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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时代都有几位大师被遗忘或忽略，也都能挖掘出几位过去年代的大师。在二十世纪归来的艺术家当中，最重要的一位恐怕要数文艺复兴后期的地中海画家、雕刻家和建筑师埃尔·格列科。去年夏天我在希腊漫游时，偶然发现雅典的国家美术馆里，正在举办埃尔·格列科的作品回顾展。早在六年以前，我就在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里看见过格列科最令人震惊的作品——《揭开第五印》，画家描绘了《启示录》里的一幕，圣徒约翰沉迷于幻觉，仰望着天国，以发表预言的姿势举起双臂。此画使我联想起毕加索的立体主义开山之作《阿维尼翁少女》，不过，我那时沉湎于自己的旅行，并未作任何的探究，这次总算有机会对艺术家的作品和生活深入了解。
       大约在1541年，格列科出生在克里特岛的最大城市伊拉克利翁，本名多明尼科斯·透托科波罗斯(Dominikos Theotokopoulos)，埃尔·格列科(Ei Greco)在西班牙语里的意思是“这个希腊人”，或“那个希腊人”，显然这是一种贬称，暗示着希腊这方面的人才奇少，就像数学中的“孙子定理”被西方人称为“中国剩余定理”一样。位处东地中海的克里特岛是希腊乃至整个欧洲文明的发祥地，荷马史诗《奥德赛》里有这样的描述：“在酒绿色的大海中央，美丽又富裕，人口稠密，九十座城市林立在岛上……”二十世纪初，英国考古学家伊万斯爵士在伊拉克利翁郊外发掘出的米诺斯迷宫提供了部分的佐证。可是，自从九世纪以来，克里特岛相继被阿拉伯人、威尼斯人和土耳其人占领，先后长达一千多年。
       格列科自幼在故乡接受拜占庭艺术的熏陶，主要画一些宗教题材的镶嵌画，二十岁出头他就成为岛上享有盛名的画家。展览的第一部分表现了希腊的传统艺术，格列科和同时代的几位画家的作品颇为接近，很明显，如果他继续留在那里，会成为克里特艺术的代表人物。但格列科是个有抱负的年轻人，1568年，他来到当时的宗主国威尼斯求学，其时长寿的“威尼斯画派”领袖提香名声显赫，他在色彩和技巧上受到了影响，或许还在提香的画室工作过。格列科迅速完成了从后拜占庭艺术家到西方艺术家的转换，两年以后，他离开威尼斯，一路游历维罗纳、帕尔马和佛罗伦斯，抵达当时世界艺术的中心——罗马，很快他便取得了成功，初步建立起一个肖像画家的声誉，被认为是“罕见的天才”而得到著名的法纳赛家族的资助。有意思的是，格列科并没有被巨匠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所吸引，却倾心于比较怪异的卡拉瓦乔(他的自画像出现在最高面值的意大利纸币上)和帕尔米贾尼诺(Parmigianino，1503—1540)，欣赏他们夸张的人物造型和纷乱的构图。不仅如此，格列科对西斯庭教堂壁画《最后的审判》的轻视招来了罗马人的敌意，促使其下决心在七年以后远走马德里，最后在古罗马时期西班牙的古都托莱多定居下来并度过余生。
       格列科旅居意大利期间的作品，如《天使报喜》、《正在治疗盲人的基督》，画面呈现出统一的金色调，建筑远景的透视关系都是提香式的，不过已埋伏下不稳定的因素。在他的西班牙时期，特别是来到托莱多以后，情况发生了质的变化，伊比利亚半岛和克里特岛一样，曾经被伊斯兰文化统治和沐浴数个世纪，因此很自然地成为他的第二故乡。格列科画中的人物被有意拉长了，仿佛缺少重力似的漂浮在空中；经典的透视法抛弃了，代之以仰视和俯视交融的多重视点；人物造型几乎集中在脸部，追求极端微妙的精神表现。更具创造性的是在色彩的运用方面，强烈的戏剧性对比，就像烧红的金属经过淬火，或半熔化半结晶的宝石，整个画面呈现冷与热，暗与明，白与黑，漂浮与沉淀的紧张冲突，制造出神秘的宗教意味，令每一位观众不得安宁。典型的作品有《牧人的膜拜》、《基督洗礼》、《基督复活》、《十字架上的基督》、《三位一体》和《逾越节》。
       格列科的绘画艺术是那样地“现代化”，我们很难从中寻找那个年代的烙印，不过可以断定，当时的西班牙由于地理位置的偏远，在那里生活做画不大容易受到推崇自然完美的批评家们的攻击和骚扰；此外，中世纪的艺术观念仍然没有消除，人们对宗教有着不可思议的热情，这是其它地方难以见到的。
       除了绘画以外，格列科也像那个时代的其他艺术家一样，从事建筑和雕刻创作，可惜所有的建筑已毁，遗存的雕刻作品也不多，确认出自他之手的就更少，据说均是按照西班牙的传统，作成缩小了的彩色木雕。有一次，委拉斯凯兹未来的老师和岳父帕切科专程赴托莱多拜访艺术家，回到马德里以后逢人便说，格列科让他看了亲手制作的满满一柜子粘土人像模型，用来解决做画时的疑难。据此我们可以推断，这位画家虽然擅长雕刻，不过其主要目的，却是为画中人物的体积感寻找依据。我对原藏普拉多博物馆的《厄庇米修斯与潘多拉》和原藏托莱多城外博物馆的《基督复活》留有深刻的印象，两件作品都不足半米高，却充分显示了作者的出手不凡，其中基督的形象左腿前跨，右手前伸，翻手伸食指向上，几乎原封不动地出现在格列科的同名绘画中。
       从十六世纪开始，西班牙每隔一百年向世纪贡献一位超级天才，格列科以后依次是委拉斯凯兹、戈雅，之后的十九世纪是个空白，而到了二十世纪，一下子又冒出来三位：毕加索、米罗、达利。不过从风格上讲，格列科似乎应该在戈雅后面出现，由于他的作品怪异、多变、奢侈、想入非非，没有获得菲力普二世的赏识，大概正是因为这一点，再加上画家本性上的固执和傲慢，促使他始终不懈地努力，终于形成了独到的风格。虽说格列科未能进入宫廷，不过也未招来太多尖锐的批评，国王的顾问们注意到了他，西班牙人乐于承认，格列科对年轻的委拉斯凯兹有着重要的影响。那个时候的西班牙王国鼎盛期已过，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所下降，社会上冒险的风气盛行，流浪汉小说风靡一时，塞万提斯讥讽时代的巨著《堂·吉诃德》也已经问世，他本人只比格列科晚两年去世，这一切都是画家赖以创作和生存的前提条件。
       到了十七世纪中叶，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审美趣味才真正主宰了西班牙，人们开始批评格列科画中的形状和色彩不自然，继而把他的画当作笑料，结果使得画家默默无闻了三个世纪，甚至连权威的《剑桥艺术史》都对他只字未提。在幻想的探索方面，格列科独自远远地走在时代的前面，直到浪漫主义的兴起，他才有了几位趣味相投的同行，而在上个世纪之交，随着印象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和立体主义等流派的出笼，尤其是在1907年，西班牙批评家科西奥对格列科进行了天才的发掘，他终于有了一批虔诚的信徒，同时作为古典大师的地位得以牢固确立。科西奥那部划时代的著作第一章的标题就叫：关于埃尔·格列科的生活我们不了解的还有哪些?看过格列科的画展以后，我似乎找到了本世纪三位怪异的天才——西班牙人达利、意大利人莫迪利阿尼、法兰西人唐吉的绘画
       风格和精神的渊源，至少他们的独创性在我眼里减少了。
       绘画是一种使空间变得可见的艺术，宗教绘画提供给人们的，应是受上帝影响或作用的某种空间存在。由于《圣经》的故事一代代相传，因此长期以来，圣洁、安详、真实和美成为历代画家反复的选择和共同的追求。另一方面，艺术又需要自由，没有什么能比真正的自由更重要了，而自由的获得却比我们通常想象的要艰难许多。正如德国学者冯·沃格特所指出的，“我们被错误地灌输了一种看法，即把摆脱旧的暴政看作是自由的本质，实际上那只是自由的属性，自由只能从一些自我规定的新规则中才能获得和被建立。”在格列科那里，绘画是那种可以无限延展的光明的化身，可以通过相对隐晦、分割和变形的东西组成一个新的整体。对于这样一类艺术家，美国人保罗·韦斯的话或许正好能够解释，他说，“要使作品展现和表明上帝是无所不在的，那么现代抽象绘画应该特别适宜于作宗教艺术。”
       在大师归来的同时，有关他个人生活的谣言四起，如精神失常，眼睛散光，吸食印度大麻，等等。有人认为格列科拉长了画中的人物是因为他的眼睛散光，知觉心理学家吉布森把这个现象称为?格列科谬误”，因为画家所能瞄准的只是感觉的匹配而已，而非绘制地图。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都在争夺格列科，希望能为自己的艺术家名人堂增添一位耀眼的新成员，这种争夺呈现愈演愈烈的势态。我看到过普拉多博物馆新版的藏画手册，它把主要的三个展厅分别留给了格列科、委拉斯凯兹和戈雅，至于离马德里仅有一个小时车程的托莱多，格列科的故居成为吸引游客的一个主要景点。而据总部设在纽约的《国际先驱论坛报》报道，这次展出的作品是地中海沿岸三国的首度合作，画展的前两站分别设在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馆和罗马的美展中心，整个展览将历时十个月，跨越两个千年。在痛失一百周年奥运会的主办权以后，希腊人总算得到了一个安慰，格列科的作品第一次汇聚在他的故乡。几十幅作品既让观众大饱眼福，又足以对一位艺术家作出判断，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文化的双重熏陶下，格列科成长为第一个“另类的”古典大师，同时也是对现代主义运动最有影响的古典大师，即便在今天看来，他用来表达神秘、狂喜和自我的方式仍然具有很强的独创性。
       蔡天新，数学教授，诗人，现居杭州。主要文学作品有诗集《梦想活在世上》，散文集《横越大陆的旅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