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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了五年大学，1964年8月，怀着美好的憧憬，我从江南来到北京工作。应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命运转折。我在大学读的是历史系，而我从一进大学门就“专业思想不巩固”，身在曹营心在汉，迷恋文学创作。毕业分配时，学校却意外地满足了我的志愿，推荐我到中国戏曲研究院从事剧本创作。但万万没有想到，尚未正式进入角色，就由院长张庚亲自带队下乡搞“四清”(即所谓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去了。
       那一年，同时被挑选到中国戏曲研究院搞剧本创作的，有十一名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一听说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吉林省柳河县，心里不禁格登一下，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感。尤其是毕业于中山大学的四位同伴，其中包括现任《小说选刊》副主编的傅活(当时叫傅棠活)，连下雪都没见过，更没有穿过棉大衣，真不知到了冰天雪地的大东北该怎么过冬?据说是文化部的两位来自军队的副部长萧望东和颜金生，设法从总后勤部搞来了一批旧军大衣，几元钱一件，配发给了每个“四清”工作队员。至于其它御寒用品，就得各自去想办法解决。正好我们十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中，有位老大哥是北大的调干生，解放初报名参加志愿军，虽未跨过鸭绿江，但到过东北边境。是他，带我们到前门大栅栏的一家旧货店，一人买了一顶狗皮帽、一双牛皮的大头鞋。
       我们是10月中旬离开北京的，先在通化县委招待所集训了十来天，与通化县抽调来的几十名干部混合编组后，便准备进村。说来也巧，就在进村那天，突然降温，纷纷扬扬下起雪来。因此，我们就把北京置备的行装，全都穿戴上了。除了没挎枪外，俨然像个“土八路”。不知是谁提议：“咱们去照相馆拍张照片，留个纪念吧!”于是，我们十一名年轻的工作队员就呼拉一声采取紧急行动，每人花几毛钱去拍了一张“全副武装”的全身照。许多年后，当我刚懂事的女儿在家翻腾出这张老照片，便睁大了惊奇的眼睛，问：“爸，这是你吗?那时候怎么是这副傻样?”回想起来，那时我们第一次头戴狗皮毛、身穿军大衣、脚蹬大头鞋，真还找不着“土八路”的感觉，只图个暖和而已。
       进村之后，我和组长老林住在赤贫户老米头家。老米头中年丧妻，与二儿子小米子相依为命。小米子比我要大几岁，因为穷得叮当响，还没娶上媳妇。用当地话说，是两个“跑脚的”(单身汉)。用家徒四壁来形容老米头家，是一点也不为过的。一张大炕，除一条破被而外，冬天连条褥子都没有，父子俩依然是光脊梁睡炕席。“四清”工作队的规矩，是要与贫下中农社员“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切不能搞特殊化。老林是东北人，早年曾参加过土改工作队，因此，他的适应能力比我强。比如睡觉，他进村第一夜就和老米头一样，光脊梁钻被窝，显得很自在。起始，对光脊梁睡炕席，我很不习惯。老林就悄悄对我说：“你这就不懂了，光脊梁睡觉大有好处，一是被子贴身，暖和；二是老米头家卫生条件差，炕上虱子多，把脱下的内衣往房梁的吊钩上一挂，免得虱子藏进内衣，白天还咬你……”听他这般一说，我也就学老米头父子，试着光脊梁睡觉，彻底“同住”了。这一习惯从此就养成了，至今都没有穿过一套睡衣。因此，妻子常嗤笑我“活像个老农民”。
       说起“同住”，最可怜的是与我同一工作组的女队员小陈。在我们进驻的那个生产队，竟找不到一户有闲炕的贫下中农人家。不得已，她只能和一户贫农睡同一铺炕。小陈是通化县一个公社的妇联副主任，虽比我大两岁，但尚未结婚，据说连恋爱对象都没有。让这么一个有文化的大姑娘，和一对中年夫妻及两个小孩睡同一铺炕，也实在是难为她了。那时候，村里尚未通电，一点娱乐活动都没有。一到天黑，农民就只有上炕睡觉。按理说，白天和社员“同劳动”，到了晚上，我们工作队员都希望不要再开会，能早点上炕休息。可是，在不开会的晚上，吃完“派饭”，小陈就磨蹭着不愿回去睡觉。有一次，老林无意中说：“今天的农活太累，小陈你就早点回去睡吧!”没想到她一下子急得不知咋办，“哇”的一声哭起了鼻子。我问她：“你怎么啦?”她委屈地说：“你们不知道我和人家一家老小睡一铺炕有多别扭呀?”由此，我才知道，几乎每天她都是等房东家睡熟后才打着手电筒回去，摸黑上炕，蒙着被子睡觉，一晚上都不敢露头。有什么办法呢?她所受的委屈，在当时还被说成为“革命的需要”，是一种锻炼和考验哩!
       尽管我不用受小陈那样的委屈，但毕竟是在东北过冬，一个个寒夜也是相当难熬。按理说，冬天睡炕要比睡床暖和。可是小米子经常外出打工，老米头独自生火做饭，从没有把炕烧热过。而在四条汉子中，数我年轻火力壮，当然得发扬风格睡炕梢了。说实在的，每晚躺下之后，一双脚到后半夜都暖和不过来。往往早晨起来，头天的洗脸毛巾都结着冰碴子，可见室内温度常在零度以下。天越来越冷，这可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只有减轻社员的负担，我们自己冒着风雪上山砍柴。砍柴，主要是割荆条。这就亏得那双大头鞋了。要是穿别的鞋，早就被雪窝里的荆条茬子扎穿了底帮。那样的话，脚就会被冰坏冻烂，变得寸步难行了。
       每次上山砍柴，我们都是早出晚归，午餐只能伴着雪团啃几张煎饼。山上的气温常在零下十多度，是无法带水喝的。割了荆条，打成捆，装上爬犁，拚死劲才能拉回村子。一路上，直觉得那双大头鞋越来越沉，仿佛是两砣生铁。每遇到爬坡过坎，就更是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不知要跪倒多少次……我们自己流血流汗砍了柴禾，到了晚上，才敢把炕烧得暖和一些。这样，也就有了热水可以擦擦身、烫烫脚。老米头家原先连个热水瓶都没有。“四清”临近结束，离撤点还有半个月呢，老米头就主动向我提出：“你那双大头鞋，回北京也穿不上啦，就留下给我穿吧!”我不仅爽快地答应了，而且还把一只热水瓶也送给他留作纪念。我想，一场运动折腾七八个月，并未真正带给贫下中农什么好处，也许这一双大头鞋和一只热水瓶就是老米头所得的最大实惠了吧?
       除挨冻而外，“四清”时最难忍的就是吃得太差了。当时上级给我们规定“七不吃”，即不只是鸡、鸭、鱼、肉、蛋不准吃，连大米、白面也不准吃。其实，即便没有这“七不吃”的规定，无论哪个社员家，也不可能有美味佳肴招待我们。我们是在社员家轮流吃“派饭”，假如能吃上一顿“小豆腐”(豆浆和豆渣掺合在一起，不点卤水，只加点青菜末就煮熟了吃)，那就算是改善生活了。说起来现在可能都不会有人相信，我们所进驻的那个生产队，社员做一个工，到年底只值八分钱。几乎家家都是超支户，穷得揭不开锅。在这样贫困的村子搞 “四清”，八个月不知肉味不足为奇，每天吃硬高粱米饭、啃凉煎饼，把我们这些从小吃大米饭长大的南方人坑苦了。一个个面黄肌瘦不说，还大都得了胃病。也就才下去两个来月吧，傅棠活便得了急性胃穿孔。幸好省巡回医疗队及时赶到，在孤山子公社简陋的卫生所里给他做了手术(胃切除三分之二)，才救了他一命。
       傅棠活在公社卫生所动手术时，我和李庆成(退休前任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副院长)正巧临时抽调到公社“四清”工作队办公室当文书，当晚就由我俩值班，负责护理他。麻醉药劲过去之后，傅棠活渐渐苏醒。但是，他不知鼻中插着氧气管、下身接着导尿管，还正打着吊针给他输着液，身子、臂膀、脖子就本能地转动起来。为了保证三根管子平稳运作，我和李庆成只得使劲将他的身子和手脚摁住，直累得我俩浑身冒汗。天亮时，我感慨地对李庆成说：“没想到人在觉醒时会产生这么大的力量，简直无可抗拒!”许多年之后，李庆成见到我，还提起这段往事，说我从中发现了一个“觉醒的力量无可抗拒”的人生哲理。
       傅棠活那次可以说是死里逃生。年轻的伙伴们都为他的复活而庆幸。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们就把他名字中的那个“棠”字省略掉，直呼其傅活(“复活”的谐音)了。
       傅活做了手术后不久，就赶上“四清”工作队员回京过春节。春节过后，等我们重新进村时，他就留在北京休养，没有再回到“四清”前线，去吃他的胃最难以忍受的硬高粱米饭。我们是到1965年6月才撤点回京的。不用说，在总结大会上，是免不了要为运动的胜利成果庆祝一番的。作为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干部，我们也自以为是经受了阶级斗争的洗礼和革命熔炉的冶炼，感到无尚荣耀似的。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才真正明白，让我们吃尽苦头的“四清”，不过是“文革”的前奏罢了。虽说我们觉醒得太晚了，但“觉醒的力量无可抗拒”，我们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再也不会充当阶级斗争的工具，去干搞“四清”那样既伤元气，又误前程的傻事了。
       石湾，作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丽人行》、《<作家文摘>的春雨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