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还是个孩子时，我读过一大堆科幻小说。尽管我早就知道我这辈子注定了要做个科学家，但令我对科学发生兴趣的，绝非科幻小说中的科学，而是它所描写的未来社会情景。不管是好是坏，它们总是跟我们自己的时代迥然不同。这引导我从科幻小说进入乌托邦文学世界，阅读了柏拉图的《共和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及爱德华·贝拉米的《回望》(贝拉米，1850-1898年，美国作家。《回望》是一部乌托邦幻想小说，虚构了一个消灭私人财产，根除战争、贫穷、犯罪和多种疾病的理想社会)，也读到了反面乌托邦的文学，比如阿尔都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及奥威尔的《1984》。近些年来我的兴趣有所转移，不过既然我们进入一个新千年，我们自然有理由探讨一下未来我们将进入哪种乌托邦或反面乌托邦。
       上个世纪末的时候有一大堆候选者，契诃夫的小说《三姐妹》(正好写于一百年前)的人物似乎就被那些乌托邦梦想所吸引。比如，在第二章，沃什宁上校说：
       再过一两个世纪，或者再过一个千年，人类将过上一种新的生活，幸福的生活。我们自然看不到那一天了，但我们正是为那一天而生活、而工作。我们也为此而经历痛苦，我们正在创造这一前景。这是我们生存的目标。我们所知道的唯一的幸福就是为这一目标而努力。
       沃什宁的希望并没有在本世纪完全实现。十九、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乌托邦理想是社会主义，然而它却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失败了，那里给予人类的并不是乌托邦，而是恐怖的反面乌托邦。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十九世纪乌托邦思想甚嚣尘上之际，马克思自己曾嘲笑乌托邦思想，并宣称要代之以历史科学来指导人类。
       虽然如此，我仍然看不到乌托邦绝迹的迹象。事实上，目前公众舆论中出现了五种非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当然彼此有所交叉)，每一个都有一个或多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平等、自由、生活质量等等诸如此类曾在过去激发过最伟大的乌托邦的概念。
       自由市场乌托邦
       政府已丧失了其大部分职能，唯一的职能似乎就是惩罚犯罪、执行契约、保障国家安全。由于取消了各种人为的限制，世界正在工业化，也更繁荣了。
       这一乌托邦有一个长处：就是它绝不强求要改进人的本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非得喜欢它。你可以争论说，自由市场使某些东西(生产率？国内生产总值？帕雷托效应？)最大化，不管是哪一种，我们都得想一想，最大化的是什么，是我们所欲求的吗？
       在自由市场下明明白白地不能得到最大化的是平等。我此处所说的平等，并不是用来偷换平等概念的苍白的机会平等，而是平等自身。自由市场制度不管出于何种目的给有才能的人以丰厚的回报，但我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没有才能的人就只配得到比别人少的美好的东西。假如没有政府的干预，你如何增进平等，如何为那些坠入社会底层的人提供保障网？
       并不是每个人都看重平等的价值。柏拉图就很少提到它，尤其是在雅典的民主制度薄待他心目中的英雄苏格拉底后。他把社会比作人的心灵，来解释他的僵化的社会阶层：护民官就是理性部分，士兵是精神部分，农民和工匠则是地基部分。我不知道他是否有兴趣用自我来比喻国家，或者用国家来比喻自我，两千多年来，这种无聊的类比一直被有闲阶层用来自慰。
       当乌托邦思想风起云涌时，平等是其背后强劲的动力。1381年，英国农民和工匠起而反抗封建统治(即瓦特·泰勒起义)，他们的口号就是布莱克海斯地方的约翰·鲍尔(?一1381，英国传教士，瓦特·泰勒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所鼓吹的：“当亚当种田、夏娃织布的时候，谁是贵族？”法国革命既追求自由、博爱，也呼唤平等；奥尔良的路易·菲力普·约瑟夫为取悦于雅各宾党人，改名菲力普·埃加利特(Egalit，法语意即平等；不过，他的新名字和他本人被选来作为路易十六的行刑者，都没有使他躲开恐怖，他和国王及成千上万法国人都平等地上了断头台)。十九、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核心目标就是结束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贝拉米《回望》最后一章的标题简洁明了，就是《平等》二字。然而，二十世纪的历史却开了个残酷的玩笑，共产主义的合法性在于追求平等的激情，可最后在某些国家却是多数人平等地贫困。多数人都陷入贫困中，除了极少数政治家和名流及其家属，他们可以住好房子、吃好食品，用上先进电器。共产主义在这些国家的受挫所败坏的可能就是乌托邦思想中的平等主义观念。因而近来只要谁提平等地分配财富，就难免被人指责为又要搞阶级斗争了。
       当然某些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人人皆知，只有少数人能拉小提琴，能做工厂经理，能做全美职业足球联盟中的投手。法国大革命时期，平等观念一度演变为人人都拥有同样的能力。据说在拿破仑军队中，每个士兵背包中都装着元帅的指挥棒，时刻准备指挥千军万马，不过我相信没人真心希望看到某个士兵用上它。就我自己的职业而言，如果有人提议说，我工作的物理系选择研究生和助教时别太严格了，我是坚决不能同意的。不过，能力的不平等，格外地造成了职业、声望、威信方面的不平等，这正是某些人奋斗的强大动力。难道非得在财富的不平等外再增加这些不平等吗?
       这档事不能从纯粹经济角度看。经济学家告诉我们说，收入的不平等具有重要的经济功能：不同的食物有不同的价格，这有助于配置农业资源，从而生产出人们想要的食品，因此劳动和资本所得的不同回报有助于人们安排自己的职业、资金的投资方向，以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不过这组不平等之间却是有区别的，小麦和黑麦之间的相对价格无足轻重，它们仅仅具有提示人们调整生产和资源的经济功能。然而它们所带来的经济后果——财富的不平等，终归是一种罪恶，败坏了千百万人的生活。
       那些成长于较优越环境中的人士总是很难理解这一点。他们把减轻不平等的种种努力都称之为“嫉妒政治学”。富人们可以从美国文学中对不平等所带来的危害获得一些感性认识，也许因为，美国把致富发挥到了极致。这种恶果在德莱塞的小说中反映得最充分，这位作家成长于镀金时代一个穷人家中，当时美国的财富不均达到了顶峰。或者也可以翻翻微拉·卡瑟的小说《保罗案件》，对于富裕生活的疯狂渴望导致小男孩保罗宁愿放弃自己沉闷的一生以换取数天的奢华生活。
       同样明白的是，自由市场不能把文明最大化。我所说的“文明”，不光指艺术博物馆、大歌剧，也指所有那些不仅使我们得以生存，更使我们活出高质量来的公共和私人物品。每个人都能列出自己的一长串名单。就我自己而言，文明就包括古典音乐电台及优美的古城风貌，而没有电话推销或拉斯维加斯的份儿。文明是精英主义的，只会偶尔合乎大众的口味，因此，如果没有私人捐赠或政府扶持措施比如补贴、调节或税收减免等，就不可能繁荣。
       文明的另一方面则跟我的专业有关，即基础科学研究，比如研究自然规律，宇宙或生命的
       起源之类，这种研究显然不能用直接的经济效益来衡量。东欧国家正在建设自由市场制度，当然有很多好结果，但随之而来的是，这些国家那些不能带来利润的科学基础设施的严重破坏。在美国，随着电话工业向自由市场靠拢，导致贝尔实验室几乎完全放弃了其纯科学研究，而它一度曾是世界领先的私立科学研究机构。
       如果我们一方面可以听任平等和文明在自由市场上碰大运，另一方面又期望一个已经萎缩的政府尚能保障我们免于压迫，这当然很好。但这纯属幻想。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暴政的危险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来自雇主、保险公司或保健机构，为此我们需要政府来保护我们。说工人们可以通过跳槽来免于雇主的压迫，这无异于说，一国的国民可以通过移民来逃避政府的压迫。
       精英统治乌托邦
       政治事务由一个明智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领导阶层管理就可以了。
       这是柏拉图的理想。在《共和国》及其它对话中，柏拉图描绘了一种等级制社会，在那里，农民和士兵受一个才智出众的“保护人”阶层的统治。在另一篇文章中，柏拉图则想象，这是古雅典与亚特兰蒂斯战争前的制度，那是遥远的九千年前的事了。我们时代则有一位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宣称，一个社会只需其最拔尖的3％到5％的精英，就可以有效地管理其公共事务。中国也赞同这说法，而且恐怕觉得连3％都不需要。甚至连法国、日本这样的民主国家也只从特定的教育机构——国家行政学院和东京大学来选拔其官员。
       近几年来东亚经济低迷，使李光耀等人关于“东亚模式”下技术官僚制度多么高效的说法，看起来不那么可信了。而在此之前，阿玛蒂亚·森等经济学家就曾指出，从经济方面而言，独裁政府总体来说并不比民主政府表现更好，反倒可能使经济蕴涵巨大风险。但是精英统治还有更大的恶果。
       诚如托克维尔所指出的，即使精英统治政府确实是高效的和有公德心的，对它的公民所产生的效果则是将其变为婴孩。更何况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具有如此美德的精英统治政府。在每一位马可·奥勒留(121—180年，古罗马皇帝，新斯多葛哲学的代表人物)背后，都有一位康茂德(161一192年，马可·奥勒留之子，古罗马皇帝，性粗鲁而昏庸暴虐，好莱坞电影《角斗士》就是讲述他的故事的，当然加上了虚构)之类疯狂的人物，在伺机夺权。
       历史上尚没有一位统治精英到最后不把自己的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不管他是从哪个特殊阶层遴选出来的都无济于事。巴枯宁在攻击马克思主义时指出，根本不可能把工人推为统治者，因为一俟他们到了那个位置，他们就再也不是工人而是统治者了。在《回望》一书中，贝拉米同别的社会主义者一样主张，当生产工具都转归全国劳动大军后，工会就是多余的，因为那时工人自己就是工厂的主人。这种主张在苏联从来没有得到过实践，哪怕是一丁点。也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从工商业中选出来的统治精英会表现得好一点儿。H．G．威尔士等乌托邦作家曾幻想把处理公共事务的权力交给科学家，但就我所知，我的科学界的朋友不会有谁对这一提议感兴趣。我知道有几个理论物理系的人士曾很积极地进行竞选，目标当然不仅仅是当系主任。尽管如此，我看不出任何迹象能表明，在治理国家上，科学家会比别人干得更好。
       权力放在任何精英手中都是不保险的，实际上放在不管任何人手里，都是不保险的。如果取消对于直接民主的制约，少数必将面临多数的暴政。如果不是在其间插入一种精英司法制度，很多国家的多数派就可能实行种族隔离，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公共学校中引入祈祷课程。还有多数借国家力量，把自己所信奉的宗教强加于阿尔及利亚、阿富汗等伊斯兰国家。那么结论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信任地把权力交给何人呢？w．s．吉尔伯特给出了一个相当简单的答案：在轻喜剧《有限乌托邦》中，国王行使一切权力，但却时刻处于由两位贤人组成的公共监督官夺权的危险中，他们解释说：
       我们的职责就是侦伺／国王的违法之举，／盯着／他的一举一动／不管何时，只要他搞诡计，／耍什么流氓，／我们／将让他不得好死。
       我们须接受这一事实：在现实的世界中，是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之道的，我们不可信赖任何人。我们所能希望的最好的安排是，权力被广泛地分散到很多互相冲突的政府和私人机构中，其中每一个都会与他人结盟反对某一机构的专断，今日美国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
       宗教乌托邦
       宗教复兴正在席卷全球，十九世纪开始的社会世俗化过程逆转了。很多国家继伊朗之后，由宗教领袖出任统治者。美国似乎也回归其最初的基督教国家。只有那些不触及宗教信仰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才能得以进行。
       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有人声称宗教可以解决当今世界的诸问题。历史上人们的宗教信仰就各各不同，导致的悲惨历史仍在今天的北爱尔兰、巴尔干、中东、苏丹、印度等地上演。不过，跟为宗教而战一样恶劣的是强制实施宗教统一。在压迫我们的一切精英中，最危险的就是此类打着宗教旗号的家伙。他们更有威势，因为他们会威胁说，你不仅在现世会被惩罚，到了来世还将遭报应，他们的实力更具渗透力，因为它把手脚伸到性生活、家庭生活之类本属个人选择的范围。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已经尝到了这种宗教统制的滋味，在伊朗、沙特阿拉伯、阿富汗这样的国家，妇女的自由受到严格的限制，而圣战则把孩童都卷了进来。
       信教的读者也许会说，所有这些危害都只由于曲解宗教所致，而非宗教本身出错。然而，宗教战争和宗教迫害在整个历史上都是宗教生活的中心。唯一所改变的，似乎只是目下，只在世界某一角落有某一帮人还在曲解真正的宗教信仰。事情并非如此，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和人文主义取代宗教广泛传播，它反过来也影响到宗教，使宗教更趋于宽容。并不是宗教提高了我们的道德感，相反是我们的道德价值之长期提高改进了人们宗教信仰的方式。人们是否信奉某一宗教，仅取决于他们是否相信宗教教义，而不再是宗教可提升社会道德水准的幻想。
       绿色乌托邦
       世界应该告别工业主义，复归一种简朴的生活方式。小社群自给自足，自己生产食物、建造房屋、打造家具，用电则只限于太阳能、风能和水能所发的电。
       这是一种经常出现于现代文学中的乌托邦，比如尤尔萨拉·勒圭因的科幻小说。不过现代作家经常把他们的乌托邦安排到外星球。而对地球上的田园牧歌式的乌托邦的描写则以威廉·莫里斯作于1890年《乌有乡消息》[这书名乃是模仿莫尔的《乌托邦》(utopia)，这词可能来自希腊语的eu一+topos，意思是“好地方”，或者是ou一+topos，意思是“不存在的地方”。第二个意思曾为萨缪尔，巴特勒在其Erewhon(1872)所采用，在那儿nowhere应该倒着发音，意思是除了不存在外，还表示它要完美是多么困难]最为精彩。莫里斯笔下未来的英格兰，哈默斯密斯和肯辛顿又成了小村庄，全国性政府成了多
       余的了，国会大厦成了堆肥场。莫里斯用有趣的笔调描写了书中一位英雄驾驶一条小艇，从伦敦到泰晤士河上游，一路所见两岸都是清新的农村风景。这当然很美妙，不过，果真如书中所写，则我们中某些人恐怕会思念伦敦城的。那些不用拼命干活的人，总喜欢把艰苦的劳动、特别是农业劳动浪漫化，莎士比亚笔下的亨利五世就曾想象，国王决不会像农民那样睡得香甜：
       像一个塞饱劳力换来的面包然后心无挂碍地上床休患的贱奴那样的熟睡；黑夜乃是地狱的产物，贱奴是永远看不到黑夜的，他像太阳神的马伕一般，从日出到日落他永远在太阳照耀之下流汗，整夜地在天堂睡觉；第二天黎明之后就起来帮着太阳神套马，就这样地追随着飞驰不停至死：这样的一个贱奴，只是没有繁文缛节的享受，以苦工度过白昼，以安眠度过黑夜，比一位国王舒服得多。(莎士比亚《亨利五世》)
       我怀疑任何一位现实中的农民会如此看待自己的工作，用梅尔·布鲁克斯的话说，“说到底还是当国王好”。
       某些乌托邦主义者，比如威尔士在《处于自由中的世界》中宁愿迅速减少地球人口，从而既可继续享受技术带来的好处，又能保持自然环境。这对于那些不能享受到乌托邦的人来说未免残酷，因为这等于说他们就不应该出生。莫里斯等另一些人则相信，摆脱现代技术的乌托邦仍能够养活同样多的人口。对此我不大相信，即使相信，也不想抛弃心脏去纤颤器和粒子加速器之类的技术。事实上，莫里斯是在骗人，他提到过某种帮人干那些手工干不了的活的“力”，但若没有工业体系，你从哪儿搞到这种东西?敌视技术也导致敌视科学。1994年6月4日，捷克诗人兼政治家哈维尔在美国费城独立宫发表演讲，说“我们绝非某种偶然的存在之物，……我们与整个宇宙有某种神秘的关联”，他呼吁“某种全新的……后现代的科学”。哈维尔所设想的后现代科学有盖亚假说，也即地球与生存于其上的生物构成一个统一的有机体。盖亚假说在表示生物与它生存的环境之间互相影响这理念上，是否比诗歌更吸引人，还可以探讨，不过很明显，哈维尔所想的乃是完美的绿色气息。这种只挑出科学之令人舒适的一面，而诋毁其他方面的说词由来已久。《乌有乡消息》中未来英格兰人从事某一些科学，对此作者只是简单解释说那儿的科学是不同于十九世纪“商业化”的科学的。对达尔文和麦克斯韦的科学事业竟然作如是评价，太令人惊异了。人们从莫里斯的乌托邦中所看到的科学工作就是收集漂亮的石头和蝴蝶。
       技术乌托邦
       信息处理、机器人、合成材料及生物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生产能力，至此财富分配问题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国界也是多余的，因为全世界都已通过光纤网联为一体了。
       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夸大技术将改变我们生活的程度。现在只差一年就到2001年了，但我实在怀疑亚瑟·c．克拉克所设想的人类到月球的商业性飞行能成为现实。某些技术已经发展到其平台期，已经不值得再去做进一步的努力，比如四十年前波音707投入使用以来，乘坐商业飞机的体验就没有什么实质性变化(协和飞机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其开发研制成本一直无法收回)。计算机技术明显地尚未达到其尽头，晶体管元件可以一直小型化下去，但是否能突破单个原子尺寸的限制?成功的技术总是有一种趋势：就是一旦它们为大量人口所用，就会自我设限。我很怀疑，同样是从曼哈顿穿越东河到哈得森河，今天开汽车会比一百年前乘马拉出租车快多少。互联网已开始显出拥挤效应。我也担心未来中国和印度装上二十亿台空调，这些热气也都是要排入大气层的。当然，新技术将无可避免地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巨变。但某些技术不会带我们进入乌托邦，反倒令我们满怀恐惧。技术就给了我们破坏我们自己所生活于其中的环境的力量。对我们人类的共同感觉构成最大的破坏将是，新型医学技术可以使人青春长驻，而只有富豪才付得起那笔昂贵的费用。还有一个问题，技术把人从工作的需要中解放出来以后，人们干什么去?诚如弗洛伊德所说，我们最大的需求乃是爱和工作。工作给了我们身份感和自己养活自己的尊严，也给了我们中很多人走出家门的理由。在《养育机器终结者》中，E．M．佛斯特设想了一个绝对舒适的世界，在那儿，人被彼此分隔在一个养育机中，他们这种生活想来就令人觉得毛骨悚然，所以当读者看到结局如书名所示一样时，都如释重负。
       有些乌托邦作者说，工作问题到时自会解决。威尔士曾含含糊糊地说，当技术使物质极大丰富后，人人都成为艺术家，贝拉米也设想，工人们四十五岁退休后，可以从事艺术和科学工作。我认为没有比这种想法更能增加人类的悲惨了。作为艺术爱好者，你只能读有限的新文学作品，听有限的新出的音乐，观赏有限的绘画雕塑作品，如果大家都成了艺术家，仅仅为了从中选择出一些最好的作品来欣赏，就是一件艰巨的任务。而作家、作曲家、画家和雕塑家，先不管他们从自己的工作过程中是否得到乐趣，他们中绝大多数会发现，他们尽毕生之力完成的作品，却根本就无人问津。科学家的结局同样悲惨。今天，一位理论物理学家根本不可能读过他如此狭窄专业内的所有论文，因而大部分理论物理学文章都如泥牛入海，根本没有任何反响。莫里斯则把技术排除在他的乌托邦之外，一来因为他留恋中世纪，二来也因为他希望为人们留下一点事可做。虽然现代技术使许多人觉得工作了无生趣，不过我觉得莫里斯的担心也是言过其实了。那些流水线上的不断重复、不需要智力，因而令人厌倦的工作，未来必会全部由机器人代劳，技术则可创造出新的行当，比如汽车修理工、宇航员什么的。但技术进步并不能保证每个人都有称心如意的职业，实际上在短时间内，有的人甚至会丢掉饭碗。
       在某些人看来技术乌托邦的另一诱人之处是，技术将使世界趋于大同。在威尔士的《处于自由中的世界》所描写的乌托邦中，国界完全消失，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世界政府，人们使用一种单一语言(当然是英语了)，采用统一的度量衡制，按固定汇率兑换货币。在贝拉米的《回望》中，美国还在，但它的人民已经看到世界大同的曙光。目前，(发明互联网的)物理学家参与了初级形式的世界大同事业。比如，全球都统一使用一种基于英语的数学排版符号体系LaTeX。最近我跟一位正在东京访问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物理学家合作进行一项量子场论的研究，我们通过电子邮件使用LaTex来回地传送方程式。我不大拿得准这一世界大同是否完全值得祝福。它有使我们的心理空间萎缩的一面。数百年前，地图上有很大一片是空白的，从而给人们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想象那里生活着奇异的人和动物。据说，维多利亚女王就曾经发誓要尝遍大英帝国出产的所有水果，不过，最终她也没吃到芒果。现在我们可以飞来飞去，在家门口的超市就能买到芒果。这并不合乎我的乌托邦理想。只有我们到了印度才能吃到芒果，而不是在随便一个地方都能吃到，那不是更令人心怀一
       份激动吗？如果我们飞快地到达某地，却发现它跟我们所来之处没有任何区别，这有什么好呢？未来，当每个人都能有钱有闲到处旅行时，人们当然可尽享旅行之乐趣，但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由于语言差异和国界线的分割，世界各地的不同文化分别代表着与其历史的宝贵的关联，也孕育着某种全新的艺术和知识创新的机会。但由于世界趋同的趋势，这一切却面临危机。现在我已经努力地解释了五种不同的乌托邦，那么，我是否能给出某种自己的乌托邦理想呢？当然这不是件易事。并没有一个简单的方程式可以告诉我们，如何完美地处理精英统治的危险与多数统治或自由市场之间的关系，或新技术所带来的机会与风险之间的关系。但我不自禁地仍给出我自己的乌托邦理想，当然它是很温和的。
       我的半个乌托邦
       绝大多数生产仍由竞争的私人企业进行，但将置于民主政府的监督下，这个政府则接受独立的法院的监督；这些公司仍可利用高工资以及地位、权力吸引具有特殊才能的工人和经理，利用红利吸引资本。但得到高收入的人只能保留一部分收入，他们如果不想把另一部分收入简单地纳税，就应该由他们自己选择，将其捐赠给博物馆、大学之类的机构，他们从中得到的回报则可能是道德的满足感，或者是歌剧院中的好票。这些非赢利机构把赠款用以投资于商业企业，最终由这些机构取代富人，成为工业企业的所有者。
       你说这也太离谱了？不，从目前的趋势你就可以发现这是一种自然的发展。过去十五年中非赢利机构是美国经济中增长最快的部门。但眼下美国政治却朝着相反方向发展。我们放弃了我们消灭不平等的最锐利武器：累进的所得税，对所有收入征税，及遗产附加税。较高的累进所得税，如果辅之以慈善捐赠豁免，有很大的好处：可为博物馆、交响乐团、医院、大学、研究机构及慈善团体提供公共补贴，又可免于其为政府控制。慈善捐款税收豁免，是美国所特有的令文明事业获取政府支持，却又不会增加政府权力的手段。奇怪的是，这一模式却或多或少为斯蒂夫·福布斯和赫伯特·斯坦因之流的保守分子所反对。
       对这一中庸的乌托邦，我无意投入巨大的热情去推销，因为我有点拿不准，如今的男男女女们是否会满足于某种爱、工作、自由、平等的个人化生活。人们似乎需要某种刺激点的集体的事儿，即使它具有破坏性，但起码能将他们从平庸的日常生活中拉出来。
       二十世纪初，欧洲有钱男人的个人生活可以说是最舒坦的了：幽雅的咖啡馆、剧院、乡村别墅、基本上未受破坏的田园风光；在他们舒适生活的另一面，却是恭顺的妇女和仆人；为了照料他们的享受，出现了许多科学与艺术上的有趣创新。然而，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他们中很多人却为厌倦、迷惘感觉所折磨，1914年大战爆发令他们激动一番，就像“游泳爱好者跃入清流”的感觉。今天，战争当然已变得令人无法忍受。也许某一天，我们能找到一个更好的理由在太阳系进行殖民，不过这有点遥远——即使
       那时，大多数人恐怕也要继续留在地球。我们能否改变我们自己，安于这种文明驯化的社会生活？行动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试图改变人性的梦想，在我看来，是对科学能力的夸张。在《三姐妹》中，契诃夫让巴龙·图津巴赫来回答沃什宁的乌托邦梦想：
       不错，我们某一天会乘汽球飞行，夹克的裁剪也会不同于今日，我们可能发现第六感，甚至可能开发它——这我也说不清。但是生活却是相同的——艰难、充满了未知数，也有幸福。再过一千年，人们也会像今天一样叹息说，哎，生活怎么就这么难呢。他们同样会怕死，不愿死。
       面对新千年，我们可以分享沃什宁的乌托邦，但真到了评价确能改变我们生存方式的可能性时，无疑，大多数人会站在图津巴赫一边。
       原文刊美国《大西洋月刊》2000年第一期，本刊编发时略有删节。
       斯蒂文·魏因堡(steven weinberg)。任教于美国奥斯丁市的德克萨斯大学，1974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91年获国家医学奖。著作有《最初三分钟》(1977)和《终极理论之梦》(1992)等。
       秋风，记者，现居北京。有译著《拉美自由之未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