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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达佩斯——多瑙河上的明珠。多少次在书本上，在画册里，在亲友的描述中，我见到过她，早就知道她既典雅精致又蔚为壮观，是纵贯欧洲的多瑙河上最美丽的城市。尽管如此，当站在布达佩斯的城堡山上全城尽收眼底时，我还是被惊呆了。这简直是一座古典建筑的露天博物馆啊!她依偎在多瑙河畔一直伸向遥远的天边。在一个个宁静的下午，我徜徉于布达佩斯的大街小巷，推开一扇扇高大沉重的橡木门，走进大理石镶嵌、石雕装饰的普通居民楼中的天井，那份历久的富丽堂皇已转化为古朴、平常，却愈发让人流连，引人遐想。我陶醉于布达佩斯的美丽，欣赏她的风情，回味她的意蕴，探寻她走过的足迹。当然，我还有更现实的目的。
       今年是匈牙利发生社会巨变后的第十个年头。十年在岁月的长河中不算漫长，但毕竟也能算一小站了，人们在这时应当回头看一看，想一想。况且十年对一代人的生活可也不算短暂了。十年前，以匈牙利为先导，整个东欧以至苏联，发生了一连串的制度巨变，人们放弃了原来的道路，走上了一条他们认为是崭新的、充满希望的道路。同以往巨大的社会转变不同，这次没有动乱，没有多少抗议，甚至没有更多的惋惜，许多人怀着喜悦和憧憬，告别过去，走向未来。
       白驹过隙，日月如梭。现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了?人们生活得怎样?今天的人们怎样看当年的巨变，怎样看这十年走过的路?这是我非常感兴趣的，是我访匈的主要目的。
       十年沧桑今非昔比
       匈牙利，东欧乃至俄罗斯，十年来并没有完全脱离我们中国人的视野，特别是没有脱离国内理论界的视野。人们出于各种目的，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一直在解读着那场社会巨变，并试图从中找出对自己有利的佐证来。
       前些年，在年初参加的一些研讨会上常会听到有学者说，今年东欧的经济就要走出低谷，而俄罗斯也将到达谷底。可是到了年底召开的研讨会上这类预言落空的预言家往往三缄其口。但来年他们又会故态萌生。十年过去了，可能是有些无聊了，近来这种预言家不多见了。无论孰是孰非，我们毕竟是旁观者，社会巨变后的现实如何，事实是不偏向任何人的，当地的老百姓最晓其中三昧。
       匈牙利十年来，根据他们自己的估计，大约70％的居民生活水平下降了，约20％的居民持平，不足10％的居民上升，其中有少数大幅上升，成为所谓的新贵族。1989年后的十年间匈牙利国民经济经历了大幅下降和起伏不定的恢复性上升的曲折反复，1997年国民生产总值大约为1989年的90％，而1998年国民平均实际工资相当于1989年的80％。当然，这些还只是纸面上的数字，实际的情况，要复杂得多，社会巨变使匈牙利从经济结构到人民生活的样态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匈牙利我所直接接触的多是知识分子，即大学教授一类，他们无论经济收入还是社会地位尚属社会中上层，他们的生活同样是今非昔比了。过去匈牙利知识分子收入颇丰，有房有车，周末、节假日驾车带上一家人到旅游风景区的别墅度假，还时常出国旅游。现在虽然车、房还在，但汽油每升价格涨到了合人民币7元以上，车简直没法开了。匈牙利的多数居民住房是私有的，多年来水、电、气等的价格持续上涨，现在水的价格是10年前的100倍，天然气价格是当年的80倍，而平均名义工资只是当年的6．5倍。老百姓叫苦不迭。相比之下，我感觉布达佩斯人的日常生活(主要指日常生活中收入与开支)相当于北京人的中下水平，如果仅从收入和支出的水平看，他们的生活是相当拮据的。接待我的一位系主任，年龄与我相仿，一个月实际收入合人民币仅1600多元，可他要养三个上学的孩子，生活的担子很不轻松。
       当然，教授们的生活还算不上真正艰难，真正窘迫度日的是那些普通劳动者，特别是退休的老年人。这些年来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最突出地表现于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全面崩溃。匈牙利人原来享有的社会福利是举世闻名的。巨变前的1988年匈牙利的社会保障收入在GDP中的比例高达36．9％，居世界第一。匈牙利原来全民享有全额医疗保障，如果生病住院不仅全部医疗费用由国家提供，连住院期间的伙食也是免费的。现在那样的日子一去不返了。社会福利削减的最大的受害者是低收入阶层。匈牙利那样的所谓“转型社会”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许多人，特别是中老年人住的房子挺好，穿的也颇为讲究，这些都是过去岁月的遗产，可就是囊中羞涩，缺现钱。在街头和旅游景点，我几次遇到穿着相当体面的老先生突然与我搭话：“先生，能给我一个美元吗?”有一次我身边没带美元，只好说：“对不起，我没有美元。”老先生继续恳切地说道：“给我一些福林也行!”一想起这件事，我眼前就浮现出那位老先生苍老的面容和他那恳切而窘迫的表情。我当时心里猜想这位老者几年前说不定是位受人尊重的教授或是位什么有头有脸的人物。如此体面颇有气质的老人竟然沦落到伸手乞讨的地步，让人痛心莫名。
       别的东欧国家不说，至少匈牙利当年人民生活普遍达到，并在某些方面超过了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中等生活水准。匈牙利人当年曾经达到的生活水平，即使是经过了十年的经济衰退后仍依稀可辨。十年来匈牙利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主要表现于“软件”的下降，即日常收支方面捉襟见肘。若从“硬件”方面看，匈牙利在很大程度仍可称得上发达国家水平。我所说的“硬件”主要是指：住房与交通。据我观察，匈牙利的住房是美国加利福尼亚洲的水平，而城市交通称得上日本东京水平。当然，这些都是属于卡达尔时代的遗产了。
       匈牙利人的住房给人以深刻印象。如果你在匈牙利旅行，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到处可见风格各异、美观漂亮的别墅式住宅，即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花园洋房或者美国人说的“House”。匈牙利别墅式住宅的院子，即美国人说的Backyard，比起美国的中产阶级的Backyard一般还要大一些，也很漂亮。我到闻名于欧洲的匈牙利度假胜地巴拉顿湖游览，湖周围有绵延数十公里的别墅群，完全可与美国佛罗里达沿海岸线的别墅群媲美。大部分匈牙利家庭拥有别墅式的住宅，只是在大城市居民区才可以看到我国城市常见的公寓楼。匈牙利大城市的公寓楼与我国相仿，一般每户也是两室一厅或三室一厅，面积一般不大，但内部装修水平还不错。住在公寓楼里的人有的在乡间有别墅，公寓楼里还有一些房子是七十年代城市大发展时农民买来用以出租的。八十年代匈牙利统计全国居民人均住房的使用面积为30平方米。现在大多数匈牙利人仍然住在过去宽敞明亮的房子里，但房屋的维修费用已变得非常昂贵了。许多人都有住得上、修不起的感觉。
       匈牙利的城市交通十分发达。首都布达佩斯公共交通网由地铁、有轨电车、公共汽车和轻轨火车四个系统组成，相互衔接，四通八达。公交系统效率很高，不仅便捷迅速而且非常准时。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站上均有时刻表，显
       示全天每班车时间，有轨电车的正点率接近百分之百，公共汽车也是八九不离十。因此市民在市内活动一般都选用公共交通。逢举行重大活动时，可看到一些佩带勋章的将军也乘地铁或有轨电车前往参加。遗憾的是现在公共交通价格较高，比起当年公交价格上涨了10至20倍，现在一张布达佩斯通用月票要花费该市居民月平均收入的近十分之一。
       如果把生活水平分解为衣、食、住、行等几个方面的话，当年匈牙利人高水平生活的最突出体现，莫过于“食”的方面。匈牙利当年的农业和食品消费令世人艳羡。匈牙利地势平阔，疏林细草，一派田园风光。地处喀尔巴阡盆地的匈牙利是世界上农业条件最好的地区之一，终年气候温暖湿润，受地中海和欧洲内陆两个天气系统的共同影响，常常一日两个天气过程，特别是在夏季常是一夜小雨，晨风吹过便晴空万里，加之地势极其平坦，全国最高峰海拔不过一千米，地图上300米以上的山峰统统标出，所以全国基本上无须水利灌溉，播种之后，尽等丰收。
       如此富饶的’土地酝酿出美酒佳肴。匈牙利的托卡依白葡萄酒可谓人间佳酿，而匈牙利名菜——古亚什(土豆牛肉汤)更是举世闻名。当年性情开朗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访匈吃了流香四溢的古亚什后赞不绝口，说什么时候苏联人都能吃上古亚什那就到了共产主义了!由此“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便流传于世。
       八十年代匈牙利人的人均农业产值仅次于丹麦之后居世界第二位，肉、蛋、禽、奶等十种主要副食品的人均消费量均列世界前十位之内，其中几项居前一二位，饮食的综合水平是世界上最好的。今天匈牙利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已大不如前，但饮食方面还依然是不错的，现在一袋l公斤的面粉只需30几个福林，而在街上去一收费公共厕所却要40至60福林。
       人们常说像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社会是青人的乐园，中年人的战场，老年人的坟场。在会全面转向资本主义后的匈牙利却没有变成年人的乐园，可以说：十年的社会巨变使普通民中的老中青三代人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匈牙利年轻人从某种程度上承受的压力不比老年人小。老年人一般都有房子，衣服也不缺，只要身体还好，退休金够吃饭的，生活马马虎还能过得去。而青年人则不同了。匈牙利年轻一代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就业问题。十年的济、社会衰退与停滞，使百业萧条，不景气、陈与破败明明白白地写在城市的脸上，人们的上也失去了笑容。面对一片萧条，许多青年毕业即是失业。目前，匈牙利20至24岁青年中失业一年以上的占40．6％；25至29岁青人中失业一年以上的更高达46．5％。失业青人的境遇很糟，甚至不如退休老人。老一代好歹都有栖身之地，而青年人失业就可能一听有，有流落街头之虞。据我观察，在布达佩的地铁、街头巷尾并不少见的无家可归的流者中青年人居多。
       十年来，在布达佩斯，除了法国、加拿大等投资建造的几座漂亮豪华的大型购物中心以外，城市建设完全处于停顿状态。一切都在变旧、褪色、老化。美丽的布达佩斯正在失去往日的光彩。然而，无处不在的涂鸦，却成为使每个初到布达佩斯的人惊诧不已的一道新的风景线。涂鸦原产自西方国家，是西方城市文化的一道特产，它表达着社会底层青年的无聊、无奈与愤怒的边缘化情绪。因此，在西方国家，涂鸦也自然成为社会分层的一个非常直观的标志，它是不良社区最明显的符号。在美国洛杉矶的贝佛利山，纽约的百老汇，日本东京银座，是不会见到涂鸦的。但在布达佩斯，涂鸦可决不分场合，大街小巷直至地铁，公交车辆的内外，五颜六色，比比皆是。如此涂鸦透露出的文化信息是奇特的，它是追求时髦的新奇感与发泄不满的抗议性的混合物。涂鸦，也许是最能表现转轨时代的匈牙利社会心态的那一种尴尬——时髦，因为它来自西方，所以可以不分场合，视为艺术；抗议，当然是不满于现存的新秩序，但这恰恰是来自西方的呀?!但不管矛盾与否，匈牙利的青年人们还是用这种日益全球化的方式’表达着对将他们边缘化的全球化进程的期盼与失望。
       用涂鸦表示不满总算是文化方式，是相当温和的。但十年的衰退消磨着匈牙利人的温和与忍耐。我在匈牙利时正赶上了三个月内发生的第二次全国铁路工人大罢工，使城市间铁路客货运陷于瘫痪，对国计民生打击不小。由于信号工人的参与，罢工还影响了欧洲的过境铁路运输。据电视里讲，这是自奥匈帝国以来匈牙利规模最大的罢工。
       
       “天鹅绒革命”的创伤
       十年前政治巨变发生时，人们的情绪与今天全然不同。据一些匈牙利朋友讲，当年人们成群结队，兴高采烈地去投票站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应当说，当年的社会变革得到了多数人的欢迎与支持。没有多少人留恋，没有多少人抗争，人们对告别过去报以欢呼，对未来充满希望。西方舆论中，将匈牙利以及东欧其他国家的政治巨变称为“天鹅绒革命”。十年一挥间，社会气氛大相径庭。沮丧驱散了笑意，悲观取代了乐观。无论是十年前的剧变还是十年来的演变，匈牙利以及东欧国家的历史都极具戏剧性。一个社会如此之大转折，一代人如此之大起大落，这由喜转悲的原因究竟何在?这是我们真正关心并为此争论不休的问题。
       历史像把折扇，随时间推移渐渐展开。今天对那场历史变故看得也许比当年更清楚。记得当年不少人一口咬定匈牙利等东欧国家是因为经济没搞好，比不过西方，所以人民倒戈。想当然，是人们常犯的毛病。轻信想当然的东西，就会谬种流传。“经济失败说”完全是想当然。这种说法根本不顾事实，谁要是相信这种说法，不是不了解情况就是头脑简单。
       既然当年的经济发展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已不错，而不是由于遇到了什么了不起的经济困难，那么为什么会发生社会巨变呢?也许我们习惯了那种简单的经济决定论的思维逻辑，从匈牙利及东欧的社会变革中，可以使我们了解历史发展演变的复杂性。从这个意义上，所谓“天鹅绒革命”是非常具有观察和认识价值的一次社会变革。
       1989年东欧的变局是一种比较典型的“现代性”的社会变革。它不同于以往的那种人们比较熟悉的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变革。关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变革，毛泽东曾经有过经典的论述，他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而匈牙利共产党政权被颠覆的形式却不同以往。1989年匈牙利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当年的社会舆论给推翻的——当年的社会思想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转化，形成了强大的颠覆性的社会语境。在“众口一词”之下，共产党政权除了下台以外似乎也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回头看，当时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经济困难，政治反对派的势力也并不强大。如果那样的经济困难即可使制度瓦解，政权垮台，今天这个世界上社会动乱与政权更迭恐怕会让人且不暇
       接了。匈牙利的巨变是以社会思想转变为动因，以颠覆性话语为手段的“思想一话语”型的社会变革。可以说那是一次“话语的革命”，而当时颠覆性的话语又是以一部分主流知识分子为主导，所以也可以说是一次秀才造反。以往“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而这次秀才造反一蹴而就。
       1989年政治巨变时匈牙利共产党内的重要人物波日高伊，当年就曾说过：“这次制度变革中有三种主要的政治力量：一是主张改革的共产党人，二是亲西方的知识分子，三是参加1956年事件的流亡国外的人。”流亡国外的人是个外因，而所谓“主张改革的共产党人”也是臣服于西方话语霸权的人，或者说是党内的自由派知识分子。
       这种话语革命的成功并非偶然，它有着深厚的社会形态发展演变方面的背景，也可以说是所谓现代性方面的原因。
       匈牙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逐步建立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出现了巨大的社会进步。其表现是经济发展，人民富裕，文教发达。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人民教育的普及和文化事业的发达，使匈牙利的知识分子在社会成员中的比例很高。八十年代的一些统计表明：匈牙利青年人中受大学教育的比例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大约排在前五位以内。又如医生在人口中的比例匈牙利是世界上最高的。这种社会结构使匈牙利人的理性思维十分发达，社会舆论力量强大，没有舆论的赞同与支持，政府很难办成什么事。而作为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的控制力量的“国家机器”即强制性的政权机关——军队与警察等，对社会影响则大大地降低了。这种现象在东欧、苏联的社会巨变中也可以看到。
       匈牙利那一代共产党人，或者说卡达尔所遭遇的悲剧在于：当社会舆论的作用在上升的历史时期，他们却越来越失去了对社会舆论的主导权。当年匈牙利的“党和政府”或者说是经历过1956年事件的卡达尔的执政逻辑是非常简单的：努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赶超西方，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们认为，只要这样就可以保持社会稳定和发展。然而历史却比他们的逻辑复杂得多。
        要说“天鹅绒革命”一点都没有经济原因也不是。确切地说：1989年的事件既与经济相关，又不能都归咎于经济。关键还是执政党的逻辑出了问题。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借全球化之利，从全世界集中资源，转移利润，使经济持续发展，建成了所谓“富裕社会”。而苏联、东欧集团主要还是凭借自己的资源与自我的积累进行发展。所以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与西方进行经济竞赛却还是勉为其难。其实，现在看得很清楚：这并不是一个简单而纯粹的“制度竞赛”的问题。历史总是具体的，制度并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唯一原因。硬要与西方比“富”，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一方面只好拚积累、拼消耗；另一方面则是寅吃卯粮，借钱发展。1989年人口近一千万的匈牙利欠西方国家的外债高达200亿美元，人均近2000美元，波兰欠西方国家400多亿美元，人均比例与匈牙利差不多。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经济的基本格局没有被改变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难以在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上赶上和超过西方国家。一时赶上去了，也难以持久、难以为继。东西方国家的经济竞赛并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制度竞赛，资本主义是一个整体的概念，而不等于就是美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表现为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在经济上超过美国等发达国家，是不现实的，也是不正确的。可惜当年东欧的共产党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关于这个问题，我在《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中有详细的讨论，我认为：盲目地鼓励人们无节制地追求物质满足欲望满足根本就是错误的，最终会导致人类的毁灭。在这一点上相互竞争、攀比更为可怕。社会主义应注重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在那篇文章中，我还较详细地探讨了前面提到过的话语的生产、传播与影响问题，不同的话语方式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这些年来，我们散布了太多的西方式话语，如消费主义、发展至上的话语等等。
       按照匈牙利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实际上是把政权与制度的合理性建筑在了对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的承诺上。但经济发展并不总会一帆风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不是永无止境的。八十年代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一系列的变化使得东欧诸国经济遇到了困难，于是似乎一切合理性都消失了。当年东欧政权瓦解的原因，与其说是因为经济没有搞上去，还不如说是盲目发展经济，盲目地提出不切实际的发展目标造成的。八十年代中期，匈牙利经济发展速度减慢，遇到了困难，匈牙利共产党人首先对自己就产生怀疑，当然他们也受到了戈尔巴乔夫的影响。而人民在党的教育下，也习惯地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过好日子，而且是过比西方还好的日子。匈牙利老百姓当年有个误区，其实他们普遍达到的生活水平已经不错了，但他们却觉得比起西方来穷酸得很，很自卑。我爱人当年在匈牙利时的房东——一位退休的小学教师，当年她的生活很不错，郊区有别墅，城里有出租的公寓。她本人曾到过欧、亚、美二十多个国家旅游。她到西方国家旅行时总觉得自惭形秽，看着巴黎、纽约、华盛顿高级商厦里琳琅满目的消费品，总觉得自己口袋里钱少，心理很不平衡；颇多抱怨。
       现在，匈牙利人也许清醒多了。八年后，我爱人再见到当年的房东，她终于知道什么是穷困，什么是资本主义了。老太太咬牙切齿地说：“私有化把大家都抢了。”可当年大家并不这样想，当年匈牙利人民在社会心理上陷入了相当荒谬的逻辑矛盾，那是一个金字塔的底座与塔尖的奇怪比较——一个宣布并在事实上确实比较均等的社会中的普通百姓，却要与在全球分化中产生的西方国家中的富有阶级比富。比不过，那就证明了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卡达尔在1989年政局不稳时病重，面对来势汹汹的社会抗议浪潮百思不解，他一生清廉、兢兢业业、勤奋工作，1956年他上台收拾乱局，团结人民，把国家建设得一天比一天好。结果到头来居然大家要和过去告别，使他痛不欲生。
       人们一般认为：1989年的东欧变局中，罗马尼亚属于另一种类型。罗马尼亚是与匈牙利有区别，但又相类似，总的历史与社会背景是差不多的。罗马尼亚在七十年代的路数与劲头与匈牙利、波兰等国差不多。只是八十年代初发生问题时，齐奥塞斯库察觉到路线有问题，行不通。齐奥塞斯库与波兰、匈牙利领导人不一样，他带领罗马尼亚与苏联闹了一些独立性。他相信自己有本钱可以转变路线，结果来了个急刹车、急转弯。七十年代罗马尼亚头脑发热提出过要把自己建成东欧的日本一类计划，借了许多外债，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这时齐奥塞斯库狠还外债，提出1989年10月1日以前还完最后一块美元。结果罗马尼亚搞起了“两个凡是”——凡是外国人吃的，罗马尼亚人就不吃；凡是外国人要的，罗马尼亚人就不用。全民勒紧裤带，全民疯狂还债，简直是可歌可泣。一番硬干之下，罗马尼亚居然提前一个月还完了西
       方人的债。齐奥塞斯库高高兴兴地去找第三世界的朋友——伊朗，为未来的新发展寻求能源支持。而罗马尼亚老百姓则再也忍耐不下去，国防军造起反来，齐奥塞斯库夫妇想跑到当年搞过地下工作的工厂里隐蔽起来，然而“星星已不是那个星星，月亮也不是那个月亮”了，他们一到那儿，工人就打电话，把他们举报了。据说，逃往工厂的路上，看着沿途的城市建筑，齐奥塞斯库反复念叨：过去这儿什么都没有，是我们带来了这一切。穷途末路，英雄气短。齐奥塞斯库与卡达尔一样，最后也无法理解这究竟是为什么？
       东欧国家在发展经济方面应当说是尽其可能了，在改善人民生活上面卡达尔们相当努力了。但在政治方面，东欧共产党掌权几十年始终没有学会如何在民主条件下执政，始终没有找到通过真正意义的选举获得政治合法性的方法。在原苏联体制下，“民主”与“专政”始终是对立的。许多问题、矛盾本来是因为不民主或民主不够，但却要靠加强“专政”的方式来解决。结果越强化控制，民主就越少；民主越少，政权基础就越小，问题就越积越多。在和平时期没有民主政治环境的锤炼，东欧共产党人变得色厉内荏、外强中干。专政搞到了头，问题还是没解决，于是又需要放松，结果问题、矛盾又一起跑出来，掉进了“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
       人不是吃饱了就没事儿了的动物。有人说：“老百姓只要过好日子，至于什么‘主义’无所谓”，可事实并非如此。况且，什么叫好日子?如何保障经济长期、稳定、均衡的发展，保障分配的大致合理、公平，这些问题当年基本不在东欧各国执政党的视野之内，／他们就知道用更多的东西把大家的嘴堵上一／一老百姓只管吃、穿，过好日子就是了，其他一律免开尊口。结果大家还是不买账，最后在内外压力下不得不搞“民主”，容许政治参与。1989年10月7日，在首都布达佩斯召开的匈牙利共产党大会中，由主席团主席奈尔斯、国务部长波兹盖、总理尼米兹所领导的匈共改革派人士，力促党支持他们的全盘改造计划。在进行表决时，出席大会的1202位代表，有1005位赞成放弃共产党创建社会党的提案，反对者有159位，弃权者38位。大会决议文指出，新党将撷取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的理想，支持人道主义、自由与民主，发展一种多党议会的民主制。10月20日，匈牙利国会以286票对20票，24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准许匈牙利于次年6月举行多党制度国会选举。10月23日匈牙利郑重举行大典，宣布“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改制为“匈牙利共和国”，正式脱离自1949年即实行的苏联式体制。匈牙利代理总统苏洛斯面对数万名群众发表简短演说时说：“匈牙利将成为一个独立民主的法治国家，并且将依据自由选举中所表达的民意来建设国家。”几乎与此同时波兰也进行了参议院选举，参议院议席居然也要模仿美国的100席，想象力贫乏到如此地步!更可悲的是波兰统一工人党事先竟然认为自己至少可以获得50个左右的席位，再加上追随它的几个小党，可获七十几席，在参议院中占绝对多数。选举结果是反对派团结工会得了99席，还有一席为一个无党派人士所得。1989年东欧政治开放后，举行的第一次竞选性的选举而非以往那种仅仅是投票的选举，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人民对以往社会不民主的一次抗议。当年许多人去投票站，并不是要去选上谁，而就是要把共产党拉下马。
       历史常常嘲弄人。当年东欧共产党人的惆怅与失落，已经轮回到了今朝风流——西化派知识分子的头上。从我接触到的匈牙利知识分子身上都能强烈地感受到他们今天的困惑与彷徨。他们在政治上早已没了当年的热情。与他们交谈，每每可以感觉到其谈吐中观点上的矛盾和混乱。我认识的一位有名望的资深教授，1989年时我就与他有过接触，当时他的热情很高、倾向也很鲜明。而十年后他却对我说：这些年来一直在后悔。投票也总是投错，有时选票一投下去就开始后悔了。
       在匈牙利，只要谈起时事，几乎无人不发牢骚，但你却搞不清他们到底是在埋怨谁。匈牙利知识分子如今何其迷茫，当年何其清醒。当年知识分子的逻辑也是简单而又明确——社会主义有问题，诸如：没效率，不民主，总之是妨碍了大家。而社会主义的全部问题恰恰又是西方资本主义解决了的。于是结论自然就很清楚了：走西方人的路，师法西方，重构乾坤。
       过去的社会主义实践确实有许多问题，而且其中有不少是大问题。正是这些问题，为当年广泛的否定社会主义的社会思潮提供了道义理由与合理性。但对过去的否定却不能解决今天的重构中的问题。从观念上、法律制度上，否定社会主义容易，但要解决社会主义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却没那么容易了，甚至是南辕北辙。这十年来的资本主义实践制造的问题比过去社会主义时期的问题多得多也大得多。匈牙利人是个很认真、很真诚的民族，对于今天这样的事实与结果，多数知识分子并不想否认。
       现在许多匈牙利人讲，过去说我们只是名义上的社会主人，现在的变化就是连这个名义也没有了。过去匈牙利人不满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现在却被置于北约的控制之下。只要天气晴朗，北约的战斗飞机就进行飞行训练，在布达佩斯的上空战机拉出道道白烟，似乎时时在提醒人们北约的存在。提到此事，一位老教授激愤地说：“我们还在多大程度上拥有主权?我们已经没有领空了!”我真为裴多菲的后代，历来视自由为生命的匈牙利人民悲哀。
       敢问路在何方
       从匈牙利归来，与朋友们谈起见闻，不免有人问：搞成如此模样，老百姓反应如何?以前也有人说过：东欧的新政权搞不好群众照样会推翻他们。我想：这样的问题在当今的匈牙利是提不出来的。
       东欧、苏联巨变后，匈牙利虽未像苏联等国那样按美国的那位萨克斯教授的药方搞什么“休克疗法”，但十年的大折腾，他们的思想、精神早已被搞麻木了。社会彻底转向，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很难想象身历其境的人们所受到的挫折与震撼。在十年前从一种幻想出发的人们时至今日对什么都不再抱有幻想了。俗话说得好：什么药都有卖的，就是没有卖后悔药的。历史是条单行道，一旦选择，回头路是没有的!
       今天在匈牙利，大家都明白——没有什么人能告诉他们未来在哪里，路在何方。除非想挨骂，现在已经没有人像十年前那样喜欢扮演“先知”了。
       从经济上看，匈牙利经历了十年的私有化。私有化完成之时，原来的国民经济体系面目全非，民族经济七零八落。匈牙利在采取较为规范的市场经济的方式对原有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民经济体系进行改造。当然在私有化过程中，也有不少腐败，也有不少“空手道”，但比起俄罗斯等国就好多了。当初，采用拍卖等方式处理国有财产被认为最符合市场经济原则，最少腐败。今天终于水落而石出。匈牙利目前第二、三产业中的优质资产大多成了西方大资本集团的囊中之物。这十年的私有化过程中，占有绝对优势的外国资本在匈牙利可谓“收
       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匈牙利工业部门中最重要的是采矿业和加工业，匈牙利以盛产铝矾土著称，现在在这两个生产部门中外国资本均已占据了主导地位。对于一些小的生产行业，外国同业资本甚至采取整体购买，然后破产，迫使匈牙利全面进口的办法，全面占领该行业市场。
       外国资本控制匈牙利经济最成功的莫过于对现代经济的枢纽——金融业的全面收购。目前，外国资本，包括西方国家的银行和投资基金，已经拥有匈牙利60．4％的银行资产，其中大部分是匈牙利最优质的金融资产。西方国家的投资基金组合也主导着布达佩斯证券交易所的大盘走向。
       西方资本并不满足于对市场的占领，还向匈牙利经济更深入的领域渗透，这其中也包括了对匈牙利高等学校的教学与科研领域施加影响。据我所知，匈牙利最著名的大学之一，经济类高校的翘楚——布达佩斯经济大学(原卡尔·马克思经济大学)的市场营销专业正在研究一个课题——如何使习惯于天然果汁的匈牙利人转而爱喝美国的可口可乐。
       在政治上，匈牙利最主要的三大政党十年来已经轮流上台，全部表演过一番了。结果如何?匈牙利一份有影响的大报的一项调查说：人民对现制度的评价一年不如一年，对未来的看法也是一年不如一年。
       十年前共产党下台后，第一个执政的是民主论坛，是个相当松散的政党，主要由一批有名望的、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组成。上台后很快就搞得一塌糊涂，稀里糊涂地又下了台。
       第二个是由原来共产党中一部分官员组成的社会党，他们并不想，也没有能力阻止私有化浪潮，只是想做一些调整。他们上台后私有化带来的诸如政府财政税收大幅度减少等问题已经开始显现。为了解决入不敷出的财政危机，社会党政府只好打社会福利的主意。可笑的是社会党居然认为：自己与人民群众有着血缘上的联系，人民会忍受他们改革措施的阵痛，于是大杀大砍社会福利，这些左派干了许多右派都不敢干的缺德事儿。结果社会大哗，这个党挨骂最多，灰溜溜下台了事。
       第三个党更有意思了。这个党原叫“青年民主联盟”，原于是1989年巨变时一伙受老一辈持不同政见人士影响的大学生、研究生。这些年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去美国等西方国家读了个博士之类，回来后赶上社会党名誉扫地，便乘机上了台。虽然当政了，但总有“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感觉，于是自己把“青年”去掉，号称是代表匈牙利所有公民的党。但并不是由青年改叫公民，就能一下子成熟起来的。与对社会党不同，大家对这个党本来也没抱什么希望，所以没有失望的问题。骂这个党的不多，主要是笑话它。一般人认为它只会说，不会做。
       骂也好，笑也罢，其实对匈牙利老百姓来说，谁在台上都无所谓；反过来说，谁在台上也都好办，反正谁也没有好办法。现在老百姓算是彻底踏实了，大家都没辙了，也就没人闹腾了。
       也许我把匈牙利说得太悲观了。当然，匈牙利并不是一无是处。我也一直在想——是什么维系着大转轨时代一个社会的基本稳定；是什么维系着政治急剧变动中的国家的统一；是什么支撑着面对空前的经济衰退的匈牙利人民，使其保持镇定、矜持和尊严。
       民族和解，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是八十年代初波兰闹“团结工会”的时候。说实在的，我一直不太理解，也不大接受这个词。这次去匈牙利，我在一定程度上理解甚至接受了这个概念。所谓“民族和解”是国内对立的阶级与政治力量，基于民族认同，顾全民族利益的大局，而形成的政治妥协。在匈牙利社会巨变后，刚刚卸任的前总统根茨先生以及他的政治理念对实现匈牙利的民族和解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当年曾经在共产党执政时期持不同政见并坐过牢的根茨，在上台后坚决顶住了极右翼进行社会清算的要求，从而避免了更大的社会动乱发生和可能出现的新的一轮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在匈牙利可以感受到人民对根茨先生的广泛的尊重。根茨不愧为一个表里如一的理想主义者，一个真诚的民主主义者。在匈牙利，我也时常感到一种困惑。按照我惯有的理论逻辑推演，看到日益严重的社会分化，我似乎应当期盼着风起云涌的阶级斗争，但我竟没有这种期盼!有时我责问自己：这是为什么?虽然不能完全说服自己，但也勉强算个回答——在这样的时代，在欧洲那样的环境下，如果无产阶级坚决斗争，发生全面的社会对抗，引起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也许西方列强的北约就会接管了匈牙利。如果那样的话，匈牙利连现在这样的统一与主权都保不住。
       民主认同。经过了十年的社会转轨，十年的经济衰退，十年的社会分化，今天的匈牙利人共同的社会信仰、共同的政治理念恐怕所剩无几了。而对于民主，对十年来普选制、议会制、多党制的政治实践与在其中逐步形成的政治游戏规则，却没有多少异议。当然，今天的匈牙利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对民主的认识肯定不像十年前那样浪漫、简单了。民主不是可以医治一切的灵丹妙药，但除了民主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民主也常常制造麻烦和问题，但民主造成的问题似乎也只有用民主的方法来加以解决。对民主的认同是维系匈牙利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
       文化积淀。八十年代以来，国内文化热几起几落，我一直觉得文化问题虚得很，关注不多，自然也不懂。但在匈牙利似乎感受到了文化的力量。匈牙利地处欧洲腹地，地杰人灵。匈牙利的田园牧歌孕育了许许多多优美传世的诗歌、音乐，欧洲古典主义音乐的三位大师中的两位——海顿和贝多芬都从如诗如画的匈牙利获取了大量的艺术灵感。勃拉姆斯的21首匈牙利舞曲更是脍炙人口。自奥匈帝国以来，虽然中间经历了许多战争、动荡和革命，但文明的传统基本没有中断。我曾经跟朋友半开玩笑地说：现在匈牙利人的精神支柱不是马克思，更不是什么自由主义，而是李斯特、贝多芬、勃拉姆斯。200万人口的布达佩斯目前有19家音乐厅，26个专业交响乐团。虽然经济持续萧条，但每天晚上布达佩斯各家音乐厅门庭若市，人们率妻携子，盛装出席音乐会。在音乐厅里，在朋友们举办的Party上，我深深感受到了人们对艺术的热爱，对美的追求。人们陶醉于音乐之中，人们随着波尔卡的旋律忘情地舞蹈，忘却了现实生活中的烦忧。黯淡的岁月里，李斯特、贝多芬、勃拉姆斯支撑着匈牙利人的精神世界，使他们保持着内心的宁静，保持着矜持与尊严。
       我看到了美丽的匈牙利，维谢格拉德群峰之间多瑙河缓缓流过，黛色的山峰映照河水一片深蓝。辽远、恬静的蒂萨河平原，到处一派迷人的田园风光。我遇到了热情真诚的匈牙利朋友。也许是匈牙利的民族性格过于真挚了吧，她走过的道路竟是那么曲折，命运多舛。
       我爱匈牙利，爱那山，那水，爱甘醇的托卡依，爱如柳叶飘飘的波尔卡。只可惜我去匈牙利是初春时节，乍暖还寒，风雨凄迷。
       房宁，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合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