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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一系列理论故事纵深演变的时候，“身体”成为一批风格激进的理论家共同聚焦的范畴。快感、欲望、力比多、无意识纷纷作为“身体”之下的种种分支主题得到了专注的考虑。从萨特、梅洛·庞蒂、福柯、罗兰·巴特到巴赫金、德勒兹、弗·詹姆逊、伊格尔顿，他们的理论话语正在愈来愈清晰地书写“身体”的形象及其意义。身体与灵魂二元论的观念以及蔑视身体的传统逐渐式微，身体作为一个不可化约的物质浮现在理论视域。“身体”这个范畴开始与阶级、党派、主体、社会关系或者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这些举足轻重的术语相提并论，共同组成了某种异于传统的理论框架。“身体”范畴以及快感、欲望、力比多、无意识均包含了对于理性主义的反叛，解除理性主义的压抑无疑是许多理论家的战略目标。在这些理论家看来，工业文明、机械、商品社会并没有为身体制造真正的快乐；数额巨大的物质财富和发达的社会体系仿佛与身体日益脱节了。身体必须为一些遥不可及的渺茫远景从事种种苦役，社会生产似乎在某种神秘的逻辑支配之下自行运转。许多时候，人们无法发现二者之间的必然联系。如果没有一些陈陈相因的复杂推理，人们无法说明为什么必须召集世界上一流的智慧和工艺生产核弹头、生物武器或者航空母舰——尤其是在许多地区甚至还无力解决一系列医疗费用或者生态环境问题的时候。如同不少人察觉到的那样，现代社会是“非身体”的。卡夫卡小说之中冷漠的城堡意象可以视为这种社会的象征。这个意义上，重提身体是对于异化的理论抵抗。当然，一些左翼理论家还进一步将身体想象为一座小型的活火山。在他们眼里，现代社会的专制体系——不论是源于极权政治还是源于资本和消费主义的强大控制——日益完善，大规模的革命并没有如期而至。经济领域的不平等似乎无法掀起撼动这个体制的风暴。这时，理论家的目光收缩到身体内部——他们发现，无意识领域沸腾不已的力比多似乎积聚了不尽的能量。对于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只有身体内部不驯的欲望才是一个致命的威胁。身体不仅是一个由骨骼、肌肉、内脏和五官组成的实体——身体不仅是医学或者生物学的对象；无意识领域发现之后，身体再度被赋予特殊的理论份量。
理论的意义上，身体的消失是不久以前的事情。根据约翰·奥尼尔的考察，历史上的许多时候，人类是以身体为模型构想自然与社会，或者说，人的身体与社会机制互相重构：“人类首先是将世界和社会构想为一个巨大的身体。以此出发，他们由身体的结构组成推衍出了世界、社会以及动物的种属类别。”“我们的身体就是社会的肉身。”(约翰·奥尼尔《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张旭春译，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17页，10页)这些观念在维柯的《新科学》之中得到了证实。在维柯看来，身体、感官产生的原始诗性逻辑是理性主义重构宇宙的基础。这种重构背后的思维被奥尼尔称之为“拟人论”。文艺复兴时期，人的身体形象得到了赞颂和讴歌，“这种形象一直都是宗教、科学、法律和诗歌的母胎”(同上，31页)。奥尼尔在谈论“社会身体”和“政治身体”时还发现，人们曾经以身体为比拟说明社会政治的整体性以及平衡观念。在奥尼尔看来，“拟人论”的终结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后果——“现代经验之抽象基于人形的消弥之上，因为人们更青睐于可算计测量之物，如数据、线条、符号、代码、指数等。作为人类自我赋形中的创造性力量，拟人论正在处处消退。”(同上，15页)在奥尼尔看来，资本主义文化以及种种技术神话已经作为另一种框架代替了拟人论。国家、社会、家庭的设想无一不在这种框架下面开始重新设计。身体完全丧失了基本蓝图的意义。于是，“人的每一种生理、精神和情感的需求最后都将被物化成化学物质或职业服务”。这时，身体很大程度地变成了经济的盘剥对象。案牍化的生活废弃了身体运动，商人们开始出售休闲、健康以及体育运动。身体体验的替代性消费是大众社会的另一个特征，性和暴力成为商品的主要成份(同上，参见100至101页)。身体被孤立起来予以专门的技术处理，这是工业社会的组成部分；具体地说，现代医学为之提供了越来越完善的条件。可是，这种进步同时还包含了隐蔽的控制。“关于生命基因学、健康、生存必需品、家庭条件、学习能力等的科学话语的膨胀之后果就是将生命带人了国家权力和工业化所控制的轨道上来了。”(同上，123页，144页)这个意义上，福柯对于性话语的精彩分析是一个经典的个案。
无庸讳言，现代社会已经形成了一套压抑身体的完整机制。欲望的禁锢或者转移是这一套机制的首要主题。显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是从家庭内部的传奇开始追溯压抑的缘起。如今，人们已经对自我、本我、超我或者快乐原则、现实原则这一批术语耳熟能详。弗洛伊德以他独特的方式描述了性本能所遵循的快乐原则如何被坚固的现实原则挫败。弗洛伊德承认，压抑是文明的必要代价。如果文明驯服不了暴烈的欲望，基本的社会秩序将分崩离析。人们可以想象，这种压抑的一个有效策略即是：贬低身体，以至于让身体从视野之中消失。人们或许可以轻易地从语言学之中获得一个旁证：相对于实物命名或者理性思辩的词汇，表述身体感觉的词汇极其贫乏。
然而，人们可能追问的是，身体的压抑是否存在一个历史的界限？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是否指向一个历史的转折点——物质财富的积累是否可能结束异化的历史，解除社会对于身体的压抑？社会生产是否将这种前景视为一个目标：人类的身体不再是某种生产或者生殖的工具，而是一个快乐之源?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围绕这些思想展开了论辩。马尔库塞认为，文明对于身体快乐的剥夺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取缔身体和感性的享受是维持社会纲纪的需要。许多时候，感性的快乐只能缩小到审美之中予以实现。然而，现今已经到了中止这种压抑的时候了。现代社会的经济条件已经成熟，社会财富的总量已经有能力造就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爱欲与文明》之中，马尔库塞企图在身体的交汇点上结束现实原则与快乐原则的分裂。他赋予弗洛伊德的性本能正面的涵义——马尔库塞将性欲扩展为爱欲的意义即是将快乐的范围扩展到整个身体：由力比多的这种扩展导致的倒退首先表现为所有性欲区的复活，因而也表现为前生殖器多形态性欲的苏醒和性器至高无上性的削弱。整个身体都成了力比多贯注的对象，成了可以享受的东西，成了快乐的工具。(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147页)
显而易见，如果马尔库塞的历史设想遭到了现实的拒绝，那么，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负有首要责任。社会财富的总量无法保证人均财富达到马尔库塞设想的标准。换言之，如果权力或者资本的运作还在加剧贫富悬殊，那么，身体的快乐与异化的解除必定遥遥无期。这个意义上，马尔库塞提出了身体和力比多并不是从社
会退回一个狭小的区域，倡导人们津津乐道某些肌肉的痉挛或者酒吧里诱惑异性的表情。这里，身体的强调无宁说是向发达工业社会的运行体制发出根本的质问。
如同马尔库塞一样，另一个左翼理论家伊格尔顿也将美学、身体与政治联系起来。《美学意识形态》申明：“对肉体的重要性的重新发现已经成为新近的激进思想所取得的最可宝贵的成就之一”，“我试图通过美学这个中介范畴把肉体的观念与国家、阶级矛盾和生产方式这样一些更为传统的政治主题重新联系起来”(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导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7至8页)。在伊格尔顿对于审美所作的系谱学分析之中，审美源于哲学对于身体的控制——身体是精神飞地之外的一个不可放弃的领域。鲍姆加登的《美学》试图将理性遣入不无混乱的感性领域。这个意义上，美学推行的是“理性的殖民化”：美学的任务就是要以类似于恰当的理性的运作方式(即使是相对自律地)，把这个领域整理成明晰的或完全确定的表象。感觉和经验的世界不可能只起源于抽象的普遍法则，它需要自身恰当的话语和表现自身内在的、尽管还是低级的逻辑，美学就是诞生于对这一点的再认识。(同上，3至4页)
美学的出现至少有可能将身体和感性纳入概念话语的网络。这是对于主体的巧妙操纵，伊格尔顿甚至从这个意义上解释康德的“无法律之合法性”——审美的训练终于使身体与法律制度合二而一：
与专制主义的强制性机构相反的是，维系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最根本的力量将会是习惯、虔诚、情感和爱。这就等于说，这种制度里的那种力量已被审美化。这种力量与肉体的自发冲动之间彼此统一，与情感和爱紧密相联，存在于不假思索的习俗中。如今，权力被镌刻在主观经验的细节里，因而抽象的责任和快乐的倾向之间的鸿沟也就相应地得以弥合。把法律分解成习俗即不必思索的习惯，也就是要使法律与人类主体的快乐幸福相统一，因此，违背法律就意味着严重的自我违背。全新的主体自我指认地赋予自己以与自己的直接经验相一致的法律，在自身的必然性中找到自由后便开始仿效审美艺术品。(同上，8页)
这样，即使在中心权威淡隐的时候，美学承担起主体的内在化管理重任。自然的、感性的自律代替了法治的外在他律。这种自律部分似乎在某一个更高的意义上神秘地体现了总体的“法则”。在伊格尔顿看来，新兴的中产阶级一方面将自己视为普遍的主体，另一方面又崇尚粗俗的个人主义——审美恰好充当了普遍与个别之间的“和解之梦”(同上，参见ll至14页)。这是“把必然当作自由，把强制当作自律”(同上，16页)。这个意义上，伊格尔顿阐述了审美的双重涵义：首先，审美是一种解放，主体是通过感觉冲动和同情——而不是外在法律——联系在一起，欲望和法律、道德和知识以及个体和总体之间的关系无不得到了改善；另一方面，这种内在化的压抑可能将某种统治更深地置入被征服者的身体之中。换一句话说，审美提请人们正视身体的存在；同时，审美又试图驯服身体和感性、本能。按照这种解释，审美是一种危险的游戏。唤醒的身体非常可能挣脱预设的观念之链而放纵暴烈的冲动——“因为肉体中存在反抗权力的事物。”所以，伊格尔顿不无感慨地说：“统治性的社会秩序所渴望的正是这种‘深层的’主体性，最能引起恐惧的也是这种主体性。”(同上，17页)现在，人们可以回到既定的主题：影像空间的身体——这里的身体叙说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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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是对于视觉无意识的解放——如果重提本雅明的观点，那么，人们不难觉察，影像窨的身体意象是对于某种个体户的隐秘呼应。这空间的身体意象是对于某种欲望的隐秘呼应。这时人们才意识到，人们的视线始终渴望遭遇身体。摄像机力图切割出理想的视觉景框。摄像机将焦点集聚到人的身体之上，并且提供了种种观看身体的特殊方位、角度和距离--这些方位、角度和距离时常遭到现实的否决，或者由于过分熟悉因而视若无睹。这样，影像恢复了身体的核心位置，解除了视觉禁忌。现实之中潜在的视觉压抑揭去了，直视影像之中的身体--不少时候甚至是身体的隐私--不再遭受礼仪的非议。反之，如果电影或者电视的摄像镜头在杳无人烟的荒漠逗留得太久，人们就会感到不适--这是身体的匮乏导致的视觉不适。
考察影像与身体的关系，人们首先想到了活跃在影像空间的明星。明星的形成是一个有趣的文化事件。明星们制造时尚，扮演偶象，成为大众追慕与模仿的对象。明星周围形成了一种崇拜的气氛。人们时常询问的是，充当明星的基本条件是什么？我曾经发现，明星的形成不仅源于某一方面的成就，同时还因为明星形象与这种成就不可分割地镶嵌在一起。另一些成就显赫的专家——例如核导弹专家，史学专家或者金融专家——通常因为个人形象的缺席而无法赢得类似的崇拜。为什么明星时常诞生于演员、运动员、歌舞表演者之间?身体的魅力是造就明星的前提。他们均是身体表演者。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明星崇拜的巨大冲动背后隐藏了强大的原始情绪。无论如何，身体影像是一个极富号召力的符号。
阐述影像制作对于身体的热衷，人们时常会想到电视之中的体育频道。为什么人们可以长时间地锁定体育频道，甚至在电视机之前如痴如醉，形同狂人？不言而喻，身体主题的召唤是无与伦比的。体育频道集中了精彩的身体意象；古铜色的强壮肌肉，速度和力量，有力的心脏搏动与急剧的血液循环，一种古老的欲望奔涌而出。相对于种种线索纷乱的故事，体育赛事的情节并不复杂，但是，人们对于身体主题的投入程度甚至超出了自己的想象。粗重的呼吸，失控的心跳，两眼闪出疯狂的光芒，胳膊忘乎所以地向空中挥舞，变形的脸缀满了汗水，嘶哑的喉咙不断地吼叫，一串串粗话与欢呼不知不觉地脱口而出……这的确令人迷惑：屏幕上那几具奔窜跳跃的身体为什么具有如此之大的魔力？一些无关大局的胜负游戏与体能纪录为什么使这么多人激动得难以自持？显然，身体承担的是一种原始抒情的符号。涌动于无意识之中的某些激情和能量转移到这些身体之上，运动的身体表述着一种不可遏止的激动。他们的力量与速度在观众的身体之中产生了巨大的回响。我在另一个场合的断言并没有太多的夸张：“不论这个世界出现了多少话语体系，躯体仍然是最有力的语言。语词只能与语词对话，躯体却能感动躯体，这是一个不变的真理。”(南帆《体育馆里面的呼啸》，《叩访感觉》，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261页)
体育竞赛时常是一种身体的对决。身体之所以激动人心，恰是因为这种对决某种程度地重演了奥尼尔提到的“拟人论”。我曾经阐释身体的逻辑如何企图在现代社会的图景背后顽强地浮现：
……现代社会已经成为一个极其复杂
的综合体，无数因素参与了社会的发展。人们时常看到，一些白发苍苍、行动迟缓的社会权威人士掌管着这个世界。或许，白发苍苍表明了权威人士积累个人资本的必要时间。然而，体育馆里面却出现了另一种景象。一批肌肉发达、充满活力的躯体占据了核心。他们通过力量、速度和技术的角逐层层选拔，最终推举出一批竞技场上的王者。尽管这些躯体的胜利者不可能如同远古社会一样介入军事、政治和领导机构，尽管他们的胜利更像是象征性的，但是，他们赢得的荣誉与崇拜表明，另一种假想的权威、社会结构与历史图像至少在体育馆内部得到了确认。体育馆里面简单得多：躯体的最强者同时也就是这个空间的统治者。(同上，258页)
体育频道显明了影像制作对于身体主题的认同。欲望与快感正在视觉的空间得到解放。这是身体美学与影像联合制造的节日。现在的问题是，这种解放能否扩张到体育频道或者影像空间之外?多数人强烈地意识到，这仅仅是一个白日梦。身体的主题只能浮现在特定的舞台；超出这个舞台，现实的身体即将为另一批规则接管。现代社会的压抑体系愈来愈严密，体育频道乃至影像空间仅仅是人为地预留的一个空隙。某种意义上，身体主题的梦幻更像是现代社会组织的一个事先设计——这个空隙周期性地吐出残存于公众身体之中的血性、狂野以及种种异样的激情和亢奋。这是未雨绸缪的能量释放。人们已经发现，体育正在日益疏离原始的冲动。体育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已经为人熟知，体育竞赛的胜负时常被不负责任地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的强大与否联系起来，身体成为国家与民族形象的粗陋象征；这无宁说是意识形态对于身体内部力比多的巧妙征用。与此同时，体育竞赛还处于货币的严密监控之下。从训练、赛事规模到媒介的传播，货币的数量可以使一场竞赛轰轰烈烈，也可以使另一场竞赛萧条冷落。无论是门票出售、广告、冠名权、转播权还是抽奖、赌博，体育赛事正在愈来愈紧密地纳入商业形式。众多体育俱乐部迅速地成为这种经济循环的寄生物。电视网络——特别是卫星电视——无疑极大地提高了体育运动的价格。众多著名的球星竞相开出了天文数字的身价，这是电视转播之后的事情。人们可以说，体育赛事与电视转播的结合前所未有地扩大了出售身体意象的商业网点。于是，欲望、快感、力比多冲动产生的原始抒情终于在更大范围内成为一个交易繁荣的现代产业。这显然与左翼理论家赋予身体的解放使命背道而驰。
考虑快感、享乐主义与左派政治或者意识形态关系的时候，詹姆逊十分关注革命的需求与欲望、快感之间的辩证统一。《快感：一个政治问题》之中，他肯定了快感问题的政治意义。但是，詹姆逊表示怀疑的是，如果这种快感仅仅充当一种商品，仅仅是休闲的消费，这种快感会不会不过“是一种虚假意识”？显然，詹姆逊不愿意将快感变成推动资本主义社会消费之磨的动力，不愿意将快感作为等同于物品驱入商品经济的循环；只有冲击一个更大的政治领域，快感的意义才会充分地显现出来。所以，詹姆逊的快感考察提到了“双重焦点”。在他看来，人们不应该满足于快感的局部意义；快感不是自足的消遣，不是身体内部的某些奇妙的波动，快感必须“被作为总体乌托邦和整个社会体系革命转变的同一且同时的形象”。换言之，快感是身体的，但快感的意义是整个社会的。这即是詹姆逊所期待的辩证法。他解释说：“辩证法在本质上就具有创造一些途径将此时此地的直接情境与全球的整体逻辑或乌托邦结合起来的双重责任。”正像某种革命性的经济要求不该沦为经济主义一样，“一个具体的快感，一个肉体潜在的具体的享受——如果要继续存在，如果要真正具有政治性，如果要避免自鸣得意的享乐主义——它有权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并且能够作为整个社会关系转变的一种形象。”(詹姆逊《快感：一个政治问题》，《快感：文化与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150页)无疑，所谓的“社会关系转变”不是虚幻而空洞的意识形态口号，而是以身体快感为核心的一系列具体的社会原则。然而，对于詹姆逊所谈论的问题说来，影像空间的身体意象正在丧失革命的激情。从明星的形象、奔跑在运动场上的强健体魄到不无色情意味的女性躯体展览，影像空间的身体意象正在自觉地成为走俏的商品。正如詹姆逊所描述的那样，解除身体意象的压抑反而有效地巩固了商品社会的文化秩序。视觉无意识的解放被更大范围的商品秩序所封闭。这与其说是始料不及的后果，不如说证明了商品社会无坚不摧的吞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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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古希腊的悲剧，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认为，悲剧是模仿一个完整的、具有一定长度的行动。情节、性格、言词、思想、形象与歌曲是构成悲剧的六个艺术成分(参见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第六章、第七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这显然可以视为叙事学的滥觞。由于结构主义理论的启示，二十世纪的叙事学骤然兴盛。种种参与叙事的成分得到了精心的分析。例如，结构主义的经典之作《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之中，罗兰·巴特描述的叙事是一个由众多零件和各种动力系统构成的复杂结构。巴特认为，叙事是由功能、行为、叙述三个层次组织而成；每一个层次均包含了各种成分的互相作用，同时，这些成分的意义不断地从一个层次过渡到另一个更高的层次。尽管如此，巴特并没有提到“身体”在叙事之中的特殊意义。身体仅仅是行动主体的一个元素，这个不言而喻的叙事齿轮甚至没有必要单独提出予以论述——谁又会没有身体呢？
然而，现今看来，身体在许多时候隐蔽地形成了叙事的强大动力。如果说，巴特的叙事学是一种横向组合——巴特叙事学之中的纵向组合仅仅存在于几个层次之间，那么，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身体的意义以及对于事件的推动逸出了巴特所论述的几个层次而投射于另一根纵轴之上——这即是从社会生活的外部事件进入无意识区域。身体的性、色情和暴力主题尤其明显。巴特说过，艺术没有杂音；叙事是一个纯粹的系统(参见罗兰·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叙述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然而，许多叙事作品内部性与暴力的段落过度膨胀，以至于超出了叙事结构的负担。这是许多作品遭受诟病的原因，也是许多作品诱人的原因。从《
金瓶梅》式的色情描写到以命相搏的武侠小说，这些作品的特殊魅力很大程度上源于上述两个主题。除了悬念与结局的驱动，性与暴力还时常拥有独立于叙事逻辑的诱惑力。换言之，身体隐藏于故事的背后形成另一重秘密的叙事。相对地说，影像空间对于性和色情的展示予以更多的限制；因此，暴力主题是人们察看身体叙事的一个有效视角。
许多时候，暴力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暴力成为叙事内容的前提。然而，心理范畴——而不是叙事学的意义上——之内，暴力的叙事时常隐含了另一个潜在的情节：人们无意识之中的攻击能量逐渐得到了凝聚，形成
巨大的压力，然后因为一个酣畅的释放而复归于平静。
弗洛伊德相信，死亡本能隐伏在无意识之中，攻击无疑是这种本能所能找到的实现形式。这甚至成为弗洛伊德对于战争的阐释。通常的情况下，社会文明已经有效地制止了无缘无故的暴力行为。因此，人们的攻击能量只能在指定的狭小区域予以排泄。这些指定的区域时常被视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阀。许多人曾经对残忍的拳击运动表示抗议，然而，这种运动却在抗议之中长盛不衰。很大程度上，拳击运动是为攻击能量的释放制造一个规范的形式。如果说，拳击的游戏规则多少掩盖了暴力性身体侵犯的血腥意味，那么，叙事作品无宁说是产生种种接纳暴力的合适语境。叙事完成了一个特定长度的行动模仿；暴力行为有机地组织在故事之中，种种凶残的施虐由于故事的上下文而变得理所当然了。通常，文学的叙事作品是一种虚构，刀光剑影或者拳打脚踢仅仅是一种纸面上的游戏，合上书本即可放弃这种游戏；然而，影像符号活灵活现地显示了种种血淋淋的场面，人们与暴力的距离近在咫尺。表面上，人们仍然遵从社会文明的种种条款，文质彬彬地坐在电影院或者电视机之前；事实上，人们的内心正在为自己的嗜血欲望制造一个幻想性的满足。
与拳击竞赛规则相异的是，许多故事为暴力行为的合理性设计了更为相宜的气氛。人们时常可以看到这种类型的电影或者电视剧：主人公仗义行侠，但是因为武艺低下而备受屈辱，甚至屡战屡败；经过一番苦炼或者高人指点，主人公终于进入一个崭新的境界。最后一次对决来临之际，主人公昂然而起，痛殴对手，无论道义、名誉还是武艺均大获全胜。这个曲折的过程的确符合情节的基本定义——情节即是在打破初级的平衡之后重新回到了更高的平衡。另一方面，这个曲折的过程有效地解除了社会文明对于暴力行为的防范机制。至少在这时，暴力的渴求与正当的义愤——不论这种义愤的名义是效忠朝廷、抗御异族还是除暴安良——同仇敌忾。从故事制造的压抑到压抑的最终突破，情节演进一步一步卸下了施暴的心理负担，积聚起攻击的能量；最后的一刻到来的时候，攻击的快感化装成正义的呼声汹涌而出。如同组织于情节之中的色情景象更富于煽动性一样，叙事作品之中的暴力通常比拳击竞赛更加激动人心。暴力的释放是否隐藏了某种威胁社会文明的危险？这个问题正在得到愈来愈严重的关注，尤其是在暴力的叙事愈来愈广泛地制作为视觉商品的时候。电视屏幕之上的暴力行为成为观众的模仿楷模还是疏导了某些危险的情绪？迄今为止，种种社会学的调查研究和统计数据尚未在这个焦点上达成共识。虽然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的净化理论可能为第二种观点提供某种启示，但是，多数人仍然倾向于赞同第一种观点。至少人们可以认为，暴力行为的耳濡目染将使儿童不再对血腥和痛苦感到震惊。他们或者将残忍视为一种娱乐，或者将暴力视为解决冲突的有效方式(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可参见台湾学者郑贞铭的综述《电视暴力对儿童的影响》，《荧屏世界》1994年3期。近期的有关呼吁还可参见2000年8月2日《参考消息》6版的《美国议员教育工作者和家长呼吁坚决杜绝电视电子游戏暴力镜头》一文)。尽管如此，人们不得不意识到，主张疏导的理论无宁说更为靠近身体解放的命题，虽然这种解放仅仅是某种心理转移：
“宣泄作用理论”由费兹巴克提出，他认为青少年对于社会、学校和家庭所积累的外在压力，可以透过大众传播媒介暴力内容所给予以幻想性攻击来消除。因此，大众传播媒介之暴力内容反而对于青少年有稳定情绪，消除暴力倾向的功能。事实上，亦有社会科学家利用相类似的研究方法，却发现电视暴力节目具有宣泄作用，而降低其暴力攻击行为的倾向。(郑贞铭《电视暴力对儿童的影响》)
涉及暴力的叙事与疏导理论的时候，影像与现实的差异以及互动关系再度进入视野。没有人会因为影像空间的人命案而被逮捕，影像不是现实；另一方面，影像又深刻地介入现实，影像之中寓托的是种种真实的冲动。上述的双重意义共同投射到影像的生产制作之中。可是，考察身体如何投入影像的生产制作以及这些影像产品如何被享用时，人们还会发现另一个隐蔽的问题——身体的看与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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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与被看的关系意味了什么？看是一种享乐，被看仅仅是快乐的制造者。那么，谁拥有看的位置而谁必须被看？这是视觉快感分配遇到的首要问题。看是主体的权利，被看意味着被贬低为对象和客体；这曾经是戏曲演员——古代称之为“戏子”——地位低下的原因之一。这就是说，视觉与享乐的关系隐藏了视觉与权力的关系。
看与被看的关系可以寓含丰富涵义。看可能是一种心领神会，一种秘密暗示，一种心理交换；也可能是一种窥探，一种挑逗，甚至一种挑衅。陌生的凝视时常被解释为一种冒犯。电梯或者公共汽车这种狭小的空间，赤裸裸的凝视时常令人不安。人们形容某种眼光如同“锥子一般”，视觉可以形成胁迫的暴力。许多神话之中均有目光致命的故事，例如爱尔兰传说之中的巨人巴勒，塞尔维亚怪物瓦伊，特别是希腊传说之中的美杜莎。视觉暴力拥有繁多的形式，斜视、漠视，盯视，监视，仇视，如此等等。人们可以根据现实情境列出种种视觉暴力的梯度。这个意义上，人们的服装和寓所均是抵御视觉暴力的物质屏障。这时，被看也就是被主宰。
另一些现实情境之中，被看却可能成为巨大的荣誉。被看是领袖或者神灵接受膜拜的形式之一。人们在仰视之中承领领袖或者神灵身体形象的光辉。古代的领袖人物无法频繁地在公众场所露面，他们的“被看”是一种极其罕见的恩赐。电子传播媒介的出现理想地解决了一系列棘手的问题。现在，领袖人物现身于电视之中已经成为日常的一幕。演员——特别是明星演员——因为“被看”而成为公众的偶象，这显然是承袭膜拜形式的文化后果。
这个意义上，看与被看始终隐含了复杂的主宰与被主宰关系。对于多数演员说来，“被看”首先是为他人的视觉消费提供产品。他们不仅是以令人敬佩的表演美学赢得观众；许多时候，他们的容颜、身段、表情、性感程度必须有意无意地投合观众的窥淫癖。欲望是这些观众视觉消费的重要动机之一。这时，演员的身体充当了某种欲望的商品。如果说这是一种视觉区域之内的贬低，那么，恰恰是身体的商品功能予以充分的补偿。现代社会，身体的价格——即使仅仅是身体意象——远远超出许多人的想象。这种价格甚至诱使许多没有其他资本的人慷慨地将身体作为唯一的赌注。的确，不少明星利用身体——包括利用形象的性感程度——赢得了巨额利润；这些成功甚至兑换为充任某种文化领袖的资本。这时，他们从被主宰者转换为主宰者。于是，明星的发式、服饰、癖好以及声调、姿态均成为公众模仿的对象；明星使用过的器具、住宅时常以超常的价位拍卖。例如，电影明星对于时装款式的左右可以视为文化领袖的魅力。珍妮弗·克雷克曾经如此描述好莱
坞电影明星与巴黎时装之间的互动：……尽管巴黎仍然标志着时装的尖端，来自美国的新技术和新观点却不断进入巴黎时装界。而好莱坞的发展则进一步增进了巴黎时装和美国时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电影推广了新时装并产生了新的女性偶象。巴黎设计师被雇来打扮电影明星，而后者的形象又被影迷所效仿。好莱坞使巴黎成为时装业的中心。
在一个更大范围内，电影明星形象地制造了一个社会的文化风气。克雷克引述了尤恩的观察——好莱坞明星如何影响美国妇女：……对于这些妇女来说，“这些新电影是欲望、愿望和梦想的手册”。在这些电影中幻想和“改变现实的实际措施相结合”，“成了美国文化的一种视觉教科书，一种既混杂着浪漫意识又实际指点妇女们如何在城市里的新婚姻市场上表现自己的指南。”(珍妮弗·克雷克《时装的面貌》，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104页)
考察视觉与权力及其欲望的关系时，人们不得不考察这两对范畴之间的对称关系：男性／女性，看／被看。异性之间，看是男性的权力。男性是欲望的主体，女性是男性的欲望对象。这是性别之间的等级关系投射到视觉空间的表现。
这种等级关系无疑会成为女权主义理论的攻击目标。如今，人们对于女权主义的种种激烈主张已经反复领教。毫无疑问，女权主义者必将对视觉快感的分配方案提出强烈的异议。不少人承认，劳拉·马尔维的研究是这方面的奠基之作。她发现，男性通常是视觉空间的主动者。男性的霸权已经强大到了如此的地步，以至于女性的眼睛有意无意地被迫接受男性的视觉立场：
观察对象一般来说是女性……观察者一般来说是男性。这当然不是说妇女没有可能使自己成为观察者：从色情作品到浪漫小说之间，我们可以发现妇女在不同程度上被纳入或排斥于观察位置之外。但在所有情况下，包括以妇女为对象的大多数文本中，妇女的观察方式受制于男子的观察方式，而其特性则受到了否认。(转引自《时装的面貌》，157页)
人们可以从影像的制作之中看到，摄像机对于女性身体的摄取时常是以男性的兴趣和欲望为旨归。从卖弄风情的眼神或者令人着迷的纤纤素手到酥胸、大腿、臀部，甚至赤裸的胴体；总之，这是男性的眼睛所欲看到的女性身体。摄像机是男性目光的提炼或者延伸。当然，影像制作并没有回避男性身体；这些男性身体的基本特征是强壮的肌肉、高大的身材、坚毅的眼神、浓密的毛发——这一切通常被视为征服女性的外观。男性身体的意义首先是征服女性，这同样是男性神话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地说，影像摄制对于逾越了欲望范围的身体没有太多的兴趣，例如劳动的身体，疾病之中的身体，衰老的身体，婴儿的身体……这个意义上，视觉空间的身体与欲望已经被改写成男性的消费和娱乐——这种快感的享用是男性的特权。正如詹姆逊解释马维尔的观点时所说的那样：“那种快感观是男人‘有权观看’的权力的象征性表达，它的首要对象是妇女身体，或者更确切地说，妇女的肉体。”相对于女性而言，男性——另一个更为强大的性别群体——“又是作为他者、压迫者，和一个类似于阶级敌人的统治形式的实践者。”[同，(15)，142页]
但是，不无讽刺意味的是，这些饱经男性目光蹂躏的被压迫者竟然因为出卖身体而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嘉宝，费雯·丽，英格丽·褒曼，玛丽莲·梦露，伊丽莎白·泰勒，凯瑟琳·赫本和奥黛丽·赫本，这些声名遐迩的电影女明星不仅倾倒了无数的崇拜者；另一方面，她们那种豪华奢侈的生活方式令人咋舌不已。相对于大多数社会分工，她们的优厚报酬暗示了分配的不均和不公，身体的过高价格可能隐藏了某种制度性的不平等。从唐代的武则天到埃及女皇克利奥巴特拉，她们的身体是介入权力机构、登上权力颠峰的根源；众多当代的女性明星利用身体积聚财富，并且因此参与了资本的运作，例如从一个电影演员到“亿万富姐”的刘晓庆。许多时候，女权主义默认了这一切。女权主义理论家可能坚持认为，这些明星仅仅是男性文化的玩物，只不过这种玩物的形式华丽一些罢了；但是，她们所赢得的财富和荣耀是绝大多数充当“压迫者”的男性无法企及的。某种程度上，这是性别理论分析——以文化地位为标尺——和阶级理论分析——以经济地位为标尺——之间的分歧。人们没有理由对于这种分歧产生的距离视而不见。事实上，许多女性的“明星梦”之中隐含了出人头地的强烈愿望——这无疑包括了敲碎男性枷锁的企图，然而，这种解放的设想却是以进入经济上的特权阶层——另一种意义的压迫者——为标志的。如果一种解放是另一种压迫的循环，那么，这是真正的解放吗？
这一切无不表明，身体范畴的再现仅仅是增添了一个主导未来蓝图的重要因素。的确，身体隐含了革命的能量，但是，欲望以及快感仍然可能被插入消费主义的槽模。身体虽然是解放的终点，可是，身体无法承担解放赖以修正的全部社会关系。这个意义上，身体是局部的。局部的解放可能撼动整体，局部的解放也可能脱离整体。也许，整体论已经变为一个不实际的幻象；然而，无可否认的是，局部的解放也可能被另一种更加强大的传统所俘虏。因此，如何确认身体在社会关系之中的意义和如何避免身体沦为某种待价而沽的商品，这是提出身体范畴之后同一个问题的两面。
南帆，学者，现居福州。主要著作有《冲突的文学》、《文明七巧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