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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9月28日，一个来自县城的电话，吵醒了我的午觉。我那远在五百公里之外的三伯田世良，吞下最后一口井水，终于咽气。满姐夫后来告诉我，那时谷里屯的太阳正好西偏。这是我最熟悉不过的季节，草尖上蚂蚱飞舞，坡地和山沟全是鸟叫，山南山北的稻谷一片金色，从吹过来的风里，你已经初步闻到大米饭的味道。
       放下电话，我闭了一会眼睛，目的是想看一看邻居们在悲伤(不排斥虚假的成份)中跑动，鸡飞蛋打，几串回潮的鞭炮被香烟点燃。狗们都不说话。我也不说话，坐在城市的书桌前，把一声长长的叹气(也仅仅是一声气吧)从胸口吐出，它掀翻了我正准备拿去换稿费的一页稿纸。
       十几年来，这样的消息不计其数。对于死人，我几近麻木，甚至把所有因死亡的裙带关系而展示出来的痛苦，统称为“痛苦比赛”(有小说为证)。这种心态，使我轻易不敢触摸过去。但有时捏捏自己膘肥的肉，总是感觉到它就像一根刺躲在里面，不时会划破我的手指。于是我现在就把它从肉里挤出来，使自己在短暂的痛中获得长久的舒心。
       认真地想一想，我的回乡总是和奔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除了春节和因公出差的路过。第一次奔丧是在1991年的9月，我在中越边境开笔会。那时的通讯还没有今天这么发达，裤兜里也揣不起手机。我的朋友秦义勇和黎平多方打听几经周折，才把电话打到我住的招待所。接到电话已是深夜十一点，离父亲的过世已经整八个多小时。尽管那是个酷暑炎热的季节，但是我接电话的手如同远在桂西北的父亲的尸体一样冰凉。我在深夜里上路，由南向北七百公里，纵穿广西全境。等我扑到我家老屋前时，已经是第二天的深夜十一点了。乡亲们曾停着父亲的灵柩一直等我到第二天下午五时，太阳就要落下去，山坳上仍然没有出现我的身影。他们想我是赶不回来了，天气又那么地闷热，不如把父亲葬了吧。于是他们自作主张，在夕阳的余温中，把我的父亲抬上后山。那一刻装着我父亲的棺材，在夕阳下全身通红，它把所有扛它的人都烤出了汗水。乡亲们用那种贫瘠的黄泥巴，严严实实地盖住父亲。他们在往棺材上填泥巴的时候，除了骂我是一个不孝子孙之外，根本没有想到，我正在朝着谷里飞奔，在和我一点也没有关系的盘山公路上飞奔，心里只恨自己不能飞。
       但是我知道一切都太晚了，父亲最后留给我的只是一堆泥土。大姐夫摊开他那双微微有些变形上面遍布伤口的双手，我看见几十块钱从他的手掌里跳出来。那是我送给父亲的钱，他一分也没舍得花就死掉了。这时，一种对话的渴望涌上心头，我想让父亲知道他的儿子回来了。但是他听不到我的声音，而实际上我也没有发出声音。也许只有轮番的刺耳的鞭炮，还能让躺在泥土里的尚未变质的父亲感知我的回来。好在我事先已有预料，当我听到父亲逝世的消息时，第一个反应就是买鞭炮。现在它终于派上了用场，我用它代替我，向父亲发出声音。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每一次回乡，不管是不是该燃鞭炮的日子，我都要在父亲的坟头烧一挂鞭炮，十年而不中断，以至于一听到鞭炮声，乡亲们就知道是我回来了。
       那时候大姐夫是跟我一起放鞭炮的人，但是到了第二年春天，这个跟我放鞭炮的人，突然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他在劳累一天之后，喝了过度的酒吐血身亡。这个消息到来的时候有些神秘，我没有让跟我同住的母亲知道，拿着行李就直奔车站。由于消息传达得及时，以及路途的缩短，我参与了埋葬大姐夫的全部工作。出殡的时候，我始终护卫在他的棺材边，我想去年是他带着大家埋葬父亲，今天却是我带着大家把他埋葬。我用有限的力气抬着他的棺材往他的墓地走去，好像只有把肩膀弄疼了心里才微微有些好受，以此安慰我的大姐和母亲。
       在我不辞而别的时候，母亲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她逼问我的妻子，是不是家里出事了?向大院里的人打听是不是我们有什么事瞒着她?当所有的人都告诉她没事的的时候，她背着我的小孩，独自坐在院子里的一棵树下抹泪。好多人都看见她坐在那里抹了一次又一次，怎么抹也没能把泪水抹干。一直等到我安葬好大姐夫从家乡回来，她的眼泪才从眼角消失。她说家里没事吧?老安他们好吗?为什么不叫老安打一百斤白米运来?老安是我大姐夫的小名，母亲不知道她的每一声叫喊，都令我心惊肉跳。一个在几天前还能为我们打米的人，只一眨眼功夫就从这个世界消失了，而牵挂着他的母亲一点也不知道。不知道的人，只当他还活着，并且要吩咐他打一百斤白米来让我们吃。我背过母亲，说一些与老安不着边际的话题，有时在她面前强作欢颜，每一天都向她编造来自家乡的好消息。如此一个多月，有一天我看见母亲站在阳台上梳头，她的头上没有一根黑发，稀稀拉拉的全是银白。我再也不忍骗她。她被这个迟到的消息当场击倒，从阳台滚进卧室，双脚一抽一弹，像一只还没有完全割死的鸡，抽搐了好久，她的嘴里才吐出哭声。她哭泣着说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为什么?这时她似乎已经忘记了疼痛的根源，转而责备我未及时把这个消息告诉她，以此减轻心头的负担，本末倒置。我让大姐夫在她的心里多活了一个多月，不仅不能安慰她，反而给她带来了双倍的悲痛。
       悲痛之余，我的七十老母竟然要回乡去跟我的大姐同呼吸共命运。我没有应允，只是不断地回乡，给大姐送去我力所能及的帮助，以此宽慰母亲。那几年，几乎每一个月我都回去，一直到大姐的小孩长大能够从事劳动，我才稍加减少回家的次数。那几年，我在母亲和大姐之间往来穿梭，使高龄的母亲能够安心地居住在城市，使我的大姐挺住了精神的沉重打击。
       随着伤痛的慢慢消失，我的回乡开始变得像是度假。更多的时间，我能够把心情从悲痛中解脱出来，放眼家乡的山水，发现它竟然是那么地美丽。站在山上，我能够看见落下去的太阳，它像鸡蛋黄那么软那么黄，像一勺子刚出炉的钢水，它一落下去，整个村庄立即暗淡，炊烟和狗吠变得无比亲切。早晨，白得像棉花的雾从山冈下漫上来，小时我曾经赤脚穿行在雾里到邻村的学校上课，雾就像雨落在我的头发上。冬天成片的青枫树黄得冒油，就像凡高的油画那么耀眼，那么令我激情澎湃。我记得就在回乡举行婚礼的日子里，我还在那片青枫林里打柴火。我也曾经在那片青枫林里，思念过邻村的女孩。类似的回忆慢慢地浸上心头，就像一次大餐使我的每一个细胞幸福。
       但是这种愉悦 的心情，很快被一种担忧所替代，我的注意力开始转移到岳父身上。在我们刚刚走上好生活的时候，他却肝癌晚期。但是他并没有被这个病吓倒，对生命照常充满热爱和向往。他一生多病，每一次都靠毅力战胜了病魔，所以他坚信这一次他也能够战胜。在医院治疗数月后，病情并未好转，于是他离开家乡，到几百公里之外的一个中医家寻求治疗。他每天吃草药，坚持锻炼身体，即使是身体浮肿了，他也仍迈着沉重的双脚走动。然而他想不到这一次治疗，竟使他客死异乡。也许他曾经有过预感，在临死的一天，他说送我回家吧。
       遵照他的遗言，我和他的两个儿子护送他的尸体，经过一天马不停蹄的飞奔，四百多公里的穿行，于傍晚时分到达家乡。当我们看到故乡的屋顶，和迎候在路口的成群结队的亲人时，我那颗一直绷紧的心才稍微松弛下来。我对岳父说到家了，就像小时候，母亲领着我们出远门一路喊着我们的名字回家那样，生怕岳父的魂魄漂流路途。
       这该是跟故乡最紧密的联系。随着三伯的过世，田氏家族中父辈的最后一双眼睛从我的身上消失，也就是摸过我脑袋看着我长大的那一代田家人，已经全部入土，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和故乡就切断联系呢?我想回家的次数肯定会有所减少，但是每年我都会回去。置身家乡的人群中，有好多娃娃我已叫不出他们的名字，我童年时最熟悉的面孔正在一日一日地减少。所以更多的时候，是独坐在山坳上，跟那些死去的亡灵对话，更多的时候是在缅怀。
       
       东西，作家，现居南宁。主要著作有《没有语言的生活》、《目光愈拉愈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