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姆·乔姆斯基／著 易 铭／译
“大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一直试图根据自己的形象来设计全世界,这个努力的主要场所是联合国,在这里,美国和它的盟国一起串通活动,达成有关人权、核试验、环境等方面的协定,并坚持使这些协定反映出美国自己的价值。”《纽约时报》的政治分析家戴维·桑格写的一篇头版评论接着说:但是,时代已经变化了。如今,“美国正通过全球商业协定输出它的自由市场价值观念”,克林顿政府正逐渐地摒弃通过联合国的传统的方法,转而利用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来实现“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念”。在将来,桑格写道(引用美国贸易代表的话),世界贸易组织可能是一种最有效的工具,用来推广“美国对反调控以及对自由市场的狂热”,“自由竞争、公平原则、有效的执法等美国式价值”,把它们带给仍然在黑暗中摸索的全世界。这些“美国价值”在未来的浪潮中被生动地描绘出来:远程通讯,国际互联网络,高级计算机技术,以及其他一些奇迹。这些奇迹都是由市场所释放出来的生机勃勃的美国企业精神所创造出的,这种精神在里根革命时期终于摆脱了政府干涉而获得自由。
今天,“里根总统和英国的撒切尔首相在八十年代所布道的自由市场福音受到各国政府的普遍信奉”,尤赛夫·义卜拉欣在另一篇《纽约时报》的头版新闻中重申同一个主题。不论你是否喜欢,持形形色色观点的狂热支持者和批评者,大都同意从政治上的左倾开明派一侧来看待“被它的支持者称为‘市场革命’的这场残酷扫荡”。“里根式的粗俗的个人主义”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游戏规则,而在美国本土,“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准备把市场提高到主宰一切的地位”,以致力于建立一个“新的正统”。
然而,这幅画面存在着许多问题。其中之一是上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的真实。即使是“美国使命”的最忠实的信徒也知道,美国和联合国的关系几乎和开篇段落所描述的恰恰相反,这是随着非殖民化进程联合国逐步摆脱美国控制之后发生的,使得美国在很多问题上经常处于孤立,并在很多问题上处于和全球共识相对立的地位,并打定主意与联合国的机构作对,特别是与那些有第三世界国家取向的机构。许多有关当前世界的问题都是有争议的,但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争议。
至于“里根式的粗俗的个人主义”以及它对市场的崇拜,只要引用一位对外关系委员会国际金融方面的资深会员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对里根时期的评论就足够了。他指出,“有讽刺意味的是”,里根,“这位战后总统中,对自由放任最为狂热的一位,却指挥了自三十年代以来最大的一次倒向贸易保护主义的运动”,而这其实并不可笑,而是“对自由放任最为狂热”的正常结果:对你,要运用市场纪律,但我自己却不受约束。除非是“比赛场地”恰好有利于我——而这通常是通过大规模的政府干预来达到的。
里根主义的信徒们奉行着一条轻车熟路的路线,这条路线最近被金格里奇保守派改编成一出喜剧,这就是:一方面鼓吹市场的辉煌成就,厉声厉色地教训美国本土和外国的贫穷阶级的无能和依赖的观念意识,一方面骄傲地向商业界宣称,里根政府“比半个世纪以来的任何一届前任都更大限度地给美国工业界减少了进口的压力”;而事实上,七十年代以来,美国政府领导的富有阶级和有权势阶级对“自由贸易原则发动的持之以恒的攻击”,比所有前任美国政府加起来都多。关贸总协定秘书处经济学家帕特里克·罗(Patrick Low)在一篇学术评论中遗憾地指出了这一点。他估计,里根的限制性政策带来的后果比其他主要工业国家要严重三倍左右。
急剧“倒向保护主义”仅仅是对自由贸易原则“持之以恒的攻击”的一部分,它在“里根式的粗俗的个人主义”之下,更是加速发展了。这个故事的另一个情节是公共资金大量地向私权转移,经常是披着传统的“国防安全”的外衣。没有这些极端的市场干预政策,美国的汽车工业、钢铁工业、机械设备工业、半导体工业以及其他工业还能不能在日本的竞争下存活,还能不能在新兴技术领域内走在前面并广泛地影响着经济,就值得怀疑。
“撒切尔的英国”是说明“自由市场福音”的另一个好例子。让我们仅仅看1997年上半年披露的一些事:《伦敦观察家》报道,“就在某些人施加最大压力主张廉价销售武器给土耳其的时候”,撒切尔首相“亲自过问,从英国海外援助预算中,拨出了二千二百万英磅的款项,用于帮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建立地铁系统”。这项工程其实是非常不经济的。在1995年,外务部大臣道格拉斯·赫德承认,这个项目是“非法的”。这件事是在波高大坝(Pergau Dam)丑闻之后又一引人注目的事件,那次丑闻暴露了撒切尔政府以非法的补贴来促成和马来西亚政府的武器交易,导致最高法院宣判赫德有罪。除此之外,就更不用说那些政府信用保证和资助安排,以及其它的把公共资金转换到“国防工业”、通常是给尖端工业带来的一系列好处的办法了。
几天前,同一家杂志报道,“在英国,出现了自三十年代以来都未曾出现过的大规模贫困”,造成了“大约有两百万的英国儿童由于营养不良而成长缓慢,身体健康状况不良”。儿童的健康状况改善的趋势发生逆转,一些已经受到控制的儿童疾病现在又有重新上升的趋势,这些都是多亏了被其受惠者极为推崇的(极为片面的)“自由市场福音”。而几个月之前,一条头条新闻说,“三分之一的英国婴儿出生在贫困之中”,“自从撒切尔当选以来,贫困儿童数量已经增加了三倍”。另外一篇标题写道,“狄更斯时代的疾病又再次出现在今天的英国”,研究发现“英国的社会状况正在倒退到一世纪以前的水平”。随着私有化进程的发展,对普通家庭的煤气、用电、用水以及电话服务的削减造成了特别严峻的后果,私有化进程采用了各种各样的面向“更富有的消费者”的措施,这实际上等于“给穷人加上额外收费”,导致了“在能源消费上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这同时也发生在用水和其他供给的服务上。这种社会福利项目的“野蛮的削减”正在“使英国陷入一种对社会即将崩溃的恐慌之中”。但是工业和金融业却从这些政策中获利匪浅。比所有这些都更说明问题的是,在“撒切尔福音”推行十七年之后,公众开支和她上台时一样,仍然是国内生产总值的42.25%。
问题是给谁自由
让我们先撇开说教和现实之间的那些令人深思的差异不谈,看看从正在进入我们视野的新时代中能让我们知道些什么。
桑格撰文庆贺世界贸易组织就远程电讯业达成协议。它能够带来的效果之一,就是将给华盛顿提供一个“实施外交政策的新的工具”。协议“允许世界贸易组织介入七十个签署国的内部事务”。众所周知,国际性机构只能是按照强国——特别是美国——的命令行事。在现实世界中,这个“新的工具”使美国能够深深地介入别国的内部事务,强迫它们改变相关的法律和措施。这样做可能带来的后果是很显而易见的:《远东经济评论》和一个英美超大财团指出,“这个新时代的受益者很明显是美国的长途电话公司,它们占据了最佳位置,从而可以支配整个游戏场地”。
并不是所有人都对前景充满乐观,那些得胜者也认识到这点,提出了他们的解释:用桑格的话说,有人害怕“美国的电讯大公司将会击垮那些在欧洲、亚洲长期支配着电讯业的、由政府准许的、差劲的垄断公司”,而那个阶段在美国早已成为过去,现在美国有全球最先进的经济,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对现代技术做出主要贡献的,正是来自七十年代以来垄断着美国电讯业的“由政府准许的、差劲的垄断公司”的科研实验室,它们利用不必受市场纪律约束的特权,给工业的尖端领域提供了必需的条件,通常是通过把国库公共资金转换到该领域的方法(采取间接的方式,而不是像五角大楼那么明目张胆的直接方式)。
《远东经济评论》还预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在其执行期间,将会提高亚洲绝大多数电话服务的价格,“事实上,只有少数亚洲消费者能从相对便宜的越洋电话价格中得益”,这些越洋电话服务预计将被巨型外国公司(其中绝大多数是美国公司)所吞并。例如,在印度尼西亚,一亿九千万的人民中,只有大约三十万的人使用越洋电话,主要是商业部门。根据J.P.摩根证券公司驻香港的地区电讯业分析家大卫·巴登估计,在亚洲“本地电讯服务价格在总体上很可能会上涨”。但那是很大的好事,他说,“没有利润就不存在商业”。既然把这么多的公共财产转交给外国公司,那就必须保证它们有利润可图,无论是今天的电讯业,还是将来更大范围内的相关服务业。商业新闻预测,“在五六年内,通过因特网(包括大财团的内部网络)的个人通讯业务将超过电讯通讯业务,而电话公司对进入在线业务有最大的兴趣”。英特尔(Intel)公司总经理安德鲁·格罗夫在对公司未来的展望中,把因特网看成是目前“我们环境中最大的变化”。他预计,用户上网公司、设计网页的有关公司、制造计算机的人们(所谓的“人们”是指公司)以及广告业都会有大规模的增长,而广告业在因特网上的营业额目前已经达到每年三千五百亿美元,并在因特网的私有化过程中还会获得更多的机会;预计因特网的私有化将使它成为一个少数寡头的垄断。
与此同时,私有化在其他地方正迅速地进行着。举一个重要的案例,巴西政府不顾大众的强烈反对,决定将瓦雷公司(Vale)私有化,瓦雷公司控制着大量的铀、铁和其他矿产资源,以及工业设施和运输设施,包括一些先进技术。瓦雷公司的利润极为丰厚,1996年的收入超过了五十亿美元,它的前景也很被看好;它是全球五百家利润最大的公司中的六家拉丁美洲公司之一。据里约联邦大学工程研究生院的专家调查估计,巴西政府严重低估了这家公司的价值,并指出政府依赖的是美林公司(Merrill Lynch)的一篇“独立”的分析,而美林公司恰好和试图接管巴西经济中的这个关键部门的英美大财团有联系。政府当局愤怒地否认这个结论。如果此事属实——人们完全有理由这么猜想,那么,这正符合了我们极为熟悉的一种模式。
一个小小的评论:通讯和铀当然是很不一样的东西。但只要是自诩为民主国家的地方,通讯就必然具有核心的地位。通讯被集中控制于任何人手中(特别是外国人手中),必然会对其民主政治是否还有意义产生严重的疑问。金融的集中也会引起相似的疑问,因为它会破坏民众对社会和经济计划的参与。而对粮食的控制会产生更为严重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生存。一年前,伦敦的《金融时报》报道,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FAO)秘书长谈到了“随着今年的谷类价格的狂涨而带来的粮食危机”问题,他警告说,“各国必须在粮食供给方面更加自立一些”。
总之,“美国价值”在世界贸易组织内的胜利可能带来的成果有:一、提供了一种“新的工具”,使美国能够广泛深入地干涉别国内政;二、美国大财团将接管他国经济中的关键部门;三、给工商界和富人带来好处;四、把代价转移到普通人民头上;五、提供一种新式的而威力极大的对付“民主威胁”的武器。
一个不适用的论坛
就在报纸头版庆贺“美国价值”在世界贸易组织取得的胜利的同一天,《纽约时报》的编辑们警告欧盟不要向世界贸易组织控诉美国违反了自由贸易协定。就事论事来看,问题在于赫尔姆斯-伯顿法案,它“敦促美国制裁那些同古巴做生意的外国公司”,这些制裁“将有效地阻止这些公司对美国的进口或在美国的业务活动,即使它们的产品和业务与古巴并无关系”(据美国国际贸易代表团的前团长彼得·莫里奇)。这决不只是轻微的惩罚,即使不包括对逾越了华盛顿单方面划定的界限的个人和公司的更直接的威胁。《纽约时报》的编辑们认为这个法案是“国会把它的对外政策强加在别人头上的错误企图”;莫里奇也反对这个法案,因为它对美国来说“付出的代价远大于收益”。争论在更广的意义上是贸易封锁本身,“美国对古巴的经济扼杀”——编辑们称之为“一个过时的冷战时代的产物”,最好应该被放弃,因为它已经变得有害于美国的经济利益。
但是更广泛意义上的谁是谁非的争论并没有出现,《纽约时报》的编辑们强调,整个事件“本质上是一个政治派别争斗”,它没有触及华盛顿的“自由贸易责任”问题。像许多其他人一样,编辑们明显地认为,如果欧洲坚持的话,世界贸易组织很可能会做出不利于美国的裁决。这样的话,世界贸易组织就是一个不适用的论坛。
这个逻辑非常简单,也是一贯的。十年前,美国就是以相同的理由,认为国际法庭是一个不适用的机构,因为国际法庭对尼加拉瓜起诉华盛顿的案件,做了不利于美国的判决。美国拒绝承认国际法庭的管辖权,当国际法庭谴责美国“使用非法暴力”,并命令华盛顿停止其国际恐怖主义行径、停止违背条约、停止非法的经济战并支付巨额赔偿时,民主党控制的美国国会立刻以将上述罪行升级作为回应,并全面地攻击国际法庭,指责它为“敌对的机构”。法庭的判决几乎就没有被报道过。
随后美国否决了安理会要求所有国家遵守国际法律的决议(此事几乎也没有被报道),以及伙同萨尔瓦多和以色列投票反对联合国大会关于“完全并且立即遵守”国际法庭的那未被报道的判决的决议,这个情况第二年又得到重演,这次只有以色列尾随。整个事件非常典型地说明了美国是如何“利用联合国这个论坛”来强迫灌输“它自己的价值”。
回到刚才的世界贸易组织的事情上来,在1996年12月,华盛顿伙同以色列和乌兹别克斯坦投票反对联合国大会的一项决议,该决议受到整个欧盟的支持,敦促美国放弃对古巴的贸易封锁。美洲国家组织已经一致投票否决赫尔姆斯-伯顿法案,并要求它的司法团体(美洲国家司法委员会,IAJC)裁决它的合法性。1996年8月,美洲国家司法委员会一致裁决该法案违背了国际法。在一年之前,附属于美洲国家组织的美洲国家人权委员会(IACHR)谴责了美国对古巴的食品和药品禁运。认为它违背了国际法。克林顿政府对此作出的回应是:在理论上对药品没有禁运,但由于限制条件是如此的苛刻,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最庞大的公司,都不愿意去面对可能的后果(当被华盛顿认定违背了“正当的分配方式”,就会导致巨额罚款和刑事关押、取缔船只和飞机、发动媒体进行攻击等等)。而食品虽然的确被禁运,克林顿政府仍然辩称其他地方有“大量的供应者”(价格要高得多),因此对国际法如此直接的践踏反而并不算违法!
当欧盟把这问题提交给世界贸易组织时,美国从国际法庭的审判中撤出了,使得此事徒然结束。
总之,美国一直试图通过国际性机构“根据自己的形象来设计”的世界,是基于暴力统治原则的基础上的。“美国对自由贸易的狂热”意味着美国政府可以随意地违背贸易协定。当通讯、金融和粮食供应被外国(主要是美国)公司控制,这不算什么问题。但是,当贸易协定和国际法妨碍了强权的计划时,情况就不同了。
我们来看看美国拒绝国际法和贸易协定的理由,从中能知道更多的东西。在尼加拉瓜案例中,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亚伯拉罕·索非尔解释说:当美国在四十年代接受国际法庭的裁决权时,大部分的联合国的成员“都是美国的盟国,并对世界秩序拥有和美国同样的观点”。但现在,“许多成员国已经不能再指望它们同意我们最初对制订联合国宪章的观点了,”并且“同样这些具有多数表决权的国家还常常在一些重要的国际问题上反对美国”。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自从六十年代以来,美国否决联合国在许多问题上的决议的次数遥遥领先(英国第二,法国远远地排在第三),不管是国际法问题、人权问题还是环保问题等。这和本文开篇段落所引述的那种说法恰好完全相反。就在前述故事发生后不久,美国又刷新了它的领先记录,投下了自1967年以来它的第七十一张否决票:当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定居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时,只有美国和以色列形影相吊地站在一起投了反对票,这又是一贯的做法。
由于世界其他国家的不可靠,自然地得出结论,索非尔继续辩解道:我们现在必须“保留权利去判断国际法庭在每一个具体案例上的判决对我们是否有约束力”。一个自始至终的原则就是,“对于任何本质上属于美国内政的事情,美国不接受强制性的仲裁,是否属于美国内政的标准,也应由美国自己决定”。现在的世界对美国已不再驯服了,但这个标准仍必须贯彻实行。在此案例中,所谓的“内政”就是美国对尼加拉瓜的侵略。
新任的国务卿奥尔布莱特,针对联合国安理会不愿意服从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命令,在安理会上教训大家,她非常简洁地陈述了有关基本操作原则:美国“尽量和其他国家一起采取多边的行动,但在必要时,我们将采取单方面的行动”,当美国认为“某个领域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是至关重要的时候”,美国的单方面行动不受任何外部力量的约束。当联合国的大多数成员国能靠得住并附和华盛顿方面的观点时,它就是一个适用的论坛,但当大多数成员国在重要的国际问题上都反对美国时,它就是一个不适用的论坛了。国际法和民主都是好东西,但都是根据其最后结果来判断的,而不是根据其过程来判断,这就像自由贸易一样。
丢人的想法
有教养的人最好应该忘掉这件丢人的事:1961年肯尼迪试图组织国际联合行动来对付古巴时所激起的反响:墨西哥不跟着走。一位墨西哥外交官解释说,因为“如果我们公开宣称古巴威胁到我们的安全,四千万墨西哥人会笑掉大牙的”。那么在美国呢,我们是以不苟言笑的态度来看待这一国家安全问题的。
美国政府发言人艾森斯塔特在为华盛顿拒绝承认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而辩护时说,“欧洲正向美国三十年来的对古巴的政策发起挑战,该政策可以追溯到肯尼迪执政期间,其目的完全是为了迫使哈瓦那政府换人。”(《纽约时报》)这篇报道并未引起多少人“笑掉大牙”。人们如此漠然,是基于以下假定:美国有百分之百的权利去颠覆别国政府,包括通过侵略、大规模的恐怖活动和经济围剿去对付古巴。
今天,这种假定仍然依旧,也未受到根本挑战,但是艾森斯塔特的声明在局部细节上受到了历史学家亚瑟·施莱辛格的批驳。“作为一位参与制定肯尼迪政府的古巴政策的人”,施莱辛格指出商业助理秘书长艾森斯塔特误解了肯尼迪政府的政策。肯尼迪政府所担心的是古巴“在西半球的捣乱行为”和“它同苏联的联系”。但是现在这些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因此克林顿政府的政策是过时的。施莱辛格并没解释所谓“在西半球的捣乱行为”和“它同苏联的联系”的含义,但他在其他场合,曾经秘密地解释过。在1961年早期,施莱辛格在向新任总统汇报访问拉丁美洲的成果时,他详述了卡斯特罗的“捣乱行为”:即是“卡斯特罗主张‘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思想的扩散”,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他随即补充道,因为“土地和其他形式的国家财富的分配极大地有利于财产阶级,……穷人和受压迫阶级由于受古巴革命的示范的刺激,现在开始要求像样的生活的机会。”施莱辛格也解释了“同苏联的联系”的威胁:“同时苏联在左右盘旋,给古巴提供大量的发展贷款,并提供自己的经验作为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实现现代化的榜样。”
施莱辛格还向新任总统进谏了有关“文化和精神的崇高目标”的一些“迂腐陈旧的华丽词藻”,这“将能感动美国边界以南的那些盲目崇拜超历史文化的听众”。同时应该认真处理好严肃的事情。为了表明事物已今非昔比,施莱辛格还很实际地批评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恶劣影响”,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推行五十年代版本的“华盛顿共识”(今天它的内容就是“结构调整”、“新自由主义”)。
从这些关于卡斯特罗“在西半球的捣乱行为”和“同苏联的联系”的(秘密的)解释中,我们对冷战的真情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但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在西半球之外的相似的“捣乱行为”也并非仅仅是小问题,在那些“要求像样的生活的机会”的人们中,继续传播着危险的思想。1996年2月下旬,当时美国正处于一片喧嚣之中,因为古巴击落了两架以佛罗里达为基地的反对卡斯特罗组织的飞机,这些组织经常性地侵犯古巴的领空,在哈瓦那上空散发传单煽动古巴人起来造反(据古巴的消息,他们还参与恐怖分子对古巴的持续不断的袭击活动),与此同时电传新闻正在播出另一个消息:合众社报道说,在南非,“一群欢呼雀跃、放声高歌的人们欢迎从古巴来的医生们”,他们受曼德拉政府的邀请,前来帮助“提高南非贫穷的乡村地区的医疗卫生水平”。“古巴的一千一百万人口中就有五万七千名医生,而南非有四千万人口,却只有两万五千名医生。”来自古巴的一百零一名医生中,包括一些最高级的医疗专家,假如他们是生活在南非的话,“很可能是在开普敦或约翰内斯堡工作”,领取两倍于现今他们在古巴贫穷地区工作所获得的报酬。“古巴自从1963年开始实施派遣公共健康专家到国外提供援助(首先派到阿尔及利亚)的计划至今,古巴已经派遣了五万一千八百二十名医生、护士和其他医护人员,到第三世界最贫穷的国家”,提供医疗援助,绝大多数是完全免费。就在一个月之后,古巴的医疗专家应海地之邀,去处理流行性脑膜炎爆发的问题。
这种形式的“捣乱行为”由来已久。西德的一家主要杂志《时代》(Die Zeit)曾报道:第三世界国家把古巴看成是“一个国际超级大国”,因为来自古巴的教师、建筑工人、医生和其他专家给它们提供大量“国际援助”。据报道,在1985年,有一万六千名古巴人在第三世界国家工作,超过了来自美国的和平队和“国际发展援助”(AID)专家的两倍以上。至1988年,古巴“在国外工作的医生比任何工业化国家都要多,甚至比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还要多”。这些援助绝大多数是无偿的,而且古巴的“国际援助团的男女成员都生活在大多数其他发展援助的工作人员都不能接受的生活条件下”,这一点正是“他们成功的基础所在”。报道还说,对于古巴人而言,“国际主义援助”被看作是“政治上成熟的标志”,在学校里,教导学生这是“最崇高的美德”。1996年古巴医生在南非受到非洲国民大会代表团的热烈欢迎,以及人们高唱“古巴万岁”的颂歌,就是最好的证明。
此外,我们也许该问一问,当利比亚的飞机在纽约和华盛顿上空飞行,投下传单煽动美国人起来造反,美国该对此做何反应?或许该用鲜花给利比亚飞机做一个花环?“美国广播公司”记者巴里·登斯摩尔在古巴击落飞机事件的几个星期之前所引述的一段话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他引述的是“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实践部的前副总裁瓦尔特·波吉斯的一个报道:当“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组乘一架民用飞机试图拍摄美国第六舰队在地中海的照片时,“他们受到警告必须立即离开,否则将被击落”,而且这样做按国际法有关军事领空的规定是合法的。但是当一个小国受到超级大国的攻击时,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由于华盛顿自认是“古巴人民的真正利益”的仲裁者,所以当年艾森豪威尔政府就没有必要关注有关公众舆论的研究,这些研究表明:卡斯特罗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古巴人对未来充满了乐观。基于类似的原因,目前有关公众舆论的信息也不起任何作用。克林顿政府正在为古巴人民的真正利益服务,其办法就是把苦难和饥饿强加给古巴人民。所有关于古巴人的公众舆论的研究都会表明(以1994年12月盖勒普下属组织的民意测验为例),一半的古巴人认为经济封锁是“古巴困难的主要原因”,只有3%的人认为“目前古巴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政治形势”;77%的人认为美国是古巴的“最差伙伴”(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这一百分数达到3%);认为革命带来的成就大于失败的人与持相反观点的人的比例是二比一;他们认为“主要的失败”是“依赖像俄国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它背叛了我们”;并且有一半的古巴人把自己描述成“革命者”,另外有20%的人认为自己是“共产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
不论正确与否,有关公众态度的结论,都不会对美国的政策产生任何影响,这又是一个常规惯例,这在美国的国内问题上也是如此。
最近公布的一份美国世界健康学会的研究报告指出,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封锁已经造成了严重的营养不良、安全饮用水供应系统的恶化、药物和医疗信息的迅速减少,并因此造成出生率降低、神经性疾病和其他疾病的流行,波及成千上万的受害者,以及其他严重的健康问题。“持续了三十七年的美国封锁政策(包括食品的封锁)在最近得到加强,使健康和营养标准遭到严重破坏”,维多利亚·布列顿发表在英国报刊上的文章报道了美国专家长达一年的研究结果,研究发现“在古巴医院里,孩子们由于得不到最基本的药品而痛苦地躺在病床上,由于缺少零配件,医生们被迫依靠只有不到一半能正常运转的器械进行工作”。其他专业杂志所发表的有关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这些才是真正的罪行,它们远远超过那些为了用来对付“官方敌人”而随意地和故意地违反国际法的法律工具,这些罪行带着只有强权才具有的冷酷和玩弄的态度。
公平地说,由于封锁所造成的苦难有时在美国也有所报道,一则消息曾经上了《纽约时报》经济版的头条新闻:“古巴雪茄价格狂涨:封锁真的造成痛苦,因为大雪茄变得稀少”。这则消息报道了商务经理们在曼哈顿的“一个豪华的吸烟室”里经历的磨难,他们抱怨说“如今在美国要得到一根古巴雪茄真是困难”,因为“价格高得到令大多数瘾君子都无法承受”。
克林顿政府滥用强权手中的权力,以前所未有的经济战给古巴带来深重的灾难,却把灾难的原因归结为古巴政权,并声称要从古巴政权下把受苦受难的古巴人民“解放出来”,然而一个更令人信服的结论与此几乎完全相反:“美国对古巴的经济扼杀”是精心设计、长期执行、并且在冷战后得到加强,其目的正如上述施莱辛格给新任总统肯尼迪的报告中所透露。正如肯尼迪的拉丁美洲访问团所担心的那样,古巴成功地促进了健康和生活水平的政策一直在助长着“卡斯特罗主张的‘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思想”在那个贫富悬殊程度是全球之最的地区传播,激励“贫穷和无权无势阶级追求像样的生活的机会”,以及其他一些危险的后果。有大量的有说服力的文献资料,以及美国政府基于非常理性动机的一贯的行动的证据,来支持上述结论。美国政策自称是为了人权和民主目的,为了检验这是否真实,只需简单地看一看有关纪录就足够了,至少对那些还有一丝一毫的严肃态度的人来说是这样。
然而,值此欢庆“美国价值”取得胜利的时刻,想起这些丢人的事情是不妥当的。我们也必须忘掉,就在几个月以前,由于受对自由贸易的狂热所驱使,克林顿“迫使墨西哥签订了一份协议,终止墨西哥向美国出口低价西红柿”,以此作为给佛罗里达州种植商的礼物,此举给墨西哥带来了每年八亿美元的损失,而且既违背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也违背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尽管协议达成只是在“精神”上,因为这纯粹只是一次赤裸裸的权力大棒的挥动,而并没有附带正式的关税)。政府直率地解释了为什么要做此决定:墨西哥的西红柿更便宜,因此得到美国国内消费者的青睐。自由市场仍然在运作,但运作结果牛头不对马嘴。或许,西红柿同样也是对国家安全的一种威胁。
西红柿和电信当然完全是两回事。无论克林顿对佛罗里达州种植商欠了什么情,和美国电信业提出的要求相比,则显得小巫见大巫了:汤马斯·伏格森讲述“1996年大选最鲜为人知的秘密”就是:“是电信业而非任何其他部门拯救了克林顿”,他从“这个利润高得可怕的部门”获得了大量的竞选捐款。1996年美国的《电信法案》和世界贸易组织(有关电信业)的协议,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感谢信”;即使工商界选择了不同的捐赠组合,结果也不会有什么太大不同;当时《商业周刊》预测在最新一场“美国大财团的惊喜晚会”上,将有“盛大的”利润。
一些事实真谛,不准人们去回想,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里根式的粗俗的个人主义”和“自由市场福音”(只是为了向穷人和弱小无助者鼓吹)的真实纪录是:保护主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及政府以异乎寻常的狂热把国库公共资金投向高科技工业。这里,我们才开始触及到事物的本质。我们对刚刚所研究过的“狂热”的怀疑是完全有道理的,它不过是为真实故事所作的小小的脚注,真实的故事才是:美国的大财团在控制国际市场上是如何获得如此优势的地位,并由此激发了目前对“美国价值”的庆贺。
但这是一个很大的故事,它可以告诉我们许多有关当前世界的事情:当前世界的社会和经济现实,对意识形态和说教的把握,其中一些说教,编织出来就是为了在人们中间制造失望、退缩和绝望。
(此文原载电子杂志《Z》和《中国与世界》,中文授权《天涯》发表,发表时有删节)
诺姆·乔姆斯基(A.Noam Chomsky),语言学家、哲学家、社会批评家,现居美国。主要著作有《语法结构》、《语言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