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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10月7日，对一连几天阴雨迷蒙的马萨诸塞州来说，是一个难得的雨过天晴的天气。恢复了热力的太阳，重新把它灿烂的阳光倾斜在潮湿的大地上。阳光很好。街道对面的人行道上，邻居家的孩子们在滑旱冰，他们已经有一小伙人了，叽叽喳喳，飞快地滑过去。我在扶手椅里坐下来，准备接着往下读托克维尔的《美国民主》，可我的烟盒空了。我想先去拐角上老卡雷拉斯的杂货店买一包烟，顺便带回一份当天的《波士顿邮报》。
       “今天报纸上有一则不好的消息。”老卡雷拉斯把《波士顿邮报》递给我时，感伤地说，“一个叫柯里的十岁男孩失踪了”。
       报纸上的那则消息说，吉奥费里·柯里，那个十岁的男孩，几天前的一个下午，从马萨诸塞州与新罕卜谢州交界处的一个小镇他祖母的家里出来，沿着一条笔直的街道，步行回仅隔两个街区的父母家。可是，就在这不足几百米的行程中，他奇特地失踪了。他的父母非常着急，给所有的亲戚和小柯里的朋友家打电话，可是谁也不知道小柯里的下落。最后，预感到会发生什么不幸的老柯里，给警察打了电话。报纸上说，警察正在展开调查。我又仔细地看了看小柯里的照片。那是一个非常可爱的男孩子，栗色的头发，大大的眼睛，张大嘴笑着。当天晚上，马萨诸塞州和波士顿市的电视新闻也分别简单报道了此事，说，如果谁看见了这个孩子，请速与警察局或者柯里家联系。
       随后几天，媒体对寻找小柯里的进展情况进行了跟踪报道。没有发现什么线索。可是，第四天，电视上的一则消息震动了整个马萨诸塞州，并随后覆盖了这个州几乎全部报纸的头版：警方宣布破案，逮捕了两名嫌疑犯，是柯里家的两位街邻。他们已经交待了犯罪事实。
       在那个细雨霏霏的下午，吉奥费里从祖母家出来，沿着通往父母家的那条街道步行回家。街上空无一人。当他中途经过停在街边的一辆白色面包车时，看到两个街邻正坐在门廊又矮又粗的栏杆上，一边抽着烟，一边望着迷蒙的细雨。小柯里和他们很熟，他们总喜欢拿些小玩具给他，然后把他带进房子，在那儿脱光他的衣服，抚弄一番。小柯里虽然觉得不好受，但也不明白他们这是在干什么。何况，他手里还拿着他们给的玩具呢。他从那个房子里一出来，就把这些事忘得一干二净了。看到小柯里走过来，这两个家伙跟他打招呼。其中一个突然说，他们想送他一辆小山地车。小柯里睁大了眼睛，问山地车在哪里。“跟我们走吧。”那个人说。他们上了车，驶出小镇。后来，面包车突然拐下了国家公路，再朝远离公路的密林里跌跌撞撞开了一段后，停在那里。两个家伙在汽车里鸡奸了小柯里。为了灭口，又掐死了他，把尸体塞进面包车里放着的一个铁皮箱里，慌慌张张地发动汽车，离开了第一作案现场。他们驾着面包车，在弯弯曲曲、岔路众多的林间公路上乱蹿，中途把铁皮箱抛进了一条小河里。
       十多天后，潜水员终于找到了这个铁皮箱。当全马萨诸塞州的人通过电视屏幕，看到潜水员把铁皮箱拖上岸时，既为小柯里的悲惨遭遇流下伤心的泪水，又对两个杀人犯令人发指的罪恶感到愤怒。人们开始呼吁，要恢复1986年在马萨诸塞州废除的死刑，将这两个家伙送上电刑椅。“不对这样的罪犯绳之以极刑，类似的犯罪还会出现。”痛失爱子的老柯里在电视上说。人们注意到这个不到四十岁的男子显得非常苍老，仿佛是一夜之间变老的。
       这个案件还引出了一个牵涉到所有人的话题：谁还敢信任他的近邻?这正是此案最大的负面影响，它在邻居们之间产生一种互不信任的感觉，像一个无形的幽灵，徘徊在街道上，污染了本来祥和的生活。好几个月里，我都没有看到丹恩街上的孩子们在人行道上滑旱冰。甚至，老卡雷拉斯杂货店附近那个给孩子们玩耍的露天小活动场，也失去了平日的热闹气氛，显得冷冷清清。老卡雷拉斯对我说，“这一切，都是那两个该死的家伙造成的。真希望州议会快点投票，恢复死刑。”“您觉得恢复死刑的提案会通过吗?”我问。“当然啦。”老卡雷拉斯说，“难道，那些州议员们就没有孩子?”
       案件本身的性质，以及媒体对案件铺天盖地的报道和连篇累牍的分析，吸引了全马萨诸塞州的注意力。每天都有大量的人挤在位于波士顿的马萨诸塞州议会大楼前，要求恢复死刑。州议会受到极大的舆论压力。议员们进行着旷日持久的辩论。到10月底，马萨诸塞州人相信，将于11月6日举行的议会表决投票，如果不是全票的话，也将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在马萨诸塞州恢复死刑。州议长鲍特鲁齐先生在对整个议会的发言中，强调恢复死刑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如果我们不想更多的孩子遭遇吉奥费里的不幸，”他大声说，“那么，我们必须严惩这些罪犯。”鲍特鲁齐那充满义愤的脸显示在马萨诸塞州各家各户的电视屏幕上。人们等待着11月6日的来临，等待着杀害小柯里的那两个家伙被送上电刑椅。“毫无疑问，”老卡雷拉斯对我说，“州议员们全都会投票赞成恢复死刑。那两个可恶的家伙活不了几天。”
       
       然而，就在这时，对另一起谋杀案的审理，很快把马萨诸塞州人的热情引向了另一个方向，这个案件最终挽救了杀害小柯里的那两个罪犯的生命。
       露易丝·伍德华是一个来自英国艾尔顿镇的十九岁姑娘，受雇在剑桥镇的医生伊本夫妇家当保姆，看管两个年幼的孩子。其中那个较小的孩子，刚满八个月的小马修，在一个星期三，被人发现神秘地死亡了。露易丝作为犯罪嫌疑人，被警方逮捕。她在法庭上向法官承认，因小马修不停地哭哭闹闹，她一烦，就抓着他的双腋，在空中重重地摇晃了几下。但露易丝不承认自己杀害了小马修，因为导致小马修死亡的颅内出血，显然并非摇晃所致。不过，这说服不了什么人。
       该案本来发生在几个月前，一直在审理。但由于小柯里案的出现，人们开始呼吁在马萨诸塞州恢复死刑，而且，11月6日州议会就将投票通过这一提案，因此，对露易丝的审判的结果，就有可能使她成为恢复死刑后头一批坐电刑椅的人。这当然吸引了媒体和大众的关注。整个马萨诸塞州的报纸充满了对该案审判的详细报道。电视也没完没了地直播对该案的庭审情况。到处都在谈论露易丝，就像几天前到处谈论小柯里一样。我注意到，对小柯里的热情似乎已经被对露易丝的热情取代了。她成了一个新闻人物，各家报纸的头版都登着她的大幅照片。她圆圆的脸蛋，大大的眼睛，虽然谈不上非常漂亮，她青春的忧伤表情倒也显得凄楚动人。
       案件本身并不复杂，因为露易丝不否认曾摇晃过小马修。然而，正是这一点，使审判陷入没完没了的争论：摇晃能够致人死地吗?这仿佛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只要医学专家拿出证据，一切就清楚了。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讲究精确性的医学专家不能断定露易丝的摇晃属于哪一种程度的摇晃，因为没有人看见她摇晃。到这个时候，法庭出现了一幕幕滑稽的场面：法官要求露易丝重复当时的动作。露易丝伸出双臂，似乎抓着一个孩子，在空中晃了晃。当然，露易丝并不一定丝毫不差地再现了当时的动作以及力量。于是，在此后的法庭辩论中，原告律师和被告律师出于各自当事人的利益，都或重或轻地重复着这个动作。这影响了其他人，大家全都开始伸出手臂，琢磨着露易丝当时是怎样摇晃小马修的，要使用多大的力量才能把这个八个月的小生命摇晃得断了气。已经悲惨地死去的小马修，在人们的模拟动作中，又一次次悲惨地死去。
       然而，10月25日，我打开电视时，发现整个气氛出现了某种微妙的变化。波士顿电视台主持人指着直播屏幕上楚楚可怜的露易丝对观众说：“她这么年轻，在这儿又无依无靠，远离自己的家乡。”尽管这些话和露易丝案没有关系，而且也说明不了什么，但却唤起了观众对这个楚楚可怜的英国姑娘的同情。要知道，普通的大众是最富有同情心而最缺少判断力的。主持人凄婉的语调，加上被告席上露易丝的孤立无援，使大众动了恻隐之心，而恻隐之心一旦觉醒，就有可能模糊人们对公正的判断力。瞧，法庭上的露易丝，这个十九岁的英国姑娘，独自来到剑桥镇当保姆，却有可能在异国他乡命丧黄泉。她怎么可能是杀人犯呢?你瞧，她多漂亮，多文静，又多娴雅，根本不像杀害小柯里的那两个杀人犯那样惊慌失措。我并不希望露易丝是杀人犯，然而，那些感伤的观众的理由却站不住脚：正如伊本太太所说，一个人可能漂亮、文静、娴雅，像露易丝一样，但同时也可能是一个杀人犯。
       这种对露易丝的感伤的同情，使人们对作为原告的伊本夫妇的态度起了微妙的变化。人们觉得他们心肠很硬。他们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可怜的姑娘送上马上就会派上用场的电刑椅呢?难道他们的小马修死了，就非得让露易丝也死吗?可是我们制订法律，不正是为了惩罚犯罪吗?这种言论其实把法律的严肃性扔在一边了。一些家庭妇女甚至觉得伊本夫妇并不热爱孩子。“如果伊本太太真爱她的孩子，她就应该自己带孩子。”电视上一位被采访的胖太太说，“有伊本先生工作就行了。他们又不缺钱。”可保姆这种职业，不正是为了给那些因为种种原因不能亲自带孩子的人家带孩子的吗?难道因为我们热爱自己的家，就一定非得把自己锁在家里?再说，这会导致所有的保姆失业。少数有左派倾向的人，甚至以一种独特的眼力，从这件诉讼案中发现了阶级压迫的迹象：伊本夫妇是很有钱的医生，接受过很好的教育，属于上等人，而可怜的露易丝不仅没有上过大学，而且家境贫寒，离乡背井地来到美国，靠给有钱人带孩子来养活自己。不过，这是杀死一个孩子的理由吗?而且，这种言论还忽视了这么一个事实：尽管露易丝和伊本太太都是白人，可伊本先生是一个黑人，他的小马修也是一个黑人。按照上面这种逻辑来推论，那么，这里面是不是还存在着一种种族压迫：黑人对白人的压迫?
       不管这些言论多么经不起逻辑的推敲，也不管它们与案情本身有无关系，它们都煽起了对露易丝的普遍的同情。一些被自己的同情心折磨得发痛的人，便成群结队地聚拢在剑桥镇的高等法院门前，打出“露易丝无罪”或者“释放露易丝”诸如此类的牌子，向法庭内部的审判施压。可是，他们从何处得知露易丝无罪呢?他们几天前才通过电视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叫露易丝的英国姑娘。这些呼喊声同样回荡在露易丝的家乡，英国的艾尔顿镇。马萨诸塞州的电视台居然不辞辛苦，向大西洋彼岸的艾尔顿镇派出了自己的远方报道记者，每天发回那儿的大众舆论。当我在电视屏幕上看到遥远的艾尔顿镇的人们打出同样内容的牌子声援露易丝时，我感到这个已经变得复杂的案件更掺进了民族感情的因素。毫无疑问，不管露易丝是否有罪，艾尔顿镇的人都会说她无罪，因为这关系到本乡本土的荣誉。这些人都在说露易丝无罪，但他们的依据是什么?大多数人根本分不清同情与正义的界限到底在哪儿。甚至连那些医学专家在解剖了小马修的尸体后，都无力得出一个准确的结论。然而，同情心还具有一种可怕的转化力。不久，人们对坐在原告席上的伊本夫妇开始另眼相看了，觉得他们冷酷、自私。伊本夫妇还沉浸在失子之痛里，本指望大家的同情，却惊讶地发现自己成了受指责的对象，仿佛他们正在法庭上进行一场不光彩的活动，把一个妙龄少女推向火坑。我看到他们坐在法庭上的那种惶惑的不自在的表情，真替他们难过。
       面临这种尴尬局面的还不止伊本夫妇。起诉露易丝的检察长托马斯·莱利更被人当作一个冷酷的家伙，仿佛他人生的唯一乐趣就是把羔羊般的无辜者送上电刑椅，因为他一次次严辞恳请法庭宣判又年轻、又漂亮、还无依无靠的露易丝犯有一级谋杀罪。法官左贝尔被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推来推去，左右为难。毫无疑问，在左贝尔先生长达几十年的法官生涯里，他是头一次遇到这种棘手的案子，使他清白了大半辈子的名誉以及奋斗了二十几年的前程都处于冒险中。
       
       随着11月6日的临近，声援露易丝的力量增强了。雇佣露易丝的奥佩尔保姆公司宣布：将负担露易丝的全部法庭费用。该公司慷慨解囊，并不一定百分之百地出自对露易丝的恻隐之心。它希望打赢这场官司，好挽回公司因露易丝案造成的名誉损失，而一个公司的名誉恰好等于它的利润额。替露易丝出庭辩护的有好几位著名律师，其中之一便是几年前因O·J·辛普森一案的成功辩护而名声大振的巴里·谢克。
       电视上的直播越来越显示出一种感伤情调。10月28日，当露易丝在警察的护卫下走上高等法院的大台阶时，主持人指着直播屏幕上的她，凄怅地说：“瞧，天冷了，可她还穿着裙子。”言下之意是，可怜的露易丝甚至连买一件抵御晚秋寒意的大衣的钱都没有。殊不知，露易丝在艾尔顿镇的家乡人，已经募集了三十万美元，好让露易丝的父母能够从大西洋彼岸飞过来，长期留在剑桥镇，给受审中的女儿以精神支持。这三十万美元，怎么说，也足够伍德华一家三口阔阔绰绰地花一阵子，不至于买不起一件御寒的秋衣。何况，这时节，不少爱漂亮的美国女孩子也穿着单薄的夏裙。然而，主持人的这种说法，把大家的同情心一下子推向了顶点。要是现在法庭宣布露易丝犯有谋杀罪，那真是美国整个司法制度对露易丝犯了谋杀罪。
       11月2日是悲剧性的一天。一再拖延的宣判不得不在这一天得出一个最终判决。电视对整个宣判过程进行了长达几小时的直播。像所有的马萨诸塞州人一样，从一大早，我就坐在电视机前，而且，甚至把面包和绿茶都准备好了。这几个小时，案情本身并没有出现什么新进展，双方当事人和律师无非又把过去几个月在法庭上反反复复说过的话，言简意赅地重复了一遍。由于我对此早已熟谙于心，听得直走神。在法庭直播的间隙，电视台还插播了围聚在高等法院门外声援露易丝的人群，以及露易丝的艾尔顿镇的家乡人聚在该镇最大一家酒吧里等待宣判结果的场面。“先生，您觉得露易丝有罪吗?”采访记者在人群中穿梭，不时向某个人提问。“她当然是无辜的。”被采访者总这么说，“她应该马上获得自由。”公众舆论已经一边倒了。看来，几小时后，露易丝就要被宣布无罪，当庭释放了。终于，由九位女士和三位男士组成的陪审团，在秘密投票以后，从一个侧门鱼贯而入，重新回到了法庭。首席陪审员将一张写有投票结果的纸条递给了法官席上的左贝尔先生。左贝尔展开纸条，然后，以一种低沉的嗓音当庭宣布：露易丝有罪。这意味着，在以后的量刑中，露易丝很可能被定为二级甚至一级谋杀，至少会被判以十五年以上的徒刑，如果恢复死刑，也很可能上电刑椅。我想，法官左贝尔和陪审团的成员们，在持续了几个月之久的精疲力竭的审判后，一定是冒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和自己的精神压力，还得冒自己的名誉受损的危险，才最终拿出这个判决结果来的。检察长莱利在判决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那番话，很能反映他们这些人在这几个月里所感受到的内心的矛盾和痛苦。“我知道有些人会因为我指控露易丝有罪而认为我冷酷。”他说，脸上没有一丝一毫胜利者的笑容，“但是，为了法律的尊严，我仍会尽我的职责。”
       整个法庭没有一个人感到高兴。甚至，连终于为死去的儿子报了仇的伊本夫妇，都面无表情地坐在那儿，身体虚弱得靠在一起。露易丝的几个律师垂手而立，悲痛而又沮丧，巴里几乎流出了眼泪。突然，被告席上的露易丝失声哭了起来。几个月来支持着她在法庭上从容应对的神经，在这最后一刻终于崩溃了。她的哭声，她的眼泪，具有无比的震撼力，我相信整个马萨诸塞州的人都为之心悸，为之动容了。至少，我当时就感到非常难过。我想哪怕她真是一个杀人犯，我也会为她一洒同情之泪。几个月来一直牵挂露易丝命运的人们，听到这个判决，都感到自己被出卖了，几个月来一点点汇聚起来的同情心，顷刻间就化作了悲痛。我看到围在高等法院门前的那些支持露易丝的人，都一个个泪流满面。电视上，法警心情沉重地给露易丝带上手铐。当押送露易丝去监狱的车队穿过黄昏的街道时，整个马萨诸塞州的人都通过电视心情沉重地为她送行。“今天夜里，”主持人凄然说，“可怜的露易丝不能再和她的父母住在旅馆里了。她将在州监狱的牢房里度过她漫长的第一夜。”
       这弥漫在马萨诸塞州和大西洋彼岸艾尔顿镇的悲伤，很快使少数人激烈地指责起陪审团来，说这些人压根儿不懂法律。有些人甚至说，陪审团制度是一种陈旧的早该废除的制度。“我们不能随随便便凑合十二人，来决定另一个人的命运。”一位被采访的先生说，“得找那些真正精通法律的人。”这引发了后来关于陪审团制度的旷日持久的激烈讨论。可是，精通法律的左贝尔法官也未能幸免于更为恶毒的指责。“他愚蠢无比，”艾尔顿镇的一位女士对波士顿电视台的记者说，“他根本没有自己的见地。”电视画面上显示出这位女士后面的神情激昂的人群，以及那些高举在人头之上的牌子，上面用大字体写着“左贝尔是个傻瓜”、“笨蛋左贝尔”诸如此类的黑字，似乎早就知道左贝尔的智商，可这些人不过在几天前，才知道遥远的剑桥镇有这么一个叫左贝尔的法官。
       
       与此同时，前不久关于在马萨诸塞州恢复死刑的辩论，又戏剧性地转向了另一个方向，因为11月6日的州议会投票，如果通过恢复死刑，那露易丝很可能坐上电刑椅。州议长鲍特鲁奇先生又一次出现在电视上，脸上一副哀伤的表情。他对全马萨诸塞州人说：“露易丝被判刑，使我想到，死刑也有可能处死无辜者。”这就等于说，露易丝是无辜者。显然，州议长的话虽与高等法院的判决不一致，却代表了马萨诸塞州人的心声。与鲍特鲁奇先生一同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老柯里，脸上的表情既痛苦，又犹疑，看得出，这个善良的人处于两种对立的感情的折磨中：如果不恢复死刑，那么杀害小柯里的两个罪犯就不能偿命；而如果恢复死刑，那么无辜的露易丝就要丧命。当记者问他的看法时，老柯里痛苦地欲言又止，悲伤地叹息了一声。他无法赞成或者否定任何一种选择。可以说，这两个同时出现的案件，由于越出了法律的范畴，使马萨诸塞州的良心受到一场可怕的考验。
       11月6日，来自马萨诸塞州各地的160名州议员，云集在州议会的大厅里，就是否在马萨诸塞州恢复死刑，进行投票，投票的结果是：80票对80票。由于票数没有过半，恢复死刑的提案遭否决。人们为露易丝未卜的命运松了一口气。州议会的表决，对杀害小柯里的那两个罪犯来说，也是一个绝处逢生的特大喜讯。我想，他们会以一种如释重负的心情，度过他们漫长的狱中生涯里最轻松的一个夜晚。是他们素不相识的英国姑娘露易丝救了他们的命。
       可是，事情还没有结束。11月10日，州高等法院再一次开庭，以确定露易丝所犯罪行的性质，并对刑期进行裁定。又一次出现了戏剧性的场面。饱受指责的左贝尔法官突然宣布：将11月2日法庭对露易丝裁定的谋杀罪，改判为过失杀人罪，处279天刑期。如果说，将谋杀罪改判为过失杀人罪，还不特别出人意料的话，那么，“279天”这个奇怪的数字，就让人莫名其妙了。很快，我们就得到了答案。“由于从被捕之日算起，到今天，露易丝已经被羁押了279天，”左贝尔说，“按羁押天数算作刑期的规定，她今天已经服满刑期，所以当庭释放。”
       过失杀人犯露易丝在法庭上甜甜地笑了。而聚在高等法庭门外等待结果的那些本已失望的支持者，以及露易丝远在艾尔顿镇的家乡人，都为这一突然降临的喜讯而欣喜若狂。电视画面上，艾尔顿镇的人全涌到了街道上，像开庆祝会一样欢呼雀跃。人群中打出了“谢谢你，左贝尔法官”的巨大标语，全然忘记了几天以前还骂过左贝尔是一个笨蛋。我注意到，另一些标语上写着“欢迎你回家，露易丝”诸如此类的文字，看情形，艾尔顿镇人将会像迎接凯旋归来的本地英雄一样热热闹闹地迎接露易丝的归来。与这种轻松愉快的场面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原告席上的伊本夫妇，他们失神地坐着。我敢肯定，此刻，在经历了几个月的痛苦并从这种痛苦中获得某种宗教般的力量后，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并没有立刻摧垮他们的神经，甚至没有使他们惊慌失措，然而，看得出，他们眼睛里透露出深深的绝望和伤心，那不仅是一种失子之痛，还是一种被全马萨诸塞州人背叛后产生的孤立无援感。
       左贝尔法官在宣布这个消息后，补充说，虽然露易丝获得了自由，但是，她必须在今天晚上12点以前离开美国，而且从此不准踏上美国的领土，否则，将被视为违法，予以逮捕。
       我看到左贝尔法官的表情比前些天还痛苦。他坐在高高的法官席上，整个身体差不多都陷进了宽大的法官黑袍里。我察觉到，他动了动嘴唇，似乎要补充一些话，不过，又犹豫了，可能他在想，他将要说的一番话，是不是适合法庭，适合一个法官的身份。这时，他轻轻地挥了挥袖子，脸上的表情说明他不想再考虑什么身份之类的事情了。“我作这个决定，”他艰难地说，嗓音低沉，“绝对不是无视马修·伊本的死亡，以及伊本家的痛苦。我认为，该是将这个特殊事件的司法部分，以一种悲悯的方式结束的时候了。露易丝虽然获得了自由，但是，她必须记住，不管怎么样，是她曾经导致了一个无辜的孩子的死亡。我想，她一辈子都会记住这一点。对她来说，这是一种永久的惩罚。我不希望艾尔顿镇的人给她举行欢迎仪式。我们大家都必须记住，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件。我们得本着宗教的精神，去宽容，去悔罪。”
       我觉得左贝尔法官这一席话，是他漫长的法官生涯中最杰出的部分，它把大家几个月来对公正的骚动不宁的热情，导向了一个更崇高的境地，导向了人性的最深处。只有经历过长久的内心矛盾而又不失其爱人之心，才能摆脱狭隘的思想，达到一种宗教的宽恕精神。左贝尔的话，使马萨诸塞州人从喧哗中慢慢沉静下来。
       然而，艾尔顿镇的人似乎没有体会左贝尔的深意。在最后一次电视直播中，可以看到回到故乡的露易丝面带笑容，被同样面带笑容的左邻右舍簇拥着，走进自己家的家门。然而，画面又切换到剑桥镇的一所房子前，在黯淡而又寒冷的暮色下，伊本夫妇抱着剩下的那个孩子，忧伤地走上自己家的汽车，准备离开给他们留下了无数伤痛的马萨诸塞州。我看到伊本夫妇面带忧伤地尽量避开摄影机镜头。我想，伊本夫妇可能太相信法庭了，以为只要有陪审团和法官，一切就会解决。他们显然不喜欢喧哗 ，可是，他们没有料到，他们出于修养、悲痛、生活方式以及其它原因，不想把儿子的惨死演变成一个公众事件，在失去一个孩子的情况下，再使不幸的家庭成为人人议论的对象，忍受着更多的伤害，而电视台的摄影机却违背他们的初衷，粗暴地一次次侵入他们的生活，把他们一次次展示在千家万户的电视屏幕上。伊本夫妇大概痛心地感到了，他们本来宁静的生活先是被露易丝破坏，接着又被记者们破坏，在成为一个人人谈论的对象后，他们自己却失去了能够控制这一切的力量，甚至在众人的喧哗中失去了自己的声音。他们的生活从小马修死的那一天起，就被彻底地、永久地破坏了。而这几个月来，他们还得承受陌生公众的种种非议带来的更多的伤害。
       小马修已经被埋在了剑桥镇的墓地里。当伊本夫妇带着剩下的那个孩子，在暮色下悲伤地、悄悄地离开生活了许多年的剑桥镇时，躲在一棵大树后的摄影机把这个感伤的场面传到了全马萨诸塞州人的电视屏幕上。人们放下晚餐的刀叉，望着伊本夫妇那痛苦的隐忍的脸，突然感到从平静的同情心里泛起一种歉疚感。尤其是几分钟前刚看到露易丝灿烂的笑容后，这两张悲伤的脸更让人不好受。在这么一个寒冷的夜晚里，他们将怀着怎样一种凄怆的心情穿过他们的伤心之地马萨诸塞州啊。这一夜，对伤感的马萨诸塞州人来说，也会像几天前听到法庭上露易丝的哭声时那样，将是一个不眠之夜。同情心会在大家的辗转反侧中转一个方向，姗姗来迟地为伊本夫妇跳动。
       果然，第二天，在电视的早间新闻后，主持人问观众：“你赞成释放露易丝吗?”这句话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因为露易丝此刻正在艾尔顿镇她父母家里享受她自由后的第一顿午餐。但这句废话却代表了马萨诸謇州人的同情心的变化。“这不公平。”我去老卡雷拉斯的杂货店买《波士顿邮报》时，他对我说，“露易丝弄死了一个孩子，却显得那么高兴，而失去这个孩子的伊本夫妇，到头来却这么凄惨。”我回到自己的房间，翻开报纸。“这又是一起O·J·辛普森案。”其中一篇文章引述一位女士的话说。这确定了此后几天所有报纸的倾向。从另一个角度，大家又谈到了陪审团制度。“必须改革美国的司法。”一位资深的法律评论家说，“要么废除陪审团，要么建立一个四人法官团，以判断出庭法官的判决。”
       谁也没有谈到“公众舆论”在这两起案件中的作用，更没有涉及其它一些可能在暗中左右“公众舆论”的法庭之外的力量。至少，在这两起不幸案件的一波三折的审判过程中，平日观众不多的几家公共电视台，使出了浑身解数，把观众都吸引到了自己的屏幕前，而这和电视台的广告收入有密切关系。这些公共电视台本就靠广告收入维持自己。当然，各家报纸的发行量在这段时间里也猛增了几个百分点。毫无疑问，这些大众传媒必须寻找新闻，并使新闻显得一波三折，这样，才能持久地抓住观众和读者的注意力，这就等于抓住了他们的钱包。难道，这些电视台和报纸果真那么关心他们报道的那些人的命运吗，甚至，当这种关心可能使挂在它们各自董事长办公室墙上的利润表的箭头往下倾斜时，也义无反顾?它们不停地调动大众的同情心，倒好像每一个人都有权力和资格在另外一个人的生死问题上发言。
       说真的，我真担心这些聚在一起的大众。我们大部分人都孤陋寡闻，见识有限，判断力和同情心一样残缺不全，甚至没有弄懂自己的生活，就以为对世界了如指掌。这里面潜伏着一种可怕的倾向。而且，如果说存在着真理的话，那么真理也不一定站在人数多的一方，因为它不是一个数的概念，而是一个质的概念。民主制的确给予了每个人以发言的权力，但并不保证每个人具有发言的资格。如果不具备发言的资格而又有发言的权力，那就可能导致权力的滥用。
       
       我又拿起了因两个案件而中断阅读的托克维尔的《美国民主》。窗外已经开始下雪了。毕竟，对多数人来说，生活依然如故，几天前充满在自己内心的那些真实的愤怒、伤感和同情会不知不觉地消退，再过一些日子，就记不起那些他们曾为之激动不安的面孔了。电视和报纸会提供一些新的消遣。可是，那些在这两起案件中受伤的人，心中会留下永久的隐痛，在不为人知的角落苦度余生。我望着纷纷扬扬的大雪下那些房屋、街道、树木和远处教堂的尖顶，突然想起了左贝尔法官在法庭上那一番引人深思的话。是的，假若我们对真理还没有把握，那么就先让我们仁慈吧。
       
       程巍，学者，现居北京，发表有论文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