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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8月上旬的某天，盘古乐队在一个半是居委会半是录音棚的地方，用一天时间录制完成了他们的第一张专辑《欲火中烧》。在此之前，盘古自制了三盒小样：《摇滚》、《旧石器时代》、《怎么办》，据称，他们的作品一共有三百多首。开始也许是这样的：家住重型机械厂、长胡子、爱流汗并酷爱机械重金属的矮个子南昌人敖博(生于1972)，与不喜说话、外表温吞但内心极易激动的南昌拖拉机推销员李文枫(生于1973)一起组乐队。说是个乐队，其实什么都没有。敖博就用嘴巴去游说，游说那些工人和朋友，说我会为你们奋斗；大家就捐钱，你五十他七十；什么都不会，就是有几首歌词；然后到南昌一个音像店，鼓、贝司、吉他刚拿到手上——“哇!六根弦!”就是这样，当街开练，观众是过路的行人，盘古就这样成了。
       凭着手里那把价值仅六百元钱的国产劣质电吉他，敖博成了这乐队的主唱、吉他手和词曲作者。写作有什么难，心里有什么想说的就说什么；作曲有什么难，怎样把那些演说说得更大声；演奏有什么难，插上电、发出响声，然后凭接下来的直觉——让响声具有某种形式。
       他们睡在大街上／他们睡在这条臭哄哄湿漉漉脏兮兮的大街上／你不知道睡在这条街上的人有多穷／无论春夏秋冬／我每天夜里去一个收费的公共厕所时／总能看到他们成堆成排睡在公共厕所旁的街上／你也许永远不知道他们是谁／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是人／没人真正关心过他们／却有人真正驱赶他们／他们不该睡在街上／可是他们能睡在哪／他们永远睡在大街上／他们永远睡在一条臭哄哄湿漉漉脏兮兮的大街上／你永远不知道睡在这条街上的人有多穷／无论春夏秋冬(《他们睡在大街上》)
       这就是盘古要说的话，这种看法如此简单，如此一目了然，我们却永远看不到——我们已习惯于用城市管理、用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思路来看待这样的问题，一种真正的阶级差异和阶级立场!确实，盘古是用“阶级感情”看到了他看到的，我们没有，所以我们看不到。想到这，我感到气馁、失落和无法自制的痛楚：作为一个关注社会的评论者，在盘古的世界面前，我突然发现以前自以为看清的真相和问题，上面正覆盖着我自己不愿承认的智识阶级的暗影，上面有因为身处不同阶层而永远不会念及的盲点，而我们还在抽象地标榜知识分子的良知和人道，并自以为掌握了真理。真正的真相是，社会正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将一种巨大的鸿沟拉向我们并越拉越远，而我们还在幻想着共同经历和共同拥有。盘古揭示了，这种共同根本就不存在。吃饱了的和饿肚子的永远不会坐在一张桌子上谈话，即使他们面对着共同的问题，即使他们对这个社会充满着同样的焦灼、痛苦、期盼并渴望改变它们。但他们，不是一路的。自从中国打破全民平等的大锅饭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一度隐匿的阶级问题已慢慢地生长起来，并再次有可能成为社会的重要问题之一。
       而这就是盘古发言的基本出发点。正像我国领导人所说的，在中国，最首要的人权首先是生存权。这最基本的权利，当盘古把它用噪黑的电乐和撕裂的肉嗓表现出来，吃饱了的人永远不会想到它并不是如躺在真皮沙发上凭空想象的那样低级、浅显，而是充满了力量，饱含着深度，并能以它为基点迅速扩展到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尖锐地揭示出同一问题的另一套答案，同一世界的另一层面目。“阳光照不到社会的阴暗面”，那属于生存最基本的一些问题，是如此具体、如此实在、如此深刻，它的发现或不发现，完全是因为阶级情感的照耀，而不是因为智力分析能力的高低。当盘古用撕心裂肺的惨叫将其喊出，我们发现这重量竟超过了一切重量，这问题竟超过了文化界的所有问题。“我付出了所有的努力／却抓不到一根稻草／我只能被迫放弃那无望无助的追求／……／等待再一次凄厉的生命”(《无望》)。在经济中国的巨大发展中，竟还有这么深的无望!盘古的出现揭示了，这种无望在某些阶层已成为一种社会情绪，而只有抵达了那生存绝境的人，才会有这样漆黑沉重、令人窒息的狂想：“我想要颗原子弹／我就会有安全感／……／我如果有颗原子弹／我就有资格跟你谈一谈”(《原子弹》)。生存的重压，求生的欲望，展示的是底层最赤裸裸的现实。没有充分地传播，只是一小部分人在听，却已令很多人惊吓、害怕。最基本的生存权，在这之上的最基本的人权，这一开始有意接下来潜意最后变成无意地被忽略的地方，恰恰是经济时代一时掩住的疮疾，很多年后突然被盘古提出，我们发现它竟已如此巨大。那深黑的音乐、深黑的情感，足以说明它的严重、它的迫在眉睫、它的濒临极限，就像是一个黑洞，正把开始近然后远的所有东西往里吸；又像是一片腐质层，由于完全封闭长久埋藏不断承接一层又一层重压，它的反压强也被一层层储积起来，一有破口就极可能井喷而出。
       这是中国摇滚乐第一次脱离青年文化的范围。盘古的诗与歌，与其说是青年的，不如说是社会的，甚至，它与这个时代的青年毫无关系，与城市化、全球化、消费化的新人类背景毫无关系。我们听着，忘记了他们的年龄，感觉是在听一个工人、一个百姓，听我们以前常说的劳动大众——他们的幽默、热情和智慧，这智慧全因为他们一无所有的地位和身处底层的立场而生成。
       恭喜你啦 免费来到这个世界／但请你注意 从此到死都要收费／你是人吧 你活着干嘛／你除了受罪／你还要交费／好了好了 交钱交钱吧(《免费》)
       昨天我来到这个世界／今天我看着这个世界／明天我离开这个世界／前天 我们在一起／昨天 你死去／我今天还活着／你在明天等着／我后天找你去／做人多不自由 做鬼多不自由／做生物多不自由 做死物多不自由／既然都不自由／我还能做什么呢 随便吧(《随便吧》)
       死亡不是一件最可怕的事／有比死亡更可怕的事／你们天天这样生活工作／就是一件比死亡还可怕的事(《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还有这样的歌词：“我以为只有猪才住在圈里，突然间有很多东西都往圈里挤，文化圈、娱乐圈、演艺圈、音乐圈”(《猪三部曲之三：圈》)；“黑呀太黑了／简直又黑又亮／比黑社会还黑／比光明还亮”(《黑又亮》)。这是真正的民间智慧，它针对问题的极端、凶猛、辛辣、透彻和彻底，正是出自于社会利益共同体之外的人——那些无所失去的穷光蛋的处境。它几乎是从天性里吸收了新民谣、民间段子、各种顺口溜的特性，发展成恣肆的思路、雄辩的口才、通透的达观、鲜活的大白话、野生野长的诗。有时候我想，盘古更多地表现的是他们在文学上的机智而不是音乐上的才情，因此才赢得了很多人——包括我的好感。但紧接着我就会反悔，因为我意识到，盘古在音乐上的发明和创造，虽然不太像音乐，但就是那些很成熟的乐队，有时也难以企及；或者说，盘古在最根本的思想上——包括对音乐的想法，触及了本质，超过了很多人。
       首先，盘古所昭示的是拿起吉他闹革命的
       重要性、有表达欲望的重要性、激情急速爆发的重要性。“我们都不会用自己的乐器，我们知道自己给了人们什么。”(贝司手李文枫语)“一种野兽突进”，“全凭感觉急速爆发”；“我就是要让它爆发起来，一开唱就一切都不考虑。”(敖博语)
       我们没人学过散打／我们没人当过武警／我们没人喜欢暴力／我们没人锻炼身体／逼得我们没办法／就乱打／实在我们打不过／就乱跑／多么像我们的音乐／不会我乱来／不懂我乱搞／只要乱得有理／只要吵得要命(《要命的音乐》)
       盘古不在乎技术，甚至不在乎音乐。从某种程度上说，盘古是不写曲的，有了词，曲也就有了，顺着喊出来就是，拿个吉他唰唰一弹就唱，节奏则跟着文字跑。从他们的作品可以听出，盘古在“写歌”的时候非常放松，几乎一张口就可完成。
       但盘古远远比人们想象的要深刻，它深知那种无中生有的重要——当越演练越成为一门手艺的音乐技术将人隔开，只有扯心扯肝的直接的激情爆发，能再次接续起乐器和生命。但这种无中之有，甚至比有中之有还困难。曾经有一个四川人应召要做盘古的鼓手，说自己不会打鼓，我给你乱打的，敖博说不会打鼓好，但别以为乱打很简单，你乱打出来给我看看，你能坚持一辈子乱打吗?如果能坚持十年的乱打，那这个乱打没有人能比得过你，很厉害，可以过来给我打鼓。他还说，盘古不是不要技术，是要练你自己的技术。
       这就是盘古的深刻之处，同时，它也说明了出发点和生长的关系：出发点只是创造的起源，能不能造化成佛，得看以后的发展；或者走下去，或者蛹死茧中。因此我深信，目前的盘古会很快消失，或者蜕变，或者戛然而止，散伙。
       凭着一股直感的力量，盘古已经建立了一些东西，如中国最快的吉他扫弦，如直接发自身体的血肉之声，如阴沉、暴烈的非旋律、非节奏、纯声浪噪音演奏，一些“乱来”甚至蕴藏了未来音乐的某些资源。《野火》飞速的扫弦表现力极强地表现了火势的蔓延；《圈》的各种不同的调没有任何过渡却天衣无缝地连接在一起；《原子弹》化自语言节奏的不寻常的铁幕一般的重型鼓、不祥的噪音来复(riff)和吉他回馈；《穷光蛋》和《奴才》里尖酸、尖刻的吉他音色和套子……由于在一种非常放松的状态中，那些被一本正经的写作隔断但往往能在嘻嘻哈哈中冒出的野话、野腔、野调，现在盘古张嘴就能来，来了就留住，所以那些并不惊人的、每人身上都有但尽在生活中随生随灭、自生自灭的民间智慧，反而被盘古惊人地集中了、定型化了。如这样的词：“人才……／它不是木材／它不是芹菜／它不是大白菜／它不是黄花菜／它它它它是个奴才”(《奴才》)，十足一个野幽默，并且这最后一句的“它它它它”，自然地上来了旧戏里的调调；《野火》一开头“那边着火啦”，就是恰如其境的那一声喊、那一声警报似的尖叫；《猪三部曲之三：圈》的连珠妙语——数来宝的快板、仿电台插播、丑态的哼哼、滑稽的民乐和木鱼，都在非常放松的状态中联翩而出，也只有在这种状态下才能脱口而出。事实上，盘古的音乐并非全无章法，而是不依成法、不循音乐艺术长年积累形成的乐思来构思，而用自身中存在的野性(混杂着本能、教养、阅历、文化也包括音乐，但不是系统的、秩序的和体系的)来构思，以期最终形成自己的音乐系统；它思想的内容和音乐的形式具有一致性和共通性，都同样是源于赤贫、无望和一无所有，生成的是极端、否定、颠覆、自谋出路，就像敖博说的：“现在的路，靠走是走不出来的，杀出一条血路——我死了——从我的尸体上踩过去。”这既可作盘古的音乐解，亦是盘古创作方法的核心概括。
       如果仅仅是对现实作极端地否定，盘古依然是末流。盘古的可贵，在于否定中还包含了因为怯弱、麻木而不知不觉地渗透到中国人人性中的隐恶，看到受害者本人也是帮凶。“现在是要反自己的奴性，不是要你去反什么别人，反了别人你还是这个东西，你自己没有改变，连很多是常识性的耻辱都不知道。”(敖博语)这种对现实的发现正与鲁迅对中国的发现相一致，正是这一点在我们的心中投掷了炸弹。《猪三部曲之三：圈》恶毒地戏仿了几乎所有的国内摇滚名人，但当唱到“猪活不下去了，猪要死了”，是盘古在哀嚎，盘古也在内；摇滚的绝境也是它的绝境，因为中国人某些基本精神的太缺乏(这些基本精神的缺乏，仍与基本生存水平过低有关)。“现在的××宽松吗／那是我们的身体太瘦了／现在的××合理吗／那是我们从来很听话”(《我们的地位》)，盘古始终抓住的是人的最基本的尊严和权利，由此揭开剧烈的现实之痛，让人无法再回避，让我们醒悟到一直以为很开放很自由有那么多想法那么多意见看似没有思想禁锢的新时代，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却患有严重的软骨病；在这个本来应该是无法忽略的区域里真实是被掩饰的，那里不仅有社会的暗疾，也掩盖着全体文化人的苟且；从某个角度看，我们其实都是不敢正视现实的。
       当别的孩子在喷着荷尔蒙玩朋克的时候，盘古在提着头干摇滚，流着臭汗，狂歌突进，与白领们分道扬镳，人们不可能再暧昧地站在一起了，虽然，它的底层情感里混杂着出风头的欲望，和抢夺权力的好斗，这一点并不高尚，甚至是人类混沌、动荡、悲剧、无望的潜在起因。
       李皖，音乐评论家，现居武汉。主要著作有《听者有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