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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人的表演天才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被群众发现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那个人是我们的数学教师。事实上，他总共给我们上了不足十节课，确切地说，是九节半课，因为在剩下的半节课里他被工宣队叫出去了。在剩下的半节课里，我们趴在各自的课桌上埋头写着“小字报”，下堂课语文老师马大哈要收这份作业，他已经声明在先：谁要是没写，就得在全班做检讨。写不写是态度问题，写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对此，我们早已耳熟能详。那时，我们学校的每一面外墙壁上都被高年级同学的“大字报”贴满了，我们的小字报只能贴在室内的墙壁上。如果你初来乍到，你肯定会误以为我们这所乡村小学是一座纸糊的房屋。的确是纸房子。是的，我们就生活在这座纸房子里，成天在纸面上胡涂乱抹。我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情景：马大哈站在教室门口对数学老师点点头，俯在他耳边嘀咕了几句什么，然后那个人回到讲台前收拾了一下教本，愁容满面地走了出去。马大哈站在门口说道，蒋老师有事，你们用剩下的时间写小字报吧，下一节课我要收……
       蒋老师从此便再也没有返回我们的讲台。而我们绞尽脑汁写出来的小字报也没有收上去，因为那天的语文课也没有上成，学校领导让马大哈带我们去后山坡上砍松枝，布置演出会场。会场设置在操场上，一座高高垒起的土台子上面挂着一条宽大的红色的横幅，上面写着斗大的几个字：将革命进行到底!两旁的廊柱上分别悬垂着几条标语：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我们班的任务是用松枝将会场背面和两侧扎起来，形成一个密不透风的屏障，这样，看上去很有些像那么回事了。我们有布置会场的经验，干起来得心应手。在马大哈的指挥下，没费多少力气，我们就完成了任务。我们问道，马老师，是谁来演出啊?马大哈回答，到了晚上你们就知道了，现在得保密，晚上都要来看，这可是政治任务啊。我们当然会来看的，我们为此付出了劳动，而且我们从来就不愿错过任何看演出的机会，凡是在这里举行的所有会议、演出和露天电影，我们一场也不曾拉下过。我们有百看不厌的决心和信念。
       果然，那天晚上的演出非常精彩。可以说，在此后的许多年里我再也没有看见过那么成功的话剧。多年过去了，我对话剧知识有了更多的了解，虽然从技术上来讲，这场话剧存在着艺术上粗糙之嫌，然而能像那天晚上那样扣人心弦，让观众感到身临其境的演出，我再也没有见过。尤其是那位蒋介石的扮演者非常具有感染力，阴鸷，狡诈，老谋深算的样子，令人过目难忘。可以说，后来我对蒋介石的认识就是建立在那个晚上的印象之上的。在此之前，我从黑白电影中看见过蒋介石；在此之后，我从历史图片上了解过蒋介石。然而，真正让我铭记于心的，却是那天晚上的那个蒋介石。我曾想过，如果那个人至今仍然活着，那么，后来所有的扮演蒋介石的人将集体失业，包括获得过什么金鸡、百花奖的孙飞虎，也照样黯然失色。
       那个人就是我们的数学老师蒋碧文。
       1999年春天，我的小学同学蒋更生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拿到流体力学博士文凭后，辗转回到武汉，经多方打听，弄到了我的电话号码。他约我在亚洲大酒店见面。我实在想不起这位与我阔别了二十多年的小学同窗的音容笑貌了，于是我建议他在见面时给我一个提示，譬如像约会的恋人手持一朵玫瑰，或者像接客的人手里拿着一张报纸，要么像电影里的间谍接头时说两句暗语……算了吧，蒋更生笑道，我保证你一见面就能够认出我来，我就站在酒店门口，就这样吧。
       事实证明蒋更生是正确的。那天，我刚从出租车里钻出来，就一眼认出了他，尽管当时他正侧脸望着马路对面，并没有让我看清楚他的五官。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轮廓突然唤醒了已经在我内心深处沉睡多年的另一个人的形象。我们只听说过有人从活人的身上看到了死者的影子，但很少遇到死者将活人唤醒的时刻。无疑，在这一瞥之下，死去的蒋碧文先生把自己的身影陡然投注在了蒋更生的身上。我毫不犹豫地趋身过去，紧紧握住了蒋更生的手。相反，蒋更生费了半天的劲儿才从我身上找到一丝童年伙伴的印痕。他打量着我，上上下下将我看了许久，才说道，倘若是在人群熙攘的街道上，无论如何我是认不出你的。我说，我倒是一眼就认出了你。蒋更生叹了口气，低声说，我知道，你是认出了他。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将他带走的。你知道他的近况吗?我老实回答，不知道，我也有好多年没有回去过了。那么，我们一起回去一趟吧。蒋更生征求着我的意见。我说，当然行。
       第二天，我们驱车回到了仙女山脚下。凭着儿时的记忆，我们在山坡上寻找着当年埋葬蒋碧文的那捧黄土。我们手持竹棍东捣西戳，拨开一簇簇荆棘、胖婆娘树和狗尾巴草，四处搜寻着，直到黄昏时分，我们依然没有找到。为了安慰蒋更生，我说，你看这座仙女山像不像一座坟啊，从远处看，它简直就是一座大坟包。蒋更生说，小时候我们怎么会觉得这座山那么高呢，你还记得吗，有一次，我们分成两队，从左右两侧往山头上赛着攀，谁赢了谁就是解放军，输了则当国民党。还记得吗?我说当然记得，那次你和我分在同一个队，自力被分在另外一个队，结果他们赢了。自力是蒋更生的哥哥，蒋碧文先生的长子，他们兄弟俩是随他们母亲同时离开仙女镇的。在我的记忆里，蒋自力性格内向，言语不多，整个童年时代，他似乎没有与我讲过十句以上的话，也就是说，在我的印象中，蒋家两兄弟的话都是通过弟弟的一张嘴说出来的，即使做哥哥的有反对意见，也是做弟弟的替他表达：我哥哥说怎么怎么的——这是蒋更生经常挂在嘴边的习惯语式。想到蒋自力，我问，你哥哥呢，这次他怎么不回来?蒋更生回答，他在加州开了一家画廊，他才不想回来呢，他说他这辈子绝对不回来了。我问他为什么这样。蒋更生反问道，你想要他怎样?
       眼见天晚，无奈我们只得在山坡上随便抓了一捧黄土，装进了事先蒋更生就准备好的一只盒子里，权且算是蒋碧文先生的骨灰。当我们从山坡上退到山脚下，蒋更生突然双膝一软跪了下来，面对荒凉的山冢，接连磕拜了几个响头……
       现在想来，在蒋碧文先生风光无限的那些年里，我只看过他的一场演出。关于他的各种传闻却接二连三地纷至沓来，似乎从来没有间断过。在那场演出之后，蒋老师被工宣队借走了一段时间，我们的数学课就此停搁了将近一个学期，直到新学期开始，学校才不知从哪里调来一位姓戴的人给我们教数学。又过了一段时间，听说蒋老师被正式调进了县文工团。这个消息是蒋更生带来的。蒋更生说，不久以后，我们全家人都要离开这个鬼地方去县城了。他还说，天津电影制片厂准备拍摄一部宽银幕遮幅式电影，请我父亲饰演蒋介石，到时候，你们就可以在银幕上一睹我父亲的风采了。我们当然对蒋更生的话深信不疑，并真诚地期待着这部电影早日拍摄完成。
       整个暑期我们不停地往蒋更生家里跑。每次见到蒋更生，我们就会劈头盖脸地问道：拍好了吗?蒋更生总是回答，快了。蒋更生的母亲是小学的校医，我们喊她刘阿姨，她人长得很漂亮，根本不像是乡村妇女，说话也是轻言细语的，虽然不好懂，但十分悦耳。刘阿姨可能是我们那一带最早的“校医”，尽管她的器具并不特别，也仅仅是那么一只类似于赤脚医生的十字箱，但镇上的人不知为什么都相信她的医术高明，遇到大痛小病总是喜欢往她那里跑，尤其是镇上的男人们更是乐此不疲。所以，每次我们去蒋更生家，他们家里总是人头攒动，一个个喜笑颜开，根本就不像病人。我曾问过蒋更生，他母亲是哪里人。蒋更生把我扯到一边，压低嗓门说：上海。上海什么地方?我继续问。温州，他说。当我再进一步追问温州什么地方时?蒋更生嘀咕道：平阳。我本来还想继续往下问，见到他已经不耐烦了，便停止了追问。从这件小事中可以看出，那时我们对于一个人出身的兴趣是多么浓厚啊。我父亲也是从外地下放到仙女镇的，因此当我得知刘阿姨的出身后，我像同志似的拍了拍蒋更生的肩膀，
       说道，出身不由己，道路由自己选择。
       我们终究没有等到由蒋碧文先生饰演的那部“宽银幕遮幅式电影”，等待的结果是，有一天黄昏，我们看见蒋老师怀抱着简陋的行李回到了学校。此后我们便不知不觉地疏远了蒋更生兄弟俩。
       尾随在蒋老师身后的是各种各样的传闻。有人说，这个人原本就是特务，难怪他演蒋介石演得那么逼真呢。有人说，这个人可能是蒋介石的弟弟，难怪他长得与蒋介石那么相像呢。也有人说，他在外面演蒋介石时出了作风问题，与演宋美龄的女演员假戏真作，乱搞男女关系……谣言使蒋老师原本就爱低垂的脑袋垂得更低了，远远看上去，他完全是一副低头认罪的模样。而他越是寡言少语，周围的人对他越是戒备。难道蒋介石不就是寡言少语的么?难道寡言少语不就是为了更好地隐蔽自己么?难道隐蔽的目的不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东山再起么?
       马大哈的说法听上去最具说服力。他向革委会揭发道：有一次，我去找刘医生弄点红汞和碘酒，刚走到蒋碧文家的窗前，听见这个人在家里大发雷霆，不断地骂着“娘希匹!”声音与电影里的蒋介石一模一样。那么，即使这个人不是蒋介石，他也深受蒋介石军阀流氓作风的毒害，对人民怀有刻骨仇恨。所以，我认为，这样的人是不能呆在学校的，以免误人子弟……
       果然，一个月以后，蒋碧文全家便被进一步下放到了一个名叫盐池的穷山沟里。我是知道那个地方的，因为我父亲当年曾一度下放到过那里，那是一个只有树木的深山老林，方圆几十里没有人家。我父亲带着母亲和我在那里呆了近两年，后来表现不错，才被抽调到镇上。而现在，蒋更生兄弟也要跟着他们父母去那里生活了。得知这个消息后，我产生了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我趁天黑去给蒋更生送行。我送给了他一支崭新的铅笔，而他回赠给我一顶破旧的军帽。
       蒋更生在武汉只作了短暂的停留，便带着那捧采自仙女山脚下的黄土匆匆离开了。在我们相处的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我们的交谈始终没有能够绕过童年留下的话题。我想，这或许是他急于离开这里的真正原因。人啊，越是不堪回首的时光，却越是喜欢不断地张望。事实上，无论你身在何时何地，无论你是在眺望、仰望或俯望，你都永远看不清楚那些过往的雾障。我们谈到了马大哈，谈到了将在下面故事中出现的那个民兵连长独眼龙，谈到了能够忆起的所有的人和事……与烙在我们内心深处的伤痕相比，这样的交谈显然是奢侈的，甚至有些作壁上观的局外人的味道。这才是让我们感到不能再继续谈下去的原因。再谈下去，我们就会成为观众，而非演员了。所以，蒋更生提出要尽快回美国。我问他既然学位已经到手，何不考虑一下回国工作。他苦笑道，不可能的事，你知道的，我们这代人只能在可能的范围内选择我们的生活，就像你现在，你能放弃母语去美国写作么?我理解蒋更生的意思，他现在已经把美国当成了流体力学的母亲，同时还有一层原因是，他不想再在他父母演出过的舞台上表演了。实际上，我吞吞吐吐地说道，实际上，你，你在哪里都不一样在舞台上吗。不，他说，观众不同!
       在送蒋更生去天河机场的出租车上，我突然想到应该送他一件礼物，后来我想到了自己头上那顶圆形软边礼帽，我把它摘下来，拍打了一下灰尘，递给蒋更生，我说这帽子是目前国内比较流行的作家帽，让我把它送给你吧。蒋更生说，好，我早就看上了它，但不好意思开口要，现在好了，这真是个好礼物。他接过帽子，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支崭新的派克钢笔。那么，这支笔就送给你做纪念吧。蒋更生说道，现在，咱们两清了。我开玩笑地说道，没那么容易吧，时代变了，我已经不使用钢笔写作，而我的电脑还等着你下次回来给我换代呢。蒋更生笑了，这笑容曾是我熟悉而亲切的。
       群众的眼睛永远是雪亮的。不久以后，有人举报说，盐池一带莽莽苍苍，若是蒋碧文仇视人民，一把火将森林烧掉，大火蔓延开来，后果将不堪设想。群众的意见迅速引起了领导的重视。这样，在如何处理蒋碧文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有人建议将蒋碧文下放到马良去，那地方贫穷而且老百姓的阶级觉悟高，谅他也不敢怎么样；有人建议将蒋碧文下放到烟墩……在争论中，民兵连长独眼龙站起来说，最好是把蒋碧文重新调回来，让他在农机站打杂。这样，一来他就在我们眼皮底下，一举一动都受到了监视；二来可以让他作为一个生动的反面教材，教育广大社员。那时候，镇上经常要召开批斗会，而蒋碧文正好可以陪斗。这果然是非常厉害的一着，得到了大家的广泛赞同。
       蒋碧文一家从盐池回来的那天，恰逢我父亲的“批斗日”(按规定，凡是从外地下放到仙女镇的各类分子，都要轮流挨批，批斗日程都作了安排)。不用说，我们的蒋老师连水都没有来得及喝一口，刚放下行李，就被独眼龙带到了台上。台子还是他从前表演话剧的台子，观众依然是那些观众，只是喝彩声变成了口号声。这是事隔多日之后，我又一次近距离地观察蒋老师。多日不见，他竟然面色红润了许多，一直佝偻着的脊背也挺直起来了。由于蒋碧文的到来，我父亲反倒变成了陪斗者。独眼龙将一块小黑板挂在蒋老师的脖子上，黑板上用白粉笔写着“人民公敌”几个大字。蒋介石，现在，你要老实交代你的罪行!独眼龙使劲地拍了一把桌子，用唯一的那只眼睛怒视着蒋碧文，接着，他高举起拳头，领着群众喊道：打倒蒋介石!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蒋碧文挺直的脊背像不堪重负似的慢慢低垂下来……这样的批斗会后来总共进行了多少次，恐怕没有人统计过。在我的记忆里，凡是镇上开大会，蒋碧文都要被押上前台，站在一旁，接受群众的批斗。起初，蒋碧文始终拒绝承认自己是蒋介石。真正的蒋介石在台湾，我不过是按照领导的安排在舞台上饰演过这样一个角色，怎么就成了蒋介石本人了呢?蒋碧文辩解道，是你们让我演的，如果有错，那么也错在你们呀。他一辩解，独眼龙就命令民兵给他一耳光。后来，蒋碧文实在有些受不了，就说道，难道演谁就是谁吗，那演列宁的人就是列宁不成?这话一说出口，独眼龙就飞起一脚将他踹倒在地，骂道，你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竟敢污蔑革命导师。独眼龙脚踩蒋碧文，喝令道：将宋美龄、蒋经国和蒋纬国押上台来!然后，我们看见刘阿姨和蒋自力、蒋更生被一根绳子串着，跌跌撞撞地被推上了审判台。看啊，这便是独裁者的一家!独眼龙说，在万恶的旧社会里，正是他们使中国人民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现在他们还想让人民重新回到旧社会，亡我之心不死，我首先不答应，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你们答应吗?不答应!台下群情
       激昂。我感到耳膜被口号声震破了，又不敢用手捂住耳朵，从此落下了耳鸣的病根。
       后来，蒋更生告诉我，他父亲近来表现失常，在家里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脸色十分阴沉。他低声对我说，我怎么瞧着他真的有些像那个人了，真的有些像他。我问像谁?他说，不就是他们说的那个人嘛。蒋介石?我问，真的像那个人?是的，蒋更生说，我好害怕。
       果然，在接下来的一场批斗会上，被五花大绑站在台上的将碧文冲着台下上千双怒目圆睁的眼睛，骂道：娘希匹!老子本来就是蒋介石!
       沸腾的人群突然鸦雀无声起来，人们面面相觑着，有的人连高举着的拳头也来不及放下，便怔在了那里。独眼龙大概也没有料到形势会急转而下，只见他缓缓地转过身，眯着他的独眼，绕过蒋碧文的身子前后转着，打量着这位阴沉着脸的罪人。这场面约莫持续了将近一刻钟。末了，独眼龙突然爆发出一阵狂笑。呸!独眼龙将一口唾沫吐向蒋碧文，望着他，一字一句地说道：你再说一遍!
       独眼龙，你娘希匹的，老子就是蒋介石!蒋碧文毫无惧色地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并补充了一句：你能将老子怎么样?
       社员同志们，你们都听清楚了没有?这个人承认自己就是蒋介石了。独眼龙说完，再一次领着大家喊道：打倒蒋介石!人民专政万岁!
       我注意到，台下响应的口号声已经没有先前那么热烈，许多人只是举了举拳头，却没有跟着喊口号。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我猜测可能是有人担心蒋介石报复呢。
       蒋更生乘座的航班没有能够准时启航，据说几小时前天河机场发生了一起劫机案，从这里起飞的南航7101次客机遭到了一名歹徒的袭击。这名劫机犯是本市美术学院的青年教师，在通过安检之后顺利地登上了飞机，当飞机离开跑道后不久，他向乘务员恐吓道：马上改变航向，飞往台湾，否则我就引爆定时炸弹。这样，这架飞机在武汉的上空盘旋了数小时之后，降落在天河机场。机长告诉歹徒：飞机已经降落在了台湾。劫机犯不明真相，飞机一着陆，他便仓皇逃离机舱，一出门就被机场公安擒获。经检查，这家伙的包裹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定时炸弹。一场剑拔弩张的劫机事件就这样以闹剧的形式草草收场，留给滞留在候机厅里的旅客们以极其丰富和极具想象力的谈资，使贫乏的旅途变得刺激起来。
       我们在候机厅里饶有兴趣地倾听着人们的交谈，耳畔不约而同地响起了多年前的那阵空袭警报声。那时，蒋更生一家才从外地下放到仙女镇，蒋碧文先生还不是我们的数学教师，学校派他整天提着石灰桶在各处刷写标语。我们经常看见这位沉默寡言的男子趴在一面巨大的墙壁上，用心地写着斗大的宋体字，远远看去，他上上下下的身影仿佛一只壁虎。学校后面有一座山包，山上的草皮被铲去，蒋先生在那里留下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几个大字。这条标语多年以后仍然存留在山坡上，像一条腰带，永不褪色。就是在这条标语下面，我们响应号召，陆续挖出了许多防空洞。蒋碧文是挖防空洞的一把好手，他挖的洞总是最深最宽敞。每当下课铃声响起，我们便像一群黄蜂似的嗡叫着钻进山上的一个个洞里，而每次去我们都能看见蒋碧文撅着消瘦的臀部，一锹一锹地往里面挖掘。他究竟要挖多深的地洞才会感到安全呢?我们好奇地注视着这个古怪的人，暗暗佩服他的能力。为了提高我们的
       反修实战能力，学校隔三岔五就会来那么一次军事演习，所谓演习不外乎是看谁在空袭警报响起后能够利索地钻进防空洞，而空袭警报是挂在操场边的那只铃铛，倘若铃铛长鸣，就意味着有敌机来袭，大家便拼命地往山上跑，往防空洞里钻。我总是跑得最快的，因为我个子小，动作麻利，而且那段时间我总是在想着蒋碧文挖洞的事，对山上的每一只洞眼都极其熟悉。有一次，警报解除演习结束以后，我没有和大家一起钻出来，而是留在洞尽头，观察蒋碧文的举动。我问他，这洞究竟要挖到什么时候呀?蒋碧文回答，没有尽头的，只要你愿意，便可以一直往里面挖。我说，里面有什么，除了土还是土，难道你准备把这座山挖穿么?蒋碧文说道，毛主席号召我们深挖洞，我们就要深挖洞，洞越深就越安全。我顿了顿，继续问道，现在有什么不安全的呢?蒋碧文说，只要人活着就没有安全可言，外面有苏修，还有美帝，还有台湾国民党反动派呢……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台湾”，而且是在距离地面几百米的洞穴深处，印象非常深刻。后来，马大哈逼迫我们写小字报，我曾想到要把这次经历写进去，却终究没有写。
       蒋更生问那个防空洞现在还在吗?我说，早就坍塌了。真可惜啊，他叹道。我说，是有些可惜，倘若还在的话，至少可以在那地方开辟一个风景区呢，丝毫也不比桂林的溶洞逊色。我说的是真话。这些年来，我越来越感到那些曾经与我的生活发生过关系的场景才是真正让我迷恋的地方，一面油菜坡地、一个防空洞、一口悬挂在树杈间的铁铃铛、一座上演过无数悲喜剧的土台子……这些都让我牵肠挂肚。
       蒋碧文承认自己就是他们所说的那个蒋介石以后，再度成为轰动性的新闻人物。那时，我们那里还没有电视，报纸也只有有限的几份，所以任何消息的传播都受制于时空的局限。尽管如此，这条消息还是很快被人们传得沸沸扬扬。在仙女镇人民群众揪出了一个自称是蒋介石的人，那还得了!独眼龙由此成了方圆百里家喻户晓的英雄，整天押送着蒋碧文从一个村到另外一个村，从一个镇到另外一个镇。他们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群众想看一看蒋介石的真实模样，而他满足了他们。
       我们没有机会欣赏到蒋碧文先生这段时间的表演，原因是他太忙了，根本就没有时间再在我们学校那座简陋的土台子上举行他的批斗会。蒋更生说，连他也要很长时间才能见到那个人一面。自从蒋碧文承认自己是蒋介石后，蒋更生都是用“那个人”来称呼他父亲的。蒋更生说，他现在又成了演员了，前几天回来，我看见他一点儿也不像挨斗的样子，还神采飞扬地对我们讲述他们在各个地方的见闻呢，瞧他的模样好像不是去挨批判，而是去旅游似的。我问怎么会这样呢?蒋更生说鬼晓得是怎么回事。更让人搞不懂的是，他现在好像与独眼龙成了心照不宣的朋友。蒋更生说，那天晚上独眼龙押他回来，他还让母亲给他们炒了盘韭菜鸡蛋，两人在一起喝了几杯酒呢，他好像一点儿都不恨他，好像还很感激他似的……蒋更生一连用了好几个“好像”表示他对父亲的怀疑和不满，从一个侧面体现出这段时间里蒋碧文的真实处境并不像我们所料想的那样糟糕。
       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然而，无论国际国内形势如何风云变幻，蒋碧文始终被认为是“人民的公敌”。这不难理解，因为蒋介石始终是我们仇恨的对象。于是，无论何时，只要有批斗会召开，蒋碧文总有机会站在台前，接受各种各样的批判。这期间，我们已经渐渐长大，对蒋碧文的兴趣也大大减弱，有更多更有意义的事情在前面等待着我们去经历。那年春节来临前夕，蒋更生来向我道别。我问他们准备去哪儿。蒋更生说母亲明天带他们兄弟俩回外婆家去过年。我问他们过完年后还准备回来吗。他说可能不会回这里了。那么，你父亲去不去?我问道。他不愿去，蒋更生说，再说，他想走也走不了。蒋更生临出门时，我父母都过来与他道别。我父亲答应只要有可能，我们一定会关照蒋老师的。蒋更生接受了我母亲送给他们过年的一只腌鸡，消逝在低沉的泛黄的天空下。我送了这位朝夕相处的伙伴一程，在回家的途中便遇到了那个冬天的第一场雪。
       1975年，一个惊人的消息通过高音喇叭传进了我们的生活。播音员用略带欢快的嗓音播送道：蒋介石在台湾病死了!
       蒋介石死了意味着什么呢?
       我突然想到了那个人，便快步向学校食堂背后的那座低矮的茅草房跑去。我已经有几个月没有到这里了，也没有见过蒋碧文。我推开虚掩着的用报纸糊的木板门，一股呛鼻的霉烂的气味扑过来，我连打了几个喷嚏。屋子里很暗，完全称得上是暗无天日，我几乎什么也看不清。我喊道，蒋老师，蒋老师在吗?我接连喊了几声，这才听见从里屋的一个角落里传来一声：“唉，谁呀?”我循声望去，看见一个披头散发的黑影龟缩在墙角。我说，蒋老师，你怎么样啦，我来这里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的，你知道了吗，蒋介石死了!我以为蒋碧文老师会和我们一样对这个消息欣喜若狂的，哪知他却像没有听见我的话似的，我不得不提高嗓音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静等着他的反应。而他依然没有任何动静。我有些恐惧，便慢慢地往门口退去，退到门口，我转过身拔腿就跑，边跑边回头看是否有什么东西追过来。我气喘吁吁地跑回家。父亲问我干什么去了。我如实交代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哦?父亲半信半疑地沉思片刻，什么也没说。吃晚饭时，我再一次提到这件事，我问道，蒋老师会不会死?父亲瞪了我一眼，喝斥道，别瞎说，快吃饭吧。
       那天晚上，我横竖睡不着，偷偷地溜下床，再次跑到蒋碧文的茅草房前。我听见里面传出嘤嘤的抽泣声。我不敢进去，只是在外面呆了一会儿，就离开了那里。
       第二天，我醒来时听见外面传来一阵阵吵嚷声。我从窗口伸出脑袋，看见学校后面浓烟滚滚，想必是那里失火了。我问母亲出了什么事。母亲回答道，那个人疯了，唉，他疯了呢。蒋碧文先生一把火烧掉了自家的茅屋后，有一段时间他经常出入于学校后山坡上的防空洞里。镇上的人像躲瘟疫一样躲避着他，一看见他就顺手将手里的食物扔在地上，然后迅速跑开。蒋先生就这样靠拣拾着别人扔给他的食物一天一天捱了下来。我遇见过他几次，喊他“蒋老师”，他却不理不睬，喊他“蒋介石”，他才笑嘻嘻地回过头看一看，然后骂一句“娘希匹!”哼哼叽叽地朝后山上爬。有关蒋碧文的传说越来越多，似乎镇上发生的所有稀奇古怪的事都与他有关。现在，独眼龙已经神气不起来了，终于有一天，人们看见他尾随在蒋碧文的身后钻进了山坡上的防空洞里，再也没有出来。有人推测，这个坏蛋可能被蒋碧文用石头 砸死在了山洞内。但谁也没有兴趣进洞调查，当然也不敢进洞，蒋碧文整个白天都趴在洞口 ，对任何企图接近防空洞的人呲牙咧嘴。一年以后，当人们埋葬了蒋碧文后，几个年轻人打 着火把爬进洞底时，果然看见了一堆森森的白骨，除了独眼龙，这还可能是谁的呢?蒋碧文是被高压电触死的。那天晚上下暴雨，还有闪电和惊雷，在两根高压电线杆之间的一截电线松落，线圈裸露在外面，形成了一条雨线，他不知为什么就走到了这个该死的地方。 所以也有人说，蒋碧文是被雷劈死的。我基本上倾向于前一种说法，它相对科学，也比较符 合我对蒋碧文先生的认知。他并非坏人，只是长得像那个坏人，人们把他当作坏人罢了。他 死后，人们把他埋在了仙女山上，与对面有防空洞的山坡遥相对应。马大哈亲笔为蒋碧文先 生写了一块墓碑，当然不是大理石的，它只是一块一指宽窄的木板，上面用黑墨水写着：蒋 介石之墓。凡是经过那里的人都朝木板上吐过唾沫，那些被文学作品描述过的牧童们更是乐 此不疲。久而久之，木板上的字迹变得模糊不清。旱季过去，大雨瓢泼，木板被老天爷擦洗 干净。后来是寒冬，我亲眼目睹一位老人顺手拔走了那块木板，回到家，用柴刀劈成数瓣， 扔进了火堆。
       张执浩，作家，现居武汉。主要作品有诗歌《内心的工地》、随笔集《时光 练习簿》及小说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