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谢少波／著 邓晓辉／译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1)热情地称六十年代为“普遍解放的时刻”,是“全球性能量大释放的时刻”。据他估计,毛泽东主义是“六十年代所有重要的新思想体系中最丰富的一种”。(2)
杰姆逊的毛泽东情结表现在他的大量理论和批评著作里。在《马克思主义和历史主义》一文中,杰姆逊用毛的文化大革命为例来说明“相互制约的几种生产方式的结构共存”。在《拉康的想象域与符号域》中,他把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性阐释归因于索绪尔语言学、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以及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几种遗产之结合。在进行“历史创新与基本改革”方面把毛泽东列为马克思主义的关键人物,与马克思本人、列宁,以及菲德尔·卡斯特罗等相提并论。《政治无意识》一书是有关杰姆逊与毛关系的更令人感兴趣的例证。在书中,虽然毛或毛主义根本未予提及,但任何有心的读者都能从这部不朽著作中捕捉到毛的回音。不仅仅是毛的有关作为社会不平衡关系这一复杂过程之社会现实的思想经常像幽灵一样出现在阿尔都塞主导结构中,而且政治无意识这一概念本身同毛对个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所作的调解也有某种相似之处。杰姆逊把政治无意识看成文本意义与批判行为无法超越的视界。他的政治无意识论“构想的政治景观”成为“所有文本及其全部阐释的绝对视界”。这必然使人想起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文化、美学以及个人生活所进行的政治化改造。对于像我这样的读者来说,政治无意识概念可以看成毛和弗洛伊德相结合的产物。然而,偶尔读到杰姆逊的一篇文章《划分六十年代》,发现该文对他的毛情结表达得最为清楚,毛主义是该文“模糊的但却是核心之所在”。(3)
也许亲历过文化大革命或六十年代的人,都未必能比杰姆逊更好地描述当时那种总体的感觉:在六十年代里,一时间,任何事情都成为可能……换句话说,这个时期是普遍解放的时刻,是全球性能量大释放的时刻。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的形象显得最为突出,他宣告说:“我们的国家像一个原子,当原子核发生裂变,将释放出惊人的能量!”杰姆逊援引了毛泽东关于能量释放的比喻来表达六十年代的全球感,他认为毛的文化大革命是六十年代最轰动且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六十年代中,第一世界在很多方面深受第三世界主义的启发,如政治文化模式的术语,如象征性的毛主义。”他又说,毛的文化政治体制,“提供了一种新型政治允诺……它从传统的阶级范畴中解脱出来”。杰姆逊将毛主义与六十年代其他反霸权人物如弗兰兹·房龙等一道,都看成是“一种用来打破古老的卑微顺从习惯的战略,这种习惯在人类历史上一切劳动者和被剥削阶级那里业已内化为一种附加的本性”。毛泽东的象征性的文化大革命无疑是六十年代乌托邦焦虑的极富象征性的表达。依照杰姆逊的观点,这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运动,是历史的现实和一种重振人心的幻觉,它“不得不按自己的道路发展”。现在很清楚,杰姆逊的毛情结首先是一种文化大革命情结。那么,从杰姆逊的观点来看,这个历史时期的认知内容是什么?现在人们该怎样来评价它?为什么杰姆逊对它如此赞许?它是怎样形成杰姆逊的新葛兰西式反霸权方案的?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把毛的文化大革命置于更广阔的反霸权主义文化政治语境下,同时将杰姆逊的文化大革命情结放在多国资本主义时代第一世界的困境中来考虑。
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它的作用可以从互相联系的三个方面来讨论,即通常所称的毛主义:与西方现代性语法相悖的反霸权主义议事日程;使国家恢复活力,更新社会关系的乌托邦欲望;根据新的阶级范畴所修正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模式。那么,首先让我们把毛的文化大革命置于多国非殖民化阶段,或称第三世界的开始时期。当时,那些以前处于边缘地位和被压制状态的劣等民族都突然变成了富于战斗性和具有自我意识的历史主体。过去的欧洲帝国倒塌了,民族主义作为主导意识形态正在形成,美国的新帝国主义处处遭到挑战和抵抗,房龙关于世界上受苦难者的觉醒意识的表述与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携手并进。当毛泽东率领他的国家坚定不移地穿越了西方二十年的封锁时,他提出了在全球权力斗争中的“第三世界”的概念,并且在反对帝国主义霸权的斗争中从不松懈。如果说,正在形成的后殖民主义话语可扩展为包括所有形式的反抗西方中心现代主义或文化帝国主义霸权的臣属方案(官方的或其它方面的),那么毛主义也可以看作是后殖民主义的象征,因为它毫不妥协地坚持在西方现代性的宏大叙述之外寻求自己的发展。毛对于西方霸权主义发展话语的一贯的抵制就很好地证实了这一点。这种话语以经济维度为基础,借用阿里夫·德里克的话说,它决定了:“在进行工作组织和建立一般性社会关系时,经济效益必须优先于平等和民主之前考虑”。(4)无论如何,毛拒绝接受这种现代主义者的发展论述,正如德里克简明地指出的,革命的目标“必须设计一条发展道路”。其实,毛“并不是抵制发展,只是抵制这样一种发展——它基于经济学的设想而将社会进步简化为经济发展”。莫里斯·迈斯勒认为毛“在使他的国家现代化方面做得比别人更为成功”(《中国社会主义的反激进化》P352)。这种观点看来有些反常,却不难于接受,只要人们不去追随迥异的现代性议事日程。对毛来说,整个发展进程“具备了以下特点:是对过去时代激进革命的断裂的继续;是现实存在的质的突破;是社会关系和民众意识的变革。”(5)如果说经济发展是整个西方现代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霸权话语的基本前提,那么我们应该将毛针对主张经济发展的同事们所进行的革命同他对帝国主义的持久抵制联系起来。经济发展决定论是西方现代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想体系的核心,他们自视西方发达国家远比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更为强大和先进,这是由于其经济和技术上的优势和以此衍生的军事威力而决定的。毛信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表明了他与前苏联和第一世界(后二者都主张发展的经济维度)的长期对峙和隔离的原因,这也是毛曾多次警告说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代言人的部分原因。
其次,毛的文化大革命可以理解为最集中地表达了毛的乌托邦焦虑:使一个被几千年历史所阻滞的国家获得新生。理查德·罗蒂在另一种语境中说,毛是那些浪漫主义的领袖之一,他“号召整个民族在一种激昂的自我改造的决心中抛弃自己的过去”。迈斯勒的评论颇具启发性:“作为乌托邦思想体系,(毛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最有意义的历史实例”(《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和乌托邦主义》P27)。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指“依照毛对马克思主义最终社会目标的理解来改造世界,而不是堕为毛主义者称之为‘适应现实’的‘典型的实用主义的谬见’”的牺牲品。用弗赖伊的话来说,事实上,毛首先是一位空想家,他“建造了,或者说留居在一个更高的精神世界中,在那里面,感知的对象变得理想化,充满着一种新的强烈的象征主义”。(6)毛对重建集体身份和更新社会关系的乌托邦焦虑,可以追溯到瑞金和延安时代,那是此时此地所构建的远景的飞地式空间。在五十年代后期,空想的毛主义采用了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这种政治想象的形式。那个时期,一个欣快的梦笼罩着整个国家,每个人都被毛关于未来的描述鼓舞着:六亿人民的解放了的创造力可以随心所欲地增产出大量的粮食和钢铁,再过二十年中国就要实现共产主义。毛本人的诗作恰到好处地表达了这种乌托邦式的自信,“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充满乌托邦焦虑的时期。正如弗赖伊在另一语境中所说,这一时期,自然不再限制人类,而是屈从于某位要在银河系之外建造城市的巨人之心智。(7)毛的乌托邦想象在1966年进入全面活跃期,这一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促进社会意识、社会关系和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改革的最大胆的尝试。毛在文化大革命中设想了一个乌托邦社会,在那里必须有全面发展的“新人”,每一个人都应该是哲学家、科学家、作家或艺术家。为了打破社会等级制和官僚机构,保证“新人”的形成,干部被下放基层或干校参加体力劳动和进行思想改造;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工人、农民和士兵则被推上学术研究机构的管理位置。所有这些都显示了毛的坚定而充满幻想的革命领袖的形象。
毛主义的第三个内容是它的阶级斗争的新范式。通常的看法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对抗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也消灭了。但毛认为一个新的官僚阶级正在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对立面上形成。据毛所说,中国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发展不是平衡的,社会化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并不适应。面临着残余的思想意识和文化习惯,以及后革命阶层中日益增长的反激进化和官僚化,毛确信有必要进行一场革命中的革命来保证社会主义的成功。
的确,文化大革命不可否认地有残暴和无理性的一面。在运动过程中,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和他们的家庭被牵连,经受了创伤或难以言说的痛苦体验。那段时期,学校关闭,工厂停工,农田荒废,整个国家处于混乱和无序之中。一场以走资派为目标的革命却把如此之多清白无辜的普通人民变为革命的敌人。当革命行动一旦失去了控制,流血暴力行为就在全国广大地区普遍发生。革命语言的模糊性(如以“资产阶级”一词为例),使“反革命分子”在不同的条件下不断地改变其形态,从而使得造反派政治行动的矛头背离了文化大革命的初衷。这就是“反抗人性异化的漫长革命”“在现实的历史环境下”所产生的革命异化的性质。(8)像历史上任何其它大规模的革命一样,毛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真正意图,如威廉姆斯所说,是为了改变“社会活动的形式,在它的关系和情感的最深层的结构中”。它给人类许诺了彻底的休养生息,即阶级的消亡。但荒谬的是,这场反对人的异化的革命,又产生了新形式的异化,它的制度不断地孕育着混乱和暴力。但无论如何,革命的这种悲剧性的颠倒不应该作为否定它的历史意义和政治遗产的借口。事实上,所有的革命都常遭到历史的悲剧性的颠倒。正如杰姆逊所指出的,历史不屈不挠地抵制着个人或集体强加的概括与描述,冷冷地击败他们根据其自身利益来改变历史的公然意图。认识到这种历史的悲剧,并不是因此从革命中退缩,而是承认进行继续革命——克服异化和“僵化的革命意识”的革命——的必要性。乌托邦空想往往要与受制约的社会政治形势相平衡,在这个范围内,革命总是必要的,同时,革命也以不断异化的现实为先决条件。遵循革命的和历史的辩证法,罗蒙德·威廉姆斯告诫我们,必须密切关注革命行动的全过程,应该看到,在革命过程中,“不仅有邪恶,还有那些同邪恶战斗的人;不仅有危机,还有危机释放的能量,从危机中所领会的精神实质”。(9)
如前所述,毛的文化大革命所吸引杰姆逊的是它的乌托邦的修正的反霸权特征,这并不意味着毛的政治模式可以或已被很容易地转移到第一世界的社会空间内。但这激发了杰姆逊重新构想阶级斗争和一种对抗性的文化政治,且象征性地满足了杰姆逊本人的集体同一性的乌托邦理想,他的理论在偏离主流的后现代时期还要通过动员新的臣属主体才能被认识到。杰姆逊所面临的问题是怎样使马克思主义重新成为真理,怎样证明进行一场具有阶级意识的文化斗争是可能的因而也是合理的。因为在“以计算机技术、核能技术和农业机械化为标志”(10)的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在发达工业国家中,无阶级的社会关系已代替了从前的阶级结构。后现代的消费者社会有着充裕的物质和先进的技术装备来化解和吸纳不满情绪,它用更加成熟的方法来控制社会个体,使之屈从于马尔库塞所谓“压抑的满足”。根据马尔库塞的看法,当代资本主义完善的系统有能力转化“对抗性”的力量,通过“使矛盾变得可以忍受”来解决矛盾。用杰姆逊的话说:“将文化行动定位于巨大的资本存在之外——以此作为阿基米德的支点来攻击后者——然而,这种可能性以及通常的距离(尤其包括‘批判的距离’),都已在新的后现代主义的空间里被明确地取消了。”(11)
杰姆逊指出,这种历史的语境引导人们去询问“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的有效性,因为在这个时期社会阶级范畴似乎不再是积极的政治范畴。此时,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形式似乎已经更普遍地陷入了一种‘危机’”。(12)换言之,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使之几乎不能接受在西方消费社会里构想反霸斗争的新空间。不过,如我们所将看到的,杰姆逊的黑格尔式辩证法决不会向悲观主义投降,正如它从不承认盲目乐观主义。道格拉斯·凯尔纳评论说:“除却与悲观主义的偶然的较量,杰姆逊从来没有像众多的后现代主义者那样真正沉溺于左派忧郁症或失败主义。忠实于六十年代的革命精神——这使他在七十年代充满活力——杰姆逊一直在文化理论领域里为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而斗争着。”对杰姆逊来说,忠实于六十年代的精神是指“将那些已获得解放的社会力量无产阶级化,使他们在六十年代扩展的阶级斗争中发挥自己的力量并深入到世界最边远的地方和局部最基层的机构中去”。(13)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毛的文化政治和阶级斗争理论,因为毛曾经明确地“无产阶级化”他的几百万革命造反派,将阶级斗争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领域。
人们发现杰姆逊的整个反霸权文化政治理论与他的认知测绘密不可分。在杰姆逊的认知体系的中心是阿尔都塞的主导结构概念。这来源于毛泽东的文章《矛盾论》。阿尔都塞用结构主义的术语宣称他的基本观点,用更老练更理论化的语言重写了毛的原始抽象和描述性的概念:“说一个矛盾支配其它的矛盾,这意味着该矛盾所处的复杂整体是个有结构的统一体,所以,复杂整体本质上包含着一个矛盾支配其他矛盾,这种支配从属于复杂整体的结构”(14)阿尔都塞以下的话语是对毛的最高评价:“矛盾的存在条件在矛盾内部的这种反映,正是复杂整体统一性的主导结构在每个矛盾内部的反映,正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最深刻的特征,也是我不久前试图用‘多元决定’的概念加以确认的特征。”多元决定论对于阿尔都塞系统地深思历史和社会现实是个重要的关键。因为“只有多元决定才能使我们把有结构的复杂整体(如社会形态……)的具体演变看作是复杂整体内部的具体的结构调整”。(15)
阿尔都塞式生产结构或生产方式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毛的矛盾发展不平衡及其特殊性的概念。他把生产结构和生产方式看成相对自主或不平衡层面的构成物,抵制了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理论。杰姆逊评价说,阿尔都塞的生产方式概念,作为一种多级结构,一举三得:首先,它向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发起挑战并加以否定,在传统马克思的理论中,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有绝对的支配权;其次,它重新肯定了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是社会物质生产的组成方面——这与罗蒙德·威廉姆斯观点一致——并指定“这种狭义的‘经济’层面对其它方面有特殊的功能和效用”。(16)第三,它构想出结构的不同方面的相对自主性,从而给社会生活的非共时性或不平衡的发展留下了空间。庸俗马克思主义理论将生产方式限定在狭义的、经济的观念里,与此不同,阿尔都塞的生产方式则包括了社会生活中所有类型的生产组成部分,在这里,经济作为一个因素与文化和意识形态等量齐观。当某种结构占据了支配地位时,其它方面保持着相对自主性。杰姆逊认为,阿尔都塞的整体系统中相对自主的各方面“企图引起对状态的‘文本’解释的最严重的怀疑(看成是简单复制其它层面)”,并“证明在文化领域内相对自主性,特别是相对自主的文化政治的合理性”。(17)正如一种独特的文化文本拥有某些自主力,因此文化研究作为一种集体的意愿,也可以在整体中保持某种程度的自主。阿尔都塞式的生产方式突然展现了从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死胡同里逃出的希望,并提供了一条新途径,将社会个体与他们各自的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整体的各个方面之间的关系理论化。如果在整体结构中,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确能实行相对自主,那么,如杰姆逊所说:这些领域就会真正成为,“阶级斗争和政治行动的所在地”。(18)
阿尔都塞式的生产方式概念极大地影响了杰姆逊的认识论的制定。据杰姆逊说,每一种生产方式“都包括了较早的生产方式,后者沉淀在现在的生产方式中,并以一种潜伏的和被省略的方式存留着”(《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主义》P68)。因此说,阿尔都塞式的生产方式表明了几种相互处于紧张关系的生产方式的矛盾的结构共存。要讨论杰姆逊怎样受惠于阿尔都塞式的主导结构也就是要承认杰姆逊的毛情结。因为阿尔都塞的不平衡结构层面观来源于毛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概念。一种社会结构总是包含很多因素,而始终是主要的或支配性的术语决定结构的性质。杰姆逊与毛都认为这种社会生活的不平衡发展导致了政治行动:对毛来说,社会生活的不平衡因素使文化生产领域的继续革命成为必需。杰姆逊认为,社会生活中的相对自主的文化政治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证明实行反霸权文化政治的可能性。
人们可以论证杰姆逊的新葛兰西式文化政治方案,与毛主义有着“天然的”亲密关系,因为两者都源于六十年代精神,都具有反霸权、乌托邦和修正的特征。晚期资本主义的均衡的、一元化的文化逻辑使个人主体处于精神分裂症的麻痹状态,瓦解了历史性和整体的概念,“向整体(和整体化)开战”的口号突然变成了格言,实质上演化成了一个新的霸权意识形态。但杰姆逊仍然坚持他的整体化认知和解释学模式。他扩展了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概念来容纳新的社会力量,并试图重建集体同一性来辩证地与整体系统形成对抗。杰姆逊与毛主义的关系说明他是六十年代精神的信奉者,他的毛情结可看成向六十年代学习的永恒的迫切要求。
毛主义以及它的全部乌托邦焦虑和突发式的革命都已经结束,所留下的政治文化模式遗产可供后来者汲取或评判。毛的文化大革命唤起了对一个时代的回忆,其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众满怀政治理想生活在传统的界限和占统治地位的现代性语法之外。对于未来无阶级社会的共同信念和由此形成的凝聚力培育了中国人的这种政治理想和热情。这个时期所有哲学与社会话语都服从于毛的集体解放计划;所有的传统和知识都遭到公开批判;一切文化艺术、社会关系、社会风俗、政府机构等都经历着革新。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时期,被统治者和被压迫者享受着如此多的自由,对国家乃至世界的命运表现出如此大的关注。这一切的悲剧性的颠倒,使毛的文化大革命成为人与自然进行抗争,甚至企图不顾一切地重塑自然的神话般的时期。这意味着从必然中攫取自由的契机,从无情地席卷一切的历史中拯救主体;意味着摧毁秩序和重建秩序,对无法表现的历史进行控制和赋形。显然就是这种乌托邦焦虑将杰姆逊和毛联系在一起。如果说历史的后现代时期陷入了主体的分裂,叙述的瓦解,历史性的丧失和能指的断裂;如果后现代差异观点经常威胁着要发展成为另一种压制性的宏大叙述,那么我们也许真的应该另辟蹊径,对历史的乌托邦方面的理论加以批判地吸收。
我们如此讨论杰姆逊的毛情结,意在探讨中西方在文化政治领域内的对话和研究毛主义对杰姆逊的新葛兰西文化政治方案的影响。同时也对全盘否定毛主义的企图表示质疑,并指出了怎样处理毛的文化政治遗产问题。八十至九十年代的中国,正通过接受先进技术和后现代文化而面临新殖民主义渗透的现实,因此,人们也许可把最近对西方现代性的过早的赞扬,与抛弃毛主义的企图联系起来。此处我很想复述我在另一篇文章中的话:“刚刚从传统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危机中解脱出来的人们,盲目地、不假思索地接收了‘西方’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似乎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19)熟悉中国当代流行思潮的人都会同意这些话:“对过去的物质贫困和政治灾难记忆犹新的人们,现时都竞相信奉及时行乐与实利主义——杰姆逊所谓‘颠倒的太平盛世主义’的中国翻版。”(20)今天,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仍被束缚在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主导性历史叙事中。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对于中国人来说,重新将毛的部分乌托邦主义引入当代反霸权斗争的政治议事日程中,似乎是格外恰当和紧迫的。如果说,三十年前开始的第三世界主义曾激发了第一世界在六十年代建立新的文化政治模式。那么,中国在九十年代则有必要重视杰姆逊的严肃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政治模式。
(本文略有删节,并经韩刚审校)
注释:
(1)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Jameson)是当代美国重要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在美国批评家中是论述被引用最多的人。他的著述主题广泛,从历史理论、解释学、文学批评、文化政治到通俗小说、电影、视像艺术、音乐和建筑学等都有所涉及。
(2)、(3)、(10)、(12)、(13)、(17)弗·杰姆逊《历史的句法》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州立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载于《理论思想》第二卷P188,206,205,208,192(4)阿里夫·德里克《革命的霸权和革命的语言:中国社会主义的现在和未来》,载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经验》,阿里夫·德里克与莫里斯·迈斯勒合编纽约:M.E.夏普出版社1989年版P27—39
(5)迈斯勒·莫里斯《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和乌托邦主义》P227,威斯康星:威斯康星州立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6)弗赖伊·诺思罗普《可怕的对称》P8,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7)弗赖伊·诺思罗普《批评分析学》P119,纽约:雅典娜出版社1969年
(8)、(9)雷蒙德·威廉姆斯《现代悲剧》P82,伦敦:左页出版社1979年版(14)、(15)阿尔都塞·路易《保卫马克思》P201,206,英译者:本·布鲁斯特纽约:企鹅出版社1969年版译自弗朗索瓦·马斯佩罗出版社1965年法文版
(11)、(16)、(18)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P87,36,38,德拉汉姆:杜克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政治无意识》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1988年版
(19)、(20)谢少波《重新思考后现代主义》载于《新文学史》28.1期(1997年)P12,P13。
谢少波,学者,现居加拿大。主要著作有《重新思考后现代主义》等。
邓晓辉,教师,现居海口。有译著若干。
〖F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