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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3月15日下午，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举行记者招待会，朱镕基总理面对中外记者的连番提问，镇静自若谈笑风生，妙语迭出。当英国《金融时报》的记者问他在即将进行的访美活动期间或之后，中美在有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方面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时，朱总理说：“……已经谈判了十三年了，黑头发都谈成了白头发了，该结束这个谈判了。……只要双方从大局出发，从促进国际市场的繁荣和稳定出发，大家都做一点让步，那么达成协议是有希望的。”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即暗示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会谈已经雨过天晴。
       二十多天之后，美国总统克林顿4月7日发表对外政策讲话时说：“如果中国愿意遵守全球贸易规则，而美国对它说‘不’，那将是一个无法解释的错误。”观察家们注意到，总统用了“错误”这个很重的词，显示出白宫尽管面对着国会山的反华巨浪，还是接近于做出让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政治决断。
       4月10日朱镕基总理和克林顿总统发表联合声明，声明指出，“美国坚定地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99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说将“继续进行双边谈判，以便满意地解决余留的重要问题”。
       谁都知道，美国是中国入关的唯一重要障碍，只要美国说OK，欧洲和日本都会亮绿灯，那么1999年就很可能是中国的入关之年。
       中国急还是美国更急？
       有关中国入关的谈判，前几年曾急迫而热烈，可是一直不能达成协议，原因主要是美国条件苛刻，要价太高。近年世界经济剧烈动荡，市场持续低迷，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调整了发展战略，以启动内需为主，对入关采取了谨慎而静观的态度。这下美国急了，据报道，这次有关中国入关的谈判，是美国首先摇动了橄榄枝，软化了立场，同意中国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
       美国表面上不动声色，甚至不到最后一刻不松口，其实内心却是急于要让中国入关。这是为什么？这就要从什么是美国的战略利益说起。二十多年来，美国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向世界各国推销自己的意识形态，即贸易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全球化以及其它相应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这既是美国的意识形态，也是美国的战略利益所系。有些人就是看不见问题的实质所在，目前在中国就有一种较为奇怪的声音，似乎认为全球化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这恰恰是美国所最希望听到的。事实上，全球化不是自然而然的进程，而是由垄断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积累的对抗性矛盾所推动的，是强国操纵国际事务、干涉别国内政、为垄断资本的国际积累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产物。从七十年代末起，美国政府开始把推行全球化作为其控制世界的战略武器，宣扬全球化是历史潮流，是发展中国家乃至人类的福音。但是，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却使占全球人口绝大多数的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解体，弱化了各国政府积极干预经济的权力，虽然这些国家有时也能借助市场竞争的压力和资本、技术的引进改善本土的传统经济。强者与弱者同进一个自由俱乐部，必然是强者更多地得分，必然带来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巨头操纵世界经济的问题，带来美国政府和美联储挟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联合国等机构制定并影响全球各国经济政策的问题。这在美国决策圈实际上早就是公开的秘密。1979年春天，保罗.沃克在竞选美联储主席时宣称，倘若他就任，即将采取导致“世界经济的有控制地解体”的政策，是年十月，他果然就任此职。此后，在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共同合作下，在全世界掀起了一场“保守主义革命”。他们在国内大力推行私有化，削减社会福利，打击工会力量。在国际间，则推动越来越多的政府和议会，签订一个又一个协定，颁布一个又一个法律，以消除妨碍资本和商品跨越国境流通的障碍。对发展中国家，他们大力推销依附型出口导向战略，为欧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顺利将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铺平道路。从关贸总协定的一轮轮谈判到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从固定汇率制的取消到衍生金融商品膨胀；从第三世界的民族工业纷纷瓦解到陷入严重债务危机；从发达国家工人实际收入下降到社会失业率大幅度上升，甚至连社会保障制度也因税源减少而濒临崩溃边缘；西方工业国家执政的政治家们逐渐驱动了一辆连他们自己都无法驾驭的全球化战车，难怪连美国右翼保守思想家爱德华也承认，“全球化竞争将人们投入绞肉机，破坏了社会的内聚力”，正使“马克思的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断言重新成为现实”。这个浪潮的核心动力和最大受益者是跨国公司和金融巨头。
       单元还是多元的全球化，是有重要差别的。市场和技术的全球化并不等于垄断资本所控制的全球化。如果说前者的正面效应使一系列新兴国家和地区出现，使投资活跃带来了亚洲等地六十年代以后的经济繁荣，那么后者就有相当的负面作用，其破坏力到九十年代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俄罗斯、亚洲、非洲和拉美的众多国家纷纷陷入了深重的经济金融危机，几乎被西方一些投机集团用变化多端的巧妙手腕榨干，成为“有控制地解体”过程的牺牲品，连日本也被全球化所伤。纵虎伤人者必为虎伤。1998年8月，美国著名的长期资本基金濒临破产，涉及金融衍生品交易高达12500亿美元，如果对以“长期基金”为典型的这类对冲基金进行破产清算，整个世界金融体系可能全面崩溃，而美国长达八年的所谓新经济政策也将宣告结束。因此，美联储一反常态，违背它信守的新自由主义教条，出面注资抢救，被讥讽为“美国式裙带资本主义”。
       美国长期资本基金的失败，宣告了新自由主义教条和全球化的重挫。在此前后，国际范围内已经出现了许多反对垄断型和投机型全球化的迹象。早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前后，美国主流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就站出来反对新自由主义掌门人弗里德曼，主张实施资本管制；在欧洲、日本都出现了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声音，甚至世界银行也与该组织在一系列政策问题上公开分裂；1997年日本提出成立亚洲货币基金遭到美国否决后，1998年日本藏相宫泽喜一撇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单独宣布给陷入危机的亚洲国家以300亿美元的援助；1998年8月，香港金管局干预股市，与国际金融炒家直接搏杀，击退了后者的进攻；1998年9月1日，马来西亚正式宣布实施严厉的货币管制，此举得到了日本的大力支持；1999年1月1日欧元启动，这标志着取代全球化的将是区域化。
       因此，可以说，1998年是全球化问题成堆的一年，也是美国战略利益前景不祥的一年。而这正是美国在中国入关问题上态度转变的根本原因。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伯格在最近一次谈话中承认，由于世界经济紧缩的压力，美国正面临着一场新的挑战，即缓解“因背离民主和市场经济而产生的现实恐惧”（《纽约时报》1999年2月21日）。美国希望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来为继续全球化进程打上一支强心剂。当全球化顺利进展的时候，加入世贸组织似乎是对中国有利的事情，中国也的确这样认为。因此，美国根本不担心中国会不考虑入关，相反，由于中国心情迫切，美国可以优哉游哉地捏拿中国一把，逼迫中国做出更大的让步，全面向美国开放市场。但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中国调整了发展战略，使美国开始担心中国一旦“扩大内需”就可能脱离全球化进程，并为其它国家做出表率。美国金融资本喉舌《华尔街日报》撰文警告发展中国家，不要效仿实行资本管制和扩大内需战略的“中国模式”。美国政府一方面不得不称赞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为稳定世界经济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则公开指责中国的出口退税政策是“变相的贬值”，是国家对自由市场经济原则的破坏性干预，这反映了他们的恼火与担心。在此背景下，他们才被迫在重开入关谈判问题上软化立场。用一位中国经济学家的话来说：与其说是美国想让中国入关，不如说是美国更想闯中国的“关”。
       
       入关对中国长远利益意味着什么
       海南省多年来一直在折腾“自由关税区”的问题，其他特区或沿海开放城市多年来也建议不绝，就是要求中央同意在他们那里海关后撤，让他们直接融入世界经济的自由天地。这种呼声简直到了朝野同声、官学一词的主流化程度。人们似乎都把“自由关税区”想象成一个最大的深圳沙头角，在那里可以买便宜家电、便宜衣服和烟酒，日子真是美轮美奂。但持这种态度的人很少考虑一件事：他们不光是消费者，而且是生产者，他们的企业能不能一步到位地进入国际市场竞争？其产品能不能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如果不能，家电一类消费品可能确实是免税了，便宜了，但一个个破产企业的员工拿什么来买？
       直到1999年初，朱镕基总理到海南视察，才最后熄灭了这些人浪漫天真的想象。朱总理指出全世界众多“自由关税区”并没有几个真正成为香港的事实，总算让这些人哑口无言。事实上，就在朱总理说这番话的时候，香港本身已经进入了困难时期，因为汇率变化等方面的原因，“自由的”沙头角早已冷落得门可罗雀。新闻媒体纷纷报道：1998年以来，香港的居民倒是潮水般涌过海关来中国内地大举购物，可见关税取消或关税减低并不是发展经济的唯一灵丹妙药，并不构成人民生活幸福的必要条件。
       很多中国人在对待入关问题上同样怀着种种想象。在一些官员和经济学家那里，入关等同于开放，不入关就是闭关自守；在许多老百姓看来，入关意味着大把大把的便宜商品摆上了商店的柜台，等于美国的汽车、日本的家电、德国的手机人人都可以随便来一件。即使企业界略有担忧，也被更强的紧迫感所替代，阵痛必须承受。至于入关究竟能给中国带来什么，人们只是将入关作为一种既定方针来论证，并未充分考察其中潜伏的问题。
       首先，我们应该能认识到，入关不等于开放，不入关也不等于闭关自守。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强国之路，只有符合中国富强的长远利益的事情，才是改革开放的目的，也是改革开放的手段。现在谁都懂得，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其本质是优胜劣汰甚至弱肉强食。谁都想成为市场竞争的强者，但强者毕竟是少数，这个世界流行的法则是赢家通吃。这就意味着，加入竞争有可能成为强者，也可能被人吃掉，这要看竞争力量的对比而定。然而，似乎很少有人认真考虑过中国在竞争中的位置。一旦中国敞开大门加入世界市场的竞争，这就需要我们仔细掂量中国将会面临哪些对手，它们是弱还是强？它们在采取什么战略？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入关是否会拆除我们的防御工事？我们能否在防御工事拆完之前变得像对手那么强大？中国只有这样考虑才是务实主义的态度。
       东南亚金融风暴所到之处，小龙小虎们都遭了殃。同样遭殃，受伤害的部位不同，恢复能力也不同。小龙们，其中特别是韩国和台湾，它们都具有相当的工业实力，形成了一定的自主开发能力，因此，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后，有可能重新恢复竞争力。小虎们就惨了，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国基本上都是出口加工基地，是跨国公司的生产车间，它们的竞争力完全建立在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只有当劳动力重新变得非常廉价，多年来积累的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后，才能恢复竞争力。但这必然意味着政局不稳，社会长期动荡。回顾小龙们的发展史，我们会惊奇地看到，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是在战后长期的高度贸易保护下成长起来的。迫于冷战时期的强大压力，美国需要扶植韩国和台湾，因此允许它们采取高度的关税保护措施，并且单方面向它们开放美国和西方市场，这种从政治出发给予的“吃小灶”优惠待遇，是关贸协定根本无法给予其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这就是为何关贸协定未能帮助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像韩国、台湾一样成长为“小龙”，反而在西方主宰的世界贸易分工体系中，“南北差距”正成为一条不断加深的鸿沟。我们所羡慕的韩国、台湾的发展经验，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来自关贸协定体系和出口导向战略，倒是来自1949年以后新中国给西方造成的强大压力。
       随着冷战时期的结束，韩国和台湾扮演的特殊战略角色也走到了尽头，韩国之所以受到金融风暴的猛烈袭击，恰恰是由于冷战结束后，美国不再承担单方面向其开放市场的义务，相反迫使韩国开放国内市场，降低关税，加速资本流动和金融体系的自由化，使韩国尚不够强大的工业金融力量遭到重大打击，贸易逆差不断加大，从而引发了金融动荡。亚洲地区的领头雁日本，更是在高度贸易保护下发展起来的典范。二战以后，同样是由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允许日本恢复国内重化工业的发展，利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帮助日本恢复与发展工业，同时默认日本对本国市场进行高度保护，默认日本银行无担保地向六大财团发放贷款棗即所谓裙带资本主义，默认日本产品对美国市场的倾销。这样，经过三十多年的经营，日本工业的竞争力才超过了美国。如果没有冷战的话，按照美国战后初期治理日本的构想，日本的工业能力将被限制在维持日常用品简单再生产的水平上，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设备将被拆毁，市场将被美国商品占领，让其成为美国在远东的后院。
       这些摆在眼前的例子足以说明，像中国这样一个市场经济中的弱国，一方面自然应该积极投入世界市场的竞争，充分利用国际资本的流动和技术的转让；但在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有清醒的头脑，要看到在很多方面我们还积弱甚深，还不能完全适应强国制定的游戏规则。对强者来说，拆除弱者自我保护的篱笆是最重要的；但对于弱者来说，建立自我保护的篱笆，并随着自身实力的增加，有限度地、渐进地开放篱笆，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这个道理并不难懂，也容易形成共识。可能不太容易达成共识的问题在于，中国这道自我保护的篱笆还需要坚持多久？我们是否已经到了可以拆除篱笆的时候了？如果不自行拆除篱笆，我们是否会被国际市场所拒绝？或者会被国际社会用推土机推倒？这两个问题其实也比较容易回答。事实上，旧中国曾在西方列强的强迫下开放门户，加入了西方主宰的贸易分工体系，而且有产权明晰的私有企业和证券市场。但是，中国的民族工业始终无法成长起来，只能在国际资本强占市场的夹缝中苟延残喘。解放后，尽管西方实行长期的封锁遏制政策，但新中国不畏压力自力更生，仅短短数十年就建立了自己完整的工业体系——虽然这些成就曾借助于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从而对农民造成了不公平的剥夺。改革开放二十年里，中国的关税一直比较高，也一直没有加入多边的关贸总协定，但中国的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份额却也不断增大。由此可见，即使不入关，我们也不一定不能成功地打入国际市场，也不一定被国际市场所拒绝。毕竟世界还很大，美国不亮欧洲亮。何况美国也不会和不敢把事情做绝，自断财路，让欧洲和日本独占中国市场。可以说，世界上不会有哪个国家因中国不入关而拒绝与中国做生意，虽然双边协定比多边协定麻烦一些，但是主动权操在我们自己手里。至于什么时候将篱笆拆到什么程度，这完全要看中国的国际竞争力的提高程度。国际竞争力最核心的标志是要形成像通用、丰田、西门子这样的大跨国公司，拥有高度自主开发的知识和技术产权，能在世界市场上左右局势，或能与其他大公司成鼎足之势。按此标准看，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就显得太弱小了。虽然我们每年出口量不小，但大多数却是初级产品，其中至少有一半是三资企业的出口额，而且其增长最快。但这种出口实际上是跨国公司设在中国的生产车间的出口，是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的组成部分，它无论对中国其他产业的相关发展，还是对税收、引进技术和增加贸易顺差都所补不大。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看出口数字，听任有些外国人别有用心地把我们吹得晕晕乎乎，好像中国已经具备了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实际上可以说，中国大面积完全拆除篱笆的时候还远未到来。
       从历史上看，美国从英国手心里独立出来到可以与英国一决雌雄，经历了长达近一个世纪的高关税政策，为此不惜两度与英国决战；日本从西方列强的缝隙中钻出来，经过了二战前的六七十年和二战后的四十多年，至今仍受美国打压，没有完全出头。相比之下，中国崛起之路当然还非常漫长。关贸总协定对发展中国家幼稚工业的保护是订有期限的，这就意味着发达国家给有些国家落后的民族产业判决了“死缓期”，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因此而投入一场振兴本土产业的限时赛。我们不能肯定国内的冶金、机械、电子、高科技等行业，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获得抗衡西方的竞争能力；但是我们可以肯定，为了获得维护国家主权的实力，我们无论如何也必须拥有这些重要的工业部门。竞争赢了当然更好，没有赢也必须设法自保。问题是，在美国倡导的全球化浪潮中，考虑发展中国家的有限保护条款本已不够，眼下还在不断被削减，这已经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纷纷瓦解，战略行业和银行体系迅速落入跨国公司之手，贫富差距日益加剧，许多国家还因严重失业危机引发了社会动荡。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风险和机遇交织的关键时期，在获得有限的扩大外贸利益与可能丧失维护国家主权的工业实力的选择中，我们没有理由不慎之又慎。
       入关对当前经济发展的影响
       入关是否能为我们带来看得见的近期效益？如果两年前提出这个问题的话，经贸界人士的答案是相当肯定的。当时，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强劲，出口额蒸蒸日上，特别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大幅增长，虽然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转口贸易。那时，美国甚至一再以取消最惠国待遇相威胁，要求中国减少对美国贸易顺差。如果当时入关的话，至少可以免除美国的这一威胁，使中美贸易少受些干扰。但是今天情况就有些不同了。由于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巨大冲击，中国从大局出发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客观上已经有所损失，而且从1999年第一季度的统计数据看，损失程度还将继续加大。如果中国继续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则中国对美贸易的顺差压力将会缓解，逐渐被东南亚、拉美等对美贸易顺差所代替，中美贸易磨擦将逐渐减弱。这样一来，入关对美国所谓解除最惠国待遇的威胁意义已经不大。而且，随着世界各地频繁爆发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已经陷入了较长期的低迷状态。中国今后虽然仍需要继续抓住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但也需要看到依靠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一头沉”难以为继，必须更多转向依靠国内需求。
       与此同时，入关的风险却很可能在几方面同时显现。首先是可能大大加剧国有企业的严重困难。当前国有企业的困境，并非像一般舆论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由于公有产权不明晰和机制僵化所造成的。事实上，八十年代国有企业的销售收入和利润总额均增长迅速，亏损面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上。这些企业当时虽受益于国家政策的支持和保护，却也承担了不平等的税负责任以及大量社会公益性义务，既占便宜也吃亏，情况各各不一。但从总体来说，国有企业的效益是良好的，是国家财政收入的绝对支柱。但从1993年经济一度泡沫泛滥以后，国有企业却陷入了越来越严重的困难之中，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有必要对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进行反思。
       八十年代初，由于“文革”后遗症和“洋跃进”的影响，我国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社会失业压力，经济结构存在着严重的比例失调，但是，由于正确处理了对外开放与保护民族工业的关系，国有企业加强技改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轻纺、冶金、机械、建材等行业均蓬勃发展，还培育出彩电、冰箱等一大批新兴产业，大大缓解了通货膨胀和社会失业，扭转了经济结构失调和国有企业的困难。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面，也从1981年的22%下降为1985年的9%，减亏面达到59%。当时我国对外开放中一直采取了有效的关税贸易保护措施，引进外资大多采取合资、合作的形式，政府容易监督管理数量不多的合资企业，对它们的出口率、国产化率等都有严格的要求。因此，合资企业不仅没有对民族工业造成冲击，反而通过示范效应传播了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起到了适度激励竞争和沟通国际市场的作用，保证了国有企业技改和产业投资效益。由此可见，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恰恰在于“保护与开放”的辩证结合。这个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具体实践，同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后起的美、法、德以及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进程中，长期限制外国的直接投资和进口，保护本地工业的历史经验，也有一致之处。这样，在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上，就有了一个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路线的新概括，以后又将它载入了修改后的宪法。奇怪的是，现在人们一提起这个基本路线，通常记得的只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却完全忽略了其中包括着的以下八个大字：“自力更生，艰苦创业”。
       片面宣传与解释基本路线带来的严重后果，是许多有悖于“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原则的重大决策，往往是由一些各级领导机关中的实权人物做出的。于是，人们看到，在1993年的经济过热中，由于没能全面吸收八十年代的成功经验，没有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片面地强调了市场和开放的作用，甚至把市场的盲目性弊端也美化为活力，形成了遍及全国的开发区热，加上“穷庙富方丈”之类的其它腐败原因，造成的损失远远超过了八十年代国有企业十年亏损的许多倍。在1992年到1995年的短短三年中，外资工业企业所占比重猛增了五倍之多，使中国市场受到外资和进口商品的极大冲击，国有企业陷入了越来越严重的困难之中。与1988年相比较，1996年国有企业的盈利额下降了64 %，亏损额增加了9.7倍，亏损面上升了358%，亏损率（亏损额与利润额之比）上升了12 .8倍。在内需不振的情况下，1998年又遭受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国有企业的效益进一步急剧滑坡。在这个意义上，九十年代各地盲目竞相引进外资虽有好处，但这些有限好处恰恰是以国有企业亏损扩大和职工下岗为代价的。
       开放不可能没有代价，但国有企业是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兴衰成败的大事。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银行体系中的不良贷款不仅无法消化，而且还会越积越重，成为经济运行中随时可能爆炸的隐患。还有，由于国有企业仍是城镇居民就业的主渠道，维系着数亿职工及其家属的生活来源，如果国有企业的困难进一步加重，则不仅难以消化迅速增长的新劳动人口，还会迫使更多的职工下岗待业。这必然影响人民生活水平和购买力的提高，加深内需不足和生产过剩的局面，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长期稳定。而且，国有企业到目前为止仍是国家财政的支柱（根据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的统计，国有工业企业单位产值创造的全部税金，超过了私营工业企业330%，超过了外商及港澳台资企业160%），如果任其下滑，那么国家财政的比重甚至绝对规模，都有可能因税源减少出现大幅度滑坡，政府、军队和科教人员将会失去工资保证，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也将成为无源之水，众多离退休干部和下岗职工也会失去生活来源，我们甚至会重蹈俄罗斯盲目开放市场和推行私有化，最终导致全面的财政金融危机的覆辙。更严峻的是，就在当前我国有大量的过剩设备、人力和资金的时候，我们有些人仍然把引进外资当作拉动经济增长的唯一法宝，甚至弱化环保、职工权益、市场监管方面的措施来不分良莠地引进跨国公司。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是在限制国有企业的重复建设，一方面却对外资企业的重复建设敞开大门，势必是“洋重复”挤垮“土重复”，进一步阻塞国内资源的出路。
       不仅如此，外资企业所占的比重急剧攀升，还将削弱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难以矫正经济比例失调和恢复均衡发展。实际上，我国面临的问题不是资本短缺，而是大量以实物形式存在的过剩资本（即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找不到产品的销售市场，以及相对少量的以货币形式存在的过剩资本缺乏投资出路。
       当然，受外资冲击的不仅是国有企业，改革开放中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也深受其苦。如果说，国有企业的兴衰影响城市稳定的话，乡镇企业的好坏则是关系到三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目前由于城市就业形势紧张，各单位纷纷辞退农民工，把城市的问题推向了农村，已经使农民的收入有所下降。这两股力量合在一起，农村的购买力又如何能启动？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关于在中国搞一次“凯恩斯主义的新政”，以便推动国民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的说法甚为流行。事实证明，这样的积极财政政策和大量公共投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需求，至少使建材、钢铁等行业在1997年以来产销两旺，至少为中国在当前的多项重要改革赢得了“时间差”。但必须看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凯恩斯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衰落，正是它们之间竞争加剧，贸易与资本跨越国境的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国际收支持续不平衡发展，由巨额财政赤字引起的通货膨胀迅速在国际间传播的结果。弱国经济通过赤字财政临时刺激起来的国内需求，将主要由自由进入的强国经济的过剩商品与资本来满足，而将赤字财政造成的一切弊端留给弱国的政府与人民。一旦短暂的景气即将“过气”，它们又匆匆溜之大吉。在国境线基本不设防的情况下，弱国“扩大内需”的美好愿望，到头来只能是为强国提供“扩大外需“的免费午餐，肥水流入了外人田。不是已经有学者在提出扩大内需应以发展重化加工业为主的对策时，主张应把由政府公债换来的特种发展基金首先用于向国外购买这些产业升级换代所需要的先进设备与技术，从而将投资的乘数效应拱手相让与外人吗？扩大公共投资究竟能在多大的范围内进一步拉动国内对民族工业最终消费品的有效需求，还是一个有待观测的谜。至少，1999年第一季度统计数字所显示的进口依然攀增(11.6%)，出口仍下降不止的趋势(-7.9%)，恐怕不是一个好兆头。
       近年来，亚洲、俄罗斯、拉美相继爆发金融危机，甚至有爆发全球经济金融大危机的征兆。倘若我国过于紧密地卷入西方主宰的国际经济体系而又缺乏有效的自我保护，就会大大增加遭受世界经济危机冲击的程度。亚洲金融危机已经严重冲击了中国经济，有60%的上市公司称业绩受到了严重影响，一旦爆发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其冲击力必然大于亚洲金融危机许多倍。1929年西方经济发生大萧条，当时中国工厂的资本额就下降了46%，到1934年时竟然比1928年下降了85%，其遭受萧条打击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危机发源地美国。这充分说明，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弱者在竞争形势恶化时总是最先被市场所抛弃。到了八十年代，国际上最富戏剧性的事例莫过于墨西哥加入关贸总协定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墨西哥于1986年入关以后，来自发达国家的进口额大幅度增长，出口额大幅度下降，导致了长期的贸易逆差。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前夕，墨西哥媒体追随美国媒体为之大唱赞歌，然而，三年多来的情况表明，贸易区的受益者是美国垄断资本，而受害者则是两国的工人、政府税收和社会福利。美国公司得以随意将工厂迁往墨西哥，由于其工厂多采取资本密集型技术，所能安置的工人少，因此所雇佣的墨西哥工人人数，远少于墨西哥民族企业破产所造成的失业人数。目前，墨西哥的真实失业率上升到百分之四十多。由于墨西哥深深卷入了美国主宰的全球化经济体系，直接导致了曾一度壮大的民族工业的瓦解。工业瓦解也连带了银行体系的危机，内外债一齐增加，外债还本付息的雪球越滚越大，从八十年代初的570亿美元，猛增到1996年的1800多亿美元。1995年和1998年墨西哥连续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1998年其银行坏债率上升到50%以上，被迫宣布允许外资收购本国银行的100%股权，还被迫出售战略行业以清偿外债。事实上，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宽一些，看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全部国家的话，那么不难发现，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几乎鲜有国家入关而迅速强大起来的，相反，很多国家都因入关而使国内民族工业受到沉重打压，甚至干脆关门大吉，心甘情愿地做跨国公司的生产车间，从而使失业率高涨，社会矛盾激化。这正是在西方主宰的不平等国际经济秩序下，“南北差距”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
       关键是要掌握经济发展主动权
       这样说来，是不是中国入“关”就没有什么好处？当然也不。八十年代以来，服装、家电、机械、餐饮服务等行业欣欣向荣，“长虹”、“联想”、“海尔”等一批中国名牌产业脱颖而出，这些大多是在引进外资、减让关税、放开竞争的措施下催生的。可见开放确实能引入先进的管理和技术，能有效利用境外资金。在这一过程中，“让投资商赚钱，让地方得到发展”当然是一种双赢的现实选择。这些事实也证明中国人还是有竞争潜力的，并不见得一上阵就败。恰恰相反，温室里的花朵不能经历风霜，如果国家总是当“保姆”，民族产业即便能得到保护，也将难免畸形和弱不禁风。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还是需要通过入“关”而有效利用国际资本、商品以及技术市场，同时把更多企业推到世界市场的自由竞争中，去学习，去锻炼，去成长。尤其像保险、金融、电信等长期由国家垄断和保护的行业，其经营效率和服务素质早为百姓所叹息和烦恼，不引入竞争机制包括跨国竞争，光是行政性的重鞭快打必定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然而如何引入竞争机制，如何最大限度地取自由之利而防自由之弊，却不容我们头脑发热一厢情愿。从全体中国人的福祉出发，入关不入关，什么时候入关，以何种形式入关，这都不是特别重要。重要的是，无论怎样入关，都必须以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为重。在这一点上，我们还得向美国“好好学习”。美国的政界和实业界的精英们都非常懂得美国的长远利益所在，也懂得怎样在长远利益不受损害的情况下增进眼前利益，他们始终把美国经济的主动权牢牢地操在自己手中，绝不容国家经济安全受到损害。因此，他们才会如此防范中国获得美国的尖端技术，为此甚至不惜威胁、制裁盟国，放弃大笔的出口收入。他们决不会为休斯公司或者通用公司的利润而修改他们自我保护的“301”超级条款。
       当今世界，全球经济的相互联系的确越来越密切，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就可以放弃自己的独立性。东南亚金融危机充分说明，越是联系密切，就越应该注意保持经济发展的独立性和主动性。如果我们在1997年以前就已经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的话，即使我们的外汇储备再多一些，也很难敌得过国际金融炒家的联手袭击，难免不落入金融危机的陷阱。实际上，旧中国融入西方主宰的国际经济体系一百年的历史表明，不能掌握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主权，常常是不但没受国际经济交往之利，反而受国际联系紧密之害。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利用西方列强无暇顾及的喘息之机，民族私有工业曾一度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是，两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各国的跨国公司又卷土重来，加强对中国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民族私有工业顿时陷入严重萧条之中；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垄断资本又图谋独占中国市场，向中国倾销大量过剩商品和军火，1946年中国沿海22个城市中，有60%左右的民族私有企业停业破产。这充分说明，利用国际贸易投资的机会固然重要，但是，独立自主发展民族经济的主权更为珍贵。
       在1992年以来我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热潮中，许多人采取了简单的直线或惯性思维方式，盲目地强调扩大开放和引进外资，不自觉地受到了西方全球化宣传的诱惑，逐渐淡化了对丧失发展民族经济自主权的警惕。如果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始终如一地坚持基本路线中的自力更生原则，今日又怎么会有在险峻的经济形势下突如其来地重提“以扩大内需为主”之说？倘若我们对国家的长远利益缺乏认真思考，未经充分的实践检验或改革试点，而依据主观意志或西方的规范经济理论行事，就可能给经济安全和国家主权造成重大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说，东南亚金融危机来得正是时候，可以促使我们对国家的长远发展战略做更冷静的分析。
       经济改革中潜伏着巨大的风险，稍微疏忽大意或盲从西方的规范理论，都可能像俄罗斯那样导致社会灾难。我们必须正视的是，倘若缺乏充分的实践检验，无论再严密的理论也不可靠，更何况，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是强国诱惑弱国敞开大门的战略武器。欧盟、日本在意识形态上是与美国互相认同的，但他们对国家利益的冲突头脑清醒，决无我国一些人头脑里那种浪漫的自由化想象。世界银行是一个西方国家控制的机构，但他们对全球化弊端也有冷静反思，决无我国一些人那种天真的全球化狂热。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八十年代我国改革开放中，无论是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改革扩大市场调节和企业自主权，还是开办经济特区和中外合资企业，都采取了先试点成功后再推广的谨慎办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件有关国家长远利益的大事，按照国际法高于国内法的历来原则，其意义恐怕至少不亚于修改宪法，其潜在的风险远远超过以前的任何一项具体的改革，不仅涉及所有经济领域和各类企业，而且事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一旦出现失误可能无法自己纠正。对于这样重大的改革开放举措，我们必须一方面积极进取，另一方面又须更为谨慎求实。把不好的情况想得比好的情况多一点，才是把事情办好的必要前提。相反，如果我们是一些光算收入不算支出的美梦家，倘若我们不事先做好充分准备，一旦入关后倒是很可能处处受制于人，入关变成不幸的“入套”。美国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订的规则，都是按资本主义强国的制度模式和利益需要设计的。一旦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美国就可以随时寻找借口对我国进行干涉和制裁，威胁我国接受不符合国情的所谓“国际规范”，像对待拉美、俄罗斯、东南亚等国家那样，剥夺其经济主权，强迫推行自杀性改革，以帮助跨国公司控制中国的工业和金融命脉。
       经过这些年的摸索，出口导向战略渐渐成为中国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出口在当今世界上不同国家发展战略的总体格局中分别有着不同的地位与归属。对于像美国这样的国际资本雄厚、国内市场广阔的超级大国来说，其推行的是自主发展的开放型的全球战略。即便同是推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还有自主型的出口导向战略和依附型的出口导向战略之分野。前者如日本等某些国内市场相对狭小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往往在世界市场的若干个别生产部门中，占有基于自主技术开发之上的垄断性优势，出口附加值较高的工业品，因而能带动国内其他部门以至整个经济的增长；其过去的生长过程亦离不开国家对当时还是新兴工业部门的相当长期的保护。至于拉美、东南亚、非洲，以及入关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主要采取了依附型的出口导向战略。即主要依靠外商投资，把出口优势建立在税收等优惠政策和提供廉价劳动力或自然资源的基础上，以出口附加值低的中低档产品为主，依靠廉价劳动力赚取微薄的加工费，为了扩大出口不惜出让国内市场和产业发展机会，成为外国的产品倾销地和加工车间，以丧失长期经济发展潜力为代价换得短期利益。一旦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消失，出口势必难以为继，因为外资企业随时都会迁移到劳动力更低廉的国家。那时，人民长期的辛勤劳动将只换得一片经济废墟，留下一堆贬值的货币和无法偿还的债务重负。这不仅是东南亚爆发金融风暴的根本原因，也是在西方主宰的不平等国际经济秩序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参加了世贸组织，沦为跨国公司控制的贸易分工体系中的经济附庸，成为“南北差距”扩大牺牲品的主要根源。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衷，是要建设一个自主发展的开放型经济。尽管在八十年代，沿海地区陆续转向出口导向，但从整个国家的经济来看，一方面内需旺盛，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另一方面出口不断增加，国际市场不断得到拓展，一时体现了自主型出口导向战略的发展趋势。但是以1992年以后的经济过热为标志，各地出现了盲目的开放区热和引进外资热，自主型出口导向战略逐渐受到依附型出口导向战略的诱惑和侵蚀。很多地方领导人不顾一切地引进外资，只图本地方的一时增长，很少考虑外资对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的冲击，这就形成了大规模与四小虎争夺廉价劳动力优势的局面。这一方面加剧了东南亚外贸形势的恶化，加剧了因发达国家转移低等产业而带来的失业压力，另一方面也使自己面临同样的风险：国内市场的中高档商品受到外资企业和进口商品的挤压，企业赢利率不断下降，内需萎靡不振，从而迫使我们进一步把全部赌注都押在廉价商品出口的迅速增长上，形成了对国际市场的严重依赖。1995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高达47%，对外依赖度远远超过美、日、德等主要发达国家。这不是一件好事，而且成了今日国内外企业不断预期人民币贬值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发展已受到依附型出口战略的影响，开始体会到有点身不由己的味道了。
       这就把我们逼入了一个严峻选择，或者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回到基本路线中的自力更生原则上来，重新采取自主发展的开放型经济战略，依靠振兴民族工业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国内市场需求消化生产过剩，加速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来扩大出口；或者让人民币贬值，不由自主地加入到竞相贬值的依附型出口导向国家的行列中，为了增强向西方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被迫放弃和出让更多的贸易利益。但是，无论从稳定大局，还是从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出发，人民币贬值都是十分危险的。在全球金融隐患重重的情况下，它还有可能加深全球金融动荡，引发新一轮货币贬值连锁反应，并反过来促使人民币进一步贬值。
       应该说，中国只能选择自主发展的开放型战略，必须以培育和扩大“内需”为立足点，这既是由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也是缩小贫富差别、城乡差别、东西部差别的共同富裕的国策题中之义。只有采取这一战略，诸多矛盾才可以逐步解决，如国有企业的解困，内部市场的繁荣，工人的就业，产业升级换代，强大的国防力量的建设，而最终则是一个强大的民族经济体系的出现。统一的中央政府、大国优势、较高的技术和经济起点以及历史经验的积淀，这大概就是人们通常念叨的实施这一战略的可能性所在吧。不妨设想，它可以具体化为“三道防线，一面出击”。第一道防线是采取某些必要的贸易保护措施，利用必要的关税或非关税壁垒的手段，相当时间内明确限制某些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量和领域；第二道防线是周密地策划国内工业的协调发展，加强对重要产业的政策扶植和倾斜，利用后发优势缩短甚至跳过某些产业升级阶段，防止重要产业被外资直接占领或通过市场竞争挤垮；第三道防线是加强自主型技术开发和创新的力度，建设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一面出击，则是在站稳国内市场的前提下，以内养外，进占国际市场。当然，实现这些目标都不意味着回到闭关自守的发展模式，不意味着逃避国际竞争，恰恰相反，这是为更好地把握国际竞争变局所做的必要准备。
       在这里还得说一说外国直接投资的问题。笔者以为，在打击民族工业方面，不受限制的外国直接投资比进口更具有威胁性，其中又以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最为致命。如果说，进口的威胁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调节控制，跨国公司无限制投资的威胁则更难以对付。倘若任其随心所欲地占领有限的国内市场，就成了打入我国市场内部的特洛伊木马。它们既具有雄厚资本、先进技术和品牌的优势，又享有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更享受了中国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还可以利用转移价格最大限度地将利润转移到母公司。与这样的对手相比，即使是中国的大中型企业也显得势单力薄，难有获胜的希望。二战后日本、韩国工业高速增长时期，都曾严格限制西方跨国公司的进入，否则其工业企业会被轻而易举地打垮和吞并，根本不会有今天的业绩。1949年以前，外国公司开设的企业曾遍布中国大地，广泛投资于航运、贸易、采矿、轻工、电力等行业，严重遏制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如果不认清楚跨国公司的威胁，错把跨国公司当成亲善使者来欢迎，以为跨国公司真的是来帮助中国发展，那么很可能中国的前景就是巴西式、俄罗斯式、印尼式困境的混合，而中国老百姓在过了一段短暂的好日子之后，又会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下重新勒紧裤腰带。
       最后，我们要说的是，目前的大势是中国肯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入关，套用一句流行的话：中国需要WTO（世贸组织），WTO也需要中国。这样的说法当然不无道理。第一，作为一个大国，中国长期游离于世贸组织，与其正在发挥和将要发挥的重要作用不相称，不利于中国汲收其它国家的经济、文化之所长；第二，中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经济的改革与发展需要国际市场的激励与牵引，世贸组织尽管有很多不公正和不合理之处，但它毕竟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参与的经济游戏，其规则合理性的一面可以使我们受益，而且还能成为我们从事内部市场建设时的一种导向，可以促使这种改革义无返顾地前行而不至于因为种种干扰而倒退和夭折；第三，这正是许多人所说的，长痛不如短痛，与其现在不死不活，不如冲出去杀一条血路，毕竟WTO是一把双刃剑，况且美国的态度向无恒性，趁现在它迫于形势让步之机正好出牌，否则将无期限被拖延下去。也许这是一个契机，可以逼使我们的国内企业面向全球发愤图强？
       前人曰：置于死地可以后生。
       前人曰：知其所短才能用其所长。
       邵人，学者，现居北京。有若干文章发表。
       黄原，编辑，现居海口。有若干文章发表。