己的喜好与偏爱。从前的我是不屑“私人写作”的，而现在，我做的正是这样一件事，文学的声音越来越微弱，明知写了也不一定能发表，还是要写，不是为自己写又是为谁?当然，现在写作对我而言是两重意思，一是为米饭而写，一是为文学而写，也即为自己而写。
       一直写，就像一种跋涉，也累，也快乐，并不能停顿。好像没有一种工作是这样的，过程很满足，而结果却很失落，因为我一直挣不来米饭。有时我觉得我都走不动了，已到达悬崖的边缘，壁立千仞，我快支持不住了。
       入间烟火熏染出众多凡夫俗子，我从前把自己除外，现在我自己主动回来了。家下面的街，一到黄昏就拉开灯光夜市的帷幕，平凡人的苦痛与欢乐在那里浮沉，那些苦痛往往还超乎了人的想象。摆摊的小贩们喊得声嘶力竭，所卖杂物不过数十元，一有城监过来，即落荒而逃。
       我对着电脑写作，他们落荒而逃的脚步声，以及争位置抢生意的哭泣声与吵架声，声声入耳，我没有资格嘲笑那些哭泣，相反，我只想一同哭泣：我也不敢指责那些叫骂欠缺斯文，相反，我的心酸得很，痛得很，就像生活的鞭子打在我的身上。贫富是一种合理，然而贫富的机会并不尽合理。不是所有的财富都值得赞美，不是所有的清贫都可以嘲弄。
       我感到温暖，我们都是为了一碗米饭。
       6
       有杂志或报社的电话，妈就很紧张，也很兴奋，妈的嗓门大，却偏要压低，拎起话筒，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是送上一叠声的感谢，之后忐忑不安地问：稿件能用上吗?对，是我的女儿!
       接下来又是一叠声的感谢，让我特难为情。然而，我的米饭终究是来了。举着那张稿费单，我热泪几欲盈眶。
       稿费只有八十元。我对妈说：我可以交给你五十。母亲感动了，眼眶飞快地红起来，却无比安慰地笑着。妈其实见过世面，从前我拿的几千稿费，妈也认为理所当然，从前的我每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车马费也不止八十。
       妈说：妈不要你的钱，女儿啊，妈只要你高兴。
       我去邮局，这一次不是为了寄稿，而是取款，取我作为自由职业者的第一笔稿费。我的心情，比十年前第一次获奖还要激动，那是我的散文处女作，我的第一次投稿。
       等着，惴惴不安。邮局的女人将我的身份证和汇款单一起扔了出来，说：“慧儒”是谁?名字不对。
       我说这是笔名。笔名也不行，她干脆地说，得单位盖章。
       可是!
       难道你没有单位?!至少也得街道。
       我连我属于哪街哪道都不清楚。
       有那么一刻，我不知道自己是谁。
       陈惠如，作家，现居广州。曾发表小说散文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