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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距今五十周年；1975年4月30日，越战结束，今年是二十五周年纪念。二次大战之后，西、东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在亚洲的朝、越两国同时以国家分裂、南北对立的形式展开。这两场战争是“冷战”期间的“热战”，是代表“自由世界”的美国对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世界”执行“围堵”政策的历史见证。
       和平不成,战争不像
       朝鲜战争爆发，台湾随即被划人美国第七舰队巡防保护的范围，是围堵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环节。在美国的保护伞之下，台湾当权者在政治上以“反共堡垒”自居，在军事上则奉行美国军令，以作为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而自豪。“不沉的航空母舰”是美军朝鲜战争指挥官麦克阿瑟将军的用语，他认为美国必须控制台湾，以便美国“用空军控制自海参崴到新加坡的每一亚洲海港”。越战爆发，台湾则为美军提供了最佳的补给、休闲服务。丛林战场上饱受惊吓的美国大兵，在台北中山北路的酒吧里得到温香软玉的回报。海峡两岸的分裂局面因朝鲜战争而确立；越战期间的酒吧文化则扩衍为意识形态上的亲美(从脸颊直亲到脚尖)、媚美(施政者以取悦老美为职志)习性，即使换了“政府”，阿扁还是以“让美国满意”为施政最高准则。美国永远是必须巴结、依附的主子。从这个角度来看，台湾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朝鲜战争与越战。
       台湾参与朝鲜战争与越战的另一个例证是：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除了烽火战场上的血腥杀戮之外，从美国本土到由美军所操控的韩国、南越领土之内，都进行着十分惨厉的“大清洗”运动：以肃清境内的“共产敌人”为口实，展开对所有左翼人士的检查与清剿。任何人只要与社会主义沾上了边，都可能被控以通敌的罪名，轻者饱受骚扰威吓，重者尸骨不存。前线的战争状态延伸为后方的全面整肃，情治单位不断坐大，成为制造白色恐怖的大怪兽。而这一切，在台湾内部，被准确地复制。
       关于二次大战之后的全球冷战结构，法国社会学家阿隆曾经以“和平不成，战争不像”来形容其诡异的状态，一种穷兵黩武的和平状态。“冷战”的用语首先出现在美国，由先后担任罗斯福总统和杜鲁门总统经济顾问的巴鲁克所提出，后被资深记者李普曼广泛使用而成为套语，李普曼还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冷战》。1947年左右，与冷战一词同时出现的还有“共产世界”和“自由世界”的对立命题。前者有时候也被“极权世界”或“铁幕”(邱吉尔和杜鲁门首先使用)等名词所替代。当时美、苏两极化的冲突，除了军事上的武备竞赛之外，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都在斗争纠缠之列。而在语言学方面，美国即使不是大获全胜，至少也是占了上风。然而，这种不假思索的道德化语言，却也在“自由世界”内部产生了极端紧张的社会关系！
       回到宗教法庭的时代
       反映在美国本土的是麦卡锡主义所煽起的“猎巫”运动。1950年2月9日，威斯康辛州选出的参议员麦卡锡在一个纪念林肯诞辰的聚会上发表演说，声称他手上握有一份205人的名单，这些人在政府部门组织了一个共产党的间谍网络，他们是侵害美国的叛徒，目的在扩大共产势力，让“自由世界”逐日退缩。一时之间，美国社会仿佛回到中世纪宗教法庭的时代，异教徒常被以巫师、巫婆的罪名投入火堆。麦卡锡并没有创造麦卡锡主义，他只是以最粗暴的语言激发潜藏在美国社会内部的不安。其实，早在1946年，杜鲁门总统就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专门调查联邦公务员的“忠诚度”，凡有“安全顾虑”者动辄被解职(最近的李文和案，仿佛又看到这个委员会的影子)。司法部门列出“颠覆组织”的名单，这些组织的成员及其友人都被预设为嫌犯，同时也是联邦调查局(FBI)监控的对象。麦卡锡的数字就是来自情治单位的调查资料。
       从1947年到1954年，共有1054位公务员遭到解雇。即使在好莱坞电影圈也是人人自危，贾利·古柏、华特·迪斯耐，乃至当时担任演员工会主席后来干上美国总统的里根都曾被迫做清白的表态。有多位引用《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保障条款而拒绝做交代的演员，后来被送进了监狱。即使像卓别林这样的喜剧大师，也被迫离开居住了四十一年的美国。
       “自由世界”与“极权世界”之分形成一种语言的污染，那些自许为“自由派”的人士，那些公开要求社会改革的异议分子，那些鼓吹种族平等的街头运动者，往往就被视为“同路人”，而“同路人”即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苏联的间谍，就是美国的叛徒。作家的文字受到严苛的分析和检查，不合规格者往往就被没收护照，撤销美国公民资格。写有《一个推销员之死》的名剧作家阿瑟·米勒，就曾经因为被放逐而潦倒异国。“爱国专家”胡佛所主导的联邦调查局成为一个庞大的、对内开打的战争机器。
       1950年麦卡锡的危言指控之后，各州即有大大小小的调查委员会成立，形形色色的“黑名单”和“灰名单”到处流传。凡是名列黑名单的人，即使是教师或工人，也很快就面临被解雇的厄运，而且黑名单如影随形，他们几乎再也找不到工作。灰名单上则是有嫌疑的分子，一旦列名其上，别人也就敬而远之。有些人为了自保，揭露同学、同事、亲友；有些人甚至以捏造、诬告来报个人私仇。这种风声鹤唳的气氛，连驻外单位也不能避免：1953年，麦卡锡调查委员会的成员科恩和席尼展开美国驻外文化机构的调查。一回到国内，他们就主张各大城市美国文化中心的图书馆都应迅速进行清理，因为书架上堆满了“共产党的书籍”，理应全部烧毁！
       集体性的恐共、仇共情结
       二次大战的结局让举世都见识了原子弹的威力，美国也因此兴起依其面貌重塑世界秩序的雄心壮志。但是，1949年，苏联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翌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从二战胜利的狂欢中惊醒过来，发现世界正在逐渐脱离其掌握。为了展现其领导世界的努力与决心，美国介入了朝鲜战争。
       美国本土“猎巫运动”的全面开展及宣传，塑造成集体性的“恐共”、“仇共”情结。美军是带着这样的情结进入战场的。朝鲜战争于1950年6月25日爆发，翌日，美国即紧急调派驻日部队开往朝鲜半岛。6月27日正午，杜鲁门总统公开声明，对朝鲜战事进行武装干涉，舰队并随即开入台湾海峡。当晚，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追认出兵朝鲜的既成事实。集体性的恐共、仇共意识在战场上发酵，变成对“疑匪”，对可能的“附敌者”无情的猎杀。麦卡锡主义渲染下的“万恶共产党”激发了美军的嗜血欲望，并在战场上通过机枪和炸弹获得最大的满足。
       美军一进入南朝鲜境内，即进行坚壁清野，肃清潜藏的人民军。许许多多逃离战乱的难民，因此死于非命。上级的指令是：对可疑的避难者，无条件射杀。美军屠杀良民的事件，近几年来才逐渐披露。“老根里事件”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1950年7月26日，第一机装甲师团所
       属的美军在忠清北道永同郡老根里的铁道旁，活生生射杀了300名避难平民，只因为他们的身份被怀疑。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戮，在战争过程中层出不穷。根据韩国民间团体“良民屠杀对策委员会”的调查，光是国防部纪录有案的，就有37件之多。朝鲜的统计资料当然更为庞大：仅仅在战争初始的1950年7月一个月内，美军即在南朝鲜13个市道，共屠杀了42008人。
       1950年10月，美军开始往朝鲜推进，在“焦土化计划”的指令之下，被无辜杀害的平民更是难以计数。据统计，仅仅到1950年底，即有17万以上的平民死于美军的屠戮。其中，在信川郡被美军杀害的即有35383人，占当时该郡总人口数的四分之一。
       美军在朝鲜战争期间对平民的大量屠戮，除了因集体化恐共、仇共而衍生“猎杀红匪”的亢奋情绪之外，种族歧视也是原因之一。手无寸铁、黄皮肤、矮个子的朝鲜百姓，在手中握有精密武器的美国大兵看来，是劣等民族，其生命低贱如土。恐共、仇共情结加上民族优越感，塑造出一批又一批冷血的杀人机器。这些杀人机器在越战中造成更骇人听闻的人间惨剧。
       以杀人为乐事的“终结者”
       1965年3月，约翰逊总统派遣两营海军陆战队登陆越南岘港，美军正式卷入越战。到1975年4月30日自西贡撤退为止，十年之间共有二百多万美军在越南服役。25年之后，这些越战老兵如何看待这一场战争呢？今年有一部集体拍摄的纪录片，名为《冬日战士》，由越战老兵叙述他们自己对战争的记忆。从他们的叙述中，可以了解国家机器是如何抑制他们的道德意识，如何激发他们攻击、侵略的动物天性的。他们提到教战手册中的句子：“一个活着的越南人，就是有越共嫌疑的人；一个死去的越南人，就是真正的越共。”“如果一个农民在你接近时逃跑，那么他是越共；如果他不逃跑，那么他是聪明的越共。在两种情况之下，都必须将他射杀。”
       这样的战争逻辑，将每一个美国士兵都变成以杀人为乐事的“终结者”。老兵们还谈到，当时的奖励制度是：以越南人的耳朵(不管死的、活的)换取罐装啤酒，耳朵数目越多，喝得越是过瘾。至于焚毁村落、强暴、刑求、以小孩为枪靶……更几乎是每天的例行故事。美军当然也拘捕了不少战俘，由直升机运送到集中营。但是，老兵说：“我们被教导，要算战俘的人数一定要等到直升机降落之后，因为，有一部分，早就在飞行途中被丢了下去……”
       美军最后是屈辱地离开了。但是，美军在越南使用了1500万吨爆炸物，4200万公升落叶剂。战后25年来，依然有38248个越南民众死于未爆弹，有1000万人受到落叶剂的毒害，落叶剂污染地区的畸形儿比例特高，越战的伤痕将延续好几个世代。
       一般估计，整个朝鲜因战争而丧生的人数高达300万。越战中，美国有5万8千人丧生，越南因战火而死亡的人数超过300万，而且，战争遗毒蔓延，即使时隔25年，数目还在不断累增当中。
       进入“后冷战”的时代
       一般人定义“冷战”，或强调其悬而未决的对峙状态(譬如阿隆“和平不成，战争不像”的说法)；或从核子弹头“恐怖平衡”而强调其不得不然的冷静与自制。这都是偏重其“冷”，而忽略其“战”。朝鲜战争和越战正是“冷战”期间的两场“热战”，对朝鲜半岛和中南半岛的居民来说，都是极端狂热、酷厉、难以抹灭的血腥记忆。何“冷”之有？
       美军所到之地，更留下了一个恐共、仇共的恐怖结构：威权政府利用军方武力和庞大情治系统，对异议分子全面网罗和刑戮，韩国和台湾尤其是最鲜明的例子。早在1948年4月3日，在美国军政统治下的济州岛发生民众抗争事件，美军协同韩国军警展开武装镇压，以讨伐共匪为名，在济州全岛进行搜捕、屠杀，受难者多达3万人。直到1980年的光州事件，美国支持全斗焕政权派兵镇压，有250名示威者惨死街头。
       此外，根据1950年6月27日《纽约邮报》的报道，美国在决定参与朝鲜战争的同时，联合参谋部就拟定远东政策，其中即决定“采取防止台湾陷入共产党之手的任何措施”。这些措施当然包括支持蒋介石政权以“反共”之名进行清除异己的工作。蒋介石在美军第七舰队的协防翼护之下，展开一场对台湾岛的全面大扫荡。白色恐怖从五十年代持续到八十年代，无数知识分子、农民、工人因“匪谍”之名而被捕入狱、失踪、死亡。直到1984年12月，被关押最久的政治犯林书扬先生终于在入狱34年又7个月之后获得假释，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严，台湾才真正从白色恐怖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在台湾，我们习惯于依循美国的说法，将冷战定义为“自由世界”与“共产世界”的对峙，相对于“邪恶”的共产世界，自由世界提供了美好的梦想。然而，血腥的历史告诉我们，所谓“自由世界”其实有它恐怖的一面，而且不是单一的恐怖事件，而是整个恐怖的结构。这一结构曾经侵吞了无数的性命，曾经使无数人的身体遭受摧残，无数人的精神遭受难以想象的折磨。朝韩高峰会谈之后，我们算是真正进入“后冷战”的时代。这个时候，回顾前尘，我们需要更多的冷眼去观察世局，却也需要一副热心肠去改变那些被扭曲的现象，改变不合理的历史构造。
       刘鸣生，学者，现居台北。主要著作有《从改革者到掘墓人》等。
       参证文本：
       朝鲜战争的内部与外部因素
       ·黎建江
       朝鲜战争是二次大战后的分水岭。在二战中，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的苏联为抵抗纳粹所建立的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因朝鲜战争而彻底瓦解，开启了尔后四十年的冷战对峙。
       美国在亚洲的布局也因朝鲜战争的爆发而产生巨大的转向。1949年中国共产党完成革命之后，美国政府主张承认新中国政府的主张一度占了上风；由于朝鲜战争，这派主张遂被打入冷宫，美国因而失去及早与新中国建交的时机。美国政府并展开长期对新中国全面的围堵与封锁。
       对于台湾，朝鲜战争更改变了它的命运。由于朝鲜战争，美国派遣第七舰队阻止中共的渡海，造成两岸长期分割的现状。近半世纪来，台湾内部政局的形成，包括戒严、白色恐怖反共清洗、经济与思想文化的高度依赖美国，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受朝鲜战争的影响。可以说，朝鲜战争是二十世纪的重大转折点。
       朝鲜战争成因的演变史
       早期西方主流媒体与政客们，对于朝鲜战争成因的说法，几乎众口一辞地认为，朝鲜战争是苏联赤化世界的一个步骤。在斯大林的运作下，北朝鲜“侵略”了南朝鲜，因而爆发了朝鲜战争。
       例如，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他于1956年出版的回忆录第二册中，便毫不犹豫地认为，“共产主义在朝鲜的作法，就如同过去希特勒、墨索里尼及日本人的作法一样”。当时美国国务卿艾奇森在1951年美国国会作证时也声称：“莫斯科射来一根利箭于墙上，带来这个警告信：‘投降，否则就被征服！”’当然，亦有冷静的见解，如美国的外交家柯南便认为朝鲜战争只
       是朝鲜内部的冲突，原非国际战争；“而所谓北朝鲜的‘侵略’，完全误用‘侵略’的正常字义”。柯南的见解在当时美国政界是空谷足音。然而，日后西方学界的研究，却发现他的说法最接近真实。九十年代末，美国政府办了一个回顾朝鲜战争的研讨会。第一场：“历史舞台的形成：朝鲜战争的起源”，唯一的论文发表人马特雷便指出，朝鲜战争成因的解释四十年来出现戏剧性的变化。他引述八十年代出的几本研究朝鲜战争的书，认为朝鲜战争原来只是一个内战，所谓“北朝鲜的侵略”，其实乃是内战末期北方最后一次攻击，犹如在中国国共内战中，在三大会战之后中共最后的渡江战役。垂死的李承晚军队就如当年退守江南的国民党军队一样，面临被朝鲜人民军彻底消灭的命运。或许这出戏才于一两年前在中国演过，美国政府在记忆犹新之下便迅速地介入朝鲜战争，并极力宣称这是北朝鲜在苏联操控下对南朝鲜的侵略，以正当化其行径。当然，当时美国政府充满了恐共、反共的情绪，“真心”地相信朝鲜战争是苏联赤化世界的一部分，因此其宣称更显得理不直而气壮，迷惑了西方一代人。
       朝鲜战争是朝鲜内部矛盾的产物
       马特雷认为，对朝鲜战争成因解释的戏剧性变化，主要是康明士的贡献。康明士于1981年出版了极具影响力的力作《朝鲜战争的起因》，搜集了大量美国与韩国方面的资料，认为要了解朝鲜战争的原因，首先要了解1945年到1950年朝鲜的历史，甚至要从日本殖民时代的朝鲜史来考察，质言之，从日本殖民统治起，朝鲜内部便发展出一股抗日力量，他们追求民族的解放与国家的独立。当然，这股抗日力量由于其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是一股主张社会主义的左翼力量，并深受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及当时苏联反帝反殖民主张的鼓舞。这股力量成为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国际反法西斯运动的一部分。
       日本投降后，他们继续进行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的工作。但这时由于美国扶植李承晚，遂爆发了朝鲜的内战。由于李承晚军队并不是根植于朝鲜社会(特别不是发展自朝鲜原来的抗日力量)，全靠外力(美国)的支持，在内战中便不敌金日成领导的朝鲜人民军。在这个情况下，李承晚只有请求美国出兵参战。这情形当时在亚洲相当普遍。二次大战期间(有些地方还可追溯到战前)，日本在亚洲的侵略激起亚洲各国人民的抵抗。这些抵抗力量多数都由左翼分子来领导。十月革命给亚洲(及世界其他地区)人民的反帝反殖运动很大的启示，左翼运动便在亚洲遍地开花。当日本侵略来临时，各国的殖民及封建统治者都无力抗争，甚至投降而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帮凶，置广大老百姓于侵略者的铁蹄下呻吟。于是各国最坚决的抗日运动便只有由深具反帝理念的左翼人士来领导。日本战败后，这些长期抗日的左翼力量由于深受人民的拥戴，便成了战后各国的主要政治力量。
       美国的介入与中国的出兵
       亚洲各国这股由左翼人士领导的政治力量引起美国高度的不安。美国在战后想独占亚洲势力范围，认为这是他们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后应享的果实(美国当然不会把中国抗日的贡献考虑在内)，这更是十九世纪末美国转型成帝国主义后积极寻求亚洲市场的逻辑结论并且在雅尔塔会议中得到英、苏两强的认可。雅尔塔会议三强共议战后的势力范围，在势力范围的争执上，主要集中于欧陆。出乎美国意料之外，斯大林对战后亚洲的势力范围并不太在乎，甚至包括答应对日开战，亦未要求与美国共同占领日本(如欧洲三强战后共占德国那般)。斯大林要的，只是一个贫瘠的外蒙古，以及朝鲜半岛的暂时分占，其他地区，包括广大的中国市场，全都划入美国的势力范围。因此，美国之签定雅尔塔会议，在欧洲部分虽然曾经引起美国国内一些人的批评，认为对苏联让步太大；但在亚洲部分则未听到不满的批评。
       在得到雅尔达体制的认可下，美国从十九-世纪末起便想独占亚洲势力范围的梦想终于露出实现的曙光。但这个半个多世纪的梦想却毁在中国革命的手中。中共在基本上没有外援(苏联因雅尔塔会议的承诺，在国共内战中基本上是中立的)的情况下，打败了受美国大量援助的国民党军队，从而破坏了美国独占亚洲势力范围的企图。这是美帝国主义在战后称霸世界企图的最大挫折。
       朝鲜的内战，正是中国国共内战的翻版。有了“失去中国”这种刻骨铭心的教训，美国不能再听任李承晚军队的覆败。仅靠援助是不够的。正如在中国国共内战末期，美国麦克阿瑟将军曾说：挽救中国的战局只有靠他直接带兵投入战场。这次在朝鲜半岛的战役他便毫不犹疑了。
       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完全是客观形势逼迫出来的。这一点目前已受到多数研究朝鲜战争学者的公认。
       朝鲜战争爆发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刚过半年。对于刚经历了八年抗日四年内战，再加上货币、经济的崩溃以及国民党残存力量的威胁，这已足够令中国领导人忙不过来了。在新国家刚诞生而未站稳脚步之际，维持和平而友好的国际环境是施政的首要考虑。因此，中国投入朝鲜战争，完全是后来形势逼迫出来的。
       中国投入朝鲜战争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除了上述对新国家建设的分心以及战场上直接的伤亡之外，还因为与美军的对峙而受到美国日后在军事上的围堵，经济上的封锁，外交上的孤立以及使台湾问题长期化。
       但是，中国投人朝鲜战争也有丰富的果实。打败了美国这个不曾战败过的超级强国，不仅对中国的民心有极大鼓舞，也感染了全世界反帝民族解放运动。“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这个说词成了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第三世界反帝运动的信条，对于世界左翼运动的影响甚大。至于巩固中国的国防，提高中国的国际声望，等等，更不在话下。
       因此，中国之投入朝鲜战争虽是被动的，中国也因此承受巨大的损失；但中国也不是无奈地接受强权的摆布。中国从被动的参战中得到锻炼，得到成长。
       苏联的态度
       和当时美国的说词相反，苏联不仅不是北朝鲜“南侵”的策动者，甚至对介入朝鲜战争采取极端谨慎的态度。
       当美军在仁川登陆成功，北朝鲜的局势开始恶化之际，金日成迅速向中国寻求援助。中国领导人在激烈争论后作出派遣志愿军赴朝的决定。为此，毛泽东派周恩来专程赴莫斯科向斯大林说明。毛泽东知道斯大林的顾虑，深恐因此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斯大林不愿此时便与美国摊牌。因此，中国并不要苏联参战，仅要求在外交上表示支持，并提供武器即。可。斯大林原本答应了，但第二天当周恩来刚离开后便反悔了。为此，周恩来十分生气，要斯大林遵守协议。最后的协议是，苏联在外交上支持，但却不提供武器及后勤辅助。于是中国在朝鲜战争中，不仅出人还要出钱。
       斯大林的保守态度和他对中国共产党一贯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斯大林不相信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会成功，也不太乐意看到中国革命的成功。另外，从雅尔塔体制的安排中，可以看到斯大林关心的是苏联这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定。他对东欧国家划入战后苏联势力范围的要求，主要是出于这层考虑，即划出苏联与西方资本主义之间的缓冲地带；而不是为了支援东欧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易言之，斯大林对所谓“赤化世界”的企图心，还没有西化反共人士所形容的那么强烈。
       (本文原载台湾《左翼》杂志第八号)
       黎建江，学者，现居台湾。有著作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