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学界存在新僵化思潮
署名励言的文章《对新僵化思潮的初步分析》认为：如果说在昔日的社会思潮中曾较明显地存在过一种僵化倾向，如今又有一种新僵化思潮引人注目。
文章认为：新僵化思潮代表者们的社会人文主张同他们所抨击的“僵化”观点截然不同，但在思维方式与话语阐释方式上却与其如出一辙，即采取强烈的极端化大批判模式，表现出坚定的非理性、非历史的姿态。新僵化思潮强烈呼喊的社会人文话语具有鲜明的思维与叙述定式，即凡是西方的价值观念皆以推崇为先，凡是与西方主流价值观念相抵触者皆以批驳为要，疾速走向新的极端。其首要的叙事特征是，全面涂抹中国近代以降的社会历史面貌，片面择取世界社会历史与思潮史的片段，以西方主流价值观念为旨归，并将其极端化，同时将论敌的话语形态加以妖魔化，积极营造以虚伪历史与理念推演为根基的话语结构。
文章分析说：新僵化思潮的蓬勃走势，得益于对学术强势的侵夺。九十年代中后期，新僵化思潮已经实际取得了社会人文领域的话语优势地位，其代言人已在学术圈及民间社会中确立了新的人文精英形象，大规模占据了官方话语渠道外的媒介平台。以此作势，新僵化思潮将所有对立话语体系绝然斥为“左”祸，以大批判的态势，将一切批驳的音调划入“大批判”的音域；同时，不断在公众面前强化其官方话语权对立面的形象，从而在弱者姿容的掩饰下，确立学术强势，赢得社会人文话语的霸权。而此一学术强势的文化基础，是若干年来对五四之后三十年与共和国五十年历史的扭曲和妖魔化。新僵化思潮不断以“反右”、“文革”符号刺激、扩张公众的负面历史记忆．虚化、屏蔽全面的历史真实，所构造的非历史主义的庞大叙事，以揭示历史真实为标榜，已凭借大众媒介的民间覆盖，全面充盈了社会公众的认知空间。
文章指出：新僵化思潮主张套用西方价值观念和社会模式，其最终的对立面是民族国家利益和与此息息相关的多数民众的利益。因此，新僵化思潮的代言人对若干年来重新觉醒的民族主义和社会公正意识怀有深刻的忧虑。在社会人文思潮中，他们将以爱国、公正为突出标识的“新左派”视为主要论敌。尤其在炸馆事件后的短暂失语后，新僵化思潮更集中地将民族主义指为公敌。随着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社会公正的主张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或关注，新僵化思潮的代表者们越来越失去其对待“新左派”表面上原本平和的心态。而在现实中，作为新僵化思潮代言人的论敌，“新左派”实际上处于绝对劣势。面对全球西方化、美国化的巨大浪潮，面对青年社会公众对所谓“真实”历史言说的大范围领受，重建历史主义前景堪忧。
文章最后说，新僵化思潮代言人与既得利益阶层的话语乃至利益的趋同，很可能不断扩充并最终形成两者利益的完全同构，从而对社会走向继续产生深刻影响。
(罗 力)布尔迪厄谈新自由主义
法兰西学院院士皮埃尔·布尔迪厄教授在1998年12月号的法国《外交世界》(英文版)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无止境的剥削的乌托邦——新自由主义的本质》一文，对当今世界颇为流行的新自由主义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旨在摧毁集体结构的纲领，已成为当代世界居支配地位的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认为，经济世界是纯粹的和完美的世界，它通过制裁或中介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展示自己的逻辑。这种监护人理论纯粹是一种数学上的虚构。
新自由主义话语不是一种普通的话语体系，而是一种“强势”话语。这种话语在一个由各种强力关系构成的世界中完全站在强力者一边。新自由主义是通过服从那些支配经济关系的力量所作出的经济选择来做到这一点的。
解除金融管制，从而实现一个纯粹和完美的市场，这个新自由派的乌托邦的运动是通过采取各种政治措施来达到的。采取这些行动的目的是对任何可能对纯粹的市场法则构成障碍的集体结构提出质疑。这些集体结构包括：民族国家；工作团体；捍卫工人权利的集体组织、工会、协会和合作机构；甚至还有家庭。
新自由主义者的纲领是从那些自身利益得到表达的集团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中获得社会权力的。这些集团包括：股东、金融家、工业家、保守党或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等。
新自由主义的乌托邦不仅在靠它为生的那些人如银行家、大公司的所有者和经营者，而且在那些从这种乌托邦中获得自身存在合理性证明的高级政府官员和政治家那里激起了对自由贸易的强有力的信仰。他们使市场的权利在经济效率的名义下神圣化，市场要求清除那些给追求个人利润最大化的资本所有者带来不便的种种行政的或政治的障碍，而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已经变成一种理性的行为模式。
同经济学家的分析相反，现实世界及其实施新自由主义伟大神话的直接而可见的后果却是：不仅是在大多数经济发达的国家中贫困人口所占比例日益增大，收入差距超常增长，文化生产的自主领域如电影、出版等由于商业价值的入侵而逐渐消失，而且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各种集体机构解体了；这些集体机构主要是那些国家机构，它们是同公共领域的思想相联系的所有那些普遍性价值的承担者。二是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国家的上层领域例如在公司的核心层，人们都被迫接受道德达尔文主义作为一切行为和行动的准则；这种道德达尔文主义狂热崇拜成功者，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和愤世嫉俗思想制度化了。
(何增科)历史学家黄仁宇去世
曾以《
万历十五年》等著作名世的历史学家黄仁宇于2000年1月8日晚上心脏病发不治，在纽约去世，享年82岁。
黄仁宇先生1918年生于湖南长沙，其父黄震白曾为同盟会会员。1936年，黄仁宇先生在天津南开大学入电机工程系。毕业后先在长沙《抗战日报》工作，后来人军校。毕业后在印度、缅甸等地抗日。
1950年，黄先生赴美在密西根大学攻读历史，1964年获得博士学位。曾先后在南伊利诺大学及纽约州立大学任教，1967年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70年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
黄仁宇先生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参加《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专著包括《缅北之战》、《十六世纪中国明代的财政及税收》、《
万历十五年》、《
中国大历史》、《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地北天南叙古今》等。他不仅以“大历史”史观在国际史学界自成一家之言，而且他的著作虽多属学术范畴，却行销于市，一版再版。
黄仁宇先生生前对中国历史与现状颇多个人见解，比如他认为中国今后不会乱，他指出：
历史不会平自地重演，尤其以
中国过去几十年牺牲之大，破坏之深，才能达到今日的局面。如果小不如意，即认为现局不能算数，须要一切重来，那不能和我所说“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切合。
从长时间合理性看来，中国正进入一个统一与建设的阶段，而不是一个分裂与破坏的阶段。在历史上讲，中国现在是在长期动乱之后，到了一个促成和平、统一的机会，不是一个混乱的机会。四分五裂，打起仗来，不是历史基点所指示的方向，长期的合理性是需要统一了。统一的方式有很多，如联邦制、邦联制、自治等都可以讨论。任何一个国家现代化，都可能在新体制上产生问题，荷兰在十六世纪的例子可供参考。
我想不会出现再产生动乱的理由。我曾向大陆的朋友说过，在适合的阶段，以放宽视野的历史取代过了时的意识形态，也就是接受历史的仲裁，传统经典里的社会价值与现代经济生活必会引导出来一套新的伦理观念。这都是不待动乱可以解决的问题，动乱只距这些目标更远。至于还有公平与不公平的问题，则因中国已能逐渐在数目字上管理，也可以用财政与税收政策解决。我们不要忘记过去也有不公平，而且大家都穷，所以最穷的人穷得无以为生，才发生大规模的动乱。今日一般生活水准提高，问题的性质就与以前不同了。
(徐 明)
转基因问题引起争议
所谓转基因，就是用实验的方法将人们所需要的目的基因导入动物的受精卵或植物的细胞里，使之与物种本身的基因结合在一起，这时外源基因就能随着细胞的分裂而增殖，在体内得到表达，并能稳定地遗传给后代。转基因的优点应该说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在普通西红柿里加入一种在北极生长的海鱼的抗冻基因，于是这种深受大家喜爱的食品在冬天就能保存更长的时间，从而大大延长保鲜期。目前，转基因育种工程已在四个主要方面获得了具有商业价值的使用。
一是用于对农作物虫害的控制；二是使农作物具有抗御除草剂的能力；三是用于农作物对病虫害的免疫；四是通过转基因育种，使农产品本身更符合人们追求营养和健康的消费要求，比如增加玉米的含油量、大豆的含糖量等。
当人类为科学的进步欢欣鼓舞时，一批冷静的科学家发现转基因物种存在一系列问题。他们认为，如果在转基因的过程．中，新的抗虫害的功能体现在植物根、茎、叶的每一个细胞之中，那么它将比外部喷洒药物具有更大的毒性，给消费者以及昆虫、鸟类等野生动物带来更大的损害，造成自然界生态失衡。有人甚至认为，转基因食品将对人体健康形成破坏性影响。一系列科学报告使世人陷入困惑：转基因这个“科学异形”的产生到底是福还是祸?
1998年年底，在英国阿伯丁的劳伊特研究所里，有一位名叫阿帕德·普兹塔的教授用一种转基因土豆喂养实验鼠，结果几天以后这些小鼠的肾脏、脾和消化道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免疫系统也遭到了削弱。而这些转基因土豆早就出现在人类的饭桌上。
“转基因食品是否有毒”的争论由科学界跳到了政治和社会生活范畴，从政府首相内阁大臣、反对党代表到超市经理、普通消费者和环境保护者都纷纷卷入其中，其规模和声势被认为是继疯牛病危机以来绝无仅有的一次。英、法、德、奥等国家都禁止在国内种植转基因植物或销售转基因食品。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转基因作物出口国，其中所产大豆和玉米的40％是转基因作物，转基因作物和食品问题将成为下个世纪欧美贸易战的焦点。
(黄 原)
欧洲知识界再转弯
二十世纪结束之际，欧美知识界和传媒面对一个尴尬的难题，如何评价1999年的科索沃战事?
1999年10月，由联合国17个国家组成的医学鉴证科代表完成了一份有关科索沃大屠杀的报告，他们实地调查，收集大屠杀证据，最后。竟只发现2100具尸体，而且不全是阿尔巴尼亚裔，死因亦各有异。该报告已在部分国际通讯社和英国的《星期日时报》上有所报道，但美国传媒却对此噤若寒蝉。
国际医学鉴证科代表的发现，对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开战前指有50万阿裔人被杀的事实，当然成为一个很大的讽刺。而对那些基于以大屠杀为理由，慷慨激昂地高呼支持北约行动的欧陆知识分子，更是一个很大的震荡。
到了1999年11月底，有不少独立调查陆续揭露北约是有企图地轰炸民用设施，如南斯拉夫电视台、民用火车及平民百姓等，《人权观察》已于本月就此向海牙国际法庭提出指控北约违反人权。
此外，德国法兰克福一份报刊(Frankfur工er Rundschau)引述一名德国物理学家的发现，指北约向外公开的一盒有关轰炸一座塞尔维亚铁桥的录影带，有把其速度加快三倍，以便给人造成美国军机机师来不及看清桥上的一列载客火车正在迎面而来，结果列车被轰中，造成伤亡严重的错觉。
基于上述种种证据，曾经以“人道干预”为由支持北约行动的欧洲的知识界不得已地重新反思科索沃战事的整体含义，继续默许北约的杀戮，已变得非常尴尬。
欧洲知识界的领军人物哈贝马斯至此不得不承认，“现在看来，在北约空袭中死伤的人数比科索沃民族冲突中死亡的人数更多，假如北约把米洛舍维奇当作战犯控告到国际法庭，那么，北约领导人更有理由被作为战犯受到审判”。
哈贝马斯显然由于对北约的行为有进一步的认识后，而感到愤怒。他于1999年4月份在Le Mondedes Debats发表的文章中，提倡世界公民权利概念，以求合理化北约的“人道干预”，并指出武力介入似乎成为捍卫人权的唯一“非道德”手段，这番言论与他最新的言论相比，当然有很大区别。
最近，哈贝马斯在反省后表示：“我仍然坚持应当用相互理解、宽容、和解的立场处理不同价值观和道德观。乃至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异与冲突。我认为，我提出的交往行为理论话语(Interactive Corn-munications theory伦理学，同样适用于处理国际关系和不同文化类型之问的矛盾。即是说，不同信仰、价值、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之间，必须实现符合交往理性的话语平等和民主，反对任何用军事的、政治和经济的强制手段干涉别人、通过武力贯彻自己意志的做法。”
哈贝马斯又继续说，一种理论的强大之处，在于当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它的正确性时，便会顽强地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终有一天成为现实。在人际关系和人际交往中，在国际关系中和不同文化类型的交往中，实现一种无暴力、无强权的平等和公正的状态，乃是人类唯一的选择，除此以外别无道路可走。
哈贝马斯的论调，在出现一次急转弯后，现又再来一次急转弯，似乎并非个别的现象。欧洲对在科索沃战事中跟着美国走，可能心有不甘，现在终于有机会来个大反弹。但无论如何，真正需要的，乃是还历史一个公道，美国人道干预的口号绝不可能把真理埋没，深感困惑的欧洲知识界，是否正在朝着这个方向走?
(张翠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