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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艾伦得意地对我说：“看，我这件西服五块钱，皮鞋三块，衬衣两块，领带一块，都是二手货，只有我的诗是一手的。”
       提起艾伦.金斯堡，在美国几乎家喻户晓。这位美国的“垮掉一代”之父，自五十年代因朗诵他的长诗《嚎叫》一举成名，成为反主流文化的英雄。他在六十到七十年代席卷美国的反越战抗议浪潮和左翼造反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他，这半个世纪的美国历史就会像一本缺页的书，难以卒读。
       我和艾伦是1983年认识的，当时他随美国作家代表团第一次到中国访问。在我的英译者杜博妮的安排下，我们在他下榻的旅馆见面，在场的还有他的亲密战友盖瑞.施耐德(Gary Snyder)。我对那次见面的印象并不太好：他们对中国的当代诗歌所知甚少，让他们感兴趣的似乎是我的政见色彩。
       再次见到艾伦是五年以后，我到纽约参加由他组织的中国诗歌节。刚到艾伦就请我和我妻子邵飞在一家日本餐馆吃晚饭。作陪的一位中国朋友用中文对我说：“宰他丫的，这个犹太小气鬼。”我不知他和艾伦有什么过节。对我，艾伦彬彬有礼，慷慨付帐，并送给我一条二手的领带作纪念。但在席间他明显地忽视了邵飞。都知道他是个同性恋，谁也没在意。赞助那次诗歌节的是纽约的袜子大王——一个肥胖而傲慢的老女人，动作迟缓，但挺有派头。据说艾伦的很多活动经费都是她从袜子里变出来的。艾伦总是亦步亦趋、点头哈腰地跟在老太太身后，像个贴身仆人，不时朝我挤挤眼。我真没想到，这家伙竟有这般能屈能伸的本事。
       此后见面机会多了，开始熟络起来。1990年夏天，我们在汉城举办的世界诗歌大会上相遇。艾伦衣冠楚楚(虽然都是二手货)，跟那些韩国的官员们谈释放政治犯，谈人权。让组织者既头疼又没辙：他太有名了。在官方的宴会上，大小官员都慕名而来，跟他合影留念。艾伦总是拉上我，躲都躲不开。有一回，一个地位显赫的官员，突然发现我正和他们分享荣耀，马上把我推开。我从来没见过艾伦发这么大的脾气，他对着那个官员跳着脚大骂：“你这个狗娘养的!你他妈知道吗?这是我的好朋友!中国诗人!”官员只好赔理道歉，硬拉着我一起照相，让我哭笑不得。再碰上这样的场合，我尽量躲他远点儿。
       我问艾伦为什么总是打领带。他的理由很简单：其一，他得和那些政客们谈人权，再者呢，他狡猾地一笑，说：“不打领带，我男朋友的父母就会不喜欢我。”
       在汉城，会开得无聊，我们常出去闲逛。他拿着微型照相机，像个间谍到处偷拍。一会儿对着路人的脚步，一会儿对着树梢的乌鸦，一会儿对着小贩做广告的黏满蟑螂的胶纸。走累了，我们在路边的草地上歇脚，他教我打坐。他信喇嘛教，最大的愿望是有一天能去西藏。饿了，钻进一家小饭馆，我们随意点些可口的小吃。渴了，想喝杯茶，却怎么也说不清楚。我干脆用食指在案板上写下来，有不少朝鲜人懂汉字。老板似乎明白了，连忙去打电话。我们慌忙拦住：喝茶干嘛找电话?莫非误以为我们要找妓女?但实在太渴了，我们又去比划，作饮茶状。老板又拿起电话，吓得我们撒腿就跑。
       晚上，我们来到汉城市中心的夜总会。这里的陪舞女郎缠着艾伦不放。没待上十分钟，他死活拉着我出来，说：“我应该告诉她们，我是个同性恋。”我们迎面碰上一群美国留学生。他们一眼认出了艾伦：“嗨!你是金斯堡?”“我是，”艾伦马上问，“这附近有没有同性恋俱乐部?”众人大笑。其中一个小伙子为他指路。但我声明绝不进去，艾伦在门外转了一圈，只好作罢。
       艾伦很念旧。在纽约他那狭小的公寓里，他给我放当年和《在路上》的作者克卢雅克(Kerouac)一起喝酒聊天的录音，脸上露出悲哀。他讲起克卢雅克，讲起友谊、争吵和死亡。他叹息道：“我那么多朋友都死了，死于酗酒、吸毒。”我告诉他，我们青年时代为《在路上》着魔，甚至有人能大段大段地背诵，让我感动的是，他和死者和平共处，似乎继续着多年前的交谈。我甚至可以想象，他独坐家中，反复听着录音带，看暮色爬进窗户。
       前车之鉴，艾伦不吸烟不喝酒，除了偶尔有个把男朋友，他过着近乎清教徒的生活。但他是个真正的工作狂。他最忙的时候雇了三个半秘书。他们忙得四脚朝天，给艾伦安排活动。艾伦反过来对我说：“我得拼命干，要不然谁来养活他们?”这纯粹是资本家的逻辑。艾伦告诉我，他是布鲁克林学院的终身教授，薪水不错，占他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另外版税和朗诵费占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来自他的摄影作品。和他混得最久的秘书鲍勃跟我抱怨：“我是艾伦的脑子。他满世界应承，自己什么也记不住。最后都得我来收拾。”
       从艾伦朗诵中，仍能看到他年轻时骄傲和野蛮的力量。他的诗是为了朗诵的，不是为了看的。有一次在新泽西的诗歌节上，艾伦和我一起朗诵。他读我的诗的英文翻译。他事先圈圈点点，改动词序。上了台，他就像疯狂的火车头吼叫着，向疯狂的听众奔去，把我孤单地抛在那里。以后我再也不敢请他帮我读诗了。
       去年他过了七十岁生日。他身体不好，有心脏病、糖尿病。医生劝他不要出门旅行。最近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常梦见那些死去的朋友，他们和他谈论死亡。他老了。我想起他的长诗《嚎叫》里的头一句：“我看见这一代精英被疯狂毁掉……”
       二
       下午有人来电话，告诉我艾伦今天凌晨去世。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脑子一片空白。傍晚我给盖瑞.施耐德打了个电话。盖瑞的声音很平静。他告诉我最后几天艾伦在医院的情况。医生查出他得了肝癌，还有三五个月可活。艾伦最后在电话里对他说：“伙计，这意味着再见了。”
       我记得曾问过艾伦，他是否相信转世。他的回答含混，几乎是否定的。他信喇嘛教是受盖瑞的影响，东方宗教使他那狂暴的灵魂安静下来，像拆除了引信的炸弹。他家里挂着西藏喇嘛教的唐卡，有高师指点，每年都到密西根来参加禅习班。他和盖瑞不一样，信仰似乎不是通过内省获得的，而是外来的，带有某种强制性的。他的禅习班离我当时的住处不算远，他常从那儿打电话，约我过去玩，或溜出来看我。我叫他“野和尚”。
       在安那堡(Ann Arbor)有个喇嘛庙，住持是达赖喇嘛的表弟，艾伦的师傅。在喇嘛教里他是个自由派，比如重享乐，主张性开放，受到众多喇嘛的攻击。我想他的异端邪说很对艾伦的胃口。艾伦请我去听他讲道。这是我有生头一回。说是庙，其实只是普通的房间布置成的经堂，陈设简朴，地板上散放着一些垫子。艾伦是贵客，我又是艾伦的客人，于是我们被让到显要的位置，席地而坐。听众四五十，多是白人，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住持方头大耳，一脸福相。他先介绍了艾伦和我，然后开始讲道。那是一种东方的智慧，讲的都是为人之道，浅显易懂，毫不枯燥。艾伦正襟危坐，双目半闭。
       东方宗教有一种宽厚的力量，息事宁人。再说对像艾伦这样西方的造反者来说，只能借助基督教以外的精神力量才能向其传统挑战。而艾伦在东方又恰恰选择了一种边缘化的喇嘛教，把自己和一块粗犷而神秘，充满再生能力的土地与文化结合起来。
       艾伦的眼睛里有一种真正的疯狂。他眼球突起，且不在同一水平上。他用一只眼看你，用另一只眼想心事。他送我一本他的摄影集。在这些黑白照片里，你可以感到他两只眼睛的双重曝光。其中多是“垮掉一代”的伙伴们，大家勾肩搭背，神情涣散，即使笑也显得很疲倦。在艾伦试图固定那一瞬间的同时，焦点显得游移不定，像他另一只想心事的眼睛。声音沉寂，色彩褪尽，他让人体验到消失的力量，一种真正的悲哀。有一张是艾伦自拍的照片。他赤裸地盘腿坐着，面对浴室的镜子，相机搁在两腿中间。他秃顶两边的浓发翘起，目光如炬。这张照片摄于二十多年前。他想借此看清自己吗?或看清自己的消失?
       艾伦是我的摄影老师。1990年在汉城，他见我用傻瓜相机拍照，就嘲笑说：“傻瓜相机把人变成了傻瓜。”他建议我买一个他那样的手动的Olympus微型相机。他告诉我，这种相机轻便小巧，便于抓拍，而且一切都可以控制，你能获得你想获得的效果。但现在已不生产了，只能买到二手货。他警告说，千万不要用闪光灯，那会破坏空间感，把景物压成平面。最好用高感光度的胶片解决曝光不足的问题。第二年春天在纽约重逢，我真买到了一个那样的相机。艾伦问我在哪儿买的。这位二手货专家在手里把玩着，对新旧程度和价钱表示满意。接着他教我怎样利用光线，以及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如何夹紧双臂，屏住呼吸，就这样——卡达卡达，他给我拍了两张。
       艾伦总是照顾那些穷困潦倒的“垮掉一代”的伙计们。据说他多年来一直接济诗人科尔索(Gregory Corso)，买他的画，给他生活费。我在艾伦的公寓里见过科尔索。他到来之前，艾伦指着墙上几幅科尔索的画，一脸骄傲。科尔索很健硕，衣着随便，像纽约街头的建筑工人。我们坐在方桌前喝茶。艾伦找来我的诗集，科尔索突然请我读一首我的诗，这在诗人之间是个奇怪的要求。我挑了首短诗，读了，科尔索咕噜了几句，好像是赞叹。艾伦坐在我们之间，不吭声，像个证人。然后他请我们去一家意大利餐馆吃午饭。路上科尔索跟艾伦要钱买烟，艾伦父亲般半信半疑，跟着他一起去烟摊，似乎怕他买的不是香烟，而是毒品。
       艾伦极推崇科尔索的诗歌才能，建议我把它们翻成中文。他专门带我到书店，买了本科尔索的诗选《思想场》(Mindfield)送给我，并把他认为重要的作品一一标出。我与朋友合作译了几首，发表在杂志上。艾伦很兴奋，让我马上寄一本，由他转给科尔索。
       走在街上，艾伦常常会被认出来，有人就近在书店买本诗集，请他签名。他只要有时间，会几笔勾出有星星和蛇神陪衬的佛像，佛爷还会发出哈的一声，不知是祈祷，还是愤怒。艾伦对我说：“我签得太多了。有一天我死了，每个签名也就值两块钱吧?”两年前，艾伦以一百万美元的高价，把他全部手稿和来往信件卖给了斯坦福大学图书馆，成了一大新闻。艾伦告诉我，如果把他的每张纸片都算上，平均最多才值一块钱。再说这笔钱缴税后只剩六十万，他打算在附近买个大点儿的单元，把他的继母接过来。
       艾伦曾在安那堡搞过一次捐款朗诵会，四千张票一抢而空。这件事让我鼓起勇气跟艾伦商量，作为我们的顾问，他能不能也为我们一直入不敷出的杂志帮个忙。艾伦痛快地答应了，并建议除了施耐德，应再加上佛林盖第(Lawrence Ferlinghetti)和迈可勒(Michael McClure)。朗诵会订于去年十月初，那时“垮掉一代”的干将云集旧金山，举办四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没想到艾伦病了，没有医生的许可不能出门。盖瑞转达了艾伦的歉意，并告诉我，医生认为他的病情非常严重，随时都会死去。
       说来我和艾伦南辕北辙，性格相反，诗歌上志趣也不同。他有一次告诉我，他看不懂我这些年的诗。我也如此，除了他早年的诗外，我不知他在写什么。但这似乎并不妨碍我们的友谊。让我佩服的是他对权力从不妥协和戏谑的态度，而后者恰恰缓和了前者的疲劳感。他给我看过刚刚解密的五十年前联邦调查局对他的监视报告。我想这五十年来，无论谁执政，权力中心都从没有把他从敌人的名单中抹掉。他就像个过河的卒子，单枪匹马地和严阵以待的王作战，这残局持续了五十年，而对峙本身就是胜利。
       此刻，我端着杯酒，在纽约林肯中心的大厅游荡。我来参加美国笔会成立七十五周年的捐款晚宴。在客人名单上有艾伦，但他九天前死了。我感到那么孤独，不认识什么人，也不想认识什么人。我在人群中寻找艾伦。
       单线联络
       于泳是假名。这样免得美国移民局或中国某派出所某一天找他麻烦。其实，我没见过他，对他几乎一无所知，熟悉的只是他的东北口音。
       去年秋天，邵飞突然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我叫于泳，你可能没听说过我。我爹和你妈是小学同学，这样我得到了你们的电话。”接着他零乱地讲了自己的故事。他在家乡做过期货，到外地倒过盘条，发了点儿小财。去年到加拿大谈生意，未果，于是潜伏下来，从长计议，为了有一天打开海外的市场。没想到加拿大经济不景气，只出不进，手头越来越紧。有人劝他，美国好挣钱。“他妈的美国，比加拿大强不到哪儿去。”他说着说着来了气。邵飞问他现在何处。“旧金山。我的加拿大签证过期了。边境上不是没什么人管吗?”最后他才说明意图，希望能到我们这儿来，想想办法，给他找份工作。“要说干啥都行，我能将就。”邵飞要他留个电话号码。“我没电话，现在我在街上用的是电话卡。”看来还只能单线联络。
       我们刚有一段不愉快的经历，实在没勇气再接待一个八竿子够不着的陌生人，尤其是商界混过，更让人敬畏。于泳却以他特有的方式固执地进入我们的生活。他作为单线联络的上级，并不常来电话，每次想必都是他生活中的转折时刻。有人说纽约好挣钱，他到了纽约。“这儿也不咋样，”他对纽约做了如下评论，“汽车挤满街，楼房黑黝黝，空气污染邪乎。黑人太多，危险。工作可不好找，没工卡，老板理都不理。”他传送的情报越来越简短，看来形势变得很严峻。
       今年四月，他突然提出借钱。“这美国是待不住了，”他结巴起来，“我、我想回加拿大，能、能不能借我点儿路费?”邵飞找我商量。可正赶上我们手头拮据，预购了夏天出门的飞机票，还清信用卡帐单和每月的房屋贷款，帐户所剩无几。我知道，一个人开口借钱必是万不得已，再跟邵飞商量。但我们的上级已消失在茫茫人海中。他此刻在旧金山街头游荡，迎着海湾的落日，郁郁寡欢，兜里揣着和世界最后的联系——一张电话卡。
       三周后，我们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先是英文机器的声音：“这是对方付款电话，如果你愿意接的话，请按三，否则……”其中突然夹杂着于泳绝望的叫喊：“邵飞，请快按三，我有急事!”按了三，他像个溺水者终于浮出水面。“我进大狱七天了。这里的日子太苦了，三十人挤在一屋，伙食又差。他们今天才还给我电话本。”他在一家中国餐馆刷碗时，遭到移民局官员的突然袭击。老板被重罚；他锒铛入狱，关在西雅图，紧靠加拿大边境。“我在美国只认识你们。借我四千美元的赎金，我一定还。”从几百美元的路费升到四千美元的赎金，我们到哪儿去找?“那、那，赶快给我父亲打电话，让我弟弟汇给你们，你们再用现金支票寄给我，务必在本月二十九号以前，那天法院开庭，我缴了赎金就可以出来了。”接着他提起在温哥华有哥儿们，可以帮邵飞办画展。这话说得实在不是时候。再问他的电话号码，他说牢房有台既没拨盘也没号码的电话，只能打对方付款，看来联络方式不变。
       此刻我在东京的成田国际机场转机回美国，在顶楼的快餐厅要了碗日本牛肉面。旁边是两位台湾小姐，正在讨论美元和日元的汇率，计算在免税店给老爸买XO法国白兰地。另一边是看来久居美国的华人夫妇，正在训两个小不点儿。“说实话，是谁推的桌子?”妈妈厉声问。父亲捅捅她，“用英文。”妈妈用英文重复：“是谁推的桌子?”我们的目的地都是美国。移民是否合法，取决于时间、亲友、金钱，还有机遇和对法律解释等多种因素。美国除了印地安人都是移民，只不过有个先来后到的问题。说到天赋人权，其实每个人都有权选择他在地球上居住的地方，即迁徙自由。于泳却为了追求这自由而锒铛入狱。
       从于泳发出呼救信号到开庭只有一星期，邵飞连夜打电话给他父亲，不通。只好通过我岳母转告。第二天一早，老父亲终于来了电话，一口苍凉的东北腔。除了担忧和感激之外，他保证，于泳绝无政治问题。老头真糊涂啊，那是中国的标准，没政治问题可以入党提干，可美国的标准是，有政治问题他儿子就可以留下。这个经历太多政治惊吓的老父亲怎么也转不过这个弯来。
       四千五百美元终于从东北汇出，但路上要好几天。于泳几乎每天来电话，这种对方付款电话非常贵，据说是普通电话费的五倍。但总得让溺水者上来透透气吧。正赶上邵飞动身去马来西亚办画展，这营救的重担就落在我肩上。
       五月二十八日，也就是开庭的头天下午，我在提款机取钱时发现那汇款到了。立即赶到银行买下一张现金支票，再冲到邮局，用快递寄出。邮局的人保证第二天中午以前可以收到。柜台后的亚裔小伙子，扫了一眼这只有信箱和宿舍号的地址，疑惑地抬头问：“你肯定他能签名吗?否则快递会退回。”他们见多识广。于是我签名，作了收信人不必签名的选择。回家于泳又浮出水面，我告诉他这个好消息。
       第二天下午，他来电话沮丧地说，支票还没收到。同牢房的中国人走了，他不会英文，跟狱卒扯不清。急中生智，他让我等一下，他试着去找个狱卒来接电话。过了好久，一个浓重的俄国口音出现在电话线另一端。我直纳闷，这美国监狱莫非被俄国人接管了?我向他保证，支票肯定到了，请他马上去查查，快点儿释放于泳。他告诉我，他无法照办。我火了，你们到底谁管?再换回于泳，他解释说，没找到狱卒，只好请同牢的俄国人来听电话。这都哪儿和哪儿?我从俄国人那儿得知，赎金不是四千，而是两千五。“嘿，太棒了，现在有钱比啥都强。”他兴奋极了，转而问我：“你刚才看了NBA的决赛了吗?人家芝加哥公牛队还是厉害……”
       这张支票一个星期后才落到于泳手里。我不能去告邮局，他们递进去的是另一个世界，更不能告监狱，因为我根本不认识于泳，那样会作为蛇头的嫌疑折进去，正好和他掉换位置。这期间，于泳经常向我传达他的焦虑和愤怒，我在表示同情之余，也为这个月的电话帐单担忧。
       又过了十天，于泳终于获得了自由。他在西雅图的唐人街用电话卡给我打电话。兜里揣着两千美元，说话有了底气。“咱哥儿俩有缘分，将来得好好在一起唠唠。”我问起他今后的打算，他说开庭推到两天以后，办政治避难至少先合法地留下。以后呢?不行再回加拿大。“签证过期没关系，”他的口气中有股久经沙场的味道：“边境上不是没什么人管吗?”
       北岛，诗人，现居美国。主要著作有《北岛诗选》、《蓝房子》、《零度以上的风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