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关于“企业家”的话题一浪接一浪，谈的多半是企业家应该具备何种素质。出于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了解，从这个角度谈这一话题我认为无法切中要害。我始终认为，企业家的成长环境应该比企业家的素质更为重要。因为成长环境无时无刻不提出特定社会对企业家的要求，而企业家具备的素质就是社会要求的综合反映。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人是文化的沉淀。要想了解中国当代企业经营者们的痛苦与他们背负的重担，真还必须从他们的先辈们的生长环境谈起。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从近代以来的三代企业家们的生存环境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中国商人的历史地位
中国的商人从其产生之日开始，就注定了要陷入一种奇特的关系网之中：在政府那里，商人始终处于受贬抑的地位；而商人与政府官吏个人之间，却有着千丝万缕、纠缠不清的关系。“官商结合”是中国商人首选的经商模式，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明白的生活常识。
商人的历史几乎与人类文明史一样古老，我国有历史记载的第二个王朝商朝，就是由善于经商的商族人建立的。但在中国历史上，商人的地位却一直处于一种奇怪的矛盾之中，一方面，社会生活离不开商人，“无商不通货财”，商品的生产与交换离不开商人。在追逐财富的过程当中，人们很清楚地知道商人所具有的优势：“农不如工，工不如商”；而另一方面，对于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封建社会来说，“商人是一个革命的要素，……是这个世界发生变化的起点”。以“天不变道亦不变”为理想、追求秩序稳定的封建王朝，自秦汉以来，都将“重农抑商”作为基本政策沿袭下来。这一政策的基本思想是：农业——本业才是国计民生的根本，农夫才是唯一的生产者，而工商业——末业的存在与发展，对国计民生非但无益，反而有害。历代对商人的态度一直沿袭汉代，采取打击与限制的政策，如不许乘马，不许仕宦为吏，不得与士为伍等等，商人的社会地位一直非常低下。直到十八世纪二十年代，清王朝的雍正皇帝还“重定四民之序”，再次从伦理上强调商人地位的低下。
雍正皇帝这种“重定四民之序”，只是再次暴露了中国经济伦理反现实性的一面。因为不管封建王朝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商人阶级作为社会中最有活力的成员，一直在社会上备受瞩目。一些事业上取得成功的商人取得了法律所没有给予的社会声望与社会地位，广东行商、江淮盐商、山西票号商等商人集团就既享有盛誉，又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在社会上拥有一定势力，与官员们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商人这种法律地位与社会地位不一致的情况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才有了变化。了解我国重农抑商的历史传统，对我们认识今天的问题很有帮助。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曾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路径依赖。这一观点强调一个国家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历史文化因素产生的影响。应该说，我国工商业者的法律地位不高，与我国重农抑商的传统有很大关系。即使是孙中山先生与毛泽东这样的伟人，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也深受历史传统的影响。
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批商人——绅商阶层
由于令清朝统治者创痛巨深的鸦片战争是由于封建王朝一向漠视的对外贸易引起的，于是外贸被夸大地与国家的生存问题联系在一起，这就迫使人们去重新估价商业的作用。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先后有王韬、容闳、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虬、何启、胡礼垣等人不断鼓吹新的社会价值观。他们稍许有点夸张地认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不仅发生在硝烟弥漫的战场，还有另外一种战争，即“商战”。郑观应在他的名作《
盛世危言》里发出了“商战”的呼声，中国的工商业者自此开始，第一次堂而皇之以“富国”理想的担当者步入历史，一向重农抑商的中国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个新型社会集团——绅商阶层。
从本质上看，绅商阶层是经济实力与政治权力的结合体。它的社会基础极为广泛，其中既有先具备功名地位再从事工商业的，也有先具有商人或买办身份又厕身官僚行列的。前一类人的代表有孙家鼐（咸丰己未科状元，1859年）、陆润庠（同治甲子科状元，1864年）和张謇（光绪甲子科状元，1894年），这些曾获传统社会最高科举功名的士大夫从事一向被目为“贱业”的工商业，是社会风气转变的一个明显标志。后一类人的代表有胡雪岩、盛宣怀等人。胡雪岩最初是银号商人，后来因为帮助官军剿太平军有功被授官职，人称“红顶商人”。盛宣怀的事业则更显得轰轰烈烈，他先后帮助李鸿章、张之洞“佐理”洋务，其势力遍及轮船、电力、纺织、冶炼及银行业务，后来获得实授邮传部尚书等高级官衔。这个阶层在形成过程中具有无限层次的过渡形态，亦官亦商，在政界与实业界双栖既是这个阶层的最大特点，也是他们与传统商人的最大区别所在。纯粹的民间资本在当时的中国获得发展的空间很小。洋务运动最初的十年，李鸿章基本上不许民间资本介入，直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因为官办企业贪污腐败盛行，亏损严重，资金难以为继，才开始以“官督商办”形式出现，而“官督商办”这种模式最后的结果是商人出钱，官僚贪污，企业效益奇差，商人们最后将这种形式弃若敝屣，然后才有“官商合办”这种形式出现。而洋务派的另一巨擘张之洞则自始至终都对民间资本严加拒斥。
这种状况持续到1911年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初年，北洋军阀政府对于经济的控制力极大地削弱，原来一些官办或官商合办的企业不是日益萎缩，就是转向商办。而这一时期新办的企业绝大多数是商办。由于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不能操纵经济，也就不能任意破坏经济。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自由资本主义初期发展的特征。
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第二代商人——民族资产阶级
北洋军阀时期，由于政治控制力的削弱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还联合成一股不容轻视的社会力量，他们对地方的治理拥有一定的发言权。据统计，1912年全国共有华商商会794个，而1919年5月刊行的统计则表明全国华商商会实存数已增至1238个，其中总商会55个。1922年，各地银行公会会员101家，他们互通声气，彼此呼应，经常采取协调行动，既活跃于政治舞台，也活跃于经济舞台。1920年以上海的上层资本家为核心成立了全国工商协会，虞洽卿任会长。这个协会就是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全国工商界利益而同军阀政府打交道、搞合法斗争而设立的。这一协会成立伊始，就向军阀政府提出了一连串的要求，诸如改良税制、颁布一系列工商法规、提倡交通和银行业的发展，加强职业技术教育等等。对于连年的军阀战争，各地资产阶级团体进行了持续的谴责和斗争。认为军阀统治“就法律而言，无合法政府；就实际而言，无统一政府”。权力系统的频繁更迭，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几乎消耗殆尽；另一方面，中产阶级经过几十年的成长，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日益上升。
尽管经济自由放任对资本主义的初期发展有利，但相比之下，民族资产阶级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保护的愿望更为强烈。1927年，当大革命的风暴一起，资产阶级欣然接受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他们幻想通过革命建立的新政府做他们的保护神，实现他们无法实现的政治经济目标。上海工商界为扶植蒋介石主动提供了1000万元的巨款，资产阶级的慷慨无意中为蒋介石指出了一座富有的“金矿”，初创的南京政府开支大得吓人，平均每个月需要2000万元才能维持政治与军事开支，筹款成了政权存续的性命攸关之事。资产阶级尝到了苦果，不愿意向政府捐款、认购公债的商人和企业家遭到通缉、逮捕、查封财产，最后不得不乖乖如数照付。据一项保守的估计，南京政府成立后的一年零两个月中，上海各界向政府提供的钱款达1亿多元。当然，资产阶级也得到了回报，平息工潮的要求在“四·一二政变”后首先得到兑现，曾经极度紊乱的度量衡在工商部颁布《度量衡标准方案》出台后渐趋统一，关税自主部分实现，厘金的废除使商品流通的条件大大改善。然而，以后的事实说明，让资产阶级参政只是装点门面的话，实质上政府的重大决策根本没有资产阶级的发言权。上海总商会由于争取政治自由过分积极，成为南京政府的眼中钉。1929年3月，一场解散商会的闹剧开锣上演，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充当导演，商民协会和全国救国会扮演主角，一批打手袭击商会，随后是政府装模作样地调查，调查过后成立了一个新的比较驯服的上海市商会，取代了总商会，上海市商会不再是一个代表资产阶级争取政治权利的强有力发言机构，而沦为一般的经济事务机构，资产阶级取得政治发言权的机会更加渺茫。
急于使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孙中山先生，从来就没有对私人资本寄存什么希望。他一方面认为中国没有什么真正的富人，只有“大贫”与“小贫”之分；另一方面，他担心私人资本发达膨胀，会造成贫富严重不均，引起社会革命。基于这种思想，他主张实业应该这样发展：一切有关国计民生的部门通通由国家掌握，如银行、铁路、航运、煤铁、水力、矿产、石油等等。剩下那些不太重要、分散且难以垄断的部门，才可以交给私人去经营。这样私人资本才不至于操纵国民生计。孙中山先生将上述原则归结为一个简单的原则：“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国家将负担起引导经济现代化的重任。以三民主义为治国纲领的南京政府，在制订经济政策时不能不受孙中山这些思想的影响。然而他们面对的局面却让人不能乐观，与国防建设最密切的重工业，基本上处于草创时期，国营工业主要是前清和北洋政府时期留下来的破烂摊子，发展了半个多世纪的民间工业主要集中在轻纺工业，而且上述工业大多分布在沿海地区，极易受到敌人袭击。要在短期内改变这一局面，唯有依靠国家力量，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投资，才有望建立符合国家需要的重工业基地。1932年10月，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发起并参与此事的是一批对蒋介石有很大影响的专家学者，这批人大多本来无意从政，但“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咄咄逼人的气势激发了他们的使命感，他们决定出来帮助国民政府共渡难关。这些专家中有胡适、丁文江、王世杰、刘鸿生等人，都是一代名流。国防设计委员会主要从事国防现状、潜力和资源现状的调查，并负责政治、经济、社会调查和改革方案的研究工作。当这些调查完成以后，这个委员会于1935年改组为资源委员会，隶属军事委员会，成立的目的是从事国防资源的调查、开发与动员，其重点是发展重工业。资源委员会的实际负责人翁文灏和钱昌照笃信孙中山“发达国家资本”的理论，认定这是使中国脱离贫困，成为现代化强国的唯一途径。一个“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很快拟定出来，计划总投资为27120万元，从1936年4月起，陆续筹建冶金、燃料、机械、电器、化工等三十余家厂矿，预期五年后可使国防所必需的主要物资得以自给。为加快建设步伐，这一计划的产生是建立在有外援的基础上，“尽量利用外资，尽量利用外国技术”是资源委员会的指导方针。应该说，资源委员会从事国防工业开发这一战略意图值得肯定，它按计划购置的机器，招募培训的人员为以后大后方的工业建设做了准备，更为重要的是，它选择的“发达国家资本”之路，对中国工业化进程发生了重大影响。南京政府通过发国债的方法，大大加强了国家对金融资本的控制。在国家资本逐渐建立的过程中，经济统制政策还使有限的资金和原材料逐渐向国家资本、权贵资本倾斜。政府向民间资本承担了贷款的责任，但国家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贷款条件却非常严格。有贷款资格的企业仅限七种：电力、机械、化学、纺织、农产品加工、采矿和冶炼，并且资本须在20万元以上。附加条件是，向四联总处贷款时，四联总处派稽核人员对企业进行监督。这样一来，通过四联总处的工业贷款的大部分都落入了国营企业和官僚资本控制的民营企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民间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空间大大缩小，再后来实行战时统制经济，民间资本的处境更是每下愈况。
再生的第三代中国新商人
1949年-1957年是一段让当代人难以评说的历史。消灭私营经济是通过政权力量，分成“扶植、利用、限制”与“利用、限制、改造”等几步走完的。经过反右、大跃进，私营经济终于在中国消失了长达二十年之久，也就是说，中国近现代的第三代商人与前两代并无血缘关系。
中国私营经济重新出现的过程所具有的特点，注定了它与政治具有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我国的改革，基本上是四个过程同步发生：主线是党与政府对经济体制定位的不断变化，最初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然后发展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直到目前定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引起经济体制定位不断变化的最根本原因是进入八十年代中后期以后，多数国营企业日益衰败，亏损面的扩大，国营企业再也不能成为政府的主要税基，反而成为国家财政的严重负担。在此情况下，才有了私营企业的发展以及法律地位的逐渐变化；伴随着这一过程，私营企业主阶层素质也在逐渐提高，由原来被社会就业体制排斥在外的、文化素质不高的社会底层人士为主体，慢慢形成了一个平均文化素质高于全国总人口水平的阶层，到1998年，这一群体中受过大专以上教育者所占比重已提高到20%左右。
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之初，都是有权力而没有市场，一般面临两种选择，一是让权力整体崩溃，重新构造政治基础，然后再进行经济改革。这方面的典型是前苏联，它采取的“休克疗法”即这种选择的产物；另一种是让权力进入市场，以此为起点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这方面的典型是我们中国，好处是社会震荡较小，坏处是贪污腐败盛行。对于中国私营企业主来说，由于政府在资源配置当中所处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种状态下发展起来的私营经济，自然不可避免地要与权力发生种种关系。以中国私营企业的“红帽子”现象为例来分析这种状况再合适不过。
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曾出现过三种戴帽子的现象，一是戴洋帽子的企业（假中外合资），二是戴小帽子的企业（将总资产往小里报），三是戴红帽子的企业。其中以戴红帽子的企业最为普遍。据权威部门测算，乡、村、街道一级企业中，约70%属于戴红帽子的私营企业。分析“红帽子现象”必须从中国社会私营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入手。私营企业为什么自己投资，还要想方设法给自己戴上一顶“红帽子”？说穿了其实也简单，主要原因有两点，从地方政府来说，许多政府机构与公有制企业愿意让私营企业挂靠在自己名下，以集体企业等名义登记，这样他们不但可以名正言顺地收取管理费，获得利益，还可以向上报政绩，说自己发展了多少集体经济或乡镇企业等等；从私营企业主来说，是因为私营企业在中国的境遇还受长期以来公私观念的影响。为了回避“私有制”的恶名，宁愿花点钱戴顶“红帽子”，这样对外开展业务及办事，用公有制单位的名义更方便一点。就在这种地方政府与私营企业一方愿打，一方愿挨的情况下，戴“红帽子”的企业大量出现。
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种戴“红帽子”的私营企业大量存在，其弊端已日益显露。由于企业性质不明，致使工商行政、税务、标准计量等管理和监督工作无法有效开展。更严重的是由于产权不清，留下了许多遗患，产生许多经济纠纷，使集体经济（或私营经济）蒙受许多不必要的损失。
如果说“红帽子”企业只是政府与私人企业的一种奇特关系，那么更直接的则是私营企业主的交友范围。一项有关私营企业主社会关系的调查表明，在私营企业主交往的社会关系中，干部占有相当高的比例，有28.2%任科级以上干部，乡镇负责人占有相当高的比例。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今天私营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企业同政府、国营企业之间那种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关。因此，大量的私营企业主刻意织造一张社会关系网络，作为自己的社会支撑体系，其中干部是核心，科技人员也是必不可少的联系对象。这张社会关系网络不仅与中国社会在传统上就重视人际关系网络有关，而且和中国社会的现实有密切联系。其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虽然进行了将近二十年，经济体制和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发生了许多巨大的变化，但国家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一些重要的社会资源和机会，例如在经营开发土地、房地产、向银行借贷资金等方面的机会受到种种限制，私营企业的经营还远远没有达到有自我保证的程度。在这种状况下，私营企业主希望通过这张社会关系网络，采用非制度化的手段，来获得一些机会和一些社会资源。从表面上来看，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似乎都是通过市场行为获得发展，但只要仔细深究内幕，就会在其中发现寻租活动的种种痕迹。如乡镇企业从无到有的壮大，固然有赖于企业家们的眼光和勤奋，但更有赖于大量资源的投入。而大量的资金、设备、原材料、技术等资源，又是怎样聚集到这些民营企业中去的呢？答案是明显的：既不是通过计划调拨，因为这些民营企业处在计划体制之外；也不是通过市场，因为在目前这种缺乏法律规范保障的市场上，这些民营企业如果真是通过市场获得原材料、技术、设备和资金，恐怕遑论发展，维持下去都属不易。事实是：存在着一个既不同于计划体制，又不同于规范化市场的资源配置系统，在承担着现阶段的资源配置。也就是说，在我国寻租活动的展开,主要是通过一种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行的。这种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包括：同乡、血亲、姻亲、朋友和同学等关系。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如果说在八十年代，这关系网尚有一点人情味在里面的话，那么到了九十年代，这种人情味就几乎没有了。一方面，即便是上述关系，也还需用金钱努力编织，否则很快就会被从关系网中抛出来；另一方面，只要有金钱开路，即便不是上述关系，也能将其编进关系网中。因此所谓“关系网”，在目前的中国，其实就是进行权钱交易的神经网络。许多国有资产事实上就是通过“内部人”和关系网的作用而流入私人手中。这种用金钱编织的“关系网”参与作用的领域极为广泛，包括建厂、联营、转产、获得业务项目、购买原材料、产品销售、技术指导、人员培训等。非正式社会关系资源由于能够牵动诸多资源的流动，影响其流向，因而它早已不仅仅只是一种有经济意义的资源，而是一种具有资源配置功能的资源。可以说当代中国的企业经理们，无论是身在国营企业，还是身在乡镇企业，没有一个人不明白非正式社会关系在经营活动中的重要性；至于为官者，自然更明白在致富的道路上“官商结合”的必要性。“公共关系”这个词在我国近年来频频使用，其社会背景就是如此，只是其内涵和它在发源地的内涵已大大不同，成了请吃请喝、送礼行贿、美色“攻关”等诸种拓展非正式社会关系活动的代用语。从单个企业来说，运用非正式关系获得资源，交易成本较小，可以使自己在同侪中脱颖而出。但是从全社会来说，利用这种非正式社会关系分配资源的结果是使社会付出了无法用统计数字计量的巨大财富──社会道德和政治责任。前几年，有两本书走俏中国大地，一本是《曾国藩》，另一本是《胡雪岩》。“为官须看《曾国藩》，为商必读《胡雪岩》”，这句流行语说明这两本书的影响之大。还有人公开出来表明，如果为人做到胡雪岩那份上，上交权贵，下结江湖，就是人生风光的顶点。但是胡雪岩说到底，只是旧时代一位将官商结合共同谋取暴利的“艺术”锻造得炉火纯青的“官商”而已。
这样一种大社会环境，只能塑造出胡雪岩这类善于走官商结合、一家两制（家中一人为官，其他人经商）道路的商人。从企业经营者本人来说，要想在这个社会中获得成功，主要不是依靠本人的经商才能，而是依靠通过权力获得资源的能力。
不可否认，二十世纪的商人—企业家毕竟与他们的上一代人有了不同。这一点体现在世纪之末的一场“义利之辩”上。这场“义利之辩”就是始自1997年的关于私企修宪的问题。颇有代表性的是经济学家晓亮、王珏、李定，政治学家刘军宁等人。正是这些理论界人士与一些来自地方的干部对私营经济畅所欲言地发表了各自的看法，构成了1997-1998年经济理论界的一道富有特色的风景线，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中国历史上下几千年，从来就没有人敢为私营经济如此鼓与呼。儒家崇尚“重义轻利”，一般只讲国家财富的积累，而对民间财富的积累从来就怀着一种深深的恐惧。管子、商鞅、韩非等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思想家，都在追求财富的终点提出了富国不求足民的观点，认为老百姓富足不但不足以言治，反而对国家有害。封建王朝也大都只以“维持黎民不饥不寒”为治世目标，一些极端的君主如朱元璋，认为富人都是导致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从来就未想到过如何引导富人将私人财富积极地用于创造社会财富，不是采取迁徙方式让他们离开本土，消耗其实力，就是采取杀戳这类极端的方式。明初江南“富可敌国”的沈万三，尽管用财力帮助朱元璋修筑南京城，最后仍然难逃一死。自古以来，中国在“国家财富”这一观念中，从来就没有包含私人财富在内。深受传统文化濡染的伟人毛泽东，到了“文革”中还提出“越穷越革命”与“穷则革命富则修”的极端思想。历史从来就难以割断，今天可以找到昨天的影子，在这种财富原罪思想的观念影响下，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义利之辩的争论，重农抑商政策不断重新出台。这就是自郑观应提出“商战”一说之后，中国的私营企业为什么还艰难竭蹶地走了整整一个世纪。理解了这一点，也就会理解1998年修宪话题在中国的划时代意义——因为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一观念的思想理论基础是将私人财富纳入了社会总财富的范畴。总之，这场讨论厘清了许多问题，使政府决策层与社会各界对私有经济的认识向前迈了很大一步，为1999年修宪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但是作为经济发展主体之一的私营企业，仅有宪法的条文还远远不够，还得建立正常的利益诉求管道，表达本阶层的利益诉求。否则目前这种依靠与官员个人建立千丝万缕利益关系以维护利益的情况还会延续下去。
现实是历史的一种延续，没有任何民族可以割断自己与历史的紧密联系，即使是毁灭性的暴力革命也无法将沉淀在民族灵魂中的文化因子剥离开去。纵观中国近现代三代商人的成长环境，会发现其中一些同质的东西。而且历史文化还远未结束，在这块土地上，“胡雪岩现象”作为一种文化，它的血脉还会继续延伸到未来。
何清涟，学者，现居深圳。主要著作有《现代化的陷阱》、《经济学与人文关怀》等。
参证文本：
关于《现代化的陷阱》的争论
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一书反响很大，但在最近的《经济学消息报》上，学者张曙光对这本书作了激烈的批评。张文认为何书只是一本大众读物，而不是学术著作，因为作为学术著作，它严格说来不够格。
张文认为这本书列举一大堆资料和案例，然后下一个简单的概括性断语，再加以情绪化的渲染，仅此而已。如果作为记者，何女士对中国经济运行实际缺乏起码的感觉和认识还情有可原，那么作为学者，对于文献的随意曲解和运用就是不能容忍的了。如她在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公平与效率，在经济学、哲学等一切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都是一个带有终极意义的基本命题。……我们从本世纪不少杰出学者的著作，如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冈纳·缪尔达尔的《世界贫困的挑战》、《亚洲的戏剧》等，都能清晰地看到他们对‘社会公正’这一人类理想的张扬和追求”（第 358 页）。
张曙光指出：“大家知道，哈耶克和缪尔达尔同是197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但两人的观点却完全不同。在哈耶克的著作中，‘社会公正’是有明确定义的，而且哈氏对此持坚决的批判立场。”“在哈耶克看来，所谓‘社会公正’就是‘公正的分配’，它是福利国家‘追求传统社会主义目标的新方法’，是对自由的严重威胁，是通向奴役的道路。然而，在何女士的笔下，哈耶克竟竟了‘社会公正’的代言人和卫道士。”“笔者实在纳闷，何女士是否真的读过她提到的这些著作，并读懂了这些著作？”
针对张曙光的抨击，学者王小东在网上进行了评论，王小东认为：
《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中，西方学院派经济学的东西确实不多，形式上也不像学院派经济学著作。姑且不论是不是非要把书写成那个样子才有价值，首先，中国有一些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如厉以宁、萧灼基、樊纲、刘伟、魏杰等，从他们的著作中也看不出他们懂得多少西方学院派经济学的知识。张曙光先生的西方学院派经济学的功底自然是深的，能看出何清涟女士的书在这方面的“不足”，自然也应当能够看出上述比何清涟女士更著名得多的经济学家的书的毛病，但从未见张曙光先生写文章找过这些人的毛病。可见，所谓“学术标准”只是用来打观点不同者的一根棍子，或者更糟，是用来堵新进之路的，生怕新进抢了自己的饭碗。
王小东还认为：就我对哈耶克的了解而言（他的著作太多，我当然没有全部看过），张曙光先生在这个方面对于何清涟女士的批评大致是对的，虽然话说得过头了一点。哈耶克有许多伟大的思想，但他对于“社会公正”（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国家与奉行国家社会主义的纳粹德国那种‘社会公正’”）确实是非常反对的（但说“死敌”是过分了些）。我认为他的这种反对在很多时候不能自圆其说。因此，何清涟女士在一本有关社会公正的书中确实没有必要引用哈耶克。哈耶克并不是完全正确的上帝，他的上帝的这种位置恰恰是那个圈子（拥护哈耶克的）抬出来的，我的感觉（仅仅是主观感觉）是，何清涟女士在这里又在往那个圈子里挤。你要往那个圈子挤，那个圈子的人就有权力拒绝你。如果你在思想深处，在言语行动上能有“你们见鬼去吧”这种真正的超越性气概，这种勇气和智慧，那个圈子拿你也就没有了办法。
王小东最后说：张曙光先生说哈耶克是“社会公正”的死敌，实际上也是相当明确地宣称他的那个“学界”是社会公正的死敌。长期以来，那个“学界”确实一直是社会公正的死敌，是腐败的辩护士。但这话如果别人来说，旁人会不大相信，这次由张曙光先生自己做这么一个宣言（即拥护哈耶克），把话讲透，实在是直截了当，痛快之至。在观点的鲜明、干脆，逻辑的一致性方面，张曙光先生确实比何清涟女士强。
何清涟也对张曙光的文章作了回应，除以手中有“磁带”来证明她并没有在有关场合大言不惭唯我独尊之外，还指出经济学界对“社会公正”并没有整齐划一的理解，在她看来，哈耶克反对“社会公正”是有特定所指的，这并不能证明哈耶克在所有的意义上都拒绝社会公正。何清涟还对《读书》杂志未能发表张曙光的全文表示遗憾，因为编辑删去的那些攻击性言论，更能让读者看清这场争论后面的微妙心态。
（易铭 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