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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活得若是浑如虫蚁，有时人便忍不住想反抗。然而反抗不成——那么人就干脆想恶作剧。
       以下的这个小小记事，无甚剧情，更不算恶，尤其是不好解释。若必须起码注释的话，你不妨把它设想是发生在“四人帮”的时代。那时，两个学校八个样板，连在火车上读《牛虻》都被解放军没收。密告盛行，人心惶惶。
       我必须去看一个农民。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是朋友。不是亲戚，只是朋友，可是共过患难，情义深重。
       当其时也，生逢乱世，这么一种关系，可不易说清。公路卡子上，火车查票时，军警盘问得细而又细。千里看农民?别扯啦，这是一个神经病型的“阶级斗争新动向”。
       更要命的是，警察还没有查票呢，我先觉得，如此自己一定会被人视为“阶级斗争新动向”。我自己先警觉，先紧张，如同卡夫卡，进入了四周都是军警宪特，我独自被围追堵截，被逮捕被拷打被法办(西海固民间词汇：法办即枪毙也)的幻觉。唉，连作家都不信天赋人权，还感叹什么民主遥远。
       多年来我努力改造自己。我常暗自开导自己说：要学学那些闯了祸就跑，而且倒下头就睡的，西海固山里的强悍刁顽之民。那些家伙才是真实社会这个亲妈生养的，他们对世界本能地反应和判断。一个对底层世界精通的哲人归纳过这种心理素质：“没事不惹事，出事不怕事。”
       从新年伊始，我就盘算：在不惹事和不怕事之间，我要办一件事。
       2
       人的思想，原来起源于环境。
       无论干什么，先要离了这窒息的北京。先上路再说，走出去一步是一步。果然，踏入黄土高原以后，我的心思突然质变了。
       突然间，要为见上这一面不顾一切。心里念叨着，他妈的若不见这一面愧对此世。这样，心底的一丝，逐次勃起坚硬。盼重逢、求一面的念头渐渐膨胀，很快变成半疯狂的和冷峻的决定，最后决心已是九牛难拉。
       那时人宛如“内视”，我注视着剖开般的自己，不禁惊奇这危险的本性。车外，窗外，路的两侧以外，是大西北的无限浑浊。
       我如猎人，绕着陕甘宁青，慢慢打量，目光斜瞟着那一片穷山恶水。意念在东，我先西行。
       我在冬季的吐鲁番盆地消磨日子。那个冬季，还打破了我对中亚的一个小常识：吐鲁番终年不雪。那个冬季，天竟也动情，居然我目击了吐鲁番的降雪。虽然雪下得不太大，但已是空气凛冽。古代史和传说的“火州”印象，随着雪花，纷纷散落。
       家家都拿出剩下的储存葡萄——它痛苦地抽搐着，不愿变成葡萄干。
       我轻轻地咬一口，甜得不禁皱了眉头。
       在吐鲁番，人自然就嗅多了自由的中亚气息。两耳充斥着维吾尔、哈萨克和蒙古人的歌声，我更不能接受强加于我的现实：压制人的情义、压制作家与人民结合的现实。
       我动员了一个又一个朋友。为我送信的，早早已经出发。帮我接待的，已经去安炉子拉煤炭。新疆的冬雪美丽而清凉，件件安排着，我觉得自己的头脑从没有这么灵敏。
       决心打磨得久了，此行已不全是为了见他，那个农民。没有几天就要进入人民的世纪了，哪怕你特务横行，反正我们用信仰、人生、情感垒筑起来的一切，不能就这么被破坏。我们要报复，要给这荒唐的年代一个不驯的信号。我盯着隆冬的铁色戈壁，一个周密的计划已经实行了。
       3
       如果再换回今天的语言，时机到了。于是我突然一跃，把身子置于——姑且称它西秦州吧。这座城池是西北重镇，城中同样有我的堡垒户。离开吐鲁番以后，它是我的第一个营地。
       中国人随意涂抹地名。地名也像鲁迅先生讲的路，也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叫的人多了，也就有了地名。
       百姓如同达尔文说的，弱肉强食命如草芥。他们从不受法律保护，也从不懂法制。军队来镇压百姓，头一天，找个有水井的地方打个营盘，老百姓就在暗处数着：头营。几日后，军队开到了下一处地方扎营，百姓正悄悄地山坡上偷看呢，数道：二营。若是听说官长姓王，就喊它王营；若风传官长一把山羊胡子，就命名曰：胡子营。不信你去查地图：一部中国古今地图集，差不多就是显示了这么个地名逻辑。
       我也随这个习惯，先把西秦州，当了我的头营。
       西秦州如今商厦夹十字，四郊变闹市，若是和我扎头营的那时相比，人面貌依旧，风俗已然不同。今天是，红旗小轿车轮到了商贩坐，时时我也被一些“企业家”邀请，坐着红旗，一路烟尘，使旁观者迷惑不解地，笔直奔向黄土高原的小庄子。当然，那时心里不禁对权势衰荣的深刻感触。
       又参观，又吃饭，和各界人等交际。我发觉我例外地随和，甚至给人题字。因为，我的心像个瞄准器，打量着偌大的西北五省转圈圈。
       为了成全那次的约会，样样的联系太细致了，写来太占篇幅。总的说，需要有一块地场，再需要有人去通知。而最后，要有一个铁打的约定时间，到了那一刻，就是兄弟会的时辰。
       西秦州的一个兄弟站了出来。“大哥，既然你这么决心大，我就给你跑一趟!”他说。我注视着他，从西秦州到那农民的庄子，粗粗算，公路的距离大概有四百公里。然后还要进山，庄子不通班车。他说，“这不算啥，我用摩托把他驮出来!”
       我说：“我要绕二营，才能避开秘密警察的耳目。这一绕，前后就远出来千里的路。咱们敢约日子吗?万一谁误了……”西秦兄弟笑了，他哈哈说：“那就死等!等到开春，等到麦收呗。”
       话说到了这个地步，就不能犹豫了。我算了算，定下了一个日子。
       这一封信，字字千斤。为了表示郑重，信的末尾甚至盖了图章。我们约定：各自从自己的地方出发，不管绕过多么远的路，不管出了什么事，都要在同一天，赶到那个地方。
       4
       那个地方当然自有地名。但是它对我来说，因为在西秦州之后，我又在充当二营的一个小村住过；那么它就是三营。它的地理位置充满神秘，临近两省交界的边区。
       边区是重要的。自古百姓也好，革命也好，只有在这种地方才能获得周旋余地。现在，它如同《圣经》讲的约束之地，是念想太久的兄弟遇面的地点。对我来说还有一层含义：作为一名作家，那里是我和民众连接血肉的地方。
       离了头营后，地缘人际、还有方言和熟人，都换了一遍。
       我从西北绕到了北国，等候着日子南下。突兀地一日想，绕这么大的个圈子，要是在像日本英国那样的岛国，还真不可能呢。就连讲这么个故事，怕他们也是无法理解。其实，事隔多年以后，我才听说——那年，我滞留过的每一个营地，后来都遭到调查。我们的脚，只比特务的鼻子快了一步。
       那年我在二营，总想：不知西秦兄弟怎么样了，他是否把信送到了?就这样“住陕望陇”地，既不安，又激动，一天天数着过日子。
       那一天，我离开二营出发时，心里忐忑打鼓。
       老农民，日程表，照理说这两者是不能硬扯到一搭的。但是偌大的世间，还不是只有他才使你惦挂：你还不只是为了他，才这么甘心奔波么。当长途车晃晃悠悠，驶近了我的第三营地的时候，我忍不住一瞬盘算：万一他没有按计划赶来，我怎么办。真的等到麦秋冬至，真的等到世道改换吗?一瞬过了又自觉好笑。
       颠簸了半天，到了。
       下了车，找我的堡垒户。这户人家，就是我们订下的约会地场。顺着一条冻硬的土路，往上走。路迂回着，穿过泥屋散落的村镇，对面是一溜苍凉的淡黄土山。远远地看见一座庄户院，砖墙大门，稀疏杨树，好像就是。
       正盯着，门洞里闪出来一人，遥遥地对准了我，行着礼。
       他，就是我绕了半个中国求见一面的，那个久别的农民。
       5
       不必渲染重逢的种种，我现在不爱写长句子，也不爱写长段落。
       关于久别再见的细节，其实写出来或者不写，都是一样的。
       不错，那是一生中少有的，愉快的几天。在两省之间的边区，在我们的自造地图上的三营，我只觉得从来没有过的知足：我还在那一次特别地悟到：自己从来没有过如此地想念过人。
       人想人，是一个古老的题目。
       失之交臂，魂断蓝桥，男人和女人相爱离别，引出文章泛滥。经过了三营的约会以后，我懂得了，人之想念，并非就等于男女吸引。因为在男女那里，更多的是对孤单的恐惧。
       人想人，当然也不是人想概念。插个题外话：人想人主题的升华，是人想党。电影《党的女儿》在母亲和党两个概念之间进行了动人的互比和置换，使少年的我受到过烙印般的感染。不过，当我真的“找党”，打算加入海军前，与王愿坚同志谈及此事时，他却以为不妥。愿坚同志呵呵宽厚的声音，如今忆来是那么神秘。
       写到这里，我想，不能满纸都是小说语言，必须明说哪怕一句：人的缘分小，教门的缘分大，我们弟兄的如此交情后头，确实还有着巨大的思想背景。我和那个农民两个男子，跳跃千里，约会一时一地，也确实并非只是哥们儿关系就能解释。但是，我记得我好像在哪儿写过——哲合忍耶，它简直不是什么宗教，它是一个滚热的感情集团!
       我对这种其实并不拘泥教条，但是把二百年前的、爷爷父兄的、故乡家族的、还有自己个人的——种种情感混为一体，然后品味着它过活的人，确实喜欢极了。哪怕再挨上几顿中国智识阶级的交叉火力攻击，我还是要说，我喜欢它，我爱它。反正腾达道独木桥人各有路，我已经选择了，在这个世纪末，迎送有情有义的生活。
       6
       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也会如白胡子老者一样，回首往事，给儿孙讲古。那时他们会听不懂，尤其是不懂什么叫“四人帮时代”。
       那个时代的上下限很模糊，我也闹不清它结束在什么时候。只记得后来的事，多是乡野式的演义。老百姓没文化，动不动又把乾隆年间的旧习惯拿了出来。说是：一个拦羊的老汉正在山上睡觉呢，忽然梦见申兆林(曾记否，他们把一切赃官都叫作申兆林)跪在地上，哭着求饶呢。不出三个月，“四人帮”就完蛋啦。还说，有人亲眼看见，一道红艳的光打下来，咔咔地东山边的天炸裂开了，云云。
       不用说，等天道恢复了它庄严的运行，我们弟兄浪个亲戚，通个探望，再也不用那么头营二营，劳神地设计了。
       回忆那时，真是不顾一切只求一面。把这事给孩子们讲，他们都觉得如此小事就这么难为人，真是不可思议。什么世道，连朋友见面都盯梢!他们愤愤不平地嚷着，打了一个呵欠。
       我却觉得庆幸。在步步关卡，心上关山的年月里，总算有过这么一次。因为这，为这件事里隐喻的抗议，我暗自品味着满意。今天回忆起来，“四人帮”和特务制都是一定要灭亡的：毛主
       席不是早就说过么：反民主的潮流只是一股逆流。好在，我们至少没有那么老老实实当顺奴，像好些个体面的人物一样。我们设计了小小一场哑剧，与我们亲爱的尾巴打哑语，一幕成功。
       都过去了。
       现在，我常独自遐想，为人一世，人生中一定要有一丝什么。否则这个人就没有意思。像饭里的盐，少了它就乏了滋味。但它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我只能说，这个三营会的体验里，倒是充满着这种东西。
       1998年.斋月
       张承志，作家，现居北京。主要作品有《张承志文集》四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