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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五月的阳光真的很好，该绿的都绿了，该开放的都开放了。这样的季节里，罪恶应该像黑暗一样躲得远远的。
       当时蔡云就是这样想的。当时是星期六的午后，蔡云在所里值班，无所事事，只好把两只脚搁在另一张椅子上打瞌睡。为了做好应付突发事件的准备，他没有敢脱鞋子，电话机放在一伸手就能拿到的桌子边。
       但是蔡云睡不着，脑袋里全是事情，杂乱得像春运高峰时期的火车站。去年夏天从警校毕业之后，他和三个同学分到市公安局。局里二次分配，一个去刑警支队，一个去防暴大队，一个去110指挥中心，一个去望湖派出所。去派出所的就是蔡云。局长一宣布，他们就被接受单位领导带走了。他们分手前郑重地握了握手，却无意间站成三对一。三人顾不上兴奋，眼睛里全是毫无遮掩的同情。他不知所措，好像还没有醒悟过来。
       然后他们就走向接他们的车。
       去刑警支队的谷超乘坐的是“三菱”越野吉普，去防暴大队的申建国乘坐的是“奥迪”，去110指挥中心的辛德明乘坐的是写着“110、120特别联动”字样的“依维柯”，他们乘坐的交通工具上警灯转动。蔡云跟所长毛迪声走到门口，毛迪声伸手拦下一辆“夏利”出租车。
       “毛所长，要不要送一下?”刑警支队的赵队长笑着问。
       毛迪声挥挥手说：“不用不用。”他又说：“所里的车出现场了。”
       “出现场?”赵队长笑着说，“还要你们出现场?”
       蔡云真的不想往出租车里钻。他已经很久没有坐民用车辆了，在警校的时候，出门都是两三个人借驾驶班的三轮摩托。毕业后在家的几天，他向分在分局的学长借了一辆摩托。摩托半新半旧，但车上写着“公安”，就很容易让人想到伤痕累累、风尘仆仆的战马，从而联想到主人的出生入死、战功卓著。新车有什么用?新车让人一下子就想到了连立正都站不稳的新兵。他装着系鞋带，等同学们拐上马路后才往车里钻。他希望同学们听到了毛迪声所长的后半句话，所里不是没有车，所长说所里的车出现场了。
       蔡云到望湖派出所才知道，所里有一辆普通型“桑塔纳”，但车子不是去办案，而是一大早帮关系户押车去了外市。
       另外三个同学到岗位上不久都有了故事。去刑警支队的谷超，上班没几天就参加“8.29特大杀人案”的侦破工作。他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但他参加了，到过现场，经过曲折，知道过程，说起来就比较过硬，所以，只要聚会他就要往这上面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从上甘岭下来的人，哪怕只是炊事员，说话时舌头都比在后方的人硬。去防暴大队的申建国，没几天就参加了“特保”。“特保”就是特别保护，国务院副总理来也不过“一保”。他一般不说，好像一说就涉及到绝密，就犯了纪律。这很容易让人觉得他很可能只是远远地站着，实际上什么也没看见。每到这时候，他就会扔下“手很软”、“头发根有些白”之类的话，让人摸不清头脑，又让人觉得已经说得不能再清楚了。到110指挥中心的辛德明，没几天就从十六层的1607室的阳台上翻出去，沿墙平移了5.4米，翻进1608室的阳台，帮主人取出了钥匙。这件事他不用说，当时正好有记者路过，摄像机记录了全过程，录像带在电视台当晚的特别报道中原汁原味播出，全市人民都看到了。
       蔡云到派出所后做的第一件事是背户籍，每个晚上跟户籍警外勤老刘一家一家去认门。老刘是派出所的元老，年后要退休，所里的意思是让蔡云将来接他的班。老刘是好人，长了老太太一样迷迷糊糊的脸，对蔡云像对独生儿子。他和谁都熟，谁家的煤气表装在哪个位置他都知道，更不要说谁家有几口人、从事什么职业了。他到谁家都要被谁家逼着喝一杯茶，抽一支烟。
       “这位是——”人家指着站在一边的蔡云问。
       老刘说：“我的助手，小蔡。”
       “联防队的?”人家问，然后善意地笑了，一般人不大相信老刘会有助手。
       老刘说：“不，正经警察，警校才毕业。”他接着介绍蔡云，说蔡云怎么怎么好，说着说着就说到蔡云的同学谷超、申建国、辛德明身上。人家对谷超和申建国不熟悉，却都看过电视台的特别报道，都记得当时心和辛德明一起吊在半空。“他本人，就是辛德明的同学!”他说。好像这么一说，蔡云就不同凡响，而不同凡响的蔡云居然是他的助手，他的地位就跟着高了。这实际上是不搭界的事情。
       如果人家有年龄相当的姑娘，老刘会多坐一些时间，一副努力做红娘、促成婚事的样子。弄得人家姑娘闭紧门不出来，在里面又羞又急地说“刘伯伯快走刘伯伯快走”，臊得蔡云站也不是走也不是。
       这样走下来，有时一个晚上只能走两三家，至多走四五家。
       望湖派出所是新建立的。这个地段在城市和郊区的结合部，原来是一片荒地，后来开发，有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居民小区。市里规划将城区扩大，这里陆续多了几栋高层建筑，多了好几个日夜轰隆隆的建筑工地。但总的来说，望湖派出所现在所管辖的范围并不大，大部分还在规划中和蓝图上。派出所正在不断充实力量，蔡云就是为充实力量来的。
       望湖派出所边有个自由市场，满眼是小摊小贩、买进卖出。有交易的地方就有缺斤少两，就有你争我夺，因此就有纠纷。闹开了，双方揪着衣领。“走!你要是不怕，跟我去派出所!” “我怕你?我怕过哪个?派出所又不是专门为你家开的!”人来了，派出所就要问情况，做记录，再拿出让双方都能接受的意见。有时一个上午只能处理一个纠纷。
       “还不如叫居委会呢!”蔡云心里嘀咕。
       因此，派出所户籍警外勤蔡云没有什么故事可谈，聚会的时候只有听。他们分手的时候说每周聚一次，参加工作后才知道有多紧张，坚持了个把月就改成一月聚一次，后来这也坚持不下来，改成有空就聚。蔡云被推举为联络人，原因是他不太忙，而且常守在电话边。大概是世纪末了，乱七八糟的事情多了起来，所里经常要出现场，让他值班。值班就是守电话，哪儿也不能去。哪儿也不能去，怎么会有故事?
       现在，蔡云一个人在所里值班，带班的毛迪声在彩票销售现场。五月这样的季节，又是星期六的午后，如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人就没有理由不懒洋洋，睡意如同从天而降，大雾一样弥漫。因为经常值班，没有睡午觉习惯的蔡云天天都要打一会儿瞌睡，人仿佛一转眼就到了按部就班的中年。他把身体摆放到最舒服的位置，双手交叉放在小腹那儿，心往丹田沉，渐渐地就分不清自己是躺着还是站着了。
       “嘀铃铃铃——”
       电话就在这时候响了，清脆而急促，如同夜深人静的时候炸响的一串鞭炮。一听那不由分说的声音，谁都知道一定是哪里出事了。蔡云猛的一激灵，双手往下一滑，人掉下椅子。
       “喂!”蔡云半趴在地上，在第一时间抓过听筒，“喂，你好!请讲!”
       电话那头没有人说话，但显然电话通着。从电话背后嘈杂的声音上，蔡云判断打电话的人用的是公用电话。他听出里面有紧张地喘气的声音，好像打电话的不是人而是一头负重的牛。
       “你好。”蔡云放缓语气，“你不要紧张。”
       对方还是没有开口。
       蔡云学过心理学，知道人在极度紧张的时候是有可能发不出声音的。他趁机让脚钻进皮鞋，扣好衣扣，扶正椅子，做好了下一步行动的准备工作。
       “你现在是在哪里——你——身边有什么显眼的建筑吗?”蔡云启发对方说。
       听筒里还是呼哧呼哧的喘气声。
       蔡云无声地笑笑，以为是有人在恶作剧。他接过这样的电话。有一次，对方是一个女学生，说有人在望湖小学西围墙边拦路抢劫。他一个人奔到现场，什么异样的情况也没有看见，却看见几个小学生躲在墙后鬼鬼祟祟地笑。他想训训他们，又想到对手是几个小学生，有理也说不清，即使说清了也没用，装着若无其事地走了，仿佛他不是专门来处理事情，而是路过这里。这样一来，那些小学生反而不知所措。还有一次是同事捉弄他，说湖边发现了一蛇皮口袋的碎尸。他全身的力量都拥到了嘴边：“你说什么!”好在同事在那头忍不住笑了起来，否则他搁下电话就要通知所长出现场。他想这次可能和前两次差不多，决定将计就计。
       “你能把电话交给你身边的人吗?比如公用电话亭的老太太?”蔡云在“公用电话亭”几个字上用了重音，明确地表示自己的判断。
       “喂!”电话那头突然蹦出一个老太太放开的声音，“喂!你是谁?”
       蔡云被粗重的声音震得耳膜发颤。“我是望湖派出所。”他知道打电话的人把电话交给了身边的人，那人身边真的有一个老太太，“请讲。”
       “你是哪里?”老太太问。
       蔡云有些不耐烦地说：“望湖派出所!”
       “——你是小蔡吧?”老太太高兴地说，“我是你李大妈呀!”她又急促地说：“快来，一个小伙子来找你，好像是报警的。”
       蔡云急忙奔到李大妈的“望湖”杂货店。杂货店就在派出所右前方不远的地方。李大妈是老刘的老婆，老刘退休后，家里生活困难，望湖小学破墙开店，派出所帮他家申请开了一家杂货店，兼办公用电话业务。
       “就是他!”李大妈指着一个青年说，目光炯炯有神。
       二
       五月的阳光真的很好，该绿的都绿了，该开放的都开放了。在这样的季节里，吊在半空真是一件美妙的事情。
       当时马强就是这样想的。当时是星期六的午后，马强吊在省纺织大楼的外面，他觉得自己像一只鹰，或者是一个特警。
       马强是高楼清洗工。这种工作现在很常见，在高层建筑下随便一抬头，就可能看到他们。他们腰间系着保险带，吊在高层建筑外面洗刷灰尘。
       “明天开始，你和夏军辉、赵小亚用三天时间清洗省纺织大楼。”公司业务调度老吴昨天傍晚对马强说。
       马强刚从省政府大楼下来回到公司。他穿一身橘红色防水服，头上戴着红色安全帽，脚上穿着黑色高帮雨靴，腰间束着白色宽安全带。他穿这样的服装很精神，经常会产生自己是一个警察的感觉。想象中他应该猛一收腹，双脚一靠拢，右手齐着帽沿，低沉有力地说：“是!”当然他不会这样做，也不能这样做，他脸上泛出一个似乎正常又似乎带着讨好的笑，说： “好的。谢谢吴调度。”
       “好好干。”老吴笑着拍拍马强，接过马强递过去的一包“中华”牌香烟和一个一次性打火机。他是公司老总的一个乡下亲戚，没什么文化，曾经是生产队队长。在安排谁或者不安排谁和安排谁去什么地方等方面，他有实权。如果希望从高楼下来马上就上另一栋高楼，就必须经常给他一些小恩小惠，逢年过节还要送礼。他说要的不是礼，而是礼，前一个礼是礼物，后一个礼是礼节，也就是说要的尊重。
       今天马强清洗省纺织大楼。纺织业这几年不景气，纺织大楼要靠出租楼层支付管理开支。现在情况不同了，中国正在为加入WTO和美国人谈判，“入世”似乎势在必行，如果这样，纺织业就会摆脱困境。虽然美国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我们口气很硬，但谁都知道硬过之后还会坐到谈判桌上。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碰上美国人就得这样。不久，美国一个机构要和省纺织集团洽谈大项目，已经显出破败样的纺织大楼就收回出租房，抓紧时间进行内部装修，装修后请人洗刷大楼。当然，马强不知道这些，他也用不着知道这些。他下岗了，市总工会下岗培训中心把他培训成大楼清洗工，下岗工人职业介绍中心把他介绍到“九重天清洗公司”。他知道最要紧的是有事可做，多劳多得。
       马强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工作场所是在半空，工作形式是吊，工作内容是清洗，就像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下岗。他下岗之前是“我们”牌啤酒厂的宣传干事。啤酒厂的效益不错，尤其到了夏天，“我们只喝我们的啤酒”的广告满天飞。他中学时诗写多了，影响了成绩，进了职业学校学文秘，后来到了啤酒厂宣传科，“我们只喝我们的啤酒”就是他想出来的广告语。厂长经不起去德国考察的诱惑，力排众议决定和德国的一家啤酒公司合资。合资的意向合同签定之后，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厂长准备动身去德国考察，关键时刻，市里从上海引进一位留德博士担任中方总经理。留德博士在德国攻读七年，不再需要去德国考察，德国之行因此被取消。合资之后，“我们啤酒厂”成了“中德合资大家啤酒有限公司”，工作服由蓝色变成啤酒黄色，效益上去了，但一批工人下来了。厂长先是担任中方第四副总经理，因为处处和总经理过不去，很快被董事会安排到保卫科当副科长，鸡飞蛋打。马强本来不在下岗之列，可他觉得合资后，德国人拿了大头，我国既免税，又有许多人下岗，反而吃亏了，忍无可忍，给市委书记写了一封信，信中恳切地说：“德国人为什么要来合资?就是因为看中我们的效益不错，啤酒有广阔的市场。他们为什么不和效益不好的厂合资?从这方面说，香港人，台湾人，以及外国人来合资，本意都是来赚钱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市委书记一直没有回信。有一天，保卫科说他迟到，要扣一个月的奖金。他实际上是踩着铃的尾声进厂门。他以为那封信转到公司里，公司有意报复，觉得前途无望，脱下啤酒黄色工作服走了。
       辞职后，马强一下子成了没有单位的人，心就像口袋一样空荡荡的，才意识到自己太冲动了。一个什么都还没有的年轻人，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是要有一个工作，而现在最难办的就是解决工作问题。以前，他在厂里，看到的都是工人，所以看到工人就烦。现在他到职业介绍所去，满眼都是下岗职工，如同去医院看到的全是病人，所以他看到下岗工人就烦，有时候甚至以为大家都下岗了。他想做文秘，但公司需要的文秘都是女的。遇到公司招聘，他还没有开口，就被招聘的人“NO”了回去。有一段时间，市里连续发生几起出租车遭劫、司机被杀的案件，于是兴起了出租车夜陪业。他做了夜陪，昼伏夜出，好像依照美国时间生活，不久天下太平，夜陪业销声匿迹。
       “你现在在哪里发财?”马强过去的同事来找马强玩。
       马强不好意思地说：“混混。”
       “混混?”同事不相信，以为他谦虚，“你怎么可能混混?你有文才的。”
       马强问：“你们怎么样?”
       “他妈的!那留德博士简直就是法西斯!是希特勒!”同事义愤填膺。
       马强问：“怎么啦?”
       “一点自由都没有，他把我们分解成了分分秒秒，每一分每一秒赚多少钱，他都算得清清楚楚。”同事说，“德方总经理都比他随和，经常去深圳打高尔夫球，不管我们。”
       “操!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马强说。他就觉得还是辞职好，没工作了，没钱了，但自由了。自由比什么都可贵，自由是钱买不到的。但是，他仅有自由又明显不够，他还需要吃饭，适当的时候还需要爱情。因此，他要工作。
       马强开始选择高楼清洗工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没有更好的工种可以选择，另一个原因是他白天吊在半空不会被熟人看见，因此不怕丢面子。对年轻人来说，面子比钱值钱。没过几天，有过写诗经历的他喜欢这种工作了，他喜欢吊在半空。他觉得他像一只鹰，一只城市上空的鹰。他还觉得自己是一个特警，因为他经常从天而降。他把自己的工作艺术化，使每天累得七死八活的自己乐此不疲。
       吃过盒饭后，马强又从上而下，赵小亚在上面放绳子。夏军辉没有下来，他和赵小亚是夫妻。马强在吃饭的时候就从他们两人的眼神中看出，五月的太阳把他们的血晒热了，五月的风把他们的心吹动了，他们又要在楼顶做夫妻功课。他们经常这样。他们从农村来，在这座城市的边缘租了一间房子，但隔音效果不好，能听得见老房东丑陋的磨牙声，晚上放不开，因此他们经常选择楼顶。居高临下，谁也看不见，谁也听不见，无所顾忌，而且还有一种在大家头上为所欲为的快乐。所以他们和马强一样，对这种工作很满意，不同的是满意的内涵，打一个比方，就像同样有十块钱，他们买了一只削价的烧鸡，马强买了一张盗版的碟片。
       马强吊在半空。绳子放得断断续续，好像放绳子的人把放绳子当成了副业，想起来就往下放一放，想不起来就搁在那里。他知道上面手忙脚乱、热火朝天，放绳子是忙里偷闲。在楼顶上铤而走险，真是心旷神怡，别出心裁，他不禁心猿意马，整个人像秤砣一样往下掉，思想只好朝鹰和特警上面靠拢。洗刷到十五楼，他闻到一股异味，知道到了厕所。
       大楼清洗工从上至下清洗，他们会在大楼内部的人意想不到的时候光临某个楼层，因此，见到意想不到的场面就成了经常性的事情。据说，曾经有高楼清洗工在五星级饭店外高空作业，英武的身姿让一个住十八层的新加坡富婆方寸大乱。富婆从窗口把他拉进房间，不仅献给他身体，还塞给他美元。这只是据说，马强没有这样的艳福，但他饱过几次眼福。有一天中午，马强清洗五星级饭店，见到一个漂亮的外国女人光着身子侧向他打手机，他看呆了。那个金发女人大概是在洗澡的时候听见手机响，什么也没有披裹就冲了出来。她放下手机转身也看呆了，她没有想到在很现实的社会，竟然出现了一个男人从天而降的浪漫情景。那个女人醒悟过来后，她没有大惊小怪，大大方方地走进浴室。有一天上午，他清洗四星级饭店，看见一个外国老人和中国姑娘躺在地毯上。他隐到窗帘旁边，目睹了翻滚的全过程。他在观看过程中，不知不觉从窗帘后移到窗口，心满意足的外国老人和中国姑娘仰面躺在地毯上，居然朝他笑笑。前天下午，他清洗省政府办公大楼女厕所的位置，看见一个姑娘蹲在坑位上。姑娘看见他后，急忙提起裙子跑了。他以为姑娘会去叫人，慌忙摇绳子，让赵小亚往下放。虽然那个姑娘没有采取什么措施，但他一个下午都心神不安。在其他地方也许无所谓，可省政府这种地方不是闹着玩的，一旦追究责任，公司吃不了兜着走，他只好卷铺盖走人。
       “麻烦你，你不要向任何人解释。”晚上下班，那位姑娘戴着墨镜在楼下等到马强，红着脸说。她大概以为马强吓坏了，要向公司检讨。如果他检讨了，公司就会要他来找她道歉，一对一的事情就闹得尽人皆知。
       后来马强想通了，这种事，外国人不当事，中国人当事。但当事可以，最好是不要闹，吃哑巴亏，否则查不到他的错，当事人的面子就丢大了。
       “不会不会，”马强结结巴巴说，仿佛是他蹲在坑位上被那个姑娘看见了，“不会，怎么会?”
       马强从小便池上看出里面是男厕所。一般地说，办公大楼的格局里是男厕所对面应该有女厕所。他的目光穿过男厕所，看向过道那边。在这样一个午后，他特别想看到想看的场面，哪怕是一个人模模糊糊地蹲在那里。那边真是女厕所，但女厕所里没有人。他一阵失望，目光一穿而过，落到楼那边的一栋楼上。
       三
       蔡云一转弯就看见了李大妈旁边的青年。那青年用力半倚在柜台上，仿佛一松劲就会像烂泥一样稀里哗啦坍塌下来。他的脸色惨白，额头上直冒汗，似乎连呼吸都在发抖。他穿着黑色高腰雨靴，还穿着黄色雨衣雨裤，消防队员似的。但他显然不是消防队员。蔡云在一瞬间发生了错觉，以为天下雨了。他抬起头，目光没来得及放开就被强烈的阳光刺退回来。所以，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青年的这种打扮非常不伦不类，也格外引人注目。
       “你叫什么名字?”蔡云疑惑地问。
       青年的目光拐着弯看蔡云，没有回答。
       “你是有什么病吗?”蔡云进一步问，“你是不是要救护?”
       青年的嘴动了好几次，似乎在努力。过了一会儿，他说：“马强。”
       “马强?你是叫马强吗?”蔡云问。
       “杀人啦!”马强突然神经质地大叫起来。
       蔡云吓了一跳，手下意识地伸向腰间，当然他腰间什么都没有。李大妈吓得茶杯掉在地上。
       “你慢慢说。”蔡云皱了皱眉头。
       马强又喊了一声：“杀人啦!”
       蔡云看看围过来的路人说：“你瞎喊什么?你慢慢说。”
       “你不相信?”马强痛苦地问。
       蔡云简单地想想，决定点头说：“我相信。你慢慢说。”
       马强接过李大妈递过来的一杯水，猛喝几口后开始叙说。马强从小便池上看出里面是男厕所。一般地说，办公大楼的格局是男厕所对面应该有女厕所。他的目光穿过男厕所，看向过道那边。那边真是女厕所，但女厕里没有人。他的目光一穿而过，落到楼那边的一栋楼上。他看见同样是十五楼，在同样位置的窗口，忽然出现了四个人，仿佛电视机突然被打开，荧屏上有了人物。四个人先是随便站，紧接着就好像站成双方，二比二的架势。
       “我看见一个人突然举起右手，对着对方一个人的脑袋一点，那个人就仰了过去。对方另一个人要扑过去，举手的人又是一点，扑过去的人双手一扬，矮到窗台下面。”马强边说边做着动作。
       “一点?”蔡云说，“你是说用了无声手枪?”
       蔡云熟悉辖区的地形。马强说的具体位置是外贸大厦。他仔细看着马强。马强因为叙述完毕，不再颤抖，但面色蜡黄，眼神飘忽不定。他凭感觉认为马强说的是真话，立即打通所长的手机，向110和分局刑警大队报告，然后奔到纺织大楼后面，闪到自行车棚里，监视着外贸大厦的大门。
       外贸大厦去年封顶，但外经委主任和外经委分管基建的副主任出了问题，大厦的内部装潢就停止了。大厦一直荒在那里，现在，它就像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人没有穿衣服那样难看。楼前的空地上，零乱地堆放着一些建筑材料，有些地方还长着半人高的杂草。大楼封顶后没几天，两个流氓从楼下打到楼上，又双双从楼上摔到楼下，一次性死亡，因此一般人不敢来这里。罪犯选择这里作案，一定很老到，肯定会破坏现场，加上楼里没有电梯，从十五楼下来需要时间，人十有八九还在楼里。
       想到罪犯还在楼里，蔡云顿时紧张了。这将是他第一次一个人面对两个持枪的罪犯，而他手无寸铁。好在派出所遇到这种事，任务就是控制现场，不要孤军深入。太阳还在空中，星期天的纺织大楼空无一人，只是甩下了强大的阴影，强烈的光线把前面外贸大厦的窗户照得像一张张黑洞洞的大嘴，大嘴里好像随时都会飞出什么怪物。他回头看看，没有人跟在他后面，他立即就觉得孤立无援。
       蔡云从小就想当警察，不像许多孩子想当解放军。他觉得，如果不打仗，那当解放军还有什么意思呢?不如当警察抓坏人。所以，他在高考志愿书上填的全是和警察有关的学校。他在警校的各科成绩都是优秀，只是人有些瘦、有些白。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瘦和白才被分到派出所，到了派出所又因此主要做户籍警外勤，继而值班。
       “所长，我不想——”蔡云找毛迪声。他是毛迪声领来的，他就对毛迪声产生了依赖感和信任感。
       毛迪声平时沉默寡言，想了想说：“这些事总要人做。”
       毛迪声原来是新街口派出所的副所长。新街口派出所是全市最重要、最大的派出所，有人说，能当好新街口派出所所长，就能当好分局局长。所长被提拔成分局副局长，毛迪声应该将前面的“副”字抹去。他是将前面的“副”字抹去了，可没在新街口当所长，而是被调到新成立的望湖派出所。这种安排可以说是领导认为他没有能力担任新街口派出所所长，可以说他是受排挤，也可以说是领寄希望于他来城郊结合部打开局面。他什么也没有说，说什么也没用，按时上任了。
       蔡云不好再说什么，但他不甘心就这样下去，他想做点事情，这样才无愧于警察。他选择了去火车站。火车站人来人往，五湖四海的人都有，干什么的都有，当然就有流窜犯。有的流窜犯是路过这里歇脚避风，有的流窜犯是在这座城市作案后准备远走高飞，有的流窜犯是在这里下车准备在这座城市下手。他们混在人群中，谁也不会想到，身边一个衣冠楚楚的人可能血债累累，包里藏着炸药，腰里别着手枪和匕首。当然，火车站有警察和联防队员，也有便衣，他们的任务就是尽可能识别并擒获流窜犯。
       蔡云穿着便衣，在人群中走来走去，眼睛有意无意地盯着面前的人。火车站弥漫着五香茶叶蛋、劣质面包、香烟的混合味，以及墙角散发出的尿臊味、头发里散发出的油耗味、胳肢窝散发出的腋臭味。他觉得每一个人都不正常，但当他准备动手时，又觉得每一个人都说不出可疑之处，再正常不过，他们无非是对他多看了几眼，或者脚步有些乱。他非常懊恼，突然发现他在学校学的都不够用了，然后他就更加意识到一个单位对一个人的成长有多么重要。他在学校和谷超、申建国、辛德明不相上下，成绩甚至比谷超和辛德明还好，可他们都干得很出色。一个人可以矮一些，如果站在山顶上，就会高得像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一个人再高，如果站在深渊里，也矮得不如侏儒。他垂头丧气地回去。当下一个休息日来临，他又满怀信心去了火车站。
       有一天傍晚，蔡云突然感觉到有人在远处窥视他。他不动声色，终于用余光找到窥视他的人。那人双手插在口袋里，目光在眉毛上忽东忽西，形迹可疑。他慢慢向那人靠近，那人先是没注意他，等他接近了，不仅没跑，反而迎着他走来。他还没有决定是不是扑过去，那人已先下手为强，迅速抓住他的胳膊，想把他像背包一样从肩上摔过去。他顺势将右脚插进那人的裆下，一侧身，右胳膊肘顶住那人的胸脯，反将那人压在地上。他在学校擒拿格斗成绩不大好，因为他瘦，力量小，只有靠巧力，但同学们和他相处时间长了，他的巧力使不出来。现在情况不同，他和那个人素不相识，那人也没有想到瘦瘦的他会擒拿格斗，他的巧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但他还没有来得及下一步行动，几个人同时从几个方向扑上来，其中还有一个人用枪抵着他的脑袋。他束手就擒。他被带到火车站派出所，才知道火车站的警察和联防队早就注意他了，被他压在地上的联防队员，曾经是市摔跤冠军。
       火车站派出所归铁路局公安处，他们管辖铁路沿线和火车站、火车站广场，广场之外归地方派出所。他费了很大的劲才让火车站派出所的警察相信他也是警察。
       蔡云想抓罪犯，结果被人当罪犯抓了起来，这事在市公安系统传为笑话。但他制服了前市摔跤冠军，又让人刮目相看。两项相加，互相抵消了。
       五分钟之后来了一辆110。它“呜儿呜儿”地啸叫着，在空地上毫无必要地掉过头，绕出一个潇洒的弧线，红蓝两色的警灯不停地翻滚。车没停稳，车门没全打开，三个警察就相继跳下车。他们的肌肉绷得紧紧的，透露出明显的职业特点。
       蔡云迎上去说了情况。他说完了才发现自己慌乱得口齿不清。
       “你是怎么想的?”组长模样的警察看看大厦，耸耸肩问。
       另外两个警察靠在车身上，其中一个警察用警棍敲着另一只手的掌心，一个警察不时地用警棍顶顶压得低低的帽沿。
       “……”蔡云最看不惯110和刑警的这种神情，好像他们见多识广，野战军似的，把他当成了民兵。他被他们的松弛弄得心烦意乱，忽然觉得太轻信马强的话了，万一马强精神不正常怎么办?即使马强说的是真的，怎么就能肯定那人点了两下就是开了两枪?他回头看马强，马强无影无踪，只有一些既想看热闹又怕出事的群众躲躲闪闪地站在远处，还做出随时都准备趴下的样子。招呼110的理由一下子变得像肥皂泡一样随风而去，如果警察报假警，传出去会把人的牙笑掉了。
       “老蔡。”用警棍顶帽沿的警察过来拍拍蔡云。
       蔡云认出这个警察是辛德明。两三个月不见，辛德明瘦了，也黑了，身上多余的部分去掉了，剩下的全属于警察。他和辛德明不能比，原来他比辛德明瘦，现在他的肚子上有了赘肉。
       他顿时觉得无地自容，愤怒地喊着：“马强!马强——”
       四
       马强脱下衣服搭在臂弯里，想赶紧离开小卖部。他已经报了警，没他什么事了，他也不想卷进什么案件中，他要工作。夏军辉和赵小亚把他拉上去后不知去向，他当然不会再清洗外贸大厦，何况一个人也无法清洗。他要回公司讲清楚情况。
       “你不能走。”李大妈严肃地说。
       马强伸手在裤袋里掏出一块钱硬币：“给你。”
       “你不能走。”李大妈把硬币推给马强，“报警不收钱，我这点觉悟还是有的。”
       马强奇怪地问：“那我怎么不能走?”
       “等警察来了，核实了情况你再走。”李大妈笑着说，“我是警察的家属，我知道这个规矩。”
       马强看看李大妈，李大妈虽然慈祥，但语气很硬，容不得他反对。他只好站着。他看见110来了，又看见一些群众胆战心惊地挪向前面去。
       “马强——”有人跑过来喊，“叫你去现场!”
       马强本能地对李大妈说：“我不去。”
       李大妈笑了笑，接过马强手上的衣服，从柜台下拿出一副游泳镜说：“你戴上。”
       马强穿着白汗衫、蓝短裤、高帮黑套鞋，戴着黄色游泳镜，跟来人去了。来人边走边忍不住笑，路人先是惊讶地看他，然后也笑了，只是他们不敢笑得太放肆，因为不知道马强掩藏在镜片后的眼睛到底在看谁。经验告诉他们，对这类怪异的人，最好的办法是敬而远之，否则要吃亏的。马强知道问题出在一身的装束上，但他慌了一会儿就镇静下来，他不在意大家的笑，因为他戴了游泳镜，谁也看不出他的真实面目。
       看热闹的群众分开出一条小路，让马强进来。他们被马强不伦不类的打扮逗笑了。有警察在，他们笑得无所顾忌，紧张的气氛随之变得轻松活泼。
       “你，怎么一回事?”用警棍敲打另一只手掌心的警察问，边问边用警棍敲打另一只手的掌心。
       “我——”马强计划坚定地看着警察，实际上头还是低着，脖子缩在肩膀里。五月的下午气温降得很快，他瑟瑟发抖。
       蔡云转过身去，不忍心看马强。马强把他的脸丢尽了。一个想大有作为的警察没有栽在罪犯手上，而是在一个看上去不大正常的青年面前摔了一跤，世界上恐怕没有人像他这样背运。太阳掉到外贸大厦那边，巨大的阴影铺天盖地地扑下来，把他们压在身下。一些风从毫无遮拦的门窗里吹过，吹得杂草东倒西伏，散布着阴森森的气息。几只老鼠旁若无人地钻来钻去，有一只竟然站到一块水泥板的顶端，昂着尖尖的脑袋，像模像样地听着周围的动静。
       蔡云忽然觉得外贸大厦就是现场。
       110的几个警察似乎也有了蔡云的感觉，猛然收紧了自己。组长用对讲机向指挥中心求援；开车的警察纵身跳下车，去指挥群众疏散；敲手心的警察拔出枪转到大厦的另一面，辛德明举枪守正面；蔡云愣了一下，一把拉住马强，伏到辛德明身边。
       毛迪声所长带所里的同事来了。辖区内有一大片荒地，区民政局在那里搭了一个舞台和长长的栈桥，花四天时间销售六百万福利彩票，中大奖的将栈桥上的十辆“桑塔纳2000”开走。派出所肩负着维持秩序的任务，幸亏今天是最后一天，而且结束得早。与此同时，三辆110开了过来，其中有一辆还关着一个撒酒疯的醉汉。接着，市刑警支队的“三菱”越野吉普呼啸而至，赵队长和四个刑警在急行中飞身下车，最后跳下的竟然是谷超。毛迪声老所长、分局副局长廖纯也到了。各种警车停了一地，大家把外贸大厦团团围住。从省里急调的四个神枪手进了纺织大楼，从四个层面控制外贸大厦。
       这种场面一出现，首先要做的是成立现场指挥部。神气活现的组长靠边站了，现场由赵队长统一指挥，先听马强讲情况。马强说得语无伦次，大部分由蔡云补充。
       “从马强说的一点倒下去一个人上看，罪犯使用的是装了消音器的手枪。”蔡云特别强调。
       赵队长一挥手，一个警察用话筒对大厦喊话，意思是警察已经包围了大厦，要罪犯投降。这是必要的前奏，但往往毫无用处。大厦内果然无人应答。于是，警力重新调配，十个警察围住四周；四个神枪手手指扣住扳机，随时可以向在自己分管的层面中出现的罪犯射击；二十个警察从门窗钻进大厦，他们一闪一闪，一蹦一蹦，像电影里的一样，但没有电影中那些多余的动作，电影中是演戏，现在是实战，任何一个花哨的动作都可能是把自己和同伴的生命当儿戏。
       蔡云是二十个警察中的一个。本来没有他，而且他没带枪。但他坚决要上去。赵队长盯着他。这双眼睛不大，但眼神是扁平地喷出来的，很毒，心理脆弱的人很难抗得住。他企图用这种目光让蔡云识趣地知难而退，如果用语言劝说，既不符合警察的特性和他的个性，也会让对方难堪。蔡云最讨厌这种目中无人的眼光，他眯着眼，使自己的目光集束射出。如果说刑警队长的目光是扫射，那他的目光就是点射。
       “让他上去吧。”毛迪声用目光对廖纯副局长说。
       廖纯用目光对赵队长表明了态度。
       赵队长的目光只是错开了一瞬间，蔡云就领悟了意思，接过毛迪声递过的手枪，像一只兔子一样钻进楼里。他无意中和谷超、辛德明成了一组，双腿微屈，一手握枪，另一只手作为依托，眼睛看着，耳朵听着。他们是同学，在学校的演习中多次配合，所以在楼里互相掩护，各对一个扇面，非常默契。越往上搜索，罪犯存在的可能性越少，他也越担心，惟恐没有什么情况。现场已经投入这么多的警力，如临大敌，如果扑空，那就不好收拾了。但越往上，罪犯生存的空间越小，狗急跳墙的可能性越大，警察面临的危险也越大。他们搜索的速度越来越慢，人也越来越小心，仿佛一个微不足道的咳嗽，都会引爆整座大厦。蔡云的心好像已经跳到手上，头重脚轻，似乎忘记了应该从哪里呼吸，谷超和辛德明却很镇静，脚下一点不乱，步步为营。他看出自己的差距，但这种差距是工作带来的，他以前并不比他们差。他觉得和比派出所层次高的人在一起真有劲。他在派出所，蹲下来也能把事情做好，但在刑警队，他必须踮起脚尖，这样一来，自己的潜能都发挥出来了，长此以来，自己想不进步都困难。
       搜到第十五层，蔡云如愿以偿，一间房子里果然有两具尸体一仰一伏，水泥地上是两摊暗红的血。他们的额头上都有一个枪眼，只是枪眼被凝固的血遮盖了。一群苍蝇热情地飞来飞去。从现场看，枪手很老辣，出手迅猛凶狠。蔡云的寒毛根根竖立。他能理解马强为什么会吓得丧魂落魄了。
       外贸大厦高二十八层。因为确定有人被枪杀，剩下的十三层搜得更仔细，更谨慎，也更紧张。但一直搜到大厦顶部，也没有发现罪犯。
       几个警察留下保护现场，其余全部下撤。现场指挥部移望湖派出所会议室。
       蔡云看见马强已经在派出所。像被鬼子追杀的群众遇到八路就放心一样，马强此刻在警察中间情绪稳定。他摘掉游泳镜，露出真实面目。游泳镜大概小了一号，在他的眼睛周围各勒出一个红圈，使得他像被谁揍了两拳。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情况的?”蔡云问马强。
       马强歪着头想了想说：“今天吃得早，我们是十一点左右吃的盒饭。吃饭一般需要十分钟——”
       “你说‘我们’，还有谁?”廖纯打断马强的话问。
       马强说：“我，夏军辉，还有他老婆赵小亚。”
       “他们呢?”蔡云追问。
       马强笑了一下：“你是不是认为夏军辉和他老婆有嫌疑?”
       “……”蔡云一怔，似乎没有料到会被马强反问，而且是反问这样一个需要立即做出判断的问题，“你回答问题。”
       马强意识到现在是在警察手里，马上老老实实地说：“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也许回公司了。”
       毛迪声布置人给“九重天清洗公司”打电话，找夏军辉和赵小亚。
       赵队长问：“你是什么时候报的警?”
       “记不清了。”马强说。
       蔡云说：“当时是一点五十六分。”他突然想到一个关键的问题：“你从二十八楼清洗到十五楼，需要多少时间?”
       马强说：“一个小时。”
       “就算你是十一点半开始清洗，到十五楼需要一个小时，去掉你上楼、下楼、报案的时间，那至少还有一小时三十分钟——”蔡云急促地说，声音不自觉地越说越高。马强在一个半小时之后才报案，两个罪犯即使是蚂蚁，也已经爬出大楼，而他们还在喊话、包围、搜索。
       赵队长扶了扶蔡云的肩膀，接着对马强说：“你没有及时报案。”
       “是的。”马强说。
       蔡云看到马强脸上露出佩服的神色。他很懊恼，是他把话引向深入，却在最后时刻被赵队长轻松地接了过去。但他不得不承认，赵队长的接话也比他高一筹。他们总是先不说，然后在紧要关头一针见血。他还要说什么，谷超拉了拉他。
       赵队长温和地问：“你干什么去了?”
       “我——”马强不好意思地说，“我昏了过去。”
       夏军辉和赵小亚被“九重天清洗公司”用车从住处送到望湖派出所。他们在车上就两腿发软，一见到那么多警察，几乎要瘫在地上。
       夏军辉和赵小亚从农村来，在这座城市没有根基，所以平时安分守己，明哲保身，只知道干活。他们夫妻两个只要一个人的工资，图的就是有活可干。他们对马强没有什么好印象，但也没有不好的印象，只是感觉到马强有些傲气，又觉得这傲气没有来由。他们不认为马强是城里人，城里人有许多事情可以做，用不着干很具风险、又苦又累的高楼清洗工。他们认为马强的城里人气派是装出来的，现在有些人就是喜欢这样，舌头一卷就以为是在说普通话，而说普通话就是城里人。因此，除了工作，除了赵小亚帮他买盒饭，他们和他没有多余的接触。即使是在楼顶吃饭的时候，三个人也是坐成二对一。
       马强也不大愿意理夏军辉和赵小亚，觉得和他们没什么话可说，而且人家是夫妻，他用不着插进他们中间。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他不想让他们知道他是这座城市里的人。他虽然喜欢悬在半空，内心深处还是认为这事应该是夏军辉和赵小亚这样的人干的。他喜欢的只是形式，而不是内容。
       “说一说情况。”马强朝大家笑笑，走上前对夏军辉和赵小亚说。
       夏军辉哭丧着脸对马强说：“兄弟，你是知道的，不是我们干的。”
       “真的不是我们干的。”赵小亚抓住夏军辉的胳膊，说不清她是在给丈夫力量，还是害怕。“我没说是你们干的。”马强换了一种口气说，“只是要你们说一说当时是怎么救我的。”
       “我们没干什么。”夏军辉说。
       马强还要说下去，赵队长说：“你们看见马强昏了之后，是怎么办的?”
       “我们当时吓坏了，慌忙把他拉了上来。”夏军辉一下子就把话接了过去，接上话就没有办法刹车，而是急于要表白他们和这件事无关。他没有说把马强放下去之后他和赵小亚在楼上干什么，只是说，马强好长时间没有示意上面往下面放绳子，他感到奇怪，探出头看了看，发现马强像死鸟一样吊在那里，好像昏了过去。他和赵小亚急忙把马强拉上来。马强一动不动，浑身软软的。他向马强脸上喷了一口水。
       “杀人了!”马强醒过来说，“你们快走!”
       夏军辉和赵小亚以为马强杀人了，收拾起东西就逃回了住处。
       五
       现场除了两具尸体之外，罪犯没有留下任何线索。两具尸体身上没有任何能证明身份的东西，两张脸没有任何地域特征，也没有任何特点。我们从马强的目击中知道，是两个人杀死了两个人，但不知道留下的两个和逃走的两个究竟是什么人，是什么地方人，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两死两逃。那把手枪是德国1997年制造的，适合间谍使用，国内十分少见。
       这就是“5.9”杀人案。这也是望湖派出所辖区内发生的第一起杀人案。
       省委书记非常重视，在省公安厅的《每日案情通报》上批示，限期一个月破案。省委一把手批示了，省委负责政法的副书记、省政府负责政法的副省长、省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等就要亲自过问，市委书记就要亲临现场，市公安局局长就要亲自指挥，市公安局副局长担任专案组组长。领导重视什么案件，什么案件就是重中之重，各方面的精兵强将就被抽调过来。
       专案组设在望湖派出所，运来了电脑，在墙上挂图，临时拖了两根电话线。派出所旁边的“望湖饭店”成了专案组一日三餐和夜宵的食堂。派出所的人一开始热情很高，以为可以大显身手了。但案件一铺开，没有派出所的人什么事。省市下来的破案高手们，整天埋在会议室里。会议室的门紧闭。他们即使是出来上厕所，也是眉头紧皱，步履匆匆，仿佛耽搁一秒钟就是极大的犯罪。他们一般不搭理派出所的人。有时候他们也会突然冲出会议室，呼啦啦扑到楼下，与此同时，停在楼下的几辆警车也迅速启动。望湖派出所的人以为他们找到了线索，或者真相已经大白，他们去抓凶手了，似乎晚一秒钟罪犯就会逃之夭夭。会议室门半开半掩，派出所的人探头看看，被浓郁的烟雾呛得直咳嗽。他们看见里面的桌椅板凳都不在原来的位置，一片狼籍，窗明几净的会议室好像成了糟糕的候车室。那些高手就是在这里把无头案破获的，他们肃然起敬。但过不了多少时候，警车又把运去的人马运了回来。派出所的人从他们的脸色和脚步声中可以断定，他们一无所获。几次这样折腾，派出所的人心里就有数了，觉得他们根本用不着这样兴师动众、煞有介事，等他们上楼的时候故意碰到他们，做出一脸询问的神色，想使他们惭愧。但他们是什么人?他们连生死都习以为常，对这些小聪明完全能做到不屑一顾、视而不见，一心只在案件上。
       蔡云的任务就是为专案组服务。任务是毛迪声交给他的。这个案件连廖纯都插不上手，不要说毛迪声了。派出所一共三层楼，会议室在三楼，他的办公室也在三楼，他从三楼撤下来，把整层楼都交给专案组。
       “你做好他们的后勤。”毛迪声对蔡云说。他很少说话，但说一句算一句。
       蔡云想参加这个案件的侦破。大案就在他眼皮底下发生，而且他还是最早到现场的警察，如果他被排除在专案组之外，那他将会后悔一辈子，下次和谷超、申建国、辛德明聚会也开不了口。一个一心要打大仗的人，大仗就在面前打，他却只能隔岸观火、袖手旁观，那真是命运在和他作对。然而，专案组的级别很高，他没有机会。因此他很高兴能做后勤工作，这个工作毕竟和专案组擦一点边。但对毛迪声这样布置还是不满，好像他只配做后勤工作似的。
       当然他不敢不满，也来不及不满，赶紧应承下来，惟恐毛迪声觉察到他的不乐意，把这个工作交给别人。
       蔡云为专案组提供开水，安排一日三餐，有时还要安排夜宵。辛德明走了，他是110的人，不管破案。谷超也走了，这种高级别的专案组，他似乎没有资格参加。蔡云很兴奋，后勤工作做得一丝不苟、井井有条、兢兢业业。他这样既是要做好本职工作，不能给派出所、给自己丢脸，让专案组的人说基层派出所有什么用，连水都倒不好，也是为了能“打入”专案组。
       有时候，他们中的一个人打开门，拖长声音说：“水——”然后把热水瓶放在门外的墙边，再把门关上。蔡云不敢怠慢，因为很可能就是市公安局副局长没有水喝，赶紧把灌满开水的热水瓶放到门外，敲敲门，知趣地站在一米远的地方，看着里面的人拎进去。后来，他鼓足勇气，没等里面的人喊，就把水瓶送过去，敲门让里面的人出来取。
       有一次，蔡云又敲门，里面有人不耐烦地说：“你自己送进来吧。”
       蔡云从此就直接把水瓶送进会议室。
       望湖饭店其实是小餐厅，因为靠近派出所，而且干净实惠，就成了派出所的定点饭店。饭店每天中午给派出所送盒饭，派出所来了一般的客人，也是到这里。蔡云头天晚上就和老板定好专案组第二天的菜谱，既要换口味，又不能超标准太多。专案组中有一个回民，如果他吃饭，还要专门为他一个人做。大家很满意。
       “还是省委书记批示好!办案资金有保证，吃饭不用愁。”专案组有人说。
       专案组的一个人纠正说：“我们哪次吃饭都不用愁，你这次感觉不同，是因为小蔡后勤工作做得好。”
       专案组一想，真的是这样，一起朝蔡云笑。
       蔡云的脸轰地一热。
       “知道他是谁吗?”专案组的一个人指着蔡云说，“就是他在火车站把市摔跤冠军制服的。”
       “我们级别不低呀。”市公安局副局长、专案组组长笑着说。
       专案组有不少人是从警校毕业的，关系一理顺，他们就成了蔡云的学长。专案组和他的关系一下子就融洽了。他也才知道，专案组之所以拒人于千里之外，其实不是盛气凌人，而是既没有时间做其他不相干的事情，也怕人多嘴杂走漏了风声。
       一天半夜，专案组去吃夜宵，蔡云趁空打扫会议室。他无意中看到专案组的一份花名册，最后一行赫然写着他的名字。花名册是打印的，清楚而且正规。他又惊又喜，眼泪竟然夺眶而出。他忽然就感觉自己从一楼、二楼升到三楼。
       专案组除了吃饭的时候开开玩笑，其余时间都严肃紧张。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其实十分复杂的案件，专案组要从仅有的一点线索中理出头绪，直到最终破案，十分困难。专案组就一次次询问马强。一开始是专案组的两个人询问，后来专案组人手不够，就让蔡云询问。
       “蔡云，你再问问马强。”专案组说。
       蔡云把马强喊到所长办公室。
       “你叫什么?”蔡云问。
       马强笑着说：“到今天为止，已经问了二十三次了，还不知道我叫什么?”
       “你叫什么?”蔡云问，其实他已经写到“职业”。
       马强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只好收住笑，坐正说：“马强。‘马自达’的‘马’，‘强大’的 ‘强’。”
       “性别?”
       “男。”
       “年龄?”
       “二十五。”
       “职业?”
       “九重天清洗公司职员。”马强越说越觉得倒霉，被问的次数多了，他以为自己成了罪犯。蔡云忍不住笑了。
       马强被笑声搞得莫名其妙，抬头看看乐不可支的蔡云，跟着笑了起来。
       “警察官，案子怎么样啦?”马强问。
       蔡云对案子进展到哪一步并不清楚，只好云里雾里地说：“还在继续。”
       “进展怎么样?”马强问。
       蔡云反问：“你看呢?”
       “我看没什么进展。”马强说。
       蔡云问：“你怎么知道的?”
       “否则你还来问我?问来问去，就是这些。”马强说。他看看窗外，忧心忡忡地说：“能破就快点破，不能破就快点结束。天气热了，我也要工作。”他激动地说：“我是自己养活自己，不劳动者不得食!”
       蔡云放马强回门房。他问不出什么，如果有什么能问出来，也轮不到他今天来问。专案组成立二十一天了，离省委书记的限期越来越近，看样子的确进展不大。他现在是专案组成员之一，比专案组的任何人都希望破案。专案组的人破不了这个案子，还有其他案子可破，其他案子也许更大，更复杂，而他能参加破案的机会恐怕不会再有，即使有，也是一些小偷小摸，大案要案轮不到派出所的人破。退休的老刘一辈子都没破过案，只是能把户籍背得滚瓜烂熟。没破过案的警察算什么真正的警察?就像没仗可打的野战军算什么野战军?他心存侥幸，省委书记限期要破的案子，恐怕不能不破，一个月破不了，也会拖延一些时间，不然的话怎么向省委书记交代?
       6月8日，“5.9”杀人案发生一个月的日子，专案组突然正式宣布撤消。整整一个月，案件的侦破工作没什么进展，再拖下去意义不大。好在省市领导经历的事情多，知道要破这种无头案，除非有十年难逢的运气，或者有二十年不遇的巧合，否则很难。现场能被及时发现就是天大的幸运了。高手们和蔡云握手之后纷纷下楼，被几辆警车运走，留下空荡荡的会议室，也留下了毫无心理准备的蔡云。
       蔡云留下了一份《“5.9”专案组人员名单》。
       
       六
       九重天清洗公司最早是一家乡镇企业，起步早，加上有关系，规模拓展很快，业务也很红火。总经理王基成头脑灵活，听夏军辉说马强杀人了，立即做好了开除马强的准备。当他得到证实马强是报警的有功人员后，马上要召开新闻发布会，并要在新闻发布会上奖给马强现金一万元，想借此机会宣传公司形象。
       “我不要!”马强吓得脸色发白，“一开新闻发布会，一奖励，我就暴露了，凶手会找上门的!”
       王基成说：“公安局破案了，还有什么凶手?”
       “万一破不了呢?”马强说，“而且万一那两个凶手之外还有同伙呢?”
       王基成觉得有道理。他主要不是怕凶手追杀马强，而是怕牵连到公司，但就这样偃旗息鼓，他又不甘心。幸好公安局及时出面制止了。公安局说，案件没破之前，一切有关案件的情况都属于特级机密。
       王基成说：“听你们的，你们要人有人，马强就借给你们，工钱我公司付。”
       望湖派出所的门房里不曾有过看门人，因此形同虚设。马强从5月9日下午起，吃住都在里面，等专案组询问。专案组询问他，有时在凌晨，有时在深夜，没有固定时间，好像想问就想起有他这么一个人，不想问连续几天对他视而不见。一天，派出所把抓到的一个小偷带到门房，当着他的面审问。小偷的皮带被抽走了，双手铐在小腹那里。他先是提着裤子，坚持了一会儿大概太累，只好蹲在地上，头低到裤裆。他偷空瞄了瞄马强，朝马强做了一个鬼脸。他以为马强也是被抓来的。
       马强被小偷的动作和表情搞得一脸晦气。
       “姓名!”
       “孙志坚!”
       “怎么写?”
       “‘孙子’的‘孙’，‘同志’的‘志’，‘坚强’的‘强’。”
       “‘坚强’的‘坚’，还是‘坚强’的‘强’?”
       “‘坚强’的‘坚’。”
       马强抢先放肆地笑了起来，让小偷知道他不是被抓进来的。
       “马强——”楼上有人喊。
       “哎!来了!”马强响亮地答应着。他知道要询问了，猛跑几步到所长办公室。
       “姓名。”两警察坐在他面前，其中一个记录，一个询问。
       马强觉得不可思议，如果上面喊他的名字，坐下来就不该问他的姓名，如果坐下来问他的姓名，上面就不该喊他的名字。事实上他们早就知道他叫马强了。他想起了蹲在门房的小偷，忽然有了一点自我保护意识。他坐正身子，像正当权益受到侵犯的人那样问：“警官，你们这是询问还是审问、提问?”
       “询问。”警察说。
       马强问：“询问和审问、提问有什么区别?”
       “简单一点说，询问就是现在这样，”警察耐心地说，“如果是审问和提问，你两只手要被铐着，或者铐着你的一只手，铐子的那一头铐在椅子上。有时候你后面还要站一个警察。”马强的嘴张得很大，但没话可说，只有照着回答：“马强。”
       “怎么写?”警察例行公事。
       “‘马达’的‘马’，‘强大’的‘强’。”马强说。后来他想说是“‘马屁’的‘马’， ‘强奸’的‘强’”，但始终不敢说出口。
       一个月来，马强就这样被问来问去，痛苦不堪。这种痛苦不是来自被问，而是来自回答。他从最初的恐惧中走了出来，躺在门房里寂寞无聊，有充足的时间回忆事情的前后，而且，他写过诗，做大楼清洗工之前，曾在啤酒厂宣传部门工作过，是一个有一定想象力和表达能力的人。他已经能绘声绘色地陈述那个午后的经历，并且发挥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可是他不能这样做。
       “那个人捋了捋头发——”有一次，马强说。
       警察立即发出充满疑问的声音：“嗯?”
       “怎么啦?”马强问。
       警察翻开以前的记录说：“你从来没有说到过这个细节。”
       “这——重要——吗?”马强问。
       警察说：“重要。如果是那个人捋了捋头发，就说明那人不是留的平头，或者说，那个人的头发比较长，还可以推测，那个人有捋头发的习惯。”
       “我想想我想想。”马强急忙说，“也许我记错了。”
       警察问：“那个人究竟有没有‘捋了捋头发’?”
       “没有。肯定没有。”马强没想到一个小发挥会立即惹出警察那么多的联想，吓出一背的冷汗。然后他开始边回忆边叙说。他从小便池上看出里面是男厕所。一般地说，办公大楼的格局是男厕所对面应该有女厕所。他的目光穿过男厕所，看向过道那边。那边真是女厕所，但女厕所里没有人。他的目光一穿而过，落到楼那边的一栋楼上。他看见同样是十五楼，在同样位置的窗口，忽然出现了四个人，仿佛电视机突然被打开，荧屏上有了人物。四个人先是随便站，紧接着好像站成双方，二比二的架势。
       “我看见一个人突然举起右手，对着对方一个人的脑袋一点，那个人就仰了过去。对方另一个人要扑过去，举手的又是一点，扑过去的人双手一扬，矮到窗台下面。”马强边说边做着动作，和以前不同的是，他的动作做得稍微有些夸张。
       马强为了和最初提供的内容相同，不得不坚持说几句干巴巴的话。而且，为了和最初的内容相吻合，他必须努力回忆在极度恐惧时说的那几句干巴巴的话。
       “就这些?”警察又似乎不甘心每次只问到这几句。
       马强说：“就这些。”
       时间一长，马强和问他的警察也熟悉了，会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警官，你们客气一点好不好?没有我，你们连那里死了两个人都不知道，现在你们好歹知道了，而且知道是两个人杀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有枪。”
       “没有你，我们至少不会马上被这个案子拖住。”警察看着窗外说，“你看，天气越来越热了。”
       “……”马强像做了错事一样垂头丧气。
       马强更多的时间是躺在木板床上，无所事事。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像鹰一样自上而下了，心里由此产生一种渴望，是那种困在笼中的鹰对蓝天和飞翔的渴望，渴望一旦产生，越来越强烈，恨不得腋下立即长出一对翅膀。他懊恼不已，那天如果他迟一会儿清洗，或者不看厕所，就不会发现什么案情，也不会被限制在派出所的门房里。他多次把自己想象成特警，没想到自己被警察抓了起来。他希望案子赶快破了，让他重新获得自由。对一个正常人来说，自由是多么宝贵，享受自由又是多么幸福。他是一个极普通的人，一个普通人居然会失去自由，就像一个文盲戴眼镜一样可笑。但他又不希望案件侦破，他搞过宣传，知道宣传那一套，案件一旦侦破，省市要奖励有功人员，九重天清洗公司也不会放弃自我宣传的良机，他得奖了，戴花了，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他将失去更大范围的自由。案子不破，他不能离开派出所，案子破了，他不能正常生活和工作。他进退两难。
       “马强，你可以走了。”蔡云对马强说。
       马强看见专案组的人乘车走了，他们像又是发现了什么线索，却又不像，因为以前他们都是急匆匆上车，而今天是慢吞吞的，还带走了不少箱子。他又惊又喜地问：“案子破啦?”
       蔡云说：“没破。”
       “没破?”马强惊诧地问，“没破他们就走啦?”
       蔡云若有所失地说：“总有一天会破的。”
       “那我怎么办?”马强问。
       蔡云说：“你可以走了。”
       “我不走!”马强跳了起来。
       蔡云笑着说：“我们这里的人，不是抓人的，就是被抓的。你既不抓人，又不是被抓的，在这里干什么呢?”
       “他们要追杀我的!”马强的手毫无目标地向远处一指。
       蔡云：“不会的。罪犯和你无冤无仇，杀你干什么?”
       “我看见他们了。”马强说。
       蔡云说：“可他们没有看见你。”他觉得自己的话说服力不够，又说：“即使看见你了，隔那么远，也看不清你。否则你也看清他们了。”
       “真的……不杀……我?”马强问。
       蔡云说：“他们早就流窜去外地了。不然的话，我们早抓住他们了。”
       “……嘿嘿。我不是害怕，我是怕伤了我老婆和孩子。”马强镇静了，对刚才的失态有些不好意思。他眼神中隐含着乞求说：“我要求你们送我回公司。”
       毛迪声让蔡云送马强。派出所的“桑塔纳”旋着警灯开向九重天清洗公司，车外的建筑和树木一律向后倒去，行人站住了，尽力向车里看，似乎要看清里面是什么人。马强在这种关注下精神抖擞。下车了，许多人用怀疑、惊讶的目光看着他，他心里一冷，知道大家把他当成了罪犯，后悔不该坐警车回来。他急中生智，忙把手搭在蔡云的肩膀上，做出和警察亲热的样子，仿佛是搭了警察朋友的车。蔡云被他搭歪了衣帽，掰他的手。他顺势一推，把蔡云推进了大楼。
       王基成对这样的结局似乎早有意料，热情地安慰蔡云，并让财务将马强一个月的工资送来。“工资参照了你上个月的工资，另外再给你一天二十块钱的误餐补助。”他说。
       “谢谢王总。”马强说。
       王基成笑着说：“不用不用。本来我是要奖励你一万块的，现在我不能奖励你，因为案子没破，奖励就没有理由，而且公安局也说案子不破就必须保密。再说，我要奖励你，就要宣传，你又不让我宣传。”
       “我什么也不要。”马强说：“我要工作。”
       王基成说：“你明天就可以工作，我已经和吴调度说好了。”
       马强送蔡云下楼。
       “你小子，哪里来的老婆和孩子?”蔡云说。
       马强愣了愣问：“什么老婆和孩子?”
       “你在派出所说，不是你害怕，是怕伤了老婆和孩子。”蔡云说。
       马强笑着说：“我要是被害了，就来找你算账!”
       他要是真的被害了，怎么能找我算账?蔡云想笑，但又想，马强真的被害了，也许案子就有线索了。他觉得这个想法有些不人道，甚至还有些心理阴暗。他拍拍马强的肩说：“不会的。好人一生平安。”
       “你跑不掉的，我有你的电话号码。”马强得意地说。
       七
       专案组在的时候，派出所虽然插不上手，但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一切都上了正规，大家的腰杆子是直的，目光是直的，小腹收得紧紧的，似乎应该是腹肌的地方换了棱角分明的钢板。这种姿态很出效果，好像这里不是派出所，而是派出所的示范。专案组一撤，望湖派出所自然恢复到平常的样子，就像上级领导走了，大家把风纪扣解开，要摘下帽子扇扇风，要在沙发上躺躺一样。想到那些平时难得一见、生活在传说中的破案高手劳民伤财这么长时间，结果一无所获，大家的丹田那里陡然生出了许多豪气，觉得让自己去专案组，未必就不如他们。于是大家就有些蠢蠢欲动，但一眨眼回到现实中，大家又觉得，专案组有专案组的饭，派出所有派出所的碗，专案组的饭也不是好吃的，专案组的人也许还羡慕派出所呢。其实，派出所的碗也不是好端的，派出所讲究的是在平常中见功夫，没有什么大事，但小事绝对不小，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派出所就是这一根针。人总是这样，这山望得那山高，等到了那山，又会觉得那山其实比这山还要矮。想到这里，大家就偃旗息鼓。
       蔡云觉得在专案组的日子就像过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年。年不能天天过，最多过了正月十五，又要回到平常的生活中。但人回到平常中，却不能阻挡他对专案组的日子的怀念和渴望。那是紧张的、充满挑战和悬念的、昼夜不分的日子，那是逼得人绞尽脑汁的、最大限度发挥聪明才智的、永远不知足的日子，那是必须要胜利但也允许失败的日子。这些日子轰轰隆隆地来，以为会源源不断，却忽然就离他而去。现实在他眼中处处不习惯，觉得到处都是散漫、随便、平淡、平庸。但他也就是不习惯而已，除此之外能有什么办法?有一段时间他想在暗地里努力，尽量使自己与众不同，好像更像一个训练有素、身手不凡、纪律严明的警察。然而，他的努力在大家的散漫、随便、平淡、平庸中显得很生硬，就像外出归来的人不合时宜地穿了一身盔甲。他只好使自己松弛下来。人一松弛。力量首先掉到脚后跟，走路拖拖拉拉，接着精神坠到屁股下面，连呼吸都发软。
       有空的时候，蔡云会来到外贸大厦不远的地方，望着半途而废的高楼出神。外贸大厦没建成，就有两人被抓，两人摔死，又有两个人莫名其妙地被杀，这栋楼就有些让人看不懂了，比较一致的说法是这栋楼建在乱坟滩上，风水不好，因此一直荒在这里。也有些人不管风水，比如恋爱还没有谈出名堂的青年，会在晚上手拉手摸进去，借黑搞出一些实质性的进展，再昏头晕脑地摸出来。比如一些盲流会把这里当落脚点，有时窗子里居然会冒出炊烟。
       “里面不会再有杀人犯了。”老刘说。他每天在中午前帮老伴看小卖部，让老伴回去做饭烧菜。他退休之后虽然还穿警服，但已和退休老人没有两样。
       蔡云问：“为什么?”
       “一个弹洞不会钻进两颗子弹。”像老太太一样慈祥的老刘说了一句富有哲理的话。
       蔡云朝老刘笑笑，闷声不响地离开外贸大厦，回到日常生活中的派出所。有时候他会想，马强在什么地方呢?他甚至会在上下班的时候抬头注意某一栋高楼，马强说不定正悬在半空。但马强如同从这座城市消失了一般，杳无音信。
       有一天午后，毒阳当空，天气异常闷热，路上连行人都难见到，李大妈也关门打烊到派出所里享受空调里吹的冷气。这种时候一般是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的，大家放心大胆地午睡。蔡云让自己横在两张椅子上，闭目养神。这时候电话铃响了。他在第一时间接过电话，生怕讨厌的铃声把大家吵醒。
       “是蔡警官吗?”电话那头有人憋着嗓门说。
       蔡云笑了一下：“是你。你在哪里?”
       “我在《大都市晚报》。”马强说。
       蔡云说不清为什么心一荡：“你调到《大都市晚报》啦?”
       “没有。”马强说，“我是被邀请到晚报做客的。”
       蔡云用劲想了想，想不出马强有什么理由会有这个待遇。他问：“你怎么样?现在好吗?”
       “一别快十天了。别来无恙?”马强说。
       蔡云憋不住想笑，马强在晚报，说话都带一点文化了。他说：“还好。”
       “那我就放心了。”马强放肆而有节制地笑了，“蔡警官，有空给我打电话。”
       蔡云一愣，觉得马强有些反客为主，或者是故意在别人面前炫耀。他不知道马强的电话号码，也不会有什么事去找马强。他想严肃地说马强几句，可马强已经将电话挂了。他摇摇头，叹了一口气，心想，你马强在《大都市晚报》，我还在《人民日报》呢。
       其实马强真的在《大都市晚报》社会新闻部做客。他今天和夏军辉、赵小亚清洗十八层的新世界大厦，而《大都市晚报》租了新世界大厦的一层至十层。他整个白天几乎都悬在空中。他了解这座城市、国家和世界的渠道主要是《大都市晚报》，《大都市晚报》告诉了他想知道的任何事情。而且他搞过宣传，搞宣传的人最大的快乐就是有稿件被报社选用，只是他没有稿件被用过，以前都是科长和报社联系。他写通稿，署名是科长，科长拿到几元、十几元的稿费后就压在玻璃板下，年终的时候买瓜子和话梅请大家。毫不夸张地说，他对报社记者和编辑充满了崇敬，对报社工作充满了向往。因此，他清洗到第十层的时候，心里一阵激动，就像涉世未深的中学生看见了崇拜的歌星。他看见一间大办公室被半人高的挡板隔成许多小空间，小空间既自成一体，又互相沟通。每个小空间都有灰白色的办公桌、黑色的转椅，桌上有电脑和电话。人就在小空间里工作，工作的内容就是喝水，打电话，看书报，在电脑上打字或者划线条，有人还在电脑上看碟片。因为开着空调，里面的人都穿戴整齐，一些怕冷的女同志还在肩上披一件毛衣。报社原来是这样的。他搞宣传的时候对报社一无所知，他退出宣传队伍后却对报社一目了然。生活真是有意思，生活总是要捉弄人，让人哭笑不得。毒日的光芒像烧红了的针一样刺在他身上，他浑身火辣辣地疼，汗从头向下，流过脊背和前胸，再顺着双腿往下滴。他看不到自己，但看到身影被阳光打在深蓝色的玻璃上，一点不像矫健的鹰。“哇噻——”社会新闻部的一个姑娘正在修指甲，一抬头看见鹰一样的马强，先是吃惊地睁大眼睛，接着吓得跳了起来，然后发出赞叹的叫声。她的叫声带动了大家，大家纷纷拥到窗口，隔着玻璃看马强，还和马强做着手势。报社虽然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还知秘闻轶事，但编辑的工作按部就班，平平淡淡，女同志渐渐弱不禁风，从早到晚手脚心都是冷冷的，而男同志渐渐向女性化发展，喉结似乎都要消失了。马强从天而降、不约而至，让他们像吃惯了家常便饭后突然面对生猛海鲜一样兴奋。
       修指甲的姑娘打开窗子说：“哎，进来凉快凉快吧。”
       马强摇摇头，但鬼使神差似的脚尖在墙上一点，双腿一缩踩到窗台上。修指甲的姑娘一拉，他就进了办公室，仿佛破窗而入。冷气立即收紧他的皮肤，汗顿时就干了。在一群白皙得有些过分的人当中，古铜色的他显得异常健康。他喝了他们递过来的可乐，接过他们递给他的毛巾，修指甲的姑娘还给他冲了一杯咖啡。
       “我原来在外企工作，”马强说，“可我辞职了。”
       修指甲的姑娘问：“为什么?为什么辞了?”
       “我喜欢这种冒险的职业。”马强说。
       修指甲的姑娘说：“哇噻!”
       “我可以打一个电话吗?”马强有礼貌地说，“我在公安局有一个朋友。”
       修指甲的姑娘热情地说：“可以可以。”
       马强给蔡云打了一个电话。他还想再呆一会儿，呆在这里，人都高了。但他感觉到呆不下去，男同志的目光开始射出敌意。男同志有知识，有令人羡慕的职业，但他有勇敢，有意志，有健康，而且富有诗意，这个不速之客把他们比下去了，办公室的女同志，没有把他当成一个高楼清洗工，至少是把他当成了从事勇敢者运动的人。在她们眼中，他不是从上面吊下来的，而是从某个地方飞来的。大家的路在地上，他的路在空中，他可以鹰击长空，自由翱翔，连他身上的汗味都成了太阳的气息。没有钱的女人考虑的是物质和现实，有钱的女人向往的是精神和浪漫。马强面前的女同志不多不少都有些钱，不多不少都有些钱的女同志格外把自己当人看，她们的眼中似乎隐含着请求，希望他带她们一起飞翔。马强感觉到，男同志的目光渐渐像扫帚了。赵小亚在楼顶拉绳子，他许久没有动静，向下看他似乎消失了，以为他出了什么事。他马上明白自己的身份，知道混下去不会有什么结果，尴尬地笑笑，打开窗子钻了出去。
       “我原来在外企工作，可我辞职了。”马强想起自己说的话，禁不住笑了起来。这辈子也许只这一次经过这里，他没有什么好心虚的。那杯咖啡喝得他嘴里甜腻腻的，缺少盐分的胃也因为多进了糖分而不舒服。但他的心情很好，修指甲的姑娘像影子一样跟着他。他脚尖轻轻地一点，让自己荡起来，荡起来的时候感觉就像是在飞。
       傍晚下班的时候，蔡云路过《大都市晚报》。他突然想起马强的电话，抬头看看新世界大厦。太阳大概正在远处西下，一缕缕云霞飞过天空。马强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悬在墙外。他处的位置很高，这使他更像一只巨大的蜘蛛。他渐渐往下了，人越来越大，可以看到他有节奏地挥动着清洗刷，那样子不像是清洗大楼，倒像是在一幅巨大的宣纸前挥毫的书法家。他还像一只搏击苍穹的鹰，穿云破雾，不远万里归来，正在悬崖绝壁上筑巢。蔡云从来没有像这样注视过人或物，看得痴痴迷迷的，眼睛都模糊了。
       几个放学的小学生仰着头指指戳戳，满脸都是崇拜英雄的神情。
       “警察叔叔，”一个小学生拉拉蔡云说，“你以为他是飞檐走壁的汪洋大盗吗?”
       其他几个小学生都紧张地看着蔡云。蔡云知道他们在等他犯错误，错误一出，他们就会立即纠正他。他想了想，还是故意说：“最近是有一些高楼大厦被盗的案子。”
       “不对!”
       “他是高楼清洗工。”
       “他叫‘蜘蛛人’!”
       “……”
       小学生们欢快地七嘴八舌。警察如他们所料判断错误，已经让他们非常开心，而纠正一个警察的看法，机会更是难得。他们互相追逐着远去，消失在茫茫人群中。孩子们对身边的警察不感兴趣，而且引诱警察出错，惟恐警察不出错，却崇拜一个上不挨天下不着地的高楼清洗工，一个曾经被罪犯吓得魂飞魄散的马强。蔡云觉得真是不可思议，但有什么办法呢?一个警察如果不露两手，就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在没有英雄的时代，一点英雄气概都会让人顶礼膜拜，就像如果大家都不会武功，一个能翻两个跟头的人也会让人觉得是武林世家。他想起同学谷超、申建国和辛德明，他们也许又有事迹了，而他没有。如果一定要他说有一点，也难以启齿。
       
       八
       炎热的夏天，最令人心驰神往的事是下一场透雨。一场雨没头没脑地泼下来，把骄横跋扈的暑气冲走了。虽然雨后不久太阳会变本加厉，但短暂的凉爽非常宝贵，给了人们喘息的机会。大雨过后，空气清新，凉风像温柔的小手把人焦躁的神经抚摸得如同风中的柳絮。
       蔡云当时就觉得自己的神经像风中的柳絮。当时是星期天的午后，他从高三十七层的星月大厦楼顶下来，和他一起下来的还有马强。
       蔡云第一次找马强，是在一个中午。他说：“我来了。”
       “你不行!”马强怪笑着说。
       蔡云说：“我不行?我在警校专门练过。”
       “老夏，”马强想了想，对坐在一边的夏军辉说，“你先和赵小亚休息。”他把夏军辉的保险带拖过来扔给蔡云。
       夏军辉忙帮蔡云系保险带，讨好地说：“警察一定没问题。关键是不要怕。人脚不着地，总觉得要掉下去，其实是心理紧张。百分之二百是掉不下去的，否则我早就掉下去——”
       “乌鸦嘴!呸呸呸!”赵小亚急忙打断夏军辉的话说。
       蔡云笑着说：“对警察来说，这是小菜一碟。”然后就和马强一起被赵小亚放下来了。
       “感觉怎么样?”马强问。他问得有些理直气壮，现在他和蔡云的位置掉换了。
       蔡云笑了一下说：“还可以。”在警校，他将粗麻绳从十层楼顶抛下去，人负重能在十五秒钟之内下到地上，也能在三十五秒内再爬上去。这是他们的必修课。因此，他对自上而下充满信心。这种没有考核，没有危险的动作，简直就是游戏。但是，真正下来，他还是紧张得喘不过气，心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往上拽，身子又被一只无形的手往下拉。气流在楼和楼之间找到通道，经过或者回旋，使他忽轻忽重地晃动。他偷偷地从胸前往下看，楼面像瀑布似的急速下泻，越往下越窄，似乎所有的东西都在无可挽回地往下掉，地上的人和车都像倒着走在地上。保险绳似乎在一丝一丝地断裂，断裂声虽然轻微，但让他心惊肉跳。他下来就后悔了，但紧跟着后悔的是源源不断的刺激。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命被一线牵，使得他的神经绷得像一根根弦，智慧和胆量、勇敢和技巧交织在一起，几乎要在一瞬间迸发出火花。而且，悬在半空，让他体会到证明生命的另一种方式，也使他多了一个侧面看世界和人生。他血脉里原来就有勇敢和冒险的成分，否则他不会对当警察一往情深。现在，这种方式和他的勇敢、冒险相呼应了。
       蔡云一下子就对这种方式上瘾了。一心想在警察的岗位上有所作为的蔡云，一下子就对马强的这种方式上瘾了。这就像和平年代的将军，没有机会征战疆场，只好退而求其次，进行实战演习。中午，或者是休息日，只要有空，他都会找到马强，在腰间系保险绳，仿佛警察成了他的副业。如果可能，他真会像蹦极那样，将保险绳系在脚腕上，纵身一跃，苍鹰向目标发起攻击似的，头朝下急速下坠，耳边呼呼生风，地面像亲人一样张开怀抱迎上来。这种感觉真是很好，他甚至有些羡慕马强。
       如果没有马强的刺激，蔡云或许不会这样。最近天越来越热，这座城市的恶性犯罪也迅速增多。卖西瓜的把顾客的肚子捅破，肠子流了一地；啤酒喝多了，啤酒瓶子敲到同伴的头上，同伴头破血流，而且脑震荡；乘凉的人见邻居家没大人，把十岁的小女孩强奸了……这些都是本地人作案，案发突然，难以防范，但容易破案。流窜作案的案件就难以侦破了，比如长安大厦地下停车场的碎尸案，解放门牌楼的杀人奸尸案，湖北路高台垃圾箱的焚尸案，清风湖的沉尸案，机场高速公路的抛尸案，等等，这些把人变成尸体的案件都是无头案，也都是省里的挂牌案件，但一直挂在那里，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破。老百姓人心惶惶，社会上谣言四起，有人说是台湾专门派人来破坏建国五十周年，也有人说是澳门黑社会专门派人来破坏澳门回归。省市领导接二连三批示，公安部门焦头烂额。
       望湖派出所管辖的范围内还好，恶性案件几乎没有，但纠纷多，人的神经似乎已经被太阳烤成了导火索，一动就会点燃、引爆。派出所忙得没有时间回家。毛迪声还是让蔡云值班，蔡云觉得他太过分，忍不住找他谈了一次：“连这些案子都不参与，那我——”
       “有机会我把你送到刑警队去。”毛迪声跳跃性很大地说。
       蔡云愣了大半天没有说话，说不出话那只好值班。在电话机旁，他总是憧憬到刑警队的日子。他不知道是毛迪声看出他身上的潜质，感觉让他在派出所干实在可惜，还是看出他不安心在派出所工作，认为与其把他勉强留住，还不如送他去想去的地方。他觉得两种可能都有。但他管不了那么多，能离开派出所到刑警队总是好事，何况，他的离开，不是逃避艰苦，贪图享受，而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唯一能做的是等待毛迪声所说的机会。
       “我被跟踪了。”马强突然打电话来说。
       蔡云一阵激动和紧张：“你在哪里?”
       “我在新星广场东面的花店门口。”马强说。
       蔡云说：“你不要走开!我马上就到!”
       “别别!”马强忽然说，“那人不是——我看错了。”
       有一次马强说：“我刚才差一点儿被汽车撞倒。就差一点儿!汽车是擦着我的腰开走的!”
       “一个戴墨镜的跟在我后面，幸亏我混进了商场。”马强还有一次这样说。
       蔡云知道马强神经过敏了，或者说马强生活在自己臆想的场景中。他不怪马强，他能够理解一个普通老百姓怕罪犯杀人灭口的心情。“你不要怕，贴着墙根走!”他说。后来他说： “你一直向前走，不要向两边看。”他的语气很轻松，像在宽慰一个家庭妇女。他这样做，是想让马强松弛下来。
       马强离开了派出所，像敌占区的百姓离开了部队，惶惶不可终日。他总觉得有人远远地跟着他，掌握他的行动路线和行动规律，随时随地会对他下毒手。他跑得越快，那人追得越快。他猛地停下再猛地回头，那人也相对应地停下了，并且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混在大家中间，让他分不清敌我。因为分不清敌我，所以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敌人。这种感觉在傍晚下班回家和晚上睡觉的时候特别强烈，经常有人在梦中举枪朝他的额头一点，他应声倒下，惊醒后发现自己浑身是冷汗。他就格外盼望天明，盼望上班，只要离开大地吊到空中，他就觉得安全。他好像真的成了一只鹰，鹰最安全的时候是在飞翔，鹰越接近地面越危险，即使是一只猫头鹰。他在孤立无援的时候，立即想到给蔡云打电话。蔡云的声音使他确证自己还活着。
       “我报案，你们却破不了案。”马强埋怨地说。
       蔡云说：“你来试试做警察。”
       “你知道我试不了。”马强说，“你可以来我这里试试做高楼清洗工。”
       马强没想到蔡云真的来了。有警察和自己在一起，他不仅有了安全感，还感到自豪。当然，他也觉得奇怪，一个警察怎么对这种既累又苦还充满风险的事感兴趣?但他不敢问，怕把蔡云问跑。
       现在，蔡云和马强一点点往下。马强熟练，行动的每一个过程都有交代，却又一带而过。蔡云迟缓一些，好像在边回忆教科书上的规定，边做动作。看上去，马强比蔡云更像一个警察。大雨让灰白的墙面成了深褐色，湿湿的，被太阳晒出一股炎气。因为下雨，清洗工作轻松了许多，蔡云没有经过培训也无妨，只要挥动清洗刷就行了。蔡云边挥边向上看，天蓝得让人心疼，白云互相追逐着，从高楼和高楼之间的空隙飘过。绳子放得一愣愣的，他猜到，在三十七层楼顶之上，在蓝天白云之下，在雨后的清凉之中，夏军辉和赵小亚卿卿我我，翻来覆去。
       “他们真会找地方!”蔡云指指楼顶说，“他们经常这样吗?”
       马强故意问：“哪样?”
       蔡云意识到自己是警察，马强是老百姓，反而不好说什么了。
       星月大厦八层向下是商场，八层向上是商品房，整座大厦面南朝北，成“凹”形，蔡云和马强在凹进去的部位清洗。清洗到十七层的时候，东侧面一户人家的窗子开着，他们看到四个人在吃饭，两男两女间着坐。菜很丰盛，姑娘很漂亮。马强紧紧地盯着她们和他们。这不怪他，他吃不上好饭好菜，而且未婚。蔡云考虑到自己的身份，只是随便地看了一眼。但他们都心照不宣地放慢了清洗的速度，暗想或许会有更精彩的场面出现。
       四个人已经喝得不拘小节，两个姑娘像两只瘟鸡软到桌下，两个男人像病鸭垂下脖子。
       一个矮瘦的男人艰难地抬起头，口齿不清地说：“我——我给——你们看、看——一样东西。”
       “什么、什么东西?”一个矮胖的男子艰难地问。
       矮瘦的男人说：“——枪!”
       “枪?你——有枪?”矮胖的男人笑着说，“你——枪、枪，我——还有导、导弹呢!”
       马强忍不住小声对蔡云说：“喝到这种样子就不算人了。”
       “我还有原子弹呢!”蔡云不屑一顾地说。
       矮瘦的男人斜着眼说：“我——掏出枪——来，你——要是、是掏——不出导——弹来怎——么办?”
       “我，我——是你——孙子!”矮胖的男人说。
       矮瘦的男人摆出一副看出矮胖男人胆怯的架势说：“我——不要你做孙子，我就——要你、你掏导弹。”
       “你——先、先掏!”矮胖的男人撑住头说。
       马强兴奋地对蔡云说：“有好戏看了。”他又说：“干我们这一行，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会碰到——”
       “嘘——”蔡云看得津津有味。
       矮瘦的男人在怀里摸了一会儿，然后猛地往桌上一拍：“叭!”
       蔡云和马强吓了一跳，他们看见，矮瘦的男人拍在桌上的是一块黑黑的东西。那是一把手枪。蔡云一紧神经，双腿猛一用劲，身体却像秤砣一样荡了起来。他才明白自己是悬在半空。马强看蔡云荡开去，以为他害怕了想逃，忙安慰说：“假的。”蔡云醒悟过来，看出马强一脸的坏笑，想为自己争辩，这时候矮胖的男人说：“假的。”
       “假的?”矮瘦的男人抓起枪，很困难地扭着脖子，好像在寻找目标。他斜着身子指着吊在窗外的蔡云和马强说：“我——把那、那两只——大鸟打下、来，你、就不——说我、的是假、假的了。”
       蔡云和马强下意识地脚蹬大楼，让自己荡起来。他们没有听到枪声，两人回原位的时候有些不好意思。但是，蔡云忽然发现玻璃上有一个小圆洞。他还看见，矮瘦的男人仿佛对枪法不准很困惑，想再开一枪。他慌忙拉着马强脚一蹬，唰地荡起来，荡得像空中飞人。马强没有心理准备，惊叫一声，手脚乱舞。蔡云松开马强，把落点选在十八层，斜着荡过去，脚一缩站到窗台上，一把抓住窗条，破窗而入。接着，他解开保险带，拉开门，判断楼梯的位置，穿过过道下到十七层，猛地踹开门，老鹰扑食一样闯进屋子。这一连串的动作在几秒钟内完成。
       九
       110、市刑警支队和区刑警大队赶到的时候，蔡云已经用两根鞋带分别把矮瘦的男人和矮胖的男人捆了起来。他先将他们的双手扭到背后，再将他们的双腿屈起来，鞋带在膝弯处捆住他们的大拇指。这是很专业的捆法，他捆得很顺利，因为他们喝得人事不省。为防止他们醒后挣脱逃跑，他将他们衣服剪破，将他们的裤子脱掉摔下楼。他做完这一切，又从桌下拖出两个姑娘，把她们的裙子脱下来扔到楼下。然后，他握着矮瘦男人的枪对着两男两女。枪装有消音器，枪口还隐约飘散着好闻的硝烟味。他到窗口看看马强。马强荡回去的时候正面迎击在墙上，撞昏了过去，现在手脚下垂，脑袋耷拉，正被赵小亚和夏军辉小心翼翼地往上拉。
       经过弹道分析，矮瘦男人的手枪就是在外贸大厦杀死两人的那一把。星月大厦是新街口派出所的辖区，因此，这件事和望湖派出所无关，专案组设在新街口派出所。人犯是蔡云抓获的，而且他接触过这个案子，所以，他又被抽到专案组。和上次不同，这次他是正式成员，做后勤工作的是新街口派出所的一名刑侦内勤。
       省市各有关方面都很高兴，认为“5.9杀人案”侦破在即，但矮瘦的男人醒过来后一言不发，仿佛既聋又哑。
       “我不认识他。”矮胖的男人说，“他是昨天晚上在舞厅认识小美的。小美是小圆的朋友，小圆是我的朋友。小圆让小美今天来吃饭，小美就把他拖来了。”
       专案组想了足有十秒钟，才把矮胖男人的话绕明白。专案组问小美和小圆。她们是“三陪”，常在舞厅和宾馆出没。她们交代的和矮胖男人的话相吻合。
       “他叫什么?”专案组问小美。
       小美说：“他说他叫‘老三’。”
       “老三?”蔡云抓住时机问，“老大和老二呢?”
       “我不知道。”小美说。
       专案组高手云集，什么办法都想了，都使用了，但从老三那里挖不到一丝材料，因此搞不清老三到底是什么人。如果他是凶手，按马强的说法，“5.9杀人案”中，应该还有一个人，而且那人似乎应该是头目，现在抓获的只是杀手。何况这个被抓的是不是杀手还不敢肯定。在这期间，他抽空约了谷超、申建国、辛德明。他不首先提这件事，等他们问。但他们没问，话题全是在女朋友上。他们或许还不是高手，但都是老手了，不像刚开始工作的时候，陈述的全是或惊险或神秘的工作，陈述中带有卖弄。他发现自己又落后了一步，他还不知道女朋友是什么，好像他刚参战，而他们已经在弹奏战地浪漫曲。他插不上嘴，正好专案组呼他。
       “5.9杀人案”还是没有破，专案组在国庆前夕又一次撤消。矮瘦的男人还抓着，其他人因卖淫嫖娼被送去劳教。
       蔡云回到望湖派出所，再一次陷入无所事事的境地。而且，他没有再去自上而下，因为马强整张脸撞在墙面上，面目全非，见不得人，躲在家里养伤。他认识的夏军辉和赵小亚被这座城市的高楼大厦吓坏了，去了另一座城市。但是，蔡云常常会在某一栋高楼前仰望，面露悠远、痴迷的神情，仿佛是一只折翅的鹰在怀念自由翱翔的日子。
       国庆过后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天阴沉沉地下着小雨，蔡云和毛迪声所长在所里值班。雨天，又是两个人，这是很好的交心的机会。他问毛迪声为什么让他值班，做户籍外勤。
       毛迪声说：“你不甘心在所里，我就不会勉强你。”
       “可我要去警队，不是贪图安逸，不是贪图享受。”蔡云急忙说。
       毛迪声说：“所以我不怪你，还为你创造条件。”他往所长室走，走到门口又停住说：“让你做户籍外勤，是想让你多了解情况，也是不想让你被鸡毛蒜皮的小事磨钝了感觉。”他想了想，又补充说：“一个警察，感觉很重要。”
       毛迪声回到所长室，写有关基层派出所和居委会联合做好小区治安工作的论文。蔡云在值班室里愣了许久，所长一解释，答案都有了，原来是误解了所长。但不知道为什么，他离开派出所去刑警队的欲望没有以前强烈了。他把两只脚搁在另一张椅子上。为了做好应付突发事件的准备，他没有敢脱鞋子，电话机放在一伸手就能拿到的桌子边。他把身体摆放到最舒服的位置，双手交叉放在小腹那儿，心往丹田沉，等待睡意降临。
       “嘀铃铃铃——”
       电话就在这时候响了，清脆而急促，如同夜深人静的时候炸响的一串鞭炮。一听那不由分说的声音，谁都知道一定是哪里出事了。蔡云猛的一激灵，双手往下一滑，人掉下椅子。毛迪声也扔下笔扑了过来。
       “喂!”蔡云半趴在地上，在第一时间抓过听筒，“喂，你好!请讲!”
       电话那头没有人说话，但显然电话通着。从电话背后嘈杂的声音上，蔡云判断打电话的人用的是公用电话。他听出里面有紧张地喘气的声音，好像打电话的不是人而是一头负重的牛。
       “你好。”蔡云放缓语气，“你不要紧张。”
       对方还是没有开口。
       蔡云学过心理学，知道人在极度紧张的时候是有可能发不出声音的。他趁机让脚钻进皮鞋，扣好衣扣，扶正椅子，做好了下一步行动的准备工作。
       “你现在是在哪里——你——身边有什么显眼的建筑吗?”蔡云启发对方。他忽然觉得这样的情景似曾相识，笑了起来：“你把电话交给你身边的李大妈。”
       “我是马强。我要走了。”马强的声音像被雨打湿了。
       蔡云捂住听筒对毛迪声说：“他说他要走了。他就在楼下。”
       “走。”毛迪声取过一件军用雨衣说。
       蔡云和毛迪声在李大妈的杂货店见到了马强。
       马强的衣服被雨淋湿了，半个身子在杂货店屋檐外，瑟瑟发抖，那样子就像一只受到极度惊吓的麻雀。他脸上的伤已经好了，但一些嫩肉使他表情不自然。他接过毛迪声递过去的雨衣，哭丧着脸说：“这里我是不能呆了。那个没被抓的会找到我的。”他又脱下雨衣放到柜台上，拎起旅行包走向远处。在灰蒙蒙的天气里，在淅淅沥沥的秋雨里，他远去的背影仿佛是孤零零的草。
       “喊他回来。”毛迪声对蔡云说。
       蔡云追过去，喊回马强。
       毛迪声对马强说：“你留下吧。我们要成立联防队。”
       “我们迟早要抓到他。”蔡云抑制不住兴奋，拍着马强的肩膀。“我还要和你去——”他指着不远处的高楼说。
       祁智，作家，现居南京。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呼吸》、小说集《变奏》、《反面角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