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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从网上偶然读到，有位素爱发表不同见解的作者，又在批评某些未详其名的人士竟把“民间”二字当成了万应的“招牌”——“由于‘民间’具有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褒义，它有时就被人们当作了一张十分廉价的标签，随意乱贴；有时，又被人们作为一块颇为管用的盾牌，抵挡敌手的刀剑。再狂悖的言行，再愚妄的举止，再粗野的表演，再恶心的自恋，再无耻的自大，再下作的欲望，只要打着‘民间’的旗号，就具有了天然的合理性，就是值得肯定和赞美的。”
       要是套一个熟悉的句式，真可把上述批评归结为——“民间，民间，多少罪恶假你的善名而行！”我不知这种愤怒是否有的放矢，也就无由判断它是否弹无虚发，但它毕竟对我的心思有所触动：大约“民间”也像“学生运动”一样，谈不上什么“天然合理”，关键还在于我们怎么想和怎么做。
       步入九十年代以来，常见有人举出两种趋势，来总结百年来的学术发展，也顺便表明自家的心志。第一种趋势是提倡“学术自律”，比如有关“学术史研究”的讨论，以及有关“社会科学规范化”的表态，都可以归纳进这种范畴。第二种趋势则是提倡“学在民间”，其主旨在于打破话语垄断，力争宽敞的发言余地，以丰富国人的精神视野。
       上述念头，如果只当成学界的自我期许，那无疑具有简明的正确性。可若说这已是独立不倚的趋势，恐怕就太过乐观了一点。别的不说，就连这两种趋势能否总是两全，我也渐渐心存疑虑起来。一方面，若没有高度的职业分化，就难以确保种种专学的细致进展，做出的学问就往往大而化之。另一方面，依当今中国的贫瘠文化生态，真能保障把治学当成志业的资源，又到底有多少来自民间的赞助？
       于是请恕我直言，被叫得山响的所谓“民间”，在我们这种失序和扭曲的社会里，实无多少神秘和清高，无非是指某种狭窄的空间而已，甚至是指“单位所有制”之间的细小夹缝。只要身在“事业”单位的学术从业者，还能在官方的“项目”、“课题”之外，向作为“企业”的书坊刊物额外撰稿，未被完全框套进“几五规划”之中，也就差可被称作“民间学术”了。
       再者说，这种“计划外”的知识生产，由于尚且无力自我立法，在多数情况下就更倾向于尊崇权威，而不是去重估权威的合法性来源。只要你有正式的“功名”、“顶戴”，比如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政府特别津贴获得者、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之类，就不妨玩命往上罗列，甭管它们已被颁授得何等粗滥！反正越是冠冕堂皇，越是位极人臣，就越能唬住掏钱买书的小民。
       当然即便如此，也不可抹煞“民间”二字的积极功能，因为它至少还意味着“非官方”。换句话说，在当代中国的特定语境之中，学术研究一旦被冠以“民间”的定语，那总还意味着不必先去送审课题报告，再来戴着权力意志的镣铐跳舞，而这无疑更符合精神活动的内在要求。惟其如此，正像在大一统的“官本位”中也照样存在过清流一样，近年来真正具有活力和引起关注的创见，才差不多全都来自“民间”的公议，而不是批量产生和留待评奖的命题作文。
       只可惜转念一想，恐怕麻烦也同样出在这里——恰因为曾经只是“官方”的对称，只在别人的眼光中确认过自己，近来就颇出现了这样的苗头：假使有朝一日人家决意淡出，在依法治国的普遍舆论压力下，不便太过出格地拿纯粹书生议论开刀，那么这种“民间”在失去对象的同时，也很有可能不幸而丢失了自己。到那时大家才会转而发现：如果在“官”与“民”之间，经由充满阵痛的长期磨合，总还形成了某种心照不宣的规则，那么在“民”与“民”之间，反而更缺乏起码的自律与克制，更叫浑水摸鱼者有机可乘。
       其实早先那种敌忾同仇式的认同，原本就有很大的偏颇，它有可能掩盖深层的意见分歧，使精神取向太过单薄划一。而一旦把这种“冷战思维”挪作他用，思想的定势就只会更加僵化狭隘，过早地催生门户之见和意气之争，毒化研讨学理的沉着气氛，直至调动下作的归谬法来互泼脏水，暗示与己不同的观点是为“官”作伥。——真令人想起一群浮上水面的深水鱼，一觉压力稍减反倒不会生存了！
       按理说，“民间学术”本属于“求异思维”，是对以往众口一辞的迫不得已的代偿。它作为对学识事理的自发追求，本应更具有正态广域的分布，也更善于倾听包容异样的声音。何以刚有这点可怜的发言余地，就失去了对学理的虔敬之心，只图危言耸听地搞事造势？所以，不要只图发泄自己的霸气，而应好好地反躬自问一番：这种似曾相识的做派是否说明——在与对象长期共存的语境中，大批判的语式早已积成了难以自拔的习惯？
       中国的问题是如此复杂独特，以至于只要还有起码的真诚，就不大可能义无反顾地相信，只需引进哪门哪派的方程定理，就足以代入让人头痛的全部变量。尽管这种困窘的情势，毫无疑问在吁求着多元的视点，从而也在吁求着商榷与辩难，但这种辩难却决不能像江湖武林那样，既党同伐异又冤冤相报，甚至彼此怕学对方的招式，弄到后来连为啥跟人拼命都忘了。否则，我们的脑际里就总是充溢炒热的卖点，而不是冷静的要点。
       有位朋友宽解我说，这种缺乏费厄泼赖的乱局，在乍一开放的威权社会中，从来是无一例外的必经阶段，台湾东欧都有过类似的情况。我是太愿意接受这类的安慰，只把上述困境看作“成长的烦恼”了！——然则仍须为此限定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还得有起码的清醒，知道再不博弈出“民间”的规则，以此来约束和拯救自己，做学问就会变成最无聊的勾当，慢说还要替中国想清什么事情！
       刘东，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刘东自选集》、《浮世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