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媒体与大众文化研究专栏：
       在一个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语境中产生的英国文化研究在整个英语世界都产生过重大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资本主义，在迅速恢复经济生产的同时也实施了一系列社会改良措施，结果便产生了六十年代的所谓“富裕社会”以及后来的“消费社会”。在英国，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开始显示出自己特有的“生活方式”，形成所谓的“青年文化”，这也是七十年代英国文化研究密切关注的社会现象之一。大约也就是从那时起，相对于生产和劳作而言，消费在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的生活体验中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以传媒为载体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成了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商业流行文化也成为不容忽视的普遍现象。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文社科学者开始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五光十色的文化现象上，文化研究也就从五、六十年代的边缘学说成为九十年代的学术时尚。然而，眼下英语世界流行的某些文化研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早期英国文化研究的政治立场和学术初衷，在过度注重意义解读、符号民主和象征性文化反抗的同时，忽略甚至遮掩了文化生产背后赤裸裸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对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批判显得极其软弱无力。
       近些年来，国内学术界也开始关注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盛行起来的商业流行文化，冠以文化研究的著作也逐渐多了起来。非但如此，近年来中文的“文化”与英文的culture在词义上亦越来越接近，经由了从狭窄到宽泛，从高雅到通俗，从文学艺术到人类学意义的转变一一目前似乎一切人为的东西，包括事件、物品、文本、言说，都可以称其为文化，因而也都可以是文化研究解析的对象。国内学者们往往按照各自对文化的常规理解，从事自己选定的文化研究。追究诸如文化等关键概念的来龙去脉对许多人来说显得繁琐并且多余，更少有人愿意对文化研究这一“领域”进行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探讨和总结。在这种情况下，概括介绍一下英国五、六十年代早期的文化研究传统是及时的，也是必要的。
       少数精英的文化
       英国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家司徒亚特·霍尔在一篇发表于1980年的文章中，把当代英国文化研究兴起的时间定在五十年代中期，将理查得·郝哥特的《阅读的使用》，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1780——1950》，以及汤姆逊稍后的《英格兰工人阶级的形成》定为英国文化研究的早期经典代表著作。霍尔在此文中还追述了英国文化研究从五十年代以来主要理论模式的形成和转变，梳理了两条最为重要的理论脉络：一条是英国本土的“文化与社会”这一“实用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的传统，霍尔亦称之为“文化主义”(criticism)；另一条来自欧陆，尤其是法国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包括列威一斯特劳斯的文化人类学，阿尔都塞关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论说，以及福柯对现代社会体现于不同领域的“知识／权力”的具体分析。后一条脉络近些年来在国内的介绍已经很多，在此我们着重介绍英国本土的“实用批评”的传统，将重点放在威廉斯、郝哥特等早期的开创性的文化研究上。
       十八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中期，英国的传媒和文化工业从最早的商业小报发展到后来的电影、广播和电视。二战前的文化讨论因此主要是针对所谓的“大众社会”(mass society)和“大众文化”(mass culture)的兴起展开的，讨论者大多从政治保守主义和文化精英主义的立场出发，去评判新兴的、以媒体为中介的大众文化的产生及其社会后果。在当时的文化精英们看来，文化只能由少数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们来创造，是高级的精神和思想产品，是视觉和听觉上的审美形式。前者趋于理性思维，后者倾向知觉感受，但它们一起构成了英语中大写的“高品位文化”(high Culture)。因此，当时讨论的焦点之一是高品位文化在大众社会中的命运。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始发地，其工业化过程之迅猛，程度之深入，都造成人们料所不及的、极其深刻的社会和文化后果。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巧合，便产生了所谓的大众社会和大众文化。英语中的大众一词一一masses含有明显的贬义，指的是乌合之众。经过圈地运动等残酷的剥夺方式，原来的自耕农或庄园里的佃农被逐出土地，失去了原有的生活来源和方式，被迫大批地聚集在新兴的工业城市，成为马克思所说的除了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工业无产者。在有产阶级眼中，这些人就成了masses，贫穷，愚昧，低俗，粗鲁。他们至多是可以调教的对象，调教的手段之一就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在英国开始兴起的现代普及教育制度。
       从十九世纪中后期开始，以大众为对象的廉价商业小报一一“便士刊物”的兴起(pennydreadfuls)，标志着英国大众文化的诞生。小报以怪诞的耸人听闻吸引普及教育制度下产生的半文盲读者，并以低廉的价格扩大发行，成为大众劳作之余消磨时光的重要手段。与前工业社会的民间文化(folk culture)根本不同的是，这种大众文化并非自发产生于大众之中；相反地，它是由以赢利为目的传媒工业批量生产，供大众消费的文化商品。随着传媒技术在二十世纪的高速发展，电影、广播、电视都先后成为大众文化的载体。面对现代工业社会中势不可挡、迅猛发展的大众文化，保守的文化精英们在三、四十年代，也就是电视普及之前，进行了最后的顽强抵抗，猛烈抨击以现代传媒为载体的大众文化，捍卫以严肃文学为主体的高品位文化，力求拯救他们眼中深刻的文化危机。
       当时最有影响的文化批评家之一列维斯，在发表于1930年的小册子《大众文明与少数人的文化》一书中，阐述了一种典型的文化精英主义观点。他毫无顾及地将“文明”与“文化”对立起来，把少数知识精英看成现代工业文明中文化的最后倡导者和保护者，认为“任何一个时代，都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彻底辨认和欣赏文学艺术，并能够主动地、独立地进行识别和判断。另外，还有稍多的一部分人(在整个社会仍占少数)，能够支持第一类人的识别和判断并产生真正的共鸣……这一少数群体是我们赖以吸取过去经验精华的保证；他们使传统中最为含蓄也最难保存的一部分遗产存活至今”。列维斯在发表于二战结束之前的另一部重要著作中，重申了他的精英文化观，并将其运用到民族或国家之间，认为“本国在将来的英语世界中所能企及的优势和影响在于文化领域”，提倡英国以其优越的文化制胜。列维斯的言论今天看来，实际上是当时英国的知识界和思想界对大英帝国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继续衰退的一种反应。随着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在二战后发生巨大的变化，老牌的英帝国主义日趋走向没落，文化保守主义便成了它苟延残喘的一剂良药。有意思的是，列维斯至今在英国仍被认为是当时批评界的进步人士。
       把文化看成由少数人创造和把持的高级精神产品，在西方乃至整个世界都有着很长的历
       史渊源和深厚的社会基础。在英国，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精英主义，直到二战以后，也就是霍尔所说的“文化研究”兴起之时，才受到强有力的挑战和批判。这与英国本土深厚的功利主义、经验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并非无关。延绵不断的欧陆马克思主义在英国乃至整个英语世界长期遭受排斥，英国左派社会主义阵营对欧陆马克思主义理论过早地放弃，使之在英国长期处于欠发达的状态。因此，二十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注重和批判，对当时的英国知识界和思想界影响甚微。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六十年代后期，西方社会危机四伏、动荡不安，批判思想盛行之时，才有了根本的改变。
       工人阶级和普通人的文化
       二战结束后，第三世界民族解放斗争风起云涌。曾经“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因失去了主要殖民地而日益走向没落。这构成战后新一代知识分子寻找认同感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殖民主义的文化优越论开始遭到新一代进步知识分子的怀疑和唾弃。战后“第一代"工人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在五十年代开始崭露头角，成为左翼知识界和思想界的中坚力量。英国文化研究的传统，就是由他们开创的。郝格特对工人阶级文化细致敏感的捕捉，为文化研究开拓了崭新的视野；威廉斯长期关注传播媒体的发展及其社会和文化效果，为后来的英国批判传媒研究开辟了先河；汤姆逊历史地再现了工业革命期间工人阶级文化的形成，并通过对威廉斯著作的批评和与威廉斯的对话，间接参与了早期文化研究的创立。作为工人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工人阶级生活的了解和同情，决定了他们共同的政治立场一一站在保守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对立面，进行文化斗争，追求一个更加平等公正的英国社会。
       雷蒙·威廉斯1921年出生在一个与英格兰交界的威尔士村庄，父亲是一个铁路信号员。他十八岁时作为“奖学金少年”进入剑桥大学主攻文学，战争使威廉斯的大学生涯中断了几年，战争结束后，他重返校园完成了学业，并在此后的十几年里，全力投身到战后兴起的成人工人教育事业中。他的许多重要著作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包括被誉为文化研究经典之作的《文化与社会：1780——1950》。六十年代初，威廉斯回到剑桥大学任教，他激进的政治立场和不拘一格的学术风格，与古老保守的剑桥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冲突。威廉斯1983年从戏剧研究教授的职位上退休，五年后他便过早地离开了他终生从事的写作和文化政治，与世长辞了。威廉斯去世之后，纪念他的文章连绵不断，人们对他几十年来对英国思想界和文化政治的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为一本研究威廉斯的专著撰写的《序言》中，牛津大学的文学批评家伊格尔顿将威廉斯与法国的萨特和德国的哈贝马斯相提并论，认为他是英国战后乃至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文化思想家，是英国左派知识阵营中最具智慧和独立思考精神的知识分子。
       威廉斯一生的著作很多，涵盖的领域也十分广阔，在文艺批评、文化研究和传媒社会学等领域都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他的文化研究是从追述“关键词”开始的。在《文化与社会：1780---1950》一书的开头，他便详细探讨了cul．ture(文化)、industry(工业)、democracy(民主)和mass(大众)等重要概念在意义上的演变，以及这些演变与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的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他有意识地跨越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选择了英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一些代表人物，探讨英国十八世纪后期工业革命开始到二十世纪中叶战后资本主义重建这一漫长的历史变迁在“写作”中的批判的再现和反映。威廉斯后来公开提出用“写作”来代替英语中的“文学”，目的在于剥去围绕在“文学”周围的貌似神圣的光环，将它还原成普通的写作活动，挖掘其中的民主潜力。在《文化与社会：1780--1950》的结论中，威廉斯彻底摒弃了当时文学艺术领域中主流的狭义文化观，认为文化不应仅仅是一个时代高尚的精神和艺术产品，文化乃是“一种生活方式”，从而在理论上确立“文化是普通的”这一典型的威廉斯式的立论。这一立论从此成为威廉斯和左派文化阵营与文化精英主义和政治保守派对峙和斗争的有力武器。
       英文中贬义的masses(大众)常被用来指代工人阶级，所谓的mass culture(大众文化)也经常被用来指代工人阶级文化。威廉斯与这种精英主义的论调针锋相对，认为masses本身根本不存在，存在的是一种将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们看成masses的视角和偏见。并且，以传媒为载体的低级庸俗的文化形式不是由工人阶级自己创造的，也并不只由工人阶级消费。大量低级庸俗的文化产品充斥市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唯利是图。文化工业实际上利用了不平等社会造成的多数人的无知和无奈，批量制造和倾销其文化垃圾并从中获利。威廉斯承认英国的工人阶级从工业革命以后就没能再大规模地创造出自己特殊的文化形式，诸如小说、诗歌和戏剧等。但是，如果把文化看成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思想和文学艺术，那么，英国的工人阶级则具有非凡的创造力，他们创立了合作社、工会等民主机构，并具有一种独特的社区归属感和团结精神。这些民主机构加上社区感和团结精神，才是他们独有的、与中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文化有根本区别的、真正的工人阶级文化。
       针对英国严格的阶级社会，威廉斯提倡发展一个“民主的共同文化”(a democratic commonculture)，以文化领域为突破点，打破英国社会固有的阶级分化，为多数人提供一种想象空间和精神家园。优秀的文化遗产理应由全社会共同拥有和享用，绝不应该被某一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所垄断，成为他们维护本阶级利益和特权的象征资本和手段。威廉斯关注和研究现代传播媒体，目的也在于使它们尽可能成为民主文化的载体。他这一将媒体看成科学技术和文化形式的结合体的视角从早期的《文化与社会》开始，贯穿于后来的《漫长的革命》与《传播》，最集中地体现在《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与精英知识分子对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采取的不屑一顾的态度不同，威廉斯关心的是如何通过传媒来建立他所说的“民主的共同文化”。如果说保守的精英们将大众社会和大众传媒看成一种危及高品位文化的可怕的力量，威廉斯则看到了它们所包含的民主潜能。他同时也清醒地看到了现代大众传媒的诸多问题，如垄断趋势和商业化，但认为这些问题是由资本主义的组织生产和经营方式造成的，是商业利益与公众利益之间根本矛盾的反映。在他看来，传媒技术的发展本身就是一场漫长的革命，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可以朝着民主化方向发展。
       六十年代初，威廉斯到剑桥大学任职，随后在《新左派评论》上发表了一系列理论文章，开始与欧陆马克思主义进行认真的对话，探索一种他所说的文化唯物主义(cultural material—ism)。在其中的一篇中，他从马克思关于经济基
       础和上层建筑的著名论说出发，企图重新论证两者之间的复杂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认为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可以理解为前者限定后者，或者说对后者施加压力和影响。在随后的文章中，威廉斯继续阐释他的这一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使威廉斯在理论上突破了他所承传的英国本土的“文化与社会”的实用批判传统，开始有意识地采用葛兰西的hegemony的概念(中文不甚恰当地译为“霸权”)，并渐渐放弃他自己的“情感结构”(structure 0f feelings)。因为hegemony这个概念更准确和敏感地把握了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中阶级压迫的含蓄性、复杂性和多样性，它既涵盖了统治的强制性和合法性，也暗示了被统治的无奈、默许以至配合。在缺乏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英国，威廉斯的理论探讨虽然显得不够缜密和精致，但他的这种努力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事实上，威廉斯本人从未将理论精致本身当成学术追求的终极目标，他的写作目的在于文化斗争而不在于理论建构，这与他所坚持的普通人的立场和文化政治是密不可分的，自始至终贯穿在他的政论文章、学术研究、理论探索以及文学创作之中。对威廉斯来说，从威尔士普通工人阶级家庭到英格兰著名的剑桥大学，其间的心理和社会跨度远远超过了地理上的距离。也正是这样一种跨度，使得他对英国的阶级社会以及维护阶级特权的精英文化始终保持清醒的、毫不妥协的批判态度。他研究文化的目的在于社会批判和政治变革，将少数人把持的文化变成为多数人服务的文化，并在这个过程中改造旧的也创造新的文化，使英国社会向真正民主、平等和公正的方向变革。
       与威廉斯同被誉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创者的理查得·郝格特，1918年出生在英格兰北部城市利兹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就读和毕业于利兹大学。二战期间，他应征加入英国皇家炮兵部队，先后在北非和欧陆服役。战后他也曾投身于成人工人教育事业，主要教学和研究涉及十九和二十世纪英国文学、成人教育方法及目的和大众传播等领域，并一度成为政府设立的皮尔金敦广播调查委员会的成员。郝格特从1962年开始任伯明翰大学英语语言文学教授，两年后组建了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并担任中心主任。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不久便脱离了原来的英语系，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几年后，他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来自原英殖民地牙买加的黑人理论家霍尔接替了中心主任，之后的十多年可以说是英国文化研究发展的鼎盛时期。
       威廉斯竭力捍卫和为之辩护的工人阶级文化，在郝格特的笔下被栩栩如生地展现了出来。《阅读的运用》敏锐地捕捉和细致地刻画了二战前后，伴随经济发展和社会改良，尤其是大众传媒普遍介入人们生活之后，英国社会和文化的巨变。郝格特先是对五十年代以前传统的工人阶级生活方式和态度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他笔下传统的工人生活具体却不枯燥，沉重的负担使他们生活得实际而且充实。即使经济上十分拮据，他们却不吝啬，与中产阶级过于理智和节俭的习惯形成鲜明的对比。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很实际的享乐主义者，从不拒绝当下和眼前的快乐。郝格特还具体形象地描绘了威廉斯推崇的工人阶级社区精神。对家庭朴素的眷恋，邻里间密切的交往和无私的援助，均为传统工人阶级社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还用相当的笔墨描写了工人阶级社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宽容，而这种宽容恰恰来自人们对生活本身艰难程度的深刻体会，“自己活也要让别人活”因此成为他们普遍恪守着的原则。“别人可能过着一种‘拼命挣钱和花钱’的生活，或者一种‘文学生活’，或者一种‘精神生活’，甚至一种‘平衡的生活’，如果真有这样一种生活的话。假如我们想要用类似的词语去捕捉工人阶级生活的本质的话，那么我们不得不说，它是一种‘稠密的、具体的’的生活，这种生活本身是亲密的、感官的、细节的和个人化的”一一这便是郝格特对传统的工人阶级生活方式的精辟概括。
       二战之后，尤其是五十年代以来，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大众传媒对传统工人阶级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工人阶级文化开始经历一系列根本的变化。郝格特并不否认现代科技和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但是在他看来，物质上的改善并不能等同于文化上的健全。实际上，传统的工人阶级文化在物质生活改善的同时遭到了很大的破坏。新兴的商业消费文化，很快便学会了利用传统工人阶级的“情感结构”，误导工人阶级的消费行为，达到倾销商品的目的。原来为抗拒物质贫困和生活艰难而产生的乐观主义和享乐主义，摇身一变成了战后新的消费社会的文化动力。物质上已经相对富裕的工人阶级，在商业广告和推销商的蛊惑下，开始为占有而不是为实际需要去购买新的产品。原来的平等、民主和团结的社区精神，很容易被大众传媒引向一种新的对物质的认同感，即大家应该同时拥有同样的产品。出自对艰难生活同情理解的宽容，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可以使人失去价值标准和道德判断，变成一种“什么都行”的迷茫和混乱的相对主义的多元价值观。
       用郝格特的话来说，新兴的大众文化邀请人们进入一个“棉花糖的世界”，又软又甜。大众消费的小说从生产线上源源不断地流入“文学百货商场”。“文学工厂”里的作家们则以每年几到十几部的速度，批量生产小说。他们自认为摸透了读者的口味，掌握了写作的秘诀，用注重情节的手法来编造故事。作家不在乎名声的大小和好坏，他们关心的是最后的经济效益。如果严肃的、具有创造性的作家希望通过形式上的探索去表达极具个性的经历和体验的话，那么，流行作家则用固定的、简化了的模式去迎合大众的口味，让大众毫不费力地在文本中实现他们的白日梦，得到廉价的精神补偿。许多战后出版的家庭杂志也是通过类似的心理战术，占领了大众的心灵空间。与小说和杂志相比，流行歌曲在五十年代初期，也就是摇滚乐尚未风靡之时，还没能达到后来的商业规模，但是，通过煽情的唱法和用歌词打动人心以谋取商业效果的做法已经初见端倪。郝格特将战后兴起的商业流行文化，概括为一个面向最广大的消费者的文化“软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的商业文化范式产生了，它以各种“民主”姿态，追求一种欢快的格调和形式上的华而不实，将平等、自由、宽容、进步、欢乐和青春等令人向往的价值观念推到了极致和它们自身的对立面。自由成了文化制造商追求卖点的许可证；宽容成了没有好坏标准的借口；而捍卫高品位文化却被看成是维护集权的行为和虚伪的表现。
       郝格特对战后兴起的大众流行文化的批判，矛头指向的是文化的市场化和商业化本身，而不是作为消费者的工人阶级大众以及他们所谓的无知和粗俗。这一点将郝格特与保守的文化精英从根本上区别开来。作为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人文知识分子，他以经历者和研究者的双重身份，从传统工人阶级文化中的优秀部分
       出发，分析战后兴起的商业流行文化如何把原来的工人阶级变成了被动的消费者，批判商业文化对传统工人阶级文化的篡改和侵蚀。以郝格特、威廉斯等为代表的一批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文知识分子战后脱颖而出，重新书写工人阶级的历史，还原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本来面目，为英国社会朝着平等和公正的方向发展做出了贡献。
       因此，所谓的英国文化研究传统从一开始就与工人阶级的解放纠缠在一起，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社会批判。文化研究的开创者们，进行的其实是一场有意无意的文化政治斗争。这股力量在六十年代末汇集到霍尔领导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年轻一代学者在更为激进的历史背景下，在更广阔的领域中继承了本土的批判传统，并将这一传统与法国发达的文化理论结合在一起，将文化研究推向一个新的理论和批判高度。七十年代鼎盛时期的伯明翰的文化研究以更加理论化和政治化的姿态，直面英国社会的阶级剥削、性别压迫和种族歧视，将文本分析和社会调查、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了。文化研究在当时成了一种批判现实的视角，成了人文社科知识分子走出书斋和象牙塔的标志。
       繁荣的还是迷失的文化研究?
       从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始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其间英国社会结构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其文化后果在许多地区已经显而易见了。资本主义大生产推动下的商业消费文化在西方世界以外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成为一种现实或准现实。从全球范围来看，文化工业在整个工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大，文化理所应当成为越来越多的学者们关注的领域。九十年代在英语世界流行起来的文化研究，一方面面临着新的社会现实和问题，另一方面面临学术批评自身的日益职业化和市场化，与早期英国文化研究的初衷和立场已经有很大的不同。文化研究忽然间呈现出的前所未有的繁荣，显然与八十年代以来新的传播媒体技术日新月异地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卫星传送、闭路电视、多媒体和因特网等都大大加速了符号和象征意义的产生和流通。这个过程本身也愈加掩盖了符号和意义生产背后的政治经济关系，文化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就愈显得逼真，愈容易被绝对化。九十年代的文化研究大多带有这种被符号学渲染了的绝对文化主义的色彩，将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与它们的生产过程分开，孤立地研究它们的意义指代和受众的接受行为。文化现象与其产生的社会背景以及政治经济过程进一步分离开了，这是当前许多文化研究的致命弱点。
       因此，眼下英语世界某些文化研究的倡导者有一个共同点一一他们理论主张上表面的激进姿态与实际政治效果的保守是合二为一的。他们一方面过分强调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另一方面过于夸大媒体受众和文化消费者的自决权，这都导致这类文化研究过高估计受众的所谓文化抵抗及其社会效应。象征性的文化抵抗与真正的政治经济斗争，被混为一谈，变得同等重要了。文化研究的一个任务之一，也就是发现身边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消费对资本进行的抗争。八十年代末盛行一时的受众分析，强调一般受众对处于支配地位的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消费和消解，大众的文化抵抗因而成为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广为流传的神话。在政治经济上处于弱势的平民百姓被说成文化抵抗游击战的胜利者，这无异于给他们一个虚幻的安慰。这样的文化研究，无论理论上多么新潮，方法上多么缜密，其社会效果仍然是保守的。他们笔下的平民百姓虽然不掌握政治经济大权，但是可以从事文化抵抗，在．日常消费中实施自己的最高权利。九十年代新的文化主义与早期英国文化研究的传统已经相去甚远了。正因如此才有必要回到早期文化研究传统中，借助过去的视角看穿今天文化研究的繁荣。在这种繁荣的表面下也许隐藏的恰恰是方向的迷失。
       赵斌，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依旧怀念1968》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