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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个邻居，是南韩人，年岁和我相仿，常常给我们家送些她自制的朝鲜泡菜——极其鲜美可口的好泡菜。有一次，她送了泡菜来，并不马上就走，坐住了和我说话。她的英文不是很流畅，我们对话是有些吃力的，但这一次她把一个意思表达得很清楚：儿女们慢慢长大，而我们却要渐渐老去，这也很好，反正岁月你是留它不住的，而且——难得她说出一句很完整的英文句子——The more you learn,the less you are confused.(你了解的越多，你的困惑就越少)
       这话说得挺好。
       我小的时候，困惑多，活得就不大好。
       比如上小学的时候，我在班上习惯了拿第一，头把交椅原坐得好好的，突然在三年级的时候转学过来一个女生，居然，她的成绩比我的还好，每次考试总比我多出一两分。就那么一两分，可她就是在我前头。我之难过不下于三国周瑜的“既生瑜，何生亮”的激愤。为了跟她攀比，我弄得自己在考试的时候紧张得要死，因为我不允许自己出一点错，倘若没考到满分，我就把自己摔在床上，让“难过”这条小蛇把心一点一点地啃得千疮百孔。从那时起，我的好日子就到了头，小小的心里满蓄着嫉恨和自责。我对那个比我多考一两分的同学的不能见容有一个证据在这里：至今我还记得她的名字和长相，她叫展致宁，剪一个童花头，皮肤白白的。从江苏靖江来。而当时的其他小学同学，至今我拼了命想也想不出一个完整的姓名来。不知道展致宁现在又在哪里，当年门门功课考一百分的小女孩，如今会活出什么样的一个局面来。
       你必须长大，你才不会为一个人比你多考几分而难过。不过难说，等我们长大了，同样性质的错误可能会在另一种形态里呈现。
       总之，我的童年生活并不轻松愉快，因为我的竞争心萌芽得很早，我的功名心也萌芽得很早。我以为能把“日月水火，山石田土”默写得不错就很不一般，写下自己名字的时候，左看右看，老觉得这个名字会有它辉煌的将来，有一天能够走遍千家万户。你想啊，几乎每次考试全对的人，总该有些名堂吧。
       这么一“觉得”事情全来了。我比其他小孩子要“上心”，我要花很多精力小心翼翼地维护许多东西，而这种维护的心越深，自己的胆子就越小，生怕种种事情在一切可能的方面跟自己作对。结果，这种心理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敏感多疑的孩子，那时候我的形象是：脸色青，胆子小，声音细，眼神游移，表情忧郁，大院里的其他孩子，除去比我小的，个个都能领导我，这些小领导们一生气，就够让我难过半天的。
       1995年夏天我回国，在极闷热的一个下午，到儿时的居处走走，那地方别了二十多年了，一切都已经面目全非。过去好大的一片供我们种毛豆、逮蛐蛐、捉蜻蜓、挖战壕的园子，现在全都盖满了楼房，一栋挨着一栋，门全都闭着。住宅之间偶尔有一两个女人走过，当然都已经是陌生的面孔。然而我却意外地看到一张熟悉的脸——正从一个门里走出来的老年女人是我认得的!我一个箭步蹿上去：您是琴琴妈，蔡师母啊!您该记得我吧。她啊了一声，把我上下细看，直到我向她报了姓名，才一迭声喊出来：“啊呀，不认识了啊，琴琴，你快出来，看看这是谁啊，几十年没见了啊。”从房子里应声出来的果然是我儿时的伙伴琴琴——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妇女，虽然岁月把一个白皙的姑娘变成了一个神色疲惫的妇人，但她的眉眼间还有当年的轮廓，让我不难把她一眼认出来。但是我依然还是吃惊……小时候她多神气啊，从来都是她领导着我，我尾随着她。而且她在我们女孩子中算是长得比较光鲜的，头发又黑又直，皮肤白得离奇，比我大不太多却开智早。率先使用珍珠增白霜搽脸，(她已经够白了，还要增白，我们怎么办?)穿特丽灵衣料做的外套，走出去，走进来，很能带得住几个男孩子的视线。如今，她却像一件用旧了的东西，搁在我眼前，当年的光泽全没了。母女俩人把我让进屋去，一边围着我拿冷饮，倒茶，一边不住嘴地说：“你可是全变了，和小时候一点也不像了，在街上迎面撞着了也不会认出来的。”我在心里猜度着，莫不是说我老了，不至于吧。直到听见琴琴妈说，“你现在变得比小时候精神多了”，我才松了口气，我宁可以为她不是奉承，因为在这二十多年里，琴琴一直住在这个院子里，用一种同样的方式和节奏生活。而在这些年中，我可是寻道解惑，走过了千山万水的啊。
       读中学有两件事最让我印象深刻，一是：我很害怕填表，那年头，表格很多，参加一个什么会，升一个年级，评一个优秀都要填表。不是不会填，只是因为填了出来看着不好。表格里除去父母及家庭成员要写进去，父系的亲属，母系的亲属都要写进去。十来个人，一溜写下来，竟没有一个在党的，好不让人丧气。只有一个远在成都的姨妈，曾经是团员——一件过了时的饰物，便老了脸硬写上去——总比没有好吧。这么做还不只是自己要虚荣，全是环境使然。因为我的功课虽好，但三代不好——爷爷辈的有田产，因此自己在一切学习之外的事情上非常受挫，加入当时任何一种优秀分子的组织从来比别人分外难些。小孩子，不就是没见识嘛，又看不开这些，所以当时我没少为这类事难受伤心。及至最后让我入团，那份感激涕零啊，我激动得身上一阵阵打寒颤。激动而打寒颤，这很少见，因为在以后激动的体验里，或者是热泪盈眶，或者是浑身发热，或者是手舞足蹈，却再不见有打寒颤的。这种带寒颤的激动着实让人起疑。
       另一件是，我开始学画。一方面，是因为那年头在学校不学什么功课，却学工学农，批孔老二，成天瞎折腾，不如自己求发展。另一方面是，我想出人头地。记得有一次，学校请来一位年轻艺术家，是过去的校友。传说他在这里读中学的时候就迷画，但数学常常吃鸭蛋。一次上课，他被数学老师叫起来，问什么是三角函数中的变量，自变量，他用手摸一摸脸，无言以对。答不出就答不出吧，他干吗用手摸脸啊，他一摸脸，露了馅了，脸上马上黑一道白一道的，数学老师两三步蹿过来一看，抽屉里头是一张木炭肖像，画的正是数学老师的尊容。数学老师提了他的衣领直拎到校长跟前。眼下这位数学老师成了我们的班主任，这个故事从他嘴里讲出来的当儿，那位若干年前被他拎了衣领找校长的坏学生，如今已经是颇有名气的艺术家，正气宇轩昂地坐在台上，在我们这群少年的眼里像宝石似的发着光。看着他，我有一种晕眩的感觉，他那种被烘托出的高高在上的身份，构成了我接近艺术的最初诱惑：这太迷人了，通过艺术，你可以走上去，成为人人仰慕的人。我渴望成为这样的人，渴望所有那些伴随着这位艺术家的身份，荣誉，光环，和无以名之的高贵感。这种渴望，带累了我很多年。一直要到现在，艺术的这些装饰才在我渐渐清晰的眼光里，一件件地脱落，落到寻常生活的尘埃里。这个脱落的过程解放了我。
       我曾经读到徐志摩这样一句话：“天才是一份压得死人的负担。”一直不懂，以为是这位大才子的矫情。谁不希望自己是天才呢，那多让自己出众啊。直到前两年偶然读到张爱玲的纪念文集《华丽与苍凉》，吓了一跳，才明白了徐志摩说的是一句大实话。张爱玲这位在现代文学史上享盛名的绝代才女，年轻成名之时，真是华丽耀眼，然而她晚景的苍凉凄楚令人齿寒心酸。她身边没有任何亲人，而且她拒绝与人接触，百事在万不得已时决不求人。她老年时，孤身一人，在洛杉矶从一个汽车旅馆搬到另一个汽车旅馆，除去一张行军床，几乎没有任何家具，只有一地的纸袋子。疼爱她的朋友固然可以写文章为她遮掩说，这是张爱玲大彻大悟的表现：视身外之物都是累，但我看不是，那不过是她的无奈。张爱玲自己承认说：“我是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之外别无生存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的缺点……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不会补袜子，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服。在一个房间里住了两年，问我电铃在哪里我还茫然。我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去打针，接连三个月，仍然不认识那条路。总而言之，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因此，不难想象，张爱玲自己一个人生活，该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张爱玲甚至告诉我们说，她的母亲对她说过这样的话：“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这句话，读来让人有锥心之痛，真觉得惨目惊心。的确，张爱玲的才华，对她这样一个具体的肉身是一份要命的负担，这才华是如此充满了她，把她作为正常人的那份生活能力都排斥了，使得她不能享受一个普通人可以享受的正常生活，那种平庸然而却合人性的柴米油盐，舔犊抚雏之乐，对普通人的世界而言，她其实是一个被放逐者。
       因此我知道了，普通和平常是上帝给人的一份福气。
       可惜知道得晚了些，致使我一直是在对天才的崇拜和向往中长大，结果整个青春期充满了焦灼不安，殚思竭虑。
       上大学的时候，我居然没有谈恋爱。这在今天女学生的价值里是：没能耐。我想，我是没能耐——因为没有人喜欢我啊。不过，好像也不对。有一个男同学，我们在一个组，合用一间画室。当时素描课的作业是画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头像，石膏像很大，我们用一整张24开的铅画纸去画，可以连续画上三五个星期——非常吃功夫。我极用功，常常画到很晚，那个男同学也很用功，也画到很晚。他画得比我好很多，当时他是班里画得最好的同学之一。我很佩服他，碰到难处就向他请教，他也很乐意教我。我们一个画室里，有七八个人，用功的并不只我们两个，可是渐渐地，画室里常常只剩下我们俩。一开始还没有意识到什么，只是发现，组里的同学到了晚上就自动离开，好像是要把画室让给我们一样。而我们呢，在没有别人的时候，也觉得高兴。可是我们单独在一起也还只是画画，互相讲的也都是关于画画——两个百分之百的学生，决没有想到可以用这个独立的空间两人亲密。天地良心，我们之间连手都没有碰过。但是由于我们单独在一起画石膏像的时间多了，同学看我们两人，眼神就怪怪的。那个时候，大学生中谈恋爱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我觉得我正走在一个边缘上。他也一定觉得他也走在边缘上，但我们互相都没有突破这个边缘。只有一次，画到倦了，我问他，现在几点了?他说，两点了。我说，有那么晚了吗?他便突然凑近了我，俯身看住了我的眼睛——只隔了一尺远，说：你相不相信我?他的眼睛里全是关于钟点以外的东西。我脸热心跳，几乎要招架不住，赶紧垂下了眼睛，说，两点就两点吧，我信。他见我不肯从钟点跳出去，也就收住。这便是我们唯一的一次险些达到亲密的举动了。那天
       我从画室回到宿舍，在楼道里看到一个夜起的同学，我一吓，浑身的汗毛根根直竖，仿佛把身上穿的衣服都顶了起来。事后我奇怪，我为什么会被吓成那样呢?
       那时候，系里的老师，尤其是政治辅导员，对我们这群青年男女虎视眈眈的。我们上一届的学生里，有一对谈起了恋爱，系里先对他们提醒警告，无效，后来在全系大会上批评。可是那一对，尤其是那个女同学，非常勇敢，从暗中进行干脆变成公开亮相，批评大会结束后，她就走过去招呼她的男友：XX，走，我们看电影去。把系头气得鼻塌嘴歪。后来毕业分配的时候，没少让他们吃苦。
       但我不是这样的好汉，他也不是，况且，我们只在边缘上。于是，我们都从这边缘往后退了一步。系里的批评大会，一棒没有打散那一对鸳鸯，却不料打散了我们这对“准鸳鸯”。
       没谈成恋爱倒没关系，只是当时的我何以活得这等战战兢兢的，叫我现在哪个眼睛看得上，没有人爱，那是活该。
       我的研究生是在北京念的，那时的北京比现在安静多了，没有遍地隆隆作响的工地、开发区以及满街的“面的”。有一辆自行车，就东南西北到处可以去了——我喜欢那时候的北京。我们住在王府里，潜心研究艺术，所以看电影，看戏，看画展，听音乐会被我们视为正业。在这样的“正业”之外，我再添一个副业——谈恋爱，所以天天穷忙，几乎把功课荒废了。但仗了自己在大学里打下的那点基础，在导师跟前尚周旋得过。这么混过两年，到最后交卷的时候，导师对我说，你的基础一向是好的，这我知道，但这次论文，若要评一等，却轮不到你了，XX比你下的工夫要多，这个一等应该给她。我说当然。说的时候，一脸平静——那时候，到底已经长大，掩饰自己内心的技巧已经具备。等回家过年，我却灰了脸，一个人半死不活的，好像刚病过一场，弄得家人摸不着头脑。看看也不是和男朋友闹翻了，也不是没有通过论文，只不知道毛病出在哪里。问我，偏不肯说，因为连我自己都暗中惭愧了：我的心态和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一样，这么多年的饭竟白吃了。
       我想，当时除了心眼小，还贪，以为自己有能耐，要鱼和熊掌兼得，不得，心中于是黯然。
       那时候，真的是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自己是几斤，几两。进京读书，虽然面临的是一个“群贤毕至”的局面，但各人的知识结构不同，又尤其当时在国内治西方艺术史的人寥若晨星，山中无虎。在不多的几个人中稍知一二，以为自己果然是个好的，前途当不可限量。于是四下里去访名人，谈理想。有一次去拜访李泽厚的一位高足，那位高足当时虽然还是在读的研究生，却已经出了好几本书，正好是我们这类年轻学子到李泽厚那样的问鼎之人之间的过渡。有他的存在，辉煌便不是悬在云端里的位置了。及至见到那位学术新秀，他说的倒不多，我自己却口若悬河，对他大谈如何要重新构写世界艺术史的设想——要打破国界，按照人种的审美心理结构来统筹考虑云云。其实，什么是“审美心理结构”直到今天我都不能清楚说出一二，但当时我就敢拿它四处“妖言惑众”——那时候我们这起人兴这种玩法。最讲究用新名词把自己一直武装到牙齿。那位新秀听我说话时，头转过来，转过去，一会儿往我的茶杯里添水，一会儿摸摸自己桌子上的书。出来之后，我心里对他大不满意，看得出他不把我的构想放在眼里。那时我二十六七岁，他大概有三十八九岁罢。如今我也到了他当时的年龄，忆及此事，幡然悟道：他肯自始至终听我扯完那“宏篇巨制”的构想，实在已经是极好的涵养和耐心。换了现在，若有二十来岁的人到我跟前来扯这种淡话，只怕要吃我打出去也未可知。
       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已经是而立之年了。三十年的岁月毕竟对我作了些改变——我学会了做坏学生。这一点至今让我得意，过去，哪里敢呢。不过，先要承认，美国学校的实证主义的训练，是给了我好影响的。它对我这个学文科的人，在说话、立论的严谨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观。刚从国内出来，我一身的坏习气：说话空洞，浮夸，用大字眼，下不着边际的定义。在美国做第一篇论文的时候，教授让我们学生各自选一张画做分析，要求我们写清楚画有多大，画上有什么，是怎么画的，诸如此类，完全是直观的，浅显的，就事论事的。我一看就高兴了，想，这算什么，看我来一手深刻的，把美国学生“盖”一下，出出风头。我打算从画的美学性格入手，然后挖掘它的历史意义，现实价值，藉此好好展示一下自己的理论水平!于是熬夜读了许多书，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交上去便静候着教授夸奖。过了一星期，教授把那篇心血之作丢给我，上面批了两个字：重写!下面加了一行注——我不要看这些虚夸浮词，老老实实地写自己眼睛看见的东西。美国教授的这一下，给了我当头一棒——我一辈子感激不尽的一棒。在这样的训练下，我渐渐学得了对空洞浮泛之词的深恶痛绝。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国内过去的文章 ，几乎不忍卒读，上面全是拗口的新词，把一件事说得花里胡哨，云罩雾障的。那种文章，对读者极不负责，极无文德。美国教授教会了我把文章里的水分挤掉，废话丢掉。真正是功德无量。
       但与此同时，我平生第一次对学校感到讨厌了，这在我是前所未有的。我做了这么半辈子的学生，而且很进入角色，知道怎么能做成一个好学生。到了美国我却开始感到受不住了。功课紧，英文差固然是一个因素，但并非是不能克服的因素。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说：给人二十年时间，傻瓜也能做博士。我同意他。我的受不住很大程度可能是被西方现代艺术中的达达精神熏染的——我天天和这些叛逆的异类打交道，能不被带坏吗?那些西方现代艺术家的能耐是常常走到事情的反面，把非价值作为价值来肯定，这种看事情的角度让我耳目一新。因此我跟他们学会不“乖”了。我一边坐在课堂里听教授讲文艺复兴，见他分析一张大师级的作品时得意洋洋宣称道，他数出了地上的瓷砖有几块，一边就在心内惑道：我能指望这个埋头数画上瓷砖的人领我看透艺术吗?于是我开始对自己的生活情形不安起来：每天读书十几个小时，绞尽脑汁做那种只给教授一个人看的文章，那种文章是从这本书抄到那本书的“杂拌儿”，但教授要看的就是这种杂拌儿，你引的书越多，说明你越有能耐——渊博!在这种价值的推动下，事情变得滑稽起来，我们研究艺术史，却已经轮不到去研究作品本身，你必须去研究所有对这张作品的研究，小心绕过别人已经说过了的话，哪怕别人说的是对的，你也要绕过去，不能重复，重复是你没能耐。你必须拼命设法跟别人说得不一样，这被定义为创造力。结果，前人的研究成了我们通向作品的路障，我们的研究又成为后人的路障。通过这样层层设卡，我们因此获得了比较各自能力的机会。这是一种极累人的游戏，而且，在这个游戏里，我们已经忘记了研究的初衷——艺术，以及与此相关的生命、灵性，自由和美。
       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非常偶然，那是某一天我在系图书馆的书架上找书，每一位教授都为自己正在开的课设一个书架——指定学生读一架子的书。教授有时会顺手在架子上放一些属于私人的物件。我在一个年轻女教授的书架上看到一本给孩子看的书——她有个两三岁的孩子，那是她偶然放上去的。那本在成千累万色泽高古庄严的典籍中五颜六色俏皮活泼的孩子的书，让我的心突然抽搐了一下，有一种感觉升了起来：那种书和我们读的书是属于两个世界的，那种书里是满满的颜色，趣味和生命的欢娱。但我们的书不是，我们的书里没有一点鲜活的生命。这种书我不仅必须读，而且要学会去生产制作，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我被领出那个充满色彩，趣味和生命欢娱的世界有多远了?
       在这个疑问的支配下，我开始松懈了下来，我对争取好成绩失去了热情，我让自己渐行渐远，结果，一个学期末系主任找到我，说，你的成绩怎么掉下来了，鉴于这个情况，我们下学期博士候选人的奖学金不能给你了，除非你能在这个假期里好好干，向你的任课教授证明你是合格的。不必“除非”了，我走出系图书馆那栋没有窗子，充满陈年纸张气味的现代建筑，发现外面的天蓝得让人心醉。
       此后，我便镇日坐在家中，一杯茶，两只水果，悠然读书——读自己喜欢的书，对自己对生活都感到满足而且满意，这在我做好学生的时候是从来没有体验过的。这时我不仅完全长大了，而且已经不再年轻了。
       王瑞芸，学者，现居美国。著有艺术评论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