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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麦克·海德(MikeHead)1999年7月在《悉尼晨报》上发表连续报道,以大量档案资料证明,发生在1965至1966年的印尼军事政变和大屠杀,受到了美国、英国及澳大尼亚政府的操纵,导致近百万印尼工人、农民、学生和政治活动分子惨遭屠杀。当时军人和穆斯林极端组织相互合作,每天至少杀害一千五百名印尼共产党嫌疑分子,有时候还割头示众。
       在政变发生前的十年中,西方大国与苏加诺总统不稳定的民族主义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与日俱增。印共支持的工人罢工,农民占领农场等运动威胁荷兰继而威胁美、英银行和公司的利益,而苏加诺几乎无法遏制,只能在印共、军方和穆斯林组织三者间维持着摇摆不定的平衡关系。印共是世界上第三大共产党,但以伙伴关系加入了联合政府。根据斯大林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教条,印共多次帮助平息了工人农民运动,按照“两步走”的理论,坚持先在印尼长期发展资本主义再逐步和平步入社会主义,甚至在将军们的密谋迹象日显明显的时候,仍然号召其追随者要对军队的“亲人民倾向”保持信心。在这个时候,美国与印尼军队发展关系,提供训练和装备,在五十年代由中央情报局策动了一连串分离主义右翼叛乱,美国的卡尔斯得克等石油公司则作了巨额资助。
       《悉尼晨报》此次披露了前少校警卫官邦库和前中校阿都尔·莱蒂夫较的声明,他俩作为参与所谓由印共策划的1965年的“9.30”军事暴动的重要当事人和幸存者,刚于今年三月份获释。他们的证词完全粉碎了苏哈托政变的官方版本,指“9.30”事件纯系子虚乌有,该国六名最高级将领实际上死于苏哈托一手策划的军内权力斗争,并被他用来作为清洗左翼运动的口实。而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的有关文件表明:苏哈托将军和他的同事们在10月1日攫取大权后,就在美国的敦促下开始了大屠杀。美国驻印尼大使马歇尔·格林向华盛顿发送了大量电报,收件人是国务卿及助手。格林及美国退休的有关官员于1990年承认,他们当时向印尼将军们提供了数千名印共领导人的捕杀名单(见1990年5月21日《华盛顿邮报》)。这一黑名单是由原美国中央情报局远东分局主任、后任中央情报局总管的威廉姆·科比于1962年之后陆续拟订的。科比还曾在供职越南时制定了臭名昭著的“菲尼斯克”计划,把两万名越南“全解阵”成员列入密杀名单。
       尽管对印共是否参与“暴动”“并不确定”,但格林于1965年10月5日发给华盛顿的电信中,强调军队必须行动果敢:“如果军队想利用这一点的话就可以加以利用。”他建议华盛顿“避免公开的卷入……然而,要明确地向军队中的关键人物表明:那素兴和苏哈托是我们意欲授以援手的对象”。两天后,格林警告华盛顿他担心军队也许走得不够远。10月13日,格林又放心地报告大清洗正在取得进展。10月15日,他热切地发送了大规模屠杀已经开始的绝密报告:“军队已经处决了七十四名与政变企图有关的共产党人。”并建议展开更多的反共煽动:“在所有的媒介中,通过暗示和重复那些骇人听闻的事实,把这些恐怖活动和惨剧与北京当局及其同伙连结起来;把对那些将军们的残暴屠杀和残肢行为与在南越对付村长们的类似暴行相联系。”10月18日,格林呈送了一份带有图示的报告:“穆斯林开始在密丹和其它苏门答腊北方城市袭击华裔共党分子。商店被焚烧,家居被捣毁,华人被殴打。美国领事在密丹和巴勒温的华人居住区看到火光冲天。穆斯林在行动中,显然并不区分谁是华人共党分子,谁是印尼公民。”10月20日的电报则欢呼:“在雅加达据报有数千印尼共产党干部被逮捕……其中有数百人被处决。”10月29日,一封来自国务院的电报上印有“行动”两字,清楚地显示美国约翰逊政府要求建立一个军人独裁体制,并随时准备提供经济和军事支持。在经过了一个月大血洗之后的11月4日,格林对军队所起的作用深表满意:“在军队的支持下,爪哇东部和中部的民间反共组织每夜都处决五十至一百名印尼共党分子。”“军队在对付共产党方面的表现是一流水平的。”(宪源)
       索尔仁尼琴新作《倾塌的俄罗斯》
       索尔仁尼琴的新作《倾塌的俄罗斯》(俄罗斯之路出版社,1998),是俄国近年来少有的畅销书,是继《我们怎样建设俄罗斯》(1990)、《二十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1994)之后“政论三部曲”的最后一部。
       索尔仁尼琴笔下的今日俄罗斯之现状,是触目惊心的:“改革”以来,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已下降两倍,而在整个“二战”时期只下降了25%;自1990年至今,俄罗斯没有建成任何一个大型工业企业(26页);卢布的贬值速度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未曾经历过的,“前不久他们找到了一个笑话般的出路:简单地划掉三个增生的零,便又可以活下去了。如果新卢布继续下滑,那么,下一位总统有可能再划掉三两个零,来让我们开心”(27页);旨在建立“中产阶级”的经济“改革”,却恰恰彻底消灭了俄罗斯社会中的“中产阶级”,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与少数靠掠夺国家财富、投机生意和黑社会势力致富的“新俄罗斯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众多领不到工资或退休金的普通人,十五家大公司和银行控制着整个国家经济的70%(57页),而“一位女教师的月工资只合十二美元(相当于一个美国普通工人一个小时的工资)”(8页);俄罗斯的死亡率逐年上升,而出生率却逐年下降,1993年,俄罗斯人的出生人数比死亡人数少一百万,每年都有数万人自杀,加之由于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而被迫放弃俄罗斯国籍的人,俄罗斯失去的人口已超过“二战”期间牺牲的人数,现占俄联邦人口82%的俄罗斯族,在二十一世纪中叶可能沦为“少数民族”……
       索尔仁尼琴认为这些现象之起因是前苏联某些政策或意识形态的长期影响结果,比如,对所谓的沙文主义的不断批判,诸多不尽合理的民族政策,关于世界大同的乌托邦幻想,使俄罗斯人的民族意识空前地淡化,整个民族失去了内在的凝聚力。同时,作者认为西方蓄谋已久的反俄计划及其成功实施,也是俄罗斯步入当前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
       地域广阔的国土千疮百孔,而权力阶层又是如此地腐败无能;国际上的敌对势力在得寸进尺,而俄罗斯人的民族精神和国家意识又是如此地薄弱。“怎么办?”的问题再次摆到了俄罗斯人的面前。索尔仁尼琴作出的回答就是:实行人民的“自我管理”。他主张恢复革命前的俄国有过的“地方自治会”形式,由人民选出的代表来管理一切事务。
       本来,看到自己几十年间一直与之对峙的政权垮台了,索尔仁尼琴是可以松一口气的,甚至可以以某种意义上的“功臣”而自居,但他却再次选择了与当局对立的生活方式。他对俄罗斯现任领导人的抨击,丝毫不亚于他当初对苏联领袖们的批评,前不久,他还毫不留情地拒绝了叶利钦在他生日时授予他的俄罗斯国家最高奖圣安德列奖。有人说,是东西方“冷战”的时代背景造就了索尔仁尼琴,他后来也曾长期生活在西方,按理说,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他是有“恩”的,但是对民族文化的强烈依恋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使他始终是一个西方现代文化和西方意识形态的坚定批评者。在《倾塌的俄罗斯》一书中,索尔仁尼琴虽然也承认:“在当今,任何一种政治都是由经济驱动的。”(34页)但他更看重民族精神和文化对于国家与民族的意义:“人民的精神生活比疆土的广阔更重要,甚至比经济繁荣的程度更重要。民族的伟大在于其内部发展的高度,而不在于其外在发展的高度。”(202页)很多评论家认为,索尔仁尼琴通过《倾塌的俄罗斯》所体现出来的生活态度同世界观,其价值和影响也许超出了书中那些具体的观点或方案。(刘文飞)
       法国出版文学新著
       阿玛多.科诺玛(AhmadouKourouma)所著的《等待野兽投票》,1998由法国LeSeuil出版社出版。作者是生活在象牙海岸的一个非洲作家,描写二十世纪非洲最大的一个独裁者,是一个虚构的共和国的总统,通过背叛、屠杀、勒索、花言巧语而获取政权。小说结构精巧,语言充满着想象力,六个连续的晚会组成的场景,浑然一体。随着这些不同部分的展开,独裁者的生活由一个“师爷”(集诗人、乐师与巫师于一身的非洲人)及其“答者”来逐一展示。在这种晚会的开始以及结束时刻,一些谚语得到运用。“一个夜晚的集会如果没有一个庄严静穆的主题,就不值一提。崇拜神圣的传统就是这样,主题会产生谚语,而谚语通常在这第一场夜晚的集会插曲中就埋下伏笔。”这六场集会的主题分别是传统、死亡、宿命、权力、背叛以及“一切都将终结”。
       小说智慧地建立了口语传统(谚语、民歌、神话传说等)与小说叙事的联系。依靠这种联结,科诺玛探索非洲国家的人与局势,包括思考殖民主义及其后果的问题,思考政治现实以及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关系。他表现了一些在世界不同地域间漂泊流动的人:或辗转于印度支那战争,或被意识形态驱使(比如信奉毛泽东主义)而四处奔波。这样,变化多端的空间和视点,成为了小说叙事的多种动力,但与此同时,一些重要的话题又被作者不断地和持续地强调:比方说,狩猎代表着作者笔下社会的基本活动,动物和女人总是成批落入独裁者的网中。这部小说在法语世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评论家们认为,这部作品的力量,是来自作者对非洲地理处境和文化处境全心身的投入,没有落入作家们通常有的那种封闭的、预设的以及自以为是的情感陷阱。作者通过精确洞察政治现实,揭示了人类的本质和复杂的社会关系。其政治观点和批评手法,提供了小说进展的基础。本土环境观察和普遍性批判态度的完满结合,则构成了作品另一突出的特点。
       菲利普·布拉斯班(PhilippeBlasband)近作《拉宾诺维奇传》则由法国LeCastorAstral出版社1998年出版。这本书不是一个长篇小说,而是由几个长篇小说组成,互为独立的小说之间又迭加和融合。作者布拉斯班描绘了一个家族的群像,以不同的情境为他们造型。每一代都由一个人来代表,并随着一张照片及其有关说明介绍而展开描写。在书中的每一章里,拉宾诺维奇家族的每一个成员直接向读者言说,而各章之间的空白使下一个登台的演员呼之欲出。以这种独特的文体,小说中的人物以各自的口语在读者面前自我造型,同时对家族的传说表达自己的看法,这个传说从二战前某个波兰村庄的阴暗岁月开始,直到本世纪下半叶整个家族在布鲁塞尔的重新聚合结束。在主人公们精心的描述之下,小说展现了他们从波兰移居比利时一段漫长而辛酸的历程,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则是小说的另一道背景。读者们随着小说的推进参与时间的交错,穿越本世纪好几个年代。而史实和虚构的视角时常转换,可以给读者一种小说纯属原生态表达的感觉,一些细微却富有意涵的错异和“毛边”,则使人物与事件总是引起读者存疑和追问。批评家们认为,这种叙事技巧产生了一种强化个性色彩的效果,给人的印象是,似乎主人公常常离读者更近,而距家族中的其他成员更远。
       这本书像一个万花筒,充满刺激和趣味,但始终直面人类存在的难题。作者布拉斯班是伊朗人,还写过一些话剧和电影的剧本。(安妮·居里安)
       不同的女性主义
       薛毅在网上《浮出历史地表之后》一文中,指出当前表面上十分繁荣的女性主义写作实际上存在许多盲点。
       九十年代,表面上女性主义写作脱颖而出,女性一夜之间获得了平等的社会空间,获得了自由与自主的权利,可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婚姻,独居或离异,有了“一间自己的房子”,更有了所谓自觉的女性意识、独立的女性视角与女性经验,摆脱了所谓“宏大叙事”的束缚,回到了所谓个人化的自我、身体、欲望、梦幻、潜意识等等。而且这种女性主义写作被欢呼为对男性权威话语的反抗和颠覆,同时也就是对主流话语的挑战。
       但是,薛毅指出:女性主义理论的一大要点是性别与阶级的关系,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也应当讨论一下底层女性与中层女性的关系,比如一个外出打工女性的个人经验。如以此为基点,当前流行的很多女性主义小说究竟有多少深度呢?有意思的是,这种女性主义大行其道之时,阶级理论却偃旗息鼓,人们不再追究当前的社会关系、阶级属性、经济地位、政治状态等等。可以说,人们指责以往阶级问题抹煞了性别问题,如今却用性别问题掩盖了阶级问题,在所谓“女性第三次解放”的今天,虽然有一部分女性获得了自由自主,但更多的女性却没有这种幸运,她们沦为下岗女工、三陪小姐等等。
       薛毅认为:女性的解放并非女性自己斗争获得的,而是这个时代慷慨赠与的,是九十年代“市民社会”工程的一部分,在这个市场与消费构成的“新空间”里是不宜谈论“宏大叙事”的,所以女性作家不再谈论社会问题,而只谈自己。这与男性主流思潮是迎合而不是挑战的关系。同时,这种女性自我暴露又正迎合了商业社会“窥视”的需要,为男性所欢迎。这样看来,九十年代的很多女性写作被男性窥视者的视野所覆盖,其繁荣并没有颠覆男性文化,反而正是男性主流文化的一大实现。(罗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